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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孟悦:生态危机与“人类纪”的文化解读(上)——影像、诗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

2017-07-22 孟悦 文艺批评 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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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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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以来,工业化、后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进程在全球生态体系中制造了一系列对生命具有杀伤性的物质,潜含于化肥、农药、塑料、各种重金属并进入到土壤、水源及空气。这不仅改变了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甚至影响了地球生态系统乃至加重了那些超国界、超地域的生态危机。地球地理学家们认为,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物质已经成为全新纪(Holocene)以后的一种新的地质力量,即一种加诸地球已有物质构成之上的、像地质层那样不可逆的存在物,他们称之为“人类纪”(Anthropocene)。


    近两年来,“人类纪”的概念在人文批评家和历史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资本纪”(Age of capital)应该比“人类纪”(Age of men)更确切地描述人类目前的处境。他们担心“人类纪”这个概念在突出人与自然的区别的同时,却压抑了人类物种内部的非正义的历史等重要的问题。但本文作者孟悦认为,“人类纪”作为一种反观人类和地球生存状况的方式,除了揭示了像“资本纪”或“帝国”等概念未能触及的问题,并包含从新角度表述人类社会内在不公正的可能性。人类纪比资本、殖民主义等概念更清晰、更精确地预设了现有全球经济和生活方式必将导致的毁灭,它的意味不仅是人类文明和生态圈的终结(doomsday),而且包含对生命必死性或生命极限(finitude)概念的哲学反思。在生命弥留之际的微光下,现代以来人类向末日的反讽性进程可以被当作一个铭文般的断面(strata of inscription)来阅读和披露。因此,人类纪的想象所预设的自然考古学的方法也为历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和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打开了新的可能性,或对所发生的历史作出更确切地解释和分析;或于发现历史因果之外的可能性,洞察曾经错失的相反选择,看到那些对资本的历史可能有过的拒绝及其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作者关心的是如何把“人类纪”所开拓的视野和自然地质考古的方法引入对当代文化的解读,特别是对影像、诗歌、文学的解读,并从这个角度反观此前后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经济如何生产了“人”与“人类纪的物”之间的文化关系。所以本文试图延伸一些影像、诗歌、文本对“人类纪的物”及其承受者的展现,从而去探索“人类纪”提出的问题。

 

本篇文章分为上下两篇推送,上半篇首先讨论了塑料污染背后不可见的慢暴力,并通过摄影师乔丹(Chris Jordan)对中途岛上鸟类残骸的拍摄,展现塑料作为“人类纪的物”的内涵所在,特别强调以承受者和承受过程的解读作为分析这种慢暴力的入手点。第二部分继续分析摄影者乔丹的作品,结合中国当代涉及“人类纪的物”的诗歌写作以及关于王久良《塑料王国》的讨论,进一步讨论资本和后工业物质生产之慢暴力的承受者和承受过程。下半篇即文章的第三部分描述并分析当代部分摄影和诗歌中呈现的“自然地质考古式”的特点,展现摄影和诗歌形式中“人类纪”特色的形成及其未来想象。




生态危机与“人类纪”的文化解读(上) 

——影像、诗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


 

孟悦


对大多数人类成员而言,生态危机是个近在眼前却又远在天边的话题。人人都已经对之耳熟能详,又似乎尚未与之劈面相逢。1990年代末,美国大洋赛艇家和海洋科学家查理斯·莫尔(Capitan Charles Moore)的一个发现却开始打破这个似是而非的关系。那年他从夏威夷驾船返回他所在的加利福尼亚,途中惊愕地发现北太平洋已成了一片“令人作呕的污水池”,各种废塑料在大洋涡型海流的作用下,汇集为一片“垃圾浓汤”。联合国政府间海洋科学委员会(IOC)随后确认,这片塑料涡流的面积至少有两个德克萨斯州那样大。之所以被称为“浓汤”,是因为各种废塑料已经在阳光作用下分解成浮游生物般大小的碎片,随浪漂浮。很快各地科学家们就发现,全球各大洋中普遍存在着同样的污染,这样的巨型“塑料涡流”不是1个而是5个,分布在北太平洋即加州西岸和亚洲东岸、南太平洋、南大西洋、北大西洋和印度洋。据统计,每年人类所生产和使用的塑料制品达2亿8千万吨,其中仅仅进入到海洋系统里的废塑料就达800万吨,包含约计5.25万亿片碎塑料。在这些污染的海域,一份海水中包含的碎塑料是浮游生物的6倍之多。海洋生态危机远在文明边界,而其缘起却是“近在眼前”的塑料制品。


查理斯·莫尔


现代以来,工业化、后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的进程在全球生态体系中制造了一系列对生命具有杀伤性的物质,潜含于化肥、农药、塑料、各种重金属并进入到土壤、水源及空气。化肥和农药对生态与生命的伤害已久为人知,接着相继提上日程的有废铜铁、其他重金属、塑料、石灰等建筑垃圾以及从甲烷等温室气体到充满PM2.5的雾霾。这些物质在不断生产和消费中遍布了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不仅改变了我们所处的物质世界,甚至影响了地球生态系统乃至加重了那些超国界、超地域的生态危机。地球地理学家们认为,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物质已经成为全新纪(Holocene)以后的一种新的地质力量,即一种加诸地球已有物质构成之上的、像地质层那样不可逆的存在物,他们称之为“人类纪”(Anthropocene)。诺贝尔奖得主、大气化学家保尔·克鲁岑(Paul Crutzen)把发明蒸汽机的那一年看作“人类纪”的滥觞。斯特帆(Will Steffen)和格林沃德(Jacques Grinevald)在克鲁岑和詹姆斯·麦克尼尔(James McNeill)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人类纪”在20世纪中叶以来的加剧化(Great Acceleration),并称之为“人类纪”的第二阶段。2007年,斯特帆、克鲁岑和麦克尼尔的共同研究指出,1950年以来,地球的二氧化碳量的增长是以往时代总和的四分之三,而过去30年达到了过去总和的一半,标志人类纪进入了激化阶段。澳大利亚环境史家利比·罗宾(Libby Robin)概括说,“我们最近进入了一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纪。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人类改变了地球的生物物理系统,不仅是二氧化碳,而且包括氮的循环,大气层和整个地球的气候体系”。莫尔船长在一次TED讲演中说,“人类创造了自然无法消化的物”。在大洋中形成了巨大涡旋的塑料可以说就是“人类纪”所特有的、不可生物降解的诸多物体之一。

 

《生命网络中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近两年来,“人类纪”的概念在人文批评家和历史学界引发了热烈讨论。不少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纪的说法由于强调了人类物种的一体性,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一个从笛卡尔开始就主导着欧洲现代性的二项对立,即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对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家杰森·摩尔(Jason Moore)在新作《生命网络中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中指出,“人类纪”的论述是以生物圈内出现一系列变化为基础来界定既往时代的,这种事后的推断把历史发展的动力简约为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增长等笼统概念中的“黑箱”,从而带来了几种误导。比如,把作为物种的人类当成同一个罪魁祸首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普遍主义看法,它抹煞了人类之内的等级和冲突以及更为具体的行为者如资本与帝国等。同时,这还可能引来另一种历史简约主义,即把技术或人口的增长解释为历史变化的动力。他论述说,一如煤只有在经由资本变作燃料之后才成为历史事实那样,如果没有资本的运作,仅据生物圈的数据本身无法解释历史。他在书中强调,资本并不是外在于生态系统的经济推动力,而是一种组构自然的方式(way of organizing nature)乃至一套生态体制(ecological regime)。四百年来,资本的逻辑已经将全球的财富、资源和自然(包括人的自然)重新组织成为一种“世界生态系统”(world ecology)。资本主义之外的自然或生态并不存在,相反,自然和资本已经是互赖性的产品(coproduct)。在这个意义上,“资本纪”(Age of capital)应该比“人类纪”(Age of men)更确切地锁定全球暖化的根源所在。著名后殖民主义史学家查克拉巴第(Dipesh Chakrabarty)也对人类纪概念可能引发的普遍主义现象表示担忧。他指出,人类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明确了人类行为在改变全球生态现状方面的重要性,但同时,这个概念在突出人与自然的区别的同时,却压抑了其他或许同样重要的区别。比如印度和其他地区的许多本地文化在工业资本主义之前已经建立了与自然更为和谐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观,但是这种文化和生活方式被殖民主义暴力地取代了。他认为,人类纪的概念本身的逻辑无法涉及这些非正义的历史,因为它只有在无视存在于人类这个物种之内的非正义逻辑上才能成立。

 

上述对人类纪之历史模式的批评无疑有很多地方是切中要害的。但笔者认为,“人类纪”作为一种反观人类和地球生存状况的方式,却仍然揭示了像“资本纪”或“帝国”等概念未能触及的问题,并包含从新角度表述人类社会内在不公正的可能性。人类纪比资本、殖民主义等概念更清晰、更精确地预设了现有全球经济和生活方式必将导致的毁灭,它的意味不仅是人类文明和生态圈的终结(doomsday),而且包含对生命必死性或生命极限(finitude)概念的哲学反思。关于这一点,哲学研究和人文批评者加利·沃尔夫(Cary Wolf)和克莱尔·寇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在2013—2014年德国国际文化中心主办的“人类纪项目”(Anthropocene Project)所作的讲演中有出色阐述。根据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已有的理解来看,人类纪概念并不必然像摩尔认为的那样,是对启蒙主义以来西方认识论中人与自然和其他生物间的二项对立的重复,相反它指明了人类不同群体必须和其他生物一起面对的同一个生命极限。“人类纪”的概念正是在所有生命的这个共同极限、共同的必死性上建立的,这一共有的生命极限对启蒙以来出现在人与非人(自然)以及人与他人(如disability)之间想象的等级构成了彻底的颠覆力量。“人类纪”的概念建立在地球生态圈达到了这个共同生命极限后的时刻,它激活的是一个末日之后的、既非人类又非自然的、地质考古式的观察点,并因此预设了今人无法预见的分析和描述。人类纪又常被喻为类似于弥留之际那样的毫无隐藏地、洞彻地反观一生的机会。在这个弥留之际的微光下,现代以来人类向末日的反讽性进程可以被当作一个铭文般的断面(strata of inscription)来阅读和披露。在寇布鲁克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弥留之际般的阅读和披露,救赎和自我救赎才成为可能。沃尔夫和寇布鲁克这种后人文主义的观点与摩尔和查克拉巴第等历史学家们形成了有意思的区别。如果历史学家将这个弥留之际作为反观历史的出发点,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对所发生的历史作出更确切地解释和分析。而相比之下,当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把这个终结和极限当作反思的出发点时,他们是为了理解极限本身,包括生命极限和资本的极限,而不是为了更精确地解释历史。史学家可能为了更好地解释和分析已经发生的历史因果而选用“资本纪”作为分析工具,但哲学和文学批评家大约更倾心于发现历史因果之外的可能性,洞察曾经错失的相反选择,看到那些对资本的历史可能有过的拒绝及其对于今天和未来的影响。

 

人类纪的想象所预设的自然考古学的方法也为历史学家与文学批评和哲学家之间的争论打开了新的可能性。人类纪不仅是一种哲学反思和历史分析框架,更是一种自然地质考古学的目光,有其独有的观察对象。未来地质考古的目光下的人类纪断面首先将会由人类现代生存的化石、遗留物和残骸的形式展现,因此包含着“人类纪化石”或“人类纪的物”这样一种概念。除了科学家已经描述到的大气中的碳、氮、温室气体,“人类纪”的地质断面中必然还有工业资本主义带给地球生态体系的各种无法生物降解的有害物,如塑料、化肥、在动植物及人类残骸内高度集中的重金属、核辐射物等。这些“人类纪的物”曾经建构了人类文明的骄傲,是人类生存的倚赖,但同时,它们的蔓延带来了地球生态圈和人类自身毁灭的必然性。它们的蔓延过程无疑像摩尔和查克拉巴第指出的那样,是资本、战争、殖民掠夺和国家操控的结果并充满暴力、不公和阴谋。但同时,这个过程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圈的施暴过程却依然是殖民体系和资本所避讳的事实,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依然是被殖民者和普通劳动者共同的无意识。“人类纪”概念第一次公布了人类各群体并不愿承认的事实,即如果不改变现有生存模式,生物圈的毁灭将逻辑地成为地球的前景。这个图景所突出的与其说是一个历时性的反讽,不如说是一个共时性的分裂:一方面,人类和其他物种不同,是可以利用地球资源来制造塑料、化肥和其他不可生物降解的杀伤物的唯一物种;而另一方面,所有人类成员又和其他物种一样,不可避免地是这些有害物的受害者和承受者。在人类纪自然考古的目光下,“人类纪的物”最突出地体现了人类各个物质自我之间的矛盾冲突。各个人类群体与这些不可生物降解的杀伤物之关系也就是有意无意间的施暴者和被施暴者的关系。而“人类纪”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各群体如何通过和杀伤物之间的多种关系认识自己在施暴者和被施暴者之间的多重分裂角色?人类各群体能否在沦为生态破坏者的时刻,记起或承认自己作为生态暴力承受者的事实,记起更脆弱的承受者群体;或反之,人类群体成员能否从自己作为环境灾难可能的牺牲者意识中联想到自己作为环境破坏者的所作所为?

 


作为人文学者,我感兴趣的是如何把“人类纪”所开拓的视野和自然地质考古的方法引入对当代文化的解读,特别是对影像、诗歌、文学的解读,并从这个角度反观此前后社会主义和后工业经济如何生产了“人”与“人类纪的物”之间的文化关系。从科学家们对人类纪的论述可以看到,20世纪新型工业即所谓的轻工业、石化工业和汽车工业的走红正好契合“人类纪”的“加剧期”,即1950年以后的大众消费时代;而中国近30年的发展则正好进入了“人类纪”的最近一个阶段,即近30余年的激化期。“人类纪”展现的那种深刻的内在分裂在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中往往表现为个人和群体在“社会经济的生存”与“生命的生存”之间的分裂与纠结:一方面生命的延续似乎必需依靠经济上的进取,而同时经济生活的好转却带来对生命的新威胁;一方面出于本能而恐惧污染、躲避污染源,但同时又因社会经济网络提供的差价、机会和无选择性等种种原因而同这些“杀伤物”之间维系着倚赖式或无奈式的纠缠;一方面有意无意地以现有的行为方式继续扩大着污染、延续着威胁,同时却以自己的身体和亲人及其他生命一起承受着这些杀伤物的伤害。我们与塑料、化肥、农药等这些“致命”物质间似是而非的亲密关系当然需要对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分工体系进行深入分析和寻求解决方案,但同时,它也是深具人文意味的问题。它不仅呼唤着道德层面的评判,而且展示着在心理和意识层面上发生的某种深刻的失落,生存与生命的脱节或行为与承受的脱节,以及因此造成的缺失,甚至是退化的意识状态。

 

我认为,在当代人文文化中,特别是影像、诗歌中,已经对发展主义和“人类纪的物”的承受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做了出色表达。本文试图延伸这些影像、诗歌、文本对“人类纪的物”及其承受者的展现,从而去探索“人类纪”提出的问题。在下面的文章中,我首先会讨论塑料污染背后不可见的慢暴力,并通过摄影师乔丹(Chris Jordan)对中途岛上鸟类残骸的拍摄,展现塑料作为“人类纪的物”的内涵所在,特别强调以承受者和承受过程的解读作为分析这种慢暴力的入手点。第二部分继续分析摄影者乔顿的作品,结合中国当代涉及“人类纪的物”的诗歌写作以及关于王久良《塑料王国》的讨论,进一步讨论资本和后工业物质生产之慢暴力的承受者和承受过程。第三部分描述并分析当代部分摄影和诗歌中呈现的“自然地质考古式”的特点,展现摄影和诗歌形式中“人类纪”特色的形成及其未来想象。


不可见的伤害


莫尔船长的发现与我们在媒体上常见的环境和生态危机报道有两个最大的不同,被发现的不是生态灾难多么触目惊心,而是生态灾难的不可见性,不是治理地球生态的急迫需要,而且是“治理”二字的轻如鸿毛。“不可见性”当然首先是指物理层面的看不见。这“两个德克萨斯州”大的塑料涡流不像人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某种漂浮在海面的塑料岛屿。这些碎塑料是深藏在海流之内的,表面望去,太平洋可以仍然是一如既往的碧蓝。然而有关科学家发现,在这一片碧蓝之中,碎成了微粒的废塑料携带着不少已知的毒物,如多氯联苯、DDT以及各种有致癌作用的多环芳烃等,从而污染着海水。科学家们还发现,北太平洋上的中途岛由于处在海流中心,那里生活的信天翁体内含有大量的氯代二苯并二英(PCDDs)、多氯二苯并呋喃(PCDFs)和聚多氯联苯等毒素。这些沾满毒素的塑料微粒可以小到分子层面,进入浮游生物的体内,然后进入其他生物和整个生物链。而更大一点的塑料碎片因为酷似浮游生物而塞满了海鸟和鱼类的消化系统,既无法消化又无法排出,导致它们缓慢而痛苦的死亡。到目前为止,至少有700种海洋生物体内含有误食的塑料漂浮物。这些看不见的大范围塑料污染使“治理”二字轻浮得如同虚构。且不说“治理”否认了生态修复的最好方式即停止生产、停止伤害,即使在就事论事的意义上,人类已知的所有“治理”方式都无法逆转已经造成的海洋生态危机和生物种类的陨灭。每捞一网碎塑料,就意味着同时打捞一批侥幸尚存的浮游生物和其他鱼类,进一步破坏已经濒临崩溃的海洋生态系统。

 

摄影师克里斯·乔丹(Chris Jordan)拍摄了这张信天翁的照片。中途岛的信天翁体内含有大量未消化的废弃污染物,体内沾满毒素的塑料颗粒可以小到分子层面,进入浮游生物的体内,然后进入其他生物和整个生物链。


生态危机的不可见性不仅意味着物理意义上的看不见,同时更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视而不见和有意遮掩。罗布·尼克森(Rob Nixon)在《慢暴力:穷人的环境主义》(Slow Violence: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一书中指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统御下,生态危机往往被表现为惊心动魄的“灾难片景象”和奇观式的突发事件,而实际上,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生态暴力是一种慢暴力。慢暴力,因为它在伤害的同时转移和延宕对伤害结果的展现。它是那种把伤害的结果在空间上移置到他处的暴力,比如移置到更无助更贫穷的地区;它也是那种可以在时间上推迟结果的到来的暴力,它引起的死亡是缓慢的,它的伤害是积累渐进持续的,它引起毁灭性的质变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才会出现。尼克森分析了1984年导致印度博帕尔市数万人死亡伤残的美国联合碳化物下属公司的氰化物泄漏事件,尼格尔和中东地区的石油开采,肯尼亚的森林破坏,印度和美国构筑的大型水坝,以及美国对阿富汗连续不断的轰炸。这些例证既体现了慢暴力的行使地点的空间移置,即选择在想象共同体之外的“偏远”地点行使暴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主义的遗产,又展示了暴力的结果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及其对毁灭性生态后果的延宕(postpone)。为了滞后暴力的后果和移置暴力发生的地点,新自由主义文化政治策略还将来自边缘的反抗声音“非重点化”,锁闭压制在公共注意力之外,或将更贫穷、更无助的人类和生态成员“非想像共同体化”(unimagined community),即从影像、语言和媒体中排除,从而摈弃在“想像的共同体”之外。这些文化策略切断了慢暴力可能引发的公众政治思考和情感反应,从而遏制了行动的可能性。尼克森指出,“穷人的环境主义”的首要任务之一是应对和拆解使慢暴力变得“看不见”的政治策略。只有在“看到”(或觉察到)暴力的存在时,人类的伦理感、情感和政治意识才会醒觉。从而不可见的暴力成为我们能否重新思考文化政治、生态危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之关系的一个关键。

 

《慢暴力:穷人的环境主义》

(Slow Violence: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当代理论对看不见的暴力和权力的分析提供了许多角度和可能性,但笔者着重的是从承受的角度出发,把被伤害者和承受伤害的过程提到影视和文学批评中心。我是在两个意义上使用承受和承受者的概念的。首先是权力和资本承受者。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是政治经济结构上看不见的暴力。福柯的生物政治理论分析的是那些看似中性良善的现代文明机构所掩盖的权力运作,比如医院、监狱乃至养老金制度对于人的身体的掌控。尼克森的慢暴力的概念突出的是暴力的延伸和变化,从而触及被静态的结构系统体制分析所疏漏的对象。这些分析无疑都已经包含了权力或资本的承受者,比如马克思笔下的劳动者,福柯笔下的被训练、被规范、被监视的身体,尼克森所说的后殖民主义意义上和全球政治体制下的“穷人”和被媒体忘记的更无助者。我无疑也是在这些更广义的权力和资本承受者的定义上讨论承受问题的。但受尼克森启发,我认为“慢暴力”的承受者还有一层更特殊的意味,即身心伤痛和疾患的承受者。他/她/它们必然是痛苦、伤害、磨难的承受者,或者说通过忍受磨难、痛苦、伤痛的方式来承受权力。缓慢渐进的暴力过程带来的不仅是牺牲者而且是受伤者,因此意味着缓慢到来的死亡,也意味着漫长的伤痛和忍受伤痛的过程。在这个更特殊的意义上,承受是慢暴力给生命体和生态系统所带来的痛苦或伤害,是这个痛苦的反复和积累,是生命被一点一滴的毒化和蚕食,是力量和希望的缓慢丧失,是未来的逐渐失去。因此,感受承受过程中的痛苦和失去,实际上是想象慢暴力的前提。这样的承受过程可以深埋内心,承受者和破坏者可以共存于同一个人。能够触及这种承受的不是社会和经济结构性的分析和对策,而是政治伦理、情感和对痛苦和伤害的认知。这里我所说的承受包含了所有承受伤害的生命——打工者、河流和山川,甚至包括中产阶级。

 

《生命政治的诞生》

福柯


摄影家克里斯·乔丹为我们想像慢暴力的承受者提供了最好的范例。一直以来,乔丹有意识地用视觉化的方式展示大众消费的无意识,从而把全球性的主题带入个人的日常生活。为了用镜头表现看不见的海洋生态危机,他曾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用5万只不同颜色的打火机——相当于莫尔船长从1英里海水中捞取的塑料碎片——摆成梵高的名画《星空》,再摄成影像。梵高的天空那富有特色的涡流于是变成了对大洋中塑料涡流的提示。但真正使他作品具有震撼力的却不是这些精心设计的摄影,而是中途岛上最常见的景观,即一只又一只刚出生几个月便已经死去的信天翁。在它们的尸体上,在最表层的皮毛风化消失后,裸露出来的是充满整个内脏的各种塑料垃圾,从塑料瓶盖、塑料片到打火机和牙刷柄。乔丹的摄影原原本本地从承受者的角度展现了原本看不见的“人类纪”景观:在这个离人类文明最远岛屿,塑料海流的到来以比癌症到来更为暴力的方式,宣告了整个岛屿的信天翁迟早会面临的命运。摄影者以死去的信天翁的残骸展示了什么是后工业时代的慢伤害,以及什么是对伤害的承受。



克里斯·乔丹(Chris Jordan)是一位活跃于美国西雅图、华盛顿的摄影艺术家。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恶搞」名画 。梵高的《星空》,要放大了看。



再放大一点


看出来了吗?「画」出这幅《星空》的

是打火机。


克里斯·乔丹搜集了50000个废弃打火机,把它们一个个涂上颜料,模仿梵高的「漩涡画法」排列组装——用50000个来创作这幅画,是因为每平方英里海面上漂浮着的塑料碎片数量,就大约是这个数字。


乔丹摄下的信天翁残骸透露了废塑料惊人的杀伤力,而这种慢性杀伤正是公共舆论在有关塑料污染议题上的政治无意识。目前仅有的几篇涉及太平洋塑料污染的中文报导之一——《塑料世:地质层中百万年的记忆》就是一个例子。这篇文章启用了类似“人类纪”的“塑料世”(Plasticene)概念,从末日后的视点把人类留在地球上的大量塑料描述为一个地质层,并引用了一系列科学团队的数据以及名人对污染现象的评论。不过这篇文章似乎更多突出的是“塑料世”的神奇,特别是末尾提到的细节富于生动的想像力,即黑色塑料唱片的沟槽可能在地质层里永久保留,乃至未来的发掘者可能从中听到人的声音。这里,“塑料世”所略去的是“人类纪”概念的基础,即塑料作为有毒和不可生物降解之物所导致的生物灭绝——包括海洋的毒化和生物的慢死以及这些与人类的关系。由于承受者的缺席,塑料垃圾的生态杀伤力从一篇以“塑料世”为题、报道海洋污染为主旨的文章里轻松消失了。当承受者们的痛苦和死亡被虚掉略去以后,“塑料污染”或“白色污染”就成了个仅仅关乎卫生的词汇,仅仅代表“量”的过剩而不代表“质”的伤害,不再表达真实,甚至掩盖了近在眼前的塑料生产对生态系统和那些更无助的生命的无形、缓慢但持续的施暴过程。因此,“看到承受者”,是描述和理解这个后工业时代的生态慢暴力的关键。

 

后工业时代慢暴力的“承受者”不仅是自然界的非人类成员,而首先包括人类成员,特别是更无助的人类成员。伴随着奇观社会的文化政治,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批量造就了“人类纪的物”的承受者,然后旁置了承受者们的真实状态。后工业时代的所谓“发展”意味着大量废料,包括废塑料、电子五金废料和石化原料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积聚和分布。当回收业和电子加工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时,生态和生命的代价也更为高昂。而发展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把“发展”看成是不可或缺、立即就要的,而把生态以及社会成员生命的健康看成是可以无限推迟乃至可有可无的。支撑这种后工业意义上的“发展优先说”从表面看是一种并无根据的假定,即绿色科技和回收产业有朝一日可以治理或缓解生态危机,而从内里看,其权力机制和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和权力运作机制大同小异,那就是将停止生态伤害的时刻无限延迟,将根除造成那些更无助生命的生死、苦痛、疾患之原因的时刻一再旁置。福柯在论述现代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时提出,如果说帝王时代的政治是通过杀戮来显现权力和权威,那么现代国家的权力运作则是通过以专门机构和专业知识来管理人口的生死,包括延续人的身体来进行的。这种生物政治的内在机制就是对人口真实的生命状况的一系列拒认、管理、延宕和旁置。以发展的名义来延宕和旁置生命和生态的真实状态的权力机制与此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发展主义的政绩体制本身遵循的就是这种延宕机制:生态体系中的自然资源被一再重新搭建为城市、桥梁道路等政绩展示,非工业、非城市的农业空间继续沦为巨大的垃圾回收场和填埋场,停止生态伤害的时刻被一再推迟和旁置,生态伤害和生态暴力的承受者被一再推到幕后。实际上,后工业时代的杀伤物对生态(生命)的暴力丝毫没有被推迟。这种暴力按照社会不公法则分配到各个群体和个体,被一点一滴地、日复一日地承受着,不论承受者本人是否意识到承受的痛苦。这种重复不断地承受,作为生命和生态的真实状态,是发展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机制共同的政治无意识。

 

发展主义的延宕机制与公共空间的奇观文化联手,使得呈现承受和承受者成为当代文化政治的盲点。承受和承受者在发展主义和生态慢暴力中的位置近乎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笔下的“贱民”(subaltern)在殖民和后殖民文化制度中的位置:他/她/它们是无声和无语的,甚至难以窥见、难以触及。以凤凰卫视主办的媒体和学者对王久良2015年的纪录片《塑料王国》的讨论为例。《塑料王国》追踪的是美国分类过的塑料垃圾漂洋过海,成为中国非法回收业“创造财富”之原料的过程。这个故事相当有代表性: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塑料工业以年增长22%—23%的速度发展,中国成了全球最大的废塑料进口国,尽管中国塑料回收率至今仍仅达20%,近80%的废塑料是在极其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被填埋在地下或河流的。这其中,后工业资本的全球逻辑相当明显,即劳动力相对廉价的地域是全球垃圾回收业的盈利的来源。学者田松说的清楚,“没有垃圾处理只有垃圾转移,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从我们看得见的地方转移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从有话语权的人生活的地方转移到没有话语权的人生活的地方”。“没有话语权的人”指的就是在我们想象的共同体中缺失了的那些更无助的社会成员。然而,对全球资本和权利结构的分析只展示了故事的一半。塑料故事更隐蔽、更暴力的一半隐含在承受者的生命和生态经历里,在回收工人的生命和健康以及生态——土壤、河流、动物、植物——所遭到的伤害中。《塑料王国》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结构传送带上的“洋垃圾”,同时还有留在回收工人们身体上的伤痕、病患、疼痛和不适、充斥在他们生活空间里的肮脏和毒物、河流和土壤的死亡、他们在垃圾堆上长大的孩子、他们的恐惧以及对未来的忧虑。这些伤痛和忧虑正是慢伤害在承受者身心深处的印记,是承受的结果和还在承受的标记。而令包括凤凰卫视主持人和许多网上评论者所不解的正是这个承受。“由于全球资本”“为了钱”——这些广为公众接受的解释是否真能触及这一切承受的内涵呢?

 

这里,我们遭逢的实际上是“承受的无语”。它包含两层意味:其一,像在“塑料世”的文章里看到的,对于承受者,公共空间里很少有表述,没有文本,想象缺失。后工业时代之物——不论是塑料,还是废金属、废气所具有的毒性——往往因为不会立刻致死就成为生态和生命必须承受的理由,或者反过来,承受在得到认识和重视之前就被交换给钱、数据、结构性分析和解决措施。其二,这些承受本身没有一定的范畴和结构、没有语言,甚至没有事实。承受所包含的痛苦、不适、伤害本身是因人而异、因年龄、性别以及各种先天和后天因素而异的。承受不仅是对象和现象,而首先是感受和经历,因而拒绝量化,难以言说。社会生活和思维方式的数据化、技术化愈发压抑了人们识别和表述这种渐进的伤害的能力。即使是对慢暴力进行的分析和批评,仅仅以结构和数据为方法,往往也无法深入触及承受的内容。在这两个意义上,斯皮瓦克曾经提出的著名问题“贱民能说话吗”?同样可以用来思考“承受(者)有语言、能表述吗”?这个问题被尼克森以不同的方式再度提出:如何“看到”慢暴力?如何在“看到”的同时不落入“奇观”社会的文化政治陷阱?“如何对存在于我们感知之外的人和生态圈怀有道德关怀”?斯皮瓦克没有在贱民“能说话与否”的语言层面给出肯定回答(并因此招致批评),而是把问题聚焦在如何阅读和展示贱民们用行为和身体所表达的内容上。在“承受有没有语言”的问题上,情况十分类似。承受的痛苦是“发展主义”和环境“治理”的话语所一直压制和无视的,而被压抑的不仅是它们的语言,还包括它们的阅读方式及看到它们的方式。因此,正如对“贱民”的行为和身体的阅读是后殖民主义解析暴力的方法,对“人类纪”的承受和承受者的阅读也是后社会主义、后工业的时代之人文批评的责任。


斯皮瓦克


承受(者)能否说话

“人类纪”所特有的生存的分裂和“承受的失语”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全球化、后社会主义时代以来,“活着”在公众领域失去了经济表达以外的人文的声音,作为活着一部分的“承受”更是如此。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文化政治特点——也是慢暴力的特点——正是把个人和公众领域的思考、想象、感情等人文内容完全非政治化、非价值化、非社会化,而这是造成生态危机无法根治的重要原因。关注底层的公共话语也往往囿于经济学家的框架,认为从“解决问题”入手,关注“切实”的社会现实,像如何平等地分配利益和损失、如何适应恶化的生态、安置环境难民、补偿失地农民等,就足以摆平危机。这些从物质、数据入手的考量当然重要,然而却不是“活着”的全部。人类与生态及生命层面的自我和他者能否建立深刻的情感关注、能否从人与生态息息相关的角度去阅读和想象我们是谁、什么是“活着”和“活着”的意义,能否找到语言影像和内在力量去超越出现在社会经济生存与生命之间的分裂——这些看上去属于虚无飘渺的人文文化内容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不可或缺。原因很简单,不去关注和表达对生态和生命的情感关联、不去定义我们内心、不去寻求内心的情感和道德能量去改变自己,实际上意味着把人对生态造成的危害、个人所应负也能够负起的责任以及感受和思考生态危机的权利,全然留给政治决策人、社会机构以及包括各大公司在内的经济部门去处理。连自己的感情、感动、思考、想象和自我定义都不得不放弃的个人(不仅包括城市中产阶级,而首先是农民以及同“自然”直接打交道的劳动者)只能更快地沦为慢暴力的被动承受者,更顺从地成为全球经济体制的齿轮和螺丝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危机同时是甚至首先是人的危机,人类意识的危机。

 

《塑料王国》那些回收工人近乎自杀式的选择实际上呼唤着从承受者角度的重新阅读。从表面上看,农民冒死来做回收是“为了钱”,是全球资本的结构性的必然,但这是个既可批判又可“正常化”的解释。当摄影者问一对整日曝露在毒气中的兄弟为什么要做这一行时,他们的回答却包含了“钱”之外的近乎某种“生存还是死灭”那种自我设问式的选择:“为了孩子,为了父母”,“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是死了也得干了”。和那位说塑料回收“创造了财富”的农民不同,两兄弟是以“承受者”的身份和言语解释他们的选择的。这其中提到的“死”具有两重意义。一种是直接呈现在镜头中的,是毫无保护措施的非法回收业给两兄弟健康和生命带来的可见的威胁。这里,钱所交换的不仅是劳动,而且是劳动者生而为人最宝贵的健康和生命。另一种则无法呈现在镜头中,那就是作为农民在象征意义上或职业意义上的“死”。对于这两个农民的儿子,不做回收也许不会立刻饿死,但意味着作为农民的“没有办法”——不仅是没有钱,也意味着没有未来、没有出路。从这“没有未来”意义上的农民之“死”中,不难读到他们长期以来所遭受的深刻的社会和精神上的慢伤害。这种“没有办法”状态的起点至少可以回溯到1990年代,农民在刚刚归还的土地上建立的梦想迅速被中国进入WTO后的新经济取向宣判死刑的时刻。“后工业”技术(化肥、杀虫剂、基因改造、大农场)所生产的进口农产品比农民自己的产品价格低廉,进入WTO的条件成了对农民生路和梦想的放弃和背叛。接下来进行的一系列的非农化过程,包括农业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自然资源的政绩化和资本化,劳动力技术化,无一不是对“农”的未来的否定。农民当然不一定非得继续当农民或愿意当农民,但那和当农民“没有未来”完全不同。这是大批农业人口一直不得不面对的一种更无形、更持久、更绝对的承受。兄弟俩没有别的办法,到了“死了也得干”的地步,表达的首先是对不少农业成员而言,为了活着,他们在有生之年先得变成没有未来的躯壳和承受毒素的残骸,而且别无选择。

 

人类学家格林戴维·斯通(Green Davis Stone)在农民这种“没有办法”、没有未来的状况背后,看到的是他们被全球农业技术巨头“去技能化”(deskilling)的真实。工业化的全球农业资本集团用专利等手段剥夺农民们经验性智慧的技术和知识价值(包括他们对保持地力和植物性能的种种经验),从而把他们边缘化乃至逼上绝路。印度有机农业领袖西瓦(Vandana Shiva)也指出,以化肥农药基因改造和大机械运作为基础的工业型农业之所以可以摧毁各个地方的本土农业,是因为它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了大资本支撑的技术寡头垄断。它带来的不仅是资本的至高无上,同时也是对非工业农业的文化和政治价值的封杀。西瓦把工业化农业称作“杀伤性经济”(killing economy),这种经济用单一作物、单一的种子和单一的垄断技术杀害地球生态的丰富多样性,也杀害更符合地球生态多样性的、非工业而同时又是现代的小农技术(比如有机农业技术、社区性小农场等)。这种杀伤过程包含着对非工业本土农民的志向和能力的剥夺。引用150年前一位英国有机农业的号召者诺尔斯邦(Lord Northbourne)的话,化肥的使用摧毁的是“农人的志向”(vocation)。这个志向包含农民的社会和文化价值,他们长养作物、丰饶土地的心、智慧、毅力及其社会认可和经济回报。(后)工业化、技术化的农业必然造就大量剩余农民和水土破坏,加之城市扩张对土地的吞没,大量农村人口在被“去技术化”“去土地化”“去志向化”后被排除出公共空间,引入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在公共话语沦为“素质低下”者的代表。实际上,农业人口不仅经历了贫穷,更承受了一系列的失去:失去市场,失去土地,失去对他们技能和知识的认可,失去定义自我的机会,失去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对未来的想像。这全球性的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对农民的损害在过去几十年达到了顶峰。20万印度农民被逼上自杀的死路,而以两兄弟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同样经历了自己生命价值的贬低——直接表现为他们对健康和生命价值的放弃。从社会经济层面看,《塑料王国》所讲的塑料回收故事是回收工人“为钱疯狂”,而在承受的层面上,“疯狂”不过是创伤的症候。这兄弟俩自杀式的选择表明的是在后社会主义、后工业文明的“人类纪”,作为农民承受者们的生命失语以及公共意识和未来感的消失。

 

中国有机农业


实际上,生命的失语、公共意识和未来感的消失不仅发生在这两兄弟身上,也不仅是农民或回收工人的特有,而是后工业时代普遍存在的。偶然翻到侯马《飞越黄昏的塑料袋》这首诗,虽然我对于诗歌素无研究,但却感到诗中某些段落从另一个角度点出了这个中国塑料故事背后更广义的内心的贬值:


如此轻易地

塑料袋实现了人类最初的梦想

它在天上飞

远处掠过南归的雁

 

塑料袋与白云齐飞

秋水共风沙天一色

 

看哪,在那无遮拦的天空中

挂满了塑料袋干瘪的倒影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挂在荆棘丛上的塑料袋

倒在光荣的荆棘路上的英雄

它被风尘玷污得面目不清

但即使到下个世纪也不会腐烂



诗人的本意我不敢代言,仅仅从语言的引申义读来,这首诗写出的是当代中国人作为历史承受者的内心风景。开篇的几句短暂而清晰地触及到塑料袋如何嘲弄着被人忘却的内心起点,即“人类最初的梦想”,那种久远的超越自身物理限定的梦想。很快,我们面对着由两重戏仿所展开的记忆景观和历史场景:“塑料袋与白云齐飞,秋水共风沙天一色”戏仿的是王勃的《滕王阁序》,“前现代”为人熟知的诗文经典,而“在那无遮拦的天空中,挂满了塑料袋干瘪的倒影,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等四行戏仿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先锋诗作、北岛《我不相信》中的名句。塑料袋诡异地从这些诗歌场景中飞过,它“干瘪”、空洞虚假却不可生物降解的物性,默不作声地挑战着“江山”“江湖”和“山水”背后那一切生于土、归于土的万物观、道法自然的宇宙观和天命思想,离间着北岛一代先锋诗人的历史反思以及对人的信念。

 

这个诡异的内心风景以和回收两兄弟不同的方式,暗示了人的社会经济生存和生命体验本身之间出现的同一个对立。作为后工业时代的物,塑料袋关联着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消费和回收。这种行为以机械的周而复始,取代了对生命的成长、丰富、深化以及衰老的诗意体认。塑料袋的周而复始是无生命、去生命的,因而是反诗歌的。而它在诗歌中的在场,拒绝和推延着人们从道德和情感深处与以往熟知的诗句所表达的感动、世界观、梦想和信念再度链接的机会。这正是《飞越黄昏的塑料袋》表达的时代意义:塑料袋这种后工业时代的不可生物降解之物切断了人和自己的历史、经验、情感、信念之间可能的深刻联系,这里的“人”既包括城市白领又包括失地农民。一再失去这些“深度链接”机会的人们逐渐失去重新定义自我的条件,失去了悟自己丰富的内心经验的机遇,进一步成为消费和回收的机器。在后工业时代超越时间、长于生命的物面前,可能失去的还有什么——“五千年的象形文字”?以“闪闪的星斗”及黄昏与归雁为基础架构的自我意识?

 

诗人郑小琼以另一种方式,从承受者的角度,展示了慢伤害所即将引发的危机。在她笔下,打工者对“贫穷”和“失去”的承受与城市对致命之物的承受是互为映照的。郑小琼对后工业时代城市文明的最有力的写照之一就是逃无可逃的各种化学物质和重金属在生活和身体中的集聚。在《人行天桥》的这段文字中,十几种重金属和化学毒素,从铅、镉、硫、锶—90、钚、锡、砷、汞、硒到塑料泡沫的毒物和钢筋水泥的辐射,通过植物、食品、药物、空气和水进入城市生活者的身体。


诗人郑小琼



噢你开始倾听植物的交谈,它们绿色的语言重金属的垃圾,一棵棕榈医生对病态对花草说着铅与镉的毒素,变异的黄说着硫与锶-90的杰作。玻璃的光源致使交通意外136次死亡138人,用钚代替钙生产的口服液,柔软的银白色的锡在空中浮荡,它们冲进你的肺叶与血管,砷在吞食着你们的性欲,汞杀死了河中的水藻与鱼类,硒使河道发出腥臭,浮在水面的塑料泡沫连同钢筋水泥110分贝生活环境扼杀了你所有的想像力。剩下是一位香港明星在半空中贩卖着化妆品与速冻食品,据统计每年新出生的婴儿中有100000个左右是缺陷儿。


这里,郑小琼有关后工业都市文明的写作近乎于学者斯黛西·阿莱莫(Stacy Alaimo)在欧美当代文学中看到的“物质回忆录”(material memoir)式的写作,这种文体的出现是因为,在不再具备健康安全感的社会中,普通公民不得不自己去摸索几近专业的科学知识并经历认识论上的转变,以谋求在毒物丛生的物质世界中生存下去的方式。阿莱莫在阅读中提出了“物质自我”的概念,指出没有任何一种自我意识能够在分子的层面隔绝于后工业时代的物而构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郑小琼表现出当代自我——“你”——如何和含毒的植物、水藻与鱼类、肺叶和血管、被吞食的性欲和缺陷的婴儿一样,由于承受了我们这个文明特殊的物而成为这个时代的生态标记,成为资本和工业的产品。《人行天桥》似乎以语词和文本的方式回应着《塑料王国》用影像记录下的内容,它们清晰地展示出,作为承受者,回收工人、打工者、“你”与生态危机劈面相逢的地点并不是在远在天边的中途岛,也不是以奇观的方式,而是在她/他们这延续不过百年的躯体之中、在他/你们每天都会感到的“针刺一样的”疼痛里、在每天都会吸入乃至“已经闻不到”的臭气和毒气中、在不再有活物的河流和不再能饮用的地下水、在每天都在视野中缩小的“子孙后代的地方”。回收工人、他/她的身体以及周围的生命网络就是地球共同的生态危机发生的场所。而他们的手上和脸上的伤痕、肿胀的关节、变色的皮肤、无名的病痛和被扼杀的想象力是后工业时代的被延宕、被移置的慢伤害的结果,他们承受着病痛的身体正是被伤害的更大生态体系的缩影——而这一切有害物质和生命体本身间的冲突,构成了他们的“自我”的结构和改变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塑料王国》和《人行天桥》已经不仅是对承受的展示,而且也是对承受的阅读,甚至是对承受之极限的阅读。他们展示了对伤害的承受,更展示了承受之不可言说的极限——显而易见,人们所承受的一直是生命不可承受的伤害,于是对于承受的表达实际上成为对不可承受的表达。因此,对生命不可承受的物的认识正是拒绝慢伤害的起点。像《塑料王国》从始至终展示的,回收工人非常清楚他们面对的恶劣条件及其对健康乃至生命的威胁,而他们最终达成的是对这些慢伤害的否定。有一段两个女工的对话很有启发性地揭示了她们对“承受”本身的反思,或者说承受的边界。


女工甲:叫我说,咱这里停了不干塑料,干别的。

女工乙:塑料都不能干,还能干什么,还不是光靠了塑料。

女工甲:哎呀,早前没有塑料也没饿死。

女工乙:没饿死,不是也没钱?开厂子的挣大钱,(咱)这些打工的挣个小钱。

女工甲:让我说这里的人都看见这个挣了钱了,好不好,是挣钱。但反过来说,子孙后代没有块好地方了。空气,空气不好,水,水不好。没有一点好。你想这有什么好?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钱好。

女工乙:有钱就行呗,有钱买什么不行。

女工甲:我跟你说,有钱买不来生命!



也许是出于女性身体对疼痛的敏感,也许出于身为母亲保护子孙后代的本能,女工甲虽也和两兄弟一样做过生死的抉择,但她最终从承受者的角度确认了生命,并以生态—分子的名义拒绝伤害、拒绝承受。“钱买不来生命”!——这里的“生命”不仅是对女工甲个人的生命,而是对一切生命,是生命本身和一切承受着伤害的生命体的命名。通过这个命名,女工甲强调了生命个体与生态系统的独一无二性和互相关联性。生命和生态体系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是生态的一部分,是空气、水、没有污染的地方的一部分。这里,对生命—生态的护卫和命名是她对“钱”进行反神秘化解析的第一步。对生命—生态的肯定使女工甲呼唤一个不再被“钱”全部垄断的未来,那不再是无出路、没办法的对“死”的认可,而是拒绝接受更多毒物的身体,是一个让非工业的农人和她们子孙的“好地方”都能够活下去的社会经济可能性。这种建立在生命和生态的价值上的未来经济可能性与西瓦所说的“生命经济”或“活的经济”(living economy)不谋而合。在西瓦所倡导和实践的“生命经济”中,生态的存活、作物的多样性以及农人的存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未来想象也否认着前文所说的社会经济生存和生命之间、施动和承受之间的分裂。而不能不说,这位女工与西瓦十分相近的未来想象也正是城市白领们乃至人类社会的健康和未来所在。


本文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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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悦:生态危机与“人类纪”的文化解读——影像、诗歌和生命不可承受之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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