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吴宝林：《胡风全集》误收的八篇文章及其他

点击上方文艺批评可以订阅哦

编者按

《胡风全集》第五卷中收录的八篇文章并非胡风的作品，其中七篇原刊登在《文学》月刊上，作者主要是郑振铎和茅盾，另一篇《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署名“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这些文章大多都在郑、茅的文集中有收录，有两篇文章甚至早在1934年就已收入到文集中出版过了。

1955年集中“批判”胡风的诸多文章中，也有“张冠李戴”之事。更有意思的是其把茅盾原文引用对手文字而立意要批判的东西“颠倒”成了“证据”而贴在胡风名下，取义不可不谓“缠绕”。这或许是在时间上较早“误认”该文作者的“研究”之作。

感谢作者吴宝林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胡风全集》

误收的八篇文章及其他

吴宝林

近来研读文献，《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五卷读到一半，对几篇文章产生了一点疑问，因其思维、句式、用语习惯，皆与平日阅读感觉中的胡风“文体”有些差异。于是做了一点考证，发现《胡风全集》第五卷中收录的八篇文章并非胡风的作品，其中七篇原刊登在《文学》月刊上，作者主要是郑振铎和茅盾，另一篇《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署名“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这些文章大多都在郑、茅的文集中有收录，有两篇文章甚至早在1934年就已收入到文集中出版过了。

《胡风全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为行文方便，先分析《文学》月刊上的七篇文章，它们分别是：郑振铎：《学者与文人》《论文字的繁简》，皆署名“谷”【1】；茅盾：《再谈文学遗产》《“文学遗产”与“洋八股”》《论模仿》《一律恕不再奉陪》《也不要“专读白话”》，皆署名“风”【2】。

上述文章都是刊载于傅东华、茅盾、郑振铎等主编的《文学》月刊“文学论坛”栏目（第一卷该栏目名称为“社谈”，因第一卷版权页署名为“上海文学社”）。【3】《文学》于1933年7月1日创刊于上海，是1930年代存活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也最权威的文学刊物。该刊物的源头还要追溯到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商务印书馆的被毁。灾后，因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压制《小说月报》不予复刊，而郑振铎彼时在燕京大学教书，于是利用上海休假期间与茅盾、胡愈之等人商议另办一个有全国影响的文学刊物。公开的编辑委员会有九人：茅盾、胡愈之、郁达夫、洪深、陈望道、叶圣陶、徐调孚、傅东华、郑振铎。鲁迅没有露名，但也在其中【4】。后因国民党设立书报审查制度，杂志不得以“文学社”名义出版，所以第二卷起对外挂名的主编是傅东华和郑振铎，“唯一的编务”则是黄源【5】，但后台主持刊物的还是茅盾，郑振铎则负责在平津地区组稿【6】。因为傅东华主要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国文教科书，实际的具体编辑工作，根据黄源的说法是“放手”让他一人包干。【7】

茅盾、胡愈之、郁达夫、陈望道、叶圣陶

其实从该刊“文学论坛”栏目的作者署名方式不难推测，“操刀之人”基本会是“自己人”。陈子善先生1982年与黄源通信，讨论“社谈”中署名“达”的文章作者是否为郁达夫，黄源回信即称：“此文注名为‘达’，又写得简短扼要，文体颇如《暴力⋯⋯》（按：即《暴力与倾向》），同时在《文学》论坛中写文者，都属编委之列，估计为达夫所作，我看是对的。但这类文章，一篇篇孤立的看，很难断言。”【8】这个栏目作者署名一般都是单字，如“水”、“远”、“芬”、“华”、“凖”等，作者除了鲁迅【9】、郁达夫、骥（按：疑是徐调孚）之外，其他都是编者傅东华、郑振铎、茅盾化名写的文章，一般同期该栏目的作者都是同一人。如第二卷第四号“创作专号”该栏目的五篇文章其实都出自茅盾一人之手【10】。而从第四卷（1935年）起，“文学论坛”的文章也常常是“几个编委分着写”【11】。据黄源回忆，设置“社谈”（“文学论坛”）的初衷即是“这一栏的文章决定都不署名”（第一卷的六期都未署名，此后则都是用一个单字替代，形同“无名”）。如鲁迅日记1933年7月7日曾记载：“为《文学》作社谈两篇。”这两篇文章分别是《辩“文人无行”》和《大家降一级试试看》【12】。本来该栏目“文章是不署名的”，为要借重鲁迅之名，才把《辩“文人无行”》改移在随笔散文栏用鲁迅名字发表。

郑振铎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栏目实际发挥着“编后记”与“互动”功能【13】，不过有的学者误以为这些化名单字的作者都是真实意义上的刊外读者，进而分析“读者反应”，其实是“中了计”。胡风晚年在注释鲁迅书信时说：“《文学》这种大刊物，是只愿登熟人和名人的作品的，缺稿时，万不得已才发表点无名的青年作者的稿子。”【14】由于傅东华闹出了所谓“休士”事件激怒了鲁迅，周文因小说被傅东华删改发表而预备抗议《文学》，以及《译文》停刊之类纠纷，鲁迅也对《文学》与生活书店很不满，很长时间不再供稿【15】，并“辞去了《文学》编委会委员之职”。虽经郑振铎和茅盾说服【16】，但依然在给胡风的私信中抱怨：“今天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得替状元【17】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18】

事实上，由于国内政局和战争局势的进展，以及各种人事关系的变动，《文学》自身的编辑思路也在调整中。在第六卷第六号上就登载了《傅东华启事》：“东华现已脱离本刊编务。以后关于接洽稿件之信函，均请投寄上开地址，幸勿用东华个人名义，以免遗误。”【19】因所谓删改周文小说引起的风波，周文对傅东华的责难，导致傅东华要坚决辞掉主编之责。据茅盾回忆，实际上第六卷最后两期，傅东华已撒手不管了【20】。因此，从第七卷开始，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21】，在茅盾和郑振铎的说服下，王统照最终接编了《文学》【22】，不过出至第九卷第四号（1937年11月10日）终因上海沦陷而停刊，共出五十八期。“在这‘多难’的国家中，希望借文艺的力量来作解放民族运动的利器，作追随时代潮流的风帆，作暗夜中寻求光明的火炬”（王统照语）【23】。而这一编辑思路的调整在第六卷第六号广告页登载的“本刊革新预告”上也可见出，该预告称，从七卷一号起，“关于编辑方法与材料的选取略有变更”，主要的方法就是取消之前的“文学论坛”栏目：

本刊以前每期内容有短评数则，藉以发表同人的主张与提议。但行之日久，不免成为惯例。从下卷起决定将此栏取消，同人等如有对文艺的主张与提议，归入杂文栏中，各署名字，以明“言责”。【24】

从“同人”的说法即可知此栏目以前皆是杂志几个编辑亲自操刀。此外，改版后还预备“增加译文”、调整“杂文”和“专号”篇幅等等。同时，从第七卷第一号起，设置“编后记”，完成了功能替换，也符合上文对“文学论坛”这一栏目的说明。

茅盾

这七篇文章中，郑振铎的《学者与文人》【25】《论文字的繁简》都收录在他自编的文集《短剑集》【26】中。在当期《文学》月刊上，还有吴文祺的同名文章《论文字的繁简》。吴是郑振铎欣赏的学生，因此文中才会说“吴文祺先生为我们写的那篇《论文字的繁简》也已把我们所要说的话都说了”【27】。《短剑集》出版后，毕树棠还写过书评，该书评未见收录各种文集，其中提到：“至于文字的繁简问题，现在自然应当提倡繁，却不得破坏简。时下买稿的都以字数作价，便是繁的流弊之始。夏丏尊先生最近有《文章的省略》一文（见本年二月《中学生》），说得很实在。”【28】至于茅盾的《再谈文学遗产》，内容上是紧接他之前的文章《我们有什么遗产？》（署名“芬”），《“文学遗产”与“洋八股”》《一律恕不再奉陪》则是继续“借题发挥”。据茅盾回忆，《文学》第三卷中关于“文学遗产问题”的六篇文章都是他写的，即《再谈文学遗产》《“文学遗产”与“洋八股”》《对于所谓“文言复兴运动”的估价》《所谓“历史问题”》《不算浪费》《一律恕不再奉陪》。【29】

郑振铎之所以用“谷”作笔名，出自他的拆字法与合成法，是将“谷远”的笔名拆成“谷”和“远”，或是将“谷”和“远”合成“谷远”。在《文学》二卷六号“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有他署名“谷远”的“得意之作”《净与丑》，其他则有署名“远”的《中国的文学遗产问题》《中国文学研究者向那里去》等文。

在茅盾这几篇署名“风”的文章中，《再谈文学遗产》曾收录进其自选集《话匣子》，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于1934年2月出版。各种版本的《茅盾年谱》及“茅盾著译书目”也都将上述文章列入茅盾名下。孙中田的《茅盾笔名（别名）笺注》也称“风”是这一时期茅盾常用笔名【30】。茅盾用这些单字笔名且每期不断变换，原因很明显，是“对付国民党检查老爷之一法”，从《文学》第三卷开始，茅盾又开始以隐匿的方式走到“前台”，在“文学论坛”上用了“一批新笔名，有风、兰、蕙、曼、惠、江、丙、明等”，且每年更换【31】。

查国华 著，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胡风全集》误收这七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其作者署名“谷”和“风”。因为胡风确曾用过笔名“谷风”（恰就在《文学》月刊上，有胡风署名“谷风”的译诗《黑的花环》【32】）和“风”（在编辑《海燕》时用过）。据胡风自述，“谷风”是“和欧阳山合译《野性的呼声》时用的”【33】，而“风”也是胡风书信中常用名。并且，胡风在《文学》第一卷第二号上就发表过署名“谷非”的译作《我底五十年》，作者是日本诗人秋田雨雀。在同期“国际通讯”一栏，还有他的散文《秋田雨雀印象记》，署名“谷非”。此后，胡风又在《文学》月刊上发表过多篇评论和译作，经手人都是黄源：“谷非化名为胡风、孟林、马荒继续为《文学》撰稿。”【34】胡风在《文学》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是《吹芦笛的诗人》（第八卷第二号）。再者，这七篇文章涉及的话题，胡风也确实讨论过，因为这些是当时文坛的“公共话题”。比如关于“文学遗产”，胡风曾在《霭理斯的时代》一文中附带提及过【35】，为此还引起了东京左联陈辛人、魏猛克等人的争论，鲁迅也曾因这个话题而被魏猛克催问作答【36】。

陈望道 

不过，《胡风全集》的“误收”与“错认”，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1985年，吴晓明发表《胡风笔名杂录》，其中提到：“‘谷’，是‘谷音’、‘谷非’的省略。最早见于生活书店发行的由文学社主编的《文学》（半月刊）（按：应为月刊）第二卷第二号上（1934年2月1日），题为《学者与文人》。”“‘风’，系‘胡风’、‘谷风’之略称。初见于文学社编的《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一号上，题为《再谈文学遗产》（1934年7月1日），以后在该刊上，胡风用‘风’署名其译文者多篇。”【37】紧随其后，赵全龙、吴晓明发表了《胡风著译系年目录》（上、下），将上述七篇文章全部归入胡风名下【38】。接着，梁振儒、顾荣佳编著的《胡风生平、著译年表》也重复了上述“误认”，因为这份“年表”“在编写过程中曾参阅了马蹄疾的《胡风年谱简编》，赵金龙、吴晓明的《胡风著译系年目录》，晓风的《胡风年表简编》以及部分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文章中的材料”【39】。而马蹄疾《胡风传》附录的《胡风别名、笔名、室名录》也同样将郑振铎和茅盾的上述文章误认为是胡风之作【40】。这些就是“误认”的源头。

如果说上述被错收的七篇文章，考辨其作者和初刊颇费工夫的话，那么《胡风全集》误收的第八篇文章《鲁迅全集发刊缘起》则相对较易辨识，因其与基本史实相左。鲁迅逝世后，许广平与各界友人（主要是胡愈之等人所成立的“复社”）在上海“孤岛”的艰难时期，于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二十册，只用了短短四个月左右的时间，是现代文化出版史上的奇迹。而《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一文，《胡风全集》编者注为“最初发表于1938年6月6日《七月》三集4期”【41】。这个注释并不完整，该期《七月》目录上还有“特载”二字。据查，《鲁迅全集发刊缘起》曾在《文艺阵地》（第1卷第3期，1938年5月16日）和《抗战文艺》（第1卷第8期，1938年6月11日，目录注明“特载”）上发表过。从时间上看，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可能是最早获得这篇《缘起》的刊物。此外，该期《文艺阵地》也最早登载了《鲁迅全集》的出版预告和《鲁迅全集总目提要》。

事实上，上海沦陷前后，胡风已经动身前往武汉（1937年9月25日），《鲁迅全集》的出版事宜，他远在汉口爱莫能助。所以《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不可能出自胡风手笔【42】。有的研究者因《胡风全集》收录，便在著述中称该文是胡风所写【43】。而且，从《缘起》一文的用语习惯和行文所涉鲁迅学术旨趣，尤其是古籍校勘方面展现的学识，不难推测作者是极为熟悉鲁迅此类著作之人。有的研究者又仅根据“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核心成员名单即认为这份《缘起》的作者是蔡元培【44】，也是不合事实的。实际上，当时的分工是，许寿裳撰写鲁迅年谱，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全集编辑事务则由许广平主持【45】，王任叔和郑振铎“用力最多”。那么，诸多撰写预告、广告、“缘起”之事，则许广平、郑振铎、王任叔等当时尚在“孤岛”的文化人无疑要承担更多责任。

那么，这篇《缘起》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茅盾晚年回忆说，“我在看到许广平寄来的全集《总目提要》后，曾去信建议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义写一《全集发刊缘起》，与《全集总目提要》一起提前刊登在《文艺阵地》上，以扩大宣传。很快许广平把《发刊缘起》寄来了，我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便登在五月底出版的《文艺阵地》第三期上(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三期《文阵》脱期了)。在这一期上还登出了出版《鲁迅全集》的整版广告。”【46】茅盾彼时在香港，许广平在上海，《缘起》是他让许广平“寄来”的，且他还改动了一些文字，那么是否可以说该文作者是许广平呢？似乎也无法如此推论，因为“寄来”并不等于就是寄者所写。金性尧曾参与校对《鲁迅全集》文稿，他的说法是：“我还记得，旧版《鲁迅全集》出版前，曾印过宣传品，其中有一篇总说明，又有各册内容的专题说明，都未署名，前者是郑（振铎）作，后者是王（任叔）作。”【47】《鲁迅全集总目提要》确系王任叔（巴人）所作，而按照金性尧的说法，《发刊缘起》则是郑振铎所写。王尔龄在整理1938年版《鲁迅全集》出版资料时，曾对这句话做过注释：“似指《鲁迅全集样本》。‘总说明’可能就是《〈鲁迅全集〉发刊缘起》。”【48】语气并不确定。不过，《鲁迅全集样本》确实包含《鲁迅全集发刊缘起》和《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49】。

胡风

然而，翻阅诸多史料，并未见当事人及相关者的确切回忆。《郑振铎年谱》只提及说：“郑振铎是编辑计划起草之一，并撰写了总说明等。”郑尔康在《郑振铎传》中则说，“具体工作，从制定计划到编选事宜，实际上是由许广平、王任叔和郑振铎三人来做的，而郑振铎还负责撰写‘总说明’和《发刊缘起》等。”【50】这个说法的出处也不明确。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文风和内容来判断，笔者的结论是，《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的作者或曰起草者大概率是郑振铎，茅盾则有修改之劳，许广平或参与其中部分内容。《缘起》称，“他结束了一个‘朴学’的旧时代，他开辟了一个‘战斗’的新时代”【51】，并且还提及“新哲学运动的展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潮），将鲁迅的学术源流与现代精神有机集合在一起，相较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所做序言，后者虽目之为“新文学开山”，赞其“治学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却并没有提及“战斗”精神，叙述策略上不无考量。此是后话，当另文涉及。

《缘起》又提及：“他的校辑工作，极其精密深刻，一字一句的异同，都不肯轻易放过，远胜于王谟的《汉魏遗书钞》、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逸书》，甘泉黄氏（按：指黄奭）的《汉学堂丛书》。”上述诸书都是清代校勘辑佚代表作。只此一句即知非与鲁迅同好或熟知此类典籍者，不能作此文。彼时许寿裳已离开北平，随北平大学等内迁至陕西南郑等地。因此以当时“孤岛”为《鲁迅全集》出力的数位文化人而论，则郑振铎具备此等学识与眼力。再证之郑自己的文章，上述判断就更确凿一些。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普及本问世，同年8月1日纪念本也正式出版。而就在1938年10月16日，郑振铎在《文艺阵地》【52】上发表了《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此文写作时间当在1938年9-10月间），其中提到：“乾、嘉、道、咸(一七三六—一八六一)，尤为辑佚工作的全盛时期。马国翰的《玉函山房所辑佚书》，王谟的《汉魏遗书钞》，《汉唐地理书钞》和甘泉黄氏的《汉学堂丛书》均是洋洋大观，卷帙相当浩瀚的。⋯⋯像鲁迅先生所搜辑的《古小说钩沈》，便是他们所不曾涉足的。”“《古小说钩沈》所辑者，自《青史子》至《旌异记》，凡三十六种，皆唐以前小说书。其中多半为马氏所未及辑者。其与马氏《玉函山房所辑佚书》相同者，仅有⋯⋯八种耳。⋯⋯鲁迅的辑佚工作的细密有序，较之马国翰实是进步得多了⋯⋯王谟的《汉唐地理书钞》也载有关于会稽郡的地志及传记凡七种。鲁迅所辑的，他都已辑过，只有贺氏《会稽先贤像赞》是王谟书所没有的。”【53】这里对清代几种校勘代表作与鲁迅古籍辑佚的比较，立意通于上文所引《鲁迅全集发刊缘起》部分引语，不难判断出自同一人之手。至于为何说“或许”许广平也参与此文部分内容，大概是因《缘起》中有“直到他死前的最后一刻，他还为这《死魂灵》第二部翻译而执笔”之语，似乎只能为许广平所知。

许广平与鲁迅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1955年集中“批判”胡风的诸多文章中，也有“张冠李戴”之事，如《在民族形式问题上胡风所表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文称：“胡风污蔑古典文学作品，二十年以前即已开始。他在‘文学’三卷一号‘再谈文学遗产’一文中说：‘中国的词、曲、以至八股文都不过是盖世无双的文字游戏。’‘这一份宝贵的遗产实在一钱不值！’”【54】且不说此文将《再谈文学遗产》的版权归给了胡风这个错误，更有意思的是其把茅盾原文引用对手文字而立意要批判的东西“颠倒”成了“证据”而贴在胡风名下，取义不可不谓“缠绕”。这或许是在时间上较早“误认”该文作者的“研究”之作。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

向上滑动查看

注释：

1.分别载于《文学》2卷2号、6号，1934年。奇怪的是，这两篇文章《郑振铎全集》都未收录。

2.分别载于《文学》3卷1号、2号、3号、4号，1934年，以及《文学》4卷6号，1935年。

3.《鲁迅与〈文学〉》，《黄源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99页。

4.《左联与〈文学〉》，《黄源文集》第一卷，第173页。

5.茅盾说：“要傅东华这位‘大少爷’来处理编辑部的日常事务是不行的，必须找一个年青人来做实际的编务工作，乃至跑腿。”参见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6.郑振铎从《文学》第五卷起辞去主编的名义。参见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7.黄源：《鲁迅书简漫议》，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4页。

8.转引自陈子善：《清影集》，岳麓书社，2014年，第170页。

9.黄源说：“鲁迅先生给《文学》写《论坛》，好像已经固定下来。”参见黄源：《鲁迅书简漫议》，第76页。

10. “从社论到书评，从论文到小说，哪个主要部门缺重要文章，茅盾先生一手承担”。除了茅盾，郑振铎和傅东华也都是化名在这个栏目写文章，因此也给外界造成这个栏目的作者是“读者来稿”的印象。

11.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12.因《申报月刊》向鲁迅索稿，《大家降一级试试看》发表于《申报月刊》第2卷第8期。

13.茅盾回忆说：“《新作家与处女作》是我写的一篇‘社谈’.，实际上带点‘编后’的性质。”参见茅盾：《多事而活跃的岁月——回忆录（十六）》。

14. 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另当别论。例如茅盾曾说：“打算每期登刊新作家或‘处女作’家的文章一、二篇，同时我们对于那些作品的意见也将掬诚贡献，供作者和读者参考。”但实际并未完全施行，且该“计划”也被瞿秋白戏称为“这是讨骂的生活！”另一个例子是，李俊民在《文学》上发表过一篇小说，是郁达夫介绍的，李后来回忆说：“其时《文学》的主编是傅东华，他对我无所了解，认为他发表了一篇较好的‘处女作’，这是难怪的。可见如果不是郁达夫的介绍，这篇小说能否发表就是一个问题。”参见《落花如雨拌春泥——郁达夫先生殉国四十周年祭》，《李俊民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50页。

15.因为《译文》停刊事件，“鲁迅第二次不再给《文学》写稿”。参见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16.陈福康：《郑振铎传》，上海外语出版社，2009年，第234页。

17.指傅东华。据胡风说，当时傅东华他们以“老大”自居，因此鲁迅才在信中这样说。参见胡风：《关于“左联”及与鲁迅关系的若干回忆》，《鲁迅研究月刊》，1981年第1期。

18.胡风：《鲁迅书信注释：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19.《文学》6卷6号，1936年。

20.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21.卓如、鲁湘元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32-1949）》，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695页。

22.鲁迅晚年致台静农函（1936年5月7日），还涉及到该刊这一人事变动：“《文学》编辑，张天翼已知难而逃，现定为王统照，其实亦系傅郑（傅东华、郑振铎——引者注）暗中布置，操纵于后，此两公固未尝冲突也。”参见《鲁迅全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23 .《文学》七卷一号“编后记”，1936年7月。

24 .《本刊革新预告》，《文学》6卷6号，1936年。

25.有意思的是，《学者与文人》和《从“不文的文人”说起》（署名“远”）发表后，被读者误认为是鲁迅化名写的文章，参见载于1934年3月16日天津《大公报》的文章《鲁迅的沉寂——二月号的〈文学〉中鲁氏化名“谷”和“远”》。

26.郑振铎原为该书拟名《刀剑集》，后改为《短剑集》，1936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27.1934《时代公论》发表《禁止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公开鼓吹读经复古。鲁迅、陈望道等人在上海掀起声势很大的“大众语运动”与之对抗。郑振铎此文与之呼应。参见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25页。

28.毕树棠：《〈短剑集〉书评》，《宇宙风》，1936年第17期。

29.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30.孙中田：《茅盾笔名（别名）笺注》，《茅盾研究资料》（下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987页。

31茅盾：《一九三四年的文化“围剿”和反“围剿”》。

32这可能是导致前人误认署名“谷”的作者是胡风的原因。

33.[美]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声》，谷风、欧阳山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

34 .《左联与〈文学〉》，《黄源文集》第一卷，第175页。

35.《胡风全集》将其单独编目，题为《关于文学遗产》。

36.关于这一事件可参考胡风的事后解释：“猛克要鲁迅发表意见，当是想鲁迅的意见和我的意见不同⋯⋯（鲁迅）痛切地指出了‘此说似颇孤立。大约只要有几个人倒掉，文坛也统一了。’果然，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形势，替他的痛切陈辞做了证明。”参见胡风：《鲁迅书信注释：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

37.吴晓明：《胡风笔名杂录》，《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38.赵全龙、吴晓明：《胡风著译系年目录》（上、下），《中国现代文学丛刊》，1985年第3、4期。

39.梁振儒、顾荣佳编著：《披荆治林者的足迹》，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71页。

40.马蹄疾：《胡风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

41.胡风：《胡风全集》（第5卷），第359页。

42.《胡风家书》记载：“到今天上午，才把全集的工作弄完，人算是轻松了许多。计算一下，从去年十一月起，九个月中间，我把五分之二的精力和时间花在了这件工作上面。”该书编者对“全集”注释说：“全集，即《鲁迅全集》。胡风被列为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顾问，全力参加了《鲁迅全集》和日文《大鲁迅全集》的编纂和翻译工作。”这显然是“误认”，且“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只有正副主席和委员，并无“顾问”。“顾问”之称实出自日本改造社《大鲁迅全集》对所聘请编辑的称呼。参见晓风选编：《胡风家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页。另参见吴永平：《〈鲁迅全集发刊缘起〉的作者不是胡风》，2007年11月2日《上海社会科学报》。

43. 例如，“在同一集中，他（按：胡风）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写了《鲁迅全集发刊缘起》，对鲁迅一生著述作了简略但较为全面的介绍，把鲁迅看作一个承前启后的划时代的人物。”参见黄乔生：《鲁迅与胡风》，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17页。“为了向广大读者介绍鲁迅，胡风代表鲁迅纪念委员会发表了《鲁迅全集发刊缘起》一文。”参见郑智、马会芹：《鲁迅的红色相识》，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胡风评得最多、最集中的是鲁迅的作品。他对鲁迅感情极深。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评鲁迅的作品，直到80年代都没有停止，几乎评论了鲁迅的所有杂文、小说、文学译著，比较有代表性的书评文章有《为日译本〈大鲁迅全集〉所作的三篇题解》、《〈鲁迅全集〉发刊缘起》⋯⋯”参见伍杰：《百年书评史散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0页，等等。

44 .例如，“为了纪念鲁迅，蔡元培带头发起成立‘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向海内外发出《〈鲁迅全集〉发刊缘起》、《〈鲁迅全集〉募集纪念本定户启事》等。”参见裘士雄：《鲁海拾贝》，大连出版社，2000年，第180页。

45.复生（按：疑是胡愈之）：《〈鲁迅全集〉刊行的经过》，1938年10月19日，《新华日报》（武汉）。

46.茅盾：《在香港编〈文艺阵地〉——回忆录（二十二）》，《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47.金性尧：《〈鲁迅风〉掇拾》，《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

48.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第15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49沈鹏年辑：《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58年。

50.参见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上），三晋出版社，2008年；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京华出版社，2002年，第258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二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第898页。

52 .《郑振铎全集》标注为《文学阵地》，系误植。参见《郑振铎全集（3）》，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554页。

53.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为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而作》，《文艺阵地》，1938年第2卷第1期。

54.刘泮溪：《在民族形式问题上胡风所表现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论小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9页。

明日推送

苏妮娜：也说“刀的真意”——《绣春刀Ⅱ：修罗战场》

也许你还想看

文艺批评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iPhone用户由此赞赏

本期编辑：龚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