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刘复生：“90后”眼中的中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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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系《天涯》杂志2016年第五期“‘90后’作家小说专辑”中四篇作品：胡泽尘《青藏地铁1990》、郑在欢《新年噩耗》、智啊威《一条困扰我一生的腿》、果旭军《乡村教师》的特约评论。作者刘复生认为，这些年轻人早早地褪去了写作的青春性特征，以一种近乎漠然的态度和冷静的目光，观察着现实，而它正是他们集体性的创伤性体验的来源。这种强大的集体经验压倒了个人性经验，它有效地压抑甚至消弭了青年作家的青春态度，近乎残忍地剥夺了那些或英雄性或感伤性的主体性姿态。现实的沉重迎面而来，无法回避，无论对于生活还是写作，这或许是“90后”青年的眼中的世界。

感谢作者刘复生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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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眼中的中国现实

刘复生

胡泽尘、郑在欢、智啊威和果旭军四位作家我全不熟悉，关于他们，我唯一知道的，只是他们都是所谓的 “90后”。从他们的小说内容及情感态度来看，我无端地猜测他们大概主要来自乡村、城乡结合部或小县城吧。这种猜测主要基于一个朴素的判断：二十几岁的年轻作者一般只会书写他们正面遭遇的现实，他们笔下的生活总是更直接地呼应和映射着他们的内心履历和精神自传，我们最初的写作冲动总是和那些刻骨铭心的体验有关，然而，这四位年轻的作者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青春性写作的自我中心的抒情感伤姿态，即使作为叙事人出现，也更多地表现为一个疏离的旁观者形象，这或许正是一个症候。它提示着我们进入这批年轻作家文本世界的隐秘线索：这些年轻人早早地褪去了写作的青春性特征，以一种近乎漠然的态度和冷静的目光，观察着现实，而它正是他们集体性的创伤性体验的来源。这种强大的集体经验压倒了个人性经验，它有效地压抑甚至消弭了青年作家的青春态度，近乎残忍地剥夺了那些或英雄性或感伤性的主体性姿态。

现实的沉重迎面而来，无法回避，无论对于生活还是写作，这或许是“90后”青年的眼中的世界？

果旭军长篇小说《黑夜里的男孩》

这些小说依稀呈现了一个共同的生活背景，它为小说人物的活动勾画了舞台的边界。果旭军的《乡村教师》、智啊威的《一条困扰我一生的腿》都把叙事前提建立在当代乡土世界和礼法秩序的溃败上，市场经济时代逐渐空心化的乡村，资本时代的社会规则和功利原则对传统行为方式的挤压和取代，潜在地决定了这些小说多少带有些乡土挽歌的意味。对于“乡村教师”来说，最难以接受的不是失业导致的生活困难，而是古诗所象征的文明形态的消失，这是他人生意义的寄托。他拒绝接受现实法则的偏执行为，螳臂挡车式的挣扎与毁灭，在作者不动声色的间离化的叙述中，产生了不同寻常的悲剧效果。

“村庄像一个被蛀虫掏空的果实，满目荒凉破败的景象。”《一条困扰我一生的腿》开篇定调的这一句，不由地让我想起鲁迅《故乡》的开头。但这次的破败是掏空，和“乡村教师”类似，“四叔”也充当了乡村世界最后的守望者的形象，却被儿子暴打后离奇地死于非命，作为一桩“事先张扬的”公开的忤逆事件，它表明了乡村传统秩序的崩溃和后革命时代社会治理的失败——全村父老和村长共同见证了这起恶性事件。如果说革命时代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乡土秩序，那么资本时代则终结了革命时代改造过的乡土秩序。需要注意的是，智啊威采用了颇具魔幻色彩的超现实叙事手段，给这个正在变得陌生的乡村增添了一份诡异的气息。或许在作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现实感，正如马尔克斯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回答所表明的那样，现实本身就是魔幻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或许在这些年轻作者的观察中，乡村共同体文化的最终瓦解，只是当下中国生活世界的文明根基出现危机的表征或症候。在郑在欢的《新年噩耗》中，失去常规文化秩序庇护、安置和约束的留守儿童和城镇少年自然别有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他们的世界显然和那些老一辈的乡村守望者“乡村教师”或“四叔”们不同，他们也拒绝认同这种生活的理念。整篇小说以一个儿童的旁观者视角讲述，方便地中止了一般的社会伦理态度的介入和价值判断。小说场景单一，几乎全由对话构成，却呈现了这种生活的日常性特征，与当事人的习以为常和漫不经心的状态。或许，这正是它让人心惊之处。

郑在欢主要作品

从题材和内容上，君达乐的《青藏地铁1990》显得特殊一些，它显然是一篇寓言。在荒诞不经的故事背后，伏设着清晰的意识形态经纬线，它应和着某种相当主流的历史认知：革命时代及其建立的新体制是一种压抑性机制，改革时代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性质，只不过是因资本的介入而显得更加离奇古怪而已。边地的时间滞后为历史的重叠提供了条件。在小说中，内战、“反右”、“文革”在改革时代依稀显影，作为革命暴力幸存者的民国遗老组成的建制不全的“圣三一”乐团，借“献礼”之机进行了历史的抗议。我想，作者在开篇刻意把文本时间确定在1990年，或许也自有一种特殊用意在吧。这种意识形态立场，尽管使作者充分施展了自己的小说才华和机灵劲儿，却也有效地阻断了他观察当下世界的目光。

当然，所谓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其他三位作者同样存在，这不能不说是种缺陷，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其实，每位作家都要和意识形态打交道，作家加工的从来不只是所谓的生活素材和内心经验，还包括各种意识形态体系或碎片，这不是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对之做出反省，并使之在经验与观念之间建立适当的张力关系。从这个角度说，几位年轻作者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和叙述还是过于单面化了，缺乏更悠长和广阔的视野，在他们眼中，现实过于悲观了。

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如何批判性地书写当下生活，的确是个让人焦虑的大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大家比较关心这一话题的原因吧。本辑编发的这批“90后”作家的小说，如果放置在乡土小说写作谱系中，又该如何理解呢？他们年轻的目光似乎是茫然的，显示了内心的柔弱，无法再武装起“底层写作”的社会批判力量，也无法继续从启蒙主义立场中汲取勇气。对于“90后”乡土或小镇青年们来说，市场时代的中国构成了他们直接的生存背景，没有对比，不像1980年代作家，残存的乡土生活经验在回溯中升华为传统有机社会的理想，从而在观念和文化资源上与中国传统乡土文明易于对接与连通，同时和现代启蒙主义形成张力，并赋予写作以政治激情；也不像1990年代以后的某些作家，经历了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世界的剧烈的沧桑巨变，目视身受，更倾向于焕发社会性的激愤。而“90后”的年轻作者呢，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灰色的现实，无可撼动的新型体制，以及失效的社会理想。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这批小说大都采用了旁观者的视角讲述现实，叙事人作为故事中的角色是无力的，他只负责旁观和记录，无力介入。

这几篇小说，尽管多少都有些刻意，仍不失技艺上的某种成熟，甚至有些和年纪不相称的老练，对于他们来说，相对而言，未来写作上的障碍将更多地来自阅历和思想的层面，而不是技术吧。

（本文原载于《天涯》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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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龚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