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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大众消费社会来临、权力集中于科层制顶峰、知识分子与工人领袖被收编，以及普通人的弱智化——在这个被米尔斯称为“后现代”的黑色图景中，知识分子应当如何承担起“历史主体”的责任？如何用“社会学想像”挑战这个后现代散众社会，将知识分子召唤成外在于科层制知识生产的知识工匠？知识工匠如何在在举目望去遍地是“快乐机器人”的社会中寻找他的“公众”？本文将从这些方面，为我们展示米歇尔的经验研究与自我信念之间的撕裂，从烈士化、浪漫化的想象中还原一个真实的米尔斯。
文艺批评公号曾经推送过美国学者托德•吉特林写米尔斯的文章，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将两篇文章对读。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赵刚
知识分子
米尔斯先生
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1962），美国社会学家，文化批判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长期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著有《性格与社会结构》（与格斯合著，1953年）、《白领：美国中产阶级》（1951年）、《权力精英》（1956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等。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干员在厚厚的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16-1962）档案中登录上一笔新“资料”。一个显然是知识分子背景的线民，对一份即将在下个月出版，但不知怎的已被干员搞到手的书稿，做出以下评估：
“这么一份匠心独运的倾共、倾卡斯特罗的宣传品，论证凿然，易读易懂，很有可能达到松懈国人心防和混淆视听的效果……虽然众人皆知当今的古巴是共党主政，但这本书并不做此认定。”
这本书（或“小册子”，如米尔斯本人所乐于称之的）就是著名的、在短短半年内单是在美国就卖了五十万本的《听哪，洋基！》。在这本小册子里头，时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米尔斯，给自己拟制了一个古巴革命者身份，写信给他的美国邻人，细诉古巴人在独裁者巴蒂斯塔横暴下的苦难、美国的古巴政策所带来的灾祸，以及古巴革命在社会正义上的实质成就，特别是富含平等理想的医疗和教育政策。米尔斯放下成堆的学术研究不做，起意写这本小册子，是因为他看到在美国媒体对古巴的报道里，古巴革命者自己的观点与声音从来都是“荒谬的阙如”。既为了要打破遮蔽、趋近真相，也为了要形成一个自身对革命的看法，米尔斯相信惟有自己去看个清楚。一九六〇年八月，米尔斯在古巴待了两个星期，访问了几乎所有古巴革命政府的领导人，包括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后者那时还是古巴国家银行的总裁。将近三天的时间，卡斯特罗每天十二个小时伴随着他，作答兼向导。
这本小册子的《前言》一开始就展现了米尔斯对这个革命的热情与期许。他说：
“古巴革命党人是一种新而独特的左翼思考者与行动者，既不属于资本主义阵营也不属于共产主义阵营，而是某一种面貌的社会主义者，既务实又人性。假如给古巴人机会，我相信他们会将他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得既务实又有人味儿。”
米尔斯并没有讳言卡斯特罗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但是米尔斯并没有以一种彼时（也是此时？）典型的站在历史终点回首睥睨的某种“自由派”姿态，以一尺律天下，从而否定古巴革命的意义。米尔斯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对人类创造历史、摸索出路的可能，还抱有一种深切的但也脆弱的期待──让这株异苗先长长吧！米尔斯所扮演的古巴革命志士向洋基北佬所三致其意的不外乎：如果你不能帮我，也不要整我、堵我，请给我时间，让我实验出自己的路。米尔斯相信古巴人是有机会找出一条道路，于其中，经济正义与政治自由兼顾。
《听哪，洋基》 英文版书影
一九六〇年的美国在精神上当然还是五十年代的延续──自满兼恐惧。当时虽有少数中产都会知青（也是未来的学运闯将）在他们的大学宿舍里欢呼古巴革命，但整个从艾森豪威尔以下的主流美国社会，对这个小邻居的大革命却是惴惴嫌恨如临大敌。冷战意识形态非杨即墨，没有中间立场可言，判决书已然揣在怀里的美国政府虽然实际上已在准备行动，包括限制多种物资对古巴出口，但还是文明地表现出一副还在观察的姿态，要古巴在社会体制上选边站稳。准备充分也就是耐心终止的时候。一九六一年四月初，美国已经表露出要解决“古巴问题”的迫切感了，通过媒体以及国务院的“小册子”，它要求卡斯特罗立即切断与共党国家的联系，威胁将尽一切力量帮助建立“未来的古巴民主政府”，并宣称古巴人民将箪壶以迎王师，共建“跨美洲团结体”。同月十七日，美国支持并训练的古巴流亡者部队入侵猪猡湾。卡斯特罗的部队在人民的支持下，七十二小时之内就击溃了入侵者。同年十一月，古巴政权决然倒向苏联，卡斯特罗同时宣称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美国随即对古巴全面禁运。
米尔斯是在这整个美国官民一气惧恨古巴（苏联）、左翼／批判知识传统在麦卡锡主义之后几乎荡然无存的时代中，一个攥着石头面对自己“祖国”的大卫。这个挑战巨人的压力打一开始就是巨大的，加上卡斯特罗一九六一年底明确投向苏联阵营，当然更为米尔斯的政治困境雪上加霜。这个明困境同时又加上一些“中情局式”的暗骚扰，例如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企业”向米尔斯个人提出数千万美元的名誉诉讼，指控他的《听哪，洋基！》一书涉嫌不实报道，妨碍美商“商誉”。一点都不意外，他也收到过暗杀恐吓。
米尔斯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也就是《听哪，洋基！》一书发行后一个月，接下了保守派的战书，准备在全国电视网上和对手辩论美国的南美政策。米尔斯为了准备这场辩论，在短短的几周内，阅读了无数的资料。他把这场在现代媒体上的论点斗争当作一个极重要的大事，准备再准备，好像一场生死攸关的决斗。上天弄人，就在米尔斯一切准备妥当之时──他自信关于南美的观点可以写成一本书了，在辩论前两天，陪女儿在新买的电视前看完《绿野仙踪》上楼时，心脏病发作。虽然奇迹般地好转，但十五个月后第二次心脏病突发却永久地夺走了米尔斯的生命，时年四十有五。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对抗整个社会呢？
《社会学的想象力》
（三联书店）
深一层看，米尔斯的“古巴活动”其实只是个爆炸声光，声与光后头蓄积着长久以来他对五十年代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的疏离、不满与愤怒能量。这位在盛世独进危异之言的知识分子是五十年代美国的孤独抗议者，后人说他像个“陨石一样横扫整个冷战美国”并不为过。面对人类有史以来最富裕不过的万头攒动的战后大众消费社会，米尔斯在一九五一年发表了《白领》，勾勒出美国虽富裕但日益疏离彷徨而且弱智的中间层级市民的群像。面对被他称为忙碌于“歌颂美国”的冷战时期美国知识分子（例如丹尼尔·贝尔与西摩·马丁·利普赛等人），米尔斯通过《权力精英》（一九五六年）先驱性地指出美国政治权力结构史无前例的集中化、支配精英的自我循环再生，以及一般民众在这个过程中的边缘化、分散化、无知化。米尔斯还写了一个“小册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指出美国这个“军事─工业综合体”或“永久性战争机器”要为随时可能来到的大规模、毁灭性的疯狂战争负责；战争的责任在米尔斯的起诉书中，已经从东方转到西方。
米尔斯把希望和不满都倾注于“知识分子”身上。这并不是因为他天真地相信知识真的可以立即转化为权力，恰恰相反，他很清楚知识分子根本够不上权力精英的边儿，但他还是责备知识分子必须要运用他们手上仅有的一点点“脆弱的‘权力手段（即社会结构知识以及历史知识）’”，介入社会议题与历史走向的争议，并敢于下判断；要用功，还要有担当。在古巴事件之后，米尔斯对美国的知识阶层几近绝望，因为他们用“自由主义”当遁术，避免碰触知识和政治实践中的道德暧昧地带并进而反躬自省。例如对古巴革命，这些知识分子就方便地借谴责“暴力”的廉价姿态作为他们根本不用去现实地理解这个革命的安心丸。米尔斯在和友人的通信中就说：“美国知识阶层的道德懦弱已经登峰造极了，他们不一定非得同意我，但我要求他们一定得面对任何暴力情境中所必然牵涉到的道德暧昧两难……在《听哪，洋基！》这本小册子里，我要做的就是直接面对这个暧昧两难。”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最早宣扬“意识形态终结”的学者之一丹尼尔·贝尔，曾经赞扬过知识分子的退位以及专业分工学者的登堂。但对米尔斯而言，这个转变恰恰是一个可悲的退化；知识分子不再能够把自身当作发掘公共议题、增进公共讨论的一种催化力量，不敢“想大”、不敢“抓大”，从而只能在学术的狭窄分工内相互抓背。面对冷战情势，米尔斯呼吁知识分子从各自国族范围内的自矜自满与冷漠中走出来，设定前瞻的“工作计划”，也设定自我要求的标准。在一个内外皆把知识分子“倡优蓄之”的时代，知识分子要看得起自己：“我们属于比我们各自政府还大的单位；假如我们要效忠，那效忠的对象一定也高于任何国家机器。政治效忠不得高于我们自己的说理活动。”对于那种廉价的国族主义情绪，米尔斯有天生的反感。他相信即使是国族身份也应该是挣来的，而知识分子，就其定义，更是应该学着去掉那先天被赋予的单一国族身份——这应是知识分子的“为道日损”！米尔斯常常陷入一种深沉的对知识分子、对自身爱恨交加的困境。这时常给他力量，也给他挫折，让他一时信念沛然，转而自疑深重。从米尔斯和朋友的书信往来中，我们看到一九五九年的名著《社会学的想像力》（翻译成将近二十国文字）的构思其实一开始是他对社会学的基本操作方式的批判，在写作过程中，他才焦虑地感到“一定得加点正面的东西进去”。于是关于作为工匠的知识分子构思才慢慢地添进去。从否定性批判到历史主体的寻找，这个古典社会理论传统的寻思与焦虑，一直缠绕着米尔斯。他是古典社会理论的最后一人。“小册子作者”这个角色在米尔斯的生命晚期深深地吸引着他。“小册子作者”没啥不好，甚至在“知识分子”已经蜕化为“学者”的时代，要是能多些像十八世纪末托玛斯·潘恩那样的以普通人为对象、阐明虽普通但被压抑的道理的写作，那不是更好吗？说到底，我们这个时代是更需要两大卷的《交往行动理论》，还是更需要《常识》与《人权论》传统下的小册子书写？这是个问题。在一封米尔斯写给某位资深出版家的信中，他说道：“你们这些绅士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出版’哩。你们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行’，但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儿。它的真正意思是‘面向公众’。”既然写一个东西是为了要给公众看，而不是给学术同行看，那么就要避免相濡以沫的学术行话、套话，就至少要把道理说得入情入理──入普通人之情、入普通人之理。写作的讲求因此就不只是个人风格的美学问题而已，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你打不打算让受教育的一般人看得懂、愿意看、进而思考你所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米尔斯不但要以揭露被掩盖的真相为目的，还要讲求怎么说的技巧，而这两种关心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
说米尔斯是小说《大亨小传》或是电影《午夜牛郎》里的主人翁的知识分子版，可能并不算太过分。从一个边远落后的地方跑到全球最繁华昌盛的大都会，然后产生了各种震惊不解与困扰，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现代主义叙事母题了，各种“巴黎，我来了！”或是“上海，我来了”的故事从来不曾间断过。人们过去在内蒙、德州或是“外省”所内化的价值、所相信的道理、所熟悉的品味，现在逐一面临挑战与崩解的威胁。面对这种挑战，人们不是“咱回去吧！”就是努力让自己从外到内看不出一抹异乡客的蛛丝马迹。这两种途径米尔斯都不要，他不躲避这个让他无力的环境，他要让这个无力变成力量，用他在《社会学的想像力》里所创造出来的术语说，也就是把“私底下的困扰”变成“公共的议题”。战后的美国是个“痴肥且惊吓”的年代。在高高的核战蕈云阴影下，富裕的貌似欢乐的消费社会掩盖不住越来越激烈的无情竞争以及“地位恐慌”。旧式社群邻里关系被郊区化摧毁，众多古老价值与人情味也被市场逻辑和工具理性蒸发殆尽；甚至连过去新教徒所信奉的自律自主的价值也烟消云散了。人们收入日丰，各式家电应有尽有，各种传媒越来越发达，但却只能让他们越来越缩进他们各自的狭小工作与亲密空间，越来越感觉空虚、无力。这是个“散众社会”兴起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有人写出《寂寞的群众》，有人写出《推销员之死》。但这些研究或作品都是以悲起以悲终。整个五十年代，惟有米尔斯只手抗议这个散众社会并昂扬与之对抗，并希望找出民主出路。
《权力精英》
（南京大学出版社）
要在当代对抗当代，那就不免要寻找“历史主体”。寻之不得，则只有期望于“未来”了──这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把他们的批判活动当作“瓶中信”的缘由；不管他们是不是夸大了铁笼，但的确是铁笼前提下惟一能做的事。和这些批判理论家一样，米尔斯也不再相信无产阶级或是先锋政党的历史角色，但和他们不同的在于他还要在当代找到收信人。他要找，这是确定的，但似乎也是惟一能确定的。找到谁了呢？谁也找不到，啊，除了连他自己都看不起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社会科学背景的知识分子。
米尔斯的经验研究自我否定了米尔斯的信念──这是米尔斯最大的黑色秘密。从《新有权者》、《白领》到《权力精英》，这一系列关于美国社会权力结构的经验研究，其实只成功勾勒出一幅黑色图景：大众消费社会来临、权力集中于科层制顶峰、知识分子与工人领袖被收编，以及普通人的弱智化。这个状况，米尔斯谓之“后现代”。米尔斯是我所知道的最早提出“后现代”这个名词的社会科学家，但他使用这个词和八十年代以后的习用内涵大不同，甚至是相反，他并没有歌颂这个时代的来临，他视这个时代为一种沉沦或退化，直直退到启蒙之前。对米尔斯而言，启蒙的核心信念就是理性与自由应有一种内在联系，而人们应当要努力地维系这种联系：我们应当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理性，改变我们的生存处境，扩大我们的内在与外在自由。但在“后现代情境”中，工作中的人是各种管理术的操纵对象，工作外的人自囿于各自的生活小圈圈，无法理解，遑论掌握那些形成当代社会的结构性力量。由无数个无力参与到社会发展方向决定过程的旁观者所构成的社会，也就是“散众社会”（这不是个矛盾修辞吗？！），而这个词和“后现代”是可以互换的。这个情境中的“主体”就是“快乐机器人”。
“社会学想像”就是要挑战这个后现代散众社会。米尔斯希望通过对于社会人文知识分子的召唤，打破后现代知识垄断于科层制与专家的情况。这些外在于科层制知识生产的知识分子，米尔斯称之为“知识工匠”。知识工匠应该要在举目望去遍地是“快乐机器人”的社会中寻找他的“公众”。这如何可能？如何维持这样一个杜威式的激进实用主义的信念？要知道，五十年代尚且不是二十世纪初的进步年代，那时的杜威况且慨叹于“公众”处在“失神”状态！在冷战的五十年代，公众何在呢？一向在宗教上自我认定是无神论者，甚至自命“异教徒”批评正统基督新教的米尔斯，其实在骨子里还是个真正的，因而也是早已消失的新教徒。以一种韦伯曾描述过的第一代新教徒结合信念与行动得以救赎的姿态，米尔斯说：汝必须相信，并依此信念行动。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最后，以一种类似使徒的方式说：“我们要以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完全民主的社会的假设来行动，惟有这样做，我们才会有一天真把这个假设取消掉。”听哪！这是句多不合时宜的话！永远的不合时宜。
米尔斯骑摩托车往返于哥伦比亚大学
一九四五年起，米尔斯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社会学。他身高一米八十几，体型壮硕。在那个教授们千篇一律穿灰西服和亮头皮鞋的年代中，米尔斯独树一帜，着格子衫、牛仔裤和劳动鞋，胸前挂着个军用大布袋放资料或教材，骑着他的ＢＭＷ重型机车到学校。他宣扬“工匠知识分子”，也实践工匠生活，他在纽约郊区的房子是自己盖的，他的机车是自己维修的，他最骄傲的记录之一就是他有一张ＢＭＷ原厂发放的机车维修资格证书。米尔斯认为现代都市从各方面没收了人们的生活能力，作为市民／公民，我们应该要学习各种生活技能，这是人格独立以及扩大学习能力的日常物质基础。多年后，他的一个学生没有忘记在一次对话中，米尔斯惊讶的不得了：“老天，你是说——你竟然不烘焙你自己吃的面包！”
在米尔斯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多里，他有过两次重大改变人生轨道的考虑。一次是要离开美国，移民英国，这当然和他在古巴事件中所经历的各种挫折与失望有关。另一次是打算放弃教授职位，离开学院，专一写作。在米尔斯最后一两年中，他交往最密切的朋友中包括了拉夫·米力班和E.P.汤普森这两位英国的“第一代新左”。米尔斯在美国日感孤寂，反而在英国找到了他的政治和学术上的同志和“参考团体”，他那时并不知道一个由他所深刻影响的运动正在新大陆培风积云。米尔斯这些移空换轨的念头都还没来得及付诸实现，就永远离开了人世，时为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此时，千里外的“新左”学生正在阅读米尔斯的著作，同时正在起草著名的《呼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他们曾起意要到纽约拜访米尔斯，并不知道此后将永远不可能了。
米尔斯留下了四篇未完成书稿以及一本已完成书稿《马克思主义者》。这四篇稿子分别是关于知识分子、新左、与一个虚拟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对话，以及一个涵盖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社会状况的“世界社会学”大书。
“那时候，有两位作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个是卡缪，另一个是米尔斯。”多年后，汤姆·海顿如此回忆。著作《异乡人》的卡缪去世于一九六○年，早于米尔斯两年，死时也是四十来岁。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而说这话的人则是SDS的核心领袖，著名的《呼伦港宣言》的起草人，如今在加州当州议员。呼伦港是密西根湖旁的一个小城，那时ＳＤＳ的基地就在密西根大学所在地的安娜堡，二十一二岁的密大学生构成了那时全美国走在学生运动最前头的激进群体。
汤姆·海顿把米尔斯与詹姆斯·迪恩（银幕反叛小子的典型，于一九五五年死于车祸，时年二十四岁）、卡缪并举，其实是有深刻的政治涵义的。是米尔斯的形象和风格：学院派的皱眉对象、落拓不羁、骑重型机车、自己盖房子、反抗既存权威（“权力精英”、“永久战争机器”）、正权威之所反（古巴）……其实才是后来新左闯将们的真正心之所骛。米尔斯的个人风格为新左运动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的浪漫化提供了形象资源。米尔斯是从一个遥远的、特殊的美国传统御风而至──那是一个从爱默生、梭罗、惠特曼等人以来的“激进流浪者”传统。
因此，“新左”对“米尔斯”其实一直是在进行一个选择性的挪用，对他的形象的兴趣远高于对他的思想内容的兴趣，对他向美国体制发动攻击的兴趣（《权力精英》），远高于他对民主重建这个大问题意识的思考的兴趣（《社会学的想像力》）。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能相当说明“新左”之后的发展演变。新左的一个重要领袖理查·弗莱克斯在一九七三年接受访问的时候，还指出《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对他个人的启蒙意义，但十五年后，在他的一本专门讨论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政治意义的书里，却把米尔斯的价值仅仅定位在他的《权力精英》上头。
《马克思主义者》
（商务印书馆）
的确，《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对象太锁定在“知识分子”，特别是社会学家，这是个问题，让人觉得米尔斯一方面讪笑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劳动形上学”，但自己旋即又掉到一种“知识分子形上学”里头。这让年轻的学生不是觉得无关就是太沉重──要一个孤独的“社会科学者”去寻找公众，提供结构与历史知识，将人们私下的困扰公共化，并自许“公共智能器官”。问题的复杂性还包括，米尔斯整个著作又有一个内在矛盾：理想走到了现实分析前头太远；毕竟，如何在一个“权力精英”与“快乐机器人”的大众消费社会前头“社会学想像”？但尽管如此，米尔斯预设了一个严肃的社会与历史分析路径，以及一个启蒙以来对平等与人的解放的信念。这属于一个严肃的“现代性”计划，有各种价值也有各种内在限制。米尔斯计划的内在矛盾与困惑，当然也反映了这个现代性计划本身的问题。新左小将放弃了和这个现代性的、政治的、历史的米尔斯继续对话，而选择将“米尔斯”浪漫化与烈士化，不啻是拿米尔斯的个人风格为日益抒发性的、“文化性”的运动找到正当性服务。陶德·吉特林曾语重心长地指出六十年代美国新左运动的一些“难题”，其中就包括了，到底是走文化反对，还是激进民主？抒发性的“文化”行动，还是策略性政治行动？吉特林显然对往浪漫化的倾斜是有些欷歔的。
米尔斯对另一路径或许可以提供更深刻的贡献，但历史并不允许，反而要他扮演一个舞台化的角色。八十年代后主流的、保守的“形象化的政治”或许最早始于“大拒绝”的六十年代。八十年代中，当六十年代的狂飙远扬，里根—撒切尔的新保守主义正在抬头时，汤普森带着颇为沮丧与懊恼的口气怀念他那已经过世二十年的朋友米尔斯。他说：
“我不觉得我现在要比六十年代运动高潮时更孤绝。那时候出现了一个新左运动，我和我在英国的同事们都很热衷于它，美国方面则有米尔斯，他是我们在美国最亲密的同道。然后，出现了第二个新左。同时某种知识界的转变也发生了，而我觉得这个转变是不幸的。抒发性的活动被捧上了天，压过了理性与开放的政治活动；同时，西欧也发展出一系列极繁复的马克思主义，变得日趋神学性，而与我所自处的马克思主义断了线。接着，六十年代末出现了和更广大的人民运动绝了缘的知识分子左派运动，它还标榜这个绝缘。一方面，史学家如我可以马上看出这个新左运动不过是反叛的布尔乔亚在搞它自己的反叛把戏，纯粹是自鸣得意的姿态，不属于一个严肃的和深厚的理性的革命传统。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这个新左运动所追求的众多诉求仍然是左派所一贯追求的，特别是反越战斗争，广泛的争取教育制度民主的斗争。我当然不能公开攻击或批评这个运动，除了在这个运动之内，但即使这样也很困难。因此我的孤绝感一方面来自于这个运动走上了一个在很多方面令我悲叹的路，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只能够保持缄默。”
凯瑟琳·米尔斯与她的姊姊潘蜜拉·米尔斯把她们所挚爱的父亲和友人的通信以及一些自传体文字编辑成书，帮助我们从米尔斯作为一个日常生活中的人（朋友、父亲、同事……）来理解他的思想、理想、不安、固执、矛盾与困惑。凯瑟琳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借一件小事描述她印象中的父亲，很生动，也和六十年代新左小子们所塑制的殉教者米尔斯形象有看似细微实则重大的出入，能让我们以另一种方式鲜明地想像作为一种知识分子典型的米尔斯。小凯瑟琳（米尔斯去世的时候，凯瑟琳还不满七岁）怕黑，父亲的做法就是在白天的时候，夹着手电筒，带凯瑟琳绕行房子一周，凡遇见黑暗、深邃的角落、储藏室或橱柜，父亲就用手电筒照亮每一个角落，让小小的凯瑟琳明白，黑暗里并没有隐藏着什么真正可怕的东西。从这个历历在目的回忆中，如今将近半百的女儿找到了一种适合纪念她父亲的总结性话语：
“我心灵深处仍然可以看到我父亲拿着手电筒照亮黑暗的橱柜。是！我们是可以照亮遥远的角落。不！我们不应该栗于面对我们所发现之物。我相信我父亲给我的教训也同时是他要给这个世界的一个讯息。他的手电筒是理性之光、人性的目的与道德热情，而他毕生殚精竭虑所致力的正是驱除这个由冷漠、迷惑与不负责任所造成的黑暗。”
原文刊载于《读书》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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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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