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国家玮：“会馆”、“胡同”与虚空体验（上）——论《伤逝》的叙事特征与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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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相比于《祝福》、《在酒楼上》等作品的叙事角度，《伤逝》赋予了第一人称叙事更为复杂的功能。在作者的解读中，叙事者的自我救赎成为整个叙事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涓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策略契合了其早经表明的写作动机和“手记”的文体要求。文章不同于以往女性主义对涓生的解读，以“会馆”、“胡同”的隐喻以及作为第一叙述人的涓生的虚空体验为主要方面深入浅出地讨论了《伤逝》的三个叙事层面，即表层“五四”式恋爱悲剧；深层的启蒙理性谋害日常生活正当性的隐喻以及悬浮在两者之上的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摆脱不了的梦魇般存在的虚空感何以将时间空间化并最终使第一人称叙事者消极地确立了自己的存在感。

感谢作者国家玮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作者/国家玮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二叶亭比起什么都希望表现的是文三的绝望。他希望由于这，能把作为知识人的他被强迫的不幸，用最朴素的字义来说，即是把智慧的悲运表现出来。但是他不但不能表现它，就连这种姿态也捕捉不到。……然而鲁迅却能轻灵地用着单纯的形式，把二叶亭所不把捉到的智慧的悲伤，直接地表现出来。[1]

                                                             ——中村光夫

中村光夫《“不如早死好”——二叶亭四迷传》

“会馆”、“胡同”与虚空体验

——论《伤逝》的叙事特征与思想方法  

一、人称的意识形态

当《祝福》中第一人称叙事者表明“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2]的时候，他与《孤独者》中第一人称叙事者表白“我和魏连殳相识一场，竟是以送敛始，以送敛终”[3]时使用倒叙的技巧如出一辙。倒叙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在正式讲述故事之前对自家客观姿态的言之凿凿与其在故事讲述中因与叙述对象之间的复杂纠葛常常刻意掩盖事件真实之间常常抵牾。在这个意义上，读者有理由质疑《祝福》中叙事者何以在离开故乡五年之后仍熟稔关乎祥林嫂人生中的每个细节。与《孔乙己》相比，《祝福》在对于祥林嫂的故事倒叙时叙事者实际上是缺位的，这使故事成为人物戏剧化地在场表演；《孔乙己》中的叙事者则不仅声言其倒叙故事的意图并在实际讲述时设定了讲述者与故事之间的心理与时间距离（即已经成年的店伙按照自己孩童时记忆讲述孔乙己故事）作为叙事边界，并努力保持不去超越这个边界。当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以倒叙方式开始后，叙事者不断在叙事中对其后设叙事的角色定位进行暗示（而不是与之相反的失语），进而使读者的视点渐次与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视点融合，造成读者对故事真实性的感受。虽然鲁迅自己对体裁尤其是人称问题常常表现得漫不经心，甚至认为就小说写作而言，“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4]在生活经验的真实性与阅读经验的真实性中，鲁迅否认小说写作对前者的镜像式模仿，这显然是新手在尚未掌握小说写作的隐秘之前惯用的策略，即赋予与日常生活经验关联密切的某些实用文体（日记或书简体等）以至高地位。小说集《彷徨》不再出现类似《呐喊》中《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鸭的喜剧》等作品至少说明鲁迅对小说文体界限有着更为严苛的理解。作为小说家的鲁迅，显然不会是将读者视为单纯的抒情对象或接受作者告白关于世界真实经验的对象。对于“五四”作家来说，倒逼第一人称叙事的写作策略并非新鲜事[5]，但号称是鲁迅作品中“难懂”与“晦涩”[6]的《伤逝》却赋予第一人称叙事更为复杂的功能。第一人称叙事背负了意识形态/现代性的魅影，这使现代小说中“我”这个能指跨越故事讲述者这重身份成为间离或弥合作者与读者经验的游动符号，“我”所负载的这种功能必须建构在小说文本多义性的基础之上。为了对《伤逝》中第一人称叙事功能的这种现代性质素进行详细的考察，我们必须首先将小说中形式的意味暂时剥离。虽然这样做未免会陷入二分法的圈套之中，不过却可能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人称/视点何以在现代小说中承载起意识形态的重量这个问题。

《彷徨》

《呐喊》

二、会馆的隐喻

从结构上看，《伤逝》暗含着对现代性原罪意识的自觉：即涓生在对子君之死归因时以真实/虚假的价值判断取代忠诚/背叛，这构成了涓生手记写作的真正动机。前者是一个十足的现代性命题，隐藏着“现代主体的深重危机”即“人与人关系的黑暗现实”；[7]后者则是不过是古典爱情中的一个母题，无论是诗骚、史传还是传奇都热忠于眷顾的悲剧类型。不过，这显然是现代意识对传统人际/爱情关系的一次失败诠释，这样说意味着《伤逝》的结构中交叉着两种近乎不可调和的叙事传统。在忠诚/背叛的二元结构中，子君涓生的故事隐含着一个经典的痴情女/ 负心汉的俗套类型。从小说诞生伊始便不断被从女性主义视角阐释这个现象反推，这个判断不成问题。在三十年代甚至有论者直接将旧剧中的武家坡、汾河湾与对涓生“无往而不矛盾”的“自私自利”关联——“丈夫外出十八年，妻子住在寒窑吞菜根幸还活着，一天丈夫回来，见妻子并没有死，不仅大吃一惊，自言自语道‘我出去十八年没有回来，她却还没饿死，想必有什么外遇吧，不免再试她一试再作道理。’……可见一个人若是存心欺侮一个人，那被欺者似乎最好死去才近人情，也唯有如此，欺人者才觉快意，既是古已有之，则无怪我们的涓生，要于作尽了冷酷的态度与行为之后，惊诧的说子君，‘奇怪的是倒也并不怎样瘦损’的话了。”[8]“取古代的事实，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9]，这是鲁迅一九二一年六月在翻译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时对这篇历史的小说（而不是历史小说）的评价。从后来《故事新编》中大段对经典近乎摘抄式地直译以及将道德/事功、理想/行动、立人/立国、诚/伪等思考楔入经典文本的写作实践来看，鲁迅在其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中深化了对小说“表现的深切”一维的思考。与之相对，鲁迅的欧美文学翻译实践则似乎更多是在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契合而并非影响。很难说鲁迅是在对安特莱夫或显克微支的小说翻译中完成了其对自身风格的探寻，相反或许是安特莱夫的《谩》、《默》或者是迦尔洵的《四日》抑或是显克微支的《镫台守》等所容纳的那种对于色彩或自我意识的几乎病态的敏感与鲁迅埋藏在冷静下面的热烈达成了一种内在的契合。鲁迅并未试图在小说中模仿他们，哪怕连《药》中所谓“安特莱夫式的阴冷”都是在一种极为克制的理性操纵下的结果。这恰与安特莱夫式阴冷所蕴含的令人可怕的热烈相反。鲁迅小说最为特殊的品质之一恐怕正在由克制的理性导泻出的那种彻底的而非融合了不同质素的决绝情绪。《伤逝》就是这样的作品。在对古典爱情书写的现代转化，主宰整个故事的并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二元对立结构，即忠诚/背叛或真实/虚假；而是一种关于“空虚”（“虚空”）的人生无着感。周作人从小说中有着“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的会馆看到了熟悉的“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的影子，而这一间偏僻的有着寂静与空虚的破屋“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彷徨衍义》）这个构成鲁迅生命哲学基础的空间环境曾被他在《呐喊·自序》中以“未尝经验的无聊”、如大毒蛇缠住自我灵魂并长大起来的“寂寞”、“无端的悲哀”[10]这样的文字表述过。在鲁迅的生命经验中，在空虚中唯一能够把握住存在/实有的方式恰恰是对空虚的人生经验的确证：一旦他试图以向上超越的方式开始意义探寻，空虚感就会很快袭来；唯有对空虚经验的不断抚摸才是暂时获得存在意义的有效方法。“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11]“开口”意味着人以语言符号对自身经验进行意义的探寻，这使鲁迅感到焦虑；“沉默”则隐喻着一种对待空虚的态度，将自身的空虚感置于更大的空虚中，以对空虚的不断确认证明自身的存在。

鲁迅

《伤逝》

仅从字面上看，《伤逝》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五四”式命题。文本不断提供给读者的超越爱情故事层面的借涓生之心理体验传递出的幻灭感时时勾勒出现代人无根漂泊的空虚，成为凌驾在经典爱情故事忠诚/背叛结构上的一座浮桥。“会馆”作为现代人生存方式的绝妙隐喻常常出现在鲁迅的小说中：一方面会馆作为怀乡却不可能再回乡的人们寻根想象的实体，成为在大都市中个体缺失存在感的疗救方式。同乡人聚集带来的乡音、乡情以及以此为载体的情感寄托都使会馆负载了为都市生活之“震惊”体验减震的功能；另一方面，会馆的实际组织方式却背离了使怀乡人的故乡想象能够成立的最重要条件，即它不再以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来作为维系自身的依据，相反，“它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12]的团体。会馆中的人情结构不以血缘为基础却建构在对共同体故乡的想象之上。以地域及其所背负的共同的文化之关切和荣辱感来代替乡土社会以血缘关系搭建起的利益关系，这种共同的荣辱感成为绍兴县馆中一个逃难官僚携妾遭到住客群起攻之的因由。周作人日记载:“七月六日晴，下午客来谈。傍晚闷热，菖薄溇谢某携妾来住希贤阁下，同馆群起责难，终于不肯去，久久始由甘某调停，暂住一夕。”（周作人：《鲁迅的故家·补树书屋旧事》）会馆的组织方式提供给住客的是一种不稳定的住居经验，它的流动性与乡土中国传统中经验视阈（包括风景与人生形态）的绝对稳定恰好相反。对于居住在会馆中的人们来说，故乡近在咫尺却遥不可及，因共同的融入感结成的同盟建立在共同的道义而不是道德感之上，这种同盟关系随时可能因为成员的流动受到破坏。当涓生满怀憧憬的声言“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13]的时候，他的表白之所以让人怀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仍旧在“经过许多回的思量和比较”后选择了在他看来似乎“还能够相容”的会馆。读者显然对这个早已在《孤独者》、《在酒楼上》中惯用的蜂子或蝇子绕了一个圈子又停回到原地的隐喻结构不再陌生。与魏连殳和吕纬甫的自我作践与自我毁灭不同，涓生仍对“新的生路”抱有憧憬——而他所谓“新的生路”不过是在会馆赋予他的加倍的“虚空”中确证自己的“活着”。会馆隐喻的无根漂泊的生存焦虑感与那个打着“五四”标签的古典爱情悲剧故事之间很难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统和点。故此当韩南指出《伤逝》中第一人称叙事者“并没有在道德上和感情上公平对待被他抛弃的子君”时，他还以直觉说出了另外一个事实——“这篇小说有很多地方很难从道德上下判断。”[14]从女权立场指责涓生以手记的形式“抵抗对已故女人的记忆”并进而批判“男性的欲望在女性尸骸上的铭写（inscription），在男性作家恋尸幻想中反复出现”[15]无可厚非，不过却容易在另一个具有本质论的道德尺度中将涓生的“罪恶”放大，进而使小说还原为一个赤裸裸的负心汉的欺骗故事。读者似乎不应当忘记在弗莱眼中，现实主义正是借助“从一个传统的、原型的情节（例如神话与传奇中的情节）开始的，然后，作者将其‘移置’出梦幻式的非现实之境，使之从一个现实主义的视点看来合情合理。”[16]

周作人

“手记”意味着书写者仅对自我负责，可以完全不负担对读者的责任。当第一人称叙事者在“手记”的开端即表明“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17]，他实际上在心理上关闭了讲述一个完整真实故事的动机。对过去的所有回忆都是为了第一人称叙事者自我救赎的现实需要，而不是乞求读者在阅读后给予自己一方适当的同情或是认同。这是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的边界，即完全遵从“手记”在写作时的自我救赎而目的而不是读者的现实需求，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进一步展开说明。第一人称叙事的根本目的不再是不动声色地借呈现其所见寓其褒贬的价值判断：《孤独者》、《在酒楼上》、《祝福》中的叙述姿态都是以这种方式呈现戏剧化的场面，其价值标的或轻或重的指向了对读者的道德规训或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自省。前面已经谈到过，《伤逝》的叙事者在文本开端、中间及结尾不止一次严肃地强调其借对子君的悼亡以对自我进行救赎的实际需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在此打着对自己道德进行深刻自省的旗号掩盖其希望借助对往事的追忆对自己精神上的困境进行救赎。子君的逝去对他也许是可以忘却的，但时刻与他相伴的寂静与空虚以及人在追求意义后仍难免再次回归空虚的生存困境却成为他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这个意义上，《伤逝》中涓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写作策略虽然可以认为是一种对待死亡女友的选择性遗忘或话语暴力，却与其早经表明的写作动机和“手记”的文体要求十分契合。这使小说叙事中第一人称叙事者彻底在叙述中封闭了与读者之间的关联，矗立起彼此间的“第四堵墙”。叙事者的自我救赎为整个叙事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涓生以手记的形式道出了自我存在的虚无状态。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在于《伤逝》的关键词并不是小说开端中出现的“悔恨”，而是蕴含了不同义项的“空虚”或“虚空”。感伤的东西乃是已逝去的，自我指认依靠对过往时空经验的话语抚摸得以完成，这似乎是一个前现代事件，它引我们入一种轮回经验之中，预示着现代性诞生伊始就秉有的某种宿命：未来或超越性的不可预知与逝去时空经验的永不再来，将现代人逼入对存在感的一再确认之中，现在必须以过去或未来为支点才能标注自己的位置。遗憾的是人们勾勒不出看不见的未来，也只能在哀伤逝去中祭悼个体的孤独与虚无感。第一人称叙事者在《伤逝》中对“空虚”或“虚空”一词的使用大体上涵盖着三个语义层面：第一，涓生（或涓生在自我想象中赋予子君的）感知的具体时空经验与涓生的心理体验；第二，涓生对启蒙话语与现代性的怀疑；第三，超越具体时空的普泛化心理体验。我将“空虚”/“虚空”分类，并分别按照先后顺序依次整理出小说中这两个词汇所在的句子并在后面依照其语义功能的不同标注其所属类别。  

标注※者是“空虚”一词基本用法，并无叠加在其上的另外含义。如涓生“一天的饥饿，又都白挨给于己一无所得的空虚”这样表白中，空虚仅仅是“一无所得”的另一种表达，没有特别的含义；（Ⅰ）类中的“空虚”或“虚空”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在具体时空环境下生成的心理经验，它是第一人称叙事者对环境的某种客观描述，又因其“家庭内景”属性可以被看成是“对人物的换喻性的或隐喻性的表现。”[19]比如当涓生描述“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地寂静和空虚”时，“空虚”即是一种对会馆实际环境的客观描写，也是涓生心理经验的真实传达；（Ⅱ）类中的“空虚”或“虚空”必须在文本上下文的关联中才能够被解读，它是对第一人称叙事者启蒙理想的揶揄或反讽。这是鲁迅小说中惯常的命题并且在第三章对《在酒楼上》与《孤独者》的分析中言及较多，故此不必多说。比如当涓生意识到“她所磨练的思想和豁达无畏的言论，到底也还是一个空虚”时，这里所用的“空虚”显然就有对“五四”反传统思想的有效性的质疑；（III)类中的“空虚”是起源于但又很快凌驾在时空之上的普泛化体验，是涓生无法找到自我救赎路径的根本原因，是浮在子君离世后吉祥胡同小家庭人去楼空的寂寥或者子君在时彼此在渐次熟悉后涓生因其展现出的世俗化一面进而对启蒙理性产生深刻质疑引发的空虚之上的难以找到来由的虚无感。这个空虚或虚无的感觉，与前面提到的由“会馆”隐喻的无根漂泊有关。它表征了现代个体生存的普泛化的孤独感与试图将孤立个体与其他生命建构起关联的想象——“空虚”的化解既然不能有赖于时间维度中个体生命对未来的期许或对过去的追忆，那么对在场感的体认就只能通过其他生命与自我的横向关联建构起来。当小说第一人称叙事者面对“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时候“仿佛一一看见”了“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并听到了“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之时，第一人称叙事者与小说隐含作者鲁迅的人生经验近乎是同构的。以对其他生命的召唤确证自身实存，在鲁迅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体验。可以将他写于一九三六年九月的《“这也是生活”》拿来与上面的句子进行对读：

四围是广大的空虚，还有死的寂静。死于无爱的人们的眼前的黑暗，我仿佛一一看见，还听得一切苦闷和绝望的挣扎的声音。[20]（《伤逝》）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21]（《这也是生活》）

后面的引文是鲁迅在临终前不到二个月所写，但无需为此作过多联想，实际上在写作这篇文章时鲁迅并没有预料到自己之后突然的死亡，周氏兄弟都有在大病之后沉淀人生经验的习惯。与《伤逝》中第一人称叙事者对空虚感的痛切体验看似相反，大病之后的鲁迅借助对生活纹理（这实际上也是夏衍在《上海屋檐下》等戏剧中对舞台表演的某种态度，上海这个城市与作家内心中对生活质感的捕捉似乎有着独特的关联，不过这仅是我的感觉，并未进行学术上的探究）的把捉确认了自身的存在，获得了救赎。

夏衍

  《上海屋檐下》

在上面两则材料的对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个体孤独/死寂感/虚无感发端于由“无爱的人们”构筑的黑暗以及觉醒者在对启蒙有效性的彻底幻灭中“苦闷和绝望”的挣扎，而另一方面，还是因为“无穷的远方”的虚无与黑暗中“无数的人们”，现代个体又获得了存在感，救赎了自己的虚无。这个自我救赎的瞬间巧妙地隐喻了现代性去理性化的思维品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式的以个体为起点的差序上升的精神自由之路被混沌的时间错位感打乱。前现代社会中的士人阶层不会怀疑自身使命和道义担当乃是其自我价值实现的根本方法。在理性安排之下，以对自身的修为作为起点并最终“平天下”的理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他们的空虚感来自理想未能在有生之年完成的遗憾，即人生苦短；启蒙理性的生成却并不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仅是一个思想图式。我相信它的诞生伴生着某种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图式，换句话说，它并非是一个以更为进步的价值观或生命态度来代替传统社会的价值观这么简单。虽然其所标榜的某些命题——譬如自由、平等等建立在理性之上，但启蒙理性的传道者——现代知识分子——却很难如传统士人那样将自己的生存与行动视为对于某种至高无上的价值尺度的殉道。传统士人对时间的把握是可度量的长/短，现代知识分子对时间却有着莫可名状的混沌感知。这种感知恰与启蒙理性所宣称的逻辑/思维方法相反。它不可把捉，不是由计量单位可度量的“去日苦多”，而是由无数个“进行着的夜”与“无穷的远方”这样无法标定终点的“中间状态”构成。现代性的真正起源，在我看来，只能是一个空间概念，而无法是一个时间概念。“我”之证明“我”的存在，无法以始终在流动着的时间作为度量自我位置的参照。所有的“这一刻”显然都会成为历史，而我们却无法确证一段历史的开端与结束。但空间却是一个实在，“远方”越是无穷的，“我”的实存就越是“我”唯一能够把握住并借以确定自身存在的依据。同样写于一次大病后的周作人的《过去的生命》似乎也同样地说明了这点：

   这过去的我的三个月的生命，那里去了

   没有了，永远的走过去了！

   我亲自听见他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我坐起来，拿了一支笔，在纸上乱点，

   想将他按在纸上，留下一些痕迹——

   但是一行也不能写，

   一行也不能写。

   我仍是睡在床上，

   亲自听见他沉沉的他缓缓的，一步一步的，

   在我床头走过去了。

                  四月四日在病院中

时间是无法固定的，哪怕是希望留下任何一点“痕迹”，都不能做到。但唯独可以留存的是诗歌的写作地点“病院”，它确证了诗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伤逝》中的“会馆”具有相似的隐喻：第一，从时间的维度上看，“会馆”意味着现代人无根漂泊的生存状态。“胡同”隐喻的时间观念是具有生活化意味的日常时间，它意味着家庭的出现，随之而来的是一段爱情以及维持到老的相守甚或是另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总之，“胡同”作为生活化的存在隐喻了有序的时间。从“吉兆胡同”到“会馆”的选择意味着涓生的归宿，更隐喻着现代人在面对时间时的复杂态度。第二，从空间的维度上看，“会馆”是涓生唯一得以借此确定自身存在的凭借，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与子君的相爱或分离甚至子君的死亡都无法真正成为流逝时间中涓生刻印在生命中的借以回顾往事的凭借。“遗忘”是涓生最终对过往的处置方式，倘若不是非要从所谓的“女性主义”视点去对涓生的选择进行道德上的谴责，那么涓生最终以遗忘放逐了与时间的纠葛并选择继续在“会馆”中“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则赋予了具有实存感的空间一个契机。这个可以使涓生继续前进的实存起点——“会馆”，与前面提到的周作人《过去的生命》中的“病院”以及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聊以对生存自慰的有着“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的“屋子”一起，构成了现代文学起源中空间的意味。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篇

本文原载于《鲁迅研究月刊》2015年第5期，收入专著《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

基本信息

作者：国家玮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3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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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村光夫：《鲁迅和二叶亭》，载《西北风》（半月刊），第七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

[2]鲁迅：《祝福》，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10页。

[3]鲁迅：《希望》，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88页。

[4]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卷，第23页。

[5]陈平原认为“‘五四’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颇多倾诉性作品，作家尽量与第一人称叙事者认同；但也有不少小说借作家与叙述者的间离来造成另一个潜在的审视角度。……值得注意的是，‘五四’作家喜欢逼着‘我’叙述过去的故事。对人生世相的理解，过去的‘我’不等于今天的‘我’，读者往往可以从今天的‘我’不动声色但又包含倾向性的叙述中，领悟过去的‘我’认识的局限。”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93页。

[6]周作人在读解《伤逝》时将其与《弟兄》合看，认为其“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周作人：《不辩解说下》）不管人们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但这至少说明读解这篇作品不应忽视其背后的隐喻。

[7]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第237页。刘禾同时发现了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关于“自由”概念的隐喻性表达（比如笼中鸟等意象），并在涓生对自我还并未忘却了翅子的煽动时所表现出的自私中发现了子君从其“唯我论的图景中被省略掉”的事实。继而“随着这个隐喻的出现，自由陡然间成为叙事者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借助一个意象的帮助，涓生开始为自由而战，这个意象有效地解开了他与子君的关系。”（同上，第233—234页）在为数不少的对《伤逝》的女性主义视角的读解中，这个阐释富于启发的地方在于其指出了现代性构筑自身过程中的权力关系，涓生的叙事之所以可疑，正在于其“以一套不痛不痒的哲理（关于真实与谎言的争辩），来代替现代主体的深重危机，而且通过压抑这一危机影响的人与人关系的黑暗现实，从而似乎重新开创（reinvent）了现代性的志业。”（同上，237页）

[8]张文焯：《子君和涓生——子君走后的涓生》，载1935年5月25日《国文学会特刊》，第三期。

[9]鲁迅：《〈罗生门〉译者附记》，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卷，第252页。

[10]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卷，第439—440页。

[11]鲁迅：《野草·题辞》，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163页。

[12]费孝通：《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载《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44—45页。

[13]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133页。

[14]韩南：《鲁迅小说的技巧》，载《韩南中国小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第374页。

[15]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三联书店，2008年3月版，第237页。

[16]华莱士·马丁：《视为成规的现实主义》，载《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69页。

[17]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113页。

[18]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133页。

[19]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60页。

[20]鲁迅：《伤逝》，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卷，第131页。

[22]鲁迅：《“这也是生活”》，载《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卷，第6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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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虫仔崽

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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