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丽军：高干大——乡土中国新式农民英雄与社会主义新道路探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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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真实镜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乡土中国农民从奴隶到主人，从愚昧落后到觉醒反抗再到翻身解放的波澜壮阔的心灵史。作为延安解放区文学作品的《高干大》，是一部早期的红色文学经典，具有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精神血脉，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可贵的是，欧阳山没有一味的溢美，而是写出了高干大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种种局限和缺点。而事实上，正是高干大的那些符合人性的眼泪、激动、歉疚、伤心、迷茫，让高干大这一英雄形象更加可爱、更符合人性，更具有审美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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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张丽军

高干大

乡土中国新式农民英雄与社会主义新道路探索者

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民革命，彻底结束了几千年中国农民被剥削、被压迫、被侮辱、没有生存保障与生命尊严的悲惨命运，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获得彻底翻身解放。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真实镜像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乡土中国农民从奴隶到主人，从愚昧落后到觉醒反抗再到翻身解放的波澜壮阔的心灵史。在20世纪文学史中，延安革命文学具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延安文学真实反映了当时延安革命根据地的真实历史情况，而且是因为延安文学对十七年文学，乃至是整个当代中国文学所具有的始源性意义和价值。20世纪著名文学家欧阳山创作了《高干大》、《三家巷》、《万年青》、《广语丝》等一系列鸿篇巨制，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欧阳山的《高干大》作为延安文学中的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是一部具有历史原生态、始源性和多声部的优秀文学作品。《高干大》塑造的高干大（本名高生亮）从旧式农民成长为乡土中国的新式农民英雄和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新生活道路的领路人、探索者，对在21世纪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21世纪新乡土中国文学的创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思想意义和精神价值。

《三家巷》、《广语丝》和《高干大》

事实上，乡土中国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文学类型，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与此相对应的是，乡土中国农民形象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人物形象画廊中最突出、最鲜明、最具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最大形象群。这也是乡土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最突出特征。在这一最大数量形象群中，乡土中国农民形象经历了一系列具有断裂性质的审美裂变。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先生所描绘的乡土中国农民是闰土式的、麻木愚昧落后的一群“老中国儿女”。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文学”流派在鲁迅的影响下，创作了一些乡土边远地区野蛮民俗下的“病中国”儿女。直到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兴起，乡土中国农民形象才从愚昧麻木开始走向了阶级意识的觉醒和自发抗争。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在萧红、沈从文的等人笔下依然是愚昧的、需要被改造的，当然这里的农民是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而在另一个“明朗的天”的延安解放区，乡土中国农民则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解放区的很多农民积极参加到抗日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行列中来，在获得民族新生、国家新生的同时，获得个人的婚姻自由、生命尊严和彻底解放，即在战争中百炼成钢，铸就为新式农民和新国家的主人。赵树理、孙犁、孔厥、袁静、马加、马烽、丁玲、周立波、姚雪垠、欧阳山等解放区众多作家的作品，都塑造了在革命战争和土改斗争中成长的新式农民形象。

（左上：鲁迅；左下：萧红；右：赵树理）

欧阳山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延安革命文学作品《高干大》在众多解放区文学作品中是极为突出的，是具有鲜明独特个性的。更为重要的是，《高干大》不仅对同时代有着引领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有着超越时代的、指向新世纪乡土中国文学的当代性意义与价值。《高干大》中的高干大、任常有、赵士杰、程浩明、罗生旺、云飞、高栓儿、任桂花、郝四儿等人物形象，乃至出现次数不过的次要人物形象，都是个个生动传神，具有生活的质感和内在情感逻辑性，从整体上呈现了延安解放区进行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性质新道路、新生活探索过程中的各种不同势力、人群的复杂精神面貌。

作家欧阳山

“这故事出在任家沟合作社里面。那时候，是公历一千九百四十一年。”《高干大》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一开篇就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矛盾冲突，干净利索，一点不拖泥带水；而且有着很强的民间评书体和民间口语化特征。一般小说讲的是故事“发生”在某年某月，而《高干大》这里讲的是这故事“出”在哪里，把发生时间另起一个短句表达，符合乡土中国农民的阅读和接受习惯，达到了清晰自然，简洁易懂的接收效果。紧接着，作者以民谣和对话的方式，呈现出了任家沟合作社与广大社员、合作社主任任常有和社员等紧张、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

  在这样一种时空精神结构背景下，高干大出场了。“一个年纪四十五六，长方脸儿，两撇胡子，歪下巴，歪嘴的黑大个子蹲在地上，收拾他前面的两个木箱子；这人年纪虽不小，可是骨骼粗大，手脚有劲，胡须头发都是乌黑乌黑的，脸上皱纹很多，不过不显得老，两眼精明通透，象两颗黑宝石一样。”这是小说开篇部分对高干大做的一个剪影式描写，毫无疑问这是从外形到内心都是独特“这一个”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独特外貌描写中无意间向读者呈现出高干大以往的勇敢革命历史和丰富灵活的头脑、纯洁热情的内在心灵。对于合作社与农民社员之间的矛盾冲突，高干大戏谑表达出了会计张大海和一些普通群众的“合作社垮球了算了吧，不办更好”的悲观主义想法，但又不认同这种悲观主义，对于合作社的矛盾冲突的问题所在，有着自己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办合作社的用意是好的。只是办法不对，你碰见一百个老百姓，一百个都会对你说：合作社是好的。一百个也都会对你说：把钞票撂在河里，它还会浮起来；把钞票撂在合作社里，那就连浮都浮不起来了！这是什么？——办法不对！”高干大坚定认为办合作社的用意是对的，带领农民群众一起致富的道路方向是对的，但是目前的方法是不对的，是需要继续探索的。小说继续向读者介绍主人公的性格特征：“他说话响亮像铜钟，说话口气也一点不圆滑，不世故；他一下子生气生得那么厉害，简直一点也不老练，不深沉。从背面看他，穿着破旧的黑市布短衣裤，背上挂了一定破草帽，脚上穿着扎花青布鞋，走路的时候两边膝盖都往外弯；小腿又粗又大，脑袋也是大的，正好和身体相衬，不过向左歪得很厉害。耳朵很大，很薄。头发又短又稀，可是又粗又硬。——这整个身段、举动、语言、相貌，你一看就晓得那不是一个和善的，容易欺负的脚色。自然这样的脚色又往往是过于直率，过于表露，——没有肚肠。真的，咱们这受人尊称为‘高干大’的高生亮老同志，是一个奇怪的人。他原是一个十足的农民，后来渐渐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但是，还没有变完。现在他大半个是共产党员了，小半个依然是农民。”小说较为细致地描绘了高干大“面貌丑陋，心地和善，脾气暴躁”“说话粗鲁，爱顶撞人”“有时激进，有时很保守”，甚至是“对于鬼神却不能彻底否定”的性格内在丰富性和多样性，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突出的、较为可爱的、成长中的农民英雄形象。小说以第三人称的说书人身份向我们详细介绍高干大的性格特征。这不仅符合中国民间评书体的叙事风格，符合乡土中国农村读者审美接受习惯，而且也为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丰富呈现埋下了伏笔。

高干大在下乡动员缴纳股金的时候，发现了社区内一些村庄发生较多儿童因为没有医生救治而死亡的事件，遇到了农民提出来能不能办医药合作社的新需求，找到发展合作社的新道路。小说生动呈现高干大听到农民马老汉提出办医药合作社的高兴神情，“高生亮这时候显得又活泼又年轻，原来硬得 像铁丝一样的两撇胡须也发软了，嘴跟下巴也没平时那么歪了。左脸上，1935年打仗留下的那个大伤疤红起来了”，用铜钟的嗓音高喊“完全同意”。这让清风崖杨村长感觉高生亮不像个合作社主任的身份，倒像一个老百姓；高生亮那样大的声音说话，让他望望窑顶，看那嗓子是不是震落了尘土。

医药合作社，这又是一个乡土中国互助合作道路探索中的新问题。自然，这引起了新的纷争。阻力首先来自合作社内部的任常有。在任常有看来，“咱们这合作社是一份公家生意。咱们这合作社不是一份私人的生意。咱们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上级叫咱们怎么办，咱就得办。……上级派咱们来，把咱们当作干部，给咱们饭吃，给咱们津贴，还给咱们家里代耕……咱们在这里干一天，就得服从上级的领导。”任常有奉行的是“上级主义”，所以在他看来，高干大的行为是“违反合作社的原则”，“违反上级的领导”，“简直就是个反革命”。但是，高干大没有简单屈从，而是继续到农村了解情况。西沟的王银发家里娃娃也病死了，提出了入股一千元办医药合作社的想法。这极大鼓励了高干大办农民需求的合作社的新道路想法。

高干大决定到区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区委书记赵士杰和区长程浩明对这新生事物也持怀疑态度。当高干大提出自己的想法来自农民的切身情感需求的时候，区长认为不能当老百姓的尾巴，这是尾巴主义，不能老百姓喜欢什么就办什么。对此，高干大认为：“老百姓要什么就做什么，哪里来个范围？……做群众的尾巴总赶做群众的仇人强些。现在的合作社已经是群众的仇人了！”区委书记让高干大再多找些群众谈谈，再找任常有商量商量。这次碰了壁，高干大没有灰心，而是就像思考，为什么农民都支持的事，合作社主任和区政府都都反对呢，该怎么办呢？“应该像《联共党史》所说的那个英雄”，“应该向他那个样子，——联系群众。众人的意见一多了，他们总会把那个老办法改变一下子的”。高干大决定学习区委书记给他在《联共党史》中讲过的希腊神话英雄安泰的故事，从大地中汲取力量，从群众中获得支持力量。在入伍欢送大会上，高干大讲了医药合作社的事情，当场就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和行动上的支持。尽管，高干大惊诧地看到主席台上的区领导并没有像他一样激动，而是“像两尊石头雕下的佛爷一样坐在凳子上”。这样，高干大对医药合作社的未来和自己今天的行为忐忑忧虑不已。

但是，医药合作社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得地步了，无论是对合作社内部而言，还是对社区农民而言。然而，对于如何解决，区委书记赵士杰和区长也发生了分歧。赵士杰认为，陕甘宁边区办合作社从1936年开始，到现在不到五年，知识和经验都不足。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利益。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服务得最好”。从理论看，任常有是对的，符合政策的。但从实践看，办得不够好。从实际看，高生亮也很有道理。因此，赵士杰提出意见是两家都办，办一年后，看实验结果如何。阻挡新型合作社的内外力量都去掉了，高干大带领张四海、王银发等人开始了社会主义互助合作新道路的探索。

高干大的新道路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支持。附近的老头老太太纷纷把钱从地窖中挖出来，入股新的医药合作社。小说对王德贵和刘老婆婆存钱入股心理刻画地惟妙惟肖，其心理描写一波三折，写出了农民内心复杂的弯弯绕绕。高干大从中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咱们，一九三五年，住在梢林里，打仗的时候，咱们是，知道，群众的力量的！往后呢，太平了，也就忘了。那时候，群众不同意，咱们就活不成！为什么现在就忘了呢？你看咱们这合作社，群众已赞成就办起来了。也不用你催，也不用你问，什么都送上门来！”从乡土中国彻底解放、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后的21世纪来说，欧阳山在《高干大》中通过主人公高干大所传递的历史反思是极为深刻的，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的，是有着深刻的新世纪乡土中国背景的。新世纪十五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也在重新倡导群众路线，可见欧阳山《高干大》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多么重要与深刻！从这个意义上出发，早在20世纪40年代革命尚未完全胜利的时候，欧阳山就看出某些党的领导干部脱离群众、不从群众实际出发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和危害来，这无疑是极为深刻而超前的，是很有远见卓识，也是非常富有勇气的。

高干大为农民着想、从农民实际出发的行为启发了区委书记赵士杰。赵士杰在跟区长谈话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你听上面的太多了！听下面的太少了！自己的脑筋，那是运用的更少了！是不是这样子呢？这真是很可惜的事。咱们固然要向上级负责，我想，咱们同时也要向老百姓负责的！”眼光是向上，还是向下；奉行上级主义，还是从实际出发，这是新世纪的今天依然是党的领导干部体制和工作作风的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在。《高干大》对领导干部人物形象和落后分子形象塑造中，反思“革命成功之后”的干群关系问题，为后来的“中间人物论”审美理念开启了先河。

高干大的新道路探索溢出了原有的设计思路和工作计划，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事业、为农民大众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不仅打破了原有经济格局，也带动了政治政策、路线方针的变革。这也触动了一些落后分子的利益，如郝四儿等神汉们利益。《高干大》小说的后半部分，叙述了高干大与落后分子的斗争。高干大原来的封建迷信思想也在斗争中逐渐祛除了，在最后与郝四儿的殊死搏斗中，成为一名完全的共产党员了。至此，《高干大》完成了对高干大人物形象的塑造。

作为延安解放区文学作品的《高干大》，是一部早期的红色文学经典，具有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精神血脉，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高干大》在塑造农民英雄形象高干大勇敢、热情、坚强、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农村工作经验丰富，有一颗为农民大众服务的火热的心灵和探索社会主新生活道路的坚定信念，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美。可贵的是，欧阳山没有一味的溢美，而是写出了高干大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种种局限和缺点，让英雄有出处，食人间烟火。而事实上，正是高干大的那些符合人性的眼泪、激动、歉疚、伤心、迷茫，让高干大这一英雄形象更加可爱、更符合人性，更具有审美艺术魅力。日本学者多田正子在读完《高干大》之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深深为其崇高美气质所打动，决心翻译这部作品，并把儿子命名为“亮一”。这是《高干大》成功审美接受效果中典型一例。

当然，《高干大》小说也存在一些叙述逻辑中的缝隙与局限问题，如小说的任常有把女儿嫁给神汉郝四儿和高栓儿情感变化过快等情节缺少内在说服力，这在一定程度削弱了内在逻辑结构的有机性。

本文原刊于《文艺报》201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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