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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王宇平:“同路人”问题在中国 ——以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为中心的考察

文艺批评 2017-11-22

作者 王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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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从苏联“同路人”问题入手考察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状况。托洛茨基“同路人”概念的提出以及苏联文艺中“同路人”文学的存在,从根本上说,与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政治先锋派任务的基本完成、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和文艺体制的建立相关联。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对待“同路人”才成为问题。虽然中苏两国在所处的革命的阶段上存在差异,但“同路人”理论传播和投射到中国,又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革命进程中“向前”和“反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并在特定时间内被视为处理其文艺追求与革命追求间冲突的一条路径。而“现代派”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藉此投射着他们的焦虑,一次次思索和确认他们自己的位置。


感谢作者王宇平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同路人”问题在中国

以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为中心的考察


王宇平


 “同路人”是苏联二十年代文学中的突出现象,涉及到与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相关的许多根本性问题的争论和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该词源自苏联托洛茨基的文艺理论观,他在其著作《文学与革命》中就“革命文学的同路人”阐述道:“他们没有任何革命前不光彩的过去……他们的文学形象和整个精神面貌都是在革命中形成的,由他们所倾心的那个革命的角度所确定的;他们都接受革命,每个人各以自己的方式来接受。但是,在这些个人接受中,有一个他们所有人都具有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将他们与共产主义严格区分开来,并使他们随时有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危险。他们没有从总体上把握革命,对革命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感到陌生。他们程度不同地倾向于越过工人的脑袋满怀希望地望着农夫。他们不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同路人。[1]1923年至1925年,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内部发生了如何认识文学的社会使命和如何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大讨论,“同路人”问题成为这场论争的起因和焦点之一,论争以1925年7月1日俄共发布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政策的决议》告结。论争由三方观点组成,分别是托洛茨基和沃朗斯基一派、与之对立的罗尔夫和瓦尔金为代表的岗位派以及不偏袒上述任何一方的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托洛茨基的“同路人”观点,是从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否定论”出发的,他认为从资本主义向无产阶级过度的时期,无产阶级不可能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自己的文学,这个历史时期惟一存在的只有“同路人”文学。托洛茨基对“同路人”文学的作用有夸大乃至无原则的偏袒之嫌,但他肯定“同路人”文学的重要性、敏锐地指出“同路人”与革命之间的关联,又不无正面积极意义。“岗位派”则是对于“同路人”的极“左”认识的代表,将他们看作“颓废、退化和反革命文学的最后的残余”,是“注定死亡的阶级的最后的歌手”[2]。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观点站在后来为党的政策所验证的立场,被认为是关于“同路人”的正确意见。卢那察尔斯基强调:不能以纯政治观点来对待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认为艺术有自身的规律;没有价值的作品,即使政治上完全合格,也是“没有意味的”;要警惕“左倾病”,革命需要一切愿意和它一起走的包括“同路人”在内的作家和艺术家,排斥“同路人”是决不行的。在《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中还提到“同路人”的分化问题,要采取适当的态度“使他们尽可能快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3]。

 

 

在中国,冯雪峰是引介该理论的重要人物之一。通过对日文著作的阅读,他接触到这一概念与理论。俄语原文的“Попутники”在当时的日语文献中有各种各样的译法:“同伴者”、“追伴者”、“追随者”或音译为“波普多契基”。1927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昇曙梦著的《新俄的无产阶级文学》中,译者冯雪峰将其写作“革命追随派”、“追随主义”以及“追随派”;1928年起,他以“画室”的笔名将日本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合译的《俄国K·P·的文艺政策》转译为中文(该书译成后改名为《新俄的文艺政策》,1929年7月由光华书局出版),该书同样涉及到“同路人”问题。另一个对于“同路人”文学在中国的引介起重要作用的人是鲁迅,1928年6月,《奔流》月刊连载鲁迅译自日文的《苏俄文艺政策》;从1928年9月起,鲁迅陆续翻译和发表了包括左琴科、雅柯夫列夫、伦支、理定、费定、皮利尼亚克、札米亚丁等“同路人”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并对“同路人”文学进行了深入评析。1930年6月,《奔流》上的译文结集为《文艺政策》,由水沫书店出版。鲁迅的“同路人”的译法也逐步统一和确定下来。


冯雪峰与鲁迅


 运用“同路人”理论展开的批评实践,也同样与冯雪峰及鲁迅有关。曾经的“湖畔诗人”冯雪峰1927年6月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北京中共党组织被破坏,他的组织关系中断,之后被北京当局追捕,在未名社避难近三个月后,他来到上海投奔结交不久却一见如故的戴望舒及他的朋友施蛰存、杜衡。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的关闭以及当权者对共青团员的拘捕,这群年轻人正避居松江施家小楼,从事著译,并给这一文学小作坊起了个颇有革命意味的名字“文学工场”。革命的挫败将他们都从实际工作中排除出来,于是,他们互相鼓励和影响、共同写作和翻译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品。冯雪峰到达上海的时候,“革命文学”论战业已开始。成仿吾、李初梨、钱杏邨和鲁迅都陆续发表文章。鲁迅被当作批判的靶子,激烈的论战正在展开。冯雪峰、戴望舒等人对于革命文学的翻译和讨论恰恰因边缘位置的特殊性而对言论中心的思想构成了某种补充和挑战。1928年5 月,冯雪峰写作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却因为创办的同人刊物《文学工场》的流产,其问世推延到将近四个月后的9月,也因此丧失了参与讨论的最好时机。该文章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及作家如何定位与评价等问题。冯雪峰强调革命带来的“动摇”:“知识阶级才仿佛被火焰和刀光所验了似的动摇起来”,在排除了“反动”和“投机”的知识分子后,作为“革命”时代的知识阶级的分为两类普遍形态,一类是“决然毅然地反过来,毫无痛惜地舍去个人主义立场,投入社会主义,以同样的坚信和断然的勇猛去毁弃旧的文化与其所依赖的社会”;另一类是“承受革命,往向革命,但他同时又反顾旧的,依恋旧的;而他又怀疑着自己的反顾和依恋,也怀疑着自己的承受与往向,结局他徘徊着,苦痛着——这种人的感受性比较锐敏,尊重自己的内心生活也比别人深些”。在革命的现阶段,“革命只将革命的知识阶级看作‘追随者’”,革命对于上述的第二种知识分子“尽可以极大的宽大态度对之……革命与其无益地击死他们,实不如让他们尽量地在艺术上表现他们内心生活的冲突的苦痛,在历史上留一种过渡时的两种思想的交接的艺术的痕迹”。因为这些“追随者”,即“同路人”,能够真实和敏锐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他们对革命的挣扎着的“追随”是可以收获艺术上的成就的。冯雪峰由此来论述以鲁迅为代表的知识阶级的位置与作用,为其辩护。在文中,呼应正在进行的“革命文学”的论争,冯雪峰对于中国知识阶级的具体代表的设想是鲁迅,但他对于知识阶级与“革命”的距离以及作为文学家的特质和作用的分析同样可以用于(甚至更适于)他此刻“文学工场”的伙伴们身上。


与冯雪峰私交甚笃的施蛰存、戴望舒以及杜衡,正是后来被称为“现代派”的这一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该流派得名于1932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亦以心理分析小说闻名,杜衡是该刊物重要的编辑及文艺评论家,戴望舒则是“现代派”诗歌的中心人物,此外还有以“新感觉”著称的小说家刘呐鸥和穆时英。与身为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冯雪峰不同,施蛰存等人的“革命”更多倾向于热血青年式直感表达。无论他们赞同多么激进的政治观点,不甘落后地投身“普罗文学”大潮,但却始终放不下“艺术”的身段只听“将令”,难以彻底完成阶级身份和阶级立场的跨越。这样的境况使得他们更趋向于将苏联文艺理论中的“同路人”作为他们的自我认同。

戴望舒(左上)、施蛰存(左下)与成仿吾(右)


托洛茨基“同路人”概念的提出以及苏联文艺中“同路人”文学的存在,从根本上说,与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政治先锋派任务的基本完成、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和文艺体制的建立相关联。正是在上述情况下,如何认识和对待“同路人”才成为问题。虽然中苏两国在所处的革命的阶段上存在差异,但“同路人”理论传播和投射到中国,又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革命进程中“向前”和“反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并在特定时间内被视为处理其文艺追求与革命追求间冲突的一条路径。


施蛰存、戴望舒和杜衡等人在表达着他们革命追求的同时,把对苏联文艺的关注不动声色地聚焦于“同路人”作家与“党”的关系,藉此投射着他们的焦虑,一次次思索和确认他们自己的位置。1930年3月,在第2卷第1期的《新文艺》上刊登戴望舒撰写的《苏联文坛的风波》,文里文外都是对“同路人”感同身受的关切:“在这次的风波中,被卷入漩涡的人很多,大部分都是‘同路人’……这种对于‘同路人’的攻击,在伏林的一篇论文上说的很明白,他宣说要整顿一九二五年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而那些‘同路人’却有了腐化或反动的倾向。”他转述苏联奥尔霍微的观点:“在‘文艺战线’上,正如在一切别的战线上一样,是应该完全服从的。一切违反的人们就是‘资产阶级者’,而被当作资产阶级者对待”,内里也有着自己的困惑和心悸:“这是党对于‘同路人’文艺政策的改变吗?我们还没有知道,只能在下次再报告读者诸君了”。

 

   

正当他们惶惑于“同路人”的认同之际,苏联先锋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1930年4月14日自杀了,这立即引起了“文学工场”里年轻人的强烈关注,同时使得他们对自己“同路人”位置的思索和认定又一次暗潮涌动:对艺术先锋性的追求和政治先锋性追求能否融合,“诗人”在革命中会迎来怎样的命运,这一切问题和症结究竟在何处?


马雅可夫斯基


 据施蛰存回忆:“消息传来,我们立即找资料,在《新文艺》最后一期上刊登了一个悼念特辑。共有文六篇,译马雅可夫斯基诗四首,由雪峰、望舒、蓬子分别执笔。”[4]此外在这一期即第2卷第2号的《新文艺》[5]上,还有由刘呐鸥翻译的大量篇幅的事件报道,包括:苏联官方的革命文学国际委员会关于马雅可夫斯基之死的宣言《国际无产阶级不要忘记自己的诗人》、译自4月17日俄文《少共真理报》之“马雅可夫斯基特刊”的《关于马雅珂夫斯基之死的几条记录》、克尔赤仁夫的肯定马雅可夫斯基是“同路人中最早的一个”的《论马雅珂夫斯基》和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3月25日在少共区委会上的演讲稿《诗人与阶级》。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事件成为“废刊号”的《新文艺》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无可回避的问号,被心理预设了共同位置的苏联先锋诗人的结局势必要在他们的心中掀起波澜。杜衡翻译梅吉尔的述评《玛耶阔夫司基》刊登在1930年10月16日1卷4期《现代文学》上,但对于马雅可夫斯基之死最为敏感、认识最深的是与他同为诗人且与革命走得最近的戴望舒。“自杀”事情发生后不久的1930年“五一”节,他就撰写了长文《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6]。当戴望舒开始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表明他并不能认同《新文艺》上那些译自苏联报刊的官方说法。


戴望舒从马雅可夫斯基与叶赛宁的对比引出他的问题和困惑:

 

 “叶赛宁是‘最后的田园诗人’,他知道自己的诗歌是没有什么可以赠送给新时代的,于是他便和他所憧憬的古旧的,青色的,忧郁的俄罗斯的一切旧的事物,因着‘铁的生客的出现’,同时灭亡了。这自杀我们可以拿旧传统和新生活的冲突下的逃世来解释。但是玛耶阔夫斯基呢?他并不是旧时代的人物,他是在革命的斗争中长大起来的。他以自己的诗为革命的武器,同时,他是建设着新生活的,建设着社会主义而且要把它扩大到全世界去的人们底诗人。他是梦想着未来的世界要由他的火一样的诗句来做向导的。但是他却像不惯新生活的旧时代的叶赛宁一样,懦怯地杀害了自己的生命。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叶赛宁


一个“在革命的斗争中长大起来的”马雅可夫斯基为什么选择了与“最后的田园诗人”叶赛宁同样的结局?戴望舒的分析是围绕马雅可夫斯基艺术上的未来主义展开的,他试图穿越这位“艺术先锋派”之“艺术”来解析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事件,以直面文学本身的方式来讲述文学家之死。在开篇之际他就一语中的地揭示了诗人与其艺术的关系,他说未来主义正是“玛耶阔夫司基赖以滋长终于因而灭亡的有毒的‘欧洲的咖啡精’(la cafeine d’Europe)”,接下来他又对未来主义有深刻认识和精准把握:俄罗斯不是未来主义的原产地,它是马雅可夫斯基选择的结果。戴望舒强调它是“适宜于俄罗斯地质的,从意大利移植过来的剽悍的植物”,它能够在“产业落后的意大利萌生,并且在产业落后的俄罗斯繁荣”。戴望舒从阶级性和表现特征上对“未来主义”追根溯源,指出它存在的根本问题:

 

“未来主义者歌唱着运动,但他们不了解那推动这运动的力和这运动所放在自己面前的对象;未来主义者们歌唱着机械,但他们不了解机械的目的和合理性,未来主义者们反对着学院文化的成为化石了的传统,但他们只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消极的反叛。他们在艺术上所起的革命,也只是外表的,只是站在旧世界中的对于旧的事物的毁坏和对于新的事物的茫然的憧憬,如此而已。……他们的兴感纯然是个人主义的。”

 

他认同未来主义在艺术上的先锋性,但更能比照着政治先锋派要求改变社会的整体性规划,觉察到未来主义的根本性弱点:“从这里我们明白了未来主义的发生是完全基于否定的精神的。……只否定过去,而所谓未来者,却不过是偶然在心上浮现的一重幻影而已”。他看到未来主义者与政治的联结的关键所在:

 

“未来主义者自始至终和政治密接地关联着,他们意识到政治的出路是生活的总出路,而他们是努力着生活的创造的。政治上的哪一条出路呢?这却是一个问题。……只要是崇高,是暴乱,是英雄事业。”

 

正是由于上述根本性弱点,未来主义者单从自身出发去理解革命,而“叛逆者”与“革命者”是有着根本性差异的:

 

“和对于机械一样,未来主义者们的对于革命的理解,也只是革命是伟大的,它的运动是有纪念碑的性质,和它是破坏着一切的而已。”

 

戴望舒从马雅可夫斯基身上看到了艺术先锋派与政治先锋派最终的同床异梦,革命与未来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被深刻揭示了出来:

 

“他在革命中看到了几百万的活动着的群众,他歌唱这集团的行进的力学。但是,那集团生活的根底,运动的灵魂,是玛耶阔夫司基所没有正确把握住的,也是他所不能正确把握住的。”


“革命,一种集团的行动,毫不容假借地要强迫排除了集团每一分子的内心所蕴藏着的个人主义的因素,并且几乎残酷地把各种英雄的理想来定罪;而未来主义,英雄主义的化身,个人主义在文学上最后的转世,却还免不得在革命的强烈的压力之下作未意识到的蠢动。”

 

 马雅可夫斯基“想把个人主义的我熔解在集团的我之中而不可能”,他“总不能克服他的个人主义的宇宙观的残余”。而这矛盾最后的决战是“他将塑造革命呢,还是被革命塑造”,这“仅有的两条出路,但决不是为玛耶阔夫司基而设的出路”,他“没有出路”,只能让“全世界听到这样一个不幸的消息——诗人符拉齐米尔·玛耶阔夫司基死了!”戴望舒自己那个“同路人”挣扎的灵魂也几乎要在这大惊叹号中喷薄而出,利大英在对这篇文章的分析中说道 :“戴望舒也同样看到了作为‘同路人’的危险,那是伴随着作为一个组织成员而来的对于作家创作的限制,一个关于在意识形态与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困境”。[7]


 在这里,值得再次提出的是戴望舒对于未来主义的理解、接受和选择。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在其《新艺术形式的探求》[8]中对未来主义所歌唱的机械的特质做了主要的三条分析:“(1)未来主义的机械都是街头的机械……艺术家离开了生产过程(2)机械单被理解为快速力……这不是从事于生产的智识阶级的心理(3)陷于机械地拜物主义……不是自己从事于机械制造和运使的智识阶级者的心理。”戴望舒的认识受到藏原惟人的影响,他更加历史地看到:“马里奈谛之所有首唱未来主义,在最初不过是作为对当时支配着意大利文坛的唯美主义的反动而出现罢了”,未来主义的反抗是用盲目性、浪漫性、英雄主义来理解新事物的现代小资产阶级的产物,它只是被动地等待着“新”来接收。正是这种主体意识的缺乏,使得未来主义者们为“未来主义”所役,“未来主义”又为那不求甚解的“新”所役:“由着马里奈谛从而来歌颂战争,赞扬法西斯蒂的这条道路,玛耶阔夫司基便来歌颂这完全异质的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先锋派为否定而否定是危险的,那么,在这一点上“政治先锋派”所具有的整体的乌托邦设想可否成为有力的补充?戴望舒对这个问题的思索并不是在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事件之后忽然发生的,他的探究和努力可以从他发表于1930年3月12日第2卷第1期《新文艺》上的未来主义诗歌《我们的小母亲》上得到印证。


藏原惟人


“机械将完全地改变了,在未来的日子——”,同样是以对机械的力和带来的巨变的称颂开头,但很快笔锋一转:“不是那可怖的汗和血的榨床,不是驱向贫和死的恶魔的大车”、“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一个静默的铁的神秘” ,机械不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去除了拜物教的神秘;“它将成为可爱的,温柔的,/而且仁慈的,我们的小母亲” 、“在我们,它是有一颗充着慈爱的血的心的,/一个人间的孩子们的母亲”,以“小母亲”为喻,充满了人世的温情,象征着全新的凝结与和谐; 接下来,再进一步表明这“机械”是生产性而不是消费性,人们通过生产彼此联结,“于是,我们将劳动着,相爱着,/在我们的小母亲的怀里;/在我们的小母亲的怀里,/我们将互相了解”,人是机械的主人,机械的目的和合理性在于:我们可以通过它去创造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是啊,骄傲的,有一个/完全为我们的幸福操作着/慈爱地抚育着我们的小母亲,/我们的有力的铁的小母亲!”对于现代机械的称颂最后落实在一个团结的完满的整体蓝图中。戴望舒在诗歌创作中对于未来主义的创造性的改造,也映照出他对自己“同路人”角色的思考和调整:如何从艺术出发,调和与平衡“艺术先锋性”和“政治先锋性”,才能最终在艺术上获得进步和收获,而不是左冲右突仍不免夭亡于二者的矛盾之中。

                                  

 

但随着1932年—1933年,以《现代》杂志为主战场的“文艺自由论辩”的发生,“现代派”对于自身“同路人”的定位再一次遭遇了新问题。在这场论争中,苏汶(杜衡)提出了“第三种人”的概念:“在‘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的作者之群”。苏汶提出“第三种人”是带着“死抱住文学不肯放手的气味”的,“恋恋不舍地要艺术的价值” [9],他们所要的是创作的自由。鲁迅在其回应文章《论“第三种人”》一文中首先表明:左翼文坛需要“同路人”,“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诱那些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来同走呢”;其次指出:“第三种人”是做不成的,“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10]。除鲁迅外,左翼阵营的瞿秋白、舒月、周扬以及胡风都有针锋相对的批评文章;苏汶也以《“第三种人”的出路》、《答舒月先生》做出回应。


瞿秋白(左上)、周扬(右上)、

胡风(左下)与张闻天(右下)


这场文艺论争明显的转折在1933年1月《现代》杂志第2卷第3期上。这一期的《现代》上刊发了署名“洛扬”的《并非浪费的论争》、署名“丹仁”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以及苏汶的《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在前两篇文章中表现了左翼文坛对于“第三种人”态度的明显转变,这种转变是由发表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的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的文章引起的。该文作者“歌特”其实是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他在文中肯定了“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存在,指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在歌特文章的影响下,冯雪峰与瞿秋白讨论,由瞿秋白代为起草了署名“洛扬”的《并非浪费的论争》,他自己则以“丹仁”为笔名撰写《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和理论》[11]。表明左翼文坛需要“一些深刻的讨论、辩难”,承认“左翼文坛”要克服自己的宗派性,将对苏汶观点的批驳建立在“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的前提之下。苏汶同期发表的《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显然是在阅读了上述两篇文章后写成的,论争到这里基本的问题都已涉及并有了初步的结果,苏汶的文章带有总结的性质。他指出整个问题的中心的“文艺自由的原则是一般地被承认了”,左翼文坛的态度和理论也在建设的意义上得到了重新固定。施蛰存也在这一期的《社中日记》中写道:“以一个杂志编者的立场来说,我觉得这个文艺自由论战已到了可以相当的做个结束的时候”[12]。同时冯雪峰另作一篇《“第三种人”的问题》与“科德”[13]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共同发表在1933年1月15日出版的左联刊物《世界文化》第2期上。苏汶又将这次论争的文章汇编为《文艺自由论辩集》,由现代书局于这一年3月出版。在该书的《编者序》中,苏汶以鲁迅与何丹仁文章的发表为界,将这场论辩分为前后期。


在这场论争中,刘微尘于1932年11月2日作《“第三种人”和“武器文学”》,出处失考,但被苏汶收入他在1933年编辑的《文艺自由论辩集》中。这篇文章认为“第三种人”的论争(即“文艺自由论辩”)就是苏联曾有的“同路人”和左翼在文学上的论争的延续,并在文中提出对“同路人”的期待和忠告:“同路人要目的地自己不断的矫正脚步,走向无产阶级,才得成为革命之友。像为文学争自由‘第三种人’的同路人,为着处处捕捉生活的真实,也无法可想,只得为时代所扬弃”。苏汶比较重视这篇文章,在《文艺自由论辩集·编者序》中特意提出来,认为它是“在整个问题中,我个人认为还成问题的”,但他回避了继续深入讨论,而是“在某一意义上,我甚至可以把鲁迅先生何先生的文章移来做对刘先生的答复”。苏汶的“答复”,事实上也默认了刘微尘将这场论争本质上看作是苏联“同路人”与左翼在文学上论争的延续的观点。而在左翼一方,胡风曾下过判断:“关于这次第三种人的根本问题,笔者的意见是:只有‘同路人’的立场,没有第三种人的立场”[14],鲁迅、张闻天和冯雪峰观点的倾向性以及最后的处理方式的根源也在于将“第三种人”作为“同路人”来认识。


“同路人”无疑是这场论争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如果说“创作自由”的提出表明了“现代派”与左翼文坛的不同,“同路人”这一说法则突出在中国语境下他们联合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同路人”的问题之所以发生,前提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和社会主义文艺制度的建立,其次是它的前身俄罗斯作为一个落后的背负封建重债的国家,使得新政权在发展无产阶级文学的过程中必须承认中间状态和过渡状态。后者使该问题在中国的存在找到了历史处境上的契合点,而前者则决定了“同路人”问题背后的党派性与体制化。在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权尚未建立,但在充分吸收苏联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情况下,尤其在“左联”成立以后,具备“政治先锋性”的左翼文学的无产阶级政党性和组织性日益显现出来。胡风在断言“只有‘同路人’的立场,没有第三种人的立场”之后,说道:“从这个论点,可以把握到哲学上以及艺术理论上的‘党派性’底意义”,并且指出这个问题周扬业已提及:“我们反对超党派的客观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派性不但不妨碍无产阶级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而且可以加强它对于客观真理的认识的可能性”[15];作为论争另一方的苏汶也注意到“俄罗斯的无产阶级已经在那里建立着一种绝对服从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新文化的系统了”[16]。由苏联文艺的党派性所引入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艺术自律”为核心的资产阶级艺术体制的新的社会主义艺术体制。如果说资产阶级艺术体制的最大问题在于将艺术与生活实践隔开,从而逐渐取消了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有效性。那么苏联的社会主义艺术体制中“将资产阶级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艺术概念正好倒转了过来,将艺术直截了当定义为社会上有用的活动”,德国学者比格尔(Peter Burger)在《先锋派理论》一书中对此有所涉及:“以先锋派艺术为出发点,以具体的调查为指导,人们还应该讨论作为体制的艺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所占据的位置的范围(以及对艺术主体的种种影响)方面的问题,这与它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完全不同”[17]。苏联社会主义艺术体制中的“艺术”概念的“倒转”及其后果某种程度上揭示出比格尔意义上的先锋主义者试图将艺术重新与生活过程结合本身是一个深具矛盾性的努力:“这是因为如果要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的认识的话,艺术和生活实践相比而具有的相对的自由是一个必须实现的条件。一种艺术不再有别于生活实践而是完全融入它,随着距离的消失,将丧失批判生活实践的能力”。[18]这其中也就蕴含着在极端状况下,文艺成为某一阶级的“煽动工具”或“政治的留声机”的危险。


与“文学工场”时期的“同路人”身份所带来的心理感受不同的是,作为“现代派” 的他们在“左联”成立后,尤其是在这场论争中,与“同路人”这一概念背后的政党性和组织性正面地激烈地遭遇了。对于左翼阵营来说,张闻天、瞿秋白和冯雪峰等人最终对这种把“文学的范围大大的缩小”和“大大的束缚了文学家的‘自由’”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19]进行了反思,并重新将“第三种人”看作与之同盟战斗的帮手和友人,需要对他们进行不断地斗争与领导,同时夺取更广大的群众。由是观之,在已成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苏联,无产阶级政权对“同路人”的认定和处理方式是以体制的形式展开;而在处于革命进行时的中国,左翼阵营对文艺战线上“同路人”联合与引导则以不断反思和总结的经验摸索的方式进行的。与当时的苏联相比,中国的“未完成式”中尚蕴含着更好完成的可能性。


 (注:原文原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5期

《“左翼文学”研究读本》亦收录此文)



基本信息

编者:徐志伟 张永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08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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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俄)托洛茨基著,刘文飞、王景生、季耶译《文学与革命》,第42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年。

[2] 车成安:《论前苏联20年代文学中的“同路人”现象》,《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4期。

[3] 《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张秋华编:《“拉普”资料汇编(上)》,第1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4]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沙上的脚迹》第23、2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5] 2卷2期的《新文艺》出版时间标明为1930年4月15日,但实际上因为考虑“废刊”问题,延至五月才出版,也因此有可能临时编入悼念马雅可夫斯基的特辑。参见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沙上的脚迹》,第2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

[6] 戴望舒:《玛耶阔夫司基的死》,《小说月报》,1930年12月第21卷12号。

[7] Gregory Lee :Dai Wangshu: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1989 .P16.

[8] 藏原惟人:《新艺术形式的探求》,《改造》,1929年12月号,转引自戴望舒《诗人玛耶阔夫司基的死》,《小说月报》,1930年12月第21卷12号。

[9] 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现代》,1932年7月第1卷第3期。

[10] 鲁迅《论“第三种人”》,《现代》,1932年11月第2卷第1期。

[11] 冯雪峰后来在回忆中说:“《并非浪费的论争》是与瞿秋白商量后由瞿秋白代我起草的,当时我另有任务,来不及写。”参见《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12] 施蛰存:《社中日记》,《现代》,1932年11月第2卷第1期。

[13] “科德”也即张闻天,该文是转载张闻天以“歌特”笔名在《斗争》杂志上发表的同名文章。

[14] 谷非(胡风):《粉饰,歪曲,铁一般的事实——用<现代>第一卷的创作做例子,评第三种人论争中的中心问题之一》,《文学月报》1932年12月15日第5、6号合刊。

[15] 周起应(周扬):《到底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现代》1932年10月第1卷第6期。

[16] 苏汶:《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现代》1932年11月第2卷第1期。

[17]参见(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第2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8] (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第1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19] 科德(张闻天)《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世界文化》,1933年1月15日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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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玉宇灵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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