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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王晓平：(上）《白鹿原》——“新历史主义”历史叙事的经典

2017-12-07

作者王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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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白鹿原》的成败得失需要将其文本放在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思潮中进行审视。因此，在层层深入分析小说的叙事策略与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关联上，我们以某种“结构主义”的方式“还原”作者心目中的历史图像。小说在描述乡土治理与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即礼教传统下的主奴关系构成的宗法制总体，以及现代性带来的欲望闸门的开启、体制内外的反叛者上，它都比先前的各种历史小说都更忠实地呈现了更复杂的画面，但对于乡土中国的裂解，在对现代中国三股政治势力的书写上，却是极不完全地呈现。这与传统文化残存的心理结构有关，也与现代历史的未完成性有紧密关联。作为一部不完全的历史演义，它的道德化的“人性”话语与文化主义视角，在“民间叙事”的表象下，无法深入文化神话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历史根源。

感谢作者王晓平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晓平

《白鹿原》：“新历史主义”

历史叙事的经典（上）

1993年陈忠实创作的《白鹿原》问世，引起震动。在此前后，其他一些陕西作家创作的《废都》《最后一个匈奴》《八里情仇》和《热爱命运》不约而同被京城五家出版社推出，成为一股创作潮流，文学史上称之为“陕军东征”。[1] 而《白鹿原》一般被公认为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它于1998年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批评家白烨当年就认为，它是“几乎总括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全部思考、全部收获的史诗性作品。”的确，这部小说积作者数年之功力，“上承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余响，下应九十年代“儒学热”潮流，从家族宗法制的变迁透视现代史的演进，在历史震荡中揭示民族顽健的奥秘”。[2]因此，十余年之后，2010年由《钟山》杂志组织12名文学家投票选出11部最优秀的1979—2009作品，《白鹿原》又以七票获第一。评论家陈晓明在点评时指出，“小说有一种恢宏的结构，构思明晰而透彻，标举一种文化价值而试图重新阐释中国现代性历史……” [3]这种阐释是否有效的？它以何种特质成为”陕军东征”的代表作，并表明了对于历史的何种态度，这种态度反映了时代的哪些症候？

陈忠实

《白鹿原》

小说以主人公——白鹿原上“仁义白鹿村”的传统式族长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开始。这个对八十年代“文化热”以来在中国一直热销、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深远的《百年孤独》的首句[4]的模仿的语式清楚地标明了小说的“现在过去式”形态：在一个“后来”的年代对于“过去”的缅怀与追朔。在表面上强调男女平等的当今年代，被小说中的其时村民认为是折磨女性的变态者、甚至在当时也令女人惊惧（认为他随身带有“有毒针的倒钩）、造成社会耸动性丑闻（“他早已听到过这个荒诞的流言”）的男人，竟然在小说中的时间里，在某个时期的“后来”对自己深感“豪壮”，不过是无意中自我显露了这一“小说”的某种“后现代”性质：只有在一个以性功能强大为荣的当代庸俗化中产社会（九十年代全面市场化后，以女性为物化的商品对象）里，这一回顾才是有效的（而白嘉轩本人，我们只能认为最多只是自我解嘲地“自得”于自己的“强壮”，而无法心态“豪壮”）。

《白鹿原》手稿

但这一作家无法完全避免的疏忽（它让我们想起了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不因此直接将这一“小说”抛入“虚构”（伪史）的领域，虽然它自诩的“一个民族的秘史”的确增添了它的庸俗市场化的色彩。[5]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的确如男主人公的老母亲所说“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掉了再糊一层新的”.[6]但这一以渲染男主人公“男性雄风”来开章的处理显然有它的目的：这是一个旧时代里有着威权的族长形人物的正面亮相。但正如这一“伟绩”的正反两面意义所示，白嘉轩将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人物。

第二章紧接着以白嘉轩寻找阴阳家来诊断自己至今无后的原因、路上在雪原巧遇一个生殖于原上的“宝物”而欲求教于“姐夫朱先生”为由，展开对第二位重要的旧时人物的描绘。这是一位近乎完美无缺的“关中大儒”。在对他的“神迹”的描写中，他似乎是一位通古知今、能预测未来的再世诸葛。他告诉白嘉轩，后者找到的是“一只鹿”。虽然他没有多说，对于能给人间带来无限吉祥的白鹿的传说耳熟能详的白嘉轩立刻就下定决心，要设计把生长这种鹿形生物的土地得到手。由此，展开白家和这块风水宝地的原来拥有者“鹿”家几十年的恩怨史。而这一家族恩怨史也正是现代中国的百年沧桑史。

一、乡土治理与儒家传统

（伦理）在现代中国

（一）礼教传统下的主奴关系

构成的宗法制总体

五四以降的家族小说中，传统的保守知识分子是思想迂腐、僵化的典型。但是，自八十年代“寻根小说”以后，在传统（尤其是儒家传统）中寻找民族复兴的灵感，随着据说以儒家思想治国而勃兴的“亚洲四小龙”的意识形态魅惑渐成为时尚。于是，此作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一个标志是，这里朱先生则是一个理想化的形象。一般认为，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在他身上体现，他是民众眼里的“圣人”。我们看到，他拒绝友人邀游烟花巷，宣称“君子慎独。此乃学人修身之基本。表里不一，岂能正人正世！”（页21）。作为“关学”的最后一位传人，他遵循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具有以人为本的民本情怀。小说描述了他的如下“传说”和业绩：为使百姓免受战争的折磨，他只身徒步出入革命新党与清廷巡抚的两军对垒之中，凭学识修养让二十万大军不战而退；遇到灾荒，他勇敢地承担起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担任赈济灾民的副总监，以自己的廉洁与敬业赢得官民的一致称赞；他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抗战爆发后，与八君子投笔从戎，引起强大的轰动效应；他在村中建立私塾，教化子弟；他“学而优”但并无意于仕途经济；在内战时期，致力于县志的撰写工作，秉承了中国传统“史家”的春秋精神。同时，他并不迂阔，而是懂得经济之道：当自家妹夫（白嘉轩）用鸦片来致富的时候，他愤然操起了耕牛，毁掉了满田盛开的罂粟花；在饿殍遍野之时，他丢下了编辑县志的笔走出白鹿书院，拿起了赈济灾民饭瓢。总之，他不仅重视文化的传承，还致力于精神价值体系的建构工作。

电视剧版《白鹿原》朱先生剧照

对于这一形象的辨析，有人谓之对中国文化的再认识，有人谓之“告别革命”后的封建传统复辟喧嚣。然而，对他的理解不能仅仅从这些叙述和描写本身来进行，而需要从历史潜文本中阐释其涵义。这个人物不但在民间有其原型，在历史上我们更可以见到各种化身：除了作为其原型的民国时地方理学大师“朱先生”外，有抗战前后倡导、以及在四九年后在海外继续执起“中国文化复兴”志业的“新儒家”，更有九十年代以来“国学热”中不断显现的“国学大师”。对于他的演绎，反映了中国社会九十年代以来对传统的一股暧昧态度。

作为一个既是理念化人物，又是现实标本的白鹿原中的圣人,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仁义”观在朱先生身上充分的展现。创作者谈到：

"这个人物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他是白鹿原家族社会里的一个精神领袖。他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了几千年的最后一个传人，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在白鹿原的社会结构里面，朱先生扮演了一种精神领袖、精神教父的角色。”

“我就是想把他写成真正的传统儒家的人格化身。传统儒家精神中那些优秀的东西在他身上绝对要表现得非常充分。”[7]

但是，“仁义”这个似乎非历史的“普世”价值及其化身在现代中国却遭遇坎坷。

儒学伦理道德学说是伴随着中国特有的宗法家族制度产生并不断成熟化、完善化的体系。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内核、以分别大宗小宗为准则、以仁义为精神要义、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等级秩序。几千年来，由于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巩固，它也不断强化。在历史上，由孔子其后代儒家学士设立的“仁义”价值（及“和谐”理想）原来是为了限制统治者之间对于利益的倾轧争夺，减轻对于老百姓的滋扰，维护社会秩序和封建统治而提出的学说。它既逐渐被统治者接纳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那些真心实意遵循它的人又被普通民众所崇敬，而封建统治者又利用了这个崇敬进一步神化这个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属于“仁义”的“忠孝一体”道德观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

这套体系在现代中国，既由其非历史化一面继续得到传统型保守知识分子的遵奉和普通民众的景仰，也由于其脱离转变了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人际关系导致的无效而给人迂阔之感。对于朱“圣人”而言，他始终局限在封建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中,坚持传统的小农经济,宣传自己的仁义思想、道德主张,想以此来矫正时弊，匡正世风。但他开设的白路书院由于学生都进城就读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的经世致用的新学（西学）而不得不关闭，他亲自犁毁罂粟的义举也敌不过商品经济对于世人的诱惑而前功尽弃。面对强大的外在政治力量，他的个体的传统道德坚守于事无补：亲自放粮赈灾,但是人们仍在挨饿,在灾难中挣扎;他的抗日请缨也不了了之。如果说朱先生是传统世界的价值理念“本身”，这个“本体”的延续已经难以为继。

《白鹿原》中的祠堂

族长白嘉轩则是传统世界在“人间”的具体理念的执行者，家族文化的身体力行者，“道成肉身”。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更好地从他的作为考查建立在已经迅速崩溃消失的旧世界之上的旧伦理。这个“具体化”尤其体现在他是传统“宗法文化”造就的人格典型。他靠自立更生起家，因此与那些不是劳动的地主不同，他毕生保持勤劳的习性。在朱先生的影响下，他“耕读传家”，学为好人，以德报怨。评论者曾经谈到他的很多“德行”:

在经济上, 他是地主, 然而在他身上却不见冯老兰、周扒皮的贪婪, 在家里主仆共吃一锅饭, 称长工鹿三为三哥, 相处得亲密融洽……他也有许多义举: 如归还李家寡妇的田地并周济李家粮食; 率先自犁烟苗, 使禁烟政令得以在原上推行; 为乡民的利益发动鸡毛传贴和交农事件; 面对持续不断的干旱, 亲扮马角, 祈天求雨; 仁义为怀, 以德报怨, 对率众砸毁宗祠, 还打断了自己腰杆的黑娃不计前嫌, 接受了黑娃的“悔过自新”, 并在黑娃被逮捕后竭尽全力营救他, 还以恢宏的气度救了时刻想整倒他的鹿子霖的命; 敦教化,重人伦, 请朱老先生拟定《乡约》, 刻在石碑上, 要全村村民每天晚上到祠堂学习, 使白鹿村各类丑事绝迹, 人人守乡规, 知礼仪。[8]

的确，白嘉轩把鹿三当成自己家里的一口人, 在鹿三患病后不许孩子们弹嫌他, 孝文回来也要去拜一拜他, 体现出纯粹非功利性的乡党情谊和主仆的和谐。他和鹿子霖曾为争李家寡妇的六分水地而大打出手,在朱先生的教导下，二人重归于好, 并帮李家寡妇度过难关, 为白鹿村赢得“仁义”的美名。鹿子霖受儿子牵连入狱, 他没有计较前者拖自己儿子下水并乘机买地揭门楼之事, 而主动要求儿子搭救鹿子霖,对仁义的崇尚使他具有了以德抱怨的宽广胸怀。总之, 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宗法文化, 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电影《白鹿原》剧照

他与此前人们熟悉的黄世仁相去甚远，新历史主义的描绘给于我们一个“人性化” 浸润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封建族长形象。在在渗透着强烈而明确的封建宗法观的心理与行为支撑着他那挺得又直又硬的腰杆，后者象征着他的“人格”力量，象征着几千年的古老文化。实际上，这里白嘉轩主要作为一种文化人格凸显，而他的社会人格却被遮蔽。基于下文要分析得的这种文化（主义）思路, 小说实际上有意模糊、淡化了他的政治身份: 地主，而突出了他作为家长、族长、维护传统道德秩序的准圣人的文化身份。

但评论者一般也都注意到，这个“仁义”的执行者一面讲情重义, 一面又做着灭绝人性的事。的确，他的无情之处比比皆是：他冷酷残忍, 对因为自己致死的几个前妻毫无感情, 甚至连相貌也记不得；他逼迫鹿三儿子黑娃与其相好小娥搬到村外的破窑中；亲手杖责并赶走了亲生儿子白孝文；不认投奔革命的爱女白灵。尤其在对待田小娥的问题上更表现出可怕的冷酷,。小娥惨死后，面对传说中她的复仇冤魂，他不仅毫无疚意，他不仅在田小娥的尸骨上建起所谓的 “镇妖塔”, 要让她“永世不得见天日，”并且荒原飞起的小飞蛾也被认为是她冤魂的化身，也一并除灭干净。这很容易让人认为“在他身上, 仁义与吃人并存, 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同时又是最冷酷的食人者”。

然而，这一论断没有看到的是，这一切并非表明白嘉轩是个人格分裂者，他的无义恰恰是这个“仁义”化身的一体两面：只有严酷、“铁面无私”、“六亲不认”地执行宗法制度的戒律，他才能树立自己的人格形象，端正族风，否则就是宗族罪人（小说叙述了对族内管理不严导致家族败落的有罪的各位族长）；对前妻的接连惨死他不觉得愧疚，因为宗法制度的最高道德律令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同样在这一维护宗族繁衍的最高利益的律令下，他可以做出丑事：让不孕的第三子孝义的媳妇和鹿三的孙子兔娃媾和以取得后代[9]；他设计以卖地形式为掩饰巧取鹿子霖的风水宝地（他在这块地里发现了白鹿精灵）做祖上的坟园，也是出于封建最高道德：祖先崇拜的信仰下取得风水以荫庇后世子孙，它利己但并不损人；对待田小娥的绝情更是得到族人的认同（而代表着旧的生活世界的“善”的朱先生更直接参加了建立将小娥鬼魂镇住“永世不能再转世投胎为人”的塔的设计）。因此，他那些看起来无情无义的举动，只是我们（读者）从今天的道德立场上去理解附会；从他和生活在（半）传统世界的族人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善”。甚至他从岳父家带来罂粟种子，大力种植而获得大量财富，由此奠定了自家的经济基础，也在传统的视野里是认为对家庭尽责的行为；而他故意庇护乡党鹿子霖的勾引玩弄女性的行为（尽管他和明眼人都知道事情原委），而惩罚说出真相的流浪汉并致使后者因无人照管医治命丧黄泉，却获得了一致称赞.[10]有评论者认为，这些“充分暴露了崇尚‘仁义道德’的宗法制也只不过是统治者玩的治人游戏, 其曲直完全由统治者自由掌控。尊卑有序的法则是由既定的尊者来确定谁是卑者, 这就是宗法制的虚伪和不平等性.”[11] 的确，不仅是这位族长、而且是整个社会对宗族上层人物特权加以默认。但其实，与其说它是本性虚伪，不如说是这种制度及其附属的作为自我形象的“道德”无法在现代社会再维持下去，因为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发现”了它的虚伪，而生活在稳定时态之时的整个社会是对之“视而不见”、视之为“正常”的——秩序需要依此来维护、“上层人”和下层人的权益不同。

《白鹿原》中的六棱砖塔

因此，同时拥有旧的生活世界及其相伴随的伦理体系所确证的霹雳手段和菩萨心肠的他被叙述者和书中人物称为“最好的族长”，实乃实至名归。这表明，无论古代还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那些被称颂为“仁义”的宗法制下的父权权威，都有着在今天的道德标准看来无情、无“义”的残忍一面。而过去之所以人们“看不到”，是因为他们生活在这个生活世界里，无法跳出去观望自身；而之所以今天一些人仍然呼吁重建“忠义”或者“礼仪廉耻”的道德，是因为他们希望借这些似乎与历史无关的（非历史化）的仁义道德复辟，他们曾经拥有的尊卑贵贱的贵族的等级秩序。这种封建伦理能在今天全球资本时代的中国社会大行其道，也颇耐人寻味：它表明今天社会劳动者主体地位的失去、旧贵族势力与新等级文化的联合。如果说，这个“新历史主义”小说对于传统有所眷恋婉悼的话（作者本人否认了这一点），那是因为作者本人和大多数人一样，无法认清“仁义道德”在今天社会的位置；或者说，对于它的起源和流变没有自觉的思考。

这一新历史主义小说相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旧”历史主义小说的描绘的第二个显著不同，在于对白嘉轩的长工鹿三行径的刻画。鹿三既非朱先生式的圣人，也非白嘉轩式的卫道者，只是依循仁义惯例生活的普通农民，但他却不仅以同白嘉轩“亲如兄弟”的主仆关系实践着仁义，而且还作为“义仆”为主人分担重任，先是替主人出面组织“交农”，代他受了牢狱之苦，后又在白嘉轩生命受到威胁时，挺身搭救。他既“大义凛然”，又“知恩图报”。正是这种“义仆”精神奠定了他和白嘉轩异乎寻常关系的基础，与主人一起构成了所谓的“仁义白鹿村”的主体。这个穷人不仅不像《红旗谱》里的朱老忠他们那样起来反抗地主的剥削压迫，反而把东家当作自己的恩人，虔诚地捍卫着东家执掌的宗法文化。

《红旗谱》电影海报

与白嘉轩一样，鹿三是非典型的典型。说其非典型，是因为作为寄人篱下的长工，主人却称呼它三哥，而他对统治者的道德教化的内化、对主人的忠诚也许在这个传统世界大厦将倾之时并不多见；说其典型，是因为他勤劳踏实、忠厚善良,其实比阿Q更能“代表”普通农民的形象：靠自己的诚实和自己的苦力实力赢得了主人家的信赖，成为主人家一个“非正式的但又不可缺的成员”并自信地建立起自己的尊严和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养成的根深蒂固的奴性的自卑情结和盲目顺从的奴性意识和 “幸福意识”，是农民中常见的生存状态。由此，两个人都作为传统（乡村）世界的支柱而展现这个世界得以维持的基本状况。而这同时意味着鹿三（以及白嘉轩）既真实又不真实。说他真实，是因为这样的人并非纯粹虚构（我们在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如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甚至巴金的《家》中也见到），说他不真实，是因为他也是某种理念化的化身。但正是在这样的复杂体上，我们看到了白嘉轩的“仁义”的黑白两面一样的“矛盾”复合体。

《白鹿原》电影鹿三

作为农民，他也有冷硬、凶悍的一面,这点在此前的作品中并不多见。这既有其正面意义，如配合主人闹交农；也有其冷酷一面，这在他对待田小娥上清楚地展现。他和族长对待同样事情的配合体现了这个主奴配合以维持宗法制度下礼教运行的一致性，

……鹿三只是一介“草民”，道行不像白嘉轩那么高深。白嘉轩杀人用的是“礼教”这把“软刀子”，他不想让鲜血染湿双手。鹿三贯彻仁义的方式则卤莽、直截了当得多、也彻底得多。在他看来，儿子黑娃与小娥私奔回村，既威胁了白鹿村的世道人心，又有损白鹿村的“仁义之名”，是“羞了先人”，因此，怒将其逐出家门。白嘉轩同样对这桩坏白鹿村“名节”的事深恶痛绝，但作为族长，他要保持长者的仁义风范，在同鹿三一起劝说黑娃时，他虽机锋暗藏，却和颜悦色。鹿三则没有顾虑，面对逆子，他心切言鄙、恶语相加，却表达了白嘉轩不便表达的真实想法。[12]

但就是这样表面忠厚老实的他，最后还是驱逐了儿子和杀死了儿媳，因为后者不仅毁了自己的儿子,还把主人家长子白孝文拖进了泥水,使得自己蒙羞，给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

尽管他认为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情，但即使是白嘉轩也表露出不同的看法。后者并非不认为小娥罪大恶极，而是在“光明正大”的名义下暗示鹿三只敢偷偷摸摸杀人而不敢公开——而此事公之于众的后果将立刻显露出来——并且暗自责怪他：“由人家混人家的世事去，你杀人家做啥？你生气你怕人戳脊梁骨吗？”此后，鹿三却陷入了忧郁。作者曾坦诚这个症状是“鹿三杀人后心理上软弱的表现，他外在不表现出来，但内心表现出来了，他心里是无法抵抗的”。不管在什么时候,小娥临死时那句“啊......大啊......”总会突然干扰他,最终使他发疯。而这时,小娥“附身”到他身上说了话:“我到了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禾,没骂过一个长辈,也没有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大呀,你好狠心......” 这段显得神神鬼鬼的“鬼魂”的话其实不过显示了鹿三在行凶后经常思考的的深层的意识活动。因此,虽然因为受白嘉轩影响把礼仪廉耻作为人生信条而把小娥认定是“婊子”、“烂货”,但是在鹿三内心深处,他也在“良心”上对残忍的宗法规约产生疑虑。这一对农民复杂性的叙述，是作者对历史丰富性书写的又一贡献。

《白鹿原》电视剧剧照

鹿子霖和白嘉轩一样，是受宗法礼教思想支配的最后一代乡村望族掌门人，但他与白嘉轩又有很多的不同。他不讲仁义，惟利是图，却道貌岸然。宗法社会“万恶淫为首”，而他不顾身份与被人们唾弃的田小娥搅到了一起以满足淫欲（这使他跌到了封建道德的最下层），甚至后来认了成群的“干儿子”（这一描写或有漫画化嫌疑）；他目光短浅，爱占便宜，因此被白嘉轩诱骗出卖自己拥有、却不自知的风水宝地；他做事没有原则，身为保长，常假公济私；心理阴暗，认为族长拿刺棍抽打小娥屁股就是“打在他脸上”，所以存心报复，利用小娥勾引族长的接班人白孝文。作为封建时代被认为“小人”的人，他与作为“君子”的白嘉轩似乎恰成对照，两人的明争暗斗也贯穿始终。

但其实，他们作为宗法制的维护者，不过是一体的两面；因此他们斗争都只围绕在个人利益之上，而没有大是大非。他们以“阴”一“阳”，共同组成了礼教的全体。——因此，他们都被村民所认可、所尊重；也正是因此，白嘉轩为其开脱奸淫小娥的恶行而不觉得良心上有任何不安——如果他被揭发，礼教将发生地震般的轰击和坍塌，“人心”将大乱。在这个意义上，鹿子霖甚至比白嘉轩更具有对其时代及其文化的代表性意义，因为他更有“人性”。[14] 正是在这些主奴合力塑造的“仁义”之下，形形色色的社会民众加入了对于礼教秩序的维护（对此的暴露带有五四时期批判封建礼教与“仁义道德”的特征）——比如被人所信赖景仰的乡村名医冷先生，虽然曾经也为女儿嫁入白家后被遗弃，独守空闺而不满，当她在理与欲的矛盾挣扎中走向疯狂，却不动声色而又决然地下重药毒死这个亲生女儿，以避免“丑闻”的延续。对宗法社会里主奴相辅相成、既互相排挤又互相支撑的阶层结构和社会风俗的书写，使得作品比以往革命历史小说更为“客观”和全面。

（二）欲望闸门的开启及压制

主人和奴隶合作扼杀的是一个在五四新文学里作为常见主题的“自由恋爱”。而在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文学（与影视）里，这个自由恋爱却被视为欲望放纵的传奇“秘史”（从《大红灯笼高高挂》到《风月》皆如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对于女体被物化的市场商品化下对于“新文学”的颠覆性重写。当然，与五四的“自由恋爱”有显著不同的是，这个小说里的性爱并非发生在少主人与女仆之间，而是在发生在“下等人”身上；而且并不强调精神层面，而将重点放在欲望的放纵的描写之上。这也是它让今天的市民阶层“围观”的“秘史”的商品性质之一。

《风月》电影海报

《大红灯笼高高挂》电影海报

或者更具体地说，作为“下层人”的情爱秘史的田小娥的故事几乎是从五四到九十年代都热衷的“恋爱自由”的翻版，不同的是这回女人不是个读书人，而是个不读书的下层妇女。这并非无关紧要的差异，因为如何看到“下等人”的情爱，是对于时代精神的测试：对于读书人，那么这是个令人怜香惜玉的题材，并对其出轨加以宽容；对于“粗蠢”的下等人，那么这个私通的事迹就成为一个香艳的“秘史”，值得整个社会去偷窥、哂笑，并为此赢得为社会规范所压抑的心理上的发泄和替代性满足。九十年代至今，莫不如此（尽管我们将说到，作者本人及其描写并不持此态度）。

其实，开篇充斥色情化描写的白嘉轩的“男性雄风”（以致作者为了得到“茅盾文学奖”，遵从评委的意见对此作了删节性处理[15]）已经表明，这种性放纵并非由不知教化的低等人所引起的“伤风败俗”，而恰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士作着秘而不宣的“秘戏”（且“引以为豪壮”）而斥责下层人的“自由恋爱”为下流无耻之举。并且，这股欲望之风也是由白嘉轩所带来：他明知自己所娶之妻仙草带回的鸦片是毒品, 却也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 种植了敲开并最终埋葬中国封建大门的鸦片。鸦片与毁灭性的欲望紧密相连，所以当他的作为继承人的爱子白孝文被勾引、堕落的最后一步，也是吸吮其老子引进白鹿原的鸦片烟。它使得那些曾为传统的“仁义”所抑制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欲望被激活。这表明传统价值观在新的商品世界面前无法维系。

在此前后，白嘉轩曾借乡约和族长的权力把圣贤道德当成社会规范强行施加于族人的身上，并把族规的全文保存下来按贵贱等级来实施。作为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实施者”，他千方白计想要维系是属于他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尽管他视之为整个宗族的利益。为此，他必须以无情手段戗杀任何违反“仁义道德”的事情。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显然是对田小娥的处理。作为白鹿原下层社会“恶”的形象在白鹿原上的再现，她的出现使“仁义白鹿村”的正统思想世界突然倒塌；她也使农村上流社会的正义君子们撕下了他们的伪装，露出了原有的面目。

电影《白鹿原》田小娥剧照

因为父亲是一个乡村里无能的秀才, 田小娥被许配给七十岁的郭举人, 其使命就是每月一次满足年老的郭举人的近乎干枯的欲望，并每天为他以身体浸泡据说能延年益寿的红枣（中国腐朽的吸阴补阳的养生之道）。不甘寂寞的她喜欢上身强力壮的黑娃, 但尽管二人情投意合，逃脱了表面“仁义道德”、暗地却意图杀人灭口的郭举人的暗算，却同样被鹿三与白嘉轩拒绝加入白鹿原的生活体制（他们为了追求合理的生活而“伤风败俗”违反了族规）; 二人栖身村郊的窑洞里，备受村人的歧视。

如果说到此为止，这些情节还在“五四”文学精神（她和黑娃“冒天下之大不韪”表现了他们“冲破封建传统思想束缚、敢于为理想为爱情不惜一切地斗争的精神”）、以及“后五四”的左翼文学（如路翎的描写底层劳动者对性爱渴求的《饥饿的郭素娥》；她被宗法权威所占有，不仅心灵上遭到了侮辱，身体上也遭到残害），那么接下去的情节则逸出了后者范围，对她的判断也复杂起来。田小娥不但跟随黑娃参加农会造反，而且在失败后代人受过; 她的叔叔鹿子霖乘机霸占了她的身体, 并且教唆她用身体勾引白孝文。

电影《白鹿原》剧照

对于这个溢出的内容的分解将在最后一节里进行，但对待她的手段却体现了宗法礼教的端庄、令人恐惧的威严、及其弥漫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仁义充溢心胸的白嘉轩试图挽救他的忠仆的子弟“这个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叔真的不忍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屋。” 忠厚老实的鹿三在白家准族长孝文因为小娥而身败名裂，毁灭了对他恩重如山的族长的长子，而杀死了小娥。憨厚老实、善良正直、嫉恶如仇、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成为对手无寸铁的女子下毒手的刽子手，杀死了被逼无路却坚持独自对抗现实、甚至忍辱偷生的弱女子。这个底层人互相倾轧甚至戕害的悲剧表明，未经自觉的阶级意识教育的底层并不能自觉形成阶级情谊。作者有意以迷信的方式描绘小娥死后变成厉鬼来为自己主动申冤，把自己被害的真相告诉黑娃、仙草并附身到鹿三身上大骂白嘉轩，并在白鹿原上引发了一场大瘟疫。但是最终还是被砖塔镇住，这使得它成为一个国人耳熟能详的“雷锋塔”的故事：女性对美好生活的一切反抗与迫求终于为封建势力扼杀。 [16]

二、乡土中国的裂解

如上所言，之所以如白嘉轩（以及朱先生、冷先生）今天对我们能够呈现出他们“固有的矛盾”（或两面性），而在以前的时代却不会，是因为他们面对着一个转变了的世界——转变了的生产方式和人际关系。这个转变的关口作者并没有特别提及，而只有我们关联到其时社会历史的“潜在”文本才能得到领会。

白嘉轩摆脱六娶六丧后发家致富是依靠种植鸦片，他仅对村民的询问回答道，他种的是药材，或者是罂粟。之所以这是谎称，是因为村民都知道鸦片的危害。文本里有这样的句子：“如果白嘉轩说这是‘鸦片烟’，他们准会惊得跌个跟斗”；而当罂粟花开，香气弥漫整个村庄之时，“庄稼汉们似乎恍然大悟过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罂粟就是鸦片’”[17]。鸦片不是本土的产物，是西方列强迫使中国接受以诈取中国的钱财并以“自由贸易”为名进行“全球（殖民）化”的最早商品。这意味着到了清末，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全球殖民“现代性”开始渐渐侵入这方古老静谧的土地，大大小小欲望曾被为传统的“仁义”所抑制，又被这个以仁义自居的乡绅的利己举动而激活起来。白嘉轩种植鸦片致富，可视为这种“现代性”侵入的象征。鸦片既是西方现代文明撞击中国古老大门的敲门砖，也是这种新的文明带来的“恶之花”，它在族长白嘉轩身上激起的欲望，对传统宗族道德、对“天理”构成了严峻挑战。尽管朱先生力挽狂澜，及时在白鹿村禁绝了鸦片；但大厦将倾，朱先生独木难支，很快功亏一篑，鸦片还是同被激活的“人欲”一起，在渭河平原上很快如火一样蔓延（这让我们想起了林则徐的经历——统治阶级已经无可救药）。

然而，在作者笔下，此时的白鹿村还是宁静的，乡村社会秩序如“世外桃源”般安宁与和谐。研究者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这种秩序的取得来自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县政绅治”的正常运转。[18]白嘉轩作为族长的治理遵循这个模式，他和鹿子霖等乡绅是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这个阶层作为乡村社会的主导性力量，承担了皇权政令在乡村社会的传达贯通、乡民利益的保护（杜赞奇所说的“保护型经纪体制”[19]）、乡村公共事务与乡村公共物品的组织或提供。[20]模式的运转主要是礼治与德治，儒家思想为其提供文化灵魂，宗族制度则提供制度保障。因此，在翻修祠堂的“整个一个漫长的春天里，白鹿村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

电影《白鹿原》祠堂

带来变化的是被称为“反正”的辛亥革命。没有了皇帝，这并没有给村民带来今人设想的去除“专制”的喜悦，反而陷入困惑当中。（白嘉轩关心的是秩序的延续：“没有了皇帝，往后的日子还咋过哩？”鹿子霖则关心自己的利益“皇粮还纳不纳呢？”）这并非表明他们的愚昧、缺乏启蒙（题材类似的旧历史小说的主题，尤其在五四时期），而是展现一个旧秩序失去、维持社会运转的“天理”不再之下，社会如何有新的规范与“公理”可以有效运行。

其实，此时的社会潜文本是此时的中国处于社会最不稳定、社会秩序最混乱的时期。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已经失去了管理能力, 军阀混战, 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 民间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之中。在这样情形下，白嘉轩以不变应万变，请来朱先生制定的维护农业文明秩序的救世良方“乡约”，并与鹿子霖带乡民诵读。在作者笔下，即使在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之后，在这种乡约的治理下，“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其实，这种不无美化的描述（带有主观性的语句，显示叙述主体的介入）虽然说明了乡约在宗法体制下的作用[21]；但与其说是“客观真实地描写了传统宗法乡村社会‘仁义自鹿村’民风的淳朴，仁义的道德，秩序的井然”[22]，不如说这是乡土中国的自我形象、自我标榜；同时也是在九十年代的后革命时代里对于旧时代的理想投射和认同。作者保持这样的理想化叙述，是文本叙述的时代的一种症状。

《白鹿原》电影剧照

白嘉轩们试图依靠祠堂守护住宗法的权威, 但辛亥革命后的种种社会剧变不给宗法的卫道士丝毫喘息的机会：这个“自古不变”的不受外来影响的 “理想态”却立刻遇到实际的挑战。依靠乡约维持的生存平衡只是暂时的。这一时代的文化环境所固有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冲突并非能由“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所避免，或者说不以人意所转移。

很快，白嘉轩的族长的地位受到挑战，权力一向在他之下的鹿子霖当了官，位置倏然在他之上。原来此时，旧式传统的“国权不下县”的状态被打破, 传统的乡绅自治在新建立的民国的统治体制下迅速解体，国家权力开始向乡村社会下沉,；中央政权通过一系列新的制度攫取乡村社会的统治权, 对乡村社会进行官治。[23]统治者依靠、利用士绅阶层建立基层行政组织，实现对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小说中，家族权力迅速被国家权力所取代[24]。新的行政机构夺取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法制在白鹿原上的地盘。有意思的是，鹿子霖担任的新机构“保障所”的管理者官名却也被称为“乡约”。这个不期然的雷同表明了新旧体制在断裂性之外的某种重叠。“那个穿一身青色洋布制服的鹿子霖，仍是那个穿长袍马褂的鹿子霖。”辛亥革命后的新政制仍然依靠旧乡绅来当统领，变革显然无法彻底。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乱象在乡约建立之前已来：原上出了传说中的白狼，神不知鬼不觉地咬死了家畜。冷先生对这个乱象的诊断是“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宗法在白鹿原上也出现了控制失灵的现象。总乡约田福贤开始作为一股现代政治力量侵入了白鹿原, 在此肆意妄为。新的政权当局开始把原先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以巩固政权，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在这一背景下，鹿子霖等乡绅迅速加入到“县政”这一轨道上，鹿子霖贪权自私、热衷于仕途钻营。鹿子霖上任后第一件政务就是收缴“印章税”[25]。这一收刮百姓的苛捐杂税诱发了白嘉轩亲自策划的农民“交农”事件。这形象地展示了新乡绅进入“县政”的轨道后，土劣化倾向开始显现，保护型经纪人开始有了更多赢利型经纪人的色彩。而旧势力出身的乡镇长滥用职权、贪赃枉法, 使国家政权‘掠夺性经纪人’的性质越来越突出。这一事件是传统乡绅治理与国家政权的第一次交锋。尽管对于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新的国家政权体现出比旧时官僚“开明”的一面：新式“民主自由平等”、“允许人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话语让欲自首的白嘉轩百思不得其解，表明三纲五常的旧律令在一定程度上的瓦解（而白嘉轩原来胆敢造反”，是以孟子的“ 暴君放伐论”来作理论依据）。[26]然而，让“白面书生”出面对他说这些话也暗示这些话语的理想化性质；因此当把银元送到法院院长的太太手里，在革命话语里“该负责任”的人也被释放了。

交农事件之后，紧接着又驻进了由一个排长率领的“白腿乌鸦兵”, 他们在神圣的祠堂前进行杀鸡儆猴的射击表演，征收巨额粮食; 军阀混战“城里今日来一个姓张的头儿，明日又来个姓马的把姓张的赶跑了，后日又来个姓郭的把姓马的撵走，城墙上的旗儿也是红的换蓝的，蓝的又换黄的，黄得再换成红的”。[27]而白嘉轩发起的交农事件也导致新乡约鹿子霖的权威受到挑战，两人关系日益恶化，于是他肆机报复。他唆使小娥引诱白孝文，买地拆楼，都是对付白嘉轩的。而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法统治是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之一，所以，鹿子霖的这些行为从更深意义上说，是在挖自己政权的墙角，他充当了一个不自觉的旧时代的掘墓人。这样描写表明旧世界的崩溃最终被内部矛盾所推动。而且现代新观念更与传统文化冲突不断，白嘉轩与女儿白灵的断绝关系就是其一。于是，家族的斗争、党间的阶级斗争、土匪武装的反抗和各种形式的革命运动，战争在这里无休止地展开。在此情形下，原来对家族成员“履行了管理、处罚、团结、安全、教育与情感抚慰职能，为家族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乡村宗法组织的解体不可避免。

电影《白鹿原》剧照

（一）三个体制的反叛者

“纵使社会革命的势头再猛烈, 它也只是宗法制消退的催化剂, 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宗法自身的腐朽和落后致使它在社会革命的压力下无法自支, 白鹿村的村民们开始了挣扎与反抗, 宗法在白鹿村内部开始呈现出礼坏乐崩的衰式。”[29]形形色色的欲望驱使着芸芸众生投身于各种社会事件、人事纠葛、党派争。这个分裂在统治者内部和草根社会同时发生。

即将成为新一代的族长白家长子白孝文原是白嘉轩按照传统精神培养出来的理想的族长接班人，他在祭祀祠堂时举止端庄得体，在族人中树立起威望。但他并不象其父亲那样，把传统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的一种内在需求。在被小娥诱惑受罚之后, 他丢去了宗法理想。曾经坚不可摧的神圣宗法已经不能有效笼络住人的心性, 彰显出破败之势。小娥不仅给予他肉体上的极大愉悦，还使他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象个男人的样子了。” 白孝文的这句话不是他的“破罐子破摔”的自暴自弃之语，而是表明了他在失去宗法枷锁，精神上获得自由后的某种“自然”感觉。这些是他在过去的森严的等级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此时的他身败名裂，继而卖房卖田，甚至落到沿街乞讨、被恶狗追食的地步。但是，白孝文的反叛并不是对旧社会自觉的反抗，而是饱受压抑后的不自觉的爆发。这表明他在“欲望”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新的为人处世的“道德”在生成中，他的命运并不就此终结，而是还有待发展。

电影《白鹿原》剧照

不但新的一代族长难以继承祖宗基业，而且奴仆的下一代也难以保持“忠孝”。田小娥的相好是黑娃，后者是“白鹿原上最好长工”鹿三的儿子。忠仆鹿三的幸福的奴隶意识曾经意图传之于下一代：他对儿子说“黑娃，爸说你听着，你到嘉轩叔家去熬活：爸回咱家来，忙时做咱家的活，闲时出去打零工……”。他总以为父辈是白家的长工，自己和儿子也应该是。但这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百世不易的“天理”却受到了后代的拒绝，而且这个拒绝并非受到外在“怂恿”（如党的对于“翻身做主人”的教育），而是来自于一种“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甚至自黑娃小时就开始，以致显得令人不解。

黑娃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宁可去山上割草也不愿上学堂念书，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的怪脾气。作为苦水里长大的孩子，他蒙着主子的德政（白嘉轩亲自劝鹿三让他读书，这个始料未及的举动让鹿三感激涕零：“黑娃你要实在不好好念书，我把你狗日……”），自幼就和两个族长的儿子一起上学。在周围都是富家子弟的情境下，他的心理差距巨大。白嘉轩的“好意”出于培养对礼教有意识忠诚并以“学识”来维护的下一代（鹿三还只是无意识的，他显然不满足于此），但白家的资助却让其自尊感到不安：白家兄弟的冷面也让他感到别扭，所以他主动搬凳子远离白家子弟，而和更可亲的鹿家兄弟靠在一起（这个细节其实暗示了白家子弟将成长为传统的卫护者，而鹿家子弟将成为和他结盟的社会新力量）。但鹿家大公子鹿兆鹏的给他的“冰糖”和“水晶饼”让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所以第一次吃冰糖时，“呆呆地站住动也不敢动了”，“无可比拟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浑身颤抖起来，竟然哇地一声哭了”，贫穷的他无法想象有这么可口的食物；他发誓“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一桶冰糖吃”！而吃水晶饼时更“觉得身上又开始颤栗，而且迅速传导到全身，”而咬牙直接把它扔进了草丛，免得他“夜里做梦都在吃，醒来流一摊蜒水。”以至最后沦落为土匪打家劫舍时，命令弟兄们用手掏出吞到嘴里的冰糖，往装冰糖的洋铁桶里浇了一泡尿。对于贫乏的悲哀使得他无法获得占有的幸福感。这一情节充分宣泄了他作为贫苦人的一种本能的仇恨。然而，这些出于“自然人性”话语的描写虽与此前历史小说的阶级压迫书写迥异，却让读者很难明白他反叛的“天然性”，相反觉得是种怪异之举。

电影《白鹿原》黑娃剧照

如果说这个细节暗示了他的不同寻常的性格，那么他拒绝道白家打工的理由却更明白地露出他“天生反叛”的苗头。他对地主有一种本能的仇恨。他虽从小就“知道白家对自家好却总是怯惧”；因此,到十七岁时，他主动担起了家庭重担，但坚持到外边去打长工，而不在白家干活，因为“嘉轩叔的腰杆挺得太硬太直”。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畏惧、逃避和反抗。他想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压迫，以彻底摆脱白家在他心中所造成的自卑，树立起自己的自尊。

他去离家很远的郭举人家做长工，在郭家，听到了郭家小妾、实则性奴的田小娥的“泡枣”事件，激起了弱者之间的怜悯，产生了由衷的同情。而当小娥引诱他时，这位力图自尊自重的青年陷入了为难：一方面他割舍不了与小娥的感情，一方面又碍于主人的知遇之恩和儒家的“忠义”思想而自愧自责。当携带小娥逃离了郭家，小娥的父亲答应了黑娃的求婚，两人得以结合的时候，黑娃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是当他把小娥带回原上，不但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见不得乡亲们的面，还被父亲撵出了家门。尽管这样，黑娃还是固执地遵从了自己的感受，选择了对抗，栖身在村东头的一孔破窑里享受着家庭的温馨。但接着外界的力量又把他卷入了农民运动，以及其后的被追捕的厄运。战败后他只好上山当土匪，喊出了“堂堂白鹿村出了我一个土匪” 的痛哭声。他的忏悔般的自责表明他的反抗一直是无意识的、盲目的, 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保安团招安,他又做了保安团长,开始寻求另一种生活,娶贤妻、拜恩师,并对自己的过去,对和小娥的爱情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他回乡祭祖时,更表现出与白孝文的本质不同的真诚的悔过。他的这些行为都反映了他反叛中的无意识性。正是这种无意识性,使他感到无所适从、彷徨、失落,于是希望从传统文化精神中寻求某种慰藉;也正因此,他不但被传统收编，也被传统所转化成的新道德所害，最终成为政客阴谋的牺牲品。然而，上述的叙述都只是基于小说文本的初步分析，在下面进一步的剖解中，这个人物描写将被质疑。

电影《白鹿原》黑娃与田小娥

旧体制的垮台最终需要来自于体系内部的自觉的反叛者。因此小说中的第三位反叛者始终自觉自立，她就是白家的大小姐、为白嘉轩所钟爱的白灵。如果说，书中的其他两位女性和黑娃一样，都在不自觉的反抗中被体制杀害——鹿兆鹏的被家庭强加的媳妇畏惧于传统礼教的威力，只能让越燃越炽的情欲之火吞啮自己的理智，在理与欲的矛盾挣扎中走向疯狂，最后被父亲冷先生下重药毒死（以遮掩丑闻）；田小娥因不甘于屈辱的境地，大胆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得罪传统礼教，惨死于公公之手（它们都让我们想起了路翎四十年代的《饥饿的郭素娥》和曹禺的《原野》[30]）——那么白灵则是一位新“新女性”。因为她既不同于不敢越出礼教的雷池一步的前者，又不同于叛逆行为主要局限于情欲层面，且必须依赖男人来进行反抗，缺乏自主性与独立性，几乎出于自己的本能而为之的后者。她既有对情欲选择的自主性（五四文学的“新女性”主题——自始至终就对“父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礼教戒条持坚决反抗的态度，理直气壮地敢于和鹿兆海私定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志不同道不合时就毅然决定分手，大胆地与志同道合的鹿兆鹏结成患难夫妻），也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生存方式，不必像小娥那样不停地为自己寻找生存的依靠。她有主见，实现了自己生存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甚至不仅仅如此，她的反抗的最高境界是对既定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反叛——她甚至已经超越了丁玲所创作的“后五四文学”中“革命女性”对革命事业的异己和陌生感，把革命理念作为人生和理想之本。如果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白灵和鹿兆海这一对情侣用投硬币的方式决定各自的政治选择，白灵选了国民党而鹿兆海选了共产党，还只是对“理念”认识不深的尝试，那么在国共分裂后，当权的国民党政府抓到共产党员就塞进枯井的行为刺激了白灵，让她在大是大非面前重新选择了共产党，宁愿过着危险的日子，却是完全有意识的（由理论支撑）的信念。

电视剧《白鹿原》白灵剧照

小娥和白灵都是那个时代里头对旧的体制、精神、心理等所有观念的背叛者。但白灵的背叛是自觉的，她拒绝缠脚，进城接受新式教育甚至与家庭决裂去参加革命，主动的、自觉的参加革命，表明她不但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更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新的理论，因此她的背叛在态度上很坚决，在行动上也敢于公开地与父亲对抗。她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绝不妥协，始终捍卫着自己的个体意识和个性尊严，敢爱敢恨，包括她对兆海和兆鹏的再选择，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官员，她扔出了手中的砖头！她的自觉精神表明她是全新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新“新女性”。

叙述者告诉我们，白嘉轩曾经觉得当对待这个拒绝他的指令的女儿时，他似乎面对的是“一个与他有生死之仇的敌人”。反叛者的出现预示着传统世界开始内部崩塌的过程。尤其是统治者内部的堕落和叛变表明，这个体制再也无法依靠白嘉轩这样的阴阳两面的铁腕统治加以维持了。巨变已经在发生。

电视剧《白鹿原》白灵与兆鹏

（二）三股势力：极不完全的呈现

在小说中，白灵是白鹿精灵的直接化身，是后者直接化为革命形象的体现，她对事业执着坚定、对一切阻碍革命的人作斗争，她不屈不挠地想要将整个旧的白鹿原颠覆毁灭，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但是，百灵并非一个全新的形象。在五六十年代的《林海雪原》里，我们看到过类似她的形象（那里，她叫“白鸽”）。在小说里，她是唯一显得鲜明的共产党员形象。

小说以白灵因为信仰差异，而舍弃兆海、移心兆鹏来显示对于共产党的事业的承认。而对于国共相争的性质，以黑娃抓了作为劣绅的总乡约田福贤、并且让人指正他贪污，而国民党县官为其开脱、释放，国共分裂后清党的反攻倒算疯狂报复，以及解放战争中的抓壮丁的残酷，来显示国民党反共的不义和残忍。在这之中，对于乡政变动的描绘，显示了乡村进一步动荡的部分根源。

历史上，国共合作破裂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攫取了国家的统治权。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 蒋政权将清查户口、兴办保甲作为乡镇以下基层政权的施政重点。在小说里，白鹿原上的行政机构再次进行了名称的更换，开始推行保甲制。[31] 当局的权力进一步深入到乡村社会，从乡村汲取更多资源。因此，保甲制度实施以后所干的头两件事就是剿共和征丁征粮。这导致了乡村的进一步凋敝。保甲制度完全沦为国民党控制基层社会、实行统治的工具。在这过程中，国民党依赖的是土豪劣绅。 “县政”不断向下延伸，“绅治”一步步走向衰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式微，白鹿原由“人间桃花源”蜕变为“人间炼狱”，中国乡村社会也走向了破产边缘。正是在这一的历史“背景”下，小说在描写对象上界定了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宗族势力外的三种势力:以白灵、鹿兆鹏为代表的共产党势力, 以岳维山、田福贤为代表的国民党势力, 以黑娃、白狼为代表的土匪势力。然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国共合作与相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浓墨重彩的处理，反而象是儿女私事的背景。

电视剧《白鹿原》中白灵与鹿兆鹏

这个儿女私事是在三角之间：白灵和鹿家两兄弟。叙述者告诉我们，鹿兆鹏在坎坷艰险革命生涯中始终没有放弃，大革命失败后他曾被捕，自从被冷先生倾家荡产从救出来，二十年亡命奔波的生涯反而使他愈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使他从一个幼稚的青年历练成一位“稳重”的共产党员。但不象《青春之歌》，作者并不描写、我们也感觉不到他是如何成熟的。而只是以一句话带过：白灵回家探亲，在与鹿兆鹏接触时给她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鹿兆鹏是一件已经成型的家具，而鹿兆海还是一节刚刚砍伐的原木；鹿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而鹿兆海尚是一圪塔铁坯，他在各方面都称得起一位令人钦敬的大哥哥。”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很多场景里，他表现得并不成熟。[32]全书中甚至没有一个成熟的共产党员个人（或者说，即使有，他们也被“隐蔽”了，如作为地下党员最后牺牲的郝县长）。

《青春之歌》电影海报

对于这位男性共产党员的活动，小说仅描写了国共合作中，他回白鹿原发动了“风搅雪”运动，但运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不成熟。他们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发动起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只是以类似流氓无产阶级的“白兴儿”（作为赌徒他恶习不改, 睡碗客媳妇被撤职）、没有阶级意识的黑娃、田小娥之类的人物为对象（虽然在反动派反攻倒算时，出现了英勇牺牲的贫农贺老六，但直到这一时刻他才出现，而他在活动中如何活跃、为什么如此活跃则完全没有交代），他们如何被发动、革命意识如何被培养提高没有被展示，以农民为主的革命运动的狭隘似乎被凸显（但也仅能从这些参与的人员自身原来的表现来判断）。这些既显示了某种事实，也包含了某种遮蔽的叙述策略。

电视剧《白鹿原》鹿兆鹏剧照

而属于国民党阵营的鹿家二公子鹿兆海继承了家族血统中冒险、求新的精神。他爱白灵,但为各自的信仰，两人最终分道扬镳。这种刻画反映了对历史上敌对一方较为客观的描写。他似乎不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虽然看起来是一个痴情汉，做到了为了白灵“终身不娶”；可是还是和一个长得像白灵的女子生下了孩子。这个情节让我们怀疑他的人品（以变通方式满足个人欲望）。以下的叙述在今天已经不陌生：作为正统的军人, 他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出力。因此在打日本鬼子时, 他不畏牺牲, 满足了自己的承诺：杀死倭寇后给朱先生送回一缕死人头发。但他参与剿共，死在了自己同胞的手中, 成了国民党剿杀共产党的牺牲品。他死后，被以“抗日烈士”的殊荣领受了白鹿原上规模空前的悼念活动，作为民族英雄举行了国葬。

然而，国共相争的侧面描绘远远不及对土匪黑娃活动的叙述，尤其是后者棒击白嘉轩的一向挺得太直的腰，家族权力由传统神圣不可侵犯变得愈来愈形同虚设。黑娃是白鹿村反宗法的第一人。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娶小娥。在村东头，他打土坯，当麦客，辛苦地积攒家蓄。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剥夺了他作为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人格尊严，所以鹿兆鹏怂恿他火烧粮仓的一把火轻而易举地点燃了这个家庭要求翻身、寻找精神地位的愿望。尽管不明白革命的真正含义（或者我们以为他不明白，因为我们没有被告知他是如何被共产党员鼓动的），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此后，他参加“农民讲习所”，成立农协，铡三官庙的腐化奸淫妇女的老和尚，甚至将象征白鹿原最高官方权威的田福贤推上了断头台（但我们仅仅被告知这些活动，而无法知道他是否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滋味）。在精神上，他开始试图摆脱以前的自卑处境，索要被白鹿原剥夺的权利和社会地位，对先前的旧秩序进行了疯狂地颠覆。

黑娃革命

他似乎是个勇敢的革命者。但“闹农协”运动中，他带头的砸祠堂破除封建桎梏活动的意义没有被阐明，以致一些评论者认为这“背离了人心，是完全脱离实际的野蛮愚昧的革命活动”。没有见到任何革命意识的他在革命失败了，他只得投奔到一只共产党军队开始当兵。但这支军队暴动失败，他开始了土匪生涯。他当土匪的经历虽然被一些评论者认为是黑娃革命思想趋于成熟的过程（但这仅仅是推断），但他报复了包括白嘉轩在内的得罪过他的族人，也无法不被认为是公报私仇：他打家劫舍，洗劫了白家和鹿家，打死了鹿老太爷，打断了白嘉轩的脊梁，他还在个人生活中彻底地放纵堕落着自己。当他得知小娥被杀，凶手却是自己的老父亲时，痛苦万分，进一步地沉沦，以“土匪习性”来释放自己的痛苦，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到原来的土匪首领“大拇指”被暗杀，黑娃生命中惟一的温情也被斩截，他的一系列逼问杀手的措施使他走极端，导致了众叛亲离，队伍分崩离析。

黑娃所代表的土匪势力是介于民间与官方的第三方势力。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激发，国民政府没有精力去扫荡，百姓也奈何他们不得。但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迅速分为国共两大党派，黑娃栖身的土匪势力不再有生存的土壤，面临着对于两党的抉择。当以鹿兆鹏为代表的共产党前来招引时，“大拇指”没有看清自己的处境，仍旧幻想着夹缝中求生存，拒绝了兆鹏的请求。而当内战越来越接近尾声，黑娃因为内部集团和外部环境的压力，逐渐意识到土匪时代的终结时，白孝文的及时招安及带有欺骗性的承诺，又给了黑娃幻想的出路。受招安后，他当上了炮营的营长。

令人讶异的是，黑娃还拜朱先生为师，暴戾之气尽褪，脱胎换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让手下的兵把自己绑在大炮筒上五天五夜戒掉了大烟，娶了知书达礼的小姐为妻，被白嘉轩接受（白嘉轩骄傲地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回到白鹿原拜了祖宗牌位。临近解放之时，他听从鹿兆鹏的劝告，策动了临解放前的起义，解放后当上了革命政权的副县长。但出人意外的是，他被白孝文诬陷为反革命分子，最后被枪毙。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从长工的儿子、到偷妻汉、再到农会主任、再到革命军旅长贴身警卫，又一变成为土匪的“二拇指“，再一变成为保安团炮营营长，最后成了共产党的副县长直至死在共产党员的枪口下，黑娃摇摆不定的政治立场和变动不居的社会角色，连同出人意料的结局所构成的黑娃，成为小说中最难解析的一个人。而对他的分解将成为拆开这个小说秘密内核的关键。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篇）

本文缩减版题为《论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白鹿原〉》，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全文刊登于《误读的经典》（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误读的经典》

主编:盛嘉

编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4-01

开本:大32开

页数: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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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原》：“新历史主义”历史叙事的经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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