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王晓平：（下）《白鹿原》——“新历史主义”历史叙事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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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白鹿原》的成败得失需要将其文本放在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思潮中进行审视。因此，在层层深入分析小说的叙事策略与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关联上，我们以某种“结构主义”的方式“还原”作者心目中的历史图像。小说在描述乡土治理与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命运，即礼教传统下的主奴关系构成的宗法制总体，以及现代性带来的欲望闸门的开启、体制内外的反叛者上，它都比先前的各种历史小说都更忠实地呈现了更复杂的画面，但对于乡土中国的裂解，在对现代中国三股政治势力的书写上，却是极不完全地呈现。这与传统文化残存的心理结构有关，也与现代历史的未完成性有紧密关联。作为一部不完全的历史演义，它的道德化的“人性”话语与文化主义视角，在“民间叙事”的表象下，无法深入文化神话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历史根源。

（上篇：文艺批评 | 王晓平：(上）《白鹿原》——“新历史主义”历史叙事的经典）

感谢作者王晓平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晓平

《白鹿原》:“新历史主义”

历史叙事的经典（下）

（接上篇）

三、反叛与回归

（一）残存的文化心理结构

黑娃的结局令人唏嘘，但其意义在迄今为止的评论中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在此悲剧之前，他已经经历了巨变：从土匪变为儒家传统中的“好人”。他最后的回乡祭祖，既是向传统文化思想的忏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黑娃的转变显得太突兀，以致我们只能自己推断他的改变的心理因素。

《白鹿原》剧照

儒家文化对其潜在的影响是我们首先考虑到的。黑娃毕竟是在白鹿原上长大的，他耳濡目染的是“乡约”的礼数，他从小接受的就是“耕读传家”的儒家教育模式，感同身受的是儒家文化无处不在的精神影响。也许，他无法跨越这种自小的尊卑长序关系。因此，有评论者认为：

“

文化是根无形的套绳，其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却又无任何踪迹可言。当他成了儒家文化的背叛者，文化也给了他沉重的心理负担。他的放纵，他的发泄，实际都是在力图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当再次面临选择时，黑娃自动地选择回归儒家文化是必然的。[33]

”

对此，陈忠实自己的解释是：

“

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不能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在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以往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 [34]

”

从作者自身的创作角度出发，黑娃的信念无疑是恪守儒家文化的。 为此，作者这样描写他：

“

迎娶秀才的女儿，是黑娃向儒家文化迈进的第一步。他残忍地摒弃以前的旧习性，将自己捆绑在炮筒上整整五天五夜，汤水未进，成功戒烟，显示了文化给人无以伦比的精神动力。他在知书达理、温柔端庄的妻子面前所感到的自责、畏怯、空虚、愧疚，是对自己荒唐过去的否定与懊悔，更是面对儒家文化理性光芒时的真实心理写照。而为了弥补这种心理落差，黑娃选择了学习，他师从大儒朱先生，抱着为“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的信念，晨曦舞剑，闲时读书，与朱先生畅谈人生。他牢记古代圣贤们的哲理，强迫自己具备成为好人的素质，诚心实意地学习并吸收着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也使得他“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也显出一种儒雅气度。”真正完成了人生的蜕变，拥有了“白鹿”所具有的洁净、善良、仁义、真诚等美好品质。 

”

电视剧《白鹿原》黑娃娶秀才的女儿

遵循着作者的思路，评论者这样认为，“他的这种自觉反抗只是自己本性盲目的一种表现。他只是认为是 白嘉轩和祠堂乡约让他被白鹿原所不容，失去美好的生活，却不能从根本上去思索造成自己这种生存环境的根源和自己参加革命反抗的意义。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盲 目的反抗、缺乏意识的反抗导致了他的反抗的失败。最后还是倒在了自己‘回归’的人生之路上并跪在了朱先生的脚前，竟然死在窃取了解放后第一任县长白孝文的手中。可以说他终身反抗命运，最后还是屈服于命运；他反抗宗法礼教，最后还是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这也为他的自我觉醒并向往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失败埋 下了伏笔，最终他还是成为了一个盲目的反抗者。”[35]

然而，在我看来，黑娃的“转变”只有我们结合1990年代以来的时代才能得到理解。换句话说，他的“残余心理结构”实际上是当前时代的心理结构的回声，是由于历史的“未完成”的投射。而另一方面，辩证的认识在于，他死于皈依传统文化和仕途顺利之际，这不但表明传统封建治理的冷酷（它让我们想起宋江的结局），也暗示他的皈依不合时宜：现代性的演进，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自利原则（他的死是白孝文为了自保而设计的）没有让传统道德生存的余地。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二）现代中国历史的未完成性

这个未完成的历史与黑娃的结局紧密相关。白孝文自从被逐出族门，沦为乞丐，他一方面成为“（男）人”（八十年代以后流行的人性话语——而这一话语是自相矛盾的：同样自信的族长白嘉轩的“雄风”显然远超过此时的他，因此他要到此时才能为人不过是观念的投射）；另外一方面却丢掉了任何伦理道德观念，生存成为最高道德（讨饭的时候被作为反面教材给孩子们展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可饥饿使他对饭食以外的一切熟视无睹，能够“忍辱负重”）——在这个意义上，他象征着失去旧的传统世界后，无新的道德可遵循，不择手段以自保的一群。与其说他是“封建残余势力附身的代表”，不如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

因此，他上升的过程让我们想起西方许多描写现代资产阶级人物不择手段往上爬的经历：在担任保安团当营长时，为邀功拼命地抓共产党；而当黑娃（三营长）和二营长被作为共产党代表的鹿兆鹏策反之后，他已是势单力薄，他认为自己如果不同意起义的话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当即当着兆鹏的面表示愿意起义，“其实我早就琢磨着想找你商量这事了”。他不但翻脸不认人，而且心狠手辣，身为张团长的心腹，为了消除兆鹏和黑娃的猜疑并保全自己，他毫不犹豫地向张团长开了枪，而且把致命的一枪补在了后者的脸上！其手段非同一般。[36]经过钻营，他最终得以出人头地并且当上了县长。他陷害黑娃可以看作是他报复家仇，也可读作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复仇。为了功名利禄，他可以出卖任何人，包括儿时最铁的玩伴；可以欺骗任何人，包括前来求情的白嘉轩。论者敏锐地看出，他所做的一切“貌似不合常理，其实它是儒家文化中非人道一面扭曲的表现。保守，势力，惨无人道……以血淋淋的自残和残他的方式”[37]表现出来。但这一论点没看到他最终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一个心狠手辣、狡诈阴险的政客。

电视剧《白鹿原》白孝文形象转变

黑娃的向儒家传统的回归象征着传统文化心理的残余；而他的冤死象征着历史的未完成；白孝文没有交代的结局的意义作者却没有明示。显然，二者间有着值得探讨的深意。有的评论者认为，黑娃的冤死和白孝文的升迁“象征着封建残余力量对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威胁”。但是如果问起白孝文（可能）的结局，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个潜进革命队伍的无道德观念的个人主义者（由于其阶级出身，也由于其在反动政府中的经历），无法逃过往后的政治运动，无论他怎么狡诈地掩饰。如果是这样的话，作者的设计——善无善报、恶无恶报——表达了他什么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现代史无非是“折腾”的历史观。这个观点由小说里的传统智者朱先生清晰地表达。他曾经明确地将现代中国三股势力统称为“鏊子”。

电视剧《白鹿原》朱先生和白嘉轩

白嘉轩向姐夫朱先生详细说了他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土匪白狼就是黑娃！”

“

白嘉轩向姐夫朱先生详细说了他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土匪白狼就是黑娃！”

    “噢！这下是三家子争着一个鏊啦！”朱先生超然他说：“原先两家子争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而今再添一家子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

    白嘉轩听着姐夫的话，又想起朱先生说的“白鹿原这下变成鏊子啦”的话。

    那是在黑娃在农协倒台以后，田福贤回到原上开始报复行动不久，白嘉轩去看望姐夫企图听一听朱先生对乡村局势的判断。朱先生在农协潮起和潮落的整个过程中保持缄默，在岳维山回滋水田福贤回白鹿原以后仍然保持不介入不评说的超然态度，在被妻弟追问再三的情况下就撂出来那句：“白鹿原这个成了鏊子啦”的话。白嘉轩后来对田福贤说这话时演绎成“白鹿村的戏楼变成鏊子啦”。白嘉轩侧身倚在被子上瞧着姐夫，琢磨着他的隐隐晦晦的妙语，两家子自然是指这家子国民党和那家子共产党，三家子不用说是指添上黑娃土匪一家子。[38]

”

作者对朱先生的“超然”并没有给出什么评论，但在他的洞察世事变迁的超人能力上，作者的描写显然让他呈现为一个哲人、圣人。这尤其在他预见死后自己坟墓将被扰动，而预先给那些“捣乱者”留下名言“折腾到何时为止”，这让“学生和围观的村民全都惊呼起来……”(页642)。然而，惊呼的不是学生和村民，而是其时的作者和整个社会：在这个渐成社会主流的舆论和意识形态下，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折腾史，“不折腾”成为去政治化的1980年代以后的年代里，后革命世俗社会向全球资本时代的后社会主义过渡的主流“共识”。这个小说，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转折中出现并得到评价的。

如前所述，《白鹿原》对于国共斗争的历史叙述简单得如同儿女之情的背景。黑娃是否真的有过转变（我指的是历史的真实性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可能性问题），他的令人捉摸不透的心态，根源在于他的意识（或者说作者的意识、读者的意识）是否有过转变：他进过“农讲所”受训，这是他返乡后发动农民的动机所在。但不但受训的内容不说，是否他提高了“觉悟”也无交代。

换句话说，他反抗的逻辑何在？读者只能从情节里推断，黑娃尿到冰糖上的这一情节充分宣泄了他作为贫苦人的一种本能的仇恨：他极度自卑又极其自尊。但仅仅只能推断这些：即使是他参加农讲会后的有组织“革命”也仍然是阿Q式的穷人造反、暴力冲动。革命的理据在这里在这里是缺席的。而田小娥的欲望传奇（虽然骨子里属于五四式反封建礼教的意涵，表面却兼具丑闻和“秘史”的性质，这由无数露骨的性描写见出）显得突兀，因此和黑娃一起，对两人的暴露带有了早期鲁迅对于“礼教吃人”的“国民性批判”的痕迹。这显示作者是从八十年代“启蒙”的思路出发，要回到五四式的“人性”“欲望”的解放的出发点（因此包括了对“大拇指”与小翠的生平的插曲介绍，两人的恋爱故事颇让我们想起汪曾祺的《受戒》）。但有意思的是，五四的欲望叙事是要打倒孔家店，而陈忠实的年代是对于儒家传统“再认识”，因此朱先生的“睿智”及其残忍、白嘉轩的道德硬朗 和手段无情被同时展现，但由于缺乏某种视角，作者无力将这两方面令人信服地加以有机粘合。于是，在细究之下，朱先生的“睿智”、白嘉轩的道德都显露出伪饰的痕迹（虽然粗心的读者未必都能领会）。

实际上，这本书里很多类似的空白。白灵和鹿兆鹏“谈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谈论轰轰烈烈的北伐和各地的人民革命热潮。”（206）但具体谈“什么”、“怎么”谈却没有任何交代。全书中唯一触及“共产主义”理论内容的是鹿兆鹏企图说服朱先生的下一段，

“

他去拜望朱先生时就向先生宣讲共产主义。朱先生笑着问：“你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话听来很是中听，可有的人甘愿叫人压迫：叫人剥削咋办？”鹿 兆鹏说：“世上哪有这号人呢？”朱先生举出例证说：“有润河上背河的人算不算？你好心不让他受压迫、句他挣不来麻钱买不来烧饼。”鹿兆鹏说：“人民政权会 给背河的人安排一个比背河更好的职业。”朱先生说：“要是有人背河背出瘾了，就专意想背河，不想干你安排给他的好工作，你咋办？”鹿兆鹏急了：“人民政权 就给河上搭一座桥。车碾人踏都不收钱，背河的人就是想背也背不成了。”朱先生笑了：“你的人民政权的办法还真不少……”鹿兆鹏现在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那阵子很可笑……[40]

”

最后加上的一句话点明了鹿兆鹏宣传革命理念的“可笑”性质，面对教导“地要少，房要小，养个黄牛慢慢 搞”的迂阔的朱先生，他的孩子气的比喻显示他完全无力“唤醒”由于习性甘愿做奴隶的民众。在红色经典里将被有理有据地以阶级分析阐明的重点一段，在这里以一个类似中学生水平的辩驳予以打消了。这不是作者的疏忽，而是他被时代所决定的失语和幼稚：他甚至无法理解鹿兆鹏这个并不成熟的共产党员。

电视剧《白鹿原》鹿兆鹏在原上眺望

因此，小说中叙述的“革命”其实只是暴力、传奇、“秘史”。我们不妨看它如何写共产党人在“革命”失败后的反应，

“

农历三月，桃红柳绿，阳光明媚，突然从南方传来了一股寒流，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了。鹿兆鹏参加了省委特别委员会议之后回到白鹿原，黑 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弟兄正热切地巴望他带回上级关于实行土地分配的具体方案，他看见黑娃时强忍着悲愤交集的沉重心情，装出一副往常的豁达: “同志们，现在必须先抓武装力量！”在只有他和黑娃俩人在场的时候，兆鹏就向农会主任交了底：“蒋介石动手杀共产党了！北伐失败了！" 黑娃瞪着眼骂：“我日他妈！我们受闪了，挨黑挫了！”兆鹏说：“省委特别会议决定要抓武装。这是血的教训。我们这回吃了没有军队的大亏。

”

类似的是情节是习旅长在战前动员中讲述“七步诗”的历史故事。他说：“老掌柜的死了，大哥要拿家事了。大哥想到六七岁的小兄弟现时虽则撞不动他的壮腿粗腰，可小兄弟总是一年一年往大的长哩，长大了即使不跟他争掌柜的权力，也得平分一半家业呀!大哥痛恨他妈为啥要多生这个祸害……”台下的士兵腾起一片笑声，黑娃也笑了。习旅长接着说：“大哥就想，干脆趁他还没长大把他掐死算了！同志们，中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那个要被黑心的哥哥掐死的小兄弟，他的手已经掐到我们的脖子了。我们能像曹植那样唱一首诗乖乖儿地送死吗？”（页275-276）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今天在八十年代去除阶级分析时，为了“统战”而常说的“兄弟相残”的话语，会发生在那个以严格的阶级批判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时代。同样，虽然小说里出现过“政委”这个职务，但也只是以纯粹军事指挥者的角色出现。

这并非作者偶尔的疏忽，这种对国共相争的性质的判断也出现在白鹿原“圣人”的话语中，在“共产党人”鹿兆鹏和朱先生的交谈中，

“

 兆鹏做出一副轻松玩笑的样子问：“先生，请你算一卦，顶卜一下国共两党将来的结局如何？”朱先生芜尔一笑：“卖荞面的和卖合络的谁能赢谁呢？二者源出一物喀！”兆鹏想申述一下，朱先生却竟自说下去：“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昌扬‘天下为共’，既然两家都以救国扶民为宗旨，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杀相戕杀？公字和共字之争不过是想独立字典，卖荞面和卖合络的争斗也无非是为独占集市！既如此，我就不在注重“结局”了……鹿兆鹏忍不住痛心疾首：“是他们破坏国共合作……”朱先生说：“不过‘公婆之争’，鹿光鹏便改换话题……[42]

”

电视剧《白鹿原》白灵剧照

甚至在作为国共两党代表的白灵和鹿兆海的辩论中，我们也仅见浅薄的“冤冤相报”的论述，

“

    白灵动情他说：“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哩！兆海哥，你也太倔了，一回谈不拢二回连面也不见了？真有点国民党翻脸不认人的通病！”兆海却火起来：“算了吧白 灵！我不说远处的事，你回咱原上走走看吧！共产党在原上搞了一场啥样的革命你去看看吧！兆鹏用下一杆子啥人你打听打听一下吧！鹿黑娃贺老大白兴儿田小娥之流尽是一帮死猫赖狗，凭这些人能完成国民革命？他们懂得革命的一分意思吗？他们趁着革命的凤潮胡成乱整，充其量不过是荒年灾月饥民‘吃大户’的盲动……” 白灵的那一缕温情顿然冷寂，忽闪闪蹿上一股火气，她的强盛的气性迅速恢复，迅即作出反应：“兆海哥，一年多不见，你长了身体长了知识，也长了不少的贵族口 气啊！”兆海说：“你用列宁的理论判我为贵族并不过分。列宁就是把穷人煽动起来打倒富人消灭富人，结果是富人被消灭了穷人仍然受穷。光鹏学苏俄在白鹿原上 煽动穷汉打倒财东，结果呢？堂堂的农协主任鹿黑娃堕落成了上匪，领着土匪抢银元，刀劈了俺爷又砸断了嘉轩叔的腰杆子……作为农协主任没有达到目的的，当了 上匪却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你叫我还能信还能再入共产党吗？黑娃们干不成共产党的革命可以当土匪，我可不行呀！”白灵说：“你听没听到贺老大怎么死的？你听 过你见过把人从高空敦下来的施刑吗？共产党就要发动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兆海说：“我们走着瞧吧！看看谁的主义真正救中国。”俩人不欢而散。[43]

”

电视剧《白鹿原》鹿兆海剧照

“看看谁的主义真正救中国”的确是这场名不副实的“辩论”中的关键点。作者正是在这个角度出发，从九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反观现代史并投射他的认识。

这个非“意识形态”化（只有权力斗争）的表述显现在通篇不见阶级分析，虽然我们显然看到阶级的存在。这里阶级分析并非指主奴的“和谐”在现代中国是否常态，而是作者的叙述在表面上在现代意识形态下，重新落入了“父严子孝” “长惠幼敬”的传统的陷阱中，虽然往往是以反面的事例来确证的，

“

 他翻阅着历代县志，虽然各种版本的县志出入颇多，但关于滋水县乡民的评价却是一贯的八个字：水深土厚，民风淳朴。朱先生想：在新修的县志上，还能作如是的结论吗？[44]

”

另一位老先生在被朱先生要求去编辑县志时也感慨：“人心还能补缀完全么？”在这一叙述中，“水深土厚，民风淳朴”这一作为农业社会自我形象（标榜）的理想化的黄金时代的失去，似乎是作为“折腾”的阶级斗争的错。

九十年代先锋小说中的一类新历史主义小说具有非历史化倾向（如格非的《迷舟》中的角色说“从来就没有失败或者胜利的队伍，只有狼和猎人”；对于男主角萧与他的哥哥的不同选择——哥哥参加了黄埔军校，萧却去当了孙传芳的一位部将的勤务兵——小说没有也无法解释不同信仰决定下的人生道路的差异）。尽管（表面上）《白鹿原》比当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更有历史感，更能深入历史现场：白灵和鹿家二儿子鹿兆海以掷硬币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政党，这个在当时并非荒诞的历史现象说明，在各种主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都以吸引人的救国救民的理念来吸引青年的时代，人们并不都能清晰分辨主义的真伪曲直。而当时的国共两大政党是爱国青年唯一可选择的。但白灵并没有按照“指示”加入国民党，相反却坚定不移的加入了共产党，作者并没有清楚说明她决定的由来。我们只能从只言片语推断，她受到景仰的鹿家大公子共产党员鹿兆鹏的影响，并出于同情正处于弱势的的共产党，而分裂后国民党的大屠杀更坚定了她的志向：这个举动无疑表明了这个政权的反动性质（“我看见他们剿共才要入”）。

格非《迷舟》

在如何面对政治选择上作者的无力解释，和他对国共相争的阶级分析不置一词一样，既是作者的无力与不能（以及下面将要阐释的他受时代影响的文化主义信念），更是时代的失语：1990年代已经将任何阶级（分析）的话语视为“左”的话语加以摒弃，而在现实中新的阶级分化却在急剧地进行。一个抛弃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阶级分析的政党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而只不过是蜕变或伪装的资产阶级政党。而当时这部省略（或留空白）的“历史”文学作品之所以还让人激动，是因为当时的读者还留有对于历史的记忆，他们可以将这些阐释学意义上的“前见”（通过以前阅读的红色经典和影视剧）填补入书中的这些空白，而获得对历史的全貌的认知。比如下面这一段描述入党宣誓的场景：

“

白灵第二次被通知到罗嗦巷15号来，鹿兆鹏以亲切庄严的态度通知她已经得到批准了，随之叫一声："白灵同志！"便握住白灵的手。自灵听到"同志"那声陌生而又亲切的称呼时，心头潮起一种激情，她紧紧地反握住鹿兆鹏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脑子里又浮出本班那位被捕的女生领着警察到学校来抓捕同志的情景。白灵说："请党放心，白灵只会替同志赴死，绝不会领着警察去抓捕同志。你再叫我--同--志！"鹿兆鹏松开手说："白灵同志！我受党组织委托，领你宣誓！"说着从箱子里翻出一面红旗挂到墙上，站正之后，举起了右手。白灵并排站好，也举起右手，心头像平静而炽烈的熔岩。

”

电视剧《白鹿原》中白灵宣誓的场景

当其时的读者读到这段时，他们潜意识里会浮现出许多红色经典里类似的场景。实际上，这种段落作为这些作品里表面主人公最终“长大成人”，完成阶级意识的觉悟、政治身份的确立，已经形成不可避免的模式。但这里，同样的一段场景描述却是不完全的，或者直接说是“伪造”的，因为它已经缺少灵魂：如果加入这个党和加入其它任何组织一样，那么心头的“炽烈”实际上只是“平静”——这里的“同志”已被掏空了内容。

实际上，不是历史中缺乏这些内容，而是在作者的文化主义视角中，它们被有意无意的遮蔽。因此我们还读到了下面的只言片语：鹿兆鹏在临走前质问黑娃，你怎能跑回原上跪倒在那个祠堂里？你呀你呀……”但作者只能设计让“未及黑娃回话，鹿兆鹏已经转身出了大门进入巷子了。”因为两人接下去的谈话将颠覆整个文本；而黑娃在逃走时扒走老农汉的衣服时，在他手心放了一块银元，这个不经意的一笔也透露出实际上他受到了革命理念的教育。但作者碍于时势，不敢加以阐发——若加以阐发，他的整个情节设计也将无法自圆其说。

后代的人们当阅读这些段落时，因为缺少前阅读（红色经典的）体验而不会完成作者想当然能圆满完成的整个阅读史历程。因此，这本小说的“经典”地位是时代（去政治化加剧、彻底放弃阶级分析的九十年代）的造就，在1980年代它不会是经典，在未来也不会是（因为它的“秘史”性质使它具有某种粗俗性，它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历史阐释虽然有，但并不完全，也不令人信服）。

四、怎样现代，如何文学？

（一）道德化的人性话语

取阶级分析话语而代之的是一种道德化的“人性”话语。由于对国共斗争的理念的“陌生”，作者对国共双方人物的表现只能诉诸道德化的表象。比如，当鹿子霖老婆为救被系入狱的他而四处贿赂人后，对他感叹道，“只有岳书记是真神”；而对总乡约田福贤的描写显示出前后矛盾：当被黑娃领导的农民斗争时，他被揭发出来贪污；而当他还给鹿子霖后者老婆给他的金钱，他又似乎是对朋友仗义不贪财的角色。而作为国共双方的人物的鹿兆海、鹿兆鹏形象都很模糊，更不用说对地下党员彭县长（他的被捕牺牲隐约让我们想起《红岩》中江姐的丈夫彭咏梧德牺牲）、对白灵的刻画也仅止于她的外貌：朱先生注意到白灵的大气的眼睛

“

 这种眼睛首先给人一种厉害的感觉，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这种傲气对于统帅，对于武将，乃至对于一家之主的家长来说是宝贵的难得的而对于任何阶层的女人来说，就未必是吉祥了；白灵的眼睛有一缕傲气，却不像父也不像兄那样外露，而是作为聪慧灵秀的底气支撑主宰着那双眸子，⋯⋯整个白鹿原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种眼睛的女子了。……朱先生注视着白灵的眼睛，似乎比初见到朱白氏的眼睛更富生气了，甚至觉得这双眼睛习文可以治国安邦，习武则可能统领千军万马。[48]

”

电视剧《白鹿原》白灵剧照

评论者从中看到了这些道德化的视角，“这种大气是混合着善良、正直、坚毅、果敢、刚烈、聪慧等诸多优良品质而铸成的。具备这些优良品质的，整个白鹿原上除了白灵，就只有朱先生，而朱先生更多的是一位智者形象，体现的是传统文化的精髓…….白灵可以说是由传统的优秀精神品质经过现代文明熏陶而转变体现为现代的优秀精神品质的象征，她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与朱先生是相通的，只不过朱先生显得静些，白灵显得更激进些，以行动参与社会的改造。”[49]

由于对现代中国史变迁无力解释，这种对人物的道德化描述实际上代替了对历史巨变的演绎。因此，研究者也不难看到，

“

   《白鹿原》的价值不在于写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在于揭示出代表历史进步一方道德素质的低劣，他们常常是以国的名义、民的代表的身份掩盖着他们的自私、卑劣与冷酷，相反，作为失去历史存在必然性的家族族长与保守的民间知识分子却传承着传统文化与道德伦理的精髓，显示出道德判断与历史尺度的二元对立。[50]

”

这种对待历史的庸俗化倾向，由此“神话”了迂阔的朱圣人（尽管作者自称，他拒绝神话人物）

“

在为母亲举办葬礼时, 朱先生来吊孝, 临走时点了一句: “辞掉长工自耕自食。”他揣摸不清: “我种不过来咋办?”朱先生笑说: “好办! 撂给穷人就完了。”

直到解放后, 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划定成分时, 他才猛然醒悟了姐夫朱先生的话, 不仅感佩万端: “圣人圣人, 真正的圣人! ”因为他恰好在解放前三年没有雇用长工, 按土改政策匡算下来, 才幸免被划为地主。[51]

”

与其说这体现了民间智慧的神奇，不如说这是一种时代情绪的投射：现代革命史是一场瞎折腾。这种瞎折腾的结果波及每一个人。对于鹿子霖，作者以他发现解放后共产党枪毙黑娃的审判台又是在那个曾经演出镇压暴动农民的戏楼而被吓疯、死去为结。作者从道德的角度评判：

“

    他的道德观不一样，他的价值观也不一样……他的整个精神心理世界就不再是简单地被颠覆了，而是随着那一声枪响，整个地崩溃了。因为他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所有的社会生活理想所构成的心理平衡全部就垮了，那不是一般的心理失衡，而是整个地坍塌了。所以他就疯癫了，连生理上都引起了症状，他吓得拉稀了。[52]

”

如果“折腾”的结果就是使得人不得不精神病，那么每个人都难免，又何止鹿子霖一人？何况，既然白孝文能够以卑鄙的“无道德”苟活下来，那么鹿子霖又为何不能伪装先进？也许作者将辨称，支撑鹿子霖的还有他的礼教的“仁义道德观”，而白孝文则是资产阶级的新“道德”（无传统思想束缚、以个人利益为最高道德），但同样持礼教价值观的白嘉轩却反应大为不同，那么是何种不一样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使得鹿子霖崩溃？

鹿子霖

实际上，使得鹿子霖崩溃的是九十时代的个人主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历史现场，一个有着血债的地主或富农不会因为惧怕群众的报复而吓得精神错乱（但不会是因为觉得历史是“折腾”的轮回而吓坏），而是说作为小说人物的鹿子霖（他还没有群众血债，虽然有以权势奸淫妇女的恶习——但作者对此实际上略过不表，只是最后以漫画式的口吻写他认领了很多“干儿子”，这样略过不表的目的当然是忌惮时评把他当作描写又一个地主恶霸）之所以吓疯，是在九十年代去革命、非政治化的年代里对于历史轮回的折腾观下不得不经历的命运。并且，由于鹿的无稳固的道德，这个家族的由来也被作者以一种庸俗的书写“秘史”的方式叙述“考证”为通过祖宗卖尻而发达的。

作为鹿子霖的衬托，在场的白嘉轩则由于他的坚强传统道德而反应迥异。我们看看作者如何理解后者的感受：

“

而同样在现场的白嘉轩，他的反应截然不同，他的精神心理平衡的最后一次被颠覆反映在生理上就是一只眼睛给气瞎了。你看看这个心理平衡点的差别是多么的大！两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形成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世界的差异，孰强孰弱，一下子就在生理上不一样地表现出来了。那个是被吓得拉屎，这个是眼气瞎了。一个人的眼能够气蒙了，你看这是多么强烈的精神心理冲撞！而且枪毙黑娃的恰好是白嘉轩的儿子孝文，按说白嘉轩是得势的，因为儿子当了县长了，结果他却气坏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的道德价值观念，尤其是他精神世界里的那些做人的原则整个地被眼前的一切颠覆了，所以他气瞎了眼。[53]

”

对于作者来说，这样的对比描写是为性格描写服务“什么叫人格？什么叫性格？不是都出来了吗？”他认为这是在写人物的“心理结构”：“我觉得从心理结构来解析人物、塑造人物就要更准确一些。如果是仅仅写人物的外在的行为，那往往很难写出人物性格上的差异来。” 但是，与其说这是在进行一种心理结构的描写，不如说是在一种1990年代历史-文化观上的道德主义的投射——因为鹿子霖的发疯并无令人信服的“心理结构”的解释。

（二）文化主义视角

鹿子霖代表的是传统封建文化的另一面：表面上“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但在作者的叙述里，他和白嘉轩思想性格的诸多不同源自不同的家庭文化环境，而白、鹿两家各自家族血脉中禀性的文化差异是由于发家方式的不同导致。白家的祖上靠勤奋、吃苦、节俭的方式积攒钱财，为借助于严格的家规避免了败家子的出现，形成内敛含蓄的特性。而鹿家的祖上则是进城靠卖尻子学来的手艺发家致富，前辱后荣的反差决定了其家族中张扬浮躁的个性。两个人的较量不是两个人个性和能力差异的较量，而是崇尚注重修身齐家的传统中庸之道对不重修身的功利的行为的对峙。其实，由于鹿子霖身上的特点带有很多被中国传统所鄙视的商人的气息——唯利是图、不讲道义，他和白嘉轩的对峙象征着传统内部的等级观念：其实两人本没有本质差别。两人所背靠的都是乡村文化环境，所蕴涵的是家族与民间文化土壤。由此评论者注意到“同样是传统宗法社会中生长的人物，叙述者对朱先生、白嘉轩精神人格的赞美，无意中流露出对儒家文化一定程度的认同，而对鹿子霖思想人格的不屑一顾昭示出对儒家文化负面因子批判的价值立场。”[55]

电视剧《白鹿原》鹿子霖

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不少评论者质疑作者流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作者反驳道：

“

这不是我留恋什么的问题，而是我着力去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人格力量！……白嘉轩的正直、勤劳、富于同情心、以德报怨……这都是他精神世界里非常光彩的。难道我们今天要把他们全部都丢掉吗？！实际上任何民族都是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的。这不应该作为批判的东西，你只能批判他精神世界里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比如他固守在土地上头，不思进取，不学习新的知识，不发展新的眼光，像他主张耕读传家，读了书还不让孩子出外干事，就在那继承家产，继续耕读，这种狭隘保守的做法是我坚决批判的，我把白嘉轩的那种生存形态写出来就是为了作为一种批判形态。还有，他对小娥前前后后的整个做法，那都体现了他精神世界里腐朽残忍的一面。包括他对白灵态度的变化，他对白灵小时候的爱甚至超过了他对三个男孩子的爱，但一旦白灵背离了他的精神的时候，他只是很冷酷地说了一句话：“就当她死了。[56]

”

那么，是留恋还是认同？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从已经讨论过的两个方面作一简答，这就是黑娃的回归和朱先生的“智”。

在情节的设计里，黑娃皈依儒家，拜倒在祠堂下。白嘉轩充满胜利感地宣称：“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这里，家族祠堂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但与其说叛逆者的回归揭示出传统家族文化的两面性，不如说他是当今时代的某种症状的代言人。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土匪不会重新跪倒在家族祠堂门下，也不意味着否定传统势力（包括其意识）在“现代”社会的巨大作用力，而是说作为参加过农讲所的先进农民，黑娃不会不经历心理上的反复挣扎，但作者无力理出这个挣扎的过程，以致显得不可信。

黑娃拜朱先生为师

作为宋明理学的传人的关学大儒朱先生是“天道”的化身。而小说中不少地方谈到，一切都在变动转换，永恒不变的只有那静穆无言的“天道”。它从高处冷峻地俯瞰着人世沧桑，并试图以“仁义”这一古老道德规范勉力支撑起变乱社会中的人心：“白鹿村上空的冥冥苍穹之中，有一双监视着的眼睛，掌握着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各个村庄人口的繁衍和稀稠”。而这“天道”是被白嘉轩认识到的：他“已经从具体的诸如年馑、瘟疫、家协这些单一事件上超脱出来，进入一种对生活和人的规律性的思考了……白嘉轩在思索人生奥秘的时候，总是想起自古流传着的一句咒语：白鹿村的人口总是冒不过一千，啥时候冒过了肯定就要发生灾难，人口一下子又得缩回到千人以下。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第一次经历了这个人口大回缩的过程而得以验证那句咒语，便从怀疑到认定”这个“天道”。

白嘉轩当然在智慧上不如朱先生，但竟连他也已经开始认识“天道”了。什么是“天道”？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智慧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然而，这个万世不易的“天道”或者“天理”已经随着“五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而被西方洋枪洋炮所轰毁，因为它对应的是农业社会轮回、反复的宇宙观，与现代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下的工业文明不符。而这里，白嘉轩所“反思”的是农业社会庸俗历史观、社会观下由人口决定的历史轮回论。叙述着在这里显然“认同”这个“天道”。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而对于朱先生，作者既试图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他：“为什么朱先生看上去有点儿神神道道的呢？那实际上是没有文化的‘民人’不理解他那高深的文化，不理解他对世界的点化，看不透他，由此所造成的一种神秘印象”。他甚至认为自己是把他写成“唯物主义者”： “我根本不想把他写成一个神神道道的人，我甚至写他就是一个唯物论者，因为我们也有传统的朴素的唯物哲学观。”  但他说的“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却又把他圣贤化了。在朱先生眼里，中国现代史上的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失范与变乱，不过是乱哄哄的“窝里咬”，毫无意义。用他的话说，白鹿原好比一只“鏊子”，各家都争抢着，想用来煎自己的“锅盔”。这样，你翻来，我覆去，“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他要以“天理”、以“仁义”去抑制太盛的“人欲”，保持自鹿原人心的安宁（正因为此，他出主张，建塔镇住小娥的鬼魂，让后者永世不得翻身）。正是万古不变的“天理”，使他不仅能在人欲鼎沸的世界里，保有一份洞若观火的超然，也使他能以这种高居历史之上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和现实。他建议白嘉轩在田福贤血腥的报复声和受难者惨厉的叫喊声里闭门重修破碎的乡约碑文，认为这才是“治本之策”。显然，在这里，仍是传统伦理为本位的绝对道德律令而非现代各种“主义”占统治，作为指导思想。历史被描述为“人欲”支配下的混乱争斗，在这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意义”的历史中，是无法找到所谓必然性与合理性的。

当作者把朱先生当作至高人格理想去表现，当他竭力标举朱先生那种超凡人圣、料事如神的圣人品格，他不可否认地已经不但“认同”了他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而且也或多或少认同了人物所持的那种历史观。因此他在小说中，也常常以朱先生的眼光去打量现代史：在小说中，整个现代史都被纳入了那个“鏊子”和“窝里咬”的隐喻。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因此，尽管呈现出在现代文明与战争、动乱的冲击下白鹿原无法不衰落的结局，作者借人物之口发出的对于“最好的先生”、“最仁义的族长”、“最后一个长工”的慨叹（针对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朱先生、白嘉轩、鹿三的道德情操与人格魅力及其悲剧命运），使得他难以否认他本身对此充满哀婉之情。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创作上的矛盾时曾说：“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阶级寄予了全部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 与巴尔扎克的“忠实”于历史本身而导致的本人理念和描写的“矛盾”相比，作者显然没有嘲笑和讽刺朱先生、白嘉轩，评论家雷达指出：“陈忠实在《白鹿原》中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充满矛盾的：他既在批判，又在赞赏；既在鞭挞，又在挽悼；他既看到传统宗法文化是现代文明的路障，又对传统文化人格的魅力依恋不舍；他既清楚地看到农业文明如日薄西山，又希望从中开出挽救和重铸民族灵魂的灵丹妙药。”[60] 也就是说，对于陈忠实，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其实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文化主义的理念；虽然这个理念本身是矛盾的。评论者敏锐地指出：“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正面和负面，在作品中不但无法找到区分的尺度，反倒更加混沌一体，成为一种抽象的普泛化的东西。由此说明。作者据以表现民族史诗的文化观……是一种以抽象人性论和生命本体论为特征的文化观……”[61]

这个文化主义理念除了人物之外，还借助民间神话来显示。白鹿和白狼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两个时常出现的传说。虽然中国民间自古有很多志怪传奇，但这里它们的出现应该看作更多来自八十年代以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虽然到此时，它们已经成熟地化入中国文化的机体表达自己，而非仅仅借用。但恰恰是因为这一点，与情节中鹿三神神鬼鬼（是否真的鬼附身模凌两可）一样，它们所起的作用含糊不清。

白鹿

在中国的传说故事里，白鹿等神兽的出现乃是上天对人间至纯至善之人的表彰与嘉奖。因为白鹿在人们心中是吉祥、仁义、和谐诸多美好形象的化身，所以它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成为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和谐文化的象征。朱先生、鹿兆海、白灵先后被暗示为“白鹿”（朱先生送“白鹿精魂”的书法给鹿兆海）。而白狼是近代以来土匪等灾祸的象征。在小说中，它显示一种侵害家畜的莫名动物，然后是代指大拇指、黑娃等现实中的“狼”。“白鹿”与“白狼”交替出现，它们的较量，实际上是传统文化（的象征）与现代性带来的“折腾”的斗争，或者说前者对后者的不解。但 “白鹿” 终究丧失了它的生命力，儒家文化也退出了历史舞台。而“白狼”黑娃表面上信仰多变，从儒家文化到革命文化，又一再地背叛、抛弃着它们。然而，他实际上和白孝文一样，没有任何信仰。然而，这和它他最后皈依儒家一样，与其说是他的选择，不如说一直是作者自己的投射——因为从农讲所开始，他所接受的就是现代思想教育。

而白灵本是现代革命的产物，她被比附为白鹿，实际上是民间人物对于革命英雄的一种崇敬的投射。但这其实也是一种遮蔽。甚至连共产主义都被比附成白鹿，当鹿兆鹏和白灵谈论革命局势时，

“

白灵说："我想到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我想共产主义都是那只白鹿？"鹿兆鹏惊奇地瞪起眼睛愣了一下，随之就轻轻地摆摆头笑了："那真是一只令人神往的白鹿！"[62]

”

有着现代革命意识的白灵竟作了如此比喻，在这里，理想成了缥缈神秘的乌托邦；它也只表明白灵的幼稚。而作为伪“革命引路人形象”的鹿兆鹏“大哥”也没有对此加以纠正。

鹿兆鹏带白灵宣誓

由此看来，似乎这是民间的叙事。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秘史写作的“民间（知识分子）立场”在下面的分析中，将显露出它的九十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立场。

（三）“民间叙事”与新历史主义观

对于这个“矛盾性”或者伦理道德的两难（悖论或吊诡）——在展示传统家族文化非人性的同时，对家族文化的解体带来的传统美德的消失充满遗憾；在对历史“进步”持肯定态度同时，又对历史中个人作为人质（如黑娃、鹿兆海、百灵）感到战栗——我们该如何认识？

《自鹿原》的作者称自己要叙述一部民族的秘史，秘史显然与正史相对而言，它为何是“秘而不宣”的？正史出了什么问题？

《白鹿原》手稿

正是这个问题把这个小说和八十年代以来的“先锋小说”，尤其是其中的“新历史（主义）小说”联系起来。后者的特征是：文类常常混淆；比如，它是一个历史故事？一个革命战争故事？还是传说或野史？常常定义混乱。作者常常试图“还原”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原初的自然历史环境，故意营造出历史中的巨大空缺和神秘；“历史真实”“说不清”，“真相”难以解释；“偶然”因素在历史中起重要作用；而更重要的颠覆传统革命战争叙述的是，在对战争与政治的描写上，没有正反方；常以“性”的因素在生活中、在历史上占据决定性位置的叙述，以个人琐事（情欲）打破理性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大叙事”。 我们看到，《白鹿原》在不少方面有这些特点：它的文类也是杂交性质的，不是单一的历史故事，不是革命战争故事，也不单纯是是传说或野史，而是它们的复合。有人因此认为，

“

 叙述者采用了分身术来表现不同的历史和家族故事，一方面，叙述者通过白嘉轩、朱先生等人物的视点，承载着传统文化包括家族文化的话语体和价值体系，即承载着秘史的叙述，另一方面，叙述者通过家族叛逆者白灵、鹿兆鹏等人的视点，承载着时代历史和社会革命的叙述，这是一种显性的历史叙述，在两种叙事相交融的过程中，家族与国家、族权与政权、宗法伦理和社会革命等关系结构设置得极富张力，叙述者也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中完成自身的分裂与整合。[64]

”

但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并非小说有两个视点，而是作者自身有这分裂的历史观。与其说“叙述者通过家族叛逆者白灵、鹿兆鹏等人的视点，承载着时代历史和社会革命的叙述”，不如说作者以自身视点嫁接到革命者身上，并投射到传统人物身上。而之所以它不同于一般的先锋小说的对待历史的浅薄和随意，是因为作者本人的年纪和经历使他比年轻的先锋小说作家更有历史的质感。但尽管陈忠实不愿戏说历史，不愿全盘接受历史“说不清”，真相难解释，以及历史无正义的看法，他仍然无意中接受了新历史主义的历史、文化观。这包括：注重性秘史的描写，以今人的“人性”代入对历史中人物心理、行为的理解和解释，尤其是抛弃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阶级的政治阶级学分析，而以“文化”心理来结构人物。

陈忠实

其实，与其说对白嘉轩这样的人物的描写是“新”，不如说是回到了四九年前一种家族小说的类似描写。如果说在巴金的《家》里，高老太爷还显得是个顽固地阻碍年青人自由爱恋和发展的传统势力，那么在几乎同时期的《财主的儿女们》里，路翎已经把族长蒋捷三描写为身负传统道义、对家族和儿女尽职尽责的人物形象。二者确实有很多可比性，比如蒋捷三也娶过三妻四妾，但这只不过表明了二者身份的类同。但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族长，蒋捷三比起白嘉轩来说显得稍为“与时俱进”：他曾是地方上一个受尊敬的晚清官僚，现在是一个退隐的老式旧派人物，拥有从旧时的依靠大量土地和收租收入和新式的房产资本投资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四九年后，新生政权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历史叙事（如《红旗谱》）以农民和革命政党为一方反抗地主、宗祠文化与反动政权联盟形成历史叙事模式；在九十年代后的对革命阶级叙述不满的自由主义史观下，《白鹿原》中就被以文化为纽带的叙事代替，叙事从社会斗争走进“日常生活”，伸入“民族文化心理”。因此，这里没有阶级觉醒和政治性的斗争（只有去政治化的权力斗争）。 作者的立场确实如同评论者指出的，他认为 “革命是来自西方的‘ 阶级本位文化’对中国固有的‘ 伦理本位文化’的否定。白嘉轩和朱先生对暴力和战争持否定态度, 作者认为只要有严格的道德行为规范, 就可以维持人们生活的和谐。白鹿村人订《乡约》 、刻碑文, 以此为‘ 治本之道’,  以正世风。”作者认为暴力“无助于长久地解决重大社会问题, 却在瓦解着一个民族的道德秩序, 毁坏着民族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 [65]

但小说的叙述者与其说是一位坚守儒家传统价值立场的民间保守知识分子，不如说是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熏陶下的、有着市民趣味的、具有保守主义遗绪的人文知识分子。评论者看到它“颂扬的仁爱和人道精神，笼罩着类似西方近代人道主义作品的审美情调”；而它“表现得家族争斗中的爱与恨、亲与仇，则沾染了古代传奇小说或近代世情小说的意识情趣。”[66]而作者之所以在此之外还显得“保守”，是因为他深受儒家复兴说的影响；因此正如小说中出现的两轮饥荒、卖地成为轮回模式一样，他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循环观。并且，“他仅仅是崇信朱先生和白鹿原上的某种神秘力量，并且误以为这种神秘力量就是支配一个民族民运的力量”。[67]而原始生殖崇拜、浓郁的地域风俗文化、隐去了阶级性甚至个性的文化性格都是为这种对传统认识的肤浅反复、回潮的具某种传统心态的“保守”意识服务。由此，批评者不无洞见地指出：在作者笔下“历史和革命就是这样充满了荒诞感和虚无感，只有不为历史巨变所动容的传统文化的代表朱圣人与白族长等才能保全、才能善终。” [68]

白鹿原 

而究其实，这种“神秘性”是在其时否定革命思潮影响下历史虚无感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结合产生的对于现代史的看法；尽管作者公开的显意识里还承认历史的进步。[69]在这些创作心态和认识的影响下，这种

“

新神话小说的情节发展明显突破寻根小说的平铺直叙、先锋小说的时空颠置以及新写实小说的冷漠流动，而是在其文化的根本内涵下，综合各种情节发展方式，形成情节发展的网状结构。由于叙事者处于一个全知全能的角度，生活发展的逻辑基本上被打乱，时空往往处于随时可能被剥离或者导致的状态之中。[70]

”

这种全知全能心态表明，虽然作者“试图不带任何偏见地展示历史的‘本来面目’，由此解构被人们‘误读’了的历史的‘秘密’。但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不可能‘零度介入’也无法完全重现历史的‘原生态’的，它只能借去一些孤立的片断，这些片断的选取与拼接便表露了作家的倾向与认识。” 这种认识的来源上面已经阐明，而它的文体特征和这种认识密不可分，新神话小说在叙事过程中首先内定了家族的以至地域的特殊文化性格，然后是在发展中这种文化性格的转移和变迁逐渐发生，然而至最遥远的地方却仍然发现这种文化性格是永远脱离不了的。[72]

这个非“现代性”的态度与非历史化、本质化的中国“传统”被当作对现代性的反思资源，表明了随着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以来的“文化反思热”，在原来的批判儒家文化——〉随着对四小龙经济的艳羡对于儒家文化的“反思”——〉非历史地缅怀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和谐文化地位的失落”的发展顺序上，在九十年代已经和自由主义的非阶级的历史“折腾”观汇合，去政治化的潮流在去革命化的道路上，最终完成对革命理念的掩盖、对现代史的重构。

结语

现代中国史如果说是一个“现代性”的过程，那么这就是从颠覆家族统治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到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历程。《白鹿原》试图再现从民国建立前后、现代革命组织发动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到国共合作及其分裂、到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等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但这个呈现希望突破原来官方严格的阶级斗争叙事，却在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后革命社会里自由人文主义带来的强调人性欲望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和本土（海外传来的）保守主义（此时化身为儒家文化主义）结合的影响下，将历史理解为暴力和世情结合的“秘史”，以生殖、家族血缘、宗法体制来梳理近现代中国乡村权力关系。它试图说明通过道德约束和人际关系的改善可以调解阶级对立, 特别是依靠儒家的仁爱精神可以弥补阶级对立（在这种视野下，非历史地呈现了“在农村普遍存在的是白嘉轩和鹿三式的完美的雇佣关系”的画面）。它“让人物各自代表一种文化形态，最后由白嘉轩代表的正统儒家文化存延下去而结束” [73]本身表明了时代的某种保守思潮回复的症候。

这个症状就是虽然作者致力于“深刻而准确地表现和把握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在历史和人的结合中塑造庄严饱满的中国农民形象，展示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但这种“民族的精神和灵魂”被认为是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积淀，是它带来了“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的必然”[74]，而不是任何新的价值观念体系（包括革命意识形态在内的现代性价值）。因此，尽管和其时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不同，作者还相信现代革命史的进步性，但在上述历史观的指导下，这种历史发展的进步表现为与道德素质、文化积淀的龃龉。论者精辟的指出，

“

  陈忠实所崇拜的文化神话，也只是着眼于民族的精神本性及其文化传统，而没有洞悉文化神话背后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根源，即任何精神文化都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而观念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又必然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于是他在作品中对历史演进的文化阐释的偏颇如同以往在作品中对历史的阐释仅以政治-阶级斗争为观照点一样，都是片面的、不深刻的。[75]

”

《白鹿原》作者 陈忠实

这是时代的症状，而不仅仅是作者自身理念的混乱。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叙述了一个更为复杂化的历史现实，对现代中国史的丰富性有新的发现和思考。这一切都使小说成为其时流行的新历史主义理念下的历史题材创作的经典。

(全文完）

本文缩减版题为《论作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白鹿原〉》，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4期. 全文刊登于《误读的经典》（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

《误读的经典》

主编:盛嘉 

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4-01 

开本:大32开 

页数: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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