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邱焕星：鲁迅研究——从区域视野到世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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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鲁迅研究依托着特定的时空体系，一直充当着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最初是一种“追赶”的中国视野，思考的核心是如何追赶西方才能走向现代的问题，但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反思。1990年代之后，鲁迅研究转向东亚视野，开始强调现代批判、东亚现代性和中国主体性，但又以反殖民的方式抹杀了西方现代性的意义。未来的鲁迅研究需要超越区域，走向“世界视野”，在“人——国——世界”的辨证关系中思考，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新思维。

感谢作者邱焕星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邱焕星

鲁迅研究：

从区域视野到世界视野

鲁迅研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依托着特定的时空体系，但研究者往往对此习焉不察，以致陷入困境而不自觉。事实上，今天的鲁迅研究正在区域视野中日渐封闭和保守，以致远离了中国思想界的前沿，所以有必要对此展开反思批判，进而寻求新的研究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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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赶”的中国视野

鲁迅研究自一开始，就是在“中国视野”中进行的，最早的研究者都在文章中强调鲁迅小说“是改造国人的思想生活道德的先锋”[2]、“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3]、“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4]。这种区域定位的出现，是晚清时空观念剧变的结果，由于西方的入侵，“中国”发现了“世界”，被迫从“天下帝国”向“民族国家”转换，即黑格尔所言的“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5]。如此一来，东方/西方就从空间的区域并置关系，变成了传统/现代的时间追赶关系，由此建构了一个“西方＝世界＝现代”、“中国＝区域＝传统”的时空模式，在此视野中，中国只能作为一个落后的、区域性的“他者”，走向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历史”进程。

黑格尔不仅提供了一个历史发展的目的论叙事，也提供了区域走向世界的方法路径，他将“民族国家”视为绝对精神的代表和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对于落后区域来说，民族国家是一种历史的建构力量，它既是走向现代的必要工具，也是反抗殖民的解放武器。所以，我们看到鲁迅研究最早的两种主导性范式，都特别看重鲁迅在“改造国民性”、建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启蒙范式视鲁迅为“民族魂”和“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重在发掘鲁迅身上的“18世纪的启蒙主义”，“几乎不加怀疑地认定，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就是中国的现代化的理想模式”[6]；而革命范式则视鲁迅为“新中国的圣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也就是“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镜子，而追赶的目标则从欧美变成了同样属于西方的苏联。

更关键的是，这两种范式都是单线进化的、一元目的论的“西方中心主义”，区别只在于模仿目标、解决路径和领导主体的差异。这种“中国视野”强调的是世界历史大潮不可阻挡，思考的核心始终是如何追赶西方才能走向现代的问题，“前景预设是充满理想主义与乌托邦色彩的”，而“西方现代化模式与现代化本身必然产生的负面，则基本上没有进入我的观察与思考视野”[7]。如此一来，不但鲁迅和中国成了西方的学生，充满了迟暮引发的焦虑和汇入世界的渴望，而且陷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忽视了西方的文化霸权殖民，这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奉行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中国”追求的不过是一个强国逻辑，“文学”与“人”只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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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的东亚视野

1990年代以后，迅速传播的西方“现代性”理论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依据，它一方面解构了启蒙、革命等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也批判了现代主义和西方中心论，“这都迫使我们回过头来，正视‘现代化’的后果，并从根本上进行‘前提的追问’：什么是现代性？如何看待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模式）？什么是我们（中国，东方国家）所需要（追求）的现代化道路（模式）？”[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多元现代性开始主导学界的思维，进而将汪晖的鲁迅研究推到了中心位置，因为他将鲁迅的思想源泉从18世纪的启蒙主义挪到了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思潮那里，着力将鲁迅塑造为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物”[9]。

汪晖的研究深受日本学者竹内好的影响，他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竹内好从鲁迅身上，发现了“绝望”和“抵抗”的悖论关系，即“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10]，他由此提炼出一种叫做“东洋的抵抗”的精神，以此来批判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奴性盲从问题。不难看出，竹内鲁迅是典型的“东亚视野”，其核心则是一个“主体性”问题，他从鲁迅身上看到的“东亚现代性”，其实是日本“近代的超克”思想的异域投射，但由于它契合了反西方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中国语境，伴随着当代中国的强势崛起，“东亚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中国中心主义”这些主体性言说获得了各方的认同，不同群体都不难从这种“现代批判”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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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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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

但必须指出的是，“近代的超克”实际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理论基础，它旨在强调日本作为亚洲的先驱，有义务带领整个亚洲摆脱旧的中华帝国导致的落后状态，赶超欧美的现代文明，同时保持一种东亚的独立性。显然，“东亚视野”其实是一个“黑格尔的紧箍咒”的反向版，它在将“现代批判”和“西方批判”划等号之时，也将东亚从西方的“他者”再造为新世界的“主体”，实现了“东亚＝世界”、“西方＝区域”的时空置换。但是，“东亚现代性”的内核是什么？它提供了什么样的现代文明新方式？我们却发现倡导者除了在“抵抗”西方这一点上有共识之外，所有“另类现代性”的内涵都言说模糊，甚至“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变成了反现代，“相互主体性”变成了互不干涉各自发展，用来替前现代文化和特殊发展模式做合法性辩护。

所以，“东亚现代性”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现代理论，它长于解构弱于建构，明于反“全盘西化”昧于“充分世界化”，虽然它敞开了新的可能性，但由于跳不出特殊文明论，所提供的替代性方案就有着民族主义和新霸权主义的危险，甚至以反殖民的方式抹杀了西方现代性的意义。

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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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的世界视野

区域视野的问题，是跳不出黑格尔设定的东西两极的二元对立思维，只能在特定区域中做选择——中国视野是走向西方模式，东亚视野则回转到中国模式，这种“姓资”还是“姓社”、“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困境，就浓缩在关于鲁迅“左转”的对立看法上。不仅如此，区域视野还局限于“国”的层面，争的是一个列强的位置，在主权高于一切的逻辑下，内部忽视了“人”，外部忽视了“世界”，所以如何超越区域视野、如何超越民族国家，就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些学者为此做出了新的探索，他们重新倡导鲁迅的世界主义或国际主义精神，试图“破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壁障”[11]，“超越民族性和地域性，确立人类意识”[12]，但是，这两种思想资源分别来自鲁迅的前期和后期，本身就是相互抵牾，更关键的是，他们在看到民族主义的危害之时，有潜在地否定“民族国家”意义的倾向，这就和鲁迅自身的观念有出入了。实际上，鲁迅对区域和世界关系的认识，比研究者的理解复杂得多，他曾在《文化偏至论》中强调“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3]，这其实是一个“人——国——世界”的渐次放大的同心圆关系。

在这其中，“立人”是根本，它以现代个人主义为中心，人权先于主权，而并非是梁启超国民观中建构民族国家的单纯工具；在“国”的层面，鲁迅强调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看重它的历史建构力量和反殖民解放功能，希望中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14]，最终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立于世界之列；在“世界”层面，鲁迅则反对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压迫，他理解的世界是竞争性的多元一体关系，落后者要向先进文明学习，而非抱住国粹不放，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15]。而从鲁迅一生的思想变化来看，鲁迅关于“现代人——现代国家——现代世界”的理解，在结构模式上是固定的，在内容上则是动态流变的，明显有一个从欧美资本主义到苏俄社会主义的转变，所以，鲁迅不是简单地支持左和右，而是在接受现代的基础上“超越”了左和右，进而提供了一个超越区域选择的“世界视野”。

不难看出，鲁迅的“世界视野”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更高的善，因而不只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更是一种指向未来的价值尺度。这是一个与“黑格尔的紧箍咒”针锋相对的新的时空体系，它不以特定区域和模式为局限，而是兼收并蓄又超越扬弃，具有一种与哈贝马斯类似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意识。正是基于这种应然的价值原则，鲁迅的世界视野在面对现实时，首先就具有了强烈的批判性和超越性，而他一生的真正目标正是“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6]。

哈贝马斯与弗朗西斯·福山

而从世界范围来看，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并未出现黑格尔、福山所言的“历史的终结”，相反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因而东西方的思想家都在反思现代性，检讨两大制度背后的现代文明之路，进而寻求新的突破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超越左右的鲁迅就成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所以，鲁迅研究只有跳出一国一族的视野，在世界史的背景下重新思考鲁迅的现代探索之路，才能既回应当代中国的建构需要，也能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新的思维。

本文原刊于《东岳论丛》2017年08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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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鲁迅研究范式的嬗变研究”（编号13ZWB006）及“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08）的阶段性成果。

[2] 记者（傅斯年）：《〈新青年〉杂志》，《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1日。

[3] 仲密（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1922年3月19日。

[4] 方璧（沈雁冰）：《鲁迅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1927年11月10日。

[5]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106页。

[6]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7]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8] 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1期。

[9] 汪晖：《别求新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10]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6页。

[11] 赵京华：《破解狭隘的民族主义壁障——作为精神资源的鲁迅后期国际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7期。

[12] 张福贵：《鲁迅“世界人”概念的构成及其当代思想价值》，《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13] 迅行（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第7号，1908年8月5日。

[14] 迅行（鲁迅）：《文化偏至论》，《河南》第7号，1908年8月5日。

[15] 唐俟（鲁迅）：《随感录 三十六》，《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16] 鲁迅：《灯下漫笔》，《莽原》第2期，1925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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