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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朱国华: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上) 文艺批评 | 朱国华: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上)

朱国华 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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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该文分别以郁达夫的《沉沦》与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引发的文学事件为切入点,比较了中英两种审美现代性。

 就前者而言,作者借助于当时相关报章杂志的材料,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历史现场,指出郁达夫并没有遭到他本人声称的那种 “不道德”的大规模伦理指控。文章结合对于汪静之《蕙的风》的文学事件考察,认为郁达夫及其盟友们建构了一个想象的新旧冲突。他们将正常的文学争鸣视为新旧两派的交锋,并相信新文坛盟主周作人辩护文的发表是新派势力获胜的标志。这种对于受攻击幻象的生产,暗合了创造社对此加以事件化,并谋求符号利润的策略。但是,清季以来的旧派势力已经名存实亡,因此《沉沦》获得经典化地位,是因为它不仅不与社会主流话语相冲突,反而还彰显了启蒙现代性的意义与价值。另一方面,对《沉沦》文学技术的批评亦可视为传统观念惯性力量的暗度陈仓,郁达夫及其同时代知识人内心中仍然充满着新旧斗争。

 就后者而言,作者认为王尔德处在中产阶级逐渐获得社会领导权的社会里,其纨绔子的行事与文学作品的风格却推举日渐边缘化的贵族阶级趣味,即认为形式高于功能的所谓自由趣味。这种贵族趣味反映在《道连·葛雷的画像》中,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非人性化。王尔德对布尔乔亚习性的批判使他成为晚期维多利亚社会的众矢之的,尽管他本人不乏中产阶级气息。更有甚者,王尔德身体力行地贯彻了唯美主义的意志,尤其是实践了艺术高于生活的信条,最终锒铛入狱,而他推崇的唯美主义理念亦随之被舆论界判决为异端邪说。文章认为,作为某种隐喻性人物,王尔德可视为唯美主义运动的极端。唯美主义观念超过不及物的极限,也就是将理念转化为行动,在任何社会都不会获得成功。王尔德的身后令名是左拉等一批法国知识分子所领导的美学革命获胜的结果,这场革命使得艺术自主性变成文学世界共和国的普遍法则。西方世界文学场的符号斗争所积累的符号遗产对追求新文明的中国也具有有效性,这解释了郁达夫何以未遭到较多伦理责难。

       比较起来,王尔德《道连·葛雷的画像》所体现的审美现代性,侧重的是审美的现代性,特点是审美的独立性和主体地位,并指向与社会的对立;而郁达夫《沉沦》所体现的审美现代性,则是以审美的形式来表达对于现代性的诉求,在中国,这样的美学逻辑依然方兴未艾。


感谢作者朱国华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朱国华


 
 



两种审美现代性:

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

两个文学事件为例(上)


提到唯美主义,落实到具体的文学实践,就中国而言,我们可能都会提到郁达夫,而对于西方,都不可能忽视王尔德巨大的符号意义。关于郁达夫,解志熙写道:“郁达夫也许是创造社同仁中最具唯美色彩、最有颓废嫌疑的作家。事实上,郁达夫也确实对唯美-颓废主义情有独钟。他曾经率先向中国新文坛介绍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学宣言——《杜莲格来》的序言,还最早向中国读者详细地描绘了英国‘世纪末’文学的殿军——《黄面志》集团的群像;他的小说创作如《沉沦》一集中,对唯美—颓废派作家及其作品频频提及,多处援引,足以表明他对唯美—颓废主义的浓厚兴趣。郁达夫甚至有意向人们炫耀他的这种兴趣。因此,说郁达夫不仅是早期创造社作家中,而且是整个‘五四’文坛上最偏嗜唯美-颓废主义的人,大概是不算过分的。”[1]而王尔德,这位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多的英语作家之一,[2]无疑是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主将:在出版于1882年的《审美运动》一书中,王尔德独占一章,而罗塞蒂、莫里斯与史文朋三个人才共享一章。[3]郁达夫受王尔德影响较深,[4]他甚至翻译过王尔德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虽然最终未获出版,[5]但是发表了其著名的序言。就他的文学观而言,他曾经坦然指出自己跟唯美主义在原则立场上的一致:“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自然的美,人体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壮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一切美的情素,便是艺术的主要成分。”[6]事实上,他的许多文学主张就是王尔德的一些言论的翻版,尽管对后者并非没有保留。[7]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之间的文学关系引起了不少学人的研究兴趣,这不光是因为他们的唯美主义实践在各自文化语境中具有难以匹敌的代表性,也因为他们的文学生产,乃至作为审美家或者颓废文人的容止举动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反响:尤其是王尔德的《画像》与郁达夫的《沉沦》都以叛逆的形象攻击了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因而可以说,引发了具有历史性的文学事件。

  

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道连•葛雷的画像》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是的,我这里提到了“文学事件”这个词。当我开始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我引入了本文的问题意识。但是何谓事件?无论是欧洲语言还是汉语中,“事件”一词的主要义项均可归类为一般的事情与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事情两类。就本文而言,我们考虑的事件乃是后者,也就是说,涉及到事物的变化,[8]涉及到对既有秩序的断裂,涉及到对旧因果律的挣脱与新因果律的重建,[9]涉及到对于可能性的开启甚至创造。[10]在本文中,文学事件被理解为文学领域中发生的事件,也就是我们可以从社会历史语境加以思考的、在文学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出现的、将未知因素带入到语言创造的某种存在。换言之,我们这里关注的是文学社会学视域中的文学事件,而不是现象学-本体论视域中的文学事件。[11]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史,无非是一系列文学事件的群集与序列。在文学史这条浩瀚的星河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璀璨的文学事件星座,在其中也许可以寻找到一座我们称之为审美现代性的文学事件星座,[12]它由从光灿夺目到已经黯淡无光的许许多多文学事件的星宿或恒星所组成。这里,围绕着王尔德《画像》与郁达夫《沉沦》展开的文学事件依然是灿然可观的明星,因为唯美主义或颓废主义不过是审美现代性的某种极端体现。如果我们分别以王尔德与郁达夫为例,引入文学事件的视角来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审美现代性,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仅是比较这两个文学文本,而且意味着比较这两个文学文本的生产机制与历史条件、它们在攻击社会的时候如何被社会所接受,这两位文学行动者作为其作品的责任人在其各自社会空间中所遭遇到的境遇,尤其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事件生成了某种具体的普遍性,亦即两种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审美现代性在这两个文学事件中获得了具身化的形象,另一方面,各种具有结构同源性的文学事件汇聚起来,使得审美现代性得以绽放,得以建构为稳定的、不可逆的新的存在。

 

郁达夫及其

作品《沉沦》


以事件视角来比较中西两种审美现代性,重点就不再是郁达夫如何接受、创造性误读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文学观,也不是孤立地比较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而是尽可能将这两个文学事件还原到当时的文化现场之中,理解两个文学事件的事件性,亦即对于日常生活不断绵延的循环结构的袭击,理解该结构的惯性作用,尤其是所建构出来的或真实存在的旧秩序代理人进行的反扑。当然,回过头来,我们也可以思考文学事件客观意义的生成过程和可能性条件。我们将从一个比较性的疑问来启动我们的思考:为何《画像》的作者在现实中完成了小说所预演的身败名裂的自我画像,而《沉沦》的作者却并未沉沦,反而获得了文化界巨擘的鼎力支持?


尽管从时间顺序上,郁达夫及其《沉沦》要晚于王尔德,而且其事件性的强度也弱于后者,但是,从一种审美现代性可能的逻辑发展而言,郁达夫可能处在较为早期的阶段,而王尔德则标明了它的某种极限,或者说,确定了审美现代性的符号疆界。换言之,尽管郁达夫的审美现代性实践在时间上晚于王尔德,但是王尔德却在其逻辑上后于郁达夫。正是因为王尔德引发的审美现代性事件发展到一个相当完备的状态,也就是其参与展演的审美现代性的某种潜能已经耗尽,对它本身,当然也包括对郁达夫的《沉沦》导致的文学事件的理解,才有了充分的可能性。如果说,我们断言郁达夫《沉沦》的生产与消费尚未达到某种审美现代性可能的极致状态,这样的说法也许过于绝对(因为我们不能对审美现代性的概念加以本质主义的想象),但无疑,发生在其中的美学逻辑可能在早期西方浪漫主义以来的文学中并不陌生。因而,让我们还是从郁达夫开始说起,[13]也就是说,以事态的逻辑顺序来进行陈述。

 

事无巨细地描述文学事件是实证主义者的拿手好戏,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把握住事件的核心要素,即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沉沦》出版之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空间里,发生了何种风波?首先我们差不多可以确认的是,该书甫一问世,立即产生颇佳销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连印三版。[14]顺理成章的是,它在话语场上迅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比郁达夫小9岁的冯至后来回忆说:“作者大胆地写出一个久居异国的青年精神上和生理上的忧郁和苦闷,在文艺界激起强烈的反应,它为抱有同感的青年读者所欢迎,也受到一些卫道者的诟骂,一时毁誉交加,成为一部有争议的作品。”[15]另一位郁达夫研究者指出:“一九二一年十月,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问世,立即在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责难和非议劈头盖脸而来,据此称郁达夫是‘颓废者’、‘肉欲作家’,是‘不道德’。”[16]这样的描述,变成了对《沉沦》所引发的文学事件的最为司空见惯的叙事。但是,饶有趣味的是,这些描述其实大多并未提供足以支持其论点的具体材料。郁达夫当时最重要的战友郭沫若在追忆创造社草创之初时写到“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有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于是徐志摩‘诗哲’们便开始痛骂了。他说:创造社的人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这主要就是在攻击达夫。”[17]但是徐志摩究竟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对他进行攻击呢?是否源于口耳相传呢?郭氏未做交待,我们同样不得要领。

 

创造社成员(前为郁达夫)


其实,如果我们返回到历史现场,去查阅当时相关的文献材料,我们就会发现,在关于《沉沦》的争鸣中,有不少文字是肯定甚至赞扬作者郁达夫的,例如最早发表于1921年12月9日的文章,就高度评价该作品,作者种因以为“照艺术上论,固可称为自然派写实派的出品;照意义上论,间亦有卢梭、托尔斯泰《忏悔录》的思想”[18]两天后,另一位叫元吉的作者在另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文,惊呼在《沉沦》的主人公中看到了自己影像。[19]即便有些随感尽管流露了对《沉沦》的不满,但大体上是相当克制的。署名为晓风的作者说:“著者《自序》说‘第一篇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的解剖,里边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我们看了一遍,却几乎辨不出何处是灵。那不全是些肉山腥海么?”作者还在结尾处称赞了郁达夫的文学才华。[20]另一位作者枝荣认为该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有可商榷之处,并指出:“《沉沦》现出强烈的黑色,些微美妙的青,热烈的红,混合了一片可怕的污秽的色彩,在有脓的伤口里,带了点生活的血和肉,只是格外可怕。但许这就有人算是《沉沦》的好处。”[21]还可以一提的是谭国棠与茅盾的通信中,前者认为郁达夫描写手法仍然脱胎于传统小说,后者认为《沉沦》心理描写成功,而灵与肉的冲突处理失败。[22]这些作者们很难说表现出了卫道士的道义激愤或伦理怨恨。没有看到任何人对他的自然描写有伤风败俗的负面评价,顶多只是评价他在这些描写中只见其肉而不见其灵,而甚至即便是这些批评,其实不过是对郁达夫在小说集自序中自我批评的重复。[23]很难相信,这些批评真能构成对他的心灵伤害。[24]换句话说,这些人在自觉意识上并不是对郁达夫有违传统礼教的价值观的批评,而是对他文学技巧的美学批评,这些批评并未一棍子打死,大多还留有余地。可以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郁达夫确实遭遇到了范围广大、程度猛烈的恶毒的公开攻击。[25]

 

这样毁誉参半其实以赞扬为主的情况,让我们很难想象当事人郁达夫会做出强烈的反应。但事实上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孩子因为说真话而闯下弥天大祸,火急火燎向神明求救那样,给当时的文坛领袖人物周作人寄了一封英文明信片,其中说道:“All the literary men in Shanghai are against me, I am going to be buried soon, I hope too that you will be the last man who gives a mournful dirge for me!”[26]谁都看得出来,这表面上是自暴自弃,其实是发出了SOS的文化求救信号。郁达夫的过度反应可能显示了他的心理的脆弱,[27]但可能也是他力图推行事件化的关键一步,当然也可能神经过敏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本来就容易制造事件化效果。就郁达夫的主观愿望而言,郁达夫其实绝不希望《沉沦》小说集的出版会是个风平浪静的事。郑伯奇曾经回忆说:“《沉沦》一出版就打响了,出版者当然高兴,达夫更高兴。他当时常常半带兴奋半开玩笑地说道:‘沉沦以斯姆,沉沦以斯姆’!他的意思是说,《沉沦》也许会像《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当时那样,形成一时的风气。事实虽不如作者想象那样,《沉沦》并没有成为风行一时的什么主义之类的东西,但它对当时中国的部分青年的确发生过一定的影响。有些爱好文学的青年甚至摹仿达夫的风格,写出过类似的作品。”[28]其实,不仅仅周作人后来应郁达夫之邀撰写辩护文章,而且发表第一篇《沉沦》的评论文字的种因,在文中也直白地交代了原委,表示郁达夫赠书与他,并要求他有所评论。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其它人也是应他之邀来撰写批评文章,无论如何,无论是有保留的赞扬还是留余地的批评,很容易变成媒介热点而引人注目,也就是容易得到事件化,这可能暗合了创造社希望借此机会推波助澜、做大做强的符号策略。郑伯奇如是说:“中国的文坛,和中国的其他一切现象相比,总算是进步很快。记得《沉沦》付印的当初,因为在中国是破天荒的尝试,大家都很有兴趣地注意社会的反响。”[29]《沉沦》获得巨大的轰动效应本来就是创造社同仁所期待和追求的事。


周作人


在某种意义上,王尔德是攻击维多利亚社会的独狼,他一个人既要不断进行各种唯美主义文学实践,同时又要自己将其赋予意义。比王尔德幸运得多的是,郁达夫不是一个人战斗,他周围活跃着各种盟友。他致函于周作人,乃是搬理论救兵,他希望周作人为他的《沉沦》小说集赋予启蒙价值与公共意义,也就是强调其普遍有效性。对这个文学事件的发生过程,流行的看法似乎有两个重要方面:其一,《沉沦》的出版引起了守旧派的疯狂进攻。曾华鹏等人写到:“由于郁达夫的作品有着大胆的反抗情绪,因此他受到当时因为不满旧现实旧制度而具有反叛性格的青年的狂热爱戴……如他的处女集《沉沦》一书就销了两万余册,甚至在深夜里,还有人自无锡、苏州专门坐火车到上海来买书的。又如他有一篇作品中的主人公穿的是香港布洋服,很多青年也都做着这一种香港布洋服穿了……可是,正是由于郁达夫的作品具有那样强烈的反抗情绪,因此,也必然会使那些灵魂发黑的旧制度的代表者和帮凶震惊,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扑灭这将会燃起人们反抗火焰的微微的火苗。他们讥评、嘲骂。他们骂郁达夫是‘诲淫’,称他的作品是‘不道德的文学’……”[30]其二,由于周作人的挺身而出,为郁达夫加持护法,导致《沉沦》转败为胜,并得到经典化地位。后来对《沉沦》攻击最犀利的苏雪林如是说:“郁达夫在一九二一年发表小说集《沉沦》,引起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当时握批评界最高威权的周作人曾特作论文为他辩护,不但从此风平浪静,而且《沉沦》居然成为一本‘受戒的文学’,郁氏亦因此知名。”[31]这个看法在此之前其实郁达夫本人也有所提及。[32]根据这样的叙事,我们不难构想出一个文学事件的路线图:一篇挑战社会固有秩序的小说,理所当然遭到了旧派人物的群起而攻之,幸亏批评家英雄周作人如蝙蝠侠一样在危急关头自天而降并果断出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那些狭隘短视的旧党立斩于马下,迅速奠定辉煌胜利的基础,至于其他一些战将如成仿吾、郑伯奇等人,亦有贡献,主要是锦上添花式对既有成果的巩固。

 

但事实上,如上文所讨论的那样,并没有出现郁达夫本人及其他人所描述的大规模的对他“诲淫”的诟骂或尖锐批评。而且,细细观察对他持批评立场的人,很难归为守旧派一类。徐志摩、茅盾这些人显然是新派人物,而笔名为晓风的作者,其真身是陈望道,其人1920年12月起,曾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至于枝荣,不过是杭州一中的学生,很难说是典型的旧派人物。

 

推进一步,我们可以把《沉沦》引起的文学事件与另一起文学场的符号斗争联系起来,也就是1922年围绕着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话语交锋。这场交锋实力完全不平衡,一方是掌握话语霸权的新派人物:胡适、朱自清等人为他做序,章衣萍、周作人、鲁迅、宗白华轮番出征,而他们的对立面不过是单枪匹马的一个19岁的大学生胡梦华。胡梦华是学衡派领袖人物吴宓的学生这是事实,可是吴宓却认为他“崇拜、宣扬新文学”,他毕竟是接受欧风美雨熏陶的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的学生,[33]而且他其实也跟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颇有交游。具体到他的论述上,他其实强调的是对于诗歌的美学评判而非伦理评判,且新文学内部不少同仁(例如朱自清、闻一多)也持类似看法,甚至其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被汪静之本人所接受(汪静之再版此诗集时砍削了原篇幅的三分之二),但是在当时的情势下,胡梦华被确立为守旧人物饱受新派人物的舆论群殴,章衣萍呼吁要打倒他,鲁迅讽刺他是含泪的批评家,周作人更离谱地把该文与胡梦华的私德毫无根据地联系起来,咒骂他为“中国的法利赛”,而没有回应胡梦华认为《蕙的风》“于诗体诗意上没有什么新的贡献”的批评。当他们把诗歌的美学尺度的批评转换成旧观念对新观念、旧道德对新道德的攻击的时候,他们其实考虑的是文化政治的问题,对审美特性讨论的完全偏离说明了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34]

 

汪静之及其

作品《蕙的风》



新派人物的斗争意识与攻击欲需要找到一个现实的目标,只有通过建构现实的论敌,他们的启蒙叙事才能获得现实化。我们都听说过鲁迅“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悲哀,[35]也熟知刘半农与钱玄同在《新青年》上演出的双簧戏其目的就在于把林纾终于诱入话语场加以围剿。我们以为旧秩序极为强大,对新文化持一种高傲和冷漠的态度,不屑放下身段与新派人物缠斗。但可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支持者们有意无意夸大了敌人的力量。找不到敌人的时候,很可能是想象的敌人其实基本上已经改弦易辙、缴械投降了;责骂不适时宜攻击自己的盟友是猪队友的时候,很可能论敌大体上只剩下了同一战壕的战友。[36]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季以来不间断思想运动的结果,使得西学与启蒙已经变成了知识阶层普遍被接受的观念,“新”已经变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已经获得了全面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合法性。罗志田指出,清季以来,西来的新学已经获得彻底胜利:“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本国传统从全面肯定到全面否定的都有;对西方思想主张全面引进或部分借鉴的也都有,惟独没有全面反对的。他们之间的差距不过在到底接受多少西方思想。”[37]即便是国粹派与学衡派,其实也不得不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余英时先生已注意到,‘国粹学派’的史学家如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特别是《学衡》派,其主要人物的西化程度,恐怕还超过大多数鼓吹‘全盘西化’者。《学衡》派主将吴宓就自认他本人不是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是‘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这是近代中国‘在传统之外变’的典型例证。这两个学派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大可商榷,这里无法详论。但这类人也受西潮影响如此之深,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文化竞争中的失败。”[38]换言之,那种排斥西方文化、反对新文明新观念、为传统文化守节的遗老遗少们其实基本上已经溃不成军了。

 

所以,《沉沦》所引发的文学事件,就能够还原的历史现场而言,并无法获得郁达夫所声称的大规模毁谤的证据。即便看上去是持批评立场的人,其背景也大体上对新文化运动持支持立场的人。事实上,很可能是郁达夫想象了一个不存在的对他充满仇视的“憎恨学派”,[39]并将对他文学技术的批评转换成旧派势力陈腐道德观念对他的批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周作人辩护文章的客观意义?在我看来,首先,周作人的辩护文章意义被夸大了。周作人通篇主要的精力在于援引西学关于不道德文学的论述,指出不可以把郁达夫归纳入这个类别中去。但正如我的考论所阐述的那样,其实郁达夫并没有遭到这样广泛和强烈的指控,人们指出他性描写方式的直白,主要是对其艺术技巧的批评,这与指责他挑逗人的生物冲动、导致产生破坏社会秩序的可能性有联系,但毕竟还是有明显的分界线。所以,在为郁达夫辩诬的意义上来看,周作人似乎是无的放矢。那么,如果说他所起的作用并不是挽狂澜于既倒,那该是什么呢?其实,周作人与成仿吾的评论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也就是正面肯定人情人欲的积极意义。周作人说:“所谓灵肉的冲突原只是说情欲与迫压的对抗,并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为灵优而肉劣:老实说来超凡入圣的思想倒反于我们凡夫觉得稍远了,难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诗里的‘柏拉图的爱’,我们如不将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饰词。”[40]成仿吾说:“肉的要求在《沉沦》各篇里面,差不多是一种共同的色彩;但这个名称是对于灵的要求用的,现在我们既不要说及灵的要求,而我们的主人公的要求,却也不尽是肉的,不专是肉的,所以我想《沉沦》的主要色彩,可以用爱的要求或求爱的心(Liebebeduerftiges Herz)来表示。”[41]成仿吾认为灵与肉并不可以分开,肉欲不过是爱欲的一个维度。为身体的自然需要进行合法化论证,其目的旨在反对礼教的约束,张扬人性的解放。而对于旧道德观的批判,对新文明的崇尚,由于在当时的知识界已经达成共识,因而,周作人们的辩护很难说具有革命的意义。

 

但是作为一个文学事件,周作人、成仿吾们在文学领域赋予这一事件以普遍性意义,这依然值得高度评价。这是因为,个性解放这样的抽象观念在理论上得到普遍认可,并不等于落实到实践上去也同样获得全心全意的支持。因为实践的主体并不仅仅听命于理论的召唤,他还处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还必须承受历史的惯性力量的牵制。因此,那些对郁达夫写作技术的质疑,也可能是批评者某种程度旧观念的借尸还魂:这些批评者们在意识层次上接受了新观念,但是在感情上可能还是无法摆脱“思无邪”的诗教规范,因而以委婉化的方式、也就是不违背新文明教义的方式,对郁达夫展开了反击。事实上郁达夫本人显然也绝非焕然一新的超人,在他的内心里,也存在着新旧的自我冲突。他的不自信本身就表现在《沉沦》的具体细节中:小说的主人公对自己青春期原本健康的性冲动采取了贬抑的立场,而这样的贬抑,如果我们可以视为一种隐喻,实际上体现了传统礼教的能量依然十分巨大。

 


成仿吾



苏雪林


因此,包括郁达夫在内的许多人对周作人扭转乾坤意义的认可是可以理解的。周作人虽然只是对启蒙现代性本身的重申与展示,[42]并通过这样的重申与展示,对此观念加以再生产与再确认,就此而言,周作人并不是在郁达夫深陷守旧派围攻困境之际的救星,因为这样的情境很有可能本来就是郁达夫乃至周作人这些新派人物的“策略”性建构;[43]但是,周作人的文学行动其实在进行一场述行性(performative)的命名,即将《沉沦》授予现代性的价值,使得这一类文学实践获得了道义上的正当性。他使得以审美的形式来展现现代性的某种活动得到软着落,尽管这样的现代性书写具有某种挑战礼教秩序的客观效果,并让身处这一秩序之下亦新亦旧的士子们感到不适。周作人的特殊重要性体现在通过他当时拥有的巨大符号资本,促成了《沉沦》的经典化,使得不可能成为可能,如前文所述,这已经被苏雪林和盘托出。

 

因此,《沉沦》何以会取得成功,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下一个初步结论:因为它书写的启蒙现代性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共同体已经成为某种共识。《沉沦》在本质上跟当时的社会情境并不构成真正的冲突关系。由于它较早以审美的形式来提出某种特殊的现代性要求——这一要求是以爱欲满足的具体内容来呈现的,因为个体的压抑被解读为民族国家的压抑的缩影或隐喻——,因而,它获得了经典化的有利条件。[44]周作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他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一关键作用,一方面是因为新观念的接受已经蔚然成风,周作人响应了时代提出的要求,他的声音被大家听进去了,是因为得到了可以听进去的时机;[45]另一方面,郁达夫以某种激进的方式,也就是所谓唯美-颓废主义的方式,实验了将现代性内容加以文学化的实践,就此而言,他开拓了审美现代性的新边疆,而对这一空白领域的理论占有,首先是由周作人完成,并由成仿吾等人添砖加瓦予以巩固的。这样,一场审美现代性的文学事件的旗开得胜,是多种因素的合力的结果。[46] 


在十九世纪末的英国,王尔德《画像》作为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演变成了一场街谈巷议的文学事件。一位论者如是说:“在该小说在《利平科特月刊》(lippincott’s Monthly Magazine)面世之际,王尔德已经家喻户晓了:因为他的急智、矫揉造作、招摇服饰,以及许多诗歌、故事、讲演,还有他过去十年写过的那些新闻作品。不过,《画像》这样的作品却使得他变成了个标杆性人物,无论在他的支持者还是诋毁者看来均是如此。该作品后来还在他的垮台中发挥了作用,也就是在法庭中用作反对他的证据。小说改变了维多利亚人看待和理解他们所居住的世界的方式,尤其关涉到性与男性气概。它预示了压抑性的‘维多利亚主义’的终结。正如艾尔曼评论的那样,该小说出版之后,‘维多利亚文学拥有了一个不同的面相。’”[47]

 

与郁达夫获得的褒多贬少待遇不同,王尔德《画像》的问世立即涌起了评论界一边倒的怒涛恶浪。这篇小说发表在1890年6月20日,仅仅4天之后,《圣詹姆斯公报》(St. James’s Gazette)就迫不及待率先打响了围攻王尔德的第一枪。嗣后,《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苏格兰观察报》(Scots Observer)、《喷趣》(Punch)、《戏剧》(Theatre)、《雅典娜神殿》(Athenaeum)等报刊,轮番上阵,对《画像》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地毯式狂轰滥炸。[48] 大部分的评议均言辞犀利,不留余地,且其火力大体上集中在小说的道德维度上。我们不妨引用他认为攻击较为温和的《每日纪事报》中的一段话以见一斑:“本月的《利平科特》主要特色是乏味与肮脏。里面是不洁的,虽说不可否认的说,也是逗笑的。提供这一元素的,是奥斯卡•王尔德先生的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这个故事乃是法国颓废派麻风病文学的孽种,是本毒书,该书充斥着道德与精神腐烂的恶臭秽气,是对清新、晴朗与黄金般的青春的灵与肉的腐败进行的自鸣得意的研究。它也许是可怕的和迷人的,但只是因为它娘娘腔的轻浮,它蓄意的装腔作势,它夸张的犬儒主义,它庸俗的神秘主义,它轻佻的诡辩,以及花哨粗鄙的毒化的痕迹,在王尔德先生精致的沃德街唯美主义与粗野廉价的学术中,这种痕迹无所不在。”[49]

 

翌年4月,《画像》出了单行本。此时口诛笔伐的狂潮已告消歇,叶芝、佩特这样少数几位著名文人才姗姗来迟,为该书延誉喝彩。叶芝在9月26日的《联合爱尔兰》中写道:“《道连•格雷》尽管有种种瑕疵,却是一部杰作。”[50]两个月后,佩特在一篇书评中将王尔德与爱伦•坡相提并论,赞扬说:“作为一部小说,尽管部分是部超自然的小说,它在艺术的谋划上是一流的。”[51]但事实上,这些文学巨擘并没有起到周作人那样一语定乾坤的作用,当然,对到处寄书以求誉美的王尔德而言,也许能够满足其虚荣心。[52]对维多利亚晚期社会的人来说,叶芝、佩特对王尔德文学才华的赞美,与他们对于王尔德文学作品伤风败俗性质的认定,并不矛盾。事实上,那些报章杂志的批评文章,采取的一个基本策略通常首先都要夸奖几句王尔德的文学成就,然后才开始倾泻对王尔德小说道德败坏的严厉指控,仿佛赞美了王尔德的艺术才华就能证明自己评论非常公允似的。这种情况恰好与郁达夫遭遇到的境况相反。换言之,他们并不接受王尔德宣扬的唯美主义原则。同样,与郁达夫战战兢兢地面对其小说所导致的轩然大波不同,物议沸腾毋宁刺激了王尔德的斗志与激情,犹如嗜血的战士对一场腥风血雨大战的期待。王尔德的孤身鏖战,给王尔德本人带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幻象亦即虚荣心的巨大满足是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大肆宣扬唯美主义艺术观是另一方面,还值得注意的一面是这场话语战带来的可观商业利益,这一点论战双方都心知肚明,只是都指认别人具有炒作意图与商业目的,却强调自己的秉公守正。王尔德如是说:“我想我可以不虚幻——尽管我不希望显得诽谤虚幻——地说,在英国所有人中我是最不需要广告的人之一。我对广告宣传厌烦死了。看自己的名字登在报上我感觉不到幸福。编年史家不再让我感兴趣。我撰写此书完全是供个人娱乐,撰写它给我带来了很大乐趣。它是否畅销对我完全没有关系。先生,我担心真正的广告宣传是你精心撰写的文章。英国公众作为一个群体对艺术品是不感兴趣的,除非他们被告知所述作品是不道德的,而你的沽名钓誉之术,对此我毫不怀疑,大大增加了杂志的销售是:在这种销售中,我可以带着某种遗憾地指出,我是没有任何金钱利益的。”[53]媒体与王尔德的对峙造成了炒作的结果,《利平科特月刊》现在能一天销售80份,而此前平均一个星期才卖3份。《画像》的单行本在1891年,就卖掉了1000册,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数字。[54]

 

媒体以文字的集束炸弹方式对王尔德发动密集攻击,很可能与该书出版不到一年前发生的耸人听闻的“克利夫兰街丑闻”(Cleveland Street Scandal)相关。当时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孙阿尔伯特•维克多王子(Prince Albert Victor)以及爱德华王储的副官亚瑟•萨默塞特勋爵(Lord Arthur Somerset)都卷入了嫖男妓的丑闻。此事为时颇为不短地占据了英国所有媒体的头条位置,沸沸扬扬,无人不知。显然,王尔德不可能不知晓此事,他当然也知道自己出版意指同性恋的书,对公众意味着什么。英国主流媒体之所以对他怒不可遏,恰恰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是在故意地讨论同性恋文化,也就是蓄意挑衅维多利亚社会。但王尔德的蓄意挑衅,并非他确实与社会水火不容,而是他相信取悦上中层阶级的最好方式是激怒他们。因而,《圣詹姆斯公报》指认王尔德利用这个丑闻为小说做广告,并非空穴来风。[55]

 

“克利夫兰街丑闻”(Cleveland Street Scandal)


维多利亚社会对王尔德这部小说的强烈的不满,在五年后的那场著名审判中才充分得到了具有直观性的显示。在法庭辩论过程中,《画像》被对方的律师卡森拿来作为罪证。[56]既然该小说以及唯美主义理论已经显示了道德败坏,那么其不堪入目的同性恋行为就没什么不可理解的了。一位论者指出:“审判被视为后期维多利亚社会的清教仪式。其结果是释放出针对所谓唯美主义与颓废派之堕落的声势浩大的征伐。英国媒体步调一致地期待回归到道德健康,回到作家和艺术家更严格的自我审查。在公众看来,王尔德成了一个罪犯,被嘲讽的对象,一个笑柄。他的世界主义被宣称‘不适合英国土壤。’”[57]王尔德陷于缧绁之后,维多利亚社会一片欢腾,大部分英国媒体和他的朋友都抛弃了他。[58]

 

对王尔德的悲剧,似乎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判。在一些立场保守的人看来,王尔德罪有应得。即便时至二十世纪下半叶,那位新批评派的殿军人物韦勒克还毫不留情地评论说:“王尔德是触犯了一节刑律而被判罪,他一手造成了自己身系囹圄,因为是他不顾后果,提出了诉讼,而且当他能够逃脱的时候,他又不由自主地表示听从,而近于自毁。不妨这样来论证:王尔德根本不是艺术和唯美主义人生的殉难者,除非有人故意要把艺术与性变态混为一谈。那些和艺术家们不共戴天的市井小人,倒是对这种混为一谈求之不得,可是王尔德的可耻悲剧,恰恰损害了追求艺术家真正自由的事业,而非有所助益。”[59]至于《画像》,也不过“展现了一幅道德败坏遂遭惩罚的寓意画,而非一篇为审美生活而作的辩护。”[60]另一方面,王尔德晚年曾经自号“声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诗人暨殉道者”,[61]这样的自我期许并未落空,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先被许多人奉为美的宗教的使徒,继而又被视为唯美主义运动中耶稣式英雄。[62]王尔德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人生巅峰跌向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在穷愁潦倒中客死他乡。但是这样的个人悲剧经历了一个社会炼金术的转换,获得了类乎信仰的膜拜价值,其形象也由拘系于狱的刑事犯升华成了唯美主义殉教徒。这方面在拉雪兹公墓他坟墓上众多吻痕就足资为证了。

 

王尔德之墓印满唇印


但是,过多纠缠于是非价值判断,容易让我们迷失本文的问题意识:王尔德的美学实践在当时何以一败涂地?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存在许多现成的答案,例如:王尔德的言论冒犯了奉行新教徒严谨道德观的维多利亚社会;王尔德宣扬的唯美主义是英国长期敌人法国的舶来品,不适应英国国情;王尔德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尽管同性恋量刑已经缩短为有期徒刑两年,[63]等等。这样的结论其优点是简明扼要,可以诉诸直接的自然理解,但是难免大而无当,对历史现场相关事实缺乏结构性的阐释和分析,因而也缺乏论证的确定性。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篇)


本文原刊于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五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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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2] 在英国与爱尔兰作家中,与他可以相提并论的,只有莎士比亚、狄更斯、柯南道尔、史蒂文森。见Evangelista, S., (ed.), The Reception of Oscar Wilde in Europe, London: Continuum, 2010, p. xxii.

[3]Livesey, R., Aestheticism, in, K. Powell, et al (eds.), Oscar Wilde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61.

[4]可参看郑伯奇的相关评论,见郑伯奇:《忆创造社》,载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724-726页。

[5]参见郁达夫致胡适的信,载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五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32页。

[6]郁达夫 :《艺术与国家》,载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五卷,第152页。

[7]郁达夫对于王尔德文学观的接受,可参阅嘎利克:《郁达夫及其唯美主义批评》,载陈子善等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下集,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尤见第708-710页。亦可参阅施军等:《郁达夫的唯美主义:从“自我表现"到“人生展示"》,载《学海》,2004年第2期;吕林:《郁达夫与唯美主义》,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吕林:《前期创造社文艺观的唯美主义趋向》,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卢玉:《郁达夫与王尔德》,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8]一位传统的形而上学家伦巴第(L. B. Lombard)将事件定义为“对象中的变化”,而变化,是指“某一对象成为其所不是”。Lombard, L. B., Events: A Metaphysical Stud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 1986, ⅶ.

 [9]齐泽克说:“按照第一种界定事件的方法,我们可以将事件视作某种超出了原因的结果,而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界限,便是事件所在的空间。”齐泽克:《事件》,王师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10]巴迪欧说:“一个事件是将不可见甚至不可思的可能性加以阐明的某种东西。事件自身并非对于现实的创造,它是对可能性的创造,它开启了某种可能性。它向我们揭示被忽视的某种可能性的存在。”Badiou, A., Philosophy and the Even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p. 9.

[11]从现象学-本体论视角对文学事件的研究,可见Rowner, I., The Event: Literature and Theory,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5.

[12]关于审美现代性,就本文的操作意义而言,是指审美领域的现代性,或者说是现代性在审美领域的呈现。至于现代性,简单说来指规定了现代社会或现代人基本质素的某种结构性特征。请参见拙文:《审美现代性与中国语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现代性视阈与批判理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年版第4期。

[13]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谈到审美现代性,为何本文从郁达夫而不是更早的艺术独立性提倡者例如王国维那里开始?简单来说,“为艺术而艺术”这一核心观念其具体针对性至少有两方面:从内部来讲,是形式高于功能,文学艺术的形式法则决定了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从外部上看,艺术必然超然于所有的政治、经济、伦理、宗教、效用等压力。如果将这个层次的艺术自主性诉求设定为审美现代性的根本性标尺,那么,我们可以透过中国语境来观察审美现代性的动力结构:与我们可能认为的相反,艺术具有自主性的首要条件其实并不是形式法则的决定性作用,倒反而是通过对于诸多外部压力(政治,伦理等)的激烈反抗,来凸现出艺术本身的自主性要求,换言之,反抗本身变成了唯美主义的形式要素。从这样的观点来观察比如王国维,就不能算是典型意义上的审美现代性的提倡者,而至多算是一位过渡人物。王国维宣扬艺术独立,但他更多的强调形式的自足性,而并不重视与社会的对立,但形式主义的主张,其实在中国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同样的原因,也可以将“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立场区隔开来。前者的理论主张其实也是讲文学的独立性地位,茅盾解释“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时说:“文学研究会除了反对‘把文学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这一基本的而且共同的态度以外,就没有任何主张”,强调文学是个严肃的事业,但它并不特别强调对当下社会秩序的攻击。因此,选择郁达夫是因为他的《沉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也就是构成了事件性。至于《狂人日记》,尽管具有开创现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意义,但是它比较小众。就所产生的社会反响而言,《沉沦》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首场秀。

[14]陈子善:《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9页。

[15]冯至:《相濡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载陈子善编:《逃避沉沦: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25页。

[16]张恩和:《郁达夫研究综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7]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76页。

[18]种因:《读〈沉沦〉小说集》,《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2月9日、

[19]元吉:《读了〈沉沦〉以后》,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1年12月11日。

[20]晓风:《沉沦》,载《民国日报·妇女评论》,1921年12月14日第4版。

[21]枝荣:《〈沉沦〉中底沉沦》,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3月13日第4版。

[22]谭国棠、雁冰:《通信》,《小说月报》第13卷第2期,1922年2月10日上海出版。

[23]郁达夫在《〈沉沦〉自序》中说:“《沉沦》是描写一个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说是青年忧郁病 Hypochondria的解剖。里面也带叙着现代人的苦闷,——便是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但是我的描写是失败了。”载郁达夫:《郁达夫文集》,第七卷,第152页。

 [24]谢冰莹曾直截了当对郁达夫的性描写表示批评,认为对青年有负面影响,正当她懊悔自己这样的批评失礼的时候,郁达夫如此作复:“不!不!不但不见怪,而且要感谢你!我知道你是很爽直的,有湖南人的精神,我也知道《沉沦》写得不好,挨了许多人的骂,他们骂我颓废,堕落,黄色,其实我不过把青年真实的生活描写出来,也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读者,有时,我也很想不让它出版!但是版权已经卖给人家了,不能由我做主了。”谢冰莹:《追念郁达夫先生》,载陈子善编:《逃避沉沦:名人笔下的郁达夫 郁达夫笔下的名人》,第110页。

[25]需要说明,我委托王贺博士对1921年至1922年间出版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主要报纸进行了地毯式的搜寻,能够发现的材料并不多。我也请教了现代文学史料学的权威陈子善教授,他也并未发现更多关于郁达夫的评论材料。陈子善并且指出,能够在文字材料上找到的最强有力的对郁达夫的攻击,其实均来自他本人的叙述。不止一位学者专家指出有人指责郁达夫为“肉欲作家”’或“不道德”,虽然加了双引号,但均未标明出处,我只能怀疑这样可以稽考的指责可能不存在。徐志摩的羞辱究竟是通过课堂或演讲传播,还是因为友朋酬酢时的戏言被流传出来,最终到达郁达夫这里,则无从考证了。类似这样的指责想必仍有可能存在,但是,只要不是以显性的负责任的方式(例如署名文章)对郁达夫来发动攻击,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潜在的攻击者要么不是明显或强势的存在,要么就在一定程度上承受了新思想的压力。

[26]此段话大致意思为:“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很快就要被埋葬了,我希望你不要给我唱悲伤挽歌!”见郁峻峰等主编:《郁达夫全集》,第六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页。翻译根据英文有改动。按该书对此明信片的出处说明有误,参见此明信片的发现者陈子善的相关说明:《研究<沉沦>的珍贵史料》,载陈子善:《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21页。

[27]他的盟友如郭沫若指出了这一点,见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第676-677页。

[28]郑伯奇:《忆创造社》,载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第722-723页。

[29]郑伯奇:《〈寒灰集〉批评》,载陈子善等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第12页。

[30]曾华鹏等:《郁达夫论》,载陈子善等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第109页。

[31]苏雪林:《郁达夫论》,载陈子善等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集,第66-67页。

[32]郁达夫说:“当时国内,虽则已有一帮人在提倡文学革命,然而他们的目标,似乎专在思想方面,于纯文学的讨论创作,还是很少。在这一年的秋后,《沉沦》印成了一本单行本面世,社会上因为还看不管这一种畸形的新书,所受的讥评嘲骂,也不知有几十百次。后来周作人先生,在北京的《晨报》副刊上写了一篇为我申辩的文章,一般骂我诲淫,骂我造作的文坛壮士,才稍稍收敛了他们痛骂的雄词。过后两三年,《沉沦》竟受了一般青年病者的热爱,销行到了二万余册。到现在潮流逆转,有几个市侩,且在摹声绘影,造作奇形怪状的书画,劫夺青年的嗜好,这《沉沦》的诲淫冤罪,大约是可以免去了……”郁达夫:《〈鸡肋集〉题辞》,载《郁达夫文集》,第七卷,第171页。

[33]吴宓:《吴宓自编年谱》(1894-1925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23页。

[34]关于这场文学公案,此处的材料均引自张勇:《新旧文学的交锋——关于〈蕙的风〉的错位论争》,载《阅江学刊》,2010年第3期。

[35]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这样说:“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36]这方面可以围绕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纠葛举两个例子:就创造社这方面,郭沫若指责胡适不顾大局:“胡适之攻击达夫的一次,使达夫最感着沉痛。那是因为达夫指责了某君的误译,胡适帮忙误译者对于我们放了一次冷箭。当时我们对于胡适并没有什么恶感,无宁是怀着敬意的。我们是‘异军苍头突起’,对于当时旧社会毫不妥协,而对于新起的不负责任的人们也不惜严厉的批评,我们万没有想到以开路先锋自命的胡适竟然出以最不公平的态度而向我们侧击。”见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第677页。就文学研究会而言,他们的反应在逻辑上几乎是一样的。茅盾说:“我又在另一则‘通信’中评论过郁达夫的《沉沦》和鲁迅的《阿Q正传》,对《沉沦》我指出其长处,也表示了自己的不满意;对《阿Q正传》(当时尚未发表完,署名巴人)则认为是一部杰作。那时候我还没有搞过创作,一个没有创作经验的人来评论创作,受人讥笑也是难免,可是,真正的创作家们都是埋头创作不屑于写评论文章的,而读者与现实又需要,所以我只好‘毛遂自荐’了。上述种种情况,会引起‘礼拜六’派或‘学衡’派的攻击,原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们也准备他们进攻时加以迎头痛击;却万没想到反对之声会来自另一方,——我们曾力争与之合作的创造社。”茅盾:《复杂而紧张的生活、学习与斗争》(摘录),载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第872页。

[37]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38]罗志田前揭书,第5页。

[39]这是哈罗德·布鲁姆对以文化研究的方式来研究西方正典的学者取的绰号,意谓这些人不从美学维度来批评,对文学正典充满了憎恨。

[40]周作人:《〈沉沦〉》,载素雅编:《郁达夫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1年版,第13页。

[41]素雅编前揭书,第19-21页。

[42]周作人称赞郁达夫说:“他的价值在于非意识的展览自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这也就是真挚与普遍的所在。”素雅编前揭书,第13-14页。

[43]“策略”一词,在这里是采用的布迪厄的含义。华康德写道:“所谓策略,他指的是客观趋向的‘行为方式’的积极展开,而不是对业已经过计算的目标的有意图的、预先计划好的追求;这些客观趋向的‘行为方式’乃是对规律性的服从,对连贯一致且能在社会中被理解的模式的形塑,哪怕它们并未遵循有意识的规则,也未致力于完成由某位策略家安排的事先考虑的目标。”布迪厄等:《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44]有必要指出,《沉沦》主人公在最后蹈海而死之前,发出了这样凄厉的哭喊:“祖国啊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这无疑在叙事情节上有点生硬跳跃,但是在追求现代性的情绪上又是具有连续性的,因而是可以理解的。

[45]布迪厄认为:人们常说,布道者总是向皈依者布道,我们以为是布道者的巨大影响力导致听众心醉神迷,其实正好相反,布道者追随信徒的程度至少不亚于信徒对他的追随,这是因为,信徒对布道者在客观上的委托才是理解布道者与信徒之间关系的关键。见拙著:《权力的文化逻辑:布迪厄的社会学诗学》,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46]有关《沉沦》的部分内容,在写作过程中,得到陈子善、罗岗、毛尖和王贺诸位师友的指点,他们以及祝淳翔、刘彦顺等先生提供了不少珍稀材料,特此致谢。

[47]Frankel, N., (ed.), The Uncensored Picture of Dorian Gra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2012, p. 4.

[48]王尔德说:“我不喜欢任何种类的报纸争论:在经由我的书桌转入废报篮的有关《道连·葛雷》的二百一十六份评论中,我只公开评论了三份……”王尔德也许有点夸大其词,且一方面声称对这些评论不以为意,另一方面却牢记这些评论的精确数字,这充分证明了王尔德的装腔作势。但是,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1890年8月13日的书信)距离该书在《利平科特月刊》的刊发不到两个月,可以说,无论这个数字有多么缩水,也足以证明该小说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参看苏福忠等编:《王尔德全集》,书信卷上,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60页。关于围绕该小说展开的相关争论,可见Mason, S., (ed.), Oscar Wilde: Art and Morality——A Defence of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London: J. Jacobs, Edgware Road, W., 1908.以及Beckson, K., (ed.), 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65-89.

[49]Beckson, K., (ed.), 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71.关于王尔德认为《每日纪事报》对他的攻击相对温和,可见苏福忠等编:《王尔德全集》,书信卷上,第460页。

[50]苏福忠等编:《王尔德全集》,书信卷上,第461页。

[51]Beckson, K., (ed.), 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88.

[52] 在这方面,致函称赞他的马拉美也许与在公开报章上发表文章的佩特或叶芝具有至少同样程度的重要性。马拉美不乏夸张地指出,这本书具有罕见的智性精致与美的奇崛氛围,是汇聚了作家所有技艺而完成的奇迹。转引自Beckson, K., (ed.), 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p. 7.

[53]苏福忠等编:《王尔德全集》,书信卷上,第441页。

[54]上述材料,参看Beckson, K., (ed.), 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pp. 5-7.

[55]参看Fortunato, P. L., Modernist Aesthetics and Consumer Culture in the Writings of Oscar Wil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0-11.

[56]关于这场审判,参看孙宜学编译:《审判王尔德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

[57]Evangelista, S., (ed.), The Reception of Oscar Wilde in Europe, p. 5.

[58]理查德·艾尔曼:《奥斯卡·王尔德传:逆流,1895-1900》,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版,第640页。

[59]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四卷,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页。

[60]前揭书,第559页。

[61]理查德·艾尔曼:《奥斯卡·王尔德传:逆流,1895-1900》,第147页。

[62]托多罗夫认为:“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王尔德就是‘美的使徒’,对他们来说,王尔德就是一个新宗教的狂热信徒,以‘美’排斥‘善’的信奉者,唯美主义的倡导者,也就是说,一种理想的完美存在的倡导者。一个美好生命不再为上帝和伦理服务,也不再为它们的现代集体替身——‘民族’、‘共和国’,甚至‘启蒙派’服务;一个美好生命知道如何成为‘美’,王尔德言行一致的生涯说明了这一点。他既是其学说的光辉代言人,又身体力行地作出了榜样。”见托多罗夫:《走向绝对:王尔德、里尔克、茨维塔耶娃》,朱静译,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63]在英国,同性恋罪1861年才废除死刑,1869年,“同性恋”( homosexuality)一词才发明出来,1883年,随着《希腊伦理的一个问题》一书的出版,古典世界中的同性恋逐渐得到认识;1885年英国颁布《拉布谢尔修正案》(Labouchere Amendment to 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规定,同性恋行为可判处两年以内监禁。直到1967年《性犯罪法》(Sexual Offences Act 1967)获得通过,同性恋才得以非罪化。但是,在王尔德因同性恋入狱之际,法国早已将同性恋非罪化了。参看Cook, C., Companion to Britai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15–1914,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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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华

两种审美现代性:以郁达夫与王尔德的两个文学事件为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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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王晓平:从“汉学主义”批判到探寻中国现代性主体的跨文化研究


 

本期编辑 | 玉宇灵空

图源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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