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帆：政治经济学的退出、美学的转移与“启蒙”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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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新时期”文学既继承，又改写了左翼文学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古华的小说典型地体现了改革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历史的重述，再定义了市场、劳动、身体、伦理、权利等范畴，预示了新的“经济人”人性论的兴起。这使王润滋所坚持的政治经济学关怀终归失败，社会主义的崇高美学不再可能，去阶级化的“共同美”得以再度出场，由此开启了寻根文学等一系列美学新潮。所谓“新时期”的“启蒙”，正是建立在这一政治经济学和人性论的基础之上，但美学转型造成的认识论颠倒使这一基础隐而不彰。

感谢作者张帆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政治经济学的退出、美学的转移与“启蒙”的辩证法

——“新时期”文学转型的一种解释

张帆

一、“算账”与“启蒙”的人性论

1985年，雷达在评述古华小说时敏锐地指出：“他的作品中经济细节的准确和丰富，值得注意。他在《芙蓉镇》里算过一笔‘账’，这笔账收支明细，无懈可击，把个卖米豆腐的女人的小家底全然揭明；他在《浮屠岭》里又算过一笔‘大锅饭’的账，把生产队的口粮拖欠，现金亏空算得一清二楚，凿凿有据；他在《相思树女子客家》里也算经济账，直算得乔三腊无地自容，观音姐扬眉吐气，从而开出了经济改革之路”，“写小说固然不是‘算账’。……然而，对于一个有志于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趋势的作家，他是不应该看不到潜

古华

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巨流的奔突的；他也不能不发现经济根源如何实际上支配着人物的意识和情感。我从古华小说中农村经济内容的丰富翔实，悟出了这是形成他的艺术说服力的原因之一。”[1]

以“算账”形式表征的政治经济学自觉，源于左翼文学的重要传统，勾连着中国革命正当性与劳动阶级主体性的确立。“新时期”文学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也在改写和消解着这一传统。古华的写作相当典型地表现了“算账”的叙事功能的转变。

正如雷达所说，《浮屠岭》（《当代》1982年第2期）的算账情节表达了集体经济的不合理性和包产到户的合法性；不过，《相思树女子客家》（《长江》1984年第1期）和《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1期）的算账情节包含了更为深层的历史内容。

《相思树女子客家》的故事本身并无足观，仍是建立在改革者与保守势力的对立之上的改革陈规。有意味的是，除了推行一系列制度改革，观音姐还亲自对新员工进行培训：“由她来讲服务品德、企业管理、成本核算、经济包干、岗位责任、报酬和奖惩制度，树立‘顾客第一’的办店宗旨。讲得六个店员人人心里折服，大受鼓舞。”全新的理念在第一个月就得到经济效益的有力印证：店员们的平均工资“达到一百一十元，相当于行政十六级干部（县委一、二把手）的工资收入”。这是对人的管理和规训，同时也是新的人性的“启蒙”。

值得追问的是，作为“启蒙者”的观音姐自身是如何被“启蒙”的？这一新的人性起源被叙述为一个语焉不详的“自然”过程。作为结果，我们只知道观音姐“平日好钻研企业管理问题”，“订的报刊杂志，都是经济方面的”，谈恋爱的对象是一个“爱好钻研经济问题的广东卡车司机”，“月月给她寄‘企业管理’、‘经济导报’”。当了店长之后，她的店长室“连份省报都不订”，“只有财贸报、经济日报，还有一份深圳特区报”。

新的经济学、管理学知识的介入，使算账的政治经济学开始被自觉地剥离“政治”，更准确地说，剥离了大锅饭的、集体经济的政治，纳入新的关于效率、利润和管理的政治。观音姐相当了解这一“经济的政治”的内涵，企业改革初见成效之后，她便要求入党。这个细节，往前接通了建国初期关于富农党员和党员剥削的争论[2]，往后则预示了新世纪有关资本家入党的问题。[3]

当然，改革并不一帆风顺，观音姐进一步的发展规划由于乔三腊的破坏而夭折，只好随华侨丈夫远走深圳。但是，这一结局绝非悲剧，而是喜剧；观音姐的出走不是放逐，而是一种解放。这一结局暗示了经济学和改革的历史逻辑，以及观音姐所代表的新的人性内在的扩张性。经济改革的展开，必然要冲破传统共同体的封闭空间，不断开发新的外部。经济特区恰是新的人性得以施展的广阔天地。

尽管观音姐的经济启蒙和人性起源被掩盖，但其“完成性”使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理解雷达也注意到的《芙蓉镇》里的算账情节，这一细节生动地展现了从“自然人”向“经济人”的转化过程中决定性的跃进或断裂。

《芙蓉镇》 古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第二章的“女人算账”一节里，作为四清工作组组长的李国香，详细地算出胡玉音的米豆腐生意在两年零九个月里累计纯收入六千六百元，达到了省级首长的水平！在李国香咄咄逼人的算账过程中，胡玉音完全失语，因为她面对的是一套完全陌生的政治经济学符号系统。此前，胡玉音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传统集市之中的“自然”行为，这种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的市场基本上遵循“为使用而生产”而非“为逐利而生产”的“家计经济”原则[4]，货币在其中只充当交换的临时中介，一般不会有大量积累和贮存，更未发展成为资本和拜物教。但胡玉音的小本生意已经具有逐渐脱离这一原则的趋势，其经济行为显然不是为了“互通有无”而是为了利润，只是小说严守的叙述限度使她没有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而她置身其中的民间伦理秩序更给这一“自然”过程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了劳动、财产和私有权的起源之间的关系，也掩盖了这一“自然”状态的非自然性——黎满庚的政治保护和谷燕山的原料供应。

李国香的算账重新符号化了胡玉音的生产劳动的性质，使其“自然”状态开始向“理性”秩序重组和转化，同时是将胡玉音初步显现的逻辑往前推进而作出的激进预言，这一预言后来恰恰被胡玉音经历人性下降又重新上升的过程所印证。[5]

于是，胡玉音从“心里蒙着雾”、“糊糊涂涂”到“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的心理过程相当形象地暗示了“经济人”起源的两重性：一方面是政治性的“震惊”，通过李国香的“当头棒喝”，胡玉音已经可以预感到自己阶级成分和政治地位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震惊而来的，毋宁是潜在的“顿悟”，如果说，在此之前胡玉音的劳动所得只能以新楼屋的形式、即使用价值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是具体的、特殊的，同时也是含混的；而经过李国香的计算而呈现为数字化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形式之后，就是抽象的、普遍的，同时又是明晰的。这何尝不是一次“深入灵魂”的经济学“启蒙”！胡玉音的“自然人”的“天真”状态由此被打破，从使用价值的世界被拉进了交换价值的世界。

这一算账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高度理性的形式，既能够被阶级政治征用，也可能被个人政治吸纳。在左翼文学中，算账勾连着革命的正当性和阶级的主体性；在改革时代，算账被叙述成坏人压迫好人、政治世界压抑生活世界的政治工具，于是承担了国家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的伦理亏欠，继而转化出个人政治和经济理性的正当性。只有经过了胡玉音的“五雷轰顶”，观音姐才可能出场，王才（《腊月·正月》）才可能出场，小木匠（《鲁班的子孙》）才可能出场。这些“新人”的启蒙之路有一个关键的共同点，即其经济启蒙和人性上升的背后仍然是“政治”——被人格化为每个人背后的书记形象。

二 、“启蒙”的历史展开与自我颠覆

通过胡玉音的“启蒙”，我们同样可以理解王润滋《鲁班的子孙》（《文汇月刊》1983年第8期）中小木匠的“启蒙”。小说写了小木匠的两次出走，由于第一次出走（即其启蒙的过程）未被正面叙述，归来的小木匠已是一个被启蒙了的“新人”，他与老木匠之间的人性冲突，在其归来的第一个晚上就有所展现：

老木匠摇着头笑：“你个毛孩子，会有啥能耐？”

“俺有手艺！不是吹，俺的手艺在城里是、是这个！——”他挑出大拇指头，在自己眼前晃着。

“能耐”和“手艺”的差别值得注意。反讽的是，小木匠的“成功”恰恰不是因为“手艺”，而是与省城林局长进行交换的“能耐”：

“咱凭手艺他凭权，半斤八两地换呗！”小木匠得意得很。“刚上城，谁瞧得起俺？后来俺给他儿子、闺女打了三套家具，捷克式的，日本式的，全是新图纸，没要他一个子儿！往后他就……就按公价批木料给俺干私活儿，嘻，一张纸条就是一个立方……”

这种市场与权力的关系，透露出改革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并且重构了劳动的意义和社会关系。劳动由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尊严政治的核心，转变为资本流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小说对小木匠的手的精彩描写，也必须放在这一变化了的关系中来理解：

这那里象一只小伙子的手：又粗又短的手指，简直象一排磨秃的石钻，每一道指节都凸起老高；虎口间堆了重重叠叠的老皮；手掌几乎全是一块硬茧；拇指让锤头或斧顶打过，指甲死去了，只留下难看的一团肉疔……

这是劳动在身体上留下的痕迹。但是，这个痕迹恰恰和胡玉音的辛勤劳动一样，表面上赋予了勤劳致富的合法性，实际上掩盖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一旦秘密被揭开，劳动就无法再通过原来的关系获得定义。如果我们没有注意到小木匠以劳动作为资本与林局长的权力进行的交换，会很容易像老木匠一样在这个注视的瞬间接受了小木匠的资本的合法性：“这是下过苦力的手，是和自己一样的手啊！……就凭这手，你该挣得还多，还多！”但老木匠却无法解释：“俺干了一辈子，没得过这号祭，能说俺没手艺？没力气？你比俺多三头六臂？”正是这个“叫人吃不透”的“世道”，使老木匠的“良心”在小木匠面前失去了力量，因为小木匠是被新的社会关系结构性地生产出来的。“启蒙”的逻辑在于，将个人从原有的伦理关系中释放出来之后，又将其吸纳进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并生产出新的人性。

《鲁班的子孙》

王润滋  

当然，权力的“寻租”只是改革进程中的一个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新的机器和技术的使用，以及相应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木匠的新木匠铺开张时，老木匠的传统劳动技能在新的机器面前已无用武之地。

技术作为一种物质性载体，不可能自我定义，小木匠带回来的新技术、新机器是有机地内在于一个整体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过程之中的，伴随着新的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新的关系，在改革初期当然尚未发展成实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但并不妨碍王润滋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尚未真正到来的时候，就预先塑造出一个典型的理性经济人人格，为资本主义的最终来临作出了大胆而形象的预言。作为一个提前出场的剥除了所有伪饰的“资本主义新人”，小木匠的归来也就预示着资本的扩张——从城市向乡村、从外部（自然和社会）向内部（人性和欲望）。

由于经济基础与人格形象的不同步性，小木匠的生产仍然限制在家庭经营的小规模范围之内，却显示出与即将来临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同样冰冷的工具理性。小木匠拒绝技艺不精的富宽，却把年迈的父亲和柔弱的未婚妻作为木匠铺的劳动力，而他在富宽家里关于吃柿子和欠人情的算计，更把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彻底渗透进日常生活和人伦关系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小木匠破坏了传统共同体的“田园诗般的关系”，“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6]

进而，小木匠甚至以一种“自我剥削”的方式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在马克思的概念里，“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分别意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后者虽是一种更深刻的剥削，却暗含着工人解放的可能性。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大利自主论者发现，“实质吸纳”不仅限于工作时间和生产过程，更延伸至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工人不只在工作时间、即物质生产过程中受剥削，在闲暇时间、人的再生产中同样受到剥削，工作和闲暇、劳动和娱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限都被消弭，人的一切活动都被资本所穿透。资本主义不仅生产商品，还生产新的身体、情感、欲望、人性和社会关系。而机器，尤其是 “自动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形式”[8]，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劳动资料，更成为整个社会的形式和隐喻。

卡尔·马克思  

《共产党宣言》

在预言／寓言的意义上，小木匠展现了“资本主义机器”对人性的穿透和吸纳。小木匠的归来显然不只为了探亲，而是在外积累了资本之后回乡开自己的木匠铺。家庭成为他经济活动的场所，在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春节也要为木匠铺的开张而奔波。在理性经济人眼中，只要与利润无关，传统秩序和价值就不构成任何意义。

尽管小木匠的体制外的家庭经营在改革初期承载了一种“自由”的想象，但在理性算计的渗透下却异化为“被（自我）剥削的自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界限，闲暇时间成为工作时间的手段。于是，无论是老木匠让小木匠去亲戚家拜年，还是秀枝邀小木匠看电影，他都以“没空儿”为由拒绝了。

面对资本对劳动、伦理、人性的全面穿透和占有，老木匠和整个村庄的愤怒，就是传统共同体针对小木匠的“社会保护运动”。小木匠的再次出走，和观音姐的出走一样，不过是遵循了资本的逻辑——只有不断扩张才可能维持自身，最终将所有的外部都变成自己的内部。

这一文学性的预言当然是悖论的：新的人性召唤着它即将来临的物质和经济基础。在这个尚未真正出场、仅露出冰山一角的巨大机器中，小木匠不过是一个螺丝钉，一个伸向资本外部的触角。小木匠获得“启蒙”的同时，“启蒙的辩证法”也随之启动，不妨将之视为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一个既实在又反讽的注脚，人道主义张扬的高蹈人性，正是建立在这一不甚稳固的基础之上。

在康德的经典表述中，启蒙是一种自我行为，因为人类的“不成熟状态”乃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启蒙的关键就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勇气与决心”。不过，“公众要启蒙自己”仍然有其前提——“只要允许他们自由”。在黑格尔看来，康德的论述显然过于抽象，“从自由的角度看，财产是自由最初的定在”，所以，“人格必须在所有权中获得定在。”[11]

伊曼纽尔·康德

（Immanuel Kant）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G. W. F. Hegel）

何士光的《乡场上》（《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展现的是这一原则的一个形而下的展开，冯幺爸坚持正义的“勇气与决心”正是建立在财产和所有权的基础上的。一旦遮蔽了这一“经济基础”，抽象的认识论的颠倒就不可避免。在文学领域，这一抽象和颠倒在“现实主义”的写作中还只限于内容，当抽象延伸到形式，现代派乃至先锋派就出现了。王润滋对理性经济人和资本主义作出预见性叙述的同时，已遭遇了写作的困境，无法对小木匠及其历史逻辑展开更深入的思索，只能回身走向老木匠的传统和良心，在历史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两难中选择了后者，从而预示了政治经济学向美学的转移，或者说，政治、经济、审美等领域的自治和分立。

三 、政治经济学的退出与美学的转移

早在成名作《卖蟹》（《山东文学》1980年第10期）里，王润滋已触及《鲁班的子孙》的问题。只是，老木匠和小木匠的冲突此时还内含在卖蟹小姑娘身上，尚未外化为直接的对抗。小姑娘不是胡玉音式的“天真”的“自然人”，她清楚市场行情，懂得随行就市，具有“经济人”的潜质。但是，当过滤嘴和旱烟袋同时出现在她面前，她面临了一个决断的瞬间，她的选择将决定她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时将重新定义她置身其中的秩序。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老木匠式的良心超越了小木匠式的逐利，使用价值超越了交换价值，抑制了经济学逻辑和“理性经济人”的出场。但小姑娘的正义仍是冯幺爸式的有限正义——她置身于规模有限的“自由市场”，亦未放弃有限度的财产权——因此，是例外、暂时和特殊的。一旦市场规模和交换行为扩大，进入常态和普遍，故事就将向《鲁班的子孙》转化。

王润滋自认为《卖蟹》并不涉及当下“重大的政治问题”，只是“赞美了劳动的美”。[12]此话虽有自我辩白的意味，但其内在的去政治化倾向，确实与前30年的传统渐行渐远。小姑娘所体现的从内而外的“劳动的美”，当然不可能脱离其政治经济学基础：作为劳动者，她既能占有完整的劳动过程，也能支配全部劳动产品，因此是完整而非异化的人，劳动阶级的尊严和正义也从这个完整性中生长出来。

由于小说中严守的叙述限度，小生产者的自给自足、为自己劳动的梦想才得以持存，劳动本身以及劳动规定下的人性才可能成为审美和抒情的对象。随着生产规模和市场空间的扩大，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的“劳动的美”将越来越不可能。在《鲁班的子孙》里，劳动不仅无法形塑外在的美反而造成身体的损耗，在扩大的市场关系中更无法挽回小木匠的人性异化。因此，小生产者的想象实际上无法回应前30年的危机，在短暂激发了经济和美学的生产力之后，很快遭遇自身的局限和困境，其梦想将被终结和超克，但是其中对前30年的“报复性叙事”却一直保留下来。

《人生》 路遥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顺着这个逻辑，路遥的《人生》（《收获》1982年第3期）同样叙述了“劳动的美”之不可能。罗岗发现，在高加林游泳的细节里，必须“没有体力劳动留下的任何印记”，又“进行过规范的体育锻炼”，身体才能够是“健美”的。[13]体育的话语和实践取代了劳动的话语和实践，将身体投入一个全新的符号秩序，关于健康、关于美的内涵和外延都将被重新定义。

《芙蓉镇》里同样有一个关于身体的细节：

 “玉音，你的一双手好白净，好象没有搞过劳动……”

“哪个讲的？天天都做事哩。不戴草帽不打伞，不晓得哪样的，就是晒不黑……”

劳动在胡玉音身上留不下痕迹，才成全了她身体的美。与路遥相比，古华的叙述更加两面讨好，企图同时占有劳动的政治正确、伦理正当和去劳动化的美。但是胡玉音的身体对劳动的这种免疫性，使得她成为一个后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也使她所承载的“新时期”的人性起源具有一种超现实性。可以对比一下前30年的身体叙述，比如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延河》1958年第11期）：

淑兰笑着说道：“张姐，你也很俏啊！”

“我？俏？”张腊月快活地挤挤眼，一本正经地说：“听我妈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倒很俏，俏得连哭出来的声音，她也听不见。……后来，给赵百万家当了几年粗丫头，……结婚以后，又一直跟我那死鬼男人牵牛、跟车，慢慢变得不俏罗。”说着，她一把将衣袖捋到齐肩胛处，露出粗粗的黑褐色的胳膊，伸到淑兰面前，自我打趣地说：“你看这多俏？”

无论是叙述者对人物身体的呈现（白与黑），还是人物自身对身体的态度（自恋和无谓），两个时代文学的差异相当明显。但问题不在于是否将劳动审美化，在物理的意义上，（体力）劳动对身体的损耗是普遍性的（即使是打蟹小姑娘那种最具浪漫色彩的劳动，也要承受“在海上漂了一宿，两顿饭没吃”的辛苦），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根本的区别在于，劳动的意义、劳动与主体的关系以及劳动所嵌入的整体性的社会结构。

在王汶石的叙述中，俏或不俏并不是评判人物的价值标准。吴淑兰秀气文静，张腊月粗壮泼辣，但她们作为劳动主体所体现的战天斗地的精气神，超越了身体的表象，达到一种更深刻的平等。社会主义的美学意识完全超越了优美意义上的“劳动的美”，指涉一种更高的美学原则——崇高。

根据康德的区分，美与崇高源于主体与对象的不同关系：美的愉悦来自主体对对象形式的把握，主体的内心被对象所吸引，“直接带有一种促进生命的情感，因而可以和魅力及某种游戏性的想像力结合起来”，是一种“积极的愉快”；崇高感则是由于面对了对象的超越形式的“绝对的大”，主体“不只是被对象所吸引，而且也交替地一再被对象所拒斥”，这种“对生命力的瞬间阻碍，及紧跟而来的生命力的更为强烈的涌流之感”，使崇高“作为激动并不显得像是游戏，而是想像力的工作中的严肃态度”，“包含着惊叹或敬重”。与优美相比，崇高对主体当然是更高的要求，它不能停留在感性和知性的形式层面，而要面向“不可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的“理性的理念”。[14]

社会主义的崇高则进一步超越了康德的抽象规定。因为社会主义的美学不仅是认识论的，更是实践论的，不仅要把握对象的“绝对的大”，更要形塑主体的“绝对的大”。崇高主体必须与对象展开不断的纠缠和斗争，必须以其内在强度承受政治和美学的“不断革命”，不断叩问肉身和精神、自然和人性的极限。这一美学与政治的极致，是一种以不可能为可能的行动。

优美与崇高

两种不同的美学原则，有其不同的经济基础。优美的、抒情的田园诗，依托的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以及农村和集市等空间；崇高的、壮美的、豪情的现代史诗，必须建立在超越私有制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相应的主体也必须是超越个人的集体性主体。因此工业题材就特别适合表现这一美学原则，工人阶级应是社会主义的崇高的天然主体，但正如秉持平等正义的贵族的高贵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工人阶级的崇高和高贵，也受着城乡二元体制的保护。合作化题材可视为在农村空间实践这一崇高美学的努力，但这一以工业的方式组织农业的构想，在经济上遭遇了困境，在美学上也产生了悖论。由于小生产者的历史局限性，大公无私的人性难以通过教养落实在小生产者的人格形象上，社会主义的崇高更应该是“天生”的而非“成长”的，才能以此对抗和超克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深度征用和定义的“自然人性”，但这也导致农村题材的人物越写越抽象、越来越被诟病为虚假。因此，崇高的美学原则如何更好地形式化，不仅事关想象，也须诉诸实践，不仅涉及政治和经济，也关乎伦理。

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美学的困境，劳动的崇高难以再现，“劳动的美”也被重新结构。如前所述，王润滋从《卖蟹》到《鲁班的子孙》的创作轨迹，不仅表现了经济学的介入所导致的“劳动的美”的不可能，更表现了叙述的困境：触及了政治经济学的事实却无法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只能诉诸一种文化认同式的伦理，预示了政治经济学视野的最终退出，以及美学和文化的出场。在林凌看来，这就是寻根文学出场的逻辑前提。[15]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当代》1983年第2期）和《卖蟹》一样，也是一个水上人家的故事，但与《卖蟹》的田园诗式的牧歌情调不同，《最后一个渔佬儿》写的是“现代”介入“传统”之后小生产者的挽歌。小说中的东岸和西岸即代表了传统和现代的对立。意味深长的是，尽管福奎拒绝西岸的生产生活方式：“照着钟点上班下班，螺丝壳里做道场，哪比得上打鱼自由自在？那憋气的活儿我干得了么？”但对于现代的美学形式，他也不得不承认，“如今西岸这富丽堂皇的气派，委实叫人着迷”。现代对传统的取代不仅是政治经济学的，也是美学的，除了破坏和侵蚀，也展现出诱惑。福奎的两难恰恰暴露了现代本身的悖论：现代的美的创造是建立在被吸纳进雇佣关系中的个人的异化的代价之上的。如果说，李杭育在此还展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关注，那么他后来的创作如《沙灶遗风》《葛川江上人家》等就完全转向“文化”，汇入了寻根文学的审美潮流。[16]

与此相应，社会主义对劳动的“具体的普遍性”的占有，开始下降为“抽象的普遍性”的“共同美”[17]，其经济基础则是社会主义对私有制的超越在“重返土改”中再度后撤，从李顺大的三间青砖瓦房（《李顺大造屋》），到胡玉音的新楼屋，都预示了改革时代私有产权的再现。

继而，我们会发现，汪曾祺所营构的回避了政治经济学的小生产者的审美世界，尽管在时间上更早，却在逻辑上表征了“那个时代的最终完成”[18]。对比《大淖记事》（《北京文学》1981年第4期）和《鲁班的子孙》的结尾，后者是高度不确定的：“哦，这个家，这座小院子，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呢？明天的故事谁来讲下去？……”对政治经济学实际的正视，使叙述者不会完全认同老木匠的自信。而《大淖记事》的结尾恰恰相反，叙述者即使面对阶级压迫所造成的悲剧，也能够执拗地宣称：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须知小说写的是“四十多年”前的故事[19]，即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主权不完整状态，但在小说中，民族矛盾被完全回避，阶级矛盾也在封闭的民间伦理空间中被轻描淡写地化解，于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40年被跳过，“1940”直接通向“1980”[20]，或者说，将“1980”的“大和解”的时代精神投射进“1940”，形成一个去革命化的空间。正因为叙事空间的封闭和政治经济学的缺席，正因为小生产者的逻辑已经完成，汪曾祺才能够将革命叙事写成充满阶级仇恨的血泪故事，写成高度审美化的抒情故事。

《大淖记事》

汪曾祺

《十八岁出门远行》

余华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能理解，何以先锋文学的谱系会被格非追溯到汪曾祺[21]，尤其是《陈小手》。这篇小说展现了汪曾祺的另一面，不加掩饰地传达出主权不完整状态下不期而至的暴力、死亡，以及由此而生的命运无常感和个体生命的意义缺失。这恰恰是先锋文学最重要的内容特征，正是通过《陈小手》式的写作路径，使格非们得以将改革时代的情绪和感觉投射到民国故事或“文革”故事中，作为那种情绪和感觉的载体，无论是民国的主权不完整状态，还是“文革”的例外状态，都被抽空了原本的历史内容。所以，先锋文学在其故事层面当然造成了“改革历史的神秘化”[22]，但小说中充斥的不可知、无来由、不确定的事件和感觉，仍然传达了改革时代的历史情绪和时代氛围。具体地说，就是原先共同体内（无论是传统的乡村还是社会主义的单位）的个人被抛入自由市场之后所释放的诱惑和欲望，面对市场经济的瞬息万变的迷惘和震惊，以及发现这一市场之实质不自由的愤怒和绝望。[23]

由此发展出的“人性恶”，则为法治话语的最终落实奠定了人性论基础。如果说，寻根文学表达了小生产者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失败和美学的成功，那么先锋文学则进一步在美学上终结了小生产者的历史可能性。

结  语

最后回到王润滋。《鲁班的子孙》之后，王润滋沉寂了三年，不仅目睹新的经济形势的冲击，也面对着文学新潮的挑战，从王润滋最后的创作中，我们会看到他困兽犹斗般的回应。《小说三题》（《文汇月刊》1986年第6期）是一组神秘寓言式的笔记体小说，《残桥》（《中国作家》1986年第6期）则采用了大量内心独白、意识流等现代派技法。但是，当时即有论者指出：“这些艺术手法反过来也暴露了作者的局限：他实际上没有能力以客观的形态具体地把握现实关系，在曲折运行的历史中表现自己宏大的人道追求，才不得不仍标举良心，并求助于主观的变形。”[24]

形式突破的最后努力未能解决《鲁班的子孙》的难题，反而进一步撕裂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残桥》在社会学意义上呈现了小生产者向无产阶级转化的历史进程的同时，却在美学上塑造了一个“内面的人”，但他并非“风景之发现”中“对周围外部的东西没有关心”的人[25]，而是内在于改革的“风景”之中。王润滋试图让“风景”中的人开口说话，却遭遇了“底层能否说话”的困境。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张力，表征了劳动的失败、乡村的失败、使用价值的失败、政治经济学的失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无论是冯幺爸、胡玉音，还是小木匠，小生产者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启蒙／改革的故事若要继续讲述，空间将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主角将会是逐渐获得阶级意识的乔光朴和李向南们。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1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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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雷达：《古华小说的魅力》，《读书》1985年第4期。

[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203页。

[3]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32页。

[4] [9]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47、112～115页。

[5] 对这一过程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拙文《“经济人”的生成与限度——〈芙蓉镇〉与“新时期”人性论的起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6]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版，第30页。

[7] 参见夏永红、王行坤《机器中的劳动与资本——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机器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4期；另参见罗岗《“机器论”、资本的限制与“列宁主义”的复归——〈知识分子论丛〉第4辑导读》和张历君《普遍智能与生命政治——重读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帝国、都市与现代性》，许纪霖、罗岗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90、93页。

[10]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23页。

[11]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54、59页。

[12] 王润滋：《要有自己的艺术追求——〈卖蟹〉创作断想》，《山东文学》1981年第7期。

[13] 参见《“80年代”文学：历史对话的可能性——“路遥与‘80年代’文学的展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张书群整理，《文艺争鸣》2011年10月号。

[14]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82～86页。

[15] [18] 林凌：《文学中的财富书写：“新时期”一种文学类型的再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04、82页。

[16] 李海霞：《从劳动者到打工者——反思1980年代文学的一个侧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3期。

[17] 朱光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19] 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读书》1982年第8期。

[20] 罗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21] 格非、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22] 刘复生：《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关于先锋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天涯》2009年第4期。

[23] 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甚至将这种情绪的经济基础都暴露了出来。

[24] 吴秉杰：《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矛盾——评“王润滋现象”》，《文艺争鸣》1988年第2期。

[25]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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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此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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