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熊庆元：知识与美如何可能？——《班主任》小说叙事中的阅读、美学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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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小说《班主任》批判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其中涉及对阅读的监控与限制。这种限制不仅体现在书籍的内容，也体现在读图的方式。以僵化的阶级批判介入图像的解读，使美学经验受到严重的规训和挤压。这一美学经验的压抑同时也体现在日常生活层面。《班主任》对政治、美学与日常生活的复杂关系的揭示与批判，源自其自身的启蒙话语。这一话语具有鲜明的时间性特征，并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方面，它强调1977年的历史断裂意义；一方面，它又以“十七年”的文化教育为历史资源。然而，这一资源是经重新修订过的。启蒙话语罔顾“十七年”时期的阶级语境和历史条件而对这段文化记忆做均质化和抽象化处理。以超阶级的话语回应政治、美学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危机，其虽与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休戚相关，但同时也启动了1980年代政治与美学之间的新问题。

感谢作者熊庆元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熊庆元

知识与美如何可能？

——《班主任》小说叙事中的阅读、美学与政治

现今关于小说《班主任》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其论域亦颇宽广。无论是对班主任张俊石、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小流氓宋宝琦等人物形象所展开的讨论，或对其知识分子题材的关注，还是将其置于伤痕文学的谱系或刘心武个人的创作生涯中加以考察，都已形成相对比较深入的论述。不过，在现有的诸多研究中，也仍然存在一些被遮蔽的论述空间，如小说叙事中涉及的阅读与美学问题及其相应的政治意涵等。一定意义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仅直接关涉小说自身所呈现出来的文本张力，它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刘心武

《班主任》

《班主任》发表后不久刘心武留影

阅读：“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

1977年，小说《班主任》一问世，即引发热烈反响。不久，《文学评论》编辑部和《文艺报》便都围绕这一作品展开座谈[1]。这些座谈论及的话题众多，其中，对人物形象的讨论以及对知识分子题材的肯定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人物形象方面，座谈的参与者对谢惠敏所寄予的关注较多，几乎一致认为她是受文革伤害的年轻人的代表，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同时，诸位论者对小说的主人公张俊石老师也颇为首肯，在当时文艺界集中关注题材问题的历史语境中，小说《班主任》因此也就成了一篇书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代表作。[2]此后诸多相关的研究，在谢惠敏这一人物形象以及小说的知识分子题材问题上，其基本观点可以说很少溢出以上这些论述。

事实上，从小说文本来看，谢惠敏这一人物形象与小说的知识分子题材应是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小说中，谢惠敏所受到的文革创伤主要表现在思想层面，即“四人帮”的思想钳制客观上造成了她的无知，更造成了她对自己“无知”的无意识状态。恰恰是谢惠敏身上这种双重“无知”的状态，启动了张俊石诉诸教育的情感冲动，同时也构成了小说启蒙叙事的逻辑起点。

现有的研究对谢惠敏的“无知”的描述大多集中在小说涉及《牛虻》一书的相关细节。《班主任》首次提及《牛虻》一书是在作品的第五部分，即光明中学初三（三）班的班主任张老师在收敛学生宋宝琦书包里的东西时意外地发现那本被撕掉了封皮的小说就是《牛虻》。

别的东西都收进书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说。张老师原来顾不得细翻，这时拿起来一检查，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长篇小说《牛虻》。[3]

接着，由于“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便“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发现这是一本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的书，但“见到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便当即认定这书“真黄”，得“狠批这本黄书”。张老师对此不禁“皱起眉头，思索着”。随后，他亲口告诉谢《牛虻》不是黄书，不料师生之间的冲突竟一触即发。“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显然，谢惠敏的这种武断和无知乃是源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因为“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4]这里，小说对谢惠敏的“无知”的描述可谓形象，而张、谢此处的矛盾则可以说是《班主任》这篇小说中首次出现因一本图书而引发师生冲突这一情节。

《班主任》第二次出现因图书而引发师生冲突的情节，是小说第六部分张俊石和宋宝琦谈话。张老师从书包里取出饱受蹂躏的小说问宋宝琦是否记得书名，宋回答“记得，这是牛亡”。张老师纠正道“不是牛亡，是‘牛虻’”，接着便问此二字含义，又问宋“究竟读完了没有”。宋答“不懂”，只是“翻了翻篇”。当张老师继而得知这书是宋偷来的而追问他其它所偷图书时，宋提到了一本《新嫁车的词儿》。张老师“吃了一惊”，随即意识到宋认了别字，此书应是《辛稼轩词选》。对此，“张老师心里一阵阵发痛”，他意识到“宋宝琦同他流氓伙伴堕落的原因之一，……并非一定是由于读了有毒素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什么书也不读而堕落于无知的深渊！”他继而追问宋宝琦为什么给书中插图上的妇女都画上胡子，当得知宋与人“比赛……翻着女的就画，谁画的多，谁运气就好”后便“愤然注视着宋宝琦”，引得宋宝琦“忙补充说：‘我们不对，我们不该看这黄书’”。[5]

以上两处因《牛虻》一书而引发师生冲突的情节饶有兴味。如果读得够细致，我们会发现，张老师在面对谢、宋将《牛虻》视为“黄书”后的反应是略有不同的。对于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张老师是“皱着眉头，思索着”，他本想解释《牛虻》的内容，但因念及书是从小流氓宋宝琦那里搜出来的便只能暂时作罢，顾左右而言他。对于小流氓宋宝琦，张老师则是不断地纠正、追问直至“愤然注视”，继而“心里一阵阵发痛”。从中可见一名中学班主任面对“好孩子”和“坏孩子”时不同的教育策略和情感层次。但是，在小说《班主任》中，教育策略和情感层次上的这些差异并非问题的关键，在张老师看来，真正重要的是，政治觉悟和道德操守上有天渊之别的谢、宋二人何以竟都不约而同地将《牛虻》视为“黄书”。

“我们不该看这黄书”——这句话像鼓槌落到鼓面上，使张老师的心“咚”地一响。怪吗？也不怪——谢惠敏那样品行端庄的好孩子，同宋宝琦这样品质低劣的坏孩子，他们之间的差别该有多么大啊，但在认定《牛虻》是“黄书”这一点上，却又不谋而合——而且，他们又都是在并未阅读这本书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作出这个结论的。这是多么令人震惊的一种社会现象！[6]

情绪激越至此，作者便难抑心中的呵问：“谁造成的？谁？”“当然是‘四人帮’！”[7]“四人帮”对知识的禁锢、对思想的钳制不仅深深嵌入作为班干部的谢惠敏的灵魂，也渗入了小流氓宋宝琦的心里。对一个时代年轻人灵魂的戕害让作者忍不住爆发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呼声。从《班主任》的阐释史来看，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和小流氓宋宝琦因一致认定《牛虻》是“黄书”从而成了《班主任》中同时需要被启蒙的人物形象，恰恰是诸多论者充分肯定这篇作品思想深度之所在。对这种“启蒙”叙事的肯定，主要体现在谢、宋错认《牛虻》为“黄书”乃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并未阅读”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做出的结论，即由于知识的缺失而造成的认知错位。而知识的缺失乃是缘于作为中介的“阅读”受到了严密的监控和限制。

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上述结论及其推论的过程基本是成立的。在《班主任》的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佐证，比如谢惠敏随便翻翻已被再版的《青春之歌》而一口咬定其为“黄书”；石红家在“四人帮”文化钳制至厉之时仍然保留着《暴风骤雨》、《红岩》等书；班上的女同学围坐一处同读被谢惠敏认为是“毒草”的、由鲁迅翻译的苏联小说《表》，等等。不过，一味强调谢惠敏、宋宝琦等人思想受到戕害乃是缘于对书的内容“并未阅读”从而造成知识缺失、引发认知错位则似乎仍是不够的。从《班主任》的故事情节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谢惠敏错认《青春之歌》为“黄书”系源于此：“那是一九五九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8]。但是，谢惠敏和宋宝琦认定《牛虻》是黄书的过程和逻辑则与此不尽相同：谢是看到书中有男女讲恋爱的插图，而宋则是为这些插图上的妇女画上胡子。换句话说，谢、宋二人将《牛虻》定性为“黄书”并不是因小说的情节使然，乃是由小说的插图反推。他们读的不是“文”而是“图”，这也就意味着触动他们敏感神经的，更多的可能是在美学的层面而非知识的层面——即恰恰是《牛虻》一书涉及美学和美感经验的部分导致了两人对这本小说最终的“定性”。这一点少为论者关注，但它同样也是小说《班主任》至为关键的主题之一。刘心武在小说中曾借着对宋宝琦这一人物形象的批判，隐约言及于此：“望着……拒绝接受一切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的这个宋宝琦，张老师只觉得心里的火苗扑腾扑腾往上窜，一种无形的力量冲击着他的喉头，他几乎要喊出来——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9]。显然，“拒绝人类文明史上有益的知识和美好的艺术结晶” 的孩子名单中，除了宋宝琦，同样还应该包括谢惠敏。而他们，在拒绝“有益的知识”之外，同样也选择拒绝了“美好的艺术”；在误读了“有益的知识”之外，同样也误读了“美好的艺术”。而关于《班主任》中涉及美感经验和启蒙话语的相关内容，则恰恰是我们在下文中所着重要加以讨论的问题。

美学：政治权力与日常经验

《班主任》文本中涉及《牛虻》插图的部分，其论述有明显的侧重。如前所示，《班主任》在提及这些插图时，主要重在突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爱情主题——“讲恋爱的插图”，一是女性的维度——“翻着女的就画”。尽管谢惠敏和宋宝琦误判《牛虻》为“黄书”的依据都来自书中的插图，但作为团支部书记的女生谢惠敏和身为小流氓的男生宋宝琦对此的应对方式则似乎有所不同：前者是以鲜明的政治话语为标杆而彻底否定插图中的爱情主题——“狠批这本黄书”，后者则是以“去性别化”的美学手段来消除插图中的情欲想象——“给这插图上的妇女全画上胡子”。

这两处细节似有深意：对于年轻的谢惠敏来说，关于爱情的鲜活想象为批判资产阶级爱情的阶级话语所取代，团支部书记的政治身份恰恰构成了对女性本能的压抑；而对于年轻的宋宝琦来说，对女性的审美欲望则为取消性别差异的美学手段所取代，小流氓的名恰恰未能对应于小流氓的实。凝结在这两个人物形象身上的性别反差及其在性别问题上表现出的吊诡的同一性，构成了对“四人帮”政治统治之去政治性加以批判的逻辑根据，其不仅体现出对“四人帮”僵死的阶级话语的质疑与嘲讽，同时也表达出对这种僵死的阶级话语深深毒害人性之现实的控诉。因此，小说中谢惠敏加之于宋宝琦的阶级批判则被自然地转化为作者对二人精神创伤之同构性的揭橥。深入分析《班主任》中的“精神创伤”主题是理解这一文本的一大关键，在此，我们可以先从谢、宋二人精神创伤的同构性入手来逐步加以阐释。

专制与精神创伤（漫画示意图）

谢、宋二人“精神创伤”的同构性，如前所示，首先突出表现在性别美学层面。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从性别美学的层面理解这种精神创伤的同构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直接涉及美的形态及其正当性问题，也即美学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在小说《班主任》中，“四人帮”文化专制的恶行突出反映在对阅读的限制以及对审美的规训上，作者主要是从这两个层面切入对“四人帮”进行政治批判的。那么，对“四人帮”文化专制时期所盛行的阶级话语的挑战，事实上也就构成对其相应的知识型的挑战，其中既包含认知的层面，也包含体验的部分。“四人帮”政治权力的施行不仅通过圈囿知识的范围和类型来达成，其更兼有美学层面的权力垄断。这种垄断不仅体现在对美的解释上，同时也体现在对美的感受上。换句话说，对美的评鉴不是通过艺术表现的内在层次，相反，乃是通过非艺术的影像直观。谢惠敏对恋爱和情欲的差异不明所以，宋宝琦对作为生物性别存在之女性与作为美学对象存在之女性的差异无意区分，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美的正当性由其表象所决定从而被抽象为各种既定的符号，这是谢、宋与张老师在《牛虻》插图一事上所表现出的根本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关乎对美的解释，也关乎对美的情感。因此，小说《班主任》中所折射出的美学问题，便不仅关乎美的知识，同时也关乎情感的历史构造，而投射性的性心理（画胡子、讲恋爱）无疑是这一情感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构件。

《牛氓》插图及插图本内页

不过，在《班主任》中，内含于上述情感结构的显然不只有投射性的性心理，其中还包括了外化为美感经验的性别差异以及对日常生活的感知方式等。小说中，作者刘心武设置了一组颇具意味的情节，是有关张老师和谢惠敏之间的师生冲突的。小说写到被“四人帮”控制的团市委向光明中学派驻联络员来培养某种“典型”，因此经常找谢惠敏去谈话，尽管心思单纯的谢惠敏对这些人的“教诲”并不能心领神会，但她与张老师之间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

谢惠敏来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张老师没有去责难那两个不像样子的团员，却向谢惠敏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

这里，谢惠敏和张老师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对政治生活之形式的理解有所不同。在张老师那里，“爬山比赛”这一生活化的形式同样具有政治组织的功能，而对谢惠敏来说，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与日常生活（“爬山比赛”）之间则是完全割裂的。师生之间的差异和冲突不仅体现在政治形式和生活形式之间，其同时还反映在对不同的生活形式的理解和选择上。小说在列举张、谢二人的上述矛盾之后，又把师生冲突引向了纯粹的日常生活领域：

那一天热得像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女孩子们都跑拢窗口去透气，张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上下打量着她说：“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

这里，师生在政治观念上的分歧并非发生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而是在纯日常生活领域。张老师关于日常着装及其中蕴含的性别差异的观念成为谢惠敏“惊讶”的来由，张老师关于“女孩子该穿裙子”的说法则直接构成了谢惠敏阶级批判的契机（“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和标靶（“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作风问题显然是政治问题，但它本身指向的却是日常生活领域，而作风问题的主要表现则大多与性有关。我们发现，作者在这里所做的细节处理，是将谢惠敏听到张老师建议女生穿裙子后的反应描述为“惊讶得满脸涨红”。这一反应显然不是由天气炎热造成的，它更多是源自女性本能的性心理。小说此处的师生冲突，同我们在前文论及《牛虻》插图时所提到的张、谢冲突颇为相似：两者都涉及美学与政治的关系，两者在涉及政治与美学的冲突时都触及性心理。唯一的不同或许只在于参照的对象及经由的媒介：读图的细节中，谢惠敏参照的对象是男生宋宝琦，而着装的细节中则是参照同为女生的石红；读图的细节中，经由的媒介是作为纸媒的书籍——插画，而着装的细节中则是源自日常生活中的女性装束——裙子。就其触及美学的部分而言，上述两处情节都揭示了两套互为对立、互相争竞的美学-政治话语的存在，因此无论是读图或是着装，便不再是单纯的审美活动，而是一种审美政治。由上文对两处情节之不同点的描述可知，小说对性心理的描写，揭示出的是政治对审美经验的压抑，显然，这种压抑既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既是情感的、也是文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性别美学对于我们理解小说的“精神创伤”主题是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因。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事实上还存在一个与此交叠的更为重要的维度，即政治中涉及日常经验的部分。

性别美学教育

首先，在涉及美感经验的部分，政治通常是采取强行介入日常经验的方式，对美学进行深刻的甄别和重塑，从而压抑个人的欲望、私密的情感和身体的本能。因此，美学领域的抽象化便不只是反映为政治对美学话语的僭越、修饰和篡改，同时也反映在这种僵直的美学感知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复制和印刻，即是通过日常性的压抑来完成美的话语建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联系上文提到的张、谢关于组织生活形式的不同态度这一情节，我们又会看到，政治在接触日常经验的过程中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吊诡的现象：即政治会通过对丰富的生活世界加以剥离，从而抽象出被绝对界域化的政治领域与生活领域。这两种相向而行的不断抽象化的普遍性线路，在构造出被修饰与篡改过的关于美和生活的知识话语的同时，实际上却恰恰丧失了政治内在的活性。由此，生活世界对于政治领域的能动作用也就被极大地限制了。

小说《班主任》对政治、美学和日常生活之间所存在的上述复杂关系的揭示，从叙事线索上看，主要是通过光明中学初三（三）班林林总总的人际冲突加以展开。上文提到的张与谢、宋在《牛虻》内容和插图问题上存在的张力，以及谢与石在日常着装问题上出现的矛盾，都清晰地反映出“四人帮”文化专制之下不断抽象化和扁平化的阶级话语对美学形式和生活趣味的政治规训。不过，在小说中，主流政治与人的情感之间的这些张力不仅体现在师生间、学生间的冲突当中，老师之间也同样存在这种张力。比如，数学老师尹达磊和曾经的同窗、如今的同事张老师之间在小流氓宋宝琦的问题上就存在激烈的冲突：前者和谢惠敏一样奉行阶级话语而对宋予以批评，后者则将宋视为与谢一样受过“四人帮”文化专制之害的“祖国的幼苗”。显然，在这里，受害的群体不仅限于小流氓之类的社会青年、团支部书记之类的学生干部，同时还有身在教育一线的人民教师，以至于在小说中张老师“要好好地同尹老师谈谈哲学，谈谈辩证法，谈谈现在和未来，谈谈爱和恨，谈谈生活和工作，乃至于谈谈《红岩》和《牛虻》”。[12]由此可见，主流政治对人的世界观的塑造与个体在情感层面所受到的压抑互为表里，恰恰构成了《班主任》小说叙事的根本动力，并同时成为其文化和政治批判的基本出发点。而且，从小说的具体文本来看，不难发现，其所指向的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之现实的政治批判，它同时也涉及这一批判的历史资源及其最终的归趋。

政治：知识与美如何可能？

政治对美感经验的塑造、对日常生活的掠夺、对知识领域的禁锢和监控、对欲望本能的压抑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与社会的情感结构，如上文所述，是小说《班主任》所着力揭橥和批判的主题。这种批判首先指向的是“四人帮”的文化专制，即文革时期“四人帮”的政治统御对文化的虢夺和伤害。因此，这种立足知识和美学领域的揭橥和批判，其本身即构成一种文化政治。不过，这种批判所指向的并不仅仅是“四人帮”的文化专制，它同时也是对中国1960年代文化问题的回溯与反思。

日常生活与美学经验之所以在小说《班主任》中成为问题的聚焦点，与1960年代中国政治在文化领域的挫败息息相关。我们发现，早在1960年代初丛深的戏剧文本《千万不要忘记》中，这种日常生活与美学领域同主流政治之间的巨大张力和冲突即已有之。历史地来看，1960年代以降中国主流政治和文化趣味之间的张力，事实上主要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正是在这个层面，诸如《千万不要忘记》中的美学形态冲突与日常生活的焦虑才成其为那一时期重要的政治问题[13]。若将这一问题往前追溯，则与1950年代后期反右运动以来中国政治对官僚主义问题的敏感以及对围绕官僚主义问题所展开之批评的高度警惕休戚相关。在“百花时代”以《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等为代表的、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被视为“毒草”的文学作品中，对组织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脱节以及对党的干部的官僚主义习气、形式主义作风与僵化的阶级话语的批判成了极其重要的主题[14]。这些主题也同样复现于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比如身为学生干部——班级团支部书记——的谢惠敏仍然将日常生活与组织工作割裂观之；她和尹老师一样，遵奉的也仍然是僵化的、教条的阶级话语等。显然，干部的培养和文化教育在这里成功呼应了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所反复出现的有关政党政治合法性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不过，仅仅将小说《班主任》中出现的主题复现视为对前此历史时期相关问题的呼应则似乎是远远不够的。与《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千万不要忘记》等文学文本以代际冲突的方式来呈现干部、组织和文化教育方面的矛盾与张力不同，《班主任》对这些问题、冲突的反映不仅涉及师生之间的代际冲突，同时也包含老师之间的同代人冲突。

丛深《千万不要忘记》；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班主任》对教师群体内部人际冲突的揭示，对于我们理解小说文本及其相应的历史内涵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显然，这一重意义的获得很大程度上乃是得益于小说对尹老师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在小说叙事上，尹老师的出现不仅丰富了师生间冲突的情节，同时也为老师间冲突的情节提供了叙事单元：因为尹老师的存在，使公共教育领域中同代教育者之间形成冲突的主题得以出现。但更重要的是，公共教育领域中同代教育者之间的冲突这一主题，在相当程度上改写了当时关于教育问题的历史叙事的基本范畴。换言之，《班主任》对知识、美学、情感以及日常生活等文化问题所进行的政治批判，实际上触及了整条教育战线。

将教育战线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审视，可以说是小说《班主任》获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视野。它不仅更新了小说的文学叙述模式，同时也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论述空间。尽管1960年代，像《千万不要忘记》这样的文本中也涉及丁海宽和姚母之间关于教育问题的冲突，但姚母并未成为丁海宽的教育对象，而是挑战丁海宽教育权的敌对力量，此话剧文本在这一冲突中所反映的教育问题也仍然是限于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但《班主任》显然有所不同，这一文本所反映的恰恰是学校这一公共教育空间中所存在的作为公共问题的教育问题。换句话说，小说《班主任》似乎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既有的教育系统内部来讨论启蒙/被启蒙关系，而是意在超克整个教育系统现有的文化/政治关系，从而形成新的启蒙/被启蒙关系，即重构一套关乎启蒙的话语体系。就此而言，《班主任》经由对教育战线的整体审视所新辟的论述空间便不仅是文化的，其也是历史的，更是政治的。一方面，小说仍然是围绕前此时期诸多的核心问题进行讨论，并且沿用了相关的政治话语；但另一方面，小说中也孕育着对这些问题另类的克服方式以及对这套政治话语进行重塑与改写的强烈冲动。对社会主义时期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及其文化危机的超克意识使得《班主任》中的启蒙话语呈现出鲜明的时间性特征，其同时指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带有鲜明当下性的时间语词——“一九七七年的春天”；一个是作为历史记忆的文化资源——《牛虻》、《青春之歌》、《红岩》等。

1977年迎来教育的“春天”

时间语词的当下性特点喻示着鲜明的历史意识，即一种与前此时期断裂的自觉的时代意识。通观整个小说文本，我们不时会看到这样的表述：“在这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尹老师感到心里一片灿烂的阳光”、“达磊，现在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的春天啊”。[15]显然，这种历史意识和时代自觉乃是对应于文革的结束，即对应于一个文化专制时代的终结。这种关于时代之断裂与新生的历史意识，是与教育工作者、与启蒙的观念相关联的。我们发现，在小说中，这种关于时代观念和历史意识的表述基本只出现在人民教师身上：“七七年春天的晚风吹拂着这两个平平常常、默默无闻的人民教师”[16]。对于知识的重新肯定、对于教师社会功能的再度认可构成了《班主任》启蒙话语的一个突出的表现特征。那么，这一启蒙话语中，如何界定知识的类型、来源及其合法性就变得尤为重要，由此也就产生了小说中关于启蒙话语之时间性的第二个面向，即关于文化资源的问题。

从《班主任》的小说文本来看，尽管《牛虻》、《表》等外国文学作品在构成不同人物之间的情节冲突以及小说叙事的阶段性演进中可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真正贯穿全篇、以“正统”的文化资源出现的则主要是包含对这些作品的某种时代性理解或阐述方式在内的文化教育——小说中即指的是“十七年”时期的文化教育。这一点在《班主任》中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体现出来。

首先是通过作为“过来人”的张老师的个人记忆。小说在写到谢惠敏要“狠批”《牛虻》这本“黄书”时提到了张老师的反应——“皱起眉头，思索着”。紧接着，“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

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围坐在篝火旁，大伙儿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从小说主人公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

显然，此处张老师关于他中学时代文化教育的个人记忆成为对谢惠敏以僵化的阶级话语读解《牛虻》这一做法的一种反拨，同时也构成了其对谢惠敏进行启蒙教育的重要的文化资源——“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辩道：‘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是黄书’”[18]。不过，《班主任》中启蒙话语所诉诸的文化资源，其更为突出的表现方式，是通过对学生们不同的家庭教育背景的绍介。

《班主任》中老师原型张金俊（二排左一）

与刘心武（后排右一）

对于几个主要的学生（谢惠敏、宋宝琦和石红），刘心武在小说中都有意识地交待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宋宝琦的母亲是售货员，父亲在园林局苗圃场工作，下班后常去公园打扑克到八、九点钟回家，父亲精神生活的匮乏与母亲的溺爱显然造成了宋宝琦的缺乏教育与管束。但小说在言及宋家情况时却特别提到了有关家庭摆设的细节：“那张镶镜框的毛主席像，却已端正地挂到了北墙，并且，一张稍小的周总理像，装在一个自制的环绕着银白梅花图案的镜框中，被郑重的摆放在了小衣柜的正中”，“这说明这对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妇，内心里也涌荡着和亿万人民相同的感情波澜”。[19] 父母政治上的纯洁与宋宝琦所受教育的缺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尽管我们在此无法直观感受到文革期间“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与“十七年”时期的重大分歧，但政治上的鲜明对比却一目了然。从对宋家的背景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到对“十七年”政治正当性的充分肯定。

对于谢惠敏的家庭背景，小说交待不详，只是简要地写道：“她的父母经常嘱咐谢惠敏及其弟妹，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们好好学功课”。谢惠敏显然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但“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却使她“陷于轻信和盲从”。[20]

与谢、宋不同，“石红是幸运的”。她的“爸爸是区上的一个干部，妈妈是个小学教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的著作，……书边几乎全有浅灰的手印，书里不乏折痕、重点线和某些意味着深深思索的符号……石红深深受着这种认真读书的气氛的熏陶”。石红家在“晚饭以后”会围坐一处互相督促和学习，“父亲和母亲，父母和女儿之间，展开愉快的、激烈的争论”。“即便在‘四人帮’推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狠的情况下，这家人的书架上依然屹立着《暴风骤雨》、《红岩》、《茅盾文集》……”[21]显然，石红作为三位主要学生中最为正面的形象出现，与其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息息相关。这一形象在整个小说文本中承担了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几乎涉及政治（宣传委员、写号角诗）、文化（喜读《牛虻》）和日常生活（穿裙子）等各个方面，在小说叙事上成了张老师最为有力的支持者。在石红这一人物身上，我们充分地感受到“十七年”文化教育传统是如何延伸到文革终结后的“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并成为新式启蒙话语所赖以维系的最为重要的文化资源的。其虽以记忆的形式呈现，以传统的样态现身，但在叙事上却不啻导向一个关于未来的维度。

“十七年”历史记录《证照中国 1949—1966》

孩子作为一个象征“未来”的符号，在小说《班主任》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小说文本在强烈控诉“四人帮”造成了多少宋宝琦式的“畸形儿”、给多少“谢惠敏这样本质纯正的孩子身上……打下黑色烙印”时即已厉声呵斥“‘四人帮’不仅糟蹋着中华民族的现在，更残害着中华民族的未来！”[22]作为历史记忆和文化资源的“十七年”时期的文化教育，在《班主任》中成了一则被发明的传统，承担着通向未来的历史使命。关乎启蒙的故事仍然选用了一个历史的视角和维度来展开它的叙述，当下的时间与历史的时间互有交叠，构成了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然而，这里被作为文化资源的“十七年”时期的文化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被修订过的历史记忆。它在被作为记忆中的文化资源引入对未来的启蒙叙述的过程中，其自身的政治性和历史语境实则被有意无意地祛除了。

我们发现，尽管《班主任》中仍然承袭了阶级语汇，仍然肯认了辩证法[23]，但对“十七年”文化教育的回忆（或毋宁说是想象）则完全是关乎自由阅读、自由讨论等形式层面（抑或是情感层面）的。在这种记忆的复苏与历史的回溯中，我们并不能有效区分出资产阶级民主生活状态与无产阶级组织生活形式之间的差别。换句话说，就《班主任》选取的回忆方式而言，其本身是罔顾“十七年”时期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条件的。这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历史叙述方式，它并没有复归于“十七年”时期的阶级论述，它甚至不是以激活阶级分析、政治分析的方式来对抗“四人帮”文化专制中极端地去政治性要素，相反，它完全采用了一套迥然有别的话语系统，即以超阶级的、具有高度抽象性的语汇来介入美学问题、情感世界和日常生活领域，以弥合现实语境中出现的涉及阶级裂隙的论述——即关于阶级差异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在小流氓宋宝琦阶级身份的问题上、在《牛虻》插图的阶级属性的问题上、在裙子这一女性着装的阶级定位问题上产生的分歧，在小说中几乎都是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处理，即以消弭阶级分立来构筑新的联合。而这一点，则恰恰成为该小说文本启蒙话语的核心所在，也是其症结所在。

在“一九七七年的春天”这一熟悉的表达背后，一种注目当下与未来、取消斗争的叙述应运而生：“这是多么美好、多么幸福的春天啊，可它却不是要求我们迎向更深刻的斗争、付出更艰苦的劳动的春天，……朝前看吧”[24]。有论者指出，《班主任》的文本中出现的这种叙述方式同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紧密相关，其预示着中国被纳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体系之中，也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关于世界的知识的传入（比如，《世界知识》的创刊[25]）获得了某种合法性[26]。这确实是理解《班主任》上述主题变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它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也弱化了阶级壁垒和阶级冲突。而几乎与此同时，“共同美”的问题也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形成了诸多的讨论，其与《班主任》中涉及美学的部分也可谓款曲相通[27]。但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之外，仅就《班主任》中所涉及的上述问题而言，其中关于政治、美学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的危机性表达及其高度抽象化和扁平化的应对方案，则无疑为此后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埋下了隐患。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后者的所有问题都是由《班主任》这一文本而起，但至少，从刘心武的这个小说文本开始，一种萦绕于1980年代的虚幻的“向上的力量”已然浮升。知识与美如何可能？如何识别一种幻觉——尤其是“向上的幻觉”——并从中抽身，这或许已不只是一个单单逡巡于1970年代末的问题了。

本文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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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文学界内部的座谈外，《文学评论》杂志社还曾组织青年工人和中学生就《班主任》这篇小说进行座谈。关于此次座谈的参与者及其相关观点，可参考《青年工人和中学生谈<班主任>——座谈纪要》一文（《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2] 关于《班主任》发表前后的相关史事，可参考刘锡诚的《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一书（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4]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5] 同上。

[6]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7] 同上。

[8]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9] 同上。

[10]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11]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12]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13] 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发表于1962年，最初名为《祝你健康》。对该作品中主流政治与美学形式的冲突以及日常生活的焦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的理解，可参考唐小兵在《<千万不要忘记>的历史意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焦虑及其现代性》一文中的精彩分析，此文收于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14] 这些作品在1970年代末得以平反，不再被作为“毒草”，而是被视为“重放的鲜花”结集出版。相关作品可参看《重放的鲜花》一书（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15]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22] 同上。

[23] 比如，小说在写到张老师就“尹老师思想方法偏于简单和急躁的缺点”进行恳谈时就提到：“感情不能代替政策；迫切希望革命事业向前迈进的心情，不能简单地表现为焦躁和牢骚，锲而不舍地坚持斗争的同时，又应当对事物的发展抱相应的积极等待的态度” （《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这里就涉及辩证法，与后文张老师说要和尹老师“谈谈辩证法”相呼应。

[24] 刘心武：《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

[25] 当然，当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这些关于世界的知识仍然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倾向性，其主要以绍介科学知识为主，而较少涉及人文领域。

[26] 蔡翔、罗岗和倪文尖在讨论1980年代文学的历史起源时曾言及于此，他们简略提到《班主任》中出现的知识、美学等主题同197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似乎存在隐秘关联，但对这一小说文本未作充分阐释。可参考三人的对谈《文学：无能的力量如何可能？》（《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

[27] 1977年，何其芳的回忆录《毛泽东之歌》发表，其中就提到了“共同美”的说法。根据何其芳的回忆，毛泽东曾在某次接见他、与他谈话的过程中提到有关“共同美”的问题。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毛主席谈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美学问题”；“他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何其芳回忆录中涉及“共同美”的内容，经过王匡的匡正后，在1977年《人民文学》的第9期上发表，这个时间节点与刘心武《班主任》一文从投递到发表的时间相仿佛。关于刘心武《班主任》一文写作及发表的经过，可参看刘心武的《关于我和<班主任>的写作》（《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8期）及李宗刚《文本的张力与历史的合力——<班主任>编发过程的历史阐释》（《东岳论丛》2014年第8期）等相关材料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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