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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朱光潜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典范，从“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到对自己进行深入骨髓的批判而重获话语权，其实离不开1951年2月随西北土改参观团参加长安县土改的收获。以“治人”和“治法”以及有机体国家的特殊视野对中共基层土改工作进行的细致观察与内在理解，不仅使朱光潜在自身问题意识的延续中强化了对新中国的认同，也促成了其在阶级意识自觉和阶级情感的变化中对阶级分析方法的心悦诚服的接受。这在深化朱光潜思想改造进境的同时，也为其后来转向教条主义批判提供了思想前提。

感谢作者金浪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金浪

走出“书本上的马列主义”

——朱光潜的土改观察与思想改造

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朱光潜常被认为是经过成功改造而重获话语权的典范。1949年1月北平解放，列名国民党重点抢救学者名单的朱光潜选择了留在即将改天换地的大陆。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朱光潜的《自我检讨》，拉开了新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检讨的序幕。此后几乎每一次运动，朱光潜都成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改造对象。认罪与检讨，成为朱光潜在建国初期的主要任务，而其在运动中的高度配合，则常常令研究者扼腕叹息，将之归结为政治高压下的产物，由此导致了朱光潜建国初的文字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其中也包括1951年2月朱光潜随西北土改参观团参加长安县东大村土改后所写的三篇心得体会：《我从西北土地改革认识了新中国的伟大》（《人民日报》1951年3月27日）、《检讨靖生富——西北土改所见之一》（《光明日报》1951年4月11日）、《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光明日报》1951年4月13日）。事实上，这三篇长期湮没无闻的文章（新旧两版全集都仅收录了第一篇），不仅为朱光潜赢得了毛泽东的点名肯定，①也构成了其建国初思想改造的重要环节。本文便试图围绕这三篇文章及其前后的检讨文字展开讨论，以期从参与土改实践的角度为理解朱光潜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及其美学转变提供助益。

书本上的马列主义：自我检讨及其限度

194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朱光潜的《自我检讨》。这篇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篇知识分子自我检讨，也成为朱光潜思想改造的起点。在这个最初的检讨中，朱光潜把自己的思想问题主要归结为与现实的脱节：“我脱离了中国现实时代”，而其背后则被认为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态度使然：“在学生时代，我受了欧洲经院的‘为学问而学问’那个老观念的传染，整天抱着书本子过活，对于大世界中种种现实问题失去了接触，也就失去了兴趣。实际政治尤其使我望而生畏，仿佛它是一种污糟的东西。”②而对于自己1948年前后的政治言论，文中也加以辩解：“像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我的错误已经由事实充分证明，这里也无需详说。”③

虽然存在避重就轻的成分，但这一检讨却至少传达出建国初朱光潜思想上的巨大变化，而变化的原因则被归结为两点：一是对中共的观察，“首先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刻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慎的态度，真正要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我才恍然大悟从前所听到的共产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己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④二是得益于建国初高校教师中开展的学习马列著作的活动，“我跟着同事同学们学习，开始读到一些共产党的书籍，像《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之类。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我认为共产党所走的是世界在理论上所应走而在事实上所必走的一条大路。”⑤

然而，这个政治表态性质的自我检讨并不意味着朱光潜就能完成脱胎换骨。事实上，就在《自我检讨》发表两天后，《文艺报》便在“读者来信”专栏中刊载了丁进的来信和蔡仪的解答，继续推进了左翼阵营自1948年便已开启的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由此也引发了朱光潜的回应。在作为回应的《谈美感问题》一文中，朱光潜一边承认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存在与马列主义的不符处，一边又退一步称《谈美》和《文艺心理学》大半是介绍西方美学的工作，并非其独创的观点，“我固然要负传毒的罪过，染毒的人们也应负缺乏批判的责任。” ⑥除了从《文艺心理学》中摘录证据来反驳蔡仪对自己把美感与人生意义一刀截断的批评外，如何历史地来认识与继承旧美学的遗产，成为文中最为关键的自辩理据：“一切学说思想都有它的历史环境的背景，我们读任何书，都要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历史环境变了，硬要墨守成规，说它完全是对的；或是执今责古，说它完全要不得，这两种态度都未免缺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批判的精神。”⑦由此朱光潜进一步提出了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旧美学之关系的问题：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今日，过去传统的学术思想是否都要全盘打到九层地狱中去呢？还是历史的发展寓有历史的连续性，辩证过程的较高阶段尽管是否定了后面的较低阶段，而却同时融会了保留了一些那较低阶段的东西呢？蒸汽水电是资本社会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并不因此消失它们的生产的效用；太阳光是红的，冰雪是冷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的人们都认为这些是真理，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也不因此失去它们的真实性。我想过去的许多美学原理也许有一部分是如此。比如“移情说”和“距离说”是否可以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呢？⑧

虽然历史地认识与继承旧美学的主张不无道理，而且这也构成了朱光潜后来写作《西方美学史》的逻辑起点，然而，把作为物质基础的蒸汽水电和太阳光是红的、冰雪是冷的等物质属性，与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美的问题混为一谈，无疑暴露了彼时朱光潜在马列主义理解上的不足，而正是这一不足导致了上述文段对马列主义似是而非的运用：一方面，朱光潜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是辩证发展的观点来为自己辩护，寄希望于将移情论和距离说经过批判而融会于新美学，另一方面，又隐隐觉得移情论、距离说与马列主义的唯物论与阶级论之间存在着天然的龃龉。譬如，针对美在于物之属性的唯物论观点，朱光潜强调对于美感经验的研究，“要看那‘对象’如何，也在要看那‘人’如何”，而对于美的阶级性，朱光潜也以自己的美学观点进行了解释：“说阶级性有决定性，道理就在某一阶级‘人’对于某种‘对象’有接受的条件，有聚精会神的可能。这里所谓‘条件’包括政治道德等观点和教育、天资以及艺术修养等等即整个人生在内。依这个看法，美感经验为形象关照说并不一定能与马列主义的观点相融洽。”⑨

1979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

由此可见，彼时朱光潜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并非像其在《自我检讨》中所说的那样“大纲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而是存在着严重的误解。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源于旧美学对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及其接触马列主义时间不长的缘故，另一方面也与其彼时学习与接受马列主义的方式有关。尽管积极地学习马列著作，但将马列主义作为书本知识的接受方式，又何尝不是对《自我检讨》中所谓“‘为学问而学问’的经院哲学传统”的延续呢？在此方面，1950年朱光潜翻译美国犹太裔学者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一书，便可视作其从知识层面主动靠拢马列主义的一次尝试。在译后记中，朱光潜曾高度肯定哈拉普“对马列主义掌握得很稳，对于各种艺术的历史发展又有很渊博的学识，所以能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得很好”⑩，这里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理解为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艺术史知识的结合，便是其从书本知识来把握马列主义的一个明证。正是这种将马列主义作为书本知识来学习与接受的方式，不仅导致了其在马列主义上的理解偏差，也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存在不小的距离。

《艺术的社会根源》

哈拉普 著 朱光潜 译

 新文艺出版社 1951-10

“治人”与“治法”： 作为有机体的国家

1951年2月，仍在努力学习马列著作的朱光潜随西北土改参观团赴陕西省长安县进行了为期二十余天的土改参观。虽然这次外出参观的时间不长，但对于朱光潜的思想改造工程而言，却无异于一次新的契机。建国初中共组织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学生赴各地参观土改，首要目的在于赢得他们对土改运动的支持与配合，此外也兼具促进其思想改造的作用。1950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中便指出：“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各民主党派的干部，城市中的教职员及其他民主分子愿意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者，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并且不必要他们回避本地，这可使他们和农民群众都能获得有益的考验和教育。”⑪6月23日，毛泽东在会议闭幕词中也提出了民主人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要过好土改关的要求。⑫随着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之后土改运动的全面推行，北京、上海等地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被陆续派往各地组织参观土改。在此背景下，1951年2月，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校63名教授组成了三个土改参观团，分别赴华东、中南和西北参观土改，朱光潜参加的便是赴西北方向的土改参观团。

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拥护

朱光潜所在的西北土改参观团由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带队，同行的有贺麟、雷海宗、杨人楩等十余人。从1951年2月8日离开北京到1951年3月15日回到北京，参观团在陕西省长安县停留了近一个月时间。在到达长安县以后，参观团先是参加了长安县第一期土改工作的总结会议，后又随工作组进入终南山脚的东大村，参加了以该村为重点的第二期土改，主要是整顿村干部、划定成分、扩大农会等工作。入驻东大村之后，西北土改参观团主动提出不采取旁观姿态，而是要求亲身参与土改工作的要求。对此朱光潜在《我从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中亦有所提及：“西北土改参观团为深入农村，了解情况起见，决定不采取走马看花的方式，向西北土改委员会表示，要随工作组干部常驻一个乡村，和农民住在一起。”⑬“我们随工作组干部到了终南山脚的东大村，和他们都住在农民家里，始而参观，终于参加了他们的分组访问，了解情况，整顿村干部，扩大村农会，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以及初步划定成分的工作。”⑭因此，亲身参与而非旁观乃成为西北土改参观团的一个特点。

这次参加西北土改参观团并亲身参与土改工作的经历，使得朱光潜突破了“学校的狭窄圈子”，“看见了一次大世面”，⑮并强化了对新中国的认同：“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参观土地改革使我认识到了新中国的伟大，因而对其光明前途充满了坚定信心。”如果说《自我检讨》曾得益于对中共的观察和对马列著作的学习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思想变化则更多来自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解放以来，我虽然从书报上学习得人民政府的一些政纲政策和实施的情形，约略知道中国确已翻身站起来了；但是我还没有机会，能直接看到某一级干部进行某一部门工作的内部真相，所以我对于新中国的认识究竟是片面的、肤浅的、模糊的。这次参观西北土地改革，我第一次有了接触到人民政府从中央到乡村的各级干部，亲眼看到他们怎样进行土地改革这件大工作，我的模糊的认识于是具体化了，明确化了，从前听到过的一些名词如‘民主专政’、‘群众道路’、‘阶级立场’、‘统一战线’之类，也有丰富的内容了。”⑯就此而言，亲身参与中共基层土改的经历实可视作朱光潜学习马列主义的一个新进境。

虽然与当时参观土改的知识分子们一样自觉地将参观土改作为自身思想改造的一个环节，并积极撰写心得体会，但朱光潜的特殊处在于，他并没有直接套用“民主专政”、“群众道路”、“阶级立场”、“统一战线”等既定观念去观察土改，并借此迅速地完成政治表态的任务，而是在土改的实践环节中去重新理解这些政治观念的现实意涵，这使得他不仅对中共基层土改工作有着更加细致入微的观察，更是将之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的“治人”与“治法”进行了关联：“我从此看出，我们的中国现在已经有了古代政治思想家所认为治国的两大法宝：‘治法’和‘治人’，整个国家机构已成为全面与局部息息相通的有机体，其中每个细胞都充满着活力。这种情形不但在中国无前例，就是英美法各资本主义国家也都还差得很远。”⑰“治人”来源于其对土改中农民状态的观察：

干部以外，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农民。这和我在三十年前所熟识的农民在性格和生活习惯上虽然大体相似——他们还是那样勤俭朴实、刻苦耐劳——可是在阶级觉悟上和政治训练上，却已迥然不同了。从前的农民久受统治阶级的的压迫和麻醉，把牛马生活全委诸天命；现在的农民认识了自己是劳动生产者，是新中国的主人翁，不肯再让剥削者骑在自己的头上了。从前的农民是一盘散沙，视国家大事为统治阶级的专利品，不愿过问也不敢过问；现在的农民已成为有组织的群众，明白政治就是自己的事，对于开会、发言、选举、检讨、批评等等都能做得很熟练。他们有自己选举的乡政府，有自己组织的民兵队伍，有自己办的夜校和识字班，有自己商议定的生产计划，使观察者深切地感觉到：在今日中国，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就是一种小型的国家，凡是整个国家机构的功能，一个乡村也在具体而微地行使着。⑱  

土改工作队队员深入群众,发动农民参加土地改革

概言之，“治人”也就是把中国农民变为具有阶级觉悟与政治训练的政治人，而产生“治人”的方法便是“治法”，亦即中共在土改中推行的一系列工作制度与工作方法。对此朱光潜可谓深有体会：尽管发动群众是土改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农民中存在的保守、自私、短见、宗派主义、报复主义等弱点，使得土改工作在现实中的开展不能盲目崇拜群众，因此，工作组的作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群众需要发动，而发动群众的正是工作组干部。在群众一发动之后，工作族干部常须处在舵手的地位。他们的功用是很微妙的，一方面要信赖群众，一方面又不能做群众的尾巴；一方面要严防包办代替和强迫命令，一方面又要严防放弃领导，以至放任自流。”⑲为此工作组必须随时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制度来进行检查与纠偏。正是从这一系列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中，朱光潜独具慧眼地指出土改的核心在于教育：“其实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我们随时随地都见出教育的用意。我们学校中人一向只知道读书听讲是教育。从土地改革中我们见到一切实际工作都是教育，而且比学校教育来得更切实，更有效验。”⑳

由此可见，“治人”和“治法”这一特殊的观察视野不仅使得朱光潜有效避免了用马列主义概念来回收革命实践的复杂经验的做法，而且还更为内在地把握住了土改在重塑中国基层社会上的重大意义，对此《检讨靖生富》一文曾总结称：“土改的内容不仅是经济的，尤其是政治的，它从头至尾是发动群众，给群众以民主政治教育和训练的工作。土改完成了，乡村中就建立起健全的政权，人民民主专政在乡村里就‘生了根’。其次，土改工作组干部都以民主作风去彻底贯彻政府的政策，对一切多是事先都有缜密的计划和广泛的酝酿，事后都有深刻的检讨，勇于认错和改错。第三，土改后的农民不是过去的农民了，他们已经有高度的阶级觉悟和民主政治的训练，有团结组织，有能力运用自己的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他们不但是‘翻身’了，而且简直是‘脱胎换骨’了。”㉑换言之，“治人”与“治法”是互为表里的：“治法”以教育的方式塑造了“治人”，“治人”又反过来为“治法”的推行提供了群众基础，由此缔造的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也就是前述所谓“全面与局部息息相通的有机体”。

进一步而言，朱光潜的这一特殊视野并非始自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而是可追溯至更早。在1933年的《谈美》序言中，朱光潜便坦言其谈美的目的乃是要以怡情养性来改造社会与国家；㉒面对抗战大后方人人自顾其私，一盘散沙死灰复燃之局面，朱光潜更是经由对中国人何以不善处群的追问来重思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出路，个人就绝不会有出路；要替个人谋出路，必须先替民族国家谋出路”，“个人在社会中如果不能成为有力的分子，则个人无出路，国家民族也无出路。”㉓这个个人与国家融合无间的有机体，正是朱光潜念兹在兹的政治理想，不仅美学被视作打造这一有机体国家的途径，而且其在抗战中把目光转向儒家礼乐，在很大程度上也基于从中发现了有助于构建有机体国家的思想资源的考虑。由此可见，从“治人”与“治法”以及有机体国家的视野来观察土改，其实是朱光潜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在新中国语境下的延续。就此而言，朱光潜经由土改观察实现的对新中国的认同，也就并非迫于压力的政治表态，而更多源自目睹自己念兹在兹之理想得以实现后的内发性触动。

1935年 朱光潜 《谈美》

阶级立场的获得：意识自觉与情感改变

“治人”与“治法”的特殊视野使得朱光潜把教育视作中共领导下的土改运动的核心，而教育的对象绝不仅仅是参加土改的农民、干部和工作组，也包括朱光潜本人，因而参与中共领导下的基层土改工作又可视作朱光潜思想改造的一次重大推进。实际上，建国初中共组织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参观土改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并不只是在于要赢得他们对土改政策的理解和支持，更是要使之能够站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这便是毛泽东所讲的“过关”。而要站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来，首先要克服的便是知识分子中常见的超阶级观点，不仅要承认阶级斗争理论的合理性，也要认识到阶级斗争乃施行土改的必由途径。这也正是众多参观土改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心得体会中进行表态的重点。

朱光潜所在的西北土改参观团团长、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吴景超在参加了长安县土改后，回过头去反省了自己解放前所写的有关土改文章中的两大错误：一是采取了超阶级观点，既要照顾农民，又要照顾地主；二是采取了机会主义观点，以为阶级利益问题可以用和平妥协的方法解决。直到亲身参与了土改，他才认识到立场问题其实是改造世界的先决条件：“如不先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就是说，如不先决定我们到底站在哪一边，我们拥护谁，反对谁，那么一切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都变成纸上空谈，空中楼阁，只是个人的愿望或者幻想的表示，不能对于世界的进步，推动丝毫。”㉔“我在土地改革中深刻地感到自己要站稳立场，要把自己编进农民的队伍，然后一切言论，一切行动才可发生效力，才可发生推进社会的功用。”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和教员全慰天在参观了苏南地区的土改后，同样也检讨了他们自己在参观土改前的错误观点。过去他们认为在全国军事与政治空前胜利的情况下进行土改，地主阶级当然会规规矩矩，不敢也不能有什么反抗，可以和平地进行，但在苏南农村参观访问之后，他们才认识到“土地改革必须是一系列的激烈斗争，否则便根本办不通，便废除不了地主阶级剥削的土地所有制而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因而也就无法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㉖即便是历来否认中国社会存在阶级分化的梁漱溟，在1951年赴西南参观土改之后虽然仍坚持认为“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阶级自觉），尤不习于阶级观点（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与其社会之缺乏阶级的事实是分不开的，亦是迭互为影响的”，但在参观土改中所受之震撼却使其不得不承认阶级斗争乃新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此次到西南参加土地改革，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高高在上的北京政府竟是在四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每一个农民便是一块基石。若问似这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唇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㉗

吴景超

与这些知识分子一样，朱光潜也曾信奉超阶级观点，其于1948年前后所写《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学潮的事后检讨》等政论文章，之所以会对中共领导下的群众运动持激烈批判的态度，便是因为他将阶级斗争视作是非理性的和暴力的：“团结分子可能是良，是莠，或是良莠不齐；动机可能是纯正，不纯正，或是二者参半；方式可能凭理，或是任情感的冲动；结果可能有济于事，可能决裂偾事，在已经紊乱的社会上增加紊乱。”㉘“民众是一种有力的武器，但是不宜轻于使用，轻于使用，有自伤的危险。[……]要使一个运动能够真正成为民众的运动，民众必须教育，必须训练，必须组织。”㉙然而，其在土改中的见闻却彻底颠覆了这一观点：以阶级斗争方式开展的土改运动非但不会滋生暴力，引发紊乱，破坏国家统一，反而恰恰通过对群众的教育、训练和组织，产生了新的团结。这无疑成为朱光潜重新认识阶级斗争理论的现实基础。

土改中的见闻不仅使朱光潜颠覆了过去的超阶级观点，更为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帮助其通过阶级意识的自觉和阶级情感的改变而获得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一文便对此进行了详细记录。文章开篇便将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作者自己身上：“我们知识分子大半属于小资产阶级，有的甚至由地主阶级出身。就属于小资产阶级而言我们最富于动摇性；就由地主阶级出身而言，我们还多少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恶劣根性。”㉚这一尝试本身便体现了朱光潜阶级意识的自觉。在朱光潜自己的分析中，这一自觉首先是拜环境改变所赐：“以往我们在学校里整天接触到的都是和自己一般的知识分子，向来没有和另一批人处在阶级对立的地位。我们所以意识到的只是人与我的对立，我是一个世界，我以外的一切人另是一个世界。可是在进行土地改革的乡村里中，阶级对立是很明显的，斗争是很剧烈的。”㉛虽然在之前的政治学习中并非没有接触过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但其现实意义却只有在土改的阶级斗争的现实环境中才得到呈现，并由此导致朱光潜自身阶级意识的自觉：

本来我们知识分子虽都有明确的阶级成分，由于这阶级本身的动摇性，和阶级斗争经验的缺乏，阶级意识大半是很模糊的。这次我们在乡里参观土地改革，首次尖锐地感觉到自身阶级问题。在和农民谈笑之中，我们问他们应该定我们什么样一种成分，有一位农民回答说：“你们大学教授面子上像地主，心里，还是和我们老百姓站在一起的。”这句话很生动地说出我们的两面性，我们听到了，很舒服，又很不舒服。我们想靠拢农民，可是和农民究竟还是有些距离。后来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我们认识了中农的特性。他们对于土地改革，大半游离两可。没有地主富农那样顽强保守，也没有贫雇农那样彻底积极，只图安分守己，把“人不分我，我不分人”那件事实定为一个立身处世的法则。于是我们就像突然站在一面镜子前，看见了自己的形象，吃了一惊说：“我们就活像这批中农”！这两个小经验明了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开始有了较明显的阶级意识。㉜

1950年底，北京几所大学的六十余名教授组成华东、中南、西北三个土改参观团，朱光潜是西北区参观团的成员，赴陕西考察土改。归来后他发表了两篇感想，一是刊登在1951年3月27日《人民日报》上的《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一是4月13日《光明日报》上的《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但《全集》只收录了前一篇。

这段文字中在说明阶级意识的自觉时，并没有搬用阶级斗争理论，而是描述了作者如何在土改细节中发现了自身的阶级属性。然而，要在土改中站稳人民群众的立场，仅仅靠意识自觉还不够，还必须在情感上起变化，从小资产阶级的情感转变到无产阶级的情感上来，对此朱光潜同样深有体会：“这种阶级对立的形势起初还大半是客观环境决定的，后来就逐渐变成主观心理的自然倾向。我们常和农民在一起，看见他们朴素正直，确是可爱；搜集了许多地主欺压老百姓的材料，觉得他们横蛮凶恶，确是可恨。这样我们在情绪上就起了一个变化。”㉝而这一情绪变化在土改的斗争仪式中又得到进一步强化：“情绪是因传染而愈加浓厚的，所以斗争大会的场面是一种情感教育。……我分析我每次当场的情感，可以毫不惭愧的说：我是站在贫苦农民方面，把地主阶级当做对面的敌人来仇恨。我听到农民对地主诉苦说理，说道声泪俱下时，自己好像就变成那个诉苦的农民，真恨不得上前去打那地主一下。有时诉苦人诉到情绪激昂时，情不自禁地伸手打地主一耳光，我虽然记得这算违背政策，心里却十分痛快，觉得他打得好。如果没有这一耳光，就好像一口气没有出完就被捏住喉管似的。”㉞

由此可见，朱光潜对作为马列主义核心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真正服膺与接受，并非始自对马列著作的学习，而是与其在参加土改过程中实现的阶级意识自觉与阶级情感变化相伴生的。正因为有了后者的支撑，阶级立场的获得也才不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而是构成朱光潜思想改造上的重大突破。对此朱光潜在《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一文末尾处曾加以强调称：“像这样情感的变化不是读书听讲所可得来的，它必须由实际斗争经验才能体验到。所以我以为知识分子如果要在阶级立场上取得进步，最好的途径是参加土地改革，参加实际阶级斗争。”㉟当朱光潜带着这一认识再次回到自我检讨中时，他的思想改造也就必然走上一个新阶段。

深化与转移：从阶级分析到“思想两栖”

从“治人”与“治法”的特殊视野对中共领导下的基层土改工作进行的细致观察和内在理解，使得朱光潜强化了对新中国的认同，而在阶级意识的自觉和阶级情感的改变下促成的阶级立场的获得，更使之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作为马列主义核心的阶级斗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并在《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一文中对自己进行了阶级分析的首度尝试，由此迈出了其思想改造上至关重要的一步，而这一收获很快便在接下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得到了体现。1951年6月1日，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校长，8月初开始组织全校教师进行政治学习，9月初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汇报教师学习情况，并邀请国家领导人来作报告。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为京津地区三千余名高校教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号召高校教师努力学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高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随即展开，这便是俗称的“洗澡”。朱光潜作为北京大学的重点改造对象之一，在这一轮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大成果便是1951年 11月2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一文。

 1951年9月29日 (农历八月廿九)，中央决定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图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

将该文与两年前的《自我检讨》相对照，便不难发现朱光潜思想改造上的突飞猛进。《自我检讨》仅仅将自身问题归结为脱离现实，并认为“我的错误已经由事实充分证明，这里也无需详说”，《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则自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自己的封建意识和买办思想进行了深挖：“从前常把自己划分到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忠实的为自己开脱。……我确是剥削过旁人的，而且是在剥削阶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这就栽下了我的封建意识的根”，“影响最大的是受剥削阶级的封建教育”，“这套封建意识是我的土生土长的根干，我后来又拿帝国主义的洋教育来移花接木。……这种‘移花接木’的结果就把我养成一个不但自以为超政治而且自以为超社会的怪物，我臆造一个高高在上的阶层，站在那上面去玩味空中楼阁，连现实世界也当做空中楼阁看，对一切都冷眼旁观，觉得种种人件件事都一样顶有趣。这可以叫做‘看戏主义’，其实就是‘滑稽玩世’。”㊱这套批评话语也同时被运用于对胡适的批评。《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从封建思想和买办思想两方面对胡适的批判，几乎成为了朱光潜自我批判的翻版。

除了被运用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朱光潜对阶级分析的方法的接受也促进了其美学方法论的更新：一方面，他主动反省了自己美学中的错误：“去年蔡仪诸人在《文艺报》对我的美学思想就进行了批判，当时我心里还有些不服。这一年来我对新的文艺理论稍加研究，才明白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都是错误的。我愿意趁此向我的读者和批评者谢罪。”㊲另一方面，则开始尝试以马列主义方法来从事美学研究。就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发表的一个月前，朱光潜已经在为自己翻译的《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一书所撰的“引论”中，将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对古希腊文艺思想的分析。该文不仅将柏拉图的文艺思想置放到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社会的阶级斗争状况中进行，而且还从阶级论角度对之进行了批评：“他的政治理想不是民主而是寡头专政。所以他建议的许多办法表面上近于共产主义，在实际上却近于法西斯主义。因此，他的文艺与政治的看法还是有它的反动的一方面——漠视人民大众，谈到群众时，柏拉图的态度大半是鄙视的。”㊳这一思路已然构成了后来朱光潜写作《西方美学史》的方法论预演。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 1956年版

然而，接受了阶级分析方法，并以之进行深入骨髓的自我批判，是否就可以一蹴而就地站稳人民群众的立场呢？在《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一文中，朱光潜以自己为例对此问题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思考。朱光潜指出，自己认真教书，认真工作，认真学习，表面上看是在为人民服务，但“问题在我的做事不马虎是否还是为着自己的衣食地位和名誉？是否站在人民立场来说，我的不马虎的程度就算够了？我的坦白承认，我现在还经不起这两个问题的考验。比如说，教书我还是不免只是在课堂上认真，课外帮助同学的工作还不够；做小组长我还不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态度，缩手缩脚，只是为着怕犯错误。这就说明了我为自己打算得多，为人民打算得少。这也说明了我的政治水平还很低，还存在着纯学术观点、事务主义以及雇佣观点之类严重的毛病。学习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只做到使我在理智上明白什么叫做人民立场，而且明白我还没有真正站上了人民立场。”㊴这意味着脱离了阶级斗争的实践，即便曾经已然获得的阶级立场也会再次成为问题，而这一理解其实仍得益于其参加土改中的深刻认识：思想改造不能停留于理论学习，而是必须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进行。

事实上，参加西北土改的经历在促成朱光潜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也使其意识到仅仅在理论话语层面进行思想改造的危险。当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相互揭发、相互指责或者是接受改造者的单方面的反复认罪与反复检讨，当阶级分析方法变成了一种显示自身政治正确的言辞和标签，当群众路线变成了自上至下的发号施令和部分人的包办代替，也就丧失了前述朱光潜在土改中看重的使所有参与者受益的教育功能，从而蜕变为新的教条。正是这个在土改中获得的深刻体认，为其在“百家争鸣”中从自我批判转向批判教条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在1956年的《百家争鸣，定于一是》一文中，朱光潜已然将矛头指向了学术研究中以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简单地肯定‘唯心’或‘唯物’是个比较适合懒汉口胃的省事的办法，所以也是比较流行的办法。权威思想有时也在作祟，贾宝玉和李后主经过一些权威人士估价过了，那就是‘定评’，不容再有异议。这些思想上的毛病是我们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时常犯的，它们都是主观教条主义的不同形式的表现，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障碍，也是百家争鸣达到定于一是的障碍。”㊵

针对用唯心与唯物作为判断落后与进步的教条主义标准，朱光潜特别撰文指出历史上的思想家中普遍存在“思想两栖”的现象：思想是发展的，上层建筑总是落后于经济基础，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上的矛盾，而政治立场与世界观的冲突便是其表现之一。在朱光潜看来，虽然中国历史上很多哲学家在世界观上属于唯心主义，但真正不关心人民利益的却并不多见，因而也就不能仅简单地用唯心与唯物作为评价标准，而是要根据历史的矛盾发展观点对其“思想两栖”现象进行具体分析，这样做不仅可以深化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也被认为有利于现实中的思想改造：“承认思想两栖的事实就是承认矛盾发展的原则。这对于我们思想改造是有现实意义的。思想有待改造的必要，就因为思想还有两栖的事实。旧知识分子受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洗礼而对于唯心主义的思想尚在有意无意地留恋，这是一种情形；革命干部本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之下而形成他们的思想体系的，有时也在教条主义的言行上暴露一点唯心色彩，这是另一种情形。正视这种事实，思想改造的工作才可以顺利进行。”㊶在教条主义的意义上，思想改造针对的已不只是旧知识分子，而是同样包含了革命干部。

总而言之，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往往采取政治学习与自我检讨相配合的方式进行，朱光潜既是这一政策的高度配合者，也觉察出了其中的危险，而这两个方面又都高度依赖于其在参加西北土改的经历中获得的现实感。对新中国在“治人”与“治法”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衷心倾佩和在阶级斗争实践中产生的意识自觉与情感变化中积蓄起来的势能，使得朱光潜不仅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并积极将之运用于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还深刻地体察到思想改造与参与实践斗争之间的紧密联系。然而，后来一遍又一遍的政治运动以及在运动中反复的检讨与认罪，却又不断消耗与磨损这一势能，不仅将阶级斗争的实践高度抽象为了唯心与唯物的标准，甚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实践也渐渐丧失了教育功能，从而为教条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土壤，这正是前述朱光潜敏锐觉察出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朱光潜对教条主义的修补并非以重返实践的方式展开，而是转向了从理论中去寻求资源。他从青年马克思著作中获得启发，以实践论来对抗反映论，正是这种纠偏的努力。不过，这一问题显然已非本文在有限的篇幅中能够处理得了的了。

朱光潜

结语

综上可知，建国初朱光潜赴西北参加土改的经历，对其思想改造而言，可谓举足轻重的环节。从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到在土改实践中对中共基层工作的细致观察和深入领会，不仅在对有机体国家的思想延续中强化了对新中国的认同，也在阶级意识的自觉和阶级情感的获得中，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在此过程中，朱光潜敏锐地在自身思想转变过程中意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便为其后来批判教条主义提供了思想前提。新时期以后的美学研究常常将朱光潜视作实践论美学的开创者之一，极力表彰其对新时期思想解放的贡献。然而，仅仅从观念层面去分析朱光潜对青年马克思实践概念的重视与发掘，却忽视了其获得实践观念的感觉基础与现实基础，不仅错失了理解朱光潜美学转变的关键，同时也难免不与其思想改造的进境南辕北辙。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四期，原题目名为《走出“书本上的马列主义”与实践观念的确立——新中国成立初期朱光潜的土改观察与思想改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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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⑫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80页。

②③④⑤  朱光潜：《自我检讨》，《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3日。

⑥⑦⑧⑨  朱光潜：《关于美感经验》，《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2页。

⑩  朱光潜：《〈艺术的社会根源〉译后记》，《朱光潜全集》第1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513页。

⑪  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6页。

⑬㉑  朱光潜：《检讨靖生富——西北土改所见之一》，《光明日报》1951年4月11日。

⑭⑮⑯⑰⑱⑲⑳  朱光潜：《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人民日报》1951年3月27日。

㉒  参见朱光潜：《谈美》，《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6页。

㉓  朱光潜：《谈修养》，《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㉔㉕  吴景超：《从土地改革谈到抗美》，《光明日报》1951年5月9日。

㉖  潘光旦、全尉天：《苏南土地改革访问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2年版，第99-100页。

㉗  梁漱溟：《两年来我有了哪些变化》，《光明日报》1951年10月5日。

㉘  朱光潜：《谈群众培养怯懦与凶残》，《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㉙  朱光潜：《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

㉚㉛㉜㉝㉞㉟  朱光潜：《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光明日报》1951年4月13日。

㊱㊲㊴  朱光潜：《最近学习中几点检讨》，《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6日。

㊳  朱光潜：《引论》，收入《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第26页。

㊵  朱光潜：《百家争鸣，定于一是》，《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2页。

㊶  朱光潜：《谈思想两栖》，《朱光潜全集》第1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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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井水甜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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