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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作家丁玲主体结构的二元性这一问题意识出发，结合其文学创作与革命实践的生命历程，探讨丁玲如何塑造出一种将革命、主体与文学融汇一体的独特辩证法生命哲学。相关讨论以丁玲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瞿秋白、王剑虹的文学书写为线索，尝试对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关系、丁玲为何选择文学道路、丁玲“向左转”的具体历史内涵、丁玲革命主体结构的形成及其与创作的关系等关键问题，进行分析性的历史阐释。同时结合《韦护》的初版本分析，对丁玲的《在黑暗中》《韦护》《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重要文本做出新的解读。

感谢作者贺桂梅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贺桂梅

 丁玲主体辩证法的生成：

以瞿秋白、王剑虹书写为线索

（下）

接上篇

1、“韦护”的两张面孔

小说以“韦护”为名，既是丁玲对瞿秋白态度的转变，也包含了她对瞿秋白的基本理解方式。从《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以王剑虹为中心，到《韦护》以瞿秋白为中心的写作，对丁玲而言，是很大的态度上的转变。至少，她开始试图正面去理解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丁玲初到北京时，瞿秋白曾给她写过十多封信，也曾有过见面的机会，但都没有解释清王剑虹之死留在丁玲心头的谜团【40】。关键的变化发生在丁玲本人身上。她由一个流浪的文艺女青年，变成了“有名的作家”。1928年结识冯雪峰之后，也开始经历了思想的转变。冯雪峰的出现及胡也频的迅速左转，改变着丁玲对于左翼革命的看法。但应该说，丁玲此时或许仍旧秉持着瞿秋白曾鼓励她的主张，“走文学的路”。当她受到时代氛围的鼓动而尝试写“革命者”时，瞿秋白是她心目中印象深刻的最佳人选。此时的瞿秋白已是中共著名领袖，但丁玲在将他写入作品时，仍旧用自己的经验与感受去写作，她更要写出的是自己心中对瞿王恋情的理解、王剑虹在这个过程中到底经历了什么、最终的悲剧性结局因何发生：“我每天只在沉思默想：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又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用辩证法写它，但不知怎样写”【41】。不知道此时丁玲所理解的“辩证法”是否就是冯雪峰所说的“站在工农大众利益上，看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及其出路”【42】的那种“唯物辩证法”。但事实上丁玲写出来的只是韦护的爱情，他的“革命”在小说中几乎是缺失的，这里只有“德瓦利斯”（俄语“同志”的音译）之间的会议、争吵和近乎乏味的工作（写作、编稿、教书）。在小说对韦护的心理呈现中，“革命”更像是一种外在的“义务”，而缺乏内在的热情与感召力。因此，小说选择“韦护”这个瞿秋白的笔名作为标题是极富意味的。

冯雪峰

“韦护是韦陀菩萨的名字，他最是嫉恶如仇，他看见人间的许多不平就要生气，就要下凡去惩罚坏人，所以韦陀菩萨的神像历来不朝外，而是面朝着如来佛，只让他看佛面”——这也就是说，“韦护”包含了两张面孔即“人间”与“佛面”的分裂。从“外面”看，他是菩萨，是见义勇为、“为人间抱不平”的救世英雄；而他真实的面孔，却是朝向“佛面”而无法让众人看清的。丁玲选择这个笔名作为主人公的名字，是要强调瞿秋白的革命信仰是利他的、菩萨般的救世之举，同时也要用韦护的两面性来形容瞿秋白的二元人格，他在革命与文学、绅士风度与先锋党领袖、文人的多感与革命者的雷厉风行等之间的矛盾。更特别的是，这个韦护远离了人间的悲苦与不平，似乎只是一个浪漫的文人与恋人。这里写的是革命者的“内面”，就如同那个“不朝外”的韦陀菩萨的另一张面孔。

瞿秋白本人使用这个笔名的深意已无从了解。在母亲自杀、家庭离散之后，瞿秋白曾流浪到湖北黄陂，在那里研读佛学。之后到北京，进入俄文专修馆学习【43】。那时，他称自己是一个“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者”【44】。因此使用“屈维它”这样佛学意味的笔名，对瞿秋白并非偶然。1921年，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记者前往刚刚成立不久的苏维埃，并经历了他人生最大的转变：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了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虽然俄国十月革命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极大的震响，但对于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真实情况，人们所知并不多。最早欢呼“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李大钊，“1918年后期写的与十月革命相关的文章里大量使用了无政府主义词汇”【45】。正是历史的风云际会，使瞿秋白成为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第一个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和列宁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依托第三国际、完成中国共产党在组织方式上的布尔什维克化这个关键阶段的核心人物。【46】

瞿秋白的经历中，一是他在苏联革命、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实践之间扮演的先行者、盗火者的媒介性角色，另一是他经历的从无政府主义到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主义）的自我转变，都具有意味深长的两面性特点。他早期发表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可以读出文艺青年的浓郁感伤心态。但1923年回到中国后，他写作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提出“新的智识阶级”应当与进步政治主力军劳动平民结合在一起，充当他们的“喉舌”，并毫不犹豫地写道：“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47】。这也是从1905年二月革命到1917年十月革命的激进转变过程中，在苏维埃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袖权”（“领导权”）和“先锋党”的核心理论表述。瞿秋白是较早强调“文化革命”在争夺无产阶级“领袖权”过程中重要意义的革命理论家【48】，他的观点不仅启示了后来毛泽东思想的中国革命道路，在国际共运史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也有难以取代的地位。有论者将瞿秋白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相提并论，也并不为过。【49】

但就瞿秋白的主体体验而言，他从感伤的无政府主义“东方稚子”到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者之间的主体转变与断裂的心理历程，却不再有得到表达的机会。相当有意味的是，瞿秋白遭遇的内在主体二元性问题，正是丁玲在《韦护》中做了最早的公开表达。在1935年于狱中写就的《多余的话》中，瞿秋白称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拥有“二元化的人格”：一边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一边是“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这两种意识在他内心“不断的斗争”，“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50】。丁玲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已是1930年代后期的延安。当时许多人认为这篇文章是国民党的伪造，丁玲却确信出自瞿秋白之手：“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1924年丁玲到北京之后，瞿秋白曾给她写过十多封信，解释自己与王剑虹的关系，更多地剖析自己的心态。这些书信后来遗失了【51】。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自己从未披露过自己关于“二元化的人格”的苦恼，即便对他称为“我生命的伴侣”的杨之华也是如此。或许给丁玲的那一束信是唯一的一次。这也正是丁玲借以写作《韦护》、理解瞿秋白的重要依据吧。

2、瞿秋白的“辩证法”难题

瞿秋白主体二元性生成的关键原因，在于对“革命”与“革命者”关系的理解。革命者之革命并非出于个人的诉求，而是“为人间抱不平”，而同时，革命之于革命者也仿佛仅出于信仰和道义而去承担一项确定的目标，这之间不存在辩证的、互相转化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信仰与自我、道义与热情之前的分裂，进而变成旧我与新我、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冲突。丁玲在小说中，用韦护与丽嘉的爱情以及他在革命之我与爱情之我间的巨大矛盾，突出了韦护主体的二元性。这种缺少辩证性的看待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方式，事实上正隐含在瞿秋白关于“智识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和功能的理解中。他把革命知识分子理解为劳动大众的“喉舌”，一种“媒介”性存在，而不是主体性存在（“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在后来关于列宁和革命党领袖功能的阐释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历史的工具”说，认为历史的本质与规律是确定的，而革命领袖的功能在于自觉地充当历史的“工具”【52】。这背后包含了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涉及革命知识分子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也涉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关于革命策略的基本分歧。

如果说在1922年共产党组织布尔什维克化之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都倾向于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话，那么正是列宁主义和先锋党理论的出现，使这两种思潮分化开来。尼尔·哈丁认为列宁主义的出现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之上，即“整个历史时代，生活方式和文明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失去其历史权利”，由此构建出了关于新社会的“一个完整的替代方案”【53】。列宁主义与此前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提出了新的革命策略，即建立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先锋党，和保留“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以作为实践一个没有权力等级、没有国家的理想社会的手段【54】。在这一革命策略的实践过程中，有机知识分子事实上居于核心地位：在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过程中，革命的知识分子成为组织并领导无产阶级先锋党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革命策略的不同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化的关键所在。可以说，无政府主义（特别是工团主义与共产主义）可以与马克思主义分享共同的乌托邦新社会构想，但并不认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组织策略，认为用中央集权的先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态实践社会主义的过程，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异化【55】。但布尔什维克主义强调的，则是“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辩证法转换。

对此，瞿秋白有过明确的思考。《多余的话》写下了这样一段：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一个国家的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觉得很有趣。

显然，瞿秋白在这里谈论的正是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争的关键问题。他的“二元人格”也正是在这种“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关系中产生的，但他并没有更深入地讨论在这个“辩证法”的过程中，革命者的自我如何在实践中不断生成，而停留于“历史的误会”这样的慨叹。值得提及的是，德里克在探讨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话语中的独特位置时，概括出这样一种“革命的辩证法”——“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将目的和手段、革命目标和用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区别开来，革命必须在自己的进程中创造出一个包含着未来社会胚胎的机构，这些机构反过来又会为个体的改变和他们的社会意识提供空间，并因而能保障革命的进一步发展”【56】。这与其说是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想法，莫如说更多是德里克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思考。而在瞿秋白这里，“辩证法”始终是一个难题。当他强调智识阶级“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时，一方面认为知识阶层并不是具有自身主体性的独立社会力量，而是将劳动大众创造为主力军的媒介，另一方面也封锁了从有机知识分子的主体视野角度来探讨革命者在充当“喉舌”的过程如何辩证地生成自身主体的讨论空间。《多余的话》或许是提出这一问题的开端。他明知道自己“二元人格”的“斗争心路”是“何必说”的，但还是说了出来，既有对自己的反省和批判，也如同他建议捐出自己的肺病躯壳作为医学校的实验之用，是以自己作为病例范本来提出革命实践过程中革命者的主体生成这一问题吧。

丁玲从瞿秋白写给她的那一束信中最早了解到瞿秋白的这种内心斗争，并将这一点作为塑造韦护这一革命者形象的核心内容。她之写韦护，并不像胡也频那样写革命高潮期的热情，也不写韦护的革命活动，毋宁更关注的是革命者韦护的“内面”：他的文学爱好，他的浪漫蒂克情调，他的“说不出来的倜傥”，他的多情和感伤，他在爱情与革命工作之间的苦苦挣扎……正是这些，使韦护区别于那些“只有一个社会科学头脑的”“简单的革命家”。但是，这些“内面”如何能够与“革命”真正地连接起来，如何成为革命家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不是简单地舍弃、抛掉的部分，《韦护》并没有写出来。丁玲曾设想过的“辩证法”大概也考虑过这样的可能性吧。但此时丁玲还“不知怎样写”。她既然不能写真实的王剑虹之死，也只好让韦护在两种力量的致命撕扯中抛弃他的恋人而专注于革命。

3、“安那其主义者”与“康敏尼斯特”

在小说《韦护》中，作为王剑虹原型的丽嘉得到了正面且生动的展现。在叙述视点的占有上，丽嘉与韦护这两个人物旗鼓相当，《韦护》并没有因为要写韦护这个“革命者”而弱化对丽嘉的表现。但常常被人们忽略的是，丽嘉的行为逻辑不仅仅有爱情逻辑，同时还有作为一个“安那其主义者”的信仰逻辑。这一点在小说初版本中有十分明确的表述【57】。丽嘉与韦护的爱情，不仅是一个多情的女人和一个“倜傥”的男人的故事，同时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Communist，音译为“康敏尼斯特”）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m，音译为安那其主义者）的恋情。这是一种更切近当时丁玲写作心态的叙事。

在《韦护》初版本中，丽嘉作为“安那其主义者”与韦护作为“康敏尼斯特”的政治信仰的分歧是明显的，但这并没有构成对两人爱情的威胁。可以说，这是一场超信仰的爱情。丁玲虽然在《韦护》中写出了“第一个革命者”形象，但她并没有让韦护的信仰战胜丽嘉的信仰，使丽嘉从一个“安那其主义者”转变为“康敏尼斯特”，这一点同样意味深长。构成参照的，是在丁玲写作《韦护》的同一时间，胡也频创作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上海春秋书店，1930年10月初版）。后者所表现的，正是共产主义信仰者刘希坚如何使他的爱人、安那其主义者白华转变信仰而变成同一阵营的“德瓦利斯”。这大概也是丁玲与胡也频关于如何写作《韦护》时争论的具体内容。韦护与丽嘉的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丁玲、胡也频写作的时间，正是中国革命史上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激烈论战并分道扬镳的时期。这是丁玲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过程中值得关注的历史背景。

胡也频

丁玲的向左转，并非从“不革命”转向“革命”，在她看来，无政府主义同样是革命的，只是所选择的革命方式不同。“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58】——她在1980年写下的这段话，仍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从“革命”到“左翼作家”再到“党的螺丝钉”，是丁玲理解革命的内在逻辑。她在是否加入左联和是否入党这两件事情上的犹疑，构成了这种转变的实质性内容，而这背后正包含着无政府主义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的关键分别。但丁玲并没有如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那样，在《韦护》中轻易地让布尔什维克主义战胜无政府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韦护》如何表现韦护与丽嘉的不同信仰。小说一开篇，出现的是“穿一件蓝布工人服”的韦护，他的这身打扮以及他的信仰，遭到了丽嘉们的嘲讽——“看你这身，你的手，你脸皮，与你的胸脯不称的衣服，及你这可爱的朋友，便知道你是很自谓的社会革命者”。所谓“自谓的革命者”，正因为“安那其主义者”丽嘉也自认是“革命者”，也参与女工运动，也愿意“将热血洒遍了人间”。丽嘉第一次见到韦护后对珊珊说：“我只不喜欢他一样，他是一个康敏尼斯特”。而韦护也很在意这一点。他与女生们第一次聊天时，小说这样写他的心理：“她们是很误解马克斯（即马克思——笔者注），是无疑，因此韦护在这些地方，总常常留心，不愿太偏袒自己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主张”。这里透露出来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紧张关系是明显的。相当有意味的是，如果说穿“蓝布工人服”的韦护曾受到丽嘉嘲笑，那么正是穿“新洋装”的韦护折服了丽嘉——“丽嘉端详他半天，她那惯于嘲讽的嘴，已失去了效用”。韦护与丽嘉互相走近，并非源自信仰的沟通，而是韦护在他的共产主义“德瓦利斯”那里感受到的无聊和苦闷，和丽嘉在无政府主义“同志们”那里感受到的失望和不满，使得他们在情绪和情感上接近起来。而这彼此接触的媒介，就是“文学”。韦护第一次拜访女生们，就用他对苏俄文学的高明见解打动了她们，使她们觉得“很合她们的胃口”。两人相爱以后，在那间封闭而极乐的小房间里，除了爱情和谈论各自的过去，就是读诗。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共同爱好和敏感，是互相接近的前提和媒介。

初版本中，当韦护深陷于革命与爱情、双重人格的紧张挣扎中时，曾问丽嘉：“你不是很讨厌康敏尼斯特吗？为什么你又要爱我？”丽嘉如此回答：“那是你误解了。我固然也有过一点莫名其妙的反感，那只是我那时受了一点别的影响，还有，也因为你那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是的，我曾喜欢过一些无政府主义青年，但是他们太荒谬和自私了。我很失望。……韦护，我只敬重你！我还敬重一个人，便是孙九先生（小说中的无政府主义领袖人物——笔者注），他纯粹是一个理智的人，却不是一个无感情的人。我只钦佩他，却永不能爱他……而你呢，你一切都完全！”在这里，丽嘉是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论的，并认为两种信仰的关键在于人格的完整，即信仰与爱的统一。这背后包含的“浪漫自我”【59】的想象方式，与其说是“康敏尼斯特”的，毋宁说是“安那其主义者”的。在如何理解“爱情”上，两种“主义”其实有不同的表现方式。

4、“恋爱”表象后的两种“革命”

这一点特别表现在小说革命+恋爱的叙事格局中，两者在能指形态上形成的极有意味的互相指涉关系。丁玲曾说，自己在写作时“人非常兴奋”，直到小说发表出来后重读，才“很厉害的懊恼着”，因为发现自己“陷入恋爱与革命的冲突的光赤式的阱里去了”【60】。也就是说，丁玲起始并没有想要写革命与恋爱的冲突，而结果却写出了这样一个“庸俗的故事”。

这一时期，左翼文坛流行着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其始作俑者是蒋光慈，代表作家有茅盾、洪灵菲、华汉等人。这种叙事模式的流行，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向左翼的革命文学转换过程中携带着丰富历史内涵的时代精神症候的呈现【61】。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善写这一模式的左翼作家，都曾有过无政府主义信仰的经历。考虑到这样的思想史内涵，事实上应该说，这里的“恋爱”其实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与人际关系的文学式呈现，而“革命”的进入与并置，既意味着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共享的社会理想，也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分化与扬弃。茅盾曾概括出革命+恋爱的几种情节模式：第一类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第二类是“革命决定了恋爱”，第三类是“革命产生了恋爱”【62】。关键或许不在于“革命”是否应当超越“恋爱”，而在“革命”为什么离不开“恋爱”叙事？从革命者主体构成的角度，“恋爱”是欲望、情感、情绪状态高涨且饱满的精神象征，是乌托邦实践的力比多动力。在早期中国的革命话语中，无政府主义能够成为激进思想的核心，正在于它提供了最丰富的乌托邦想象。而“革命”毋宁乃是为了实现这种乌托邦理想而采取的现实的策略和手段。这又是“目的”和“手段”的辩证法了。

蒋光慈

别有意味的是，丁玲早期小说虽然总以恋爱作为叙述主题，但从没有写过一次完满的爱情，唯有在《韦护》中才写出了一个性爱和谐的“爱情乌托邦”。这既是因为“革命”的出现赋予了爱情以一种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视野，同时也可以说，唯有在恋爱中，革命者才体会到真正的乌托邦激情。小说中，当房东说恋爱后的韦护几乎像变了一个人时，韦护如此回答：“我仍然是我，不过我从前只将我的一面，虚伪的一面给人看。现在呢，我是赤裸的，毫无粉饰的了。这因为我早先虽有一个躯壳，然而却没有心……唉，就是说只是一个市侩呢。现在呢，我有了丽嘉，我为我们的爱情的享受而生活，我忘记对人的一切机智了”【63】。只有在恋爱中，韦护才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同样在现实生活中，瞿秋白写给王剑虹的信中，留下了这样的段落：“……你偏偏爱我，我偏偏爱你——这是冤家，这是‘幸福’。……恋爱生成是先天的……这是人间何等高尚的感觉！我现在或者可以算是半个‘人’了”。另一封信则这样写：“我们要一个共同生活相亲相爱的社会，不是要一所机器栈房啊。这一点爱苗是人类将来的希望。要爱，我们大家都要爱——是不是？——没有爱便没有生命；谁怕爱，谁躲避爱，他不是自由人，他不是自由花魂”【64】。这和韦护是同样的口声，同样的逻辑。

从这样的逻辑里，革命与恋爱都是为了建构一个“相亲相爱的社会”，而恋爱毋宁正是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当下实现。不过矛盾在于，恋爱是个人的，而革命的理想社会却是“人间”普遍的，因此，韦护为了“人间”而放弃了个人的幸福。这是丁玲所说的“菩萨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丁玲让韦护舍弃爱情，并非因为安那其主义或爱情是有缺陷的，而是一种借恋爱这一能指而对革命乌托邦的书写方式：如果没有恋爱，革命者所欲创造的理想社会也无从显现；或者倒过来，正是恋爱中的完满人格与人性，显示出革命者之乌托邦激情的情感驱力。在1920年代的安布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如此抨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如果我们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从现存社会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那这就意味着我们不得不进行两次革命，一次实现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次实现无政府主义。这难道不是巨大的牺牲”【65】，就相当有意味地将两者分别置于“现实”与“理想”、“手段”与“目标”的矛盾关系之中。

丁玲与胡也频

丁玲在《韦护》中始终没有否定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在叙述共产主义者刘希坚与安那其主义者白华的信仰转变时，也有着同样的“革命”加“恋爱”关系模式，但有两点不同：其一是指认出了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设想的空想性和不切实际。正是在五卅运动的实践考验中，安那其主义者毫无效率和主张，而共产主义者则有效地引导着整个运动的进程，从而决定了两种主义的高下之分。对五卅运动的关注和历史场景的热情呈现，是《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相对于《韦护》的最大突破。茅盾曾指出，《韦护》“那时候（大约是一九二三——二四年罢）的社会情形没有真切的描写也是一个缺点”【66】。韦护与丽嘉的爱情都是在封闭的房间里完成的，这充其量只是两个人之间的性爱小乌托邦，缺少的是真正如同“一九三零年春上海”那样的宏阔历史视野。在个人与社会、爱情与革命之间，丁玲意识到了“辩证法”的存在，但却没有真正到达。尽管如此，她却以《韦护》的写作，走出了“黑暗”时期，并打开了全新的社会与历史视野。

《光明在我们前面》与《韦护》的另一不同，是胡也频小说中安那其主义者的不道德形象。那个“自由人无我”设计的“新村图案”所描画的“恋爱的天堂”，完全是一种性泛滥的猥亵群居生活。这种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道德指斥，无疑有着两种主义论战的历史回响。而丁玲更关注的是两种主义的彼此完成：正是在革命者的乌托邦热望中，丁玲才写出了她前所未有的唯一一次完满的爱情乌托邦，从这一意义上说，是革命成就了爱情；而同时，革命者的乌托邦激情，也正是借爱情书写表达了出来，从这一意义上说，是爱情表达了革命。事实上，这样的互相指涉在《光明在我们的前面》里也是同样存在的。如果没有白华的爱情，刘希坚的革命显然缺少相应的乌托邦激情。差别只在于革命的策略和方式有所不同。胡也频的“革命”是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革命，一种步入全新时代的乌托邦激情是以“一种伟大的无边际的光明展开在他们的前面”这样的句子来表达的。在这样的“黄金世界”的想象中，个人消失在“无边际的光明”里。而丁玲的“革命”毋宁更瞩目于历史中的“个人”，是以感性个体的生命体验所表达的激情。这也是丁玲在理解自我与历史关系时的基本站位：她不愿意抽空自我体验而直接进入到对理想、未来的抽象体验中。与其说这时丁玲仍旧是无政府主义的，不如说她已经摈弃了莎菲式封闭自我主体，而开始朝向“外面”。但“社会视野”的缺失，表明的是这个新的自我尚未寻找到在“历史”中的真正位置。此后，“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这样的写作，正是一个摸索着进入历史的过程。

丁玲的真正转变，与她参与社会现实实践密切相关。一则因为胡也频在山东的经历而意识到组织与群体的重要，回上海不久即加入左联；而她入党，则是胡也频牺牲之后的第二年。在这一生命实践的过程中，丁玲挣脱革命与恋爱二元张力的文学写作标志，是1931年发表的《水》，这也被视为整个左翼文坛“对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清算”【67】。但《水》的写作仍旧没有摆脱二元性的张力与矛盾，因为这里主要显示的是一种从写“知识分子”到写“大众”的转移。而“大众”，在此时的丁玲心目中，还带有极大的他者性与陌生感。以群像的方式出现在小说中的“工农大众”，其面孔是模糊的“一团”，其内在的革命意识也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呈现。关键或许在于，她并没有找到能够统合与超越这种分裂性主体体验的文学表达形式。而这一点直到1948年丁玲创作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才真正完成。

四

从延安到北京：“我的整个生涯是否能安慰你”

1、“走进去，送出来”

从1936年到达陕北根据地保安，到1946年离开延安并于1948年完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可以称为丁玲的延安时期。这个时期丁玲仍有多篇文章涉及瞿秋白，并采用了两种不同的笔法。《风雨中忆萧红》和《与友人论瞿秋白》【68】中，她瞩目的是瞿秋白的“内面”，即革命者在革命政党组织中的困惑和矛盾；而1946年完成的《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写的则是瞿秋白的“外面”，侧重的是他作为“最可纪念的导师”的形象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具体提倡。在这个过程中，丁玲本人经历了延安整风运动“脱胎换骨”的改造，因此可以说，从“内面”到“外面”的瞿秋白书写，也是丁玲本人思想改造的一种镜像式表达。

丁玲

不过相当有意味的是，在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最重要作品时，丁玲并没有采取瞿秋白倡导的大众化写作方式，而更多地接纳并实践了冯雪峰在长信中提出的写法【69】。这种写法在冯雪峰1947年为编辑《丁玲文集》而写的后记中做了明确的概括，认为革命作家应当表现的是革命意识的成长史，并提出这样三个层面：“从意识或思想上说，一个革命者必须见诸实践，才能证明他的世界观上的改造和到达。从实践上说，一个革命者必须有思想意识的真实的改造和成长，才能证明他的实践的真实。从艺术创作上说，一个革命作家必须有艺术的实践成绩，才能证明他的改造和成长是真实的”【70】。意识、实践与艺术的三位一体，意味着一种以写作者精神主体塑造为核心，连接革命实践与文学创作的所谓“走进去，送出来”的写作方法。《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完成，意味着丁玲的生命实践、革命实践与她的文学创作得到了真正的统一。这也可以视为丁玲超越并克服瞿秋白的“二元性”而形成属于她个人独特的主体辩证法，并在创作上真正完成的标志。

但这一主体辩证结构的统一并不是一经完成就不再改变的，毋宁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的结构体。而其中的关键在于，社会革命的实践总是处在不间断的展开过程中，并要求作家主体不断地调整自己以形成新的主体意识和创作形式。1949年之后，丁玲一方面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成功及其对新中国文艺体制的积极参与，而获得了极其辉煌的社会地位，但另一方面，如何塑造出超越《太阳》的创作形式，始终是丁玲苦恼的问题。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在严寒的日子里》这部终其一生也未能完成的小说写作的艰难。更严重的问题是，丁玲深深地卷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体制实践的不稳定性及其严酷的现实斗争中，并在1958年被排斥出文坛，作为“反党集团”的成员和“右派分子”，在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长治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重新回到文坛。在这段严酷的岁月里，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写作的权利，因而无法让我们窥见她内在的精神历程。不过从其复出后的作品来看，可以说经历20年磨难之后，丁玲关于革命与文学的生命辩证法并没有改变。也正是这个时期，丁玲开始再次谈论瞿秋白与王剑虹。

瞿秋白

2、重写瞿秋白与王剑虹

80年代，丁玲写作了关于瞿秋白的重要文章《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并陆续发表了同时涉及王剑虹的《韦护精神》《早年生活片断》《早年生活二三事》等短文或回忆录。

这个时期丁玲关于瞿秋白、王剑虹书写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是瞿秋白形象具有不再分裂的完整性。丁玲不仅书写了作为共产党领袖的瞿秋白，也第一次细致地披露了瞿秋白与王剑虹的爱情以及自己与瞿秋白、王剑虹的私人交往。《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的写作是在重读两个文本（即《韦护》的修订重版和《多余的话》的平反）的基础上完成的【71】。丁玲对瞿秋白形象的“完整”呈现，获益于“新时期”的开放语境，也得益于这两个文本的参照。这是晚年丁玲“最富于才情”的文章，也是丁玲在写作一系列关于革命者（如向警予、胡也频、冯雪峰、柯仲平、史沫特莱等）的回忆文章中，心态最为开放、触及从革命者主体的内在视野来呈现革命史的一篇。瞿秋白形象的“完整性”和丁玲对于瞿秋白克服“历史二元人物”的“正确结论”的阐发，凸显了丁玲记忆与革命史书写中许多被回避的丰富细节，比如与瞿王的交往过程，比如自己暧昧复杂的心态等。这是一种在新的主体高度对革命内部“真实”的展示，只是这种“内部性”常常被有意回避或不能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牛汉曾这样写道：“丁玲从‘五四’以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一直是站在中国历史的最前头，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她作为一个作家，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人可比的。……我对她说，你把你对历史、对革命、对世界的真实看法都写出来。她说她不敢”【72】。这里所谓“不敢”，或许仍旧显示的是党性与个人性、文学性之间的紧张角逐，也或许是丁玲仍在继续摸索一种新的统合文学、革命、主体三者的时代性书写方式。

在这个时期的相关回忆文章中，王剑虹占据了重要位置。丁玲曾说，对于王剑虹这个早年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不写她，自己心里“过意不去”【73】。经历1920-30年代之交的“向左转”之后，论及瞿秋白的地方，丁玲不再提及王剑虹，一则因为王剑虹并非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另一则因为她的无政府主义者色彩。因此，瞿秋白在狱中写就、附在《多余的话》后的“记忆中的日期”仍提及他与王剑虹的婚姻，才使丁玲触动如此之深。王剑虹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的重新出现，意味着在“新时期”召唤“五四复归”的大时代背景下，丁玲有了重新叙述王剑虹及自己早年精神生活的合法性，这也是80年代对五四历史与记忆重构的独特方式之一种。

但在相关书写中，丁玲仍旧回避了王剑虹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倾向，而统统以“社会主义”名之。这也是一种历史事实。中国革命史上，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前，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话语在当时思想界都被笼统地理解为“无政府主义”。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最初正是用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阐释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共产党早期创立者中，“除了陈独秀之外，其他所有人在1920-1921年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无政府主义阶段”【74】。这些人包括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等新民学会成员，包括参与法国工读计划的周恩来、邓小平，当然也包括瞿秋白。人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理解并不统一，而包含着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种种分别，但其基本特点则是强调在确立个人主体性基础上的社会革命。在起点——独立自主的个人，和终点——“乌托邦式的互助、知识与劳动结合的理想社会”这两点上，无政府主义无疑始终是中国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它与马克思主义（更准确的说法应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列宁主义”）的根本分歧，在于“先锋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社会革命的策略。丁玲早期接受的“社会主义”思想，无疑与她从母亲（通过向警予而接受的新思想），特别是王剑虹那里接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但从1922年开始，无政府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展开论战并分裂出去后，“无政府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禁忌。丁玲在1920-1930年代之交“向左转”的确切涵义，正是她清算自身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而接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韦护的革命与恋爱之两难选择，也是丁玲克服王剑虹式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思想呈现。此后，王剑虹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的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80年。

正如德里克所说：“因为共产党的许多创始人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阶段，尽管共产党一次次试图消除自身的无政府主义根源，但它还是如一棵石缝间的小草顽强地生存了下来”【75】。无政府主义作为“革命话语的内在环节”在20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中有多种繁复的“残留”式再现形态，包括“互助组”、“人民公社”乃至“文革”中的“直接民主”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新时期”思想解放与新启蒙思潮中的“五四复归”、“第二个五四时代”对新文化运动的重构，有关“个人”“社会”的基本理解，并不限于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话语，同时也包含了与社会主义乌托邦话语密切相关的早期中国式无政府主义思想。在80年代，探讨革命史、现代文学史上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成为思想界与文学研究界一个不小的热潮。王剑虹在丁玲文学书写中的再次浮现，包含了同样丰富的历史内涵。

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中，王剑虹在丁玲情感记忆中的风采，实则并非一般五四记忆中的“反封建”女性，毋宁是一个充满着无政府主义乌托邦激情的强大个体形象——“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只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我们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域……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我从认识她以后，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很大的影响，那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一般关于五四记忆的书写，大致停留于启蒙理性话语的范围，主要涉及“反封建”、“民主与科学”、“个性独立”和“恋爱自由”等，而在王剑虹的形象里，则更深地涉及“废姓”、“反家庭”、“小团体互助生活”等被称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内容。如德里克所说：“到五四运动前夕，无政府主义词汇已经成为中国激进主义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进入了那些严格说来根本不能被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人的语言中。无政府主义成了革命话语的核心”【76】。如果说丁玲超越了五四早期冰心、庐隐、冯沅君等女作家的“新女性”话语，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个人主义激进现代性，那么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正源自她与王剑虹分享的这种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的革命话语。而“新时期”的丁玲在记忆中重新书写五四时代的王剑虹形象时，则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征。

从《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的相关叙述来看，丁玲之选择离开王剑虹，也并非源于（或仅仅源于）情感上的三角关系，而有着思想上开始出现的分歧：“我们之间，原来总是一致的，现在，虽然没有什么分歧，但她完全只是秋白的爱人，而这不是我理想的”，“我向往着广阔的世界，我怀念起另外的旧友。我常常有一些新的计划”。“沉沦在爱情中”的王剑虹，显然不再拥有“遨游世界”的激情。与其说此时的王剑虹是一个无所畏惧的政府主义者，莫如说只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而这不是丁玲“理想的”。她相信了秋白的话，“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可以说，虽然丁玲是在王剑虹的引导下接触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但此时她比王剑虹更彻底地实践了无政府主义的生活主张，并由此塑造出了比王剑虹更强大的个人主义自我和作为作家的“丁玲”（相对于“蒋冰之”这个本名）。这是丁玲1920-1930年代向左转的基础，也构成了她精神结构的基本底色。

3、“不断突破自己生活的旧圈子”

对瞿秋白与王剑虹的回忆与重新书写，启动的也是丁玲独特的情感逻辑与生命哲学实践。在她作为“革命者”的大我中，始终没有抹去个我的记忆，情感逻辑既是个人之间的，也是基于共同的理想主义热望而共有的。丁玲这一时期关注“生活”、“创作”与“时代灵魂”关系的文学理论问题【77】，也可以说是再次回到她独特的革命与文学的辩证法。

丁玲在《杜晚香》创作中尝试表达的是一种更高、更广阔的生命辩证法逻辑。她这样说道：“作者要使自己创作的人物进占读者的心灵，自己首先要进驻人物的内心，了解他，熟悉他，体会他，也就是要向他学习，把自己的感情提高，否则你就不能写。我这里说提高，也就是说要突破自己生活的旧圈子，要不断突破自己的生活旧圈子”【78】。杜晚香并非知识分子，但丁玲在写作中注入了许多她自己的心理体认，这使杜晚香这个形象带有浓郁的丁玲气息。作为丁玲生命晚期创作的最突出的革命者形象，杜晚香并非轰轰烈烈的英雄，而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她“没有慷慨激昂，有的只是亲切细致”；她关于革命的理解，也并非“引经据典”，而坚持“照着自己准备的，用自己的语言”来讲述何谓革命。小说中一再强调的这种“慷慨激昂”与“亲切细致”的对比，强调杜晚香要用“自己理解的字词”来讲述革命，也可以说是另一种丁玲式的“革命的辩证法”：革命是一种平凡的生活实践，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革命者一方面用坚韧和耐心来改造自我，也用自己的行为慢慢改造这个世界。而革命者成熟的标志，不仅在其行为，更在其意识和思想上形成自己的主体性表述。对于杜晚香而言，“自己的语言”意味着作为革命者的真正成熟；对于丁玲而言，写出杜晚香这个形象就是一个不仅提高自己的“思想”也提高自己的“感情”的过程。

丁玲试图用《杜晚香》来表达的，远不是一种文学实践，莫如说更是对自我的生命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解。这里依旧包含了三重要素：革命实践、实践主体的改造和“自己的语言”。与其说这是对主流话语的复述，莫如说是经历了20年磨难的丁玲对于“革命”的重新理解。或许没有什么比“道成肉身”这个词能更准确地描绘杜晚香/丁玲的革命辩证法了。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自我战斗”的过程。在超越了那些个我的文人式脆弱、矛盾与感伤之后，丁玲肯定了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得出的“正确的结论”：“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或许，这也是丁玲在50年后对“韦护”难题的真正超越。

结合这样的主体视野，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最后的那一句——“我的整个生涯是否能安慰你和曾是你的心，在你临就义前还珍重留了一笔的剑虹呢？”在这个历经磨难而未改初衷的“回忆与随想”的时刻，面对着终于拥有重新步入革命行列权利的“新时期”，此时写作的丁玲，是一个相信自己在漫长而艰苦的自我战斗中已然超越了“时代的悲剧”的“欣悦的灵魂”。书写瞿秋白与王剑虹，既是对自己革命生涯的回顾，也是对逝去的革命同伴的深切怀念和告慰：她背负着他们的希望和信仰而活在“这可爱的美好的人世”，并且“代替”、“代表”他们，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实践着共有的革命理想。

全文完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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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41】丁玲：《我的自白——在光华大学的讲演》（1933），收入《丁玲研究资料》，第100页。

 【42】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北斗》1932年第2卷第1期。

【43】陈铁健：《瞿秋白传》，第34-45页。

【44】瞿秋白：《多余的话》，收入《瞿秋白卷》，陈铁健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45】【德】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66页。

 【46】张秋实：《解密档案材料中的瞿秋白》，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年。

 【47】秋白（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向导》第18期，1923年1月31日。

 【48】更深入论述参见杨慧：《思想的行走——瞿秋白“文化革命”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49】刘康：《瞿秋白与葛兰西：未相会的战友》，《读书》1995年第10期；张历君：《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分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50】瞿秋白：《多余的话》。

 【51】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52】张历君：《现代君主与有机知识分子——论瞿秋白、葛兰西与“领袖权”理论的形成》；瞿秋白：《历史的工具——列宁》、《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均收入陈铁健编：《瞿秋白卷》）。

 【53】【英】尼尔·哈丁：《列宁主义》，第8页，张传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54】【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唐少杰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55】【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71页。

 【56】【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71页。

 【57】1930年9月上海大江书铺的初版本中，韦护作为“康敏尼斯特”和丽嘉作为“安那其主义者”的身份特点是小说叙述的重要内容。到1932年版中，“安那其主义”“康敏尼斯特”等都被删除，相关内容则改写成与性相关的表述，韦护与丽嘉的矛盾成为一个“玩弄女性的轻薄者”与一个纯情女人之间的问题，所有“俄苏”字样也都改成“德国”。这种版本的修改显然与1932年国民党的政治审查有关。而到80年代丁玲审定和修改的最后版本中，则主要删掉了所有涉及丽嘉是“安那其主义”的表述，也删掉了珊珊的两大段心理描写。这种修改，一则与“无政府主义”的被污名化相关，同时也微妙地显示出丁玲对作为自己原型的珊珊书写的复杂心态。这里主要据以分析的是1930年大江书铺的初版本。

【58】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59】 徐秀慧：《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实践路径——从韦护形象到丁玲的瞿秋白论谈起》。

 【60】丁玲：《我的创作生活》（1933），收入《丁玲研究资料》，第110页。

 【61】贺桂梅：《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5期。

 【62】何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第4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

【63】 丁玲：《韦护》，第454页，上海大江书铺，1930年。

 【64】刘小中、丁言模编：《瞿秋白年谱详编》，第143-144页。

 【65】【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209页。

 【66】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卷2期，1932年7月15日。

【67】 何籁（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第4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

 【68】刘涛：《丁玲论瞿秋白的一篇佚文》，《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4期。

 【69】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352-358页；吴长华：《冯雪峰的传奇人生》，第229-230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年。

 【70】冯雪峰：《从〈梦珂〉到〈夜〉——<丁玲文集>后记》，《中国作家》1948年第1卷第1期。

 【71】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第644-645页。

 【72】王增如：《丁玲办<中国>》，第2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73】丁玲：《早年生活片断》，收入《丁玲全集》第十卷，第295页。

【74】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83页。

 【75】【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6页。

 【76】【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第140页。

 【77】丁玲：《生活·创作·时代灵魂》，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78】丁玲：《关于〈杜晚香〉——在北京图书馆组织的与读者见面会上的谈话》，收入《丁玲近作》，第166-16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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