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毕光明：洪子诚的学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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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当代文学评论研究的学术推进过程中，洪子诚先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当代文学”史学形态的正式确立，他起的作用最大。1999年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史述范式，反响巨大，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世纪出版的《我的阅读史》和《材料与注释》，进一步体现出洪子诚学术生命力的坚韧、强健而持久。给他的学术研究以生命力的主要因素有：不自信带来的认真严谨；与历史同行获得的历史感；博览群书得来的才学识；千锤百炼后始能惜墨如金。

感谢作者毕光明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毕光明

洪子诚的学术生命力

如今再也没有人会说当代文学不能写史，搞当代文学没有学问，研究当代文学史欠缺学术性了。这固然是时间起了作用（当代文学的行进脚步距离它的起点越来越远，“当代”所包含的文学现象有许多已经成为了过去，对它的回顾、梳理、辨析和阐说分明就是在述史），但也由于当代文学工作者在近二三十年持续努力，以大量建立在历史考察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当代文学具有绝不亚于现代文学的史学价值，治当代文学一样需要学术眼光及能力。而在当代文学评论研究的学术推进过程中，洪子诚先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当代文学”史学形态的正式确立，他起的作用最大，其学术贡献堪称无人能比。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出版，一种全新的史述范式，令整个当代文学界惊异、兴奋和欣喜。如果说，此前出版的数十部集体编写、主要用作大学中文系教材的当代文学史著，对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的描述方式大同小异，其中多数比较欠缺学术品格的话，那么，洪子诚的《文学史》不仅完全打破了惯常的述史体例，将文学规范、文学环境、文学制度、文学机构、报刊与会议、文学问题史等等也作为考察对象，多维度地检视当代文学的发生，从而改变了书面文学史本体的构成，更重要的是大量运用稀见的史料，重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以客观化的叙述和缜密而富有弹性的语言引领读者进入这一现场，去触摸逝去年代的炽热与冰冷，使文学史具有了超越文学认知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性。可以说，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和知识化，始自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是他以当代中国第一部个人文学史奠定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不容置疑的学术地位，结束了当代文学无史的历史，尽管《文学史》并非尽善尽美。

《文学史》出版后得到的好评和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远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不少学者认为，《文学史》的写作与出版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里程碑。2000年11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在广东肇庆召开，会上洪子诚的《文学史》成为谈论的热点。广西师范大学的黄伟林教授在发言中说这部文学史的出版是划时代的，惹得在场的洪子诚老师立即满脸羞红，情急地对他的说法加以阻止和否定。尽管洪老师的反应是他一贯谦虚、低调和腼腆的性格使然，他害怕张扬的心理十分真实，但是，说《中国当代文学史》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学术地位却不存在任何夸张的成分。及今，《文学史》出版已近二十年，这本书还不见有后来居上者。在这二十来年里，它持续地发挥着学术影响力，一方面它所发现的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生成机制及其后果，以及前后两个三十年既有连贯性又有差异的文学史深层结构，帮助学习者认识和思考当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及其决定因素，一方面，它对文学史材料的发掘和处理，给研究者示范了进入文学史深处的方法与路径，特别是它所触碰的关乎文学存在的种种问题，给了后来者以开展研究的启示和继续掘进的空间。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风气与格局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明显的改变，即不再局限于文学思潮的勾勒和作家作品的评价，而对文学制度、文学政策和文学期刊等文学生产的关联因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代文学的从业者在文学史研究与书写中明显强化了对学术性的追求。这固然跟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思想文化场域的形成有关，但不能不说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开了当代文学史学术化写作的先河，影响所及，不同世代的当代文学从业者，在研究与写作中与《文学史》建立起了互文关系，有不少论文与专著，都在选题与方法上与洪式写作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因此可以说，“当代文学”实现由批评向研究的转型，洪子诚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2011年6月于海南师范大学讲学

《文学史》影响力，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自问世以来，《文学史》一直被多所高校选为中文系本科生的当代文学教材和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考研指定参考书，它还被翻译成英文、俄文、日文、韩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等在国外出版，这在文学史著作中是少见的。《文学史》既没有在时间里减色，也突破了空间的阈限，只有真正富有学术性的写作，才会有这样强韧而持久的生命力。然而，洪子诚的学术生命力并非只是由一部《文学史》来体现。如果说，《文学史》仿佛横空出世，实则作者经过二十余年在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准备，特别是在喧嚣的年代里他也不畏孤寂地在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日夜爬梳，光是创刊以来的《文艺报》就通读了三遍，长期浸润在刀光剑影的当代文学历史氛围里，靠坐冷板凳对当代文学演进过程的每一处纠结和细节，都进行了目光犀利而深沉的反复打量和长久凝视，积累成《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1956：百花时代》等前期成果，才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文学史》这一集大成之作，体现出一个坚韧的性格和沉潜的心灵不期而遇地与学术圣柱相拥抱的话，那么，以《文学史》而赢得文学史家身份的洪子诚，在专业的压力和回答历史诘问的焦虑大为缓解之后，进入了更为自由的学术思考与实践的人生境界。洪子诚本来就不是急功近利的人，2002年从北大中文系退休以后，他的学术研究与写作就更不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约了。需要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是他从南方的小城考入北京大学以来的人生经验、阅读所记和思考所得，这样他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着性情，不拘格套，不必左顾右盼，没有太多顾忌，但唯实是务，唯真是求，因为这时的写作，固然还是要替学术史负责，但又何尝不是个体生命负载的卸除，不是心灵自由的翔舞。这就是为什么在退休之后，洪子诚进入了又一个重要的学术产出期，几乎是一个学术创制臻于至善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我的阅读史》和《材料与注释》。

《我的阅读史》和《材料与注释》文体都别具一格，前者近乎散文随笔，后者看似材料的堆积，但书中的文章无不与作者的学术历程相关，是其最新学术成果的展现。《我的阅读史》也是一位富有实力与个性的学术主体的形成史。阅读史是一个人在漫长的人生里与书本、艺术、理论、历史事件、友朋与同仁、社会与世界的交互作用的过程，除了先天的禀赋，阅读培养一个人对事物及外部世界的兴趣，形成他（她）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从而铸造出一个人的生命质地与能量，而作为学术主体，他（她）的研究兴趣、关注点、价值取向、言说风格和学术个性都因之而塑成，既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也被偶然机遇所决定。洪子诚不例外。他看待文学的方式，评价文学的标准，对待学术工作的态度，都来自他经由阅读而形成的精神构造，他的思想观点大多能从他的阅读史上找到来源，反过来看，是阅读给了他丰沛而稳定的学术生命力，使之成为当代学术史上的“这一个”。

《材料与注释》则是洪子诚提供给当代文学的前所未有的史述形态。它出版于2016年，其主体由作者亲历当代文学史的非常时期即50-60年代所获得的几篇材料构成，有领导人讲话、会议记录、批判会的发言、交代材料、检讨书等，但不是材料的简单展示，而是按照能够说明特定历史背景上文学界内部冲突的经过、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人物性格命运这一目的加以很有匠心的编排，并在关键之处加以注释，让文学史料说出历史真相，其中隐含了研究者关于文学的历史舛误和人格作为文学与政治权力的中介的真知灼见。由于这些材料来自当代文学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文学事件，如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对《文艺报》“丁陈反党小集团”的打击，1957年的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对冯雪峰的清算以及与之相关的鲁迅全集注释修改事件，1962年的大连会议，1966年文革开始对文艺界“走资派”、“黑帮头目”和“修正主义分子”的揭发批判等；涉及在当代文学最高机构的管理层扮演重要角色的理论批评家和作家，如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邵荃麟、侯金镜、郭小川等，因而在当代文学史里具有结构性的地位和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以说洪子诚通过对人事关系上公私相济之秘情的剥露，把捉到了造成当代文学史沉重喘息的命脉。为了“让材料自己说话”，洪子诚在对材料进行注释时，一方面不断地征引新材料与之互证或互否，以厘清事件的原委或人物的品格，同时，还加以画龙点睛式的评点，以揭示讨论对象的性质，审慎地引导读者对特定语境压力下的语言表述进行甄别，从而对沉埋的历史真相和历史运动中的复杂人性加以现象学的还原。如果没有这种方法独特的解读，未经历过那一年代的人很容易误读或许能接触到的“历史语言”，而在当代文学历史的理解上产生偏差。正因为如此，《材料与注释》的学术创新令人惊诧，它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凭着对历史情境的熟悉将散乱的材料整理为形式独特的文学史著作，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难怪出版后好评如潮，单是《文艺争鸣》就设立“材料与注释评论专辑”，一次性发表钱理群、杨联芬与邢洋、贺桂梅、旷新年、孙民乐、钱文亮、何吉贤、李云雷等人的8篇高质量论文进行集中评介与阐释。从这样的学术反响，恰可看出洪子诚学术生命力的健旺。

《文艺争鸣》2017年03期

那么，洪子诚强健的学术生命力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不是一个能够简单回答得出来的问题。就跟洪子诚所一贯重视的文学现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样，他本人作为一名从甘居寂寞到背负盛名的学者，支撑他心无旁骛持续地进行学术探讨并取得卓越成就的，有多重因素。不过从他的著作和行事里，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些起主要作用的方面，或许可以概括为：不自信带来的认真严谨；与历史同行获得的历史感；博览群书得来的才学识；千锤百炼后始能惜墨如金。

洪子诚出身名校，跻身于文学研究的重镇，但多少年来，他都甘居边缘，只要谈起自我就流露出不自信，每遇赞誉辄羞愧而不敢当，这种表现与他的身份和成就似乎颇不相称，但在他这些丝毫也不是做作，相反极为真诚。无论是谁，与之相处一段时间，都会感到他的谦逊、低调和容易害羞更多地出于他的生性，毋宁说是赤子之心的自然流露。只有像他这样怯于矫饰的人，才长久地保持纯朴的天性。他的不自信似乎源于从小养成的性情，但也与成长过程中有过“受挫”经历有关。洪子诚一再坦陈，他走上文学研究这一行，是缺少创作才能而别无选择的结果，他举出的例子是在北大中文系念文学专业时的创作尝试未能得到认可使他遭受打击。这的确可以看作对一个人所秉得的思维类型的一个证明，然而一两次受挫就放弃创作改弦更张，并不能说明这个人就天生没有创作才华。对于洪子诚来说，吊诡的是，他毕业后留在北大读研究生，后因研究生名额压缩而留在中文系任教，教的就是写作，他的写作才能在他日后的学术写作中完全显现了出来。这样看来，他的不自信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实际上，他的不自信最终成全了他。不自信是一个人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本能的又是理性的自我评估。人在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世界上，本来就十分渺小，容易被淹没：但凡有这样的觉悟，意志才不会膨胀，意识才不会谵妄，才会有对未知世界和无涯知识的敬畏，行事处世才会小心谨慎，对待要做的事情才会格外认真，做的过程和结果才非常严谨。洪子诚的敬畏感和虔诚心也许跟他小时候信过基督教有关。一个人明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才不至于狂妄到以为自己可以掌握这个世界，才不会把一个宏大的构想加诸他人，才不会非要把具体的事物强行嵌入先验性的理论框架。洪子诚做学问，就是老老实实从材料入手，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治文学史，倾向于论从史出，而非以论带史，可以是史论结合，有时候干脆论隐于史。他的文学史写作建立在材料的有机处理的基础之上，因而可以称为信史，没有可有可无的话，没有水分，学术含量高，学术生命力因而历久不衰。读过他的文学史的人，都认为洪子诚治学以严谨著称，殊不知他的严谨原是“不自信”的产物。

出生于1939年的洪子诚，在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时已经晓事，亲眼看到改朝换代给家乡和亲友的生活带来的变化。1956年从广东揭阳县中考上北京大学，从此在北京这个全国政治与文化中心跟着共和国的历史一道行进，经历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和社会事件。1957年，见证了北大惊心动魄的鸣放和反右运动。1958年在北大的操场上练过“钢铁”。1965年与北大63级的学生一起到朝阳区小红门公社参加“四清运动”。1966年参加“文革”，写大字报，参加“战斗队”和革命大批判活动。1969年到江西南昌县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劳动，打柴，种稻，开手扶拖拉机。1971年回到北京，第二年在学校后勤劳动，挖防空洞，当过锅炉工和工地上的小工。1972年夏回中文系参加教学工作。1974年夏受中文系委派，到北京东城区文化区文化馆协助群众文化工作半年。1975年与中文系学生到京西门头沟煤矿、东方红炼油厂劳动，“开门办学”。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与学生一起到唐山灾区“开门办学”，在开滦煤矿劳动，采写抗灾英雄事迹。在唐山时遇毛泽东去世。1977年初加入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恢复正规教学，走上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道路。虽然是以学生和大学教员的身份亲历建国后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在体力劳动中吃过苦，除了“文革”开始时被学生招到宿舍批判过一次之外，未受到什么冲击，但是，这种被历史运动所裹挟的被动性和盲目性是洪子诚这代人普遍存在的历史感。历史潮流由人的活动构成，而人在历史潮流中并不能看清历史的趋势及本质，人被历史所扭曲时也并不觉得自己被扭曲。而当历史发生巨大转折造成断裂时，人却不仅不能为历史担责，反倒在新的历史要求下对同样断裂的个体生命史在精神层面进行投机式的自我修复。意识到这一点，才是更为可贵的历史感。洪子诚具有这样的历史感。因此在当代文学史的清理时，能直面自己在历史中的表现，不惮于反省，对那些卷入政治斗争害人害己的主角，既给予理解的同情，也对其中人格缺陷者加以明贬暗讽。洪子诚研究被政治权力完全左右的那一段当代文学史时，没有回避自己同这段文学史的关系。他提到他和同学先后在50年代和60年代参加的两次听命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写作活动。一次是1958年冬在《诗刊》社徐迟等先生的建议下，与同学谢冕、孙玉石、孙绍振、刘登翰、殷晋培一起编撰《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用“主流”和“逆流”来划分五四以来的新诗。一次是1967年初春参加《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编写。这两次写作活动，是洪子诚深度参与政治化文学史建构的实践。后一次写作发生在“文革”期间，跟“文革”后遭到鄙弃的为激进主义路线服务的“写作班子”的写作活动颇为接近，参加者一般来说讳莫如深。然而洪子诚却原原本本地记述了这次写作的过程及内容，将尊重历史与反省自我很好地统一了起来。由于历史观富于理性，他的写作最大限度地呈现了历史的原貌，它构成了真正反省历史的前提，这样的写作其学术性不言而喻。在《材料与注释》里，洪子诚对那些应该为当代文学队伍的自残负主要责任的文坛领导如周扬、刘白羽、林默涵、张光年、邵荃麟等，没有凭自己的好恶对他们予以臧否，而是让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勾画自己的人格形象，在材料的比勘中让当事人显露出品格的高下。注释对于张光年和邵荃麟在政治压力下的坚持予以肯定，对周扬人格的复杂性加以仔细辨析，使其洁处自洁，污处自污，还了人物也还了历史以公道，评断了当代史上的一段模糊不清的公案，显示了学术的力量。

凡治文学史的人，最好符合治史的主体条件。唐人刘知己在《史通》里说治史者须具史才、史学、史识这“三长”。才，是指敏锐的感觉与表达能力。学，是指深厚的学养根基。识，是指识见也就是对事物的洞察力和综合判断能力。前人认为，这三者相互关联，实为一事。才、学、识的得来，主要靠读书学习、生活阅历以及专业训练与实践。洪子诚应该算是具备“三长”的学者。他能够从南方的小县城考入北京大学，当属经过严格筛选的英才。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学习条件与环境最优。在他就读北大中文系的时候，一批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如游国恩、王力、高名凯、杨晦、朱德熙、冯钟芸、林焘、杨伯峻、王瑶、吴小如等，是他们的授课老师，可以想见洪子诚接受的是怎样的学术熏陶。他的知识结构的形成和和专业能力的不断提升，也得益于他在北大这个优越的学术环境里博览群书，和始终站在学术前沿的文学评论研究实践，以及长期与一流的学生互动的教学相长活动。从《我的阅读史》所提到的书籍即可看出，洪子诚的阅读面很宽，而又围绕文学这个中心。文艺学、美学、史学、思想史、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乃至文化研究理论，共同构成他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资源，但他在文学评论与研究写作中，从不搬弄大而新的概念让文学作品对其加以印证，他只是把这些理论化作他理解文学问题的视角、识见与洞察力。他对音乐与电影的爱好提高了他的艺术修为和精神品味，也投射为他审视文学、品鉴人生的美学趣味。洪子诚先生不苟言笑，看上去严谨，但他绝不古板，更不僵化，而是德高品雅，俯仰自如，乃在于不事张扬的历练获致的渊深学殖，使他对过眼之事能洞若观火，只不过因为深知人类知解力的限度而对直截的判断尤其是二元判断抱着怀疑的态度。洞察力是一种穿透事物表象看见本质（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质的规定性）的能力，由于表象与本质往往不对称，并且所谓本质仍然是一种历史生成的状态，因此洪子诚喜欢寻找问题，并且对解答问题的结论往往要进行辩证性的质疑。而这样的质疑有时会针对同行们对他的某些提法的误解。例如他在《文学史》里提出过搁置价值判断，返回历史现场的主张，于是当代文学界不少人对文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表示蔑视，认为没有学术性。针对这种风气，洪子诚提问：“我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搁置评价，包括审美评价？或者说，这种‘价值中立’的‘读入’历史的方法，能否解决我们的全部问题？”又如，针对流行一时的非本质主义倾向，洪子诚问道：“当我们在不断地质询、颠覆那种神圣化了的、本质化了的叙事时，是不是也要警惕将自己的质询、叙述‘本质化’、‘神圣化’？”才、学、识的综合，才能形成这种透过一层看、从对面看的思维方式。也许见识越多的人，越知道对象世界的难以把握，而自我的观察、思考与分析能力有限，所以在各种选择面前，难免犹豫不决。洪子诚文学史思维的独特性就体现在这种犹豫不决上，他的文学见解因而具有开放性，这也是他的学术生命力的源头活水。

要是从1958年参加《中国新诗发展概况》的写作算起，洪子诚的学术写作时间已整整六十年。不过从50到70年代，北大也一直处在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漩涡边缘，在动荡的年代里洪子诚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好好坐下来教过几天书，更谈不上开展学术研究。他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真正起点是1977年他所在的写作教研室解散，受张钟与谢冕之邀，他加入到当代文学教研室，开始编写当代文学史教材。也就是说，洪子诚的学术研究，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的全程，有整整四十年的历史。他参加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在八十年代曾经是高校首选的当代文学教材之一（影响更大的是郭志刚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因此，洪子诚可算作新时期当代文学学术建设的开拓者之一。不过在前20年，洪子诚还不是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尽管在80年代就出版了《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问题》（1986）,90年代出版了《作家的姿态和自我意识》（1991）、《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97）、《1956：百花时代》（1998）等学术含量颇高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八九十年代还是个评论当家的时代，学术化的文学史研究还没有形成风气，也不被看好。然而，洪子诚并非有意选择退回图书馆翻阅保留着他的历史记忆的旧期刊，误打误撞为他的一个人的文学史做了最充分的准备。实际上，他在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并无引领学术潮流之意，但事实上他开辟了有别于现状批评的文学史研究之路。直到20世纪的大门即将关上的1999年，洪子诚出版了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才从四面八方引来关注的目光和赞誉的声音，一个文学史家从而在当代文学领域拔地而起，在唤醒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识的同时，也给了当代文学批评以自赎的机会。从1977年到2017年，这四十年是洪子诚学术生命的黄金期，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一般学者难以完成的崇高学术业绩，对得起北大对他的培养和珍视。而在这四十年的学术写作中，经过千锤百炼，他的学术表达日臻成熟，及今炉火纯青，仅是语体就打上了鲜明的洪氏印记。文学创作是语言艺术，文学研究难道就不讲究语言表达的艺术性吗？洪子诚写过诗歌史，在新诗的研究和解读中对现代诗人是语言的炼金术士深有体认，故而写作中惜墨如金，字斟句酌，他的文学史语言堪称是逻辑性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坚实硬朗而富有弹性，致密谨严而不失幽默。可以断言，积数十年功力磨砺而出的有着钻石般质地的个性化语言，将会大大延长洪子诚学术写作的生命力。

2011年6月于海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合影

本文原载于《名作欣赏》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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