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欧立德：“帝国”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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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6年10月22-23日第四届“思想与方法”国际高端对话暨学术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举办，会议主题为“变动的秩序，交错的文明：历史中国的内与外”。在这次会议上，争论多年的“新清史”争论再起波澜，代表人物欧立德教授与汪荣祖教授当面交锋，就“新清史”主要观点与“汉化”“帝国”等概念进行商榷，碰撞出激烈的思想火花，有助于进一步深化相关认识。为了促进学术争鸣，全面呈现相关讨论，文艺批评将欧立德、汪荣祖两位学者的争论（《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中国”概念何以成为问题——就“新清史”及相关问题与欧立德教授商榷》）以及汪晖教授《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的区分十分重要》一文连续推送，以深化对“帝国”话语概念的理解。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感谢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授权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帝国”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

欧立德

在方维规教授邀请我参加本届高端论坛的邀请函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朝代边界的变动与更替，秩序的破坏与重建，文明的交错与容受，无不对原有意识结构形成冲击。在此意义上，内/外，中心/周边，文明/野蛮，普遍/特殊等二元对立的自我认识范畴，都须回置到特定历史过程中重新考量。只有通过这种知识考古，才能回应现代中国认同焦虑的核心：什么是中国？如何重做中国人？事实上，如此一脉相承的问题意识，已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这当然就对了。

自梁启超和章炳麟到顾颉刚和傅斯年、范文澜和钱穆，或目前的汪晖、秦晖或许纪霖，都在寻找对这两个最基本的、最关键的问题的解释：在一种民族国家的跨国秩序里，什么是“中国”？ “中国”是什么？然后，在一种充满变化，连语言和认同都不稳定的现代世界里，如何做中国人？如何塑成或重建现代中国人的认同？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时候所思考的问题，恐怕莫过于这些。在美国学术界也是如此。无论是费正清还是列文森，何炳棣还是余英时、魏斐德，史景迁还是孔飞力，他们一直最关心的问题也是这些，就是要了解所谓“古代 中国”（或者说“传统中国”“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关系，试图解释这个演变过程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个过程和当代中国的关系及其影响。

尤其是现在，清末以来富国强兵的梦想正在实现，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些问题越来越迫切。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是个强国，而一 个强国的历史的意义与一般国家的不一样。正如德国史学家巴托夫所说：“当一个强国以它的过去作为决定国策的参考点（或者有如此的姿态），那么这个强国的过去（或者对过去的理解）就要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

欧立德著

话 语

在思考这些基本又重要的问题时，学者们针对不同维度下的主题，选取的是不同的路径。就像方维规教授提醒我们的那样，“只有充分整合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思路，才能更好地探索创造性的学术生产方式，理解‘中国’意识的历史构成与现实张力”。但即便如此，问题也不会有最终答案，这不仅因为不同观点与解释势必出现，更因为提出这些问题的语境在不断变化，而我们尝试谈论这些问题的语言也在不断发展。

光绪初年，汉语中没有民族、国家、经济学、文化和民主这样的词，十年或二十年前，也没有诸如话语建构、语境、大数据和族群这样的词。这些词汇和概念已经存在，假装它们不存在是愚蠢的。即便它们对一代人来说是崭新的，对下一代人而言， 它们就只是简简单单在那里存在而已，很快就会变得好像不曾没有过一样，变成我们思维结构的一部分，变成我们学生的思维结构的一部分。在准备这次对话时，我特别关注语言，以及来自不同地域的学者们交流想法时，语言所带来的问题。

我的演讲是先用中文写好，还是先用英文写，然后请人帮我翻译比较好呢？请谁来翻译呢？翻译之后怎么能准确表述我将要说的是我想说的？特别在中文和英文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通常不太关注，却和这次论坛的主题——“思想与方法”直接有关，正是对此的共同兴趣让我们今天共济一堂。在这里我想举个例 子。我猜想，主办者之所以邀请我参加这次讨论，是相信并期待我们能够彼此交流，我的参与或多或少意味着给大家带来一些“麻烦”，但这种交流是可能的，而这些“麻烦”也值得，至少我们希望如此。

之所以会有点“麻烦”，一是因为我的语言限制：如果我说英语，我的话得不到理解的可能性变大，而如果我说汉语，那我的话被误解的可能性变大；二是因为，汉语不是我的母语，我被迫一直在考虑翻译问题、意思的易变、词语狡猾的天性。所以，我在写稿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些东西会变成怎样的汉语，又会被怎样理解，这让整个写作进度变得缓慢。

让我再就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确一些。在座的各位大概都听过一个说法：“中国学者”擅长材料，“西方学者”擅长理论。这一观察通常伴随着另外一个观点，即认为“西方理论”虽然很好，但用它们来讨论中国历史会产生许多问题：因为它们来自不同的经验，所以西方人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的概念和观点不适合中国。这种说法中，“中国”历史被看做是独特的，只有通过“中国”概念和“中国”理论才能被理解和解释。西方的概念与之有着根本 上的“隔膜”——或许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也只是被用于论证中国经验的独一无二罢了——西方理论的“不同”被 看作彻底又本质的。

我想简短地指出这种立场的两个问题。第一，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不可能在中国找到空间。众所周知，这一理论完全来自西方的历史经验。然而我们也都知道，在近一个世纪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找到了富饶的土壤，持续对政治和学术话语产生重要影响。如果说来自西方的理论同理解和分析中国现实之间的不协调是内在的，这种说法无疑忽视了长期以来大量关于中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言说和书写。我们或许不能全盘接受这些讨论，或许会质疑这些概念的运用方式，但却不能坚称它没有帮助我们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国社会中的历史推动力。

第二，如果用“中国”理论，意味着只能使用汉语中“土生土长”的词汇和概念，那么我们能说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即使不讨论1700年前佛教进入中国时对汉语产生的巨大影响，过去一个世纪中汉语和日语、德语、英语、俄语间的互动，已意味着中国学者今天使用的语言充斥着“外来的”内容。就像一位年轻学者最近写的那样：“由于我们现代的知识体系源于西方，目前我们生活世界中的一切似乎也只能在西方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自我表述，原先只是作为一种他者的西方文化，如今在全球化时代之下，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已经成为文化本身，成为我们的当代历史与现代经验的组成部分，从而当代中国的问题也变成完全是整个现代性文化自身的内部问题。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更无法在西方之外建构出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

既然任何人都不能逃脱“语言的牢笼”，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去了解它的限制，即使我们在使劲反抗它。实际上，这意味着非常仔细地思索语言和意义，包括那些难以定义的词，比如“中国”。

我们聚集在这里，部分是为提出“什么是中国” 这个问题。将一些包括“汉语”在内的范畴看成理所当然，而不设法质疑与研究，违背了我们的初衷，使任务变得难以达成。因此，至少为了对话，让我们悬置西方学者“擅长理论”和欧洲（或美国、俄罗斯、巴西）经验与中国无关的观点，转而看到它们间可能的关联——如果我们能仔细地定义术语，确立将这些概念引入思考的前提条件。

这又把我们带回我开头时引用的方维规教授的话，其中一个表述强调了知识考古的重要。这一实践，在德语中被尊称为“Begriffsgeschichte”，中文译为“概念史”，这是我们作为学者应该参与的实践。 我们中大部分人都不能改变这些词汇在日常语境中的使用，但改变我们自己对它们的理解和使用却是可以做到的。毕竟，社会对我们的期待，是探寻真理，缜密地调查我们面临的问题，冷静地思考那些令我们分歧、绊住我们思考的二元结构。这也是我们对彼此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将有着不同文化、机构 和个人背景的我们在国际学术界中聚合一处。

方维规教授

方维规教授已经为我们列举了几组二分——内/外，中心/ 周边，文明/野蛮，普遍/特殊——我相信每个人都能列举更多。我不了解你们课堂上的情况，但在我的课堂 上，二元结构正不断遭到挑战和拆解，我们通常称之 为“假二分（false binaries）”或“错误的二元论（false di- chotomies）”；它们所设置的选择，最终都被证明不全 是黑与白，而总有着深浅不同的灰色地带。二元论不是我们的朋友，它不可避免地将事情简单化，而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恰恰是复杂性和细微差别。但二元论作为反面典型倒是很有用，帮助我们聚焦那些更有趣的问题，让我们知道有趣的问题不会出现在一个“不是/就是”的非黑即白的框架下，而是“到什么程度”“以怎样的方式”“在什么情况下”。

方 法

在前面我讨论了话语带来的挑战，现在让我把话题转向眼下更大的问题——“中国”观念的演变。 这一观念如何发展到现在所具有的意思？外来动力在其演变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与内在因素在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政治中又有怎样的互动？葛兆光教授最近提示我们，中国概念从最初就与地理上的相对位置密切相关，与他者的感知在某种程度上密切相关，或者说是外部的。正如他在自己的杰作中勾勒的那样，中国一词拥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关于什么是“内”什么又是“外”，这样的争论永远不会结束。

这提醒了我一个非常基本而困难的问题：如何 在“内”与“外”之间划界限？我们怎么区分二者？很明显，这些术语是相对的，从逻辑上说，一方的存在只是相对于另一方而言的。任何区分“内”与“外”的 尝试，都不可避免地取决于人所处的位置，因此，想要提供一个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都通用的绝对区分只能是无用功。葛兆光教授在他的书中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内”和“外”互相转换思考的方法。

这里我想提一个稍微不同的观点，它不关乎“外”在“内”的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而是关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永远不会就“内”和“外”的界限在哪里达成一致。简单来说，一个人的“内”总是另一个人的“外”。

我是通过一些对拙著的批评意识到这点的。在我的书中，我没有将清朝描述为“明代的重温”，而是将它穿过长城、占领整个国家的过程看作一场“征服”。“无稽之谈！”有些人这么说，“清朝模仿了明朝。满族一直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怎么能把他们获得政治主导地位的过程看作外人接管”？我想，这一反应的深层原因，是对过去某套叙事的完整性甚至神圣性的坚定信念，这套叙事将清朝看作中国漫长朝代更迭中的最后一个，拒绝接受将清朝归入其他任何叙事。

比如说北方民族统治中国的叙事，边疆民族占据中心大城市的叙事，游牧民族统治农耕民族的叙事，或者少数民族统治的叙事——不论是在中国语境还是在世界历史的语境下。而对元朝不是“中国”或不只是“中国”的主张，许多人也给出了同样的回应——尽管很显然，对于任何蒙古人来说，元中国都只是更大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我能理解，熟悉的叙事让人舒服。它们有着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代表某种确定性，是身份的试金石。但是我们需要在这里停下，思考我们作为学者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德国历史学家鲁道夫（Hermann Rudolph）有一段话：“莫非史学就应指引方向，唤醒自豪感和自我意识，使之成为‘认同’与‘国族共识’的起点？还是它的任务更应是动摇惯例，怀疑俗套，从而使我们对未来的想像更为清晰呢？”在这一点上，我必须同意鲁道夫的观点，坚持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质疑并重新检验给定的叙事。在我看来，有历史证据显示，不同地域都有长期的暴力反满运动，而汉人普遍瞧不起满人，认为他们低人一等，与自己没什么共同之处。考虑到这些，我们很难认 为清的强制统治不是一场征服，一场在中国大多数人眼中的“外来”侵略。

毫无疑问，关于这些问题会有持续不断的争论。在我们的中国同行中，很少会有人改变他们使用的语言，谈论英语中所说的“清的征服（the Qing conquest）”。有人坚持认为，如果在17世纪中期有任何反满情绪，那实际上都是政治性的，是为表达对明朝的忠诚，而没有任何种族色彩。他们会说，所有对满人的贬低和攻击都基于手足情深和共同的身份认同；而像《大义觉迷录》这样的史料，证明了满人是多么的“中国人”。但他们没有停下来思索一下，如果满人真是如此“中国人”，那雍正为何从一开始就殚精竭虑，试图通过写作和出版这本书向世人证明这件事呢？

大义觉迷录

历史学家用今日的国家和民族范畴回望过去，将本来流动变化着的区分看做一成不变的，只要这种风气继续存在，那么关于内和外的分歧还将延续。只有当我们达成一致，看到将现代的现实和感性投射到过去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错误，讨论才能富有成效。与此同时，上一辈学者如萧一山、钱穆等人定下了一套国族叙事，人们因而批评那些胆敢质疑是什么；最近有关文明交错的辩论中涌现的激烈言辞和决然分歧的意见，也都源自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们发现一大批学者仍执着于传统而理想的单向文化变迁观念。

我担心我们在设置话语界限问题上的共同失败，在意见分歧之前就已带来误解；极少有参与讨论的人说明他们理解的汉化是什么，人们甚至不能判断他们同意谁、不同意谁。同时，好像很长时间之后，在中国讨论文化互渗过程时，才能脱离中国例外论。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语言的使用是如何把问题孤立化，而不是使我们以更宽阔的视角讨论中国状况。如果中国的史学家只想谈论汉化，那么其他人，比如一个研究诺曼王朝时期英国的学者，或者一个研究莫卧儿帝国时期印度的学者，该如何参与对话？有谁关心他们能否参与对话吗？我们中国学 学人是否只有和同领域的人说话才感到开心？

这些问题让我们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思考，内/外的二分是怎样为理解、书写和想象中国历史带来挑战的，也就是说，中国被看作在世界历史潮流之内还是之外？令人惊讶的是，在清朝外交关系的相关著作外，如今依然很难找到一本中文的中国史著作，至少是清史著作，涉及同时段在世界其他角落发生的任何事，或任何与书中讨论的相似的现象，不管是税收、军事财政还是家庭经济。

我想，我在这里谈论的并不是历史中国的“内”与“外”，而是中国史学的“内”与“外”。我的看法或许有问题，但我认为二者是相关的：至少在过去一百年里，更有可能是更长一段时间内，历史中国和中国史学缠结在一起，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变动的秩序”和“交错的文明”的重要部分。这不是我发言的重点，我提到这个是因为，如果我们对于历史中国的理解不是作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它将毫无意义；甚至，历史中国自身构建了一个话语体制，它自身就是历史实践的产物。因此，留心用本土语言写就的本国著述而外，作为历史学家多大程度上关心国外用外语写就的著作，将会深刻地塑造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影响它的话语位置。

蒋廷黻

中国第一代现代学者没有忘记这一点，他们几乎都在国外深造过，这也是蒋廷黻在清华大学创建中国第一个历史系的关键所在。我想，对于正在显露峥嵘的当代许多学者和他们的老师来说也是同样情形。但我仍然要再说一遍，要是强迫自己仔细思考这一命题，就会像我一样发现，一个中国的中国史学家同过去的关系，与一个不在这里出生的中国史学家并不一样。这个观察同样适用于那些非汉族史学家，也就是满族、蒙古族或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中国史学家，他们和过去的关系也互不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但也只是有限的程度上。

过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异邦。偶然的出生地，并不意味着一个或另一个群体的特殊性，不意味着他们拥有接近真相的特权。我想，我们不会说一个中国的物理学家同相对论或者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关系，与一个俄罗斯或日本的物理学家有任何差别。差别在何处？我的猜测是，差别在我们和语言的关系上，比起数学等式，我们赖以工作的语言这一中介，更多地受到文化的影响，会产生屈折变化。

原谅我再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对语言的批判态度和话语考古的展开。我想以此接着谈论另一个萦绕我们心头的名词，那就是empire，或者说“帝国”。

概念考古

我猜，我们中许多人都将传统中国看作一个帝国。几年前，我开始怀疑这个老习惯，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严格说，这不是一篇学术文章，但它确实提出了一系列我至今仍在思索的问题。19世纪末以前，中国文化阶层的词汇中并没有“empire”或“帝国”这样的词，考虑到这点，我们如何证明用这一观念与相关术语去讨论20世纪前的中国是合理的？

帝国这个词来自何处？它什么时候被用来描述中国的政治秩序？为什么？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词来讨论“中国”吗？这个观念可被用来讨论清朝吗？简单说就是，“帝国”在研究历史中国的语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在汉语中又是怎样谈论它的？

当我开始研究这些问题时，我发现很少有人驻足思考它们。我们这些外国人大部分都认为，1911年前统治中国的人被称为“帝”，“帝”又自动被翻译为英语的“emperor”，1911年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因而就被称做“帝国的（imperial）”。许多中国学者，也都沿着这条思路谈论帝国，并没有太多思考。因此，目前把中国当作“帝国”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知识实践的副产品，主要都认为“帝”和“emperor”意思差不多，是个比“king”或者“王”更高的级别。

但依我看，汉语中缺乏对“帝国”作为一个政治类型的全面理论思考，因此不能解释为什么应该把清朝或者其它类似的、基于中国的国家，视为“帝国”。现在，诸 如“帝”“皇帝”“天子”等术语的存在显然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这些词语能和其他语言中的词语直接等同，比如认为“帝”“皇帝”“天子”和“emperor” 这个词相同，或者认为“天下”是“empire”，就很容易带来问题。不是说把传统中国（或“历史中国”）当作 一个帝国的想法没有任何根据，重要的是讨论“帝国”和究竟什么是帝国。

毕竟，词语十分重要，概念也一样。如果历史中国是一个帝国，有人或许会问，历史中国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个帝国？我们是否可以用“帝国主义（imperialism）”来形容那些政策和措施？如果不可以，为什么？此外，如果想要比较中国 历史上的历代朝代，或者将其和世界历史中其他相似的国家相比较，确立帝国的意义也是重要的。

荷使初访中国记

其实，中国被当作“帝国”的过程漫长而复杂，可以被分割成三次话语的转移，一次在17世纪，一次在19世纪，一次在21世纪。我在其他地方曾简短地谈过头两次，让我先从它们讲起。

17世纪中期，西方人初次达成一致，认为中国是帝国而非王国。那些年极富戏剧性的政治事件，以及empire的意思在欧洲现代的变化，都与这一话语转移有关。我们知道，比如说，清的征服的本质，唤醒了欧洲人自身关于帝国的历史观念。举例说，1666 年出版的《荷使初访中国记》（Die Gesandtschaft der Ost-Indischen Gesellschaft）中，诺伊霍夫（Johann Neuhof, 1618-1672）记录了荷兰使者访清，向读者展现了他所看到的破坏，认为鞑靼人的凶狠没有任何征服者能比得上：“古希腊人和傲慢的罗马人让世界上那么多地方臣服于自己脚下，也从没有像心狠手辣的鞑靼人一样，用如此残忍的手段伤害他们的手下败将，用难以忍受的痛苦让他们垂下眼睛。”此外，中国和鞑靼在同一个强大的当政者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也让他们把大清国看作帝国。强调王国与联合王国——沿着埃利奥特（J.H.Elliott）所说的“复合君主制（composite monarchies）”的思路——提示我们， 是什么特征让欧洲人认为中国是“帝国”的。

故事的第二部分展开于19世纪，“帝国”这个现代词汇被发明。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在此之前，汉语中没有任何一个和“empire”准确等同的词汇。一般认为，像许多科学或者社会科学术语来自日语一样，帝国这个词来自日语的帝国（teikoku），在19世纪90年代由中国留学生引入。然而，我们在中文文献中发现，“帝国”一词在19世纪更早的时候就被偶尔使用，远远早于中国学生出现在东京。对“帝国”一词的最早使用可以追溯到1820年的一期《察世俗每月统计传》，苏格兰使者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写了一篇题为《论亚非利加列国》的文章。马礼逊用如下方式解释了世界诸国间的等级秩序：“亚非利加之分、有侯国、有王国、有帝国、又有多小国未有一定的朝政者。”据我有限的了解，这是英语“empire”一词在汉语中第一次用“帝国”这种方式表达——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确信马礼逊没有从日语中借用这个词。

梁廷枏

下一次使用“帝国”一词，是在30年后的《夷氛纪略》中，这是清朝官员梁廷枏为叙述鸦片战争所写的文字，其中，他提供了一个对欧洲政治主权不同结构的简短观察：“窃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这似乎是中国人最早在 “empire”的意味上使用“帝国”一词。19世纪80年代，在清朝外交官员黄遵宪的与日本相关的文章中，我们再一次看见了这个词。同时期，另一名清朝外交官员在他的欧游随笔中这样描述奥匈帝国的结构：“奥君系王而兼帝者也。帝国曰奥。王国曰翁搿阿一名。”

这一证据显示，用“帝国”一词翻译“empire”要早于中国学生赴日，这是西方和中国的翻译者与外交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能够用一个词向中国读者解释历史和当下的世界政治结构。

然而这仍未说明“帝国”一词何时被用于中国自身。“帝国”变为描述清朝的术语，关键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在这份文件的中文和日文版中，清政府被称做“the Great Qing empire”或者“大清帝国”——这是“帝国”一词第一次被用于描述中国的朝代。马关条约后的数月间，许多作者和思想家，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的撰文者，都接受了清是一个“帝国”的说法。在官方语言中，在义和团起义之后的话语中，这一术语被正常化，中国官员和文人（比如张之洞 、端方）也会用这一表述书写清帝国。满族统治者和汉族文人将国际上认为中国是帝国的观念不断内化，1908年的宪法草案中，有“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字样，这可被视为这一内化过程的完成。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关于中国-帝国的话语转移，距今大约只有十年。如果我们在过去100年间中文书籍的标题中检索“帝国”这个关键词，会发现到20世纪90年代末，几乎所有“帝国”都出现在“帝国主义”这个用语中，明确是指19世纪和20世纪那些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活动。然而过去的15年间，有成百上千的文章和书籍在中国出现，在这些书里20世纪前的中国——秦、汉、隋、唐、宋、元、明、清被称为“帝国”。也就是说，关于帝国主义的书籍落伍了，关于帝国的书流行起来。一个很好的例子是2005年的畅销书，易中天教授所著的《帝国的终结》，这本书将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0世纪的历史放在一个中央集权趋势不断加强的漫长叙事中，作者认为中央集权是帝国体系的标志。汪荣祖教授几年前也出版了一本题为《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的著作，在这本书中，大清国被平实地描述为一个帝国。

《帝国的终结》

这种对于“empire/帝国”的新用法很奇妙。我觉得这种用法如果能打开比较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前景光明。我相信，我们史学家的工作可以借深思熟虑又细致周到的比较得到改善。甚至可以说，史学家的工作，只有通过深思熟虑又细致周到的比较才得以推进。尽管我们所做的只是比较明和清，或者乾隆早年和乾隆晚年，我们一样是在进行比较研究。当然，我不否认任何具体案例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之表达的特殊性，但我相信，将这些表达还原为纯粹的类型或独一无二的本质——不论是 文化的、人种的、种族的或地理的——都犯了严重错误。那些认为中国的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 因为太特殊所以不能和世界上数千年来无数其他民族的经验放在一起研究的看法，我不能接受。

现在，许多中国史学家都能接受“帝国”这个词， 但却反对把基于中国的王朝看作“帝国主义”，因为这全然违背了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而非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常识。他们认为，将“帝国主义”甚至“帝国”这样的词用于中国，是不加思考地转换来自西方经验的概念，特别是现代工业化的早期经验和资本主义的早期经验；在他们眼里，这和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毫无关系。我必须说，他们这么说有他们的道理，这也是我的一些同行倾向于“帝制”而非“帝国”的原因，但这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所有这些最后都会回到“帝国”一词上。 所以，我希望展现其他思考帝国的方法，它能解决问 题，并让我们将中国问题带入一个更大的“什么是和什么不是帝国”的讨论中。

总的来说，过去几年里出现了历史研究领域中“帝国的转向”，它平行于其他一些（不仅是史学）研究领域的重大转向，如语言转向、性别转向、后现代转向、民族转向，等等。为什么开始关注帝国？我不想详细解释这个转向为何现在出现，但我会指出为这一新的研究方向铺路的两个重大事件。

我认为，第一个主要动力可以追溯到苏联解体，许多新的民族国家在上世纪 90 年代创立（或重建），这让人重新意识到帝国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投下的长长的阴影。类似的还有南斯拉夫的失败，而它本身就是哈布斯堡帝国崩溃的产物；还 有中东的冲突——奥斯曼、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帝国利益在这里像慢动作的车祸般发生碰撞——这些都吸引历史学家从根源上研究这些状况的原因。

“9·11”

新帝国史崛起的第二大推动力是“9·11”事件的后遗症，美国武装力量首先干预了阿富汗，然后是伊拉克，许多人将这视为帝国主义政策的体现。特别是在美国，这种突然而非常不正当地、赤裸裸地使用军事力量的行为，引起许多学者重新反思他们以为“帝国时代”只存在于过去的假设；与此相反，我们似乎正生活在其中。对帝国的研究，是许多学者试图弄懂自己国家政府行为的一种方式。

帝国转向的一个结果，是认识到国家和帝国的历史在很多方面交织在一起：帝国不再被看作与国族缔造过程遥远而无关的历史，而是被重新解释为国族故事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国族故事其实并不像原本以为的那样“国族”。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史学界的这种趋势，那些习惯于旧式叙事的人并不总能同意新帝国史引入的一些复杂问题：在旧式叙述中，不列颠群岛的英国性（Britishness）被视为完全本土的，而最近研究显示，英国性是英国多个世纪以来帝国经验的产物。

帝国转向的另一个结果，是质疑当代全球化是否真的没有先例，现代世界与其说和帝国保持距离，不如说实际上是帝国的延续。换句话说，从前的观点是，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型是 一个单向过程，两种政治结构彰明较著，而现在这一观点有所改变。至少，“帝国”已经被救出历史的垃圾箱，重新获得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30 年前的“帝国”是一句脏话，而现在它重又出现在学术研究中，是分析时一个颇为有用的术语。

有一篇文章回顾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帝国的转向’一般被定义为从国别史或国族史的研究转向帝国研究，从而使设定在帝国和国家之间的领土、文化和政治界限复杂化。‘新’帝国史本身作为修订的‘旧’帝国史，更侧重于文化、性别和种族，而不是高阶政治、经济或军事扩张。”从这一点延展开说，帝国的转向与先前的研究在两点上有所不同。首先，它以政治结构而不是经济形式的角度研究帝国；换一种说法，它更感兴趣的是主权和文化，而不是资源及其获取。在这个意义上，它明显依托于同后殖民主义研究密切相关的一些先行研究：它不否认经济的重要性（或唯物主义立场），然而更感兴趣的是帝国内部的心态和结构的构成，甚至到真正的帝国消失后，这些方面依然继续影响着形势变化。

其次，与以往对帝国的研究相比，帝国转向具有更明确的比较特征，试图发现被称为“帝国形态”的存在背后的相似性，我们也可以打上“帝国体系”这 一标签。这对那些查考过去不同形式的政治组织的人来说非常有用，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些从事中国研究的人。

与帝国转向相关的思考和著作，虽然大部分集中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美地区，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在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其他帝国形态。因此，作为一个整体，这类研究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以欧洲为中心，而实际上是全球性的，是要将之纳入崭新的全球史；在这种历史叙事中，关系网的建造，人口、观念、图像和货物的流动都得到认真的研究，而它本身“越来越受到的影响，正是我们的迫切需求，即从地域角度了解并历史地看待我们自身的全球化处境”：“新的全球史/帝国史所设定的去中心的叙事中，没有任何单一的推动力，而是多样的、难以操控的系统、流程、想象以及偶然事件的发生，推动不同国家、帝国、共同体及其成员，向着不同的方向行进。

新近这种重写世界史的隐含动机，就是赋予全球经济和共同体中的人以行动力、主体性和历史意识，从根本上动摇史学传统中的诸多二元定式，诸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宗主国与殖民地，核心与周边，还有——也许最重要的——欧洲和非欧洲的二元对立。”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确定新帝国史与中国史研究——不仅是清史研究——究竟有什么联系。首先，帝国转向为批判性思考帝国结构提供了工具，这就为一个问题提供了答案。我们的问题是：传统中国是一个帝国吗？抛开帝国是否等于“empire”的棘手问题，转而聚焦于形式、标志，以及帝国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评估特 定历史状态或时期。具体地说，当我们谈论帝国的时候，我们在谈些什么？

我们或许可以从最基本的方面着手，也就是帝国形态和国族形态的区别：国族取决于对同一性和同质性的假设，帝国则基于差异性和异质性的假设。也就是说，帝国给人的预期，是同一整体中有着诸多民族、地貌、语言和信仰。帝国广阔而不均衡，有等级、不对等的建制和扩张；帝国与帝国也并不全都相同。在这些方面，帝国和国族非常不同。当然，实践中的国族也可能不是完全同质的，但在理论上或在同质化过程中如此。这是民族国家背后的整体观念——民族和国家、人民和国家是一致的。而这明显不是帝国背后的观念：帝国包含而不是调和差异。

了解帝国的基本性质后，一些共同的特征往往见之于所有帝国的结构：不仅包括辽阔的疆域和差别很大的人口，帝国还有制度和其他方面的诸多相似之处——库珀（Frederick Cooper）和伯班克（Jane Bur- bank）称之为“统治套路（repertoires of rule）”——包括历史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多种来源，多种法律系统， 多种管理系统；由原住人口和职业军人产生的双重文化；有活力但冲突不断的边疆，帝国与帝国在这里交锋，竞争带来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技术的变化。有了这些知识，我们就可以回望和研究过去不同的国家，评估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些类型；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索重新发明、添加和改变帝国类型的途径。不用说，这不是机械工作，而必须深思和谨慎。

帝国转向与我们这些中国史研究者相关的另一个原因，是它让过去与现在对话，以史为鉴。正如我提到的，西方学术界的帝国转向源于一种认识，即帝国经验并不单纯是遥远的记忆，它实实在在地在当代事务中持续发挥作用。联邦解体、政府崩溃、战争爆发、侵略上演——现有的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不能恰当地解释其中任何一个现象。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世界发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变化，学者们被迫寻找其他解释；对于史学家来说，这意味着质疑我们将“帝国”抛在身后的信念。事实上，只要我们留心，它似乎无所不在——我们说的语言、吃的食物、穿的衣服、听的音乐、我们的娱乐——帝国无处不在。

因此，我们更应仔细思考帝国的含义，帝国文化对中国现在和未来的遗产，以及意义制造过程中“内”与“外”的关联。

结 论

“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我希望关于西方史学中“帝国转向”的简短讨论，对于介绍一种新的思考“帝国”的方式是有益的——不再将其看做一种纯粹的经济剥削形式，而是对一种政治肌体的思考。这种方式能很好地描述清朝这样的国家的结构，使我们能够把清朝与其他帝国形态放在一起，比较异同。我的信念是，能够进行这样的讨论，将进一步弱化“内”和“外”在过去几百年间稳步减少的差异，就像最开始是欧洲人、后来中国人自己也将清和“中国”看作一个帝国。这在丰富中国史研究的同时，对全球史亦有贡献。

同时，我还试图强调话语和方法的重要性，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要进入这样的讨论，那么厘清语言和语境的分歧是至关重要的，这能影响我们对眼前面临的问题的清晰认识。在我看来，围绕新清史的争议中，很多并不是如何看待事实的分歧（尽管这种分歧存在），而是潜在的话语差异。为使观点的交流更富有成效，双方讨论的术语要有参照框架，这是基本而重要的。对于我们学者而言，要想能够获得理解，不仅需要仔细地考虑史 料，还需要考虑概念和语言；它要求我们在尝试准确地翻译我们的想法和使用恰当的术语时，很实在地应对挑战。

在我看来，除了少数例外，我们基本上都跳过了翻译问题，而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做知识交换附带的“技术”问题。然而，从我与学生和同事多年的工作中，我相信翻译行为本身构成了学术交流的过程。以这样的方式来为翻译正名，是认识到它像桥梁般连接“内”和“外”的第一步。

本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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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独孤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