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朱羽： “心理”的“剩余”——1960年代心理学批判视域中的“情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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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新中国心理学发展史来看，自1958年以后，心理学界就着力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关的领域，并在“中间科学”这一相对暧昧的界定下，缓冲着显白性“政治”教导的全然渗透。从1964年《红旗》对冯定通俗哲学读物知识“失当”的批判，1963年至1966年间“情感”议题论争的不断激进化，到控制论及一般新兴技术机制话语对中国心理学界的进入，都是心理学对当前“形势”的适应。

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必须实行“文化甄别”。如果想要塑形真正具有自觉能动性与政治意识的新人，所做的工作远远比“政治思想工作”要复杂。作者朱羽考察了1960年代心理学批判视域中的种种问题，并提出：虽然其潜能尚有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评估与发掘，激进时代“心”的线索仍正以辩证地方式联通着后一个时代。

本文节选自朱羽著《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该章节出版之前未在期刊发表过，此次为公众号首推，感谢作者朱羽授权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朱羽

“心理”的剩余

1960年代心理学批判视域中的“情感”及其他

一

对冯定（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因毛泽东曾看重其对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从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调任北大教师[1]）哲学观点的批判，是从自称“学习很差”的“普通读者”张启勋给《红旗》杂志的来信发表后开始的。《红旗》1964年17-18期（9月23日出版）“通讯”栏以“评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为题，号召对冯数本颇为畅销的通俗哲学读物进行批判。除《共产主义人生观》[2]，主要受到攻击的是冯定著于解放前、此后不断修订的《平凡的真理》[3]。1964年第21-22期《红旗》（11月21日出版）可谓冯定批判专号，其中陆锋所著《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评<平凡的真理>》是一篇展开全面批判的长文（此文被1964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转载）。文章点出《平凡的真理》是“一本庸人哲学”，只讲个人“趋利避害”，不讲阶级斗争和革命，让人放弃崇高理想，帮助资产阶级毒害青年。而且此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用人性论来解释历史，宣扬生产力论与福利国家，由此汇入现代修正主义哲学大潮。[4]同期“通讯”栏刊出四封批判冯定的“读者来信”，分别从“过渡时期没有阶级斗争吗？”、“敌我矛盾不容调和”、“英雄事迹从哪里来”、“驳‘和平转变’论”角度展开驳斥。[5]196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编者的话”对冯定及其著述作出结论，认为“这是一株毒草。但是，毒草拔掉可以当肥料，冯定的这本书，经过批判，坏事可以变为好事。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反面教材。我们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中，立共产主义世界观。”[6]从而使冯定批判同社会主义教育、学习雷锋式新人、确立真正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结合了起来。此后《人民日报》上的相关讨论一直延续到本年3月。

《红旗》1964年第21-22期

在冯定批判中，有一条线索尤其值得重视：即指责冯定运用“心理、生理学”知识“失当”。[7]在张启勋对于《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初始”批判中，有这样一种指责后来被不断重复：

作者在阐述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发生矛盾时举例说：“比如董存瑞和黄继光，正因舍弃了一己的生命不仅可以挽救许多同志的生命，战役的胜利和革命的胜利不仅可以挽救更多的同胞的生命，而且还为新生、后代建立永久和平幸福的生活，于是就出现‘视死如归’而使人可歌可泣的业绩来了。自然，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的，而可能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如果说他们在这种伟大动人的场合上只凭感情和冲动办事，这不是对我们英雄的诬蔑吗？……我们认为，董存瑞也好，黄继光也好，杨连弟也好，丘少云也好，罗盛教也好，他们在准备为祖国牺牲的时候，是经过了比较和考虑才做出选择的，因而他们在祖国需要的时刻，毅然决然地完成了党和祖国人民交给他们的光荣任务。我们的这些英雄是有远大理想的，有高贵的共产主义品德的，有正确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的。他们的牺牲，决不只是凭一时的冲动。这是为了国家为了整体利益牺牲一切的光辉榜样。[8]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评价董存瑞、黄继光等革命烈士在牺牲那一刹那的心理状态。冯定认为这一刹那不可能存在“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只能是一种自发的“正义的冲动”。而张启勋及后来的批评者，则认为这是对于英雄的诬蔑。他们希望用一种始终自觉的、能够自我掌控的“能动”的状态来理解“心”的状态；而且强调从稳定的道德与理想层面来解释英雄的行动。这背后无疑体现着“自发”与“自觉”之争。有趣的是，如果做一点“索引”，就会发现，与冯定相似的表述可以在心理学家那里找到。在1958年“批判心理学的资产阶级方向”运动中，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师朱智贤的言论被挖出：“朱智贤甚至曾向一些学生说：黄继光、董存瑞英雄牺牲时的情感是属于一种‘激情’。而按照‘心理学’，‘激情’是一种短暂的、不能持久的情感，持有这种情感的人，往往容易犯错误。”[9]或许朱智贤看过冯定之书，也许是冯定接触过朱的说法。这已无从考证。关键在于这种“互文”本身——“心理学”在提供一种解释的可能性，在不断生产关于“人”的“科学”认识。

《共产主义人生观》 冯定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1965年针对冯定《平凡的真理》一书贩卖“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批评，首先便可在此种“人”的争执上来把握：

冯定正是借助于这种工具[资产阶级心理学]，才毫不费力地把人变成动物，变成活的机器；把人的心理活动变成生物本能和生理反射；抛开人的真正的社会本质，抓住“人是高等动物”这一命题，把人的心理和行为都贴上生理学的标签，从而彻底抹杀了人的心理的阶级性和能动性。冯定在分析人的心理和行为时，也是借助于资产阶级心理学的观点，随随便便地就用生物学和生理学规律代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10]

但在这里，郭念峰的批判有意无意地略去了一个重要的“中介”——即构成整个苏联心理学基础、也一度成为新中国心理学基础的巴甫洛夫学说。[11]《平凡的真理》第一篇第二章“脑子的结构和机能”部分，明显是1953年后全国学习巴甫洛夫生理学的产物。冯定对此交代得也非常清楚：“脑子，历来是被人认为玄虚之门和神秘之宅的；然而经过进步的科学家们的不断研究，特别是经过苏联巴甫洛夫这样伟大的科学家的不断研究，现在这玄虚之门已开始被打进而这神秘之宅也开始被闯入了。”[12]具体说来，冯定依托的是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13]

当时的苏联及中国心理学界普遍认为，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为马列主义反映论提供了自然哲学基础。[14]因此，社会主义心理学话语的改造，主要就是由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诸概念来塑造的：譬如，与低级神经中枢（如脊髓）相关的“非条件反射”以及与大脑相关的“条件反射”；作为高级神经活动主要表现的“抑制”与“兴奋”；与印象、感觉相关的“第一信号系统”以及与语言相关的“第二信号系统”；神经系统四类型（强壮然而不平衡的“胆汁质”、强张、平衡而灵活的“多血质”、强壮平衡而迟缓的“粘液质”和弱的“抑郁质”）等。社会主义心理学一方面需要彻底祛除“唯心主义”阴霾，因此必然认为心理现象是可以客观理解的，研究心理学的方法则必须是彻底客观的。这就要求放弃“内省”的方式而从“心理的反射的观点出发”来研究。[15]更具体地说，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一大前提之下，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可靠方法（当然，此种方法论取向在1965年以后的中国遭到严厉的批评）。[16]这样就由巴甫洛夫这一中介联通了近代科学与技术现代性。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心理学有其“政教”指向。苏联心理学界曾特别强调人的神经类型的“可塑性”，声称巴甫洛夫学说阐明了“人类性情的生理基础”，展示出人之“心性”改造与培养的巨大可能性：

这位伟大的生理学家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证明了改变先天神经系统类型的巨大可能性。……资产阶级那种年龄特征之不变性的所谓“学说”，那种论述某一开始就有，而以后在一生的一定年限中永久持继着的所谓心理特征的学说，是完全荒唐无稽的。[17]

这就等于说，社会主义“新人”不仅要有高尚的情操，也需要有强健的神经类型，而且此种“自然”之“改造”是有着科学基础的。苏联心理学与生理学在此一维度上展开了自身的“生命政治”：

最为重要的自然是如何使我们正在成长的一代能够发展成为最强的、均衡的、灵活性良好的神经系统。……神经型是一个可塑性很大的形成物，而且神经系统的基本性质在很大程度内可以加以训练。……正是在这方面，就建立坚强的神经系统来说，我们苏联的实际情况保障了最良好的条件。个人精神上自由的发展，对社会事业广泛的兴趣，自觉性和主动精神的发展，早期加入集体生活，有纪律的行动，智力生活和体育的平衡发展等——这一切正是锻炼着神经系统的某些特征（强度、均衡性、神经过程的灵活性），而使它变得非常坚强以防止可能的破坏。……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非一切惹起神经破坏的原因全部被消灭了。还遗留有：第一，各种不同的个人冲突，避免这些冲突往往是不可能的；第二，在某种其他疾病发作时，并发神经官能病的可能性。[18]

因此，社会主义心理学站立在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具体来说就是巴甫洛夫所阐明的高级神经活动，它指明了所有心理现象的“物质”根源，同时强调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培养坚强的神经系统成为可能。当然，现有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尚无法完全解决神经方面的疾病，但其中有一部分可以积极介入加以改善。很有意思的是，“阶级”冲突在此仿佛已经不成为问题了。

《平凡的真理》

作者:  冯定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1951-05

中肯地说，此种“社会主义心理学”的话语实践，才是《平凡的真理》挪用“心理学”的基本知识语境。郭念峰对于这一事实的有意压制，本身需要细读。其中暗示着新中国对于巴甫洛夫学说评价的微妙调整，这背后无疑牵涉到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郭念峰的论述产生在新中国心理学第二轮“激进化”大潮当中。[19]1964年12月底，中国心理学会和北京心理学会联合举行座谈，讨论心理学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过程中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特别是追问如何使心理学适应当前的“形势”：

心理学应该参与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特别是反帝、反修的斗争……其所以落后了，原因有二：一、心理学工作者革命化不够。……二、心理学学科本身需要革命化，需要大胆进行改革。心理学是由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其中包含了许多不科学的、甚至迷信的东西。……1958年对心理学中的生物学化、超阶级观点展开批判，但是后来没有继续深入地钻研下去。今后应在心理学工作者思想革命化的前提下，彻底审查、批判以至于根除这类错误观点。[20]

从新中国心理学发展史来看，自1958年以后，心理学界就着力于发展与社会主义建设紧密相关的劳动、医学与教育心理学；但还是保留了一定程度的“中性”专业领域，尤其是在“中间科学”这一相对“暧昧”的界定下，缓冲着显白性“政治”教导的全然渗透。心理学与“自然”及“政治”都有联系，但却是以“特殊”的方式与之关联：“心理学研究的脑的机能要与生理学有分工，研究思维意识也不等同于逻辑和政治工作。”[21]不过，1964年底以后，情况有所变化。1965年至1966年上半年，针对心理学的“自然主义”倾向、心理现象的“阶级性”、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心理学研究反阶级分析倾向直接展开了批判。[22]郭念峰对于冯定的批评需放在这一脉络中来理解。

具体来说，郭着力批判的是冯定的“情绪”和“气质”论述。这两个心理学问题都与巴甫洛夫学说有关系。但是郭只在一条注释中谨慎地提到了巴甫洛夫。在评论冯定“情绪其实也就是基本的反射现象”一语时，郭在脚注中这样解释道：“基本反射，就是巴甫洛夫提出的无条件反射，这种反射是本能的先天的东西。冯定故意变个花样，把这种反射叫做‘基本反射’。冯定总是用自己的‘独创’来麻烦读者。”[23]所谓“无条件反射”或“非条件反射”与人的天性相关，不需要经过学习、训练，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咀嚼食物分泌唾液、灯光照射眼睛眼睑即刻合拢就是此类反射的例子。在当时的心理学话语中，非条件反射是同物种所共有的，具有高度的固定性。但条件反射则是后天的、具有暂时、可变的性质。[24]郭念峰特别点出“非条件反射”，意在暴露冯定对于“人”的“本能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郭念峰所针对的冯定那一段谈情绪的话，很有可能是后者对于巴甫洛夫情感论的“挪用”：

（冯定）进而推论道：情绪分“积极和消极的两种：人在生活顺利的时候，往往表示欢喜、快乐、高兴、朗爽等等情绪，这是积极的；而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往往表示畏惧、烦恼、愤怒、抑郁等等情绪，这是消极的。”这就是冯定关于人的情绪问题的全部理论。[25]

冯定更完整的原文为：

情绪其实也是基本的反射现象，所以在一般的高等动物中都是有的。情绪可以有不同等级的强度，其等级甚至多得不可胜数，但一般不外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人在生活顺利的时候，往往表示欢喜、快乐、高兴、朗爽等等情绪，这是积极的；而在生活艰难的时候，往往表示畏惧、烦恼、愤怒、抑郁等等情绪，这是消极的。禽鸟畜兽，或者耸毛怒目，或者悠扬愉悦，也是情绪的表现。然而人的情绪，终究是和其他高等动物的情绪不同的。人的情绪，虽也由客观环境造成，然而其复杂和深刻的程度简直不好形容。比如人是和父母妻儿密切生活的，于是对这些人就产生了浓厚的感情，有时对某地某物也会产生感情，因而在和亲人生离死别时，在不能不舍弃某地某物时，就出现了消极情绪……情绪主要是间脑管理的基本反射；对习惯于这样那样反射的刺激表示积极，对不习惯于这样那样反射的刺激表示消极；这既是人当进入新的环境时，或者当原来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时，或者当远大利益和近小利益彼此冲突时，情绪就不能不发生的缘故。情绪是比较保守的，有时常会和新的思想发生龃龉；情绪如不受思想控制，积极的就会变成乱冲瞎撞，消极的就会变成消沉颓丧。这样，人的意识活动的高强主动性，表现在情绪中，就是能够有意识地控制情绪，将爱好或者厌恶这样的感情和恰当的对象联系起来，使新的进步的思想随着感情的转移而巩固，而不致受情绪的影响而动摇或者改变。[26]

巴甫洛夫的情感论关乎其“动力定型论”，以下表述与冯定的论述有着很大的相关性：

动力定型既经形成，愈重复互动愈固定，愈固定，活动也容易发生，而逐渐自动化，所需要的神经工作愈来愈少，所消耗的神经能量愈少，它的惰性也愈大。我们的习惯动作，总是毫不费力地发生，而又难于改变，就是这个原故。可是，动力定型终究是能改造的；新的动力定型也是不断在建立的；只是新的建立与旧的改造，常是沉重的神经劳动。新动型的建立与旧动型的改造的难以，与有机体神经特性有密切关系。

《平凡的真理》

作者:  冯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80-02

1932年巴甫洛夫在第十届国际心理学会上，曾把动力定型与人类情感联系起来。他说：“我有充分理由认为，上述大脑两半球的生理过程，是与我们主观上所称的情感是相应的。情感的一般形式，有积极的与消极的，或者由于它们的联合，或者由于它们不同的紧张程度，有无数的色调与变化。在这里，有困难与轻快、活泼与疲乏、满意与烦恼、喜悦、胜利、绝望等。我觉得在习惯的生活方式改变时，在失业时，在失去亲爱的人时，就常常发生消沉的情感；至于智力的恐慌与信仰的破坏，就更不必说了。这些消沉的情感，是在旧动力定型的破坏与新动力定型建立的困难方面，有其生理根据的。”动力定型的破坏、改造与建立，在人类常有相应的情感发生。[27]

但严格来说，冯定的论说与巴甫洛夫的“情感论”还是有出入。有学者曾区分出巴甫洛夫的“情绪”（Ч УВСТВО ）概念和“情感”（ЭМОЦИЯ ）概念。前者本为无条件反射（但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复杂的条件反射），与皮下的“情绪蕴蓄”（最靠近大脑两半球的皮质下中枢）活动直接关联，具有一定的勃发性、冲动性和原始性。新生期婴儿的感情表达即是此种。[28]而后者即与上文“动力定型”相关：“大脑两半球在建立和维持动力定型时的神经过程就是通常所谓的情感，情感分为两种基本的类别——肯定性的和否定性的，并且分为无数等级的强度。定型底建立过程，建立底完成过程，定型底维持及其破坏在主观方面就是各种各样的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情感。”[29]不过，这里的要害之处，并非是冯定对于巴甫洛夫并不算精确的“挪用”，而是他从“情绪”引出了“改造”，以及“思想”与“情绪”存在矛盾的难题。在这一部分，冯定的讨论与巴甫洛夫所谓“动力定型”的破坏、改造与建立又关联在了一起。由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第二天性”塑造获得了更加具体的表述。只不过，冯定所征用情感例证及其具体阐发，还不足以回答这样一个实际上极有“（生命）政治”意味的实践问题。

郭念锋介入“情绪”问题的方式，则彰显了在当时显得相当“强势”的革命政治逻辑。他同冯定一样，并不在乎“情绪”与“情感”在“生理机制”上的层级区分。但他这么做，用意显然不同。对他来说，情感或情绪范畴根本无需保留着这么一块联通着“本能”的部分：

由于社会历史的长期发展，尤其是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阶级社会，在人的情绪[按，也可表述为“情感”]中，生物本能的东西早已少的极为可怜了。甚至可以说，就连人在感知觉过程中所具有的情绪色彩，也无不和人的社会实践和人的认知密切相联。比如，一个革命战士，当他一眼望到红旗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振奋的心情，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在内心里产生。很显然这种情绪的产生，正是由于革命战士在亲自经历的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立场决定的。……在人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情绪，总是和人的明确的目的性联在一起的。[30]

同上一小节姚文元批判周谷城的措辞类似，“革命战士”的“情绪”实质上成为一种“标准化”的情绪或情感样式。更关键的是，郭的言说方式中始终运作着一种“划分”。首先，坚决将“人”与“动物”切割开来。他非常警惕于说人身上存在任何动物性、本能性和自然性的东西，而将焦点置于“立场”与“明确的目的性”之上：

不顾人的真正本质，硬把生物学规律塞进人类心理领域的生物学化的作法。在这种理论中，根本不包含从动物到人类所发生的质的飞跃。把人的社会性、阶级性以及人的情绪的能动性一笔勾勾消了。[31]

反对“心理领域的生物学化”的呼声，早有先兆。这一思路被表述为“反对心理学中的自然主义”，曾在1962至63年间引发过短暂的争论。当时的出发点是：认为心理学是一门社会与自然揉合的科学，从历史唯物论尤其是“人化的自然”视点来看，经不起推敲。[32]但在此处，郭念锋的第二种“划分”才更能彰显“激进”之义——即用“阶级性”对于冯定那种抽象的“社会性”情感进行了“一分为二”：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例，千百万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当为了人民的解放走上战场离别父母妻子的时候，他们不是沮丧、悲观，并没有什么消极情绪产生。某些真正彻底背叛自己剥削家庭的青年，不去为自己的地主和资本家的父母披麻戴孝、痛苦流涕。这些事实，是无法用冯定的理论解释的。的确，当全世界劳动人民听到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之后，从内心里产生了无限的悲痛，当革命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和负伤时，我们会产生对同志的无限同情而对敌人更加仇恨，这些情感，绝不是什么“基本反射”，而是由于真正的革命者的阶级自觉性，出自阶级的友爱和同情。[33]

如果说冯定的确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抽象的“真实感情”的陷阱，那么郭念峰的回应同样带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毋宁说，更应该思考的是心理现象的“矛盾”本身，思考那些无法用“划分”方式处理的经验，甚至从消极性与被动性自身出发来展开思考。否则，实践过程中“说”与“做”之间的鸿沟会越来越大，也无法回应更为复杂的政治与伦理矛盾。革命话语尝试用“阶级分析”来穿透有着深厚“资产阶级科学”根源的心理学，这当然是对的。然而，这种“渗透”显然无法通过“切割”来完成，无法通过套用“动物与人”、“剥削者与革命者”这些先在的图式来完成，而是需要更深地卷入这一学科已然抵达的所有细微的经验，从内部去完成攻克与占领。

冯定

郭在讨论第二个要点“气质”时，同样有着上述成问题的倾向。一方面，他的确看到,神经类型这种“支配动物的生理学规律”被引入人类心理领域，具有“原则上的局限性”；由此质疑了苏联心理学话语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有意无意地“高估”了神经类型的“反动”作用，仿佛一触及“神经类型”，就会“不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待人的行为和思想”了，并且一定会以为“颓唐、散漫沮丧不是没落阶级的世界观的反映，而是因为受不了高度的‘抑制性的刺激’所致”。[34]最终犯下阻碍“革命”的大错：

我们不要进行革命，因为革命的结果要使我们的社会日新月异，不断地消灭资产阶级的东西，和增长无产阶级的东西，这样就要造成冯定所谓的“不稳定的环境”，以至引起人的“神经中枢的协调失常”，造成人的神经症。[35]

这里的嘲讽有些廉价，也反过来生产出一种太过单纯的无产阶级形象。如果说苏联心理学过于强调了社会主义的“光滑”一面——苏联的日常生活已为塑造坚强的神经创造了制度条件，因此消磨掉了政治意识；那么，此种“激进”的革命化言说，则同样刨光了真实的经验，从“生命政治”内部的斗争中抽身而出。

相比之下，另一篇批判冯定“气质”论的文章显得更加中肯。作者从流行于社会主义心理学话语领域的“气质论”及其基础“高级神经活动类型”说中看到了一种变异的“等级”论与宿命论色彩。因此，在这里，强调“人的本质在于他的社会性而不在于他的自然性”，具有一种“解放”的效用：

在考察气质对人的行为活动的影响时，首先应该看到：基本神经过程的强、弱等特性，对于社会的、阶级的人来说没有决定的意义。……即使某个人从自然有机体方面、从生理方面来说可能是比较软弱的，但这并不能剥夺他作为社会的、阶级的一员发展的可能性，在相应的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和教育的培养、锻炼，仍然有可能成为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进步作用的坚强的一员。[36]

作者质疑了巴甫洛夫学说的绝对有效性，认为神经系统的弱型并不像巴甫洛夫所说的那样是纯粹消极的，并不意味着只是皮层细胞工作能力不足，而是有其积极内容：“弱型的神经系统——这是有高度感受性、反应性的神经系统，具有自己的独特的长处。”[37]作者将“神经类型的可塑性”问题，转写为一定阶级的世界观和道德要求对于气质的统摄。[38]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接合”方式，一种是将“神经类型”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培养接合在一起，但确实有“生理化”的倾向。“神经类型”被视为人进一步发展的“生理”条件，阶级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被屏蔽在外。另一种则试图切断“神经类型”与社会主义新人之间的联系，以“生物化”之名将之屏蔽在外，并以主导的革命政治话语——特别是“阶级斗争”——处理人的气质与情感问题。在后1962年的“激进”时期，后一条道路对于前一种倾向形成了绝对的压制。我们如今需要探讨的是，此种压制丧失了什么，忽略了什么。有趣的是，“情感”依然以“强迫性重复”的方式在具体的论争中出现。这一问题依旧是激进时代的核心焦虑之一。

二

1963年至1966年间有一场围绕“情感”问题的三连环论争，进一步彰显了“心”之线索的激进化轨迹及其困境。这场讨论源于王启康发表在1963年第4期《江汉学报》上的《关于情感规律的几个问题》一文。其中的争论焦点是“情感”与“认识”的关系问题。王启康认为，只有把握情感生活自身独特的规律，才能更深地介入教育实践，因此他在文章开首就着力点出“情感”与“认识”的“矛盾”：

情感过程在其发生与进行上有许多与认识过程不同的特点。情感的发生常常是出乎本人意料突然而至的；有时候，人对某种事物产生了一定情感，然而却不知道为什么应该产生这种情感；相反，在另外的一些场合，一个人知道应该对某一事物发生某种情感，然而却又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情感引出来。……（当然，）情感与认识在实际的心理活动中是不可分的。[39]

《江汉学报》

1963年第4期目录

王启康强调，情感有其特殊的起源和本质。在提出这一看法的过程中，他批判性地重估了詹姆斯-朗格关于情感的“外周学说”，认为“从最初的内部状态的变化向有认识内容的现实的情感转化的标本事例。对于我们理解情感的起源和发生很有意义。”[40]值得注意的是，王也引入了“情绪”与“情感”的划分：情绪是“在现实影响下发生的人的具体的体验过程”，有着不断变动的特征；而情感是“人对现实对象或现实生活某些方面稳定的关系”，因此是“情感生活中稳定的、本质的东西”。[41]但是两者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情感的发展变化正是通过情绪的变化，通过新情绪体验的发生、积累而逐渐实现的；由于情感的发展变化，作为情绪发生的主要的内因也就有了改变。”[42]作者所在意的，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情感教育”。通过厘清人的情感形成与发展的两个面向——生活中得到直接的情绪体验，以及对引起情绪体验的事物的意义有所理解，他描摹出从情绪“进阶”到“自觉的、有原则的情感”之路，尤其以儿童教育为例：

在要积累的情绪经验之间的关系中，首先应该注意的是它们在内容上必须是多方面的。即是说，它们应该涉及某对象的各种重要方面。例如，为了培养热爱严肃工作的情感，就必须让儿童在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学习、劳动、社会活动）都体验到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所带来的道德上的快感。……（同时）那些不满意的、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在情感形成中的作用也是很大的，这种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在情感的形成与培养中，不只需要引起对对象、事物的各种不同的情绪，而且还需要对对象的作用与意义，这一对象为什么应该被喜爱或厌恶等有所了解。这种了解还应该与一定的政治的、道德的或美学的原则联系起来，使之达到一定的理论原则的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人的自觉的、有原则的情感。……从生理机制上看，这种概括作用也就是在情感的对象与其所引起的各种情绪状态间形成第二信号系统水平上的概括性联系。……[43]

这样，王就回应了一开始提出的“认识”与“情感”的关系问题，并且较为强势地指出了“情感”的培养应成为社会主义主体性形塑的重要环节：

由于情感有其特殊起源，因此在缺少与这一特殊起源相联系、只有对事物意义的认识时并不能唤起相应的情感；当被认识的事物的某些特性或意义与这种特殊起源形成了稳定的联系，如果对事物的性质与意义的认识有所改变，就会发生已形成的联系的改造，于是同一的对象会引起完全不同的情感来。[44]

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1965年，朱本在《心理科学通讯》上撰文驳斥王的情感“起源论”，并且尝试修正其“认识”与“情感”关系说。他认为王启康错在未能把握情感的“本质”：“情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是阶级实践的产物。任何人的情感，总是带着鲜明的、社会历史的、阶级的色彩，总是阶级立场的最本质的表现。”[45]但这还是一个原则性的批评。王启康的要害尚不在说明“起源”，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情感”相对自主的领域，而且给出了一条形塑情感的具体路径。朱本对此提出了异议：

按照王启康同志的理解……有了对某事物的认识，而缺少这[情感]“特殊起源”——内部状态变化的联系，就不能唤起与认识相应的情感。这样，他把认识和情感对立起来，认为情感是先于认识而独立地源于内部状态的变化，认识只是后来附加的；同时，要对所认识的事物产生相应的情感，非得和内部状态变化联系不可。结果必然导致抹煞情感的阶级性和实践性，掩盖情感的阶级根源，否定社会实践在情感的培养和改造中的决定作用。[46]

朱本的这一回应本身值得讨论。首先，指认情感有着“特殊起源”、“自觉的、有原则”的情感的形塑需要运作于这一“起源”，是否就一定会掩盖情感的“阶级根源”并否认社会实践在改造中的决定作用？其次，如果否认了情感的特殊起源或其特殊机制，如同朱本那样将情感确认为“一种观念”，又需引入何种社会实践来介入情感的培养？在这个意义上，朱本的回答显示出“过分一般化”的缺陷——无非还是投身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在实践中与剥削阶级的思想感情作决死的斗争，和革命工农劳动者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47]不过，一旦朱本跳出对于“一般化”原则的重复而涉入具体问题，实际上他是以“修正”的方式“延续”了不少王启康的看法。这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症候。首先，他认同了“直接的情绪体验阶段”和“自觉的稳定的情感阶段”这一划分——不过是用毛泽东“认识的感性阶段”与“认识的理性阶段”的划分来对应之。其次，他也强调“情感”相对于“认识”的特殊性——不过，他用“人与对象的社会功利关系在主观上的反应”这个定义来做区分。更关键的是，他“重复”了“认识”与“情感”不一致的问题：

认识和情感，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飞跃上，彼此并不是完全相对称的。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情感已经由直接情绪体验向自觉的、稳定的情感阶段完成了飞跃，而认识过程的飞跃还没有完成，仍然处于低级的感性阶段。这就会发生认识跟不上情感的矛盾现象。也就是说，有情感而说不出为什么产生情感的道理来。在另一种情况下，认识已经完成了飞跃，而相应的情感还没有完成飞跃。这就会产生情感落后于认识的矛盾现象。情感落后于认识，还可能由另一个原因引起：即认识可由直接的途径来达到、特别是可以通过逻辑的途径来达到。而情感一般地都是通过直接的情绪体验而产生，并且只有在直接感受的基础上，逐步深化，达到自觉的稳定的情感阶段。当认识由逻辑的途径或其他方法，直接获得了理性认识，而情感的直接情绪体验跟不上，或根本缺乏直接的情绪体验，就会产生在认识上知道应该对某事物产生某种情感，而实际上，又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情感引出来的矛盾现象。[48]

请注意，朱本几乎重复了王启康关于“情感”形成的基本“叙事”。尤为关键的是，他保留了“情感”与“认识”无法全然一致的说法。不管他所给出的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多么合乎“革命”要求（如投身“三大革命运动”），这一“构造”本身成为新一轮批判的突破口。1966年第2期《心理科学通讯》刊文《情感和认识能脱节吗？》，直接对之进行了驳斥。两位来自北师大的学生开宗明义地亮出了自己的底牌：

情感起源于实践，认识是情感的基础。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对一个事物有了深刻的认识，才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如果一个人对某一事物认识很肤浅、表面，没有什么本质的认识，就很难想象他会对该事物产生强烈的稳固的情感。所以情感跑到认识前面，“认识跟不上情感”的情况是不存在的。例如，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当他们对自己家庭的罪恶及剥削本质没有深刻认识以前，他就不可能与家庭划清界限，割断感情上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在增强了阶级观点，对家庭进行阶级分析，认清剥削阶级本质以后，他的思想感情才会有所变化，从与父母的“亲子之爱”变成阶级恨。[49]

这里的“强烈的情感”不仅有“量”的意味，还有了“质”的“飞跃”，换句话说，也可以读作“正确的情感”。这才是“情感与认识”相符论的根基。在此基础上，获得真理性认识之前的“情感”都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虚假”之物——不是指情感的真切与否，而是指与现存社会结构的关系。因此剥削家庭的“亲子之爱”与“阶级情感”需要一决高下。在一致论看来，一定是后者战胜前者——“亲子之爱”变成阶级恨。同时，两位作者坚称，情感落后于认识的情况也不会发生。社会行动的主体不是冷冰冰的存在，而应饱含“革命热情”：“人的心理不仅反映客体本身，同时也反映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因此人在认识事物的时候，总是要有情感发生。二者不仅同时发生，而且一起发展，认识越深刻，情感便越强烈。”[50]这无疑体现出一种更强的要求，希望社会主义主体在知、情、意上取得完全一致。虽然作者给出的仿佛是一个事实判断（“存在”、“发生”），但更可读作一种期待。

《心理科学通讯》

这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论争，标示出1963年至1965年间“情感”议题的不断激进化。在此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流通在当时诸种媒介中的革命主导话语（比如“三大革命运动”）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阐释前提。这些话语试图渗透进专业知识构型内部，用“本质”支配“现象”，甚至是取代“现象”。需要看到，此种进程一方面动摇了现代“专业化”构造的自主性霸权，暴露了知识的政治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在相当程度上简化了问题，弱化甚至是取消了诸多“中介”与“中间阶段”。试举一例。在1964年以后，心理学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要务之一便是助力“革命接班人”的培养。特别具体的一项工作就是在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里培养孩子的“阶级情感”。这可以说是上述“情感”论争的现实转化。上海市实验幼儿园工作人员曾在《心理科学通讯》上发文讨论这一问题，文章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与“幼儿”关联起来，批评“片面强调儿童心理年龄特征”、“重智轻德”的“资产阶级教育”思路。那些为儿童教育屏蔽政治的做法遭到了否弃：

有些人认为，孩子生长在新社会，又有工人家长的教育，是不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对孩子的不良表现，也都用孩子的年幼无知来解释，完全背离了阶级观点。例如，有人认为说谎是由于孩子把现实与幻想混淆了，不诚实的行为是由于“喜爱”而引起的。又认为儿童年幼，在他们的思想中还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的概念，讲些革命道理还“太早”。有的强调孩子神经系统“脆弱”，不能让他们受“刺激”，因此不让孩子玩枪，做解放军游戏。[51]

自觉地在幼儿教育中引入“阶级观点”，可谓深入了“儿童”这一现代“发明”的核心处。这也是后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问题意识更加激进化的表现。围绕“儿童”展开的设想往往暴露着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底色。这里同样存在着上面所提及的辩证法：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有意识地用“阶级”视角揭露出曾经被遮蔽或中和化的矛盾，强行渗透到所有生活与学术领域，破坏这些领域的”自律性”。另一方面，这一“阶级观点”同时破坏了种种“中介”，造成了“阶级斗争”这一机制的日益单调化。实际上，自1958年以后，心理学界就在不断讨论儿童的“阶级意识”培养问题。但如朱智贤这样的儿童心理学研究者担心，若不顾儿童的意识发展水平进行生硬地阶级教育，未必有效甚至会产生消极效果。[52]更关键的是，那一时期的心理学用“人的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心理活动的形式”、“一般意识活动”等范畴抵制着“阶级性”的全然渗透。[53]“阶级感情”问题由此就没有成为统摄性的问题。但在1965年左右，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阶级斗争”问题被不断强化。孩子的家庭出身、内在于日常生活本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都成为孩子获得“自发”的错误阶级意识与感情的土壤。由此，朱智贤曾经认为不和阶级意识发生关系的活动，也都被标示出了“阶级性”。[54]

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具体地引入“阶级和阶级斗争”。那位幼儿园工作者举了这样一个案例。班上有住在曹杨新村的孩子抱怨房子不好，下雨就会漏水，而且没阳台。教师给出的教育对策是：

为了让孩子知道解放前工人的痛苦生活，我们请了曹阳新村的老工人朱妈妈给孩子讲自己在旧社会的经历。解放前朱妈妈也生过很多孩子，但因无钱医治而相继死去。自己一天只能吃上两餐，每餐也是些剩菜烂饭。这些事实与孩子们每天三餐饭，两次点心相比，是个鲜明的对照。孩子们开始体会到今天的生活是多么幸福啊！我们召开家长会，争取工人家长配合，请他们向孩子讲自己的童年，丰富孩子们的感性知识。我们又带孩子们到附近的俞家弄去参观。那里也是劳动人民集居的地方。过去没有自来水，现在建立了公共自来水供应站，已经方便多了，但过去工人连俞家弄也住不上。我们还引导孩子们了解新村的变化。房舍周围绿化了，为了让更多的工人住到新村来，把原来二层楼的房子翻盖成三层楼，煤屑路换成了柏油路，各家还装上了煤气灶。通过实地参观、对比，加深了孩子们的印象，他们真正体会到我们新村好，我们生活是幸福的。[55]

可以发现，这里的基本措施还是“忆苦思甜”、“新旧对比”这些社会主义教育普遍采用的方式。而且文中的孩子来自工人阶级家庭。这就引出了如下问题：针对不同阶级出身的幼儿，是否还能采用此种教育法？如果说，孩子的确是易受感染的，因而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为纲对之进行教育，确实会产生颇深的“烙印”——比如作者提到，孩子听老师讲完《半夜鸡叫》后认为，如果周扒皮伤了腿，长工就不该扶他[56]，那么随着年龄与经验的增长，同一模式的不断重复是否能保证其效果？究竟如何理解一种社会主义的“成长”经验？是否一定需要用“自觉”的标准来衡量所有有意识甚至无意识的行为？在这里，“政治思想工作”的主导是否会简化社会主义“治理”的难度？也正是在儿童的阶级情感培养这一点上，我们更加深入地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对于“人”的基本把握及其“培养”的主导方式。就情感而言，自觉的、有原则的情感（所谓“爱憎分明”）成为人的重要规定。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冯定所提及的“正义的冲动”或朱智贤所谓的“激情”，不能被革命话语接受。这样就较为彻底地扫除了人的“生物化”的残留。不过，心理学联通“技术”的那一方面，依旧在生产着某种关于“人”的设想。

三

郭念峰在批判冯定时，除了驳斥“把人变成动物”之外，还特别点出了“把人变成活的机器”的错误倾向。后一种指责同样联通着一条重要的线索。我们知道，辩证唯物主义虽然从人的社会实践出发来把握人的本质，但它依旧是一种哲学话语；在表述人的主体性时，其所用的概念范畴有着颇强的观念论痕迹。巴甫洛夫以后的苏联心理学界则试图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彻底“祛除”唯心主义的残迹，这就需要对于“自我”、“目的”等概念进行一番新的解释。具体说来，他们通过“随意运动”的概念将“自我”视为一种“幻觉”，将“目的”看作作为预感而起作用的“过去的认识的产物”。[57]不论是阐述作为“自我”幻觉之基础的“自我调节”活动，还是论证“目的”内在于活动本身，都极大地利用了自动机器尤其是控制论机制话语。这一倾向同样进入中国心理学话语，心理学家陈立在1960年如此阐述道：

自我调节不是指有一个“自我”在调节我的活动，而是我的活动自身调节着我的活动，正如许多自动控制的机器一样。自然，随意运动的自我调节不是模拟着自动机的侍候机制的原则而来的，相反的，是现代自动机的制造模拟着生物的活动。……但因为意识与活动究竟是不可分的，我们说，人的随意运动的本质，仍不外乎是这里所强调的以活动来调节活动的原则，这就打破关于“自我” 的许多唯心主义的精灵思想。……随意运动中的目的性意味着什么？……人在行动之前，在头脑中就存在着行动结果的形象了。这个形象从何而来？在过去的活动中，活动的结果在大脑中引起兴奋，兴奋的痕迹经反复重演而巩固下来。尔后，条件刺激一出现，这些兴奋灶就被唤起，也就是在活动还没有结束，甚至在还没有开始时，作为活动结果的感觉复合体的兴奋灶就出现了。安诺兴（Peter Kuzmich Anokhin）将这种兴奋灶称为“活动受纳器”，即“对已完成的反射动作的传入结果的受纳器”。[58]

陈立特别提醒，不能过于狭隘地理解随意运动中“意”的涵义（包括意志但广于意志），人和动物分享着随意运动的某些共同机制。这是一种强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必须承认的事实。而从“反射”机制来看，原始的动因即反射的始端是客观世界的现实，反射的中间部分包括运动分析器的庞大系统级其他分析器，反射的末端则是行动的执行器官或效应器官。陈立认为这一完整的反射机制正符合毛泽东的“实践论”——“认识始于实践终于实践”。[59]陈立在具体阐释这一点时，又一次使用了带有控制论特征的术语：

在随意运动中我们用返回传导的装置和“活动收纳器”来解释调节行动的机制。自然，我们不能说在社会实践中，人也是靠类似的反馈装置来指导行动的。不过它靠实践的结果来作为检验的根据，则和反馈的基本原理是相似的。毛主席所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反复实践的道理和反馈装置的自我调节自然是有性质区别的，因为毛主席所讲的是认识的原理，而反馈是从生理机制方面的说明。虽然如此，但从过程的形式讲，从构成的关系讲，则两者都强调活动与认识的不可分，所以还是符合毛主席的思想的。[60]

陈立在这里的讨论凸显了从“控制论”来理解“生命活动”的可能性。同时，他通过拓宽“意”的含义，将不同程度的自觉与不自觉意识活动，甚至“无意识”、自动化行为等问题带入了讨论范围。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社会主义之人及其心理状态的问题维度。也正是在这一方面，彰显着社会主义经验与现代性技术经验之间的复杂关联。

这里有一个“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脉络需稍加说明。在赫鲁晓夫时代，苏联对于由美国数学家维纳（N.Wiener）奠定的控制论的接受是非常积极的。控制论的哲学意义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控制论的哲学意义就在于它给依据精确方法深入研究客观世界的一组新规律奠定了始基，这些规律是与现实世界中不同性质的各个领域内的控制和信息处理有关的。……控制论就给宗教-唯心主义关于非物质的“精神”的信条、关于人的心理活动不能认识的信条、给不可知论、活力论、唯心主义和神学，带来了决定性的打击。控制论的产生和发展乃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胜利。[61]

但控制论对于苏联社会的意义，远非助力唯物主义世界观那么简单。196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代表大会的文件多次提及“控制论”，将之视为创造共产主义技术基础“最完善的工具”。苏共纲领提出将加速采用高度完善的自动操纵系统，在核算和管理方面广泛应用控制论、电子计算机和操纵装置。[62]当时苏联政界与学界的主流意见认为，“生产自动化的各种社会后果完全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63]，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保证了技术应用的积极效果。而从苏联社会主义的具体矛盾来看，赫鲁晓夫之所以鼓吹“计算机托邦”（computopia），为的是强化先锋党的领导权：

这些“从管理的手工与个人方式向自动化系统的彻底改进”的想法，与那一时期赫鲁晓夫的经济措施的一般冲动是相一致的。不仅因为这些想法旨在提高党相对于国家官员的角色地位（因此在指令中强调政治），同时降低管理层的奖金。……确实，在戈洛维奇（Gerovitch）看来，赫鲁晓夫开始将控制论之控制与管理视为共产主义模式：“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原子时代电子时代、控制论时代、自动化时代，流水线时代，所需要的是清晰性，是社会体系（包含物质与精神生产）中所有联系的理想化的调节与组织。”在1963年赫鲁晓夫对知识分子的讲话中，他又提到：“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组织化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生产将依照自动化、控制论和流水线来组织。”[64]

当然，赫鲁晓夫此种共产主义设想随着他1964年的台下而未获兑现。曾经从此种“计算机化”进程中感受到威胁的厂长经理和科层人员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力。经济学家们也反对赫鲁晓夫此种“自动化”梦想，认为这“仅仅是保护了集中化的经济管理的陈旧形式。”[65]由此提出从“资本逻辑”来提高苏联经济的效率。[66]可以发现，赫鲁晓夫时代的确是控制论思想在苏联的“黄金时代”，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主义经验与教训。而围绕控制论的哲学问题展开的争论中，“心理过程的技术模拟问题”是一大焦点问题，用通俗的话来表述，就是“机器能否思维”问题。[67]这也涉及到了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重新阐释“生命”等议题。[68]关键是，中国在当时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

《新建设》

这就涉及当时的中国对于新兴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态度及其与“心理”话语之间的关系。1962年第12期《新建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理论》的论文。作者比较简明地表达出那一时期关于上述问题的一般看法。首先是对于最新一次科技革命的承认，并且点出经由这一技术媒介重解人类心理的可能性：

我们现在所处的二十世纪中叶，一次空前的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开花结果，这个革命是以核能利用和大功率火箭制造为标志的。科学技术的大变革同时带来了工业生产的自动化。……人类已经进入原子和宇宙航行时代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心课题是制造能够使用这种能源的机器，并对其进行控制和调节。这就要求各门科学技术携起手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综合科学体系。……现代工业技术为心理学提出许多应用方面的任务，使心理学的许多新分支迅速地成长起来了，如近年来工程心理学和劳动心理学的惊人的发展就是例子。另外，现代神经生理学知识也大为丰富了。……这一时代的科学技术对心理学的最大影响乃是现代综合科学技术的原理被直接用来解释心理现象。[69]

在作者看来，控制论在心理学中的应用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直接产物，二战以后的自动控制和通讯技术给予心理学研究极大启发。具体说来，心理学家开始利用控制论原理来说明机体行为。一是通过将脑与电子计算机作比较，获得对大脑机制更为充分的理解，从而彻底打破心理现象的神秘性。二是发现脑的活动相比于计算机的优越性，借以改进计算机的设计。很有意思的是，作者点出了此种倾向的一大特征：“人用自己设计的机器的原理来说明人自己，即设计者先设计和制造出机器，然后又用他所制造的机器来说明设计者本身。”[70]在这一过程中，最为根本的是控制论为心理学家提供了共同的客观语言，即一种数学化的高度形式化的表达方式。作者对于以上走向的评价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他对控制论在心理学研究中的普泛化是抵制的——譬如意义问题、目的性问题与创造性思维就无法用它来解释。归根到底，作者坚持了心理活动与自动机原理的“不同”。值得注意的是，控制论确实为“人是活的机器”这一想法提供了具体的思考路径。中国社会主义经验对之的基本“切分”造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二元化”：一方面控制论有助于探究人的神经系统内部过程，但这限于生理性理解；更关键的是则用毛泽东思想来把握人的“自觉能动性”，用“阶级斗争”来理解心理现象的本质。中国从根本上反对克劳斯那种将控制论“一元化”的倾向。[71]

1963年9月26日，北京自然辩证法学会筹委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联合召开了控制论哲学问题座谈会。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正是中苏论战公开化的初始阶段，因此当时中国对于这一苏联的“热点”问题如何应对，就十分耐人寻味了。首先，龚育之在会上定了一个调子：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自然科学是一致的，这就需要重视控制论这门新兴学科。但另一方面，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利用控制论歪曲马列主义的哲学结论和社会政治结论。因此这里正是“现代自然科学哲学领域思想斗争的集中点”。[72]会上着重讨论了陆叁在1963年第1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围绕控制论科学成就的思斗争》一文。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号）》1963年第1期

陆的文章颇能彰显当时中国对于控制论以及一般新兴技术的基本态度。他首先批判了那种认为“机器比人聪明”、“人将被机器所统治”的思潮，特别是那种企图将控制论代替唯物辩证法的看法，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73]作者着重辨析出这一思潮的实质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世界革命人民的技术讹诈；对于那些“现代修正主义”者，则认为他们无非是用控制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从而抹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最终，陆叁强调了技术的“群众”之路：“人是机器的创造者，是机器的主人，不论将来出现何种程序自动化的机器，它的总程序总是由人按照社会实践的需要来设计的，因而总是人控制机器，决不会机器控制人。……决定人类历史命运的是生产和管理机器的劳动群众，而决不是机器。”[74]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在那一“激进”时期并没有产生西方的灾难性科幻和苏联的乐观性科幻文艺。这背后关乎一种人的想象。这里的“人”应被把握为集体之主体，而且是斗争之主体与自觉之主体，丝毫不存在在“机器”面前的被动性。

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表述。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本身无法避免“机器”、“科层”等“自动化”机制的生产。如果从现代“社会理性”的脉络来看（其基本原则为：等价交换、分类与原理应用、耗费最优化与结果的计算，对应的是市场-科层组织-技术三种媒介）[75]，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无非是此种“社会理性”的辩证克服：比如，既利用价值规律又限制价值规律并最终尝试克服它；充分利用技术但用“政治”限制这一技术的“自主化”；超越狭隘的经济理性与技术理性，企图抵达一种更具“德性”的心性状态。因此，革命实践的根本“矛盾”始终是内在的。虽然由于当时现实的物质条件的限制，“控制论”所引发的“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人的心理-生理状态的再解释，没有成为一种群众性的讨论。但有的学者的意见已经凸显出了“机器”反过来决定“人”的可能性，这发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心理研究所徐联仓同志）说，在现代化生产中人的机能是与自动机的功能密切配合的，组成所谓“人——机器”系统。这方面研究的任务是在技术装备和人双方具有的局限性所容许的范围内保证发挥该系统的最大效率。技术装备的迅速发展使操纵人员感到许多困难，这一点是工程设计人员不能忽视的。例如，在操作超音速几倍的飞机时，视觉刺激从视网膜传到大脑皮质大约要经过0.05秒。而在这个期间，飞机已飞过很大距离。也就是说，当操纵者看到某以一目标时，实际上它已不在那里。因而在许多情况下，必须用自动机来代替人的操作，而人的作用是监视自动机的工作是否正常。但又出现了另外的问题。由于操纵人员只处于一种看守的地位，时间一久，人的反应能力便会降低。一旦自动机出了故障，操纵人员往往惊慌失措，造成事故。因而，技术愈发展，工程人员和心理工作者的合作就愈是需要。[76]

这里包含着一种人在机器面前的深刻的被动性经验。虽说“人是机器的主人”，但机器同时在对人及其心理与行为机制提出新的要求。1964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文介绍苏联心理学研究的新动向，其中之一便是控制论对心理学的影响，人和机器的关系问题为此一影响的具体表现。有一种意见指出，在现代化高度集中的控制系统中，人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工程心理学的要务即研究技术因素对人接受信息和处理信息的影响。这里包含着一种强的机器论阐释，与上文徐联仓的发言相关：

机器作为一种工具，不仅是一种物理的实物，同时也是社会的实物。因为在其中体现着历史上形成的劳动操作，在机器中有结晶化了的人的观念内容。从你这个意义来看，机器的完善化不是脱离人类历史文化的独立过程。但是，由于机器的发展，人又要使自己的活动服从于在机器中巩固下来的劳动操作系统。因而，也可以说工具改造着人的行为，使人在劳动中形成他的新能力。[77]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观察，意味着人的“第二天性”始终受到技术中介——包括管理“技术”中介——的改造。尤其暧昧的是，此种技术中介究竟在生产何种“主体体验”——新的主动的集体主义精神，还是被动的个人性？现代的阶级斗争不仅是争夺政权及其他类型的领导权，更是争夺对于技术、对于人的根本阐释权。现代性技术发展的一个后果是所谓“操作自主性”（operative autonomy）的强化。这一自主性得以从“自然”与“真理”中汲取权威来抵抗“外行”的抗议，塑成一种独特的技术霸权。[78]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技治主义”（technocracy）的倾向——主张由工程技术知识分子来管理经济生活甚至全部生活领域，实行技术知识分子专政——在很大程度上会滋生出来。虽然这一倾向本来也有“改良”甚至“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成分，但本身包含着很强的等级划分。此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技术批判话语专门就此倾向展开过批判。1963年第1期《自然辩证法通讯》刊登了刘埜《关于资产阶级技术主义》，称兴起于欧美1930年代经济危机语境中的“技治主义”以及1940年代的“管理革命”和二战以后的“机器人时代论”，从根本上“夸大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歪曲技术、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将矛头指向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灵魂”——经由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创造共产主义社会。[79]批判“技术主义”及其表现之一“技治主义”，即对于此种霸权性的操作自主性不予承认。并且反过来强调用“政治”强行渗透进这一领域，最终是为普通群众应得一种集体的主动性与参与性。当然，因为当时的技术与物质条件所限，此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早熟”的批判，因此也是一种未完成的批判。

《自然辩证法资料选编（第一辑）》

作者:  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编辑部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60

版次:  一版一印

在1950-60年代的中国，人与机器的关系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由于广大农村的现实条件所限，在消费领域尤其是日常生活领域，“机器”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冷战结构下欧美“消费文化”的兴起以及家用电器的普及，却已然极大地冲击着苏联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修改着无产阶级生活的想象。因此，一种更为完整的人机关系思考，有必要纳入“消费”的环节。如何想象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消费”，是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布莱希特在1930年代讨论收音机的小短文里已经提及一种“双向”的可能性：“对于收音机，我认为它的功能不只在于美化公众生活。……把这个发送消息式的工具变成一个双向交流的工具。收音机有可能会成为公共生活中最好的交流工具，……如果它懂得如何接收以及传递信息，如何让收听者既能听又能讲，如何让他进入一个人际关系当中而不是将自我隔离，它就能成为交流工具。”[80]有趣的是，加拿大马克思主义者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1971至1972年访问中国时，曾同样向广电领域的负责人及大学学者建议，应将中国未来的电视系统设计成一个双向系统，使每个接收器能够发送视听信号给广播站，随后再备保存和转发。这种双向电视系统就好比“电子大字报”，是群众激活民主生活的重要机制。[81]然而，他所得到的一种学界回应是：“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属性的，虽然它们可能会被用于服务特定阶级的利益。……我们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发展新技术，我们同样要吸收国外技术的优点。……不从资本主义国家借鉴任何东西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的发展速度会大大超过资本主义国家……”[82]斯迈思敏锐地发现，此种态度忽略了“技术”自身的意识形态，此种意识形态深深地嵌入在“设计”和“形式”当中，芬博格（Andrew Feenberg）亦谓之技术的“形式偏见”。[83]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必须实行“文化甄别”。[84]布莱希特和斯迈思的讨论提醒我们，如果想要塑形真正具有自觉能动性与政治意识的新人，所做的工作远远比“政治思想工作”要复杂。一种不仅关乎生产而且关乎日常消费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尤需得到重视。中国激进的革命话语看到了既有心理与技术话语中人的动物化与人的机器化的危险，但无法或很难在根本上改变心理与技术意识形态生产的基础。这就导致了诸如“控制论”等话语其实是被暂时掩埋了，也间接导致了改革时代诸种被压抑倾向的轻易“复归”。这也提醒我们，激进时代“心”的线索以辩证地方式联通着后一个时代，虽然其潜能尚有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评估与发掘。

本文节选自《社会主义与“自然”: 

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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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应是指冯定《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

[2] 当时的主要版本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11月初版，1957年6月第2版，1958年8月第7次印刷，前后共印八十六万多册。

[3] 解放后的诸版本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10月出版、1959年9月第2版、1960年1月第10次印刷，前后共印三十九万多册。

[4] 参看陆锋：《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评<平凡的真理>》，《红旗》1964年第21-22期，第13-24页。

[5] 参看《红旗》1964年第21-22期，第25-37页。

[6] “编者的话”，《人民日报》1965年1月25日第5版。

[7] 比如，王锐生就认为：“这本书甚至用大脑的兴奋和抑制来解释人的政治行为。”（王锐生：《<平凡的真理>所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哲学》，《新建设》1964年10-11月合刊，第23页。）

[8] “张启勋同志给本刊的来信”，《红旗》1964年17-18期，第20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冯定原书在张启勋所引之语后面，还有如下表达：“然而这种冲动，对先代的义士们、烈士们来说，正是平时深明大义或者说是认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才能有的；对现代的我们来说，正是平时深明革命的意义和不断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人才能有的。”（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47-48页。）

[9] 《批判心理学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8年第3期，第64页。这显然源自巴甫洛夫的“激情”或者说本能性的“情绪”概念，可参考杨清：《论情感底本质并批判詹姆斯底情感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

[10] 郭念峰：《对冯定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两个心理学额问题的初步批判》，《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2期，第23页。

[11] 关于新中国心理学界学习巴甫洛夫，参看潘菽、陈大齐：《十年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报》1959年第4期》，第193-194页。以及高觉敷等：《中国心理学史》，第384-385页。

[12] 冯定：《平凡的真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第13页。

[13] 高级神经活动认为“机体一切的生活机能都受着大脑皮质的调整和节制，任何一个器官的生理机能不能脱离大脑皮质的影响而独立地作用，这就是机体生理机能的整体性；同时机体的大脑皮质是不断地通过条件反射来正确地反应外界环境各种动因的刺激有规律地活动着的，大脑皮质的机能活动是不能脱离外界环境的影响的，这就是机能与环境的统一性。”（丁瓒：《巴甫洛夫学说在中国的传播》，《科学大众》1954年第10期，第364页。）

[14] 参看高觉敷：《中国心理学史》，第396页。以及吴江霖：《意识的本质及其发生和发展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56年号，第83页。

[15] 《（苏联）心理学问题会议的决定》，朱智贤译，《人民教育》1953年第3期，第46页。

[16] 陈元晖：《心理学的方法学》，《心理学报》1960年第2期。批判陈元晖的文章，可参考李铮：《心理学的方法必须革命——与陈元晖同志商榷》，《心理学报》1966年第1期。对于心理学更具标志性意义的介入，也是从“方法”谈起，参看姚文元批判陈立的文章，见葛铭人（即姚文元）：《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原载1965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1期。陈立被批判的文章为：《色、形爱好的差异》，《心理学报》1965年第3期。

[17] 萨哥罗夫斯基：《巴甫洛夫学说与儿童心理发展问题》，吴钧燮译，《科学通报》，1952年第5期，第309页。

[18] C. H. 达维坚科夫：《神经官能病的预防原则》，周宗顺译，《人民军医》1955年第1期，第31-32页。

[19] 第一次是1958年，“针对着当时在我国心理学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忽视阶级性、生物学化以及脱离实际等现象，树立了大破资产阶级方向的革命旗帜”，但这次批判持续时间不长，而且对之的评价从1958年开始就有了分歧。”（李铮：《心理学的方法必须革命——与陈元晖同志商榷》，《心理学报》1966年第1期，第16页。）1958年心理学批判的重镇为北京师范大学，可参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研组编：《心理学批判集——对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研组所编心理学讲义的批判》第一、二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

[20] 孙晔：《用革命精神改进心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北京心理学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1期，第1-2页。

[21] 曹日昌：《心理学界的论争》，《心理学报》1959年第3期，第141页。

[22] 参看曹日昌：《关于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心理学报》1965年第2期；司马烽：《德育心理的研究必须贯彻阶级分析原则》，《心理学报》1965年第2期；李铮：《心理学的方法必须革命——与陈元晖同志商榷》，《心理学报》1966年第1期。

[23] 郭念锋：《对冯定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两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批判》，《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2期，第24页，注释1。

[24] 孙振陆：《非条件反射与条件反射》，《护理杂志》1955年第2期，第52页。

[25] 郭念锋：《对冯定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两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批判》，《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2期，第24页。

[26] 冯定：《平凡的真理》，第36-37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27] 陈书编著： 《巴甫洛夫的学说思想》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7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可与上一段中着重强调的文字对比。

[28] 杨清：《论情感底本质并批判詹姆斯底情感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第1-2页。

[29] 《巴甫洛夫全集》第3卷第2册（莫斯科1951年版，戈译本），第240页，转引自杨清：《论情感底本质并批判詹姆斯底情感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第4页。

[30] 郭念锋：《对冯定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两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批判》，《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2期，第24页。

[31] 郭念峰：《对冯定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两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批判》，《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2期，第25页。

[32] 郭一岑：《论心理学中的自然主义——评格式学派的物理主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对于郭一岑的反驳，可参看章志光：《论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关系——和郭一岑先生商榷》，《新建设》1963年11月号。

[33] 郭念峰，《对冯定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两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批判》，《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2期，第26页。

[34] 郭念峰：《对冯定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两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批判》，《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2期，第28页。

[35] 郭念峰：《对冯定著<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两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批判》，《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2期，第28页。

[36] 吴重光：《驳冯定同志的人的气质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65年第3期，第53页。

[37] 吴重光：《驳冯定同志的人的气质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65年第3期，第53页。

[38] 参看吴重光：《驳冯定同志的人的气质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65年第3期，第53页。

[39] 王启康：《关于情感规律的几个问题》，《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第1页。

[40] 王启康：《关于情感规律的几个问题》，《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第2页。

[41] 王启康：《关于情感规律的几个问题》，《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第3页。

[42] 王启康：《关于情感规律的几个问题》，《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第7页。

[43] 王启康：《关于情感规律的几个问题》，《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第8-9页。

[44] 王启康：《关于情感规律的几个问题》，《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第3页。

[45] 朱本：《试论情感的阶级性与实践性——与王启康同志商榷》，《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4期，第13页。

[46] 朱本：《试论情感的阶级性与实践性——与王启康同志商榷》，《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4期，第15页。

[47] 朱本：《试论情感的阶级性与实践性——与王启康同志商榷》，《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4期，第13页。

[48] 朱本：《试论情感的阶级性与实践性——与王启康同志商榷》，《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4期，第16页。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49] 郑日昌、景白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四年级学生）：《情感和认识能脱节吗？——对“试论情感的阶级性”一文的一点疑问》，《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2期，第70页。

[50] 郑日昌、景白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四年级学生）：《情感和认识能脱节吗？——对“试论情感的阶级性”一文的一点疑问》，《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2期，第71页。

[51] 上海市实验幼儿园：《怎样培养孩子的爱憎分明的阶级情感》，《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2期，第41页。

[52] 参看朱智贤：《关于人的心理的阶级性问题》，《心理学报》1959年第1期，第11页。

[53] 参看吴书东：《谈人的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问题》，《心理学报》1959年第1期。朱智贤：《关于人的心理的阶级性问题》，《心理学报》1959年第1期。章志光：《论心理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关系——和郭一岑先生商榷》，《新建设》1963年11月号。

[54] 朱智贤：“第三种情况：某些意识活动，特别是低级的意识活动（如日常生活琐事）或无意识活动（如一些熟练习惯），可能不和阶级意识倾向发生联系。例如，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和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人，在一些生活琐事上，如去买一顶帽子，下一盘棋，抽一支烟等，却不一定都和阶级意识倾向发生关系。”（朱智贤：《关于人的心理的阶级性问题》，《心理学报》1959年第1期，第14页。）

[55] 上海市实验幼儿园：《怎样培养孩子的爱憎分明的阶级情感》，《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2期，第42页。

[56] 上海市实验幼儿园：《怎样培养孩子的爱憎分明的阶级情感》，《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2期，第43页。

[57] 参看 A..И.别尔格等：《控制论的哲学问题》，许醇仁译（译自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二卷（苏联百科全书，国家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控制论哲学问题选辑）》（内部发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2页。

[58] 陈立：《随意运动的机制》，《心理学报》1960年第4期，第218页。关于安诺兴（Peter Kuzmich Anokhin）的介绍，可参考格拉汉姆（L.R.Graham)：《苏联生理学家阿诺辛的哲学观点》，钟学、苏宁译，《世界科学》1983年第6期。

[59] 陈立：《随意运动的机制》，《心理学报》1960年第4期，第220页。

[60] 陈立：《随意运动的机制》，《心理学报》1960年第4期，第221-222页。

[61] A..И.别尔格等：《控制论的哲学问题》，《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控制论哲学问题选辑）》，第115页。

[62] 参看[前民主德国]G.克劳斯：《拥护控制论和反对控制论（关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看法）》，德国哲学杂志，1962年第5期，裘辉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控制论哲学问题选辑）》，第373、374页。

[63] C.阿尼西莫夫、A.维斯洛博科夫：《控制论中的一些哲学问题》，原载苏联《共产党人》1960年第2期，光军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控制论哲学问题选辑）》，第113页。

[64] Michael A. Lebowitz,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pp.116-117.

[65] Michael A. Lebowitz,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 p.118.

[66] 对于此点的分析，参看Michael A. Lebowitz,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 p.119.

[67] 参看马依捷耳、法特金：《苏联举行控制论的哲学问题会议》，《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1期，第48页。

[68] 苏联当时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可参看《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控制论哲学问题选辑）》。

[69] 荆其诚：《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理论》，《新建设》1962年12月号，第43页。

[70] 荆其诚：《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理论》，《新建设》1962年12月号，第44页。

[71] 参看梁志学对之的介绍，及克劳斯自己的论文。梁志学：《G·克劳斯论控制论中的哲学問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2期。G.克劳斯：《拥护控制论和反对控制论（关于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看法）》（原载《德国哲学杂志》1962年第5期，裘辉译）、G.克劳斯：《控制论、德国统一社会党纲领和哲学的任务》（《德国哲学杂志》1963年第6期，梁志学译），以上两文皆见《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四辑》。

[72] 曾里：《北京举行控制论哲学问题座谈会》，《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2期，第48页。

[73] 陆叁：《围绕控制论科学成就的思想斗争——供讨论稿》，《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1期，第2页。

[74] 陆叁：《围绕控制论科学成就的思想斗争——供讨论稿》，《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1期，第5页。

[75] Andrew Feenberg, “From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to the Rational Critical of Rationality”, in his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say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10), p.159.

[76] 见曾里：《北京举行控制论哲学问题座谈会》，《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2期，第49页。

[77] 见徐联仓：《苏联心理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两个动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年第1期，第40页。

[78] 对于“操作自主性”的批判，参见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his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say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p.70.

[79] 刘埜：《关于资产阶级技术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1期，第48页。

[80] 布莱希特：《作为交流工具的收音机》，见其《论史诗剧》，孙萌、李倩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6页。

[81] 参看斯迈思（Dallas Symthe）：《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98-99页。

[82] 参看斯迈思（Dallas Symthe）：《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99页。

[83] 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his Between Reason and Experience: Essay in Technology and Modernity, p.69.

[84] “文化甄别”（cultural screening）一语出自斯迈思，见其《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第105-106页。

《社会主义与“自然”》

作者: 朱羽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

出版年: 2018-10

页数: 468

丛书: 批评理论与文学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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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一、自然界、自然状态、自发性与客观性：从历史经验出发

二、辩证唯物论的“自然”、观念史中的“自然”与批判理论的自然观

三、三元框架中的历史实践与“自然”

四、文艺实践与形塑“自然”

五、本书章节安排

第一章“自然”与新世界：围绕社会主义“山水”及“风景”的考察

第一节新山水、新国家与新主体——以国画改造话语为中心

一、“真实”的“山水”与“世界（观）”的改造

二、意境、红色山水与革命主体的空间化

第二节“社会主义风景”的文学表征及其历史意味——从《山乡巨变》谈起

一、“观察”及与自然的和解

二、视觉与声音：“风景”的意义问题

第三节青年，“栓心”与人化的自然——以《朝阳沟》为例

一、“政治课”的失效与“自然”的浮现

二、劳动、伦理与属己的自然

第四节“民族形式”、“多元一体”与“风景”

一、“中华民族”的位置：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与“少数民族”议题

二、新中国文艺实践与“民族形式”：以“风景”为线索的追问

第二章中国美学大讨论中的“自然”

第一节客观美与“自然”问题

一、中国美学讨论的历史与理论脉络

二、客观美与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确证

三、“自然美”与“社会主义”

第二节自然美：常识与教养的争执及其它

一、超历史的自然美，或内在于社会的“自然”

二、被动的自然与审美主体性

三、自然美、教养与“解放”

第三节劳动、美与人的“自然性”

一、“劳动美”与美学话语的转型

二、“劳动”及其美学评价的谱系学分析

三、“劳动-艺术”论争：重思人的自然性

第三章叩问“自然”的界限：“大跃进”中的劳动与文艺

第一节作为“文化革命”的群众文艺实践

一、克服臣属性：文化革命与无所畏惧的“主人”

二、“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与消灭社会分工的设想

第二节新民歌和新壁画中的劳动、自然与主体

一、生产与本源：重新定位群众创作

二、“自然”之中的“自由”：劳动、丰裕与“新”

第四章社会主义喜剧与“内在自然”的改造

第一节笑的批判：旧喜剧与新喜剧

一、高与低，新与旧

二、成问题的“笑”

三、正面形象与崇敬的笑

第二节喜剧主体与“新人”

一、“人不仅仅是人”与“革命的分心”：新喜剧的主人公

二、“裂隙”：歌颂性喜剧的美学政治

第三节“革命”与“分心”——以1950-60年代新相声为例

一、新相声的基本机制

二、大跃进与新相声的转型

三、1960年代的新相声及其“革命/分心”机制

第五章激进时代的“心”与“物”

第一节激进时代与“心”的线索

一、一“一分为二”、辩证的生活与“领导权”的挑战

二、“心理”的“剩余”：1960年代心理学批判视域中的“情感”及其他

第二节激进时代与“物”的线索

一、“见人”与“见物”：“经济”的政治及其挑战

二、“新人”与“物”：从《丰收之后》到《艳阳天》

结语

图例来源

参考文献

后记

明日推送

孙佳山：正在崛起的现实题材浪潮——以《北方一片苍茫》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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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打破晚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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