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李敬泽专辑 | 李松睿：那到底是一种什么发型——读李敬泽《会饮记》

李敬泽专辑

艺术家李敬泽，这是著名作家徐则臣在万般惊叹之下给他下的一个定义，理由是他以批评家之威名闻世，但把他的任何一篇批评文字拿出来，都是存乎洞见的独特美文，通篇洋溢着贯通诸种文体的“非法”的才华。你可以说他写的是小说，也可以说他写的是散文，说是诗问题也不大，只是少敲了几个回车键而已，说批评文章当然更没有问题。对此，李敬泽的解释是，“我是个认为自己是一只鸟的摩羯座啊，最恨失控，又最爱游泳和飞，实际上我写的时候确实清楚地明白自己在跑野马，很爽，像冲浪和滑翔，但是我也清楚地知道，我总会把它兜回来，不会找不回来的。”他始终明白，文学的创作是没有边界的，这源于他经历过文学观念的巨大变革，始终保持着开放性的视野，在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中去估量它的价值。

李敬泽，1964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优秀青年批评家奖、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第十五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等众多奖项。著有《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为文学申辩》《反游记》《小春秋》《平心》《致理想读者》等各种理论批评文集、散文随笔集10余种。2018年由中信出版集团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分别推出《会议室与山丘》《会饮记》。

李敬泽专辑目录：

1.访谈：使我产生身份意识、地方意识的就是中国

2.李敬泽：《会议室与山丘》序、《会饮记》跋

3.黄德海：鸟将自由飞翔——与李敬泽有关的文字

4.李松睿：那到底是一种什么发型——读李敬泽《会饮记》

本辑内容原刊于《青年报·新青年周刊》2018年10月28日第126期，转载自“新青年周刊”公众号，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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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睿

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文艺研究》编辑部主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七批客座研究员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发型

——读李敬泽《会饮记》

阅读历来都是一件私事。经年累月的读书生涯所留下的那一长串书单，清晰地标识了我们的趣味、知识、立场以及种种特殊的癖好，以至于通过分析一个人的阅读史，我们也就能大致了解这个人的精神世界。因此，友人轻描淡写地提问——“最近在读什么书”，或是在地铁上看书时发现旁边的乘客正好奇地盯着自己手中那本书的封面，都多少会让人感到有些不自在。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放在聚光灯下，用放大镜上上下下地探究一番，毫无隐私可言。但反过来，如果有机会到朋友家做客，我还是会在书橱前徜徉片刻，驻足观看，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好奇心，全然忘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不过，李敬泽先生显然是没有我这样的顾虑和烦恼的。这不，在新著《会饮记》中，他就以优雅的笔调畅谈自己的阅读、社交与漫游，热情地向读者袒露自己洒脱、灵动，而又充满思想穿透力的精神世界。

收入《会饮记》中的这十二篇文章最初都发表在《十月》杂志的同名专栏上，这很自然会让读者对应该以何种方式阅读《会饮记》感到困惑，不清楚这些篇什究竟算是小说、散文、会议纪要，抑或是读书笔记。这样的阅读效果当然是作者有意追求的，2017年那本在中国知识界获得广泛好评的《青鸟故事集》，就让不少评论者为该书的文体问题大伤脑筋。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反复转换，许子东、邵燕君、黄德海等现实人物的穿插，古代典籍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碰撞，都使得《会饮记》的叙述行走在虚构与真实、知识与想象的分界线上，掌握着微妙的动态平衡。透过那些带有炫技色彩的文字与叙述，你甚至能够想象李敬泽在看到读者困惑的目光时的会心一笑。

或许，打开《会饮记》的最佳方式，不是带着对某一种文体的执著与偏见，用小说、散文这类文体概念来“套住”李敬泽的文章，再选择相应的分析工具予以拆解，而是要以开放的心态，去追随写作者奇诡、巧妙的思路，进入其敞开的精神世界。以《会饮记》中一篇名为《鹦鹉》的文章为例，这个文本篇幅不长，但却非常有趣，充分将李敬泽的行文特点呈现了出来。《鹦鹉》起始于著名文学批评家的日常生活场景——在台上面对公众谈论文学。不过此时，叙述者忽然放弃了对文学的思考，被台下某位听众奇特的发型所吸引，联想到“一只怒气冲冲的巨鸟”（第38页）。由这个古怪的发型，叙述者的脑中跳出“夺人眼球”这个成语，并引发他想到单位那台扫描瞳孔的打卡机。接下来，叙述者忽然又意识到离开这个活动之后，还要匆匆忙忙地赶到另一家书店，讨论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自己此时却尚未读完她的小说《别名格蕾丝》。而阿特伍德在一篇被收入《见证与愉悦：当代外国作家文选》的文章中，曾为搞不清楚“野鸟”究竟是什么鸟纠结不已，这又使得叙述者忍不住要给眼前那个古怪发型安上“大白巴丹鹦鹉”的名目。此后，叙述者的联想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堪称“脑洞”巨大。于是，2010年与许子东关于网络文学的讨论，2016年在北大校园被陈晓明、邵燕君逼着发言，钱钟书在《管锥编》中对媒介问题的看法，《别名格蕾丝》中阿特伍德对人物心理的精确分析，张伯驹后人的书画装裱技术，《窃国大盗袁世凯》的作者陈伯达对袁克定的拜访，福楼拜的小说《淳朴的心》对鹦鹉的描写……都依次登场，以奇诡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让人惊叹于作者的学识与修养，他竟能对这些彼此互不相干的话题全都能侃侃而谈。而整篇文章最终结束在叙述者忽然想起“大白巴丹鹦鹉”是一位记者，他在活动结束后向“李老师”提问的时刻。

也就是说，《鹦鹉》这整篇锦绣文章，都是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不断敷衍、生发而来。这不禁让人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学活动如此乏味、无聊，让著名批评家分心到这等地步。以首句“像一只怒气冲冲的巨鸟”为起点，叙述者似乎只是稍稍施加了一点点推动力，词语就开始滚动起来，膨胀为一个胃口巨大的野兽，咀嚼、吞噬着来自古今中西的各类文本。而正当读者惊讶于作者渊博的学识与巨大的“脑洞”时，文章又突然停了下来，接着马上开始急速收缩，再次回归到开头处那个发型古怪的记者。写得如此浑然圆融、收放自如，让人不由得钦佩李敬泽驾驭叙述和写作的本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表面看上去，怪发记者、陈伯达、陈晓明、张伯驹，《别名格蕾丝》、《管锥编》、《福楼拜中短篇小说集》这些相去甚远的图书和名字，只是被作者以词语和想象的力量强行扭结在一起，但内部却有着无数细小的叙述线头，使他们彼此牵连、呼应。例如，为了将话题过渡到钱钟书，作者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句“那天杨绛先生去世后，我又把《管锥编》找了出来”（第43页），粗疏的读者一般不会留意这类“废话”，或干脆将它们跳过，但整篇文章的收束，却正是怪发记者的提问——“你对杨绛先生去世有什么感想”（第56页）。显然，这类细节正是作者在文本中为我们留下的闪亮的路标，让读者在那由无数经典文本构成的密林中，找到那些使它们彼此交错、勾连的小径，不至于在暗夜里迷途难返。

钱钟书

《管锥编》

当然，不能仅仅以这种方式来谈论《会饮记》，那会使我们把李敬泽定位为涉猎广泛的阅读者和挥洒自如的写作者，这多少会使人忽略那十二篇文章在辞章层面之外的思想含量。毕竟，《会饮记》这个书名直接来自于古希腊时期的雅典，那是一个生产哲学与思想的时代，一个有人梦想着诞生哲人王的地方。如果说柏拉图的《会饮》将众多雅典贵族召集在一起，在轻松愉悦的燕饮气氛中，畅谈对爱欲、美、真理以及灵魂的种种思考，那么在《会饮记》这里，李敬泽则以诙谐潇洒的笔调，将自己在阅读与漫游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和盘托出，其间会不时迸发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思想火花。

例如，在《考古》一文中，叙述者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一个画展致开幕辞后，顺路参观“丝绸之路与俄罗斯民族文物展”，他忽然意识到，由东至西，那些丝绸之路沿线的各个民族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正处在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上，是拉铁摩尔创造的这个词，“让我们以另外一种全球视野看待我们的历史，重新发现和整理我们的记忆和经验。边塞和穷荒本是天下尽头，是边缘和界线，现在，由于这个词，界线被越过，你必须重新想象中国，在北方之北、在南方之南，想象它的另一种历史面目，并由此思考未来”（第60页）。由此出发，他进一步漫游至甘肃庆阳，想到曾在这里写下《渔家傲》的宋军统帅范仲淹。在与丝绸之路所代表的世界史视野进行对比后，他意识到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传统儒生“的‘天下’不过是困守中原，如此之小，如此之‘穷’，越来越小，越来越‘穷’，直剩下‘残山剩水’，直剩下寥寥酸儒困于天地一角、汲汲于‘华夷之辨’”（第64页）。我们虽然不能说这样的思考多么具有原创性或深度，但在《会饮记》中，这样的思考点缀在叙述者无尽的阅读与漫游的间隙处，却如同闪电般穿透了时间和传统为史料和文本披上的重重帷幕，不断启发着读者用新的视角观看世界。

从这些思考和感喟我们也可以看出，《会饮记》这本书虽然行文诙谐，笔调优雅，充满无数耐看有趣的历史边角料，但李敬泽其实不是一个冷僻知识的狂热收集者，也并不单纯地喜欢玩味各式各样文学与生活中的细节，在那些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字与叙述背后，始终潜藏着他对文学与世界的整体性思考。这一点，或许最突出的体现在那篇题为《机场》的文章中。这篇作品和《会饮记》中的其他篇什一样，全都充满了无数“东拉西扯”的细节，如卢卡契与布洛赫的论争、在机场因航班延误的漫长等待、王德威和他的后现代主义、关于人工智能的研讨会、《溪山行旅图》的辗转流徙、许慎的《说文解字》……有时你不得不感慨，一个人到底要有怎样的心灵和勇气，才能够把如此庞杂、琐碎的事物压缩到一篇文章里面。不过仔细阅读之后，读者会发现那些“漫无边际”的细节背后，是李敬泽对所谓“总体性”的关切和执著。

的确，布洛赫、卢卡奇这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20世纪30年代有关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争论，不仅仅是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究竟怎样大打出手，而是直指德国纳粹党执政的时代环境，背后是对世界历史走向的焦虑。《溪山行旅图》这样的艺术精品，固然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美学精神，但它的辗转流徙，同样与中国历史上数不清的饥饿、动荡、战火、分分合合脱不开关系。而许慎的《说文解字》，在叙述者看来更“不是一部字典，那是一个世界……多么浑然的总体性，你抽出了一个线头，移走了一块砖，然后就散了塌了，收拾不起”（第163页），关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中的历史命运。更为有趣的是，李敬泽还想象了卢卡契和王德威之间的对话或争吵。作为在后现代主义浪潮中成长起来的文学批评家，王德威以华丽繁富的语言，不断在文学史叙述中寻找断裂、矛盾以及吊诡之处，借助那些所谓被压抑的声音，不余遗力地颠覆着主流叙述，在中国学界收获了无数粉丝、迷妹。而卢卡契则毫不犹豫地把迷人的现代主义指斥为“现象”，固守着现实主义和本质的堡垒，令大多数文学爱好者望而生畏。站在他们两人之间，李敬泽却写道：“与王争论需要足够的才智，卢卡契当然有，但是他也许会选择刺猬般的大智，把一切交给历史和生活，而不是对历史和生活极尽机巧的言说。”（第156页）立场与态度，早已表露得清楚、明白。

王德威

巴乌斯托夫斯基曾经说过，“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偶然投来的字眼和流盼，每一个深邃的或者戏谑的思想，人类心灵的每一个细微的跳动，同样，还有白杨的飞絮，或映在静夜水塘中的一点星光——都是金粉的微粒”，都能通过特定的方式转化为作家笔下的文学。阅读《会饮记》这样的著作当然有许许多多的读法，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迷醉于那些古怪的细节、有趣的史料、奇诡的想象以及优雅洒脱的笔法，甚至完全可以翻开这本书的任意一页，就津津有味地读下去。这样的著作本来就是由文学批评家在漫长的阅读与漫游过程中积攒的细节所构成，它甚至鼓励乃至诱惑着读者以这样的方式去阅读。不过，我们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对总体性的执著、跨越时代与国境的整体视野，才是李敬泽思想和精神的底色。正是它的存在，那些散乱无章、漫无涯际的细节，那些“金粉的微粒”，才会被无数相互交错的秘密小径勾连起来，熔铸成那朵最美的金蔷薇。

本文原刊于《青年报·新青年周刊》2018年10月28日第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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