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武军：“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 ——1928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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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革命文学和国民大革命息息相关，可是以往研究界基于单一的立场把复杂的国民大革命简单化，进而把丰富的革命文学狭窄化。从多维的革命视野出发，考察1928年国民党中央在上海创办的《中央日报》及其文艺副刊，就可以发现大革命文学中的“红与黑”、“摩登”等诸多有意义的命题。胡也频、沈从文、丁玲创办的《红与黑》及其他文艺副刊，再现了革命与反革命、红与黑交织下的革命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田汉等主导的《摩登》副刊，带给我们对于革命和摩登新的理解，又给我们提供了认知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新思路。对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考察，既是对革命文学谱系的历史还原和重新梳理，也是在民国历史语境中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重新探究。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5年01期，感谢作者张武军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张武军

“红与黑”交织中的“摩登”

1928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之考察

继法国大革命之后，被冠以“大革命”称谓的是中国的国民大革命，这的确是一场由国共合作，广泛动员各级民众参与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然而，随着1927年上海及武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对这场革命的评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歧。从国民党方面来说，1927年4月12日，上海清党及其查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军事活动，避免了中国革命沦为苏俄的附庸以及无序的工农专制暴力运动，这是国民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革命，是对革命的维护；就共产党人来说，四·一二政变及其后武汉事件是国民党背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致使中国革命背离了由苏联引领的世界革命潮流，这是对革命的公然背叛，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行为。直至今日，这种巨大的分歧和各自针锋相对的判定依然主导着各界对国民大革命的阐释。

1927年以后国共双方都继续高举着革命的大纛，把自己视为革命的唯一代理人，而斥责对方为“反革命”。 “革命”和“反革命”之间看似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没有任何的中间地带和第三种的可能，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但“革命”和“反革命”又是如此交错混乱且不断相互转变，恰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既截然不同，又同为一体，一体两面。然而，这种“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在我们谈论“革命文学”时却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我们只注意到了其中的一面，并由此来理解和阐述革命文学。例如我们常常把1928年视为革命文学的开端，把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视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即便有研究者把革命文学向前追溯，也仅仅只是寻找到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沈泽民等人的相关论述。很显然，这只是注意到大革命中的一面，忽略了其一体两面中的另一面，在此基础上的革命文学建构无疑是把丰富的革命文学谱系简单化、狭窄化，而由此做出的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相关论述就更经不起推敲和质疑。所谓的“红色三十年代文学”既不是那一时期文学的全部，也不是“革命文学”的全部，有一个和红色相对而又相近的颜色——黑色，“红”与“黑”正如革命与反革命一样一体两面。“红与黑”是关涉大革命的最佳文学题目，在法国的文学史上已有这样一部巨著，对于大革命时代的中国作家们来说，不可能不注意到“红与黑”这么一个好名称。

胡也频

丁玲

沈从文

事实上，1928年上海创办的《中央日报》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刊，就是《红与黑》，主编和参与这一副刊的3个人在后来文学史上都鼎鼎大名——被国民党杀害作为革命烈士而载入史册的作家胡也频，获有从“文小姐”到“武将军”殊荣的左翼女作家丁玲，文学成就斐然却对革命文学不以为然的沈从文。但是我们后来只看到了《中央日报》及其副刊的“黑”而无视其“红”，或者说只是把其视为“反革命”的思想钳制和舆论管控。所谓的“大革命失败”不过是“红”与“黑”、“革命”与“反革命”纷繁交错中的一种描述，至少我们任意翻检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就会发现，不论是其主刊还是副刊，压倒一切的核心词汇只有“革命”，文艺副刊的主题同样是“革命”和“革命文艺”。由此可见，考察包括《红与黑》在内的《中央日报》副刊，是我们认知1928革命文学复杂性的重要切入点，也意味着对革命文学谱系的历史还原和重新梳理。

多维革命视域下的《中央日报》及其副刊

1928年2月1日上海《中央日报》创刊，编列“第一号”，后来台湾的新闻史大都以这一天作为国民党中央党报的开端。《中央日报》社也把这一天作为社庆创刊日，1978年的2月1日和1988年的2月1日，台湾相关机构都有隆重的《中央日报》50周年、60周年庆祝活动，中央日报社特别编撰了《中央日报五十年来社论选集》、《中央日报与我》，、《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其中收录了不少当事人的回忆文章。这为我们了解《中央日报》的历史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其中有关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的具体内容却很少。台湾学界虽然强调1928《中央日报》年作为党报的开创意义，但具体阐述和研究几乎无人涉及，即便在学者徐詠平的《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发展史略》专文论述中，上海《中央日报》时期也都只是一笔带过，“是年杪中央决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于十七年元月一日创刊，日出两大张。旋中央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决定将上海中央日报迁京，是年十一月一日该报停刊。翌年二月一日《南京中央日报》创刊。”[1]而就在这一笔带过的论述中，作者还把创刊时间误作1928年元月一日。

相比较而言，大陆新闻史和学界似乎更看重上海《中央日报》，并把其视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重要一环来强调，这一部分甚至已经成为新闻专业学生学习和考研的重要知识点。然而，各大教材和各种著述有关上海《中央日报》的具体论述却错漏百出，有关上海《中央日报》社长这么关键的内容，各种教材和著述几乎都表述有误。从较早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写的《简明中国新闻史》，到最近的各种《中国新闻史》的精品教材和规划教材[1]，包括极富特色摆脱以往革命斗争史观的《中国新闻事业史》[3]等，这些教材都一致认为，“丁惟汾任社长”，“宣传部长丁惟汾兼任社长”。其实，不少教材的这一错误表述是从著名学者方汉奇编写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4]而来，唯一以《中央日报》副刊作为主旨的专著《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作者也错误地把宣传部长丁惟汾视为社长。 “1927年底上海《商报》停刊，国民党南京政府收购《商报》的设备，于1928年2月1日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国民党宣传部长丁惟汾担任社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任总经理，彭学沛任总编辑。”[5]事实上，根据上官美博编撰的有关《中央日报》的“六十年大事记”和“本报历任重要人事一览表”，上海《中央日报》创办时“社长由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6]，同样曾担任社长的陶百川、程沧波等人的回忆中明确指出了第一任社长是潘宜之[7]。和上海《中央日报》创刊关系非常密切的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也明确提到潘宜之社长，陈布雷的撰述是更可靠之证据，因为上海《中央日报》就是收购了和他渊源密切的《商报》而创办，有志于报业的他也为蒋介石所赏识，被视为是担任《中央日报》主编主笔的第一人选。陈布雷曾这样记载道：“已而《中央日报》社长潘宜之（字祖义）来京，蒋公告潘约余为《中央日报》主笔，然《中央日报》有彭浩徐（学沛）任编辑部事，成绩甚佳，何可以余代之，遂亦坚辞焉。” [8]

《中央日报》上海版

之所以有很多教材和研究者认为宣传部长丁惟汾兼任《中央日报》社长，是因为大家有了一个先入为主观点，即蒋介石的重新上台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进行思想和舆论管控，或是从第二任社长叶楚怆是中宣部长兼任推及而来，并把这些都纳入到国民党中央新闻事业统制的建构中。但实际上，不仅丁惟汾兼任《中央日报》社长有误，宣传部部长丁惟汾的说法更是错上加错。查阅有关丁惟汾的传记和记事，包括台湾政治大学有关该校重要创始人丁惟汾的介绍以及国民党的党史资料，从未有1928年丁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材料。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宁汉两方在党务上并未达成一致，有关各方的党部党务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正是在这次大会上，丁惟汾当选为国民党中常委，他和蒋介石、陈果夫提议改组中央党部案，会议通过的最终改组方案是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蒋介石任组织部长，戴季陶任宣传部长，丁惟汾任训练部长[9]。很显然，把1928年2月1日创刊的《中央日报》描述为由宣传部长兼任的话，那也不该是丁惟汾而应是确定要担任中宣部部长的戴季陶。丁惟汾确曾有短暂兼任中宣部部长，但时间是1933年任职中央党部秘书长时[10]。由此可见，不仅丁惟汾没有兼任《中央日报》社长，1928年的中宣部部长丁惟汾更是子虚乌有，中宣部长兼任上海《中央日报》社长体现国民党集团控制新闻事业，这更是后来者主观立场投射下的事项呈现。

桂系主要人物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宜之兼任上海《中央日报》社长，这更能说明这份报纸及其副刊是何如颠簸在大革命的浪潮中。尽管作为社长的潘宜之并不能干涉主编彭学沛的具体工作，但整个报刊的命运多少和政治革命者潘宜之在大革命中的起伏相关联。潘宜之既是上海清党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也曾私自释放被捕的共产党首脑周恩来，更是娶了怀有身孕待决的女共产党员刘尊一为妻，难怪后来有通俗类读物记叙潘宜之题目为《扑朔迷离的爱国将领》[11]，其实扑朔迷离的革命家更为适宜，这也一再说明，我们需要在扑朔迷离的革命浪潮冲探析《中央日报》及其副刊。1928年下半年起随着蒋桂之间矛盾越来越突出，而身为桂系主要人物的潘宜之则难逃漩涡，1928年底上海《中央日报》的停办直至在首都南京接续复刊，和蒋桂之间的纷争多少有关联。正是基于这样的史实，有论者谈及这一时期《中央日报》为桂系所掌控，“掌控”同样把民国时期《中央日报》运行机制简单化，但至少说明，《中央日报》及其副刊绝不是什么蒋介石和南京中央政府舆论控制的体现，这也是上海《中央日报》不同于后来南京《中央日报》的复杂性、多维性体现。

    丁惟汾                     潘宜之

我们不仅要正视上海《中央日报》和之后南京《中央日报》的差异，同时也需要关注它和之前武汉《中央日报》及副刊的关联。在重新编号的上海《中央日报》之前，1927年3月国民党中央曾在武汉创设《中央日报》，著名的副刊大王孙伏园主编其副刊。但是正如上文所提及，台湾新闻史论者有意回避武汉《中央日报》的存在，“民国十六年三月，汉口曾有中央日报之发刊，自三月二十二日起至九月十五日停刊，计共发行一百七十六号，因为当时武汉政治局势，甚为混淆，报纸亦无保存可供查考，故本报仍以十七年二月一日为正式创刊之期。”[12]很显然，“报纸亦无保存可供查考”只是个说辞，而“政治局势，甚为混淆”则是史实，更明确说，当时宁汉双方正展开革命与反革命的相互攻讦。武汉《中央日报》及其副刊基本上展示出武汉中央极其激进的革命态度，就副刊来说，孙伏园主编的《中央副刊》创刊不久就刊登了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曾登载了郭沫若的《脱离蒋介石以后》，还包含有鲁迅的演讲和一些文章。这些极其激进的革命理念和旗帜鲜明的反蒋姿态正是后来台湾史家无视武汉《中央日报》的原因，而武汉政府后来的“反革命”转向也成了大陆学界回避的理由。事实上，武汉《中央副刊》同样是我们了解“革命文学”谱系的重要一环，而迄今为止学界少有人论及。上海《中央日报》固然不像武汉《中央日报》及其副刊那样激进，不过，宁汉合作后各方虽然在北伐和“反共”的名义下党政趋于统一，但有关革命理论的阐述和建构却并未走向一致，反倒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多维化的特征。

上海《中央日报》的主编彭学沛在政治派系被认定为是不折不扣的汪精卫改组派核心人物，事实上，彭学沛真正追随汪精卫是1929年之后的事了，所以有很多评论认为上海《中央日报》为汪派改组派所把持，这显然不符合史实但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改组派一直都是一个较为松散的政治团体，从政治理念和革命理念上来说，彭学沛在1928年主编《中央日报》时较为接近改组派。改组派之所以成为一个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治团体，也得益于陈公博、顾孟余等人的革命理论宣传。陈公博的两篇重要理论文章《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以及创办的刊物《革命评论》，顾孟余创办的刊物《前进》等，在当时掀起了革命思想的巨潮，在国民党党员和革命青年群体中广受追捧，风行一时。陈公博在其一系列文章指出“中国最终革命的鹄的在民生，并主张国民革命应该以农、工和小资产阶级为基础”[13]，国民党所代表的也应该是农、工、小资产阶级、商人以及学生群体；顾孟余在《前进》上则积极倡导加强国民党党权，力推党内外民主。

《中央日报》南京版

虽然彭学沛曾经在《中央日报》上撰文《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对陈公博氏理论的商榷》，与陈公博进行辩论，但彭文与其说是对陈公博的理论提出商榷，不如说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彭学沛提出国民党的革命基础还应添加资产阶级，而党和国家政府会在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方针下限制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因此国民党是代表工农商资产阶级全体国民的全民革命[14]。彭学沛担任主编期间，《中央日报》一直努力建构和阐述国民革命理论，当然是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但不少论述和陈公博一样，在具体分析中多少受到阶级理论的影响。因此，在《中央日报》上我们很容易看到有关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苏联制度介绍的文章，其中不少就是彭学沛所撰写。与此同时，彭学沛在《中央日报》上推进国民党和政府的民主化，探讨党员的言论自由，这和曾经的武汉《中央日报》主编后来的改组派中坚顾孟余观念较为接近。《中央日报》创刊当天彭学沛发表了政论散文《射进窗子的一线太阳光》，“从此以后，在党的内部，在国民革命政府的范围内，一切政治活动应该采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应当走上新的途径。那些老法门：阴谋，暴动，武力，再也不应采用了；……在同一党里，在民主主义的国家里，要贯彻自己的政见，要克服自己的政敌，只有和平的讨论，剀切的说明。”[15]既倡议国民党内外民主，反对暴力无序，又号召改组国民党尤其是基层党组织，防止国民党腐化堕落，丧失革命精神。在《中央日报》上，曾刊登有一封浙江天台基层同志对全国党员的恳切呼吁，题为《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文章激烈批评了清党之后贪污豪劣、腐化分子趁机混入国民党内，致使革命精神失落。来信中甚至激愤谈道：“如果说如此便是革命，谁不愿反革命？如果说如此便是国民党谁不愿退出国民党？如果说如此便是总理主义，则从今之后，谁不愿由总理之信徒，一变而为总理之叛徒？”[16]

彭学沛在主编《中央日报》时是否是改组派并不重要，也不是本文考察的重点，但彭学沛和上海《中央日报》对革命理论的建构和提倡，对国民党民主和自由运动的推进，强化和重塑国民党的革命精神以抵制腐化，甚至在《中央日报》上出现“反革命”式的革命呼声。这种现实不满而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这种及其赤诚而又激进的革命姿态，无疑和改组派一样吸引了正在迷茫彷徨的革命青年和基层国民党员。虽然没有《中央日报》具体发行数量的统计，但是从报纸上不断扩充的行销处、代售点告示以及最后报纸终刊时财务报告的大量盈余来看，《中央日报》在接受少量党部经费支持的情况下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市场机制也是我们考察上海《中央日报》多维性的重要因素，迎合青年心声的“革命”远比所谓的思想钳制更符合当时的市场原则。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老牌党报《民国日报》成为西山会议派保守言论阵地时，国民党中央要另外设立《中央日报》，并以极其革命的姿态压过了曾经积极倡导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民国日报》。可以说，曾经左派、革命文学的阵地在1928从《民国日报》转移到了《中央日报》，正是因为上海《中央日报》的“革命”和“左”的色彩，1928年10月底《中央日报》才会在所谓“需在国都所在地”的名义下停刊，并在数月后才在南京复刊。接替南京《中央日报》社长的则是中宣部部长叶楚怆，而此人正是先前已经非常保守的《民国日报》主编。

总之，我们只有回到大革命的复杂历史中，重新检视革命与反革命的含混交织，以多维革命视域才能进入到对上海《中央日报》及文艺副刊,并由此展开对其“革命性”考察和分析，因为这份报纸最主要的两个副刊《红与黑》、《摩登》的编者或参与人胡也频、丁玲、田汉，毕竟都是我们后来所公认的左翼经典作家。

大革命中的“红”与“黑”

副刊《红与黑》并非是上海《中央日报》创立的第一个副刊，但它是最后一个副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副刊。从期数上来说，共出刊49期的《红与黑》远远多于上海《中央日报》其他副刊，如出刊38期的《艺术运动》、31期的《文艺思想特刊》、24期的《摩登》等等，就是放眼民国时期所有的《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在期数上也是排列前名。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编辑或参与《红与黑》副刊的胡也频、沈从文、丁玲在后来的文学史上都鼎鼎大名,《红与黑》副刊对三人之后的文学走向和文学史定位都有重要影响。可这么重要的一个文艺副刊，学界除了一篇论文《从<红与黑>到<红黑>》[17]稍有涉及之外，其他也大都是在论述沈从文、丁玲时简单提及。颇有意味的是，后来不管是沈从文还是丁玲，都有意淡化和回避他们与《中央日报》及《红与黑》的关联。

丁玲特别强调胡也频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是由于沈从文的原因，“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了解《中央日报》是国民党的。只以为是‘现代评论派’，……胡也频不属于‘现代评论派’，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编了两三个月的《红与黑》副刊。每月大致可以拿七八十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以我们一向的生活水平，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但不久，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处理问题，这个副刊是不应继续编下去的（虽然副刊的日常编辑工作，彭学沛从不参预意见）。这样，也频便辞掉了这待遇优厚的工作。”[18]在沈从文的记述中，彭学沛和胡也频原本相熟，是彭直接找的胡也频，“恰恰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浩徐，是前《现代评论》的熟人，副刊需要一个人办理，这海军学生就作了这件事。我那时正从南方陪了母亲到北方去养病，又从北方回到南方来就食（计算日子大约是秋天），这副刊，由我们商定名就叫《红与黑》。”[19]“上海的《中央日报》总编辑彭浩徐，找海军学生去编辑那报纸副刊，每月有二百元以上稿费，足供支配。三个人商量了一阵，答应了这件事后，就把刊物名为《红与黑》。”[20]

《中央日报》上海版

到底真实的事项是什么？因为没有直接而明确的材料，所以也许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说法。但是后来各方对此事的描述尤其是充满缝隙的描述，恰恰是我们分析的重点，据此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红与黑》副刊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在丁玲后来的记叙中，胡也频编辑《红与黑》包括她参与此事是碍于沈从文情面，并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甚至说他们完全不了解这个报纸是国民党创办的。这基本不合乎情理，对当时的胡也频和丁玲来说，参编《中央日报》副刊不仅意味着丰厚的收入来源，也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文学梦想的实现，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们不可能就糊里糊涂参与进去，也不可能不了解《中央日报》的党派背景。胡也频他们编辑副刊以及发稿时，曾有友人提醒他们注意政党、党派和颜色。胡也频在副刊上明确答复：“又有过朋友来向我说，要我不要乱投稿，有些地方是带着某种色彩，投不得的。我默然：——的的确确，对于眼前的国内各种党呀派呀的区别，我是一点也弄不清楚，这事实，正像那卖茶食和蜜饯的‘稻香村’，‘老稻香村’，‘真稻香村’和‘止此一家’的‘真正稻香村’，一样的使人要感觉到糊涂了。我想，单在要生活的这一点上，把写好的文艺之类的东西去卖钱，纵然是投到了什么染有颜色的处所，该不至于便有了‘非置之死地不可’的砍头之罪吧。”[21]很显然，胡也频这话是明显针对当时各党各派都争相把自己塑造为革命的正统，并由此映射当时火热的革命文学论争。

8月14日《红与黑》刊登了《一个观念》，文章未署名，一般都认为是编者胡也频，这篇文章是《红与黑》创刊将近一个月后首次亮出编者的文学理念和办刊宗旨。“凡能把时代脉搏，位置在艺术上，同时忘不了艺术的极致，是真，美，善，是真实，自由，平等的拥护，是可以达到超乎政治形势以上更完全的东西，看不出势力，阶级，以及其他骇世骗人工具的理由，有了这样感觉而在无望无助中独自努力者，我们是同道。”[22]文章中更是讥讽了“阶级”、“盛名的战士”、“革命作者”等名目，认为这都不过是“竞争，叫卖，推挤，揪打，辱骂，广告，说谎，诅咒”的体现，而他们甘做“愚人一群”的“呆子”，踏踏实实写作。很显然，以后来者眼光看来，这些观念——对革命文学的讥讽和针砭，绝不像是胡也频的，倒是完全符合沈从文，在凌宇的《沈从文传》中，“呆子”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

《中央日报》上海版

《一个观念》没有署名，或许是三人共同的主张，但悖论之处在于，胡也频所编副刊本就隶属《中央日报》，而胡也频却在自己副刊中宣告超越党派和颜色之纠缠，更有意味的是副刊本身就是鲜明的颜色命名——“红与黑”。胡也频对“颜色”、“色彩”的在意，对色彩之下革命的关注，并非从1928年《红与黑》副刊时开始，早在北京孙中山去世时，胡也频就明确谈到了颜色和革命。“抱着真正革命的志向是不在乎得了个国民党党员的徽章。因此，我到现今还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正因为不是国民党的党员，所以对于中国之一般民众的思想，要沉痛的说几句话，大约不至于竟犯上‘色彩’的嫌疑罢！”[23]文中胡也频更表达了对一般民众和有些大学生排斥革命的“那颜色”的强烈愤慨。

胡也频的这种矛盾恰恰是“红与黑”的最好注解，他一边讲着对颜色和革命的超越，一边注目着革命和各种颜色。他所谓的超越阶级、政治势力的艺术极致追求，确有长久以来他身上唯美主义因素的影响，但并非以此来否定革命和革命文学，而更多体现着他对拉大旗作虎皮风潮的不满，这一点倒与当时和后来的鲁迅相同。胡也频曾借鉴鲁迅《药》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小说《坟》[24]，讲述一个青年革命者被枪决后，负责处理尸体的四个工人认识到青年是为了他们才被无辜杀害，不忍把青年扔在乱坟岗，为其修坟立碑并常来看他。四个工人常常感叹青年牺牲后的孤单，除了一只乌鸦停驻过坟头，居然没有任何人类来到，后来这四个工人也被警察抓走并杀害，墓碑被捣毁，只剩下孤零零的坟。小说甚至在结尾描绘到未来很多年，这坟在新时代成为跳舞的乐园。这篇小说除了受到鲁迅《药》明显影响之外，革命青年的无端被杀，工人意识的觉醒等等，毫无疑问展现出作者对时代的激愤批判和革命情怀。诗歌《一个时代》刊登在10月11日的《红与黑》副刊上，前一天《中央日报》刚刚举行隆重的双十庆祝专刊活动，国民党党政要人纷纷寄语献词美好革命时代，第二天胡也频在其诗作中描述了他眼中的这个时代，“刀枪因杀人而显贵，法律乃权威的奴隶，净地变了屠场，但人尸难与猪羊比价”、“人心如惊弓的小鸟，全战栗于危惧”、“铁窗之冷狱于是热闹，勇敢的青年成了囚犯”[25]。从思想和艺术两方面来说，像《坟》和《一个时代》这样的作品绝对是革命文学的佳作，红彤彤的色彩非常鲜明，情绪饱满而又激烈。不过，在《中央日报》的《红与黑》副刊上，胡也频类似这样鲜红之色的作品实在太少，他的绝大部分作品是另一种色调，极其压抑的苦闷、孤独、徘徊、幻灭、颓废，像诗作《遗嘱》、《寒夜的哀思》、《死了和活着》、《空梦》、《生活的麻木》……，这一类的暗黑色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小说《约会》、《那个人》、《八天（一个男子的日记）》等也大都呈现同样的色调，主题基本是三角恋爱、恋爱的白日梦之类。

《红与黑》

正是由于胡也频在《红与黑》副刊上作品的黑色基调，他的很多作品除了几部鲜明色彩作品之外，都没有被选入到《胡也频选集》中，很显然这是后来的编选者刻意要过滤掉“红与黑”中的黑色。丁玲后来也为胡也频的黑色做了很多遮掩，并极力塑造胡也频的积极一面，甚至说他们逐渐学会了从政治立场上看问题，毅然放弃了待遇优厚的《红与黑》编辑工作。但这种大义凛然的气节很显然是后来的叙述，而非事实，《红与黑》的停刊并不是胡也频、丁玲他们的主动选择，而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是整个报社所有编辑的集体辞呈，是上海《中央日报》整体停办并要迁往南京。在胡也频事务性启事宣布《红与黑》停刊的同时，报纸还醒目刊登了《本报停刊迁宁启事》、《本社工作同人启事》、《停刊的前夜》，以及主编彭学沛的《今后努力的方针》等，这些启事和文章一再表达了对停办上海《中央日报》的某种不满，甚至在回顾和对今后的建议中表明上海《中央日报》办报的整体原则，是通过揭露、批评、监督党和政府以图促进革命，不是炫耀功绩或遮掩问题。因此，我们与其认为是胡也频他们因革命的选择而主动放弃编辑《红与黑》，毋宁说这是上海《中央日报》全体同人的“革命姿态”展示。但在后来，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定国民党党报是红色胡也频身上的一个黑点，所以要极力去遮掩去回避，完全无视当时红与黑交织的复杂革命现实。

如果说丁玲等人回避胡也频和《中央日报》的关联，这是怕《中央日报》的“黑”有损于胡也频的“红”，而沈从文有意拉开自己和《中央日报》的联系，则是为了回避他极为“鲜红”的一面，回避他曾有过的革命情怀和对革命政治的积极介入。沈从文提到这份报纸是彭学沛直接联系胡也频编辑，还有最明显证据是他说此时陪母亲在北京看病，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1928年7月沈从文在上海，的确，有关沈从文1928年在上海的史料非常混乱，各家的描述也很不一致[26]，沈从文自己说回到上海的日子大约是秋天，《吴宓日记》中则记载了7月30日他在从天津往上海船上和沈从文的初次会面[27]。而《红与黑》创刊于1928年7月19日，此时沈从文确实未在上海，可是沈从文又确凿无疑记载“红与黑”的名称是三人商定结果，这一副刊也是三人共同参与。唯一合理解释就是在沈从文去北京之前，他们三人已经商谈了编辑《红与黑》副刊之事。从《中央日报》和其副刊的设置来看，沈从文先和《中央日报》有联系，1928年3月23、27、28日沈从文的《爹爹》刊载于《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3月12、20、22、24日《卒伍》在《艺术运动》第4号和《文艺思想特刊》第1-3号发表。更值得注意的是，3月13日《摩登》副刊因田汉小说《亚娜》映射事件而匆忙停刊，沈从文的小说《卒伍》转移到新创刊的《文艺思想特刊》，《文艺思想特刊》没有明确的编者，基本上是处理了《摩登》副刊的遗留稿件以及《艺术运动》的一些分流稿件，《卒伍》则是这一副刊上无数不多的原创作品。很显然，临时的《文艺思想特刊》是由主编或其他艺术类副刊编辑代管，寻找一个文学家开设一个真正文学副刊是彭学沛的当务之急，而沈从文此时发稿在《中央日报》上，且变换副刊阵地，怕也不是偶然巧合，彭学沛理应在这个时间动员熟人沈从文支持或者加入《中央日报》副刊。这个时候即三四月间也就是胡也频和丁玲来上海的时间，沈从文又拉好友胡、丁，他们商议了“红与黑”副刊的事情，只是胡也频、丁玲匆忙去往杭州，所以编辑副刊之事才未有结果。正因为胡也频和丁玲在上海短暂停留就去了杭州，外人也难以了解其行踪，所以沈从文是《红与黑》副刊核心或联系人就更说得通，当然胡也频和彭学沛在北京时早已相熟也应该是事实，否则彭也不会放心把副刊交予胡也频出面来主持。

沈从文之于《红与黑》副刊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回到上海后副刊的变化，他的作品《上城里来的人》重新出现在《中央日报》前两天，即8月14日起《中央日报》连续刊发《本报副刊启事》：“本刊原有之特刊，除国际，一周间大事，及艺术运动外，其他如文艺思想，文艺战线，海啸，经济四种，改出《红与黑》。”[28]也是在这一天，《红与黑》副刊刊登未署名的《一个观念》和编者的《写在篇末》，这才是《红与黑》副刊理念的公开宣告，也是《红与黑》副刊大干一场的宣言，正如我们前文所论述《一个观念》中的观念更像是出自沈从文，自此之后沈从文开始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作品，《上城里来的人》、《不死日记》、《有学问的人》、《屠户》、《某夫妇》，这些作品中对“湘西下层人民现实与都市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描绘，在著名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看来，“预示着沈从文创作渐趋成熟”[29]。

另一著名学者金介甫也注意到这一时期沈从文创作的变化，认为“沈从文作品中政治意识逐渐浓厚”[30]，从他在《红与黑》发表的最早的两篇作品《上城里来的人》、《不死日记》很明显能够看出变化的苗头。前者是对军阀侵害和掠夺乡村、奸淫妇女的控诉，作品已经隐约从社会制度方面来看待问题，沿着这一路数一直到1929年《红黑》杂志，沈从文又大量控诉不合理社会甚至从阶级对立来分析社会，如《大城中的小事情》，就写了工人受剥削和阶级对抗，这些作品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情怀比胡也频和丁玲要鲜明的多，比当时以及之后的诸多左翼作品要真切。《不死日记》似乎继续延续北京时代的自我书写，也有类似胡也频个人书写的苦闷、孤独与昏暗，但是更有一种强烈的不平和控诉，困苦、贫穷、受到书商的盘剥，第一人称的叙述者似乎要么彻底的崩溃，要么绝望的抗争，包括1929年《红黑》杂志上的《一个天才的通信》，这些作品已经是个人书写的极致，下一步很自然上升到制度的控诉，也就是说我们在沈从文这一类及其暗黑的个人书写中，也总能感受到红色的革命情绪，比胡也频和丁玲更强的革命情绪。难怪金介甫这样评介《红与黑》、《红黑》时期的沈从文作品，“从这些小说一眼就能看出，不论就主题和题材方面看，都属于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期中国左翼文学主流的范畴。”[31]可是，左翼文学主流从来没有接纳过沈从文，我们后来对于沈从文的“红”总是视而不见，即便是红与黑中的沈从文比胡也频还要更革命些，相反，我们还把他作为革命文学的对立面、黑的一面而不断强化，因为他总是讥讽和非议革命文学。事实上，沈从文嘲讽和非议的并不是革命文学观念，他反感的是那些不如他穷困也没有真实革命情感的人却大打革命文学招牌。并未发表的《不死日记》后边部分，沈从文记述了他和胡也频、丁玲8月14日步入上海文豪开的咖啡店，见到一些“光芒万丈的人物”，“全是那么体面，那么风流，与那么潇洒”，畅谈革命文学，沈从文“自己只能用‘落伍’嘲笑自己，还来玩弄这被嘲笑的心情”[32]，也就是这一天《红与黑》上刊登了《一个观念》表达了对“革命文学”的不以为然。沈从文几天对此事都未能释怀，就像阿Q被假洋鬼子抢走革命且不许自己革命的委屈和不满，他接连在日记中诉说真假思想前进和革命。“向前若说是社会制度崩溃的根原，可悲处不是因向前而难免横祸，却是这向前的力也是假装的烘托而成的，无力的易变的吧。真的向前也许反而被人指为落后吧，这有个例子了。然而真的前进者，我们仍然见到他悲惨的结果。”[33]一面是自命的革命家，一面是真正孤独的革命者，结果就是“一群自命向前的人物”，“制这类俨然落伍者的死命”，并宣告自己的胜利。毫无疑问，沈从文对革命认知相当深刻，对革命文学论争也是一针见血，1928年的沈从文也坚信自己才是孤独的、真正的革命者，甚至宁愿以“黑”的一面、落伍的姿态来展示自己的革命和前进。

金介甫与其新作《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

“红与黑”的确是大革命中最适合不过的题目，正如胡也频、沈从文、丁玲他们在《红黑》创刊释名时说的那样，“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34]尽管在这篇《释名》中作者说他们只是把红黑作湖南方言横竖、横直的意思，但作者煞费苦心的阐述恰恰表面了“红与黑”的真实寓意。光明与黑暗、激烈与悲哀、血与铁既是交织在个人胡也频、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中，也是整个《红与黑》副刊、整个《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最好注解，在其他副刊如《摩登》既有柏心《叛逆的儿子》吞食反动恶霸势力心肝的赤裸裸暴力诉诸，也有王礼锡《国风冤词》的含蓄表达，林文铮《艺术运动》、《文艺思想特刊》既有对西方唯美艺术的推崇，也有在翻译《恶之花》的告白中对撒旦式革命精神的呼唤。

正视大革命中的“红与黑”交织，我们发现了与过去不一样的胡也频、丁玲，也看到了更加复杂的沈从文，更是透过包括《红与黑》在内的《中央日报》副刊洞悉了1928革命文学的丰富与多面。

革命与摩登

《摩登》是上海《中央日报》创设的第一个副刊，从报纸创刊的第二天即1928年2月2日起，到3月13日突然停刊，共发刊24号。如果说通过《红与黑》这一最后副刊，我们能看出《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在革命与反革命交织中复杂性和含混性，那么通过《摩登》这第一个创设的副刊，我们可以洞悉《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主导方向，至少是创办者所期待的方向。

关于《摩登》的主编，学界一般认为是王礼锡或田汉，或者是王礼锡和田汉共同主编，不过，根据田汉在《摩登》副刊上所作的《黄花岗》序言部分记述，“黄花岗一直没有写完，中央日报出版邓以蜇先生主编《摩登》又以写完此篇为嘱”[35]，这明确无误表明主编是邓以蛰。但在《摩登》副刊中，最关键之人还是田汉，从整个《摩登》24期上发表作品来看，田汉一个人超过总篇目半数之多，署名“记者”的《摩登宣言》就是田汉所写，后收入《田汉文集》。

王礼锡与田汉

近些年来，研究界对“现代”和“现代性”的关注持续不断，可不少研究者都是从西方理论预设出发，寻找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来印证，很少有人真正深入到历史现场中考察国人对“modern”的认知理解。《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为我们提供了中国作家如何阐述现代，如何探索摩登文艺的建构，可是学界对此却一直缺乏应有的关注。

早在留日期间，田汉就和郭沫若、宗白华信中畅谈他有关“Modern Drama”构想，感叹中国研究和关注这一命题的人太少，田汉在有地方把它翻译为“近代剧”，即把Modern译为近代，思考中国传统戏曲的摩登转换[36]。上海《中央日报》创立之初，田汉和一群志同道合者继续思考和探索中国传统艺术的“摩登”转换，如邓以蛰之前也曾涉及戏曲转化这一命题；王礼锡在《摩登》上发表《国风冤词》，反复提到“摩登”和“摩登精神”，他要做的就是揭示中国传统文学如《国风》中被遮蔽的抗争的摩登精神[37]；常乃德也是用摩登精神来重新审视被当时统治者所排斥的柳子厚[38]；其他文艺副刊如《艺术运动》、《中央画报》的编者林文铮、林风眠也是探讨中国画和艺术的摩登化命题。《中央日报》文艺副刊上的诸多理论文章、批评、创作以及翻译作品，都展示了中国文艺界探索和实践现代性的复杂历程，也体现出《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活力与开放。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田汉等通过《摩登》副刊塑造了一个关键词——“摩登”，1934年“摩登”已经广泛出现在上海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时，《申报月刊》对这一词的词源考察指向了田汉，“即为田汉氏所译的英语Modern一辞之音译解”[39]。摩登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音译，正是由于田汉以及《摩登》副刊的赋予，使得这一语词有了比“近代”、“现代”更复杂的历史内涵和理论维度。

 联华影业公司节目单 《三个摩登女性》（1933）

首先，从田汉的《摩登宣言》及这一副刊上的文艺理论和创作来看，田汉他们是明确把摩登和革命关联起来，和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革命联系起来。《摩登宣言》中明确提到：“中国国民党者摩登国民运动，摩登革命精神之产物也。国民党之存亡亦观其能摩登与否为断。励精国治真能以国民之痛痒为痛痒，所谓摩登之国民党也。反此则谓之‘不摩登’，或谓之腐化恶化，自速其亡耳。”[40]由此可以看出，田汉包括王礼锡、邓以蛰、徐悲鸿、林文铮等《摩登》参与者，大家有一个共识，即摩登和革命、抗争相辅相成，革命精神产生摩登，摩登与否亦与不断革命相关，否则“腐化恶化”、“自速其亡”。前文曾有提及学界对现代性的火热关注，可在这些“现代”探讨热背后隐含了用“现代观”取代“革命观”的逻辑，显然这未必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思维逻辑，至少和《摩登》副刊所展示的不相符合。摩登这一语词远比“现代”更加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更加传神，更加丰富和复杂。学界的确有关注“摩登”，尤其自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41]出来之后，摩登这个词语就迅速被热炒，为研究者广泛使用。但是不少研究者并没有厘清摩登和现代之间的区别，包括李欧梵自己都是在混用这两个语词，更值得注意的是，李欧梵和不少研究者把革命和摩登对立起来，认为革命话语压制了摩登，这显然是比较片面的。与此同时，摩登越来越被赋予一种欲望和消费的含义，甚至是庸俗化的意义，例如学者解志熙提出了摩登主义的说法，“这样一种复制‘现代’所以貌似‘现代’、但不免使‘现代’时尚化以至于庸俗化的文化消费和文学行为方式，就是‘摩登主义’。”[42]张勇在对“摩登”的考辩中也指出：“其逐渐偏向于‘时髦’的意思，开始与‘现代’分野”[43]。

事实上，不论是把现代观和革命观对立起来，还是认为革命压制了作为消费的摩登，都并不符合“摩登”的本意。从《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及当时文艺创作来看，革命和摩登是如此紧密相连，在《摩登》副刊上，大都是因为其“革命”而彰显摩登价值的作品。徐悲鸿的《革命歌词》为革命呐喊，田汉的重要作品《黄花岗》，是他革命戏剧的一部大作，林觉民等人的革命精神曾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田汉原本在《摩登》副刊上要完成革命三部曲“三黄”系列，除了《黄花岗》其他两部并未完成，写武昌起义的《黄鹤楼》，写南京抗帝的《黄浦江》，都因《摩登》副刊的停刊而终止了写作计划，后来和计划大不同的《顾正红之死》算是《黄浦江》的一个小片段。在田汉等人看来，这些弘扬和表现革命精神的文学作品才是真正的摩登文学。

其次，有关摩登和革命何以能结合而不是相悖，田汉和《中央日报》文艺副刊提供了重要的思路，革命之魔和摩登之摩的契合。创刊号《摩登宣言》中田汉开篇就昌明，“欧洲现代语中以摩登一语之涵义最为伟大广泛而富于魔力”[44]，也是在《摩登》创刊的第一天，田汉发表《蔷薇与荆棘》来表达自己的文学理念，他援引厨川白村论文《恶魔的宗教》中的观点，“经典和武器，宗教和征服，本是难兄难弟，正和寺院的法典与银行账簿，说教僧与奸淫妇女是跟着走的一样”[45]，他提出“荆棘”也随着“蔷薇”。文学要从荆棘之路的反抗与挣扎中走出，化为蔷薇，田汉甚至还引用了《浮士德》中魔与神来喻示奋进。《摩登》停刊之后继而创办的《文艺思想特刊》最重要的作品就是林文铮翻译的《恶之华》，在译者自己看来，波德莱尔的作品是对传统希伯来神的艺术传统和希腊美的艺术传统恶魔式反叛。无独有偶，田汉舍弃“近代”、“现代”的称谓而选择把modern音译为“摩登”，也因为“摩登“这一词天然蕴含着“魔鬼性”，当时词典在解释摩登时都会提到首要意义即“作梵典中的摩登伽解, 系一身毒魔妇之名”[46]，后来上海流行的摩登女郎，尤其是革命文学中大量出现摩登女郎，既承载着魔鬼式的诱惑、欲望，又最终皈依革命真理正道，这些我们似乎都能在阿难和摩登伽女的典故中找到原型，后来田汉的名作《三个摩登女性》是再好不过的说明。

革命和摩登基于魔性的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魔力，这种魔力也因中国缺乏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而变得无可遏制，比如像弥尔顿巨著《失乐园》那样探究革命之魔和宗教之圣的关系，像雨果和狄更斯那样思考革命。事实上，田汉所引用和乐道的《浮士德》就有魔的力和神的力复杂探索，而田汉在《蔷薇与荆棘》中对神的力并无多少感触，更感兴趣那促使人前进的魔力。如田汉所宣称，“居摩登之世而摩登者无不昌，不摩登者无不亡，伟哉摩登之威力也”[47]，当革命和摩登的魔力一旦开启，就势不可挡，永无止境，不断向前，甚至把曾经的倡导者田汉落在后面。田汉在《摩登》副刊大谈国民党革命和摩登，陈明等一群南国社的青年们独立出来另组摩登社，批评田汉的落伍和不够摩登，开始“转向普罗文学靠拢了”[48]，不久之后又有更摩登的“摩登青年社”宣告成立，发起人就有著名诗人白莽。没有什么可以替代摩登和革命，只有更摩登，最摩登，更革命，最革命，一场伟大的革命总是另一场伟大革命的驿站，摩登总在孕育着更摩登的出现，革命和摩登的潮流永不停息，滚滚向前。甚至革命和摩登的理念和内容是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追随革命的潮流。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稳固，当权者挂着革命尚未成功的口头禅却在执行稳定的文化理念，田汉弘扬革命精神的《孙中山之死》被戴季陶批判最后乃至禁演，正如上海《中央日报》因为其激进革命而被停刊。但革命和摩登的潮流却无法停止，青年们继续追随和寻找，只要能继续革命就是摩登，否则就是落伍。《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及其编者也自此有了分野，田汉选择迎头赶上，完成“我们的自己批判”；沈从文坚守自己的“落伍”，选择了不摩登，尽管他坚信自己是真革命但却被视为革命的对立面，时髦姑娘丁玲和胡也频选择摩登，也就选择了继续的革命。当南京复刊后《中央日报》和其文艺副刊不再“摩登”，不再有各式各样革命理论的探讨争鸣，不再有像《恶之华》这样的法国文学作品译介，它也自然被视为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对立面。但无论如何，上海《中央日报》及其《摩登》、《红与黑》等副刊，为我们留下了红与黑交织下摩登，实在值得我们细细探究和分析。

总之，从多维的革命视野出发，我们就可发现，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革命性毋庸置疑，而且无比丰富和复杂，是革命文学谱系中的重要一环，红与黑交织，既展示了革命中血与火的鲜红，也提供了革命中幻灭的暗黑，这才是完整的革命文学，也是极具意味的摩登文学。可是在革命和摩登的魔力推动下，后来者总是以更革命和更摩登的姿态轻易否定曾经的革命和摩登，最后只能把1928年革命文学描述成突变，对1928年上海《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重新考察，既是对革命文学谱系的重新梳理，也是在历史语境中对中国文学“现代性”、“摩登性”的重新探究。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5年01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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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詠平：《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党报发展史略》，李瞻主编，《中国新闻史》，第324页，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

[2]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编：《简明中国新闻史》，第24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最近的新闻史教材见刘家林《中新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方晓红《中国新闻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这些教材中都认为丁惟汾兼任上海《中央日报》社长一职。

[3]吴廷俊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第19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4]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第109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5] 赵丽华：《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第18页，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

[6] 上官美博：《六十年大事记》，《本报历任重要人事一览表》，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268页，第246页，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

[7] 见陶百川：《最长的一年》，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第36页，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

[8]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第115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

[9] 荣孟源主编，孙彩霞编辑，《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第531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10] 有关论述参见杨仲揆《刚毅木讷的学者革命家——丁惟汾传》中《丁鼎丞先生记事年表》部分，第228-235页，近代中国杂志社1983年。

[11] 见西江月：《扑朔迷离的爱国将领》，《东方养生》2010年第12期。

[12]上官美博：《六十年大事记》，胡有瑞主编：《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第246页，台北中央日报社1988年。

[13] 陈公博：《苦笑录》，第132页，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

[14] 彭学沛：《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对陈公博氏理论的商榷》，《中央日报》1928年 6月2、3、4、6日。

[15] 彭学沛：《射进窗子的一线太阳光》，《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

[16] 《在下层工作同志的伤心惨绝的呼声》，《中央日报》，1928年4月10、11、13日。

[17] 黄蓉：《从<红与黑>到<红黑>》，《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4期。这篇文章也重心也是在《红黑》杂志的市场因素，对《红与黑》副刊的论述并不十分深入。

[18] 丁玲：《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第25-2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 沈从文：《记胡也频》，《沈从文全集》13卷，第28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0] 沈从文：《记丁玲》，《沈从文全集》13卷，第112-11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21] 胡也频：《写在<诗稿>前面》，《中央日报》，1928年9月18日。

[22] 《一个观念》，《中央日报》1928年8月14日。

[23] 胡也频：《呜呼中国之一般民众》，1925年3月31日。

[24] 胡也频：《坟》，《中央日报》，1928年9月26日。

[25] 胡也频：《一个时代》，《中央日报》，1928年10月11日。

[26] 参见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1902-1988）》的55页注释1部分，第5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27] 参见吴宓：《吴宓日记IV·1928-1929》，吴学昭整理，第98页，三联书店1998年。

[28] 《本报副刊启事》，《中央日报》1928年8月14日、15、16、17日。

[29] 凌宇：《沈从文选集·编后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30] 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饮译，第153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

[31] 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符家饮译，第152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

[32] 沈从文：《中年》，《不死日记》，第72-73页，人家书店1928年。

[33] 沈从文：《中年》，《不死日记》，第75-76页，人家书店1928年。

[34] 胡也频：《释名》，《胡也频选集》下，107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5] 田汉《黄花岗（长篇革命史剧）》，《中央日报》1928年2月4日。

[36] 田汉：《田汉致郭沫若函》，宗白华、田汉、郭沫若《三叶集》，第56-71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37] 王礼锡：《国风冤词》，《中央日报》1928年2月11日。

[38] 常乃德：《柳子后思想之研究》，《中央日报》1928年2月18日。

[39] 《新辞源·摩登》， 《申报月刊》1934年 3月 15日，3卷3号。

[40] 记者（田汉）：《摩登宣言》，《中央日报》1928年2月2日，另见《田汉文集》第11卷，第46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41]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2] 解志熙：《现代文学研究论衡》，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43] 张勇：《“摩登”考辩——1930年代上海文化关键词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6期。

[44] 记者（田汉）：《摩登宣言》，《中央日报》1928年2月2日，另见《田汉文集》第11卷，第46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45] 田汉：《蔷薇与荆棘》，《中央日报》1928年02月2日。.

[46] 《新辞源·摩登》， 《申报月刊》1934年 3月 15日，3卷3号。

[47] 田汉记者（田汉）：《摩登宣言》，《中央日报》1928年2月2日，另见《田汉文集》第11卷，第46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

[48] 赵铭彝：《关于摩登社的补充和说明》,《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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