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王中忱：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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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58年10月，来自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的作家聚集前苏联的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举行了历时六天的会议，通过了《亚非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此后,亚非作家会议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跨国文学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陆续有近五十多个国家的数百名作家参与其中，其规模之大，参与作家之众，持续时间之长，在当时的世界相当少见。然而，横跨两大洲、牵动全世界、历时十余年，被当事人真诚地认为将对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亚非作家会议，最终没有“永垂史册”,反而在史册中消失了踪迹。至少在中文的文学史书写中，亚非作家会议并没有成为被书写的对象。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也把这一话题置于叙述范围之外。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需要追究的文学史问题。

     由于相关文献的限制，本文把考察的重点放在1956年至60年代初期，主要以中国方面有关亚非作家会议的记载为检视对象，并辅之以相关的外文资料，勾勒亚非作家会议从最初创议到展开活动的过程，考察中国作家参与其间的行为，以及他们在此期间获得的体悟和认识。无论亚洲作家会议，还是亚非作家会议，其实都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家的跨国联谊，都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不仅应放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状况中分析和解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文学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外交工作。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3年第2期，感谢作者王中忱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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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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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正当日暖天青的初秋季节，来自亚洲、非洲三十多个国家的作家聚集前苏联的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举行了历时六天的会议，通过了《亚非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此后,亚非作家会议作为一种有组织的跨国文学活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陆续有近五十多个国家的数百名作家参与其中，其规模之大，参与作家之众，持续时间之长，在当时的世界相当少见。所以，参加会议的中国作家都曾真诚地相信，这将是对世界文学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运动。塔什干会议开过之后，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茅盾曾写道：这次会议“为亚非文学史展开了新的一页”[1]。杨朔甚至认为：“这次会议在人类文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周扬则明确断言：“亚非作家会议以获得巨大成功而永垂史册。”[3]

但事实结果却与这些当事者的乐观预言大相径庭。至少在中文的文学史书写中，亚非作家会议并没有成为被书写的对象。在学院流通的亚非文学史之类的教科书里几乎只字不提亚非作家会议[4]。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著作，也把这一话题置于叙述范围之外[5]。近年出版的一部内容详瞻的《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专门设置了一节的篇幅叙述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文学与亚非拉各国的文学交流，但也只是在结尾部分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此外,由印度作家发起的亚洲作家会议也是得到我国文学界的支持的”[6]，完全没有提到由此延展出的亚非作家会议。

作者:周发祥/李岫
出版社: 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1999-1

当然,实际发生过的历史和书写的历史不会对等，二者之间的永恒落差使后者永远存在着漏洞和裂痕。而恰恰是这些漏洞和裂痕，诱发人们产生“重写”历史的欲望，成为促进历史书写再生产的动力。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横跨两大洲、牵动全世界、历时十余年的亚非作家会议，最终没有“永垂史册”,反而在史册中消失了踪迹，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个需要追究的文学史问题。而探讨这一问题的基本前提，首先应该是全面复原亚非作家会议的历史状貌。但这无疑具有极大的难度。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有关亚非作家会议的完整的资料集，相关的历史记录都散落在亚洲、非洲以及其他地域众多国家的报刊和书籍里，想要汇集起来几乎绝无可能。这样的资料状况或许也在暗示我们，留存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与文化脉络中的记录，在各自的语境中本来就有不同的意义，亚非作家会议的历史，恰恰需要从各国各自不同的历史脉络中进行解读。

出于这样的认识，由于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文献的限制，本文将主要以中国方面有关亚非作家会议的记载为检视对象，并辅之以相关的外文资料，勾勒亚非作家会议从最初创议到展开活动的过程，考察中国作家参与其间的行为，以及他们在此期间获得的体悟和认识。

需要说明的是，亚非作家会议的活动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国作家的参与到1966年便基本结束，其标志是1966年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紧急会议。但即使是中国作家参与的这一时段，牵涉的头绪与蕴涵的问题也相当繁杂，其背后的背景更是变化诡谲，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说得清楚的。限于篇幅和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本文把考察的重点放在1956年至60年代初期。

 

一

 

战后国际政治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

关于亚非作家会议的发起缘起及其展开过程，在《世界文学》杂志社编辑的《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一书的前言中，曾做过如下介绍：

亚非作家会议召开的经过情形是这样的：当1956年12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一次亚洲作家会议时，苏联东方和中亚各共和国的作家代表们，曾建议下一次会议于1958年在塔什干召开，这个建议受到会议全体参加者的热烈欢迎。1957年12月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上又通过了一项决议，号召到会的各国作家积极参加在塔什干召开的作家会议，这就成为召开亚非作家会议的肇始。1958年6月初旬，苏联、中国、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日本五个国家的作家代表(我国代表为戈宝权、袁水拍)，在莫斯科举行预备会议，发表了展开亚非作家会议的公报和告亚非作家书，并决定8月间开始召开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8月下旬起，苏联、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喀麦隆、蒙古、泰国、锡兰、日本十个国家的作家代表(我国为刘白羽、郭小川),在塔什干开始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大会一切筹备事宜。[7]

《世界文学》当时隶属于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作协对外交流的窗口，上面引述的说明，显然来自正式的官方渠道，其叙述的内容和语调，自然也要受制于当时的官方立场所允许的范围。比如，说苏联作家主张亚非作家会议到塔什干举办的建议在亚洲作家会议上“受到会议全体参加者的热烈欢迎”,就明显简化了其间的曲折。据参加该会议筹备和组织工作的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记录，在亚洲作家会议上，前苏联的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女作家茹尔菲娅确实提出建议，邀请亚非作家会议到乌兹别克的首都塔什干召开，当时的会场上也确实响起了热烈的欢迎掌声，但这只是对茹尔菲娅提议的欢迎，而不是以鼓掌形式通过决议。按照与会各国作家的约定，亚洲作家会议发表任何声明和做出任何决定，都需要全体成员一致同意，而不采取多数表决的投票制。由于来自南越的作家代表强烈要求会议之后不再保留亚洲作家会议秘书处，也不设置新的组织联络机构，按照一致同意原则，南越代表的这一行为导致亚洲作家会议结束时秘书处职能丧失，所以，善后的所有事宜都委托给了印度方面的运营委员会。后来，是由印度的运营委员和各国作家代表分别协商，才明确确定了“塔什干会议”方案。[8]

《世界文学》编辑部的说明对以上细节的省略，当然可以解释为是为了行文的简洁，但是，如果注意到这份说明的写作与公布时间，是在亚洲作家会议两年以后的1959年9月，注意到这两年间中国和印度国家关系从亲密友好转向渐趋公开的分歧和冲突，就会感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包括《世界文学》编辑部说明对新德里亚洲作家会议以及印度所起的主导作用的轻描淡写，背后也许都不无用意。

这也提示我们，无论亚洲作家会议，还是亚非作家会议，其实都不是一般意义的文学家的跨国联谊，都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都应放在当时的国际政治状况中分析和解读。如果说，《世界文学》编辑部对亚洲作家会议的有意淡化有其历史原因，那么，今天，我们重新梳理亚非作家会议的因果脉络，却有必要从这次会议及其相关的国际社会情势开始。如众所知，二战以后，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各自坚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冷战格局。但在亚洲、非洲等原殖民地地区，也涌动起了要求民族自决权利的运动，出现了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些新兴的独立国家，虽然在社会制度上多采取近似原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国家、民族利益上，又与原宗主国存在尖锐矛盾。它们既不归属也不认同两大阵营的某一方，而是立足于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些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主张和行动，最初受到两大阵营特别是美国、苏联的排斥，如印度倡导的“不结盟政策”,就被苏联视为针对社会主义的敌对态度，也被美国政府指责为“不道德”行为。[9]但是，随着世界范围的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新兴独立国家的力量也不断发展壮大。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整体地登上国际舞台，发挥作用。而印度，是万隆会议的主要发起国之一。结合这样的背景进行考察，也就能够明白，第一次亚洲作家会议之所以由印度作家首先发起，会议地址之所以选在印度的新德里，都不是偶然的。

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会场

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到1958年底，是中国和印度国家关系最为友好融洽的时期。[10]1954年6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明确表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前提，并且认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固基础，而现时存在的恐惧和疑虑，则将被信任感所取代”。[11]为突破世界冷战格局,提出了新的构想。随后，印度虽然以苏联那些地处亚洲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上是一个欧洲单位，即苏联的一部分”为由，阻挡苏联参加万隆亚非会议[12]，却积极主张邀请中国参加。在万隆会议上，中印两国又积极合作，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非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此同时，中印两国文化—文学的交流也积极展开，苏联作家爱伦堡当时曾目睹到中国文化代表团在印度所受到的欢迎：

我看到中国到处都受到人们的尊敬。我在孟买参加了省长招待中国文化代表团的宴会。省长向中国代表详细地询问了文学、艺术和教育的情况。后来在花园里,管理的人们默默地欢迎中国来的贵宾,从这些普通印度人的眼睛里流露出了赞美的神情。

在同一篇文章里，爱伦堡还写道：“作为中印两国合作基础的‘潘查希拉’(五项原则)已经迫使全世界予以重视了。在这个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宪章里，全世界人民的愿望被用亚洲智慧表达出来了。”[13]目前虽然还没有查找到关于亚洲作家会议倡议和筹备经过的详细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亚洲作家会议和万隆会议是有密切联系的，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后者在文学领域的延伸。中国作家不是亚洲作家会议的最初发起者，但积极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并派出了以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爱伦堡

当然，中国作家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的意义，不能仅仅在中国—印度两个国家关系的框架中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基本国策，把自己定位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但是，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与苏联的处境是颇为不同的。一方面，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以拒绝承认的方式，把中国局限在狭仄的国际空间里；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也常常受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挤压。从这样的意义说，中国和新兴的亚非独立国家的国际境遇相似，都需要在两大阵营之外另寻发展空间。这并不限于国际政治领域，在文化—文学领域也同样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作家的国际文学活动和文化交往，基本与国家的外交活动一样，主要在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进行，而亚洲作家会议有来自15个亚洲国家的200多名作家以及欧洲、美洲国家的许多观察员参加，这无疑为中国作家的国际交流提供了跨越“阵营”分界的广阔空间。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此时的中国作家应对这样的局面还比较拘谨，出席亚洲作家会议的代表团确定的与会方针，只限于“以文会友，加强团结，交流文化，巩固和平”。[14]所以，尽管主办国印度的作家一再强调“亚洲精神的新的复兴使得会议的意义更加重要”,会议秘书处的声明也认为“这次作家会议象征着复兴中的亚洲的新精神”，[15]但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所作报告的内容主要仍限定在介绍“中国文学现状”[16]。中国作家的这种姿态给其他国家的同行留下了谦虚的印象，日本作家堀田善卫回国后发表的文章，就多次说到“中国代表团的谦虚令人注目”[17]。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当茅盾谈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的时候，也没有像他同一时期在国内发表的文章那样强调苏联文学的地位和作用。茅盾的报告说：“我们也喜爱并尊重世界各国的文学，向世界各国优美的文学传统学习，从‘五四’以来就一直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工作。”报告还特别强调：

近六七年来，外国文学，欧美和亚洲如印度、日本等国的，都有很多新的译本出现。计划着要翻译的，还要多得多。

而与这个报告仅仅相隔两天，茅盾发表的一篇庆祝中国和民主德国友好条约签订一周年的文章，行文、语气就大为不同。虽然谈论的是中、德两国的关系，却把苏联举到首位：

我国在文化方面的成就也和其他方面的成就一样，是和世界各国尤其是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帮助分不开的。

……我们坚信，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下，我们两国人民将在胜利的道路上永远共同前进。[18]

两相对比，可以看到，在亚洲作家会议的语境中，中国作家不必拘泥于“阵营”立场，暂时摆脱了国家→阵营→世界这样单一的认识方式和言说模式，获得了以一个民族国家文学代表的身份与其他国家作家进行广泛对话的可能。并且，这种改变，也影响到了中国作家对待世界文学的态度。一个明显的迹象，是《译文》(自1959年1月改名为《世界文学》)杂志选取稿件方针的变化。作为当时最权威的外国文学译介刊物，《译文》在1955年1月首次刊出的“稿约”曾经明确宣布：“本刊欢迎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他国家古今文学作品译稿”,[19]事实上，在这个声明公布之前，《译文》所选译的已经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而在亚洲作家会议之后，情况则发生了变化，1957年1月号的《译文》杂志上刊出的“稿约”第一条改成了以下内容：

一、本刊欢迎下列稿件：

(1)世界各国优秀的现代文学作品以及富有代表性的古典文学作品的译稿。诗歌、小说、散文、特写、政论、剧本、讽刺文学、游记、书简、回忆、儿童文学、童话、寓言、民间文学等体裁均所欢迎；

(2)世界各国先进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论文的译稿；关于外国文学研究、翻译和介绍的评论文章；

(3)各国文艺动态(字数请勿超过两千字)。

《译文》1953年刊

在此之后，《译文》先后编辑了“埃及文学特辑”(1957年1月号)、“拉丁美洲诗辑”(1957年2月号)、“亚洲国家文学专号”(1957年7月)、“亚非国家文学专号”(上、下)(1958年9月号、10月号)等。而以往作为《译文》主体的苏联文学，也渐渐被当做一个国别文学对待。1957年底该刊刊行“苏联文学专号”(1957年11、12月合刊)，就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迹象。这一切变化都表明，中国作家的文学视野，已经开始由单一的社会主义阵营，投向了正在兴起的广阔的第三世界。

 

二

 

在阵营与国家的交错之间

当然，社会主义中国在政治、文化诸方面向第三世界国家接73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近，既是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既有秩序的表现，也是包括前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战略整体转变的反映。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随着苏联国内政治体制的变动，对外战略也有所调整，尤其在1956年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逐步提出了改变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新构想，主张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20]自然也改变了以往那种把非社会主义国家统统划归帝国主义阵营的观点，苏共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明确表示：“东方的一系列新的国家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使力量对比为之变化，并且加强了和平阵线。”[21]上面引述苏联作家爱伦堡对中国、印度友好合作的赞许，放在这样的脉络里才可以理解。而爱伦堡在称道中国和印度在处理国家关系上的“亚洲智慧”同时，还强调指出“苏联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也都同意奉行这‘五项原则’”,并说：“到了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接受‘五项原则’的时候，各大陆的母亲就能安详地微笑着看自己的孩子们游戏了。”[22]这里表达的肯定不只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位苏联“解冻文学”的旗手之所以到曾经阻拦苏联参加万隆会议的印度访问，撰写并发表长篇游记《印度印象》,本身似乎就暗示了苏联对外关系的“解冻”。

1956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亚洲作家会议，苏联也是五个参与筹备的国家之一，其在亚洲地区的加盟共和国都获得了正式代表席位。对照一年以前被万隆会议拒绝，亚洲作家会议的情形表明苏联与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也显示了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影响的增长。在这一期间,尽管东道主印度一再强调“亚洲精神”的主题，尽管苏联和中国都是以亚洲国家的身份与会的，但各方都没有忽略以社会制度区分的“阵营”的存在。据日本作家堀田善卫的记录，作为亚洲作家会议筹备机构的秘书处，是由来自印度、缅甸、中国、日本、前苏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13名代表构成的，除了印度外，其他各国都是每个国家一个代表，只有作为首倡国和发起国的印度一定坚持在其中占9个席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有悖国际常规的现象？因为印度方面连中间分子也担心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数太多而把这次会议变成“赤色”会议，控制投票权是对“赤色”的预防。[23]而事实上，作为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中国和苏联，,也确实协调了立场和对应方案。据中国代表团成员叶圣陶的日记，1956年12月21日，亦即中国代表团抵达印度的第二天，他们到了中国的驻印度大使馆：

晤潘大使，与谈作家会议之情形。印度为原发起者，而发起之三作家即不团结。此外印度作家甚多，大致分为三派，一派为进步分子，一派为中间分子而右倾者，又一派为较恶劣者。中间分子以参加者多社会主义国家之人，心怀疑惧，甚或不欲是会开得好。较恶劣者则且设法捣乱。我团之意，则务欲开诚布公，表明无他。来参加此会，无非以文会友，加强团结，交流文化，巩固和平之意。定于今日下午由雁冰、周扬、老舍与印度发起人之两位分别接谈。于兄弟国家之代表，另由人告以我之态度，请审度其可否。[24]

这里所说的“兄弟国家之代表”,当然是指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而后来首届亚非作家会议所以能够确定在苏联的塔什干召开，无疑也得到了中国的支持。总之，中国作家在“以文会友”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按照社会意识形态区分左、中、右。他们所以没有热烈呼应东道国印度有关复兴亚洲精神的呼吁，可能也不仅仅是出于谦虚谨慎,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立足的社会主义阵营立场。从一定意义说，苏联和中国作家参加亚洲作家会议，既是对社会主义阵营以往的僵硬战略的修正，也是社会主义阵营扩张影响的举措。在新德里会议期间，后者的比重明显要大一些。这在中国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周扬归国后的报告里有所透露：“亚洲作家代表大会的经过，有过几个回合的斗争，最后开得还算成功，左翼作家占优势。”[25]

1958年出席塔什干亚非作家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合影

从新德里到塔什干，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者，中国作家75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和苏联作家的配合应该说是比较密切的。1958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派出党组领导成员刘白羽、郭小川到苏联参与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工作。同年10月，会议正式召开之际，则派出以文化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为团长，周扬、巴金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21人，除团长、副团长之外，还有著名作家谢冰心、萧三、赵树理、叶君健、杨朔,风头正健的青年作家曲波、杨沫，少数民族作家纳·赛音朝克图、库尔班—阿里、玛拉沁夫，研究俄苏文学、印度文学的学者戈宝权、季羡林等，从人员构成上看，显然考虑了多方面的代表性，且规格很高。会议结束后，中国作家遵照会议决议，成立了与亚非作家常设事务局保持联系的中国联络委员会,由茅盾亲自担任主席(副主席为刘白羽和萧三)。与会的中国作家还演讲报告，撰写诗文，介绍亚非作家会议，宣传在亚非作家会议上提出并被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充分肯定的“塔什干精神”。当时出版的一部汇集了塔什干会议文献和中国作家论述亚非作家会议文章的书，题目就是“塔什干精神万岁”。

但是，也就在这段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高层决策者之间，就斯大林评价、国际局势和对策等问题，已经开始出现微妙的分歧，对此，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人是有所知闻与感觉的。据当时任作协秘书长的诗人郭小川1957年2月8日的日记，当天下午他到茅盾处商谈工作，茅盾就向他说到“赫鲁晓夫的报告不好，凡是当做偶像的东西一被打破，必然引起思想混乱”。[26]茅盾所说的“赫鲁晓夫的报告”,应该是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批判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当然,此时的中、苏仍处于友好同盟阶段，分歧还在隐约之间,所以，1958年8月郭小川前往莫斯科参与亚非作家会议筹备工作，踏上苏联土地的时候，仍然一往情深地写道[27]：

我们跟兄弟之邦连成一片，

再好的眼力也看不清国境线。

看不见国境线要什么紧!

反正是社会主义一家人。

四年前，郭小川曾访问过苏联，旧地重游，他甚至想象到了当年结识的友人想向他描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景象而又语言不通的场面，他说：

朋友朋友你用不着说话，

我自己懂得怎样回答。

弟弟的模样总像老大哥，

弟弟好,哥哥更不会有差错。

不过,亚非作家会议进展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远远超出了诗人的想象。郭小川是中国方面惟一一个从最初筹备直至最后闭幕完整参加了首届亚非作家会议全过程的代表，从他当时记下的日记和笔记可以看到，在所谓“社会主义一家人”之间，意见其实并不一致，第三世界国家之间更潜在着多样分歧，并且，二者还常常错综交织在一起。亚非作家会议的矛盾焦点，集中在是否把“反对殖民主义”列入大会的主要议题。这在中国作家当时公开发表的文章里曾有所透露，袁水拍的《让塔什干的火炬永放光明》就写道：“在会议期间一度出现的害怕得罪帝国主义的一股小小的逆流”，“会上有个别的人还企图弹一些过时的老调，说什么希望多谈文学，少谈政治，甚至表示将拒绝讨论一切政治性质的决议。不可避免地，这种说法受到了应有的批驳。”[28]

郭小川

据郭小川的日记，他在莫斯科参加筹备工作期间，中国代表就曾和缅甸代表就会议的议程问题发生过争论。为此，郭专门找到苏联作家恰柯夫斯基和丘贡诺夫，“与他们商量了一下，坚决坚持原定意见。”后来，他们说服了缅甸代表，9月10日，在会77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议议程小组的会议上，“把反殖民主义这样的问题加到第一项”。[29]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中国作家代表最乐于看到的，所以，9月16日，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就公开表示：“我们中国作家热烈拥护这个会议程序。”[30]但当大会在塔什干正式开幕前夕，来自印度的代表班纳吉和安纳德都对会议议程提出异议，反对筹备组把反对殖民主义排为大会的第一项日程，而中国代表则力主坚持筹备组的方案，并积极游说相关国家的代表。郭小川日记记录这一期间的活动说：1958年10月7日:“我们分头出去,与因道约、与缅甸代表团团长和吴大迎、与日本人，均做了接触。大家一致反对印度修正案。1时半，开组织委员会，大家一致反对印度的修正案。”当天下午5时，继续“开团长和筹备委员会的会议，大家争论了一小时。印度还是孤立”。晚上11时以后，“继续开会。班纳吉和安纳德又做了长篇的演说，弄得大家讨厌之至。然后一致地决定了不改变议程，最后，班纳吉妥协了。会议才得了一致的结果，会开到2时多。”[31]

班纳吉和安纳德都是印度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他们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表现，应该和这一时期印度的国家对外关系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有关。[32]而在当时，态度最微妙的是苏联作家，郭小川1958年10月6日的日记写道：“印度代表团已与茅、周、巴谈完，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而且说是苏联的方案”，但面对中国作家，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却矢口否认，“说他们没有这个意见。”[33]

但印度代表团的说法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在郭小川1958年10月笔记本上记有“亚非作家会议的一个总结”,其中有这样的记述：“苏联表示让步，把殖民主义改为小组题目印度共产党员，查锡尔有个书面的声明，吉洪诺夫说小组讨论更好”。“苏联怕把印度搞翻。”[34]这些记录，因为前后文不甚详明，具体的人与事难于一一落实，但基本意思还是看得出来的，即在关于会议的反殖民主义议题时，中国作家态度积极，旗帜鲜明，而苏联作家则较多顾虑，立场暧昧。如果考虑到这一期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正在积极谋求和美国举行国家首脑最高级的会晤[35]，则可以推测，在苏联代表的意识深层，确实可能潜藏着避免以反对殖民主义口号刺激美国的用意。尽管最后苏联作家也站到了和中国代表相同的立场，但恰如同一时期苏联在台湾海峡危机问题上为了维护“共产主义最神圣的原则”而公开声明支持中国一样，实乃情势使然，并非真心所愿。[36]亲历其境的中国作家郭小川对这一切当然有深切感受，参与亚非作家会议，让他体会到了国家和阵营之间的复杂关系，心境也和初到苏联时大不相同了。1958年9月22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来苏联已一个半月了，对于我，这是实在太长的时间了。在这里，真有点度日如年。”他不再像刚来苏联时候那样认为“兄弟之邦”可以不分彼此了，而是产生了“异乡人”的感觉，所以，当他遇到从祖国来的体育代表团，也就显得格外激动，写下了这样的诗句[37]：

在美丽如花园的塔什干，

我看见了中国的运动员。

他们那亲热的眼光和笑容，

为我这异乡人带来了春天。

我们互相传述着祖国的音信，

我们互相祝贺着祖国的大跃进，

不是我们不爱这兄弟的国家，

只因为我们对祖国爱得太深。

 

三

 

作为外交工作的国际文学活动

郭小川的感触当然不是个别现象，同时与会的叶君健也有类79亚非作家会议与中国作家的世界认识似的经历。自新德里会议起，叶君健就是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这不仅是因为他担任英文版《中国文学》的主编，还因为他和国外许多作家的交谊，印度作家安纳德就是他的同窗好友。当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叶君健和安纳德住同一宿舍，友谊深笃，亚洲作家会议时久别重逢，也相谈甚欢，但到了塔什干，情形有些变化了。相隔不过两年，竟然变得陌生了。叶君健的描述是比较审慎委婉的，他写道：“当然老朋友不一定就不感到生疏，特别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隔离之后”。“两年前我在新德里看见他的时候，,他可以说还是一个精力饱满的中年人。现在不知怎的，他忽然拄起一根手杖来了……很明显，人是变了。他的头发显得比以前更稀薄，虽然他的笑容还是那么可亲。”联系安纳德在塔什干会议就议程问题与中国作家的争执，可以清楚，叶君健所说的“生疏”，另有含义。而安纳德对此也有感觉，他对叶君健说：“你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我也更印度化了。”[38]

叶君健

在关于亚非作家会议的大量记述中，郭小川抒写的情绪和叶君健描述的情景，是不多的带有个人情感色彩的文字。在他们本人，或许也只是偶然捕捉到的片段情思，但这些文字却包含了多重意涵，隐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亚洲或亚非区域的共同体等同质概括的构想或论述与多元异质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强调亚非两大洲共同历史、共同命运和共同使命的会议，结果反倒促成了与会各国作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这也决定了会议本身不能不强烈受到国家之间错综复杂而又诡谲多变的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事实上，中国作家参与亚非作家会议，也是被纳入国家的外交轨道上的。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所应采取的立场、表示的态度和发表的言论，都受到外交部门的指示。据郭小川日记记载，出席塔什干筹备会议之前，不仅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处多次开会研究讨论，他们还到国务院对外办公室听取指示。1958年8月9日，外办负责人廖承志同志对他们“提出的方针是：(1)旗帜鲜明；(2)广泛团结”[39]。到了苏联之后，郭小川等也通过大使馆随时向国内通报情况。塔什干会议期间，中国作家代表团所以在议程问题上坚守立场，不向苏联、印度作家让步，应该是外办的指示在起作用。“文化大革命”初期郭小川写的一份检查材料中谈到亚非作家会议时曾明确说：“1958年8月初,我同刘白羽一起到了苏联，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不久，刘白羽回国(名义上是组织代表团)。在我的单独活动中和正式开会期间的工作中，我是基本上坚持了外办所指示的方针的。”[40]

新中国的作家本来就已经都被编组到国家体制之内，更何况出席亚非作家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大都是文艺界领导人或有代表性的人物，如杨朔、戈宝权等甚至还正在外交部门任职，他们参与的国际文学活动，被视为外交活动的环节，是极其自然的，而这也就要求他们的思考与行为都符合国家规定的“外事纪律”和对外代表的身份，自然也导致他们的发言和发表的文章，都带上整齐划一的外交辞令色彩。塔什干会议之后，1961年1月，亚非作家会议在锡兰(今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组建常设局，开展日常工作。1961年3月，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主持在日本东京召开了紧急会议。1962年2月，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首都开罗召开。这些活动，中国作家代表都曾积极参加，并积极发表意见，发表各类诗文。他们发表的文字，虽然体裁各异，但思路、观点以及表述的方式、使用的词汇都大体近似，其主要原因大概就在于此。

1962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开罗会议前于广州合影

巴金曾多次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参加亚非作家会议的活动，直到80年代他访问日本，回想往事，还对当年的“纪律性”铭记在心，以致回国以后做了一个与此相关的梦。巴金说，在1980年10月19日夜里，他梦见“十二张嘴讲了同样的话”。所谓十二张嘴，因为随同巴金访日的一行有十二个人。从“文革”以后思想解放的立场，巴金提出这样的质问：“要是十二个作家都说同样的话，发同样的声音，那么日本朋友将怎样看待我们？他们会赞赏我们的‘纪律性’吗？他们会称赞我们的文艺工作吗？”他斩截地断言：“我看，不会。”同时巴金也痛心地回忆说：“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他所说的“过去”，无疑包括1961年在东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41]巴金的经历提示我们，考察中国作家在参与亚非作家会议过程中获得的对于世界的认识，仅仅凭借他们当年发表的文字是不够的，还应在更长的时段上，结合上下文的多重脉络进行分析。从这样的意义上，本文仅仅是提起了问题。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3年第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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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茅盾：《塔什干精神万岁》，《人民日报》1959年10月7日。转引自《茅盾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580页。

[2]杨朔：《祭旗誓师》，《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世界文学社编，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123页。

[3]周扬：《共同的目标》，《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99页。

[4]如季羡林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等，都是如此。前者下限严格限定在20世纪40年代，涉及不到亚非作家会议尚可理解，后者的叙述有时会跳跃到20世纪的50至60年代，如第22章第 1节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概述部分提及的阿宾、班达哈罗·哈拉哈普等人，都参加过亚非作家会议，“概述”在叙述他们的文学活动时对此却只字未提。

[5]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述一般都不涉及本国文学与外国文学关系，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一个例外，该书上编第二章描述“50至70年代的文学环境”时提及中国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译介与“接受”，指出当时的“接受”范围主要限定在苏联文学、西方与俄罗斯古典文学、20世纪外国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和进步倾向的作家作品。但洪著也没有谈及亚非作家会议，以及在这一漫长的会议进展过程中，中国译介、“接受”亚非文学的情况。

[6]参见李岫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589页。

[7]《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者的话》，《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1~2页。

[8]参见堀田善卫《胎动するアジア——第一回アジア作家会议に出席して》，转引自《堀田善卫全集》第11卷，东京，筑摩书房1974年版，443页。

[9]参见张忠祥《尼赫鲁外交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版，33页、419页。

[10]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是缅甸，第二个是印度，但印度在1950年4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交，比缅甸早两个月。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3集（1945—195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114页。

[1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裴坚章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121~122页。

[13]爱伦堡：《印度印象》，原载苏联《外国文学》1956年第6期，转引自中国《译文》1957年4月号，156页。

[14]参见叶圣陶1956年12月21日日记所记内容，叶是出席亚洲作家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他的“旅印日记”收入《旅途日记五种》，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188页。

[15]《世界文艺动态·亚洲作家会议》，北京，《译文》1957年2月号，193~194页。

[16]茅盾在亚洲作家会议上的报告《中国文学现状》，是1956年12月23日在大会上用英文发表的，中文手稿收入《茅盾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510~522页。

[17]参见堀田善卫《胎动するアジア——第一回アジア作家会议に出席して》，转引自《堀田善卫全集》第11卷420页。

[18]茅盾：《进一步加强中德合作》，《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5日。转引自《茅盾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668~669页。

[19]《稿约》，《译文》1955年1月版权页。这是该刊1953年7月创办后第一次刊发的稿约。

[20]参见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版，287~296页。

[21]转引自林军《俄罗斯外交史稿》，297页。

[22]爱伦堡：《印度印象》，转引自中国《译文》1957年4月号，156页。

[23]参见堀田善卫《胎动するアジア——第一回アジア作家会议に出席して》，转引自《堀田善卫全集》第11卷429页。

[24]叶圣陶：《旅印日记》，《旅途日记五种》188页。叶圣陶是临时加入代表团的，没有分担主要工作，他的这段文字后面还有一句话：“余于此等事至生疏，不能赞一词，从旁而听之而已。”或许因为处于旁听者的位置，使他有闲暇写下比较详细的日记。另，郭小川1957年1月的笔记上曾有这样的记载：“亚非作家会议：安纳德、库马尔还[有]一个右派三作家发起，参加筹备的五个国家：苏、中、日、印、缅，每国一个作家，印度有9个（2左，2右，5右），四个人拿美国的钱，右派欲把会议按他们的意图开，否则就破坏，会开了五天。”转引自《郭小川全集》第1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323页。文中的“亚非作家会议”当是“亚洲作家会议”之笔误；“5右”当是“5中”或“5中右”之笔误。

[25]参见郭小川1957年1月24日的日记，《郭小川全集》第9卷，19页。

[26]《郭小川全集》第9卷，32页。

[27]郭小川：组诗《鹏程万里》之一首：《兄弟之邦》，北京，《诗刊》1958年第9期。

[28]袁水拍的文章最初刊载于《文艺报》1958年第21期，转引自《塔什干精神万岁——中国作家论亚非作家会议》116页。

[29]参见《郭小川全集》第9卷，365页。

[30]茅盾：《祝亚非作家会议》，北京，《人民文学》1958年第10期。本文曾收入《塔什干精神万岁》，文末所注写作时间“1958年10月16日”有误，因为刊载该文的《人民文学》杂志是1958年10月8日出版的，此文的写作时间应为“1958年9月16日”。

[31]参见《郭小川全集》第9卷，381页。

[32]50年代中后期，随着印度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增强，美国开始注意拉近和印度的关系，印度也有意向美国表示友好。参见张忠祥《尼赫鲁外交研究》200~201页。

[33]参见《郭小川全集》第9卷，380页。

[34]《郭小川全集》第11卷，361页。

[35]这一期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正积极谋求和美国总统举行高级首脑会晤。参见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引自《冷战与中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版，256~257页。

[36]在亚非作家会议开幕前夕爆发的台湾海峡危机中，苏联虽然公开声明支持中国，但在后来赫鲁晓夫访华时却透露了苏联的真实意见，他抱怨中国给苏联惹了麻烦。参见戴超武《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关系》，258页。

[37]郭小川：《在塔什干，我看见了中国运动员》，北京，《新体育》1958年第20期。

[38]叶君健：《记亚非作家会议》，《塔什干精神万岁》128页。

[39]参见《郭小川全集》第9卷，347页。

[40]郭小川：《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郭小川全集》第12卷，105页。

[41]巴金：《长崎的梦》，《随想录》，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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