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李陀评论专辑 | 毕海:《无名指》——重建文学的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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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陀评论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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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学术发生了复杂而多元的变迁。达斡尔族作家李陀以其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组织活动深度介入了当代文学与学术的现场，既是一位见证者，又是一位实践者。从“长镜头”到“现代派”，从文化研究到文化领导权，从“新时期”话语的发生到“新时代”愿景的规划，李陀在不同历史节点文学思潮的兴起、批评范式的形成和学术话语的转型过程中都起到了介入与推动作用，既有中国立场，又有全球视野。《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于2018年8月19日在北京举办“‘新时期’到‘新时代’——从李陀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以李陀为个案，综合考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及相关领域的嬗变，参会学者从多种角度切入当代多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经验与方法论启示，本小辑约请贺桂梅、李晓峰、毕海、石磊四位与会学者整理出书面文稿，从思想史、学术史、个案解读等不同维度进行了深入讨论。

今日推送毕海老师评论文章《<无名指>——重建文学的批判性》，《无名指》是批评家的小说，作者李陀企图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表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观察和思考，重建当代文学的现实批判性。李陀在小说中表现了对当代北京的城市景观、知识分子自我及文学功能价值的理解和反思，展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对城市空间的分割以及城市知识者的“精神战争”。《无名指》是李陀对当下北京城市生活和文化经验的系统表述，也是对新时代文学的探索。

本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06期，感谢作者毕海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毕海

《无名指》

重建文学的批判性

2001年，李陀在访谈《漫说“纯文学”》一文中，以90年代逐渐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词“纯文学”为中心，展开对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观念、文学制度的整体反思，表达了对当代文学写作日益陷入“个人化”“私人性”的批评。在这篇影响深远，引起广泛争议的文章中，李陀认为作家写作应该“包含着、意味着对现有符号和话语体系所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进行质疑和挑战的可能性”，文学“可以拒绝国家政治”，但不能没有自己的政治。李陀明确提出，随着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变化发展，1980年代“纯文学”概念原来所指向的、所反对的那些对立物已经不存在了。许多作家、批评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依然囿守日渐僵化“纯文学”的概念，使文学丧失了最根本、最重要的性质，“不再具有抗议性和批判性”。[1]

 2017年，李陀携新作《无名指》[2]重归文坛，毋庸讳言，是企图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表达对当代中国文学的观察和思考。《无名指》是“批评家的小说”。所谓批评家小说，是以文学写作的方式实践艺术追求，传达对文学的理解和作家的文化政治观念。中国新文学的传统之一，是明确写作的理念，“有一个关于社会的总体透视和未来的理想，然后按照这个理念进行写作”[3]，作为批评家的李陀，在写作《无名指》之初，就已然树立起明确的文学观念、态度和方法，有着对现实、生活、知识、自我、文学、写作意义的总体思索。小说《无名指》通过塑造人物、观察社会、情节设置、表现主题，文学批评、文化批判等一系列的“文学”叙事，勾连文学写作与急剧变动社会之关系，重建当代文学的批判性。

 一

《无名指》是一个“纯粹”的城市文学文本，故事发生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行让北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式迈入现代大都市行列。以北京为文学书写对象，不仅源自李陀对北京深厚的情感，更与他对中国当下文学的判断和认识有关。在李陀看来，农村题材小说固然繁荣，农村经验固然重要，但当中国的城市已经如此发达，“文学注意力从农村经验转向城市经验，注意城市带来的新问题、新变化、新冲突”，是必然的“大势所趋”。[4]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就进入了城市快速发展时期。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已提高到49.7%，城镇人口增加到6.65亿人，年均增长近2300万人，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的城市化进程。新世纪以后，中国城市规模急剧扩大，房地产业迅速兴起，土地升值速度加快，城市不断向郊区扩展，中国已经由传统农业大国进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5]在现代工业发达、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如何表述城市经验揭示城市问题也就成为作家认识、理解、思考、表现现实不能不面对的课题。赵勇曾经指出，中国许多重要的当代作家依然是乡土作家，他们的写作其实是一种故乡写作，对他们而言，城市只是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经验”，当他们一旦以城市为写作对象，便立刻暴露出美学的贫困。而“现代性应该是城市经验的某种凝聚”，这个“城市”不是一般的小城镇，而是现代化的大都市，唯有大都市才会带来崭新的时空经验，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文学观和价值观。没有生成现代性文学的充分的城市经验，从西方现代主义技巧连接而来的现代性书写只能算是一种“模仿的模仿”。[6]时代的巨变，城市及城市文化的兴起与发展，要呈现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体验，重建文学认识社会、介入生活、批判现实的价值功能，离不开对光怪陆离的大城市经验的细致书写。李陀对北京都市景观、城市人群、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的刻画和叙述，正是要以此窥探和追索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重建文学对于现实的批判性。

李陀《无名指》

小说《无名指》中的主人公杨博奇对北京非常熟悉，十二岁开始“在北京到处跑”、“四处流浪”，“像一只没有家的野猫”。在国外留学10余年后，杨博奇重返北京，开设一间私人心理诊所，接待和治疗各种各样有心理疾病的都市人。对于成长于20世纪80年代的杨博宇而言，亲身见证了北京从古都到现代国际大都市的变化。杨博宇在北京四九城和郊区的“游荡”，由东向西，从南到北，与各类人群的接触，实际上构成对北京的一种“观看”和城市社会学考察。小说的结尾部分，梦境中的杨博奇审视“自我”，首先涌出的是不同地点的北京城市景观：

我这是在哪儿？怎么又是十字路口？

二环路？

红尘万丈，车流缓缓，像一条粘稠的河，可是没有水没有波浪，河面上，只有废气和暑气争相腾起，有如无数的无形无色的烟花竞相迸发，塞进了天空，在河里头蠕动的人为什么都像是虫子？为什么不像鱼一样游起来？干什么一个一个都一动不动，呆若木鸡，愁肠百结，一脸忧郁？原来这儿不是二环，原来这是中关村大街，下雨了，半夜了，这地方还是灯火辉煌，e世界大楼占了半个夜空，楼顶上巨大的蓝色e字，像妖怪的独眼，妖怪？是妖怪！一会儿睁眼，一会儿闭眼……这又是什么地方？蓝天白云，一川烟草，一条小河蜿蜒其中——这地方麦子亩产能有四五百斤，可现在变成了一片海滩，细沙如雪，波涛滚滚……[7]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小说结尾这个隐喻性很强的梦境，正是全书中杨博奇现实北京都市漫游的全面回顾。在杨博奇的“观看”和“观察”中，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浸淫、冲击、改造之下，北京已经分裂成不同的都市空间。首先是“传统北京”。二环路是北京最堵车的街道，二环路以内，则是另一个空间——故都。老街、胡同、灰墙、瓦舍、城楼、槐树给杨博奇带来了一种亲切感，如同喝二锅头、吃猪头肉、卢沟晓月一样，代表了一种文化记忆，“保留着老北京韵味”，既肃穆又安静。每当走进记忆和传统中的北京旧城区，小说便转换抒情笔调，杨博奇也“不想立刻回家”，似乎从匆忙、焦虑、紧张等病态的现代情绪中松弛下来了。其次是“商业北京”。这一类城市空间的地标是中关村，大街上每天上演着杨博奇和华森十多年前在芝加哥密歇根大街神往不已的景象——“塞满马路的密集车流”，“无数的车灯汇成的闪闪灯河”。中关村是90年代到新世纪北京城市崛起迅猛发展的象征，咖啡馆、酒吧、餐厅和中关村一起，构成了中产阶级的消费空间。但与此同时，商业文化所引发的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也像“妖怪”一般野蛮生长。第三是“资本北京”。借由结识的“老板”金兆山，杨博奇得以窥见现代商业资本构建下的“资本北京景观”，这构成了小说中所表现的当代北京第三种文化空间。“资本北京”让杨博奇感到“无比震惊”——“北京有这样的地方？”三间房的商务会所、八达岭高速路上的京郊别墅，赵苒苒的私人豪宅，给予杨博奇的感受是“奢侈”。尤其金兆山将卢梭的《梦》改造成现实，更是让杨博奇感慨资本——“钱”的任性。那是富人商贾的集聚地。但是，良田改造成了高尔夫球场，千篇一律的别墅规矩而呆板——“家家院门紧闭，渺无人踪”。现代资本对传统乡村、都市的破坏和改造，标准化的现代空间生产，不免让人们对城市未来发展前景忧心忡忡。城市如此分裂怪诞，无处立足充满恐惧的杨博奇只有赶紧“逃跑”。他又来到一处小商贩市场，如此熟悉，“彩色的塑料帐篷，新旧影碟，廉价的手镯、丝巾和鞋袜，太阳镜、游泳衣、各式凉鞋，蜜桃、草莓、鸭梨、荔枝、葡萄、苹果、橙子，一滩一滩，一堆一堆……朱记骨头庄，四方矮桌，酱骨头肉，麻酱拌凉粉，东北大丰收，凉拌白菜心……”[8]在三种北京都市景观之外，原来还存在着一个平民和底层的生活空间——地下室，路边的小摊小贩，风味小餐馆，如同电影《小武》一样的场景，这里粗鲁、贫穷、苦难、艰辛却生机勃勃充满朝气。在这里，杨博奇曾和王大海、小玲相遇，和泥鳅、小徐等工人打成一片，这里有踏实的日常生活，但却同样不是杨博奇（我）的“空间”，“城市已无立足之地”，他只能离开。

李陀对北京如此细致的描写，显然不仅仅是因为十九世纪文学对于环境描写的重视，而是借由杨博奇这位“都市漫游者”之眼，展开对北京都市景观与都市文化的审视和批判。“都市漫游者”是本雅明提出的一个重要意象和概念。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笔下的“都市漫游者”并不是简单的城市观光者，他们镶嵌在城市中又与之疏离，实际承担着城市批判和思索现代生活意义的任务和功能。都市漫游者并不会像大众一样沉迷于现代性的幻境之中，而是充满现代性怀疑和批判精神的观察者和反表征主义者。[9]从这个意义上讲，杨博奇正类似波德莱尔笔下“都市漫游者”，他对都市北京的复杂态度、双向意识、在地性内涵，都使他成为一个当代北京的审视者和批判者。在杨博奇的视阈中，北京残留多种文化空间分裂交织的杂糅状态，构成了古典与现代、记忆与现实、怀旧与发展的复杂结合体。当代北京已经成为“分层的北京”、“折叠的北京”，记忆、资本、技术不仅改造了生产，也改变了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形成了复杂的城市景观。李陀的深刻性在于，他不仅借由杨博宇的“漫游”和“观看”道出了当代北京城市不同文化空间的问题，更指出了文化空间与社会个体发展之间的隐秘联系。被规训的空间背后是被规训的生活和文化，地理空间的分层背后是阶级的分层、社会的分层和文化的分层。杨博奇、金兆山、石禹、王大海，已经被不同的空间和分层隔开，逐趋固化。

如何看待当代北京的城市建设和文化空间建构，也是《无名指》城市书写的重要内容。这一问题不仅表现在杨博奇对北京城市游荡式的“观看”，更直接表述为小说中人物对于当代北京建设的看法和议论。城市建筑学家周璎对“东方广场”和国家大剧院建筑的批评，“我”（杨博奇）对三里屯village的厌恶和反感，都体现作者对北京城市建设的不满和焦虑。新式建筑完全破坏了北京的文化传统和城市景观。城市风景学告诉我们：城市文化空间既有变动性，同时还具有历史延续性，“传统的文化空间是不可以随意更动的，对文化空间简单粗暴的挪移与改变，是对民众情感的重要伤害”，[10]任何破坏城市文化空间历史的行为都会带来巨大的惩罚。实际上，对北京城市建设的质疑和批评，在专业建筑城市建设学术研究领域及大众现代报刊媒介中并不罕见。将现实论争移植到小说叙事中，需要从两方面去理解李陀如此写作的缘由和意义：一方面，李陀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于北京城市建设不顾及历史与现实，一味求新逐异、亲西化弃传统的批判和抗议；另一方面，李陀也以文学的方式，展开了对当代小说现实主义写作可能性及写作限度的思考。现实报道、日常议论、学术研究如何进入文学叙述，是当代中国作家关心的话题。如何将当下性的现实素材转化为文学叙事，许多作家如余华《第七天》、贾平凹《极花》其实已经进行了相关的实验。李陀曾经高度评价韩少功的《暗示》，认为这部作品“利用新闻报道、政论、时评、观察和专家言论这些‘非虚构’手段，无论对现实还是对历史、市场还是革命，都进行了广泛的批判，使文学的批判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1]在李陀看来，利用“非虚构”材料，能够使文学的批判性达到一个全新的层面。因此，将非虚构材料用以书写城市经验、呈现和表述现代都市文化的利弊，展开批判性的思考，是当代文学重要的探索型写作方式。

李陀

如果说，回国之后的杨博奇通过对北京“漫游式”的观看，审视和思考北京城市文化空间，是北京城市的“流浪儿”。那么，作为心理医生的杨博奇，通过与周围各种人的接触、交谈、议论和思考，则变身为“现代知识的流浪儿”，展开对城市文化心理的深层透视。“这个人物既是一个超级英雄，又有着致命的缺陷，有点知识分子化的堂吉诃德的风貌，他愿意自不量力地跟随世界流动，去捕捉一些超越自我和阶层的价值，去碰那些我们无法解决的个人和社会的精神难题。”[12]小说《无名指》可以看作是杨博奇对“自我”情感精神状态的病症呈现和分析，也是视为一篇有关城市文化尤其是城市知识者文化的“非虚构”调查文本。如同城市文化空间一样，城市人同样面临着现代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规训和控制，“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一方面是通过政府、法律这些暴力形式的压迫实行的，但另一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弥散、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权力控制体系实行的，其主要方法是规训。”[13]现代性的规训和异化让都市知识者普遍患上了严重的城市心理疾病。杨博奇的犹疑怯懦；赵苒苒罹患忧郁症；华森借学术之名举行商业拍卖婚内出轨；石禹始终与外界关系紧张倍感焦躁；周璎表面上自由洒脱，却饱受母女关系困扰；胡大乐的“恶心”，吴子君的“无聊感”，严先生的“秘密焦虑”，现代都市里的焦虑、痛苦、抑郁无所不在。“游荡”“无根”的城市知识者试图摆脱现代性文化的“羁押”和规训，最终却发现徒劳无功。出于对庸常单调千篇一律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恐惧，杨博奇义无反顾离婚回国。他不惮于进行自我反思，“开始换了一种眼光看自己”，却始终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如何抉择。赵苒苒疑惑自己“思想和生活不能一致”，“不惟是脱节，且是两个世界”。为摆脱这一困惑，只能她逼迫自己学佛从宗教中寻找安慰；石禹痛感社会道德的退步，抗议和挑战出版社“一切向钱看”的商业法则，却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陷入更大的焦虑。周璎不满现代学科知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企图反抗现代体制，却无法避免被资本所捕获的命运。显而易见，通过城市知识者精神困境的审视，李陀触及了当代中国诸多“个人和社会的精神难题”。《无名指》以批判性的视角，展现城市知识者的“虚无感”和“精神战争”，描绘出复杂的现代都市文化图景。

二

如何重建文学的批判性？如何改变当下文学日益边缘的地位，重建文学与生活、民众的联系？如何重新激发文学介入现实参与社会变革的能力？李陀强调文学可以远离意识形态政治，却必须靠拢个人政治。而只有重建文学的批判性，对生活整体性做出必要而充分的描述和判断，才能重新激活和恢复文学认识现实、认识社会、认识世界的功能。

文学与社会历史的联系，曾是现代中国文学写作和研究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但198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试验及其文学批评，在“告别革命”的时代精神心理结构中，在“去政治化”的文化语境中，对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写作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逐渐建构起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领域“纯文学”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追求。由于“纯文学”“现代主义写作”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反对把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看待，标举从审美角度重新认识、理解、整合中国当代文学，主张让文学写作、文学批评及文学研究回到“文学”的轨道上去，摆脱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对政治的依附。“美”、“纯文学”、文学形式革命等等概念及其写作实践在当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种抵抗和瓦解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手段。九十年代后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界开始发生分化。作家和批评家对“文学”和“政治”的理解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逐步走出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注意到文学在审美性上虽然可以远离政治，但也不等于非要脱离政治不可，原因在于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政治”已经不是单纯的阶级政治，或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而是“浸润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是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乃至世界公民有可能予以自由表达的政治图像景观。”[14]日常生活政治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值得关注的文化政治。“如果说现代政治关注于改变经济与国家的结构，而文化政治则关注于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要言之，文化不再是普遍的观念性存在，而是物质实践、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15]重新理解文学与政治尤其是现实文化政治的关系，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和当代文学批评中必须直面的问题。

李陀提出重新回到十九世纪的文学，如其说是一种文学回归或文学创新，不如说是一种文学姿态或文化政治表达。正如黄平在分析《无名指》所指出的，李陀不可能在一个现代主义技巧已经被充分发展和为作家所接受的时代里，离开现代主义来结构文学，恢复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他的现实主义只可能是在现代主义视阈和影响下的现实主义。[16]反思“纯文学”，重新检讨“现代主义”文学，不过是李陀重建文学现实批判性的介入点，以此重新展开对文学与生活之关系的理解。作为批评家，李陀在小说中有意通过阅读评论的方式展开对文学的反思，小说中多次出现对于“文学”的争论，对于不同文学作品价值（例如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索尔仁尼琴）孰优孰劣的争执，关于小说情节、文学观念（例如关于《罪与罚》情节的争论、关于真实的争论），这些争论最终都指向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对于杨博奇而言，真正困扰他成为作家的问题是“写什么”？而不是“如何写”，这显然是李陀对80年代以来逐渐成熟的现代主义写作方式和生产机制的反思，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联才是文学创作的起点和根本。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

重新重视塑造人物形象，展开直接对话取代现代主义的间接引语，采用和试验中国传统小说文体的叙事方式，李陀在《无名指》中以小说的方式展开了对现代主义文学写作的清算，完成了对当代文学写作的全新诠释。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李陀在新时代的文化政治语境中，对“文学”的系统反思。李陀反复提到《无名指》要回到“十九世纪”，表达他对先锋文学以来的“纯文学”或者称之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不满，认为现代主义写作技巧使得人物形象扁平化了，失去了典型人物，当代小说缺少了介入现实的能量。在《无名指》中，叙述者举出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文学尤其是“有故事的文学”亦即十九世纪文学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一个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比，“长征”“延安”红色中国这些神奇故事最终使得共产党“道成肉身”，与之相比，国民党则毫无“故事性”可言。另一个例子是杨博奇的好朋友华森，他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往往将《茶花女》、《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等十九世纪文学中的故事杂糅起来，以致引起了杨博奇与他的一场争论：“我几次认真地抗议，这太不像话，他不能这么糟践十九世纪的古典名著；可是他说：‘这个没办法，十九世纪的文学就是有料，有人物、有故事，讲二十世纪？我讲什么？讲沃尔夫？讲卡夫卡？能讲吗？有人听吗？’”[17]这些都说明文学叙事的重要意义，构成了某种“历史诗学”。然而吊诡的是，党史教授廖二闻所讲的历史故事目的是为他的文学产业服务。与古人“立言”留世不同，廖二闻自信掌握了“市场”，“有故事的历史”不过是赚钱的工具。在华森那里，十九世纪的文学掩饰的是他在历史研究能力和方法的缺陷，最后变为他勾引女学生的工具。故事——文学的意义和功能由此发生了偏转。廖二闻和华森对“有故事的文学”的征用表明，当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之后，一旦文学成为商业消费主义的材料，反而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帮凶，堕落为文化的废墟。

文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如此吊诡的现象，恰恰说明文学理念的重要性。因此，从重建文学的批判精神出发，李陀既展开了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也展开对新时代背景下“文学”的全面审视与反思。文学的技巧、方法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学的精神。只有真诚地对待文学，再现文学揭示社会整体性的功能和现实批判性，才能够实现文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名指》是李陀表述重建文学批判性观念最为彻底的文学批评文本。

李陀

如果追溯李陀重建文学批判性的思想立场和文化渊源，不难发现与李陀个人的身份意识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是李陀的民族文化身份意识。作为批评家和作家的李陀广为人知，达斡尔人的李陀却不被人注意。实质上，少数民族作家这一身份对于李陀至关重要。李陀是最早使用“寻根”概念的批评家和作家，在与好友乌热尔图的通信中，李陀认为乌尔热图唤醒了其潜意识中对达斡尔族的古老悠久的感情，促使自己常常思念故乡，“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老乡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18]表达了明确的民族—寻根意识。虽然李陀在许多场合强调不应夸大少数民族身份对其写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但他也承认民族身份让他自然具有了一种“边缘”和“批判”的眼光，能够对文学、文化、现实、社会展开必要的批判性思考。其次，是李陀的异域/在地的“跨界”身份。作为80年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活动家，李陀长期生活在异域，亲身参与美国中产阶级运动，也使得他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有深刻的洞察。双重的跨界身份、视角让李陀能够更为深入准确地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从城市书写的主题，到当代知识群体情感结构的描述分析，再到以文学的方式反思当代中国文学观念、文学批评、文学创作问题，李陀阐明了他对文学的总体性思考。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李陀的《无名指》可以视为中国当代作家文学写作探索变化的一个例证和范本。

重新理解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个人、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重建文学的批判性，以文学介入生活认识现实，实质上已经成为相当一批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的倡导和共识。然而，对于“文学”的分歧性的理解，对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争议，一直存在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这是多元文化时代不同文学观念冲突共存的现实表征。但“记录、见证、认识、评价、展望新的时代，迫切需要我们的文学从个人主义、审美主义和文化主义的褊狭中走出，弘扬文学的公共性、社会性和集体性，”[19]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进步。李陀向十九世纪文学致敬，向中国传统文学回归，强调塑造人物书写城市经验，与其说是他有意摆脱“现代主义”文学的技巧和方法，不如说是吸收现代主义文学资源之后的“再出发”，以文学的方式不断展开对时代、社会和自我的观察和思考。《无名指》是李陀对新时期文学的系统反思，也是对新时代文学的全新探索。这样的探索，反映出一位有关怀的“老作家”为推动和促进中国新时代社会发展急迫而焦灼的文化心态。

（本文原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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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2] 《无名指》创作时间较长，2012年曾在《今天》杂志部分发表，2017年完整稿发表于《收获》长篇小说专号夏卷，2018年中信出版社出版小说修订版单行本。

[3] 刘大先语，见何吉贤等：《批评家小说：启示与问题——关于李陀长篇小说〈无名指〉的讨论》，《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2期。

[4] 李陀：《35年后李陀再出小说：当传统的文学被边缘化，其意义反而增加了》，张进采写“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2018-08-14。

[5] 李培林等：《当代中国城市化及其影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页。

[6] 赵勇：《城市经验与文学现代性断想》，《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7] 李陀：《无名指》，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422页。

[8] 李陀：《无名指》，第425页。

[9]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76页。

[10] 萧放：《城市节日与城市文化空间的营造——以宋明以来都市节日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11] 李陀：《雪崩何处》，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38页。

[12] 项静：《知识流浪儿的奇幻旅程》，《收获》长篇专号2017夏卷。

[13] 李陀：《雪崩何处》，第43页。

[14] 袁盛勇：《延安文学观念中的文学与政治》，《文艺争鸣》2009年第5期。

[15] 单世联：《文化、政治与文化政治》，《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

[16] 黄平：《如何从现代主义中拯救“先锋文学”？——细读李陀〈无名指〉》，《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7年第12期。

[17] 李陀：《无名指》，第228页。

[18] 李陀：《创作通信》，《人民文学》1984年第3期。

[19] 刘大先：《洞察现实与新时代史诗》，《文艺报》2018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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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喵酱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