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王璞：“地图在动”——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条“旅行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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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contents

内容提要

 本文在“战时流动性”和“国际现代主义”的视角下讨论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三段“旅程”：1，W. H. 奥登的战地行及其中国组诗；2，卞之琳的延安访问及《慰劳信集》；3，联大学生诗人们的迁徙、远征以及穆旦的诗歌发展。通过考察这些路线的联系和差异，本文力图重新提出“现代主义诗歌”这一问题。战时流动性使历史危机在诗歌领域具体化了，最终带来的是个体经验、诗歌语言，政治无意识的地形重构。这些旅程让我们认识到，诗歌与政治的紧张关系是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诗歌的历史有效性的危机，也就是现代主义的政治想象力的危机。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4期，转载自“80后文学研究与批评”公众号，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璞

“地图在动”

抗战期间现代主义诗歌的

三条“旅行路线”

1938年，已经“内迁”到成都的卞之琳在刊物《工作》上发表了《地图在动》。这篇短文记述抗战爆发后出现的“地图热”，肯定了中国人在撤退和转移中所产生的新觉悟。卞之琳对地图这一意象的青睐留下了深刻的战时注脚：地理现代性和民族国家意识在战时“联姻”了。同时，这篇文章提示了抗战所带来的社会流动性。正如卞之琳在结尾处所说：“侵略者为中国人民发动了中国地图。”[1] 这场战争引发了庞杂的“交通史”，裹挟着文学家和知识分子。踏上旅程的诗人们感受着这种社会流动为中国现代文学所带来的各种新的可能。卞之琳晚年回顾抗战时写到：“炮火翻动了整个天地，抖动了人群的组合。”[2] 研究界已越来越关注战时流动性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影响。

地图在动，但这并不仅仅限于中国内部。抗日战争的爆发，是二十世纪世界整体格局大变动中的重要一环。具体到文学上，抗战使得现代主义的“国际旅行”获得了新的内容和形式。1938年夏秋之际，当卞之琳在成都计划着和沙汀夫妇、何其芳一同去延安时，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已经结束他和衣修午德（Christopher Isherwood）的中国之行，取道美国回到了欧洲，并在布鲁塞尔专心写作组诗。在他的诗中，“地图”也是一个关键意象；东亚战争和即将爆发的欧战重叠成了这位英国诗人心中文明溃败的图景：

而地图真能指出一些地方，

那儿的生活如今十分不幸：

南京，达豪集中营。[3] 

同年，英国诗人、文学理论家燕卜荪（William Empson）从湖南绕道香港和东南亚到达了云南，和各流亡大学会合。闻一多等所率领的“湘黔滇步行团”是经历了68天的“世界教育史上艰巨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于4月28日到达云南的。随着联大成立，步行团中的穆旦（查良铮）等学生诗人开始在燕卜荪的课上阅读英语现代诗歌。他们后来把现代主义诗潮和青年一代对抗战的体验结合了起来。到了1942年2月，穆旦作为翻译随远征军进入缅甸战场，5月至9月经历大撤退，九死一生从胡康河谷的热带森林逃至印度。这些联大“学生兵”中写诗的并不只有穆旦；他们积极参与到新战场的开辟之中，也改变了现代诗的版图。杜运燮的《滇缅公路》记录了新的交通线的艰难铺设，穆旦谈到了原始森林“殿后战”中的“对大地的惧怕”[4] 。这些涉及自然、战争和历史的创作最终融汇进了“中国新诗”派（又称为九叶派）的“新诗现代化”的实践。今天，那位在“野人谷”之战中幸存下来的诗人已经被公认为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为重要的诗人之一，只不过那段直面死亡的旅程，作为他的诗歌的源头之一，也许永远留在了原始森林。和奥登在组诗中一样，穆旦在《森林之歌》中，以“人”作为一个诗歌角色，并告诉我们：“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5] 。

本文试图以“国际现代主义”为视角，重新讨论在战时中国所交错的三条现代主义诗歌旅行路线。它们是：奥登的中国战地行和组诗《在战争时期》；卞之琳的延安之行和《慰劳信集》；大学的迁徙、远征及其穆旦的诗歌轨迹。这三条路线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抗战时期诗人的流动性，“现代派”诗歌的拓展，英语诗人对中国新诗的影响等问题，在新诗研究中已多有涉及。具体到卞之琳，拙作《论抗战前期卞之琳的旅程与文学》（2009）[6] 已对他的旅行与写作提供了初步的论述。至于奥登和燕卜荪的中国历程，尤其是奥登和衣修午德合著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 1939），也有一些英语学者在关注。在Hugh Haughton的2007年论文“Journeys to War: W. H. Auden, Christopher Isherwood and William Empson in China”对奥登、衣修午德和燕卜荪的中国书写进行了评述。可以说，本文是笔者对自己过去课题的拓展，也是对已有研究的借鉴和发挥。

虽然方兴未艾的旅行研究为重写文化史提供了兴奋点，但本文并不笼统地接受“旅行文学/书写”这一视野所包含的话语规约，而是希望这一研究角度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更大的参照系来揭示诗歌和历史的复杂性。我的问题意识是：如何在一个更庞杂的视野中重新历史化、问题化“现代主义诗歌”？

第一，本文认为，对于身处三四十年代历史危机中的诗人们来说，旅程和写作既是由历史情境所决定的整体，互相建构，同时也彼此矛盾，互为“症候”。比如，《战地行》刚一出版就受到了英国书评界很大的质疑。而且，奥登的诗作对中国抗战很少直接指涉。因此，第二，本文特别关注诗人们的流动性和写作所特有的历史形态（及它们的局限性）。比如卞之琳一到达延安就向周扬表示还是要回大后方。当他回到国统区，他的政治立场受到质疑，这种尴尬的历史内容则需要从《慰劳信集》的诗歌形态中得以说明。穆旦在诗中不愿提及远征经历，但他的诗歌感受力恰是由深入“原始”的青春历程所型塑。而建国后，远征却成了他挥之不去的政治污点。第三，以往研究在个案研究中缺少对这些不同“路线”的参照比较，本文力图揭示这些旅途的呼应关系和深层次的差异性。比如，卞之琳和穆旦后来都成了奥登的《在战争时期》的中文译者。而奥登晚年却大幅删改了这部组诗。所有这些交集、“歧路”和时间差都值得深思。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这些旅程的直接效应，而且应揭示这些战时旅程在不同的“诗歌史”脉络中留下的“路标”。

下文首先对“三条路线”进行勾勒，然后提出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组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讨论。笔者认为，战时流动性使诗歌的危机具体化了，最终带来的是个体经验、诗歌语言，政治意识（以及无意识）的地形重构。

路线一：奥登，或作为“疾病”的“旅行”

在《早期奥登》（Early Auden）一书中，爱德华·门德尔森（Edward Mendelson）把中国之行看做是“早期奥登”的重要尾声。这位奥登研究的权威学者给出了奥登“移民美国前的最后那几个月的大事记：”

奥登和衣修午德，受他们的出版商邀请写一本亚洲的旅行书，当时日本侵略了中国，他们于是决定写中日战争。他们1938年1月坐船启程。他们在途中……开始合写日记，奥登在船上和沿岸港口写了几首诗。在中国的四个月中，除日记外他写得很少。6月他们离开中国，在日本短暂停留，穿过太平洋到达温哥华，坐火车去了纽约。在纽约十天里，他们决定了以后要来美国生活。……他和衣修午德从中国之行中归来[按：指回到英国]是在7月中，但8月第一个星期……奥登又跑到布鲁塞尔赶写他的诗作[按：指《在战争时期》]。他们……启程赴纽约是在1939年1月19日，那正好是他们出发去中国整整一周年。[7] 

诗人个人世界的编年首先呼应着时代的变化。奥登和“奥登一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资本主义大萧条中度过他们的文学养成期的。他们的诗歌体验中直接包含着对于西方世界的深刻危机的敏感。1937年东亚首先开战，1938年慕尼黑协定，随后是吞并苏台德、合并奥地利以及苏德协定；正如《奥登一代》作者Hynes所说，随着西班牙内战后幻灭感的加重，1938年和1939年成为了英国青年一代文学人“为结束作准备”的年份。他们在终结他们的时代并为即将带来的历史噩梦作准备。[8]奥登的中国行既是亲赴战场，也是选择退路之前的告别礼。

其次，中国是奥登30年代一系列旅程中的又一站。在奥登的长长的行程表上，有：冰岛，西班牙，埃及，布鲁塞尔等等。Haughton提醒我们注意，战地旅行书的火爆是二战前夜西欧的文化现象。在国际新闻业大发展、战地记者出现的背景下，西方文学家们一边感受着时代的灾难，一边去探访战乱中的世界。战争书（war book）成为了旅行文学的一个亚类型[9] 。Hynes则直言“旅行”是30年代的核心“隐喻”（metaphor），旅行书是“奥登一代”的“基本喻体”(basic trope)[10] 。

而旅行本身却又问题丛生。在赴香港途中，奥登就写下了《旅行》（“The Voyage”）。这首诗表达了对旅行本身的怀疑：

不，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他并不希望到达。

旅行是错误的；错误的旅行是一种疾病

在错误的岛屿上，心无法行动，不会受苦…… [11]

奥登的“错误的旅行”的观点，回应了西欧从波德莱尔《旅行》（“Le Voyage”）一诗到“战地旅游热”的旅行想象。这种想象是和现代自我观念、西方殖民史、帝国主义史纠缠在一起的；异国情调、知识和感官的猎奇、心智的丰富和解放、探险与归来，是它的主要母题。奥登对此不无反讽，同样在途中写下的《旅人》（ “The Traveler”）一诗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他想看的是异地的奇奥……他得尽力使自己保持原样。”[12] 奥登和衣修午德被邀请写一本关于“东方”的书， Faber & Faber和兰登书屋自然预料不到战争，正如Haughton所说，它们开出的是“东方学的旅行支票。”[13] 是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两位文人幸运地成为战地报道者，但整个事情的出发点和当时西方读者对“东方战争”的猎奇，已经使奥登感到了身处“错误”之中。

奥登诗作中的退却之意和他对西班牙内战的积极参与救护行动形成的鲜明对比。写作于1937年的《西班牙》一诗力图把对大历史的介入和现实经验的复杂性结合起来，成为了早期奥登的名篇。但西班牙内战朝着不利于进步力量的方向发展，使得大批30年代欧洲青年对革命运动、政党政治和欧洲局势不再抱有期待。奥威尔的《在鲸鱼腹内》（ “Inside the Whale”）一文极具代表性。其中，奥威尔特别引用了《西班牙》中的一节，对奥登加以点评。这节诗展现政治活动的混乱，既有历史动感又有语言穿透力：

今天是死亡的机会的不可免的增加，

是自觉接受必要的谋杀的罪行，

今天是把精力花费在

乏味而短命的小册子和腻人的会议上。[14] 

但是奥威尔抓住了“必要的暗杀”（the necessary murder）一语，指出了奥登身上的“非道德主义”。奥威尔认为，对于写出这样句子的人，“暗杀不过是一个词”；诗人并没有对“希特勒们和斯大林们”的历史罪恶的真正体验 [15]。这种批评有力质疑了诗歌在政治实践中的角色。离开了西班牙的奥登也在考虑诗歌语言在历史的“恶”中是否会被滥用的问题。门德尔森称他在写作《西班牙》后“对历史越来越持保留态度”[16] 。必须认识到，奥登是带着这种保留态度来到中国的。

奥登的中国行究竟如何“错误”呢？奥登和衣修午德对这次旅行缺乏准备，他们不会中文，第一次去“东方”，没有战地报道经验，这些都决定了《战地行》不可能是一本关于抗战的有效作品。当时英国的左翼书评直言，“在现代中国的斗争中他们完全迷失”[17]。  立场偏右的艾芙琳·沃称这本书为“怪物”[18] ，因为其体例特异。全书首先是一份中国地图；然后是奥登的六首途中作品；然后是旅行日志，其中的第一人称是衣修午德，但文字上也有奥登痕迹；日志后是一组战地摄影，每张照片以人物类型为题，例如在周恩来的照片下写着“共产主义者”，在杜月笙的照片下写着“资本家”，不难看出“图解历史”的简单化倾向；全书最后是奥登的十四行组诗《在战争时期》，附长篇《诗解释》。旅行日记包含着更多细节。在日军轰炸广东时，两位青年文学家正在英国领事馆中喝茶。他们总是和欧美侨民以及传教组织打交道。他们没有听从博古的建议去采访新四军。正如Hynes所说，他们的报道非常“有限”，他们的两次所谓“前线采访”像“闹剧一样不成功”[19] 。更有甚者，在去徐州前线时他们还让中国仆人一路上给他们带着折叠床[20] 。他们在和田汉等人见面时也在反思：“我们真的在互相交流吗？”[21] 

衣修午德

（C. Isherwood）

奥登

（W. H. Auden）

但这种旅行的疾病却也为奥登的诗歌写作提供了契机。门德尔森以为，奥登的组诗《在战争期间》是“三十年代最深刻也最大胆的诗作，或许是那个十年最伟大的英语诗”[22] ；这部作品的主题和意象都高度概括乃至抽象，而对具体战时体验的指涉非常隐晦。全诗力图从历史哲学和伦理反思的高度书写“人的境遇”，始自人类的“创世纪”和“堕落”（亚当、上帝、神话），一步步来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状态（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最后完结于当下的世界阴霾。前半部主要关于人类“过去的抉择”，后半部更多是关于人类在现代历史下的行动。也许是意犹未尽，奥登又写了长诗《诗解释》；这绝非组诗的注脚，而是主题的发展。《诗解释》的结尾，诗人在海轮上回望战火中的中国，听到了“人的声音”：

我现在听到它发自上海，在我周身缭绕，

……

这是人的声音：“哦，教给我们摆脱这疯狂。”[23] 

“人”是全诗的真正主角。诗人的中国行是对“历史之恶”的见证，但中日战争已经成为了“恶”的象征，“南京”和“达豪集中营”作为恶的意象是同一的。“是的，我们现在要受难……”正如奥登评注者们所指出的，《西班牙》中对“斗争”的强调不见了，伦理主题凸显了出来，宗教气息也若隐若现。

那么如何在战时旅行的视角下重读这部组诗呢？我认为，奥登旅行/写作的机制，在第二十三首十四行中有最明确的体现：

当通讯的一切工具和手段

都证实我们的敌人的胜利；

我们的堡垒被突破，大军已后撤，

暴力流行好似一场新的瘟疫。

而虐政这个魔术师到处受欢迎；

当我们懊悔何必出生的时候，

让我们记起所有似乎被遗弃的。

今晚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

他默默工作和等待了十年，

直到他的一切才能喷发于米索，

于是一举奉献了他的全部：

怀着完成者的感激之情，

他在冬夜里走出，像一个巨兽，

去抚摸那小小的钟楼。[24]  

一般来说，如果十四行采取“4-4-3-3”的分行模式，那么前两个四行诗节（octaves）和后两个三行诗节（sestets）之间的过渡往往是全诗的关节点所在。此诗尤其如此。“今晚在中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默默工作和等待了十年，”这里诗人想起的显然是在米索城堡写作《杜伊诺哀歌》和《俄耳甫斯十四行集》的里尔克，后者的工作和等待代表了诗艺的“超历史”的价值。在中国想起里尔克，在我看来，这就是奥登这部组诗的机制。在此，今夜的中国首先指向具体的时间、地点和诗人的“私人见证”（private witness）。但同时它也是一个譬喻。奥登完成此诗时已经在布鲁塞尔，中国在文本中表征了现代世界的一场总危机，成为一个包含着道德含义的故事。至于敌人的胜利，根据衣修午德的日记，也并不是完全指中国战场；这首诗所记录的是两人在中国听说纳粹德国合并奥地利时的绝望情绪。两人一方面在中国、一方面又“不在场”的状态昭然若揭。“想起里尔克”因此指向了奥登的诗歌反思的核心。面对历史的恶，诗人需要做什么准备？诗人如何自持且幸存？“工作”与“等待”提供了象征意义上的伦理决断。

这种伦理决断，作为一种想象性的解决，不仅仅是针对诗人的，而是针对诗歌本身的。在中国战场上想起一位伟大的德语诗人，这首十四行返诸于诗，成为了一首关于诗歌的诗，一首自我指涉的诗。从对抗战的指涉到对诗歌的自我指涉，奥登在短短十四行中完成了一个不着痕迹而又意义深远的过渡。“对历史的保留态度”退向一种诗歌的伦理学，即“工作”和“等待”。在这里，他不会再“滥用”像“必要的谋杀”这样的词句了。他从1938年开始的对伦理价值的强调，对语言的善和历史的恶的对比，以及他个人在欧战前夕的人生选择，由此也都可以看清了。我们不妨把这一机制“图解”如下：

路线二：卞之琳去延安；

“辩证法”与形式问题

在《论抗战前期卞之琳的旅行与文学》一文中，我对这一时期的卞之琳进行了全面解读。这里仅作简单缕述 [25]。1937年抗战爆发时，26岁的卞之仍在浙江雁荡山翻译纪德。8月15日他赶到了上海。9月初他离沪赴宁，后又应朱光潜的邀请，经武汉而至成都，任教于四川大学。在成都，卞之琳与何其芳等创办了《工作》。当他和何其芳听说沙汀的奔赴延安的计划，他们决定同行[26] 。“刊物停了，其芳和沙汀夫妇……以及我，……登上了去西安转延安的旅程。”[27] 那一天是1938年8月14日。半个月后，他们到达延安。他们沉浸在“朝圣”的歌声中，更换了着装和称谓，并见到了毛泽东。卞之琳“向领导表示，在延安参观访问以外，还想到八路军活动的前方去走走，然后回西南，因此未即分配工作”[28] 。也就是在延安等待过河的时候，卞之琳中断了一年多的诗歌创作被重新激发了。11月12日，卞之琳参加 “抗战文艺工作团”，向晋东南出发。他从12月起在前方和敌后完成了通讯《晋东南麦色青青》。后在晋、冀、豫一带随军数月。1939年四五月间，回到延安后为“鲁艺“代课[29] 。上课之余，他还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并总结前线工作经验。。8月底回到川大。11月9日至28日，他又连续写出18首诗体“慰劳信”，与延安两首合并，结成《慰劳信集》。同时还写成《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一年半战斗小史》。1940年暑假，他因为延安之行而遭到川大驱逐。他又前往昆明，任教西南联大。

卞之琳抗战初年的旅程不失为剧烈，后来他反复说到，这“多变”不是在地图上画一个圆圈，而是一次“旋进”。这也即他自己所推崇的纪德式的辩证法。卞之琳把纪德的多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理解为“不断修正，不断扬弃”的“超越前去”（passer outre）[30] 的观念。谈到 “‘转向’也罢，‘进步’也罢，[纪德]还是一贯”[31] 的时候，卞之琳所暗指的也是自己的战时经历。但拙作认为这种辩证法的修辞所遮蔽的正是卞之琳的旅程/文学中一系列深刻的难以解决的困境。我的结论是：卞之琳试图通过投入到抗战现实之中，但他把所有历史和个人的危机都当作“道旁”的“风景”，反身退回诗的、思想的“内在运动”。

在此我们的讨论应局限于对《慰劳信集》的诗歌模式的揭示。这部诗集代表了卞之琳一生中最后一个完整和自觉的写诗爆发期。最初的动机来自“一万封慰劳信运动”，但当卞之琳在峨眉山中完成诗集时，“慰劳信”已经变为了一种历史姿态，是对抗战中新生的社会力量的“致敬”[32] 。这20首“慰劳信”，写给前线的战士、后方的妇女、放哨的儿童，工人，坚壁清野的农民，八路军将领，普通军官，飞行员，赶赴西北的青年，蒋介石，毛泽东，最后终结于“一切劳苦者”。但作为“抗战诗集”的《慰劳信集》，和作为“抗战诗人”卞之琳，却并没有受到时人和后人的重视。这本抗战诗集在文学史上的尴尬地位也许恰是因为形式（“诗艺”）上的“成功”。反映时代“新气象”、表现“抗战建国”的诗歌意图体现了卞之琳的“变化”，不过他在形式上也做出了选择：“基本上都用格律体”[33] 。根据张曼仪的判断，诗集中“都是严谨的格律诗”或“半格律诗”[34] 。卞之琳创制现代汉语格律的努力在此变得特别突出，乃至于不论是当时的评论者如李广田、还是声韵学家王力、以及后来的学者都把其中一些作品作为新诗格律的范例。张曼仪曾将《给空军战士》和瓦莱里的《风灵》（“Le Sylphe”）一首对照，指出卞之琳不仅自觉地套用了后者的法语变体十四行，而且几乎透过汉语复现了这首法国象征主义诗作的音律[35] ：

要保卫蓝天，

要保卫白云，

不让打污印，

靠我们雷电。

与大地相连，

自由的鹫鹰，

要山河干净，

你们有敏眼。

也轻于鸿毛，

也重于泰山，

责任内逍遥，

劳苦的人仙！

五分钟死生，

千万颗忧心。[36] 

 形式上的完美可能“压倒”诗歌的抗战内容，而成为了实质上的更重要的“内容”。“慰劳”的政治抒情则沦为陪衬的“形式”。事实上，“责任内逍遥”本身就变成了对格律新诗写作的自我想象。在向历史致敬的姿态之下（“变化”），追求格律的精湛透露出了回到形式自律性的政治无意识（“不变”）。这种返回诗歌形式的策略，也是一种“回旋”，和卞之琳去延安“转一圈”的逻辑正好对应。我们可以这样来图解：

这种态势也决定了卞之琳抗战书写中的基本模式。写《慰劳信集》时，卞之琳力图“以点带面”：“写人及其事，率多从侧面发挥其一点，不及其余（面），……这一点本身在有限中蕴含无限的意义，引发绵延不绝的感情……”[37] 这是对“喜爱淘洗……期待升华”[38] 的倾向的延续。如闻家驷所言，亲赴战区的诗人并未“带回一些战争的氛围或者是一些血迹未干的战利品”[39] 。它给读者的“只是几个简单的手势、几幅轻淡的画景”[40] 。到了40年代，更年轻的穆旦已经不能满足于卞之琳所提供的“部分的、侧面的拍照”[41] 。

路线三：“内迁”与远征

穆旦的抗战经历已经成为了新诗史上的一个传奇。在讨论它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燕卜荪在随清华大学逃难时的作品。众所周知，北方许多大学都在华北失守前后开始逃亡；其中，北大、清华和南开迁至长沙时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开始新学期。燕卜荪作为清华的教授，随部分文科被安顿在了南岳衡山附近。在衡山，他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长诗，《南岳山中》。这同样是一首写于战时但又相当抽象的现代诗。与奥登类似，燕卜荪写到了弗洛伊德、马克思和《金枝》；但他不是做总体化的历史反思，在诗中，智性的随意风度融合了玩笑和崇高感。用燕卜荪自己的话说，这是一首“东拉西扯的长诗”[42] 。诗人力图摆脱现代诗的狭小空间的意图十分明显，但他自陈这种努力还“欠火候”[43] 。正如众多注家所说，这首诗是围绕一个词展开的：flight。它即指飞行，有包含了“逃” (flee)的意思。全诗结束于诗人对进一步逃亡的不确定感：“I said I wouldn’t fly again/For quite a bit. I did not know…” 并把抗战、临时大学的搬迁和南岳自然景象转化为一种对流动性、不确定性的表达：“The soldiers will come here and train./ The streams will chatter as they flow.”[44] 

燕卜荪对一个词的关注折射出了他长年海外任教的生活以及他“和流亡大学在一起”的中国经验。也就是在中国，他开始了对“词的复杂结构”的研究。他的诗最终“飞向”的是一种灵魂的孤独状态。虽然他在诗中也写了“政治是诗所不应逃离（fly）的所在”[45] ，但这首诗还是受到了《生活与文字》（Life and Letters）刊物的退稿；他自己猜测是因为诗作的内容不够“左倾”[46] 。而同一个刊物多年后发表了王佐良介绍穆旦的文章。

1938年2月，日军进犯，湖南吃紧，临时大学再次搬迁。对于那些步行团的学生来说，逃亡恰是“飞行”的反面，那意味着深入中国的内陆，深入土地。“澄碧的沅江滔滔地注进了祖国的心脏……”[47] 这是穆旦纪念这段“三千里步行”穿越湘黔滇的经历时所写的第一句。远离“渔网似的城市”，接触“广大的中国人民”，已经预示了这一代新诗人和30年代诗风的距离。“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48] 战时的流动性重新组织了文学青年的社会经验，使他们深入到以前新文化无法触及的区域。在穆旦的句子里，民族解放的政治意识、新的抒情可能性和历史视野已初步体现了出来。

王佐良，作为穆旦的同学，既是西南联大诗歌生活的亲历者，又是穆旦的评介者。从1946年的《一个中国诗人》到他的晚年文章，王都谈到了青年穆旦的诗歌养成。不过我们应该注意，他从一开始就是在“年青的昆明的一群”[49] 这一语境中看待穆旦的。也就是说，抗战的社会流动性和大学的流亡形成了一个新诗歌群体及其集体经验：“……高声的辩论有时深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无休止地走着。”[50] 具体到穆旦，王佐良提及了“三千里步行”对他诗风变化的影响：“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51] 。还有：“……抗战爆发，他的情绪高扬了，但由于他在流亡途中看到内地农民受苦的样子，又是常有忧郁的反思的”[52] 。其次，王佐良在强调穆旦疏离浪漫主义、拥抱现代主义的转折时，又说“这一切肇源于燕卜荪”[53] 。他将燕卜荪的中国经历称为“流动的两年” [54]。他反复谈到燕卜荪在昆明开的一门课：“英国现代诗”。燕卜荪“从霍普金斯一直讲到奥登，……后者刚刚写出了充满斗争激情的《西班牙》”[55] 。王佐良认为燕卜荪具有“不能替代的影响”，他的课带来了“新的文学风尚”，“艾略特和奥登成了新的奇异的神明”[56] 。从1946年《一个中国诗人》中王佐良并举“艾里奥脱与奥登”开始，穆旦的形象就是和这两位英语现代主义大师相联系的。再次，王佐良也谈及了“昆明的一群”对战争的参与。他记述了穆旦如何随远征军深入缅甸，又如何九死一生，在盟军的印度大本营活了过来。他谈到了穆旦本人对这段经历的缄默。因此，早在40年代，王佐良笔下的穆旦就带有了双重的传奇色彩：他是从燕卜荪课堂上走出来的中国“奥登风”，也是远征的幸存者。

但我们可以追问：三千里步行、对现代派的学习、战争经验究竟是如何共同作用，促成了穆旦等人对诗的新贡献？穆旦仅仅是艾略特或奥登的中国学徒吗？他们对奥登《西班牙》的激赏背后有哪些特殊的历史动机和创造性误读？“昆明的一群”实际上形成了对一种更为综合的“现代意识”的追求，而这种意识一方面和中国40年代的历史经验紧密相连，一方面处在和英语现代主义诗歌的对话之中。袁可嘉发表于1947年的《从分析到综合》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在袁看来，“分析从强烈的自我意识出发，采取现代飞行员的观点，即把个人从广大社会游离出来，置身高空，凭借理智的活动，俯视大千世界”[57] 。分析是一种鸟瞰，一种全面的反讽。相反，“综合”应是中国“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它不仅仅是对现代社会的攻击，而且包含着“悲愤”和“怜悯”，走向一种“错综复杂的人性的发展”。袁可嘉将“综合”定位为现代诗的“挣扎形象”：“极度个人性里有极度的社会性，极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里有同样浓厚的理想主义气息”。[58] 

这无形中为穆旦的战时诗歌轨迹提供了一个迟到的说明。“飞行员”是战争带给现代诗的新意象。燕卜荪所尝试的，同样是一种飞行员式的鸟瞰。穆旦的里程却是相反方向。他的旅行在深入内陆，他的诗作则不断深入旷野、大地以及“肉体的诱惑和痛苦”。他反对机智而主张“有理性的”抒情[59] 。他最令人瞩目的特点是“血肉与思想的浑合”，他被定位为一个以“带电的肉体”在时间的激流中“搏击的诗人”[60] ；这和分析的、主智的、讽刺的“飞行”姿态大为不同。而且，在穆旦40年代的写作中，这种“搏击”时常指向一个深层的“未成形的黑暗”，一个原始的交点或“根”，那既是“我的形成”也是死亡，即是“终止”也是“二次的诞生”。评论者当然可以从诗歌语言或意象的层面上对此加以解释，但我以为，这种对原始的生死合一状态的冲动直接对应着诗人深入内陆的历史经验。

《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1945）是穆旦关于远征军经历的唯一一首诗，又被唐湜称为“小史诗”。这首诗的诗剧形式似乎和袁可嘉所看重的诗剧中的综合力有一种呼应。诗中“森林”代表了原始的自然力，代表了死亡和死亡冲动，“人”代表了旅程和文明。诗人最后唱出了关于人类文明、死亡和历史的祭歌：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61] 

这里隐含着穆旦的“综合”的感受力：在具体的历史纷争中不断地沉入历史之外的死亡，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获得自我和历史的重生。正如唐湜所指出的，“原始的自然”成为了历史斗争的归宿，“这一去而不复返的故乡就是人类历史与自然史的交点”[62] 。

同时，拥抱死亡与新生的“同一的点”，这一模式既出现在《赞美》（1941）这样政治性明显的作品中，也出现在《诗八首》（1942）这样以探讨爱欲而著名的作品中。在前者，如：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

……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63] 

《诗八首》的结尾则归于“巨树”和“老根”：

……

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它对我们的不忍的嘲弄

（和哭泣）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64] 

穆旦的“综合”因此是不断深入“老根”和“森林”的体验。不妨比较一下杜运燮的同类诗作。杜运燮的《滇缅公路》写到了“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开始拍手：‘我起来了……’”[65] 《林中夜鬼哭》也写康河谷之战，全诗运用了“面具化”的手法，让抒情主体化身为一个死在森林中的日本士兵：“死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时候……”[66] 杜运燮同样展现了那一代诗人的现代派手法，但他没有穆旦的那种“与原始合一”的无名体验。穆旦所体现出的这种冲动是一种个体性和集体性界限模糊的“神秘合唱”。第一，它关乎自我的存在主义式的形成、死亡和重生。第二，它也是政治的。一个民族在战争中的重生和“我”离开了子宫、被锁在荒野的体验环环相扣。因此，第三，它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呼唤一种在战争中未能定形的博大的历史体验或视野。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图解穆旦的旅程：

 然后是诗：

这种体验模式对应着穆旦一代的所谓“难产的圣洁的感情”在40年代中国文学中的位置，其最初的表达之一，就是穆旦自己在云南期间提出的“新的抒情”。

战争诗和抗战诗：

从战地风景学到“新的抒情”

不难看出，战时社会流动性使得现代诗和政治的关系具体化了。这里面又涉及到两种和政治紧密相关的诗歌形态：战争诗和抗战诗。前者更多是指英语诗歌中的一个“亚类型”或“传统”，后者则是中国抗战期的诗歌运动。我们可以从这两个线索出发来探讨具体诗作和政治的不同关系。

奥登和燕卜荪关于抗战的诗歌不约而同地疏远了自一战以来的战争诗传统 [67]。他们是在见证一场远在东方的战争，这种距离感为他们在现实层面和语言层面留下了进行哲学反思的空间。但两人的具体选择又差异颇大。奥登所采取的严谨的十四行诗体，令组诗沉稳、有力，无形中就有一种悲悯、内省和深思的风度，从而让诗歌在历史巨变面前扎住了阵脚。这暗含着对《西班牙》所代表的政治诗可能性的否定。燕卜荪的《南岳山中》则倾向于杂糅、信手拈来和自由联想，确实有一种 “絮语”风范，因此被认为是属于“轻体诗”（light verse）的传统。

不论是诗体的谨严还是轻松玄想，都能让我们想到卞之琳。《慰劳信集》不同于自“国防诗歌”以来的任何一种模式，和街头诗、朗诵体、散文化和民歌等都拉开了距离，是抗战诗中的异类。如前文，卞之琳积极去延安和前方，体现了克服他早期“看风景的人”的那种面对历史的姿态，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是要从见闻中抽身而出，进行“淘洗”的诗艺操作，以达成某种情趣化的升华。这样他的诗集就成了一系列形式上完美但多少缺少深度的“照片”或“画景”了。

这样我们就在奥登、燕卜荪和卞之琳身上看到了不同的战地风景的政治。对奥登来说，战地的风景变为了譬喻的可能，变为了伦理反思的符号，变为了诗歌自反性的机制。对燕卜荪来说，战地风景就像南岳的溪水的“闲谈”一样，代表了一种延宕，一种心智的和历史的不确定性。诗人既从中“抽离”，但又要决心和联大一起“逃亡”。卞之琳的在前线看风景的姿态则很尴尬，因为他自己并不愿意选择一个旁观的位置；他的诗歌形式解构了他的抗战书写。

1940年，穆旦连续发表了两篇书评，一篇评艾青，一篇评卞之琳，表露出了更年青一代诗人的态度。在《〈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穆旦有力质疑了这种“拍照”所代表的受英语诗歌影响的“wit风格”，认为这种“机智”在容纳抗战历史经验时往往流于“贫乏”。在穆旦看来，卞之琳现实感的缺乏和主题提升上的智性倾向，都与 “民族解放”的大时代不相称。他批评卞的有些诗句“太平静了”，只有在写毛泽东的那一首和其它一些地方，机智和感情才融合得较好。穆旦引用了如下的诗行来证明卞之琳的抒情刚开始“缓缓的起伏”：

最难忘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智慧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给论持久战的著者》）

铁锄是如此原始，

你们却不惜费力。

你们不背向现实，

也给象征以身体。

（《给西北的开荒者》）[68] 

穆旦偏爱宏大、原始和身体性意象，而只字未提卞之琳的格律形式。

与此相对照，穆旦所向往是艾青的歌唱“新生的中国”的诗作。他在对《他死在第二次》的书评中称艾青是“土地的热爱者”和“健壮的歌手”[69] 。如果说卞之琳的诗作是是旅途摄影式的，那么，艾青对北方和战地风景的经典处理，则接近于全景油画。穆旦所引的这些诗句，确实和卞之琳的旨趣不同：

旷野醒了，

穿着灰布衣服的人群

从披着晨曦的破屋中出来

拥挤着又排列着……

（艾青：《吹号者》） [70]

强调“全部形象的刻画”，穆旦连续用“真实的图画”和“浮雕”来形容艾青的风景展示和内心描写。穆旦期待诗歌中能够表现“辽阔的阳光……，生命的诱惑……博大深厚的感情”[71] 。他对卞之琳的严谨诗行不满，而赞美用“散文美”完成的“全景刻画”。他自觉地把这两本诗集的对比推至“诗的语言所应采取的路线”[72] 的高度。

这背后正是穆旦对抗战诗的新理解。分析的、旁观的姿态中听不到“群众的歌唱”，因此他对抗战诗提出的要求是：“新的抒情”。这种抒情不同于感伤，也不同于廉价的煽动，而是身处大时代的博大情感：

强烈的律动，洪大的节奏，欢快的调子，——新生的中国是如此，“新的抒情”自然也该如此。[73] 

穆旦在批评卞之琳时提出的“新的抒情”，虽然并非成熟的诗学观点，但值得重视。首先，穆旦在书评一开头就把艾略特、主智风格和战前新诗联系了起来，然后强调这种风气在抗战时代不适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抗战期间的穆旦不是简单地冷落浪漫主义而拥抱 “艾里奥陀和奥登”。穆旦对艾略特和奥登的接受含有历史的复杂性。在这里，穆旦对艾略特的“分析”和“去抒情化”持反思态度，预示了后来袁可嘉在《从分析到综合》中对艾略特和奥登的态度，而且表露出了抗战诗的另一动向，即在淘汰感伤主义的同时寻求一种更具包容力的“抒情”。穆旦对现代主义的吸收因而不同于20年代末到30年代的“智性化”倾向。

其次，这种“抒情”的复归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姿态。这里，穆旦使用了“民族解放战争”这一带有左派色彩的词，传达了诗人在政治上的信心。与“中国的新生”相对应的“抒情”不仅要求意象和情绪的“健美的糅合” [74]，而且要求诗人和历史之间的一种富有弹性和张力的建设性关系。当诗人在“一切呻吟，痛苦，斗争和希望”中进行搏击时，他对生活的刻画就是“茁生于”土地，他的“自然风景也就会以它的清新和丰满激起我们朝向生命和斗争的热望”[75] 。显然，他所期待的是一种政治诗。通过抗战的锤炼，穆旦自信找到了诗歌参与历史实践的方式。

众所周知，40年代新诗呈现出了丰富的政治路径。仅就流亡西南的诗人和诗评家们来说，闻一多对艾青、田间和穆旦的关注，朱自清提出的“建国和诗”和“新诗现代化”的命题等，都包含着政治想象。孙玉石先生指出，“中国新诗”派的生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76] ；这个过程肇始于抗战带来的整体性变动，也可以说是一个对新诗在政治现实中的位置进行再体认的过程。“新的抒情”是这一过程中重要一环。

交点和歧路：一首十四行的翻译

奥登为《在战争时期》这一组诗选择了十四行这种诗体。《慰劳信集》也是卞之琳使用十四行的一个高峰期。正如张曼仪所说，卞之琳用十四行写人物，语气不卑不亢，是一种轻体十四行，接近于奥登的《小说家》等十四行名作。另外，王佐良回忆说，奥登当年的若干十四行颇令包括穆旦在内的同学们“心折”[77] 。卞之琳和穆旦都有很高的英语文学修养，而且后来都成了奥登关于中国的十四行的译者；前者摘译了第二十三首和第十八首，后者则翻译了《在战争时期》的全部作品。卞之琳的翻译有可能是在1949年后为了教学而完成的。穆旦的翻译则是这些战时旅程的遥远的尾声：1973年，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天津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穆旦重新获得了阅读奥登等人诗作的机会，并开始默默地翻译。

组诗中的第十八首是奥登在华期间所写的两首中的一首（其余回到欧洲后才完成），也被Haughton认为是组诗中最接近“战争诗”的一首，因为它写了一个无名的阵亡战士。我们不妨对比卞之琳和穆旦对同一首诗的翻译。奥登原诗如下：

Far from the heart of culture he was used:

Abandoned by his general and his lice,

Under a padded quilt he closed his eyes

And vanished. He will not be introduced

When this campaign is tidied into books:

No vital knowledge perished in his skull;

His jokes were stale; like wartime, he was dull;

His name is lost for ever like his looks.

He neither knew nor chose the Good, but taught us,

And added meaning like a comma, when 

He turned to dust in China that our daughters

But fit to love the earth, and not again

Disgraced before the dogs; that, where are waters,

Mountains and houses, may be also men. 

卞之琳译为：

他用命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场所：

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

他给撩上了一条被，阖上了眼皮，

从此消失了。他不再被人提说，

尽管这一场战争编成了书卷：

他没有从头脑丢失了紧要的知识；

他开的玩笑是陈旧的；他沉闷，象战时

他的名字跟他的面貌都永远消散。

他不知也不曾自选“善”，却教了大家，

给我们增加了意义如一个逗点：

他变泥在中国，为了叫我们的女娃

好热爱大地而不再被委诸狗群，

无端受尽了凌辱，为了叫有山，

有水，有房子的地方也可以有人。[78] 

穆旦的译本是：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

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而离开人世。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当这场战役被整理成书的时候：

没有重要的知识会在他的头壳里丧失。

他的玩笑是陈腐的，他沉闷如战时，

他的名字和模样都将永远消逝。

他不知善，不择善，却教育了我们，

并且像逗点一样加添上意义；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79] 

卞之琳为自己的翻译加了这样的注解：“原诗作于1938年，在奥顿来中国访问，从台儿庄战斗后的徐州战场回到武汉后，曾在当地文艺界招待会上朗诵，译者怕不登大雅之堂并得罪在座的国民党文人，第二行‘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抛弃’改译为‘穷人和富人联合起来抗战’……每行抑扬格五音步，译文以五顿相应，韵式为abab,cdcd,efe,fef译文首八节保持原样，后六节改为efe，gfg。”[80] 卞之琳这段注解不仅提到了这首诗的背景，而且强调了对原诗格律形式的严格遵循。在《英国诗选·序》中，卞之琳强调了诗是“内容和形式、意义与声音的有机统一体”[81] ，他提出了自己的译诗准则：“我们译西方诗，要亦步亦趋，但是也可以做一些与原诗同样有规律的相应伸缩”[82] 。对格律和规律的重视可见一斑。他尤其强调英语诗歌中的音步和他为新诗提出的音节单位——“顿”——“不仅相应，而且相近了”[83] 。

卞之琳

穆旦

穆旦的翻译观有所不同。在1963年为自己的《欧根·奥涅金》译本辩护时，他反对过字句对字句、结构对结构的译法，说：“打破原作的句法、结构，……在文辞上有所增减，完全不是什么‘错误’，而恰恰相反，对于传达原诗的实质有时反而是必要的”[84] 。他也关注诗歌的格律和音乐性，但更注重“整体的妥帖”，要求“忍受局部的牺牲”[85] 。他给予译诗者的更大的变通和发挥空间。

具体到这首十四行，穆旦也注意到了押韵的效果，但明显并不把音律作为优先考虑。穆旦所使用的是散文化的语言，在韵脚和音顿上相对随意，并不按照原诗的十四行体例进行；他重视的更多地是内在的节奏。卞之琳的语言同样是“说话的调子”，但是为了音节的整饬，他使用了一些多少有些“别扭”的词：用命，泥，女娃等。这使得他的译作在语言的直接性上略显逊色。另外，严格地复制十四行的“音响”在汉语中是否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也值得怀疑。

不同的译笔反映了两位诗人不同的诗歌语言观。如前述，恰恰是在抗战期间，卞之琳加强了他对格律的追求和坚持。他晚年提到在译诗时对格律的重视，明确强调这也是为了校正新诗的“缺陷”，为新诗的形式建设提供“借鉴”[86] 。至于穆旦，他在年轻时渴望一种更为庞杂的语言，一种和时代的动感相对应的节奏，欣赏《西班牙》所用的霍普金斯式的“突兀节奏”（Sprung Rhythm）。从这一点上来说，卞之琳更能体会作为形式主义者的奥登，而穆旦的语言则更接近《西班牙》中那种具有现实冲击力的语言。穆旦1973年在通信中提到，“读了奥登的诗，自信颇有体会”[87] ， 这次重新与奥登相遇也促成了他生命中最后两年的诗歌写作。他仍然是心仪早期奥登。但在60年代奥登自己却不允许把《西班牙》收入任何选集，并大幅削改了《在战争时期》。卞之琳、穆旦和奥登的交集也包含着某些翻译史和影响史上的“歧路”。

现代主义、政治、历史

穆旦和卞之琳都是新诗中所谓“现代主义诗潮”中的重要诗人，他们从两次大战间的英语现代诗中得到的影响，构成了现代主义的“国际旅行”的线索之一。但在这一线索之下，我们究竟应如何界定“现代主义”？通过以上的论述，我的结论是：诗歌与现实政治的紧张关系是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诗歌的历史有效性的危机，则是现代主义的基本表征。

抗战中的旅程对奥登和卞之琳都具有分水岭的意义。这些转折都具有象征性。在谈到卞之琳40年代文体选择时，姜涛在评论这类转变时认为，通过容纳复杂的历史经验来实现心智的成长和丰富，构成了诗人自我意识的逻辑。[88] 这种自我意识，也可以说是自浪漫派以来整个现代诗的基本动力之一。不过对诗歌而言，这种心智对历史的包容，并不完全是自我的外在化，而更多是主体对历史的内在化；也就是说，诗歌既介入和批判历史，又最终独立于历史现实。这种动力结构要求诗人和现实历史之间保持一种弹性的空间：诗人必须既是历史实践的参与主体，又是独立的观察者和反思者。这无疑是对诗人的一种政治考验。“奥登一代”的特点是他们对诗歌和行动之间的关系的关注。但前往中国的奥登一方面他仍然期待“善的地点”和“更公正的生活”，另一方面发现最终只能和“孤心在一起”[89] 。这种困境不是个人的。欧战阴影下，“奥登一代”的政治感受力已经被时代带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构之中。奥登1939年移民美国，标志着“早期奥登”乃至一种诗歌形态的终结。他对政治的疏离恰恰是一个政治决断。晚年他甚至力图洗涤掉以前诗作中因政治而犯的“语言上的不诚实”。根据门德尔森的研究，他后来对十四行组诗多次删改，总题也改为Sonnets from China。这种持续的修改可以被看作是从语言内部对一个无法解决的危机的回溯性关注。对于卞之琳这样本来远离政治的诗人，本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给予他的诗歌写作另一种危机形态。他的《慰劳信集》是他第一本具有明确政治指向的诗集，也是他在新的环境下介入历史的努力，但政治指涉和诗歌自律之间的平衡并未达到，因此《慰劳信集》也成了“绝响”。40年代卞之琳转而写作《山山水水》这样一部最后未能完整地流传下来的长篇小说，也是对这种危机的持续回应。

因此，穆旦（以及后来的“中国新诗”派）的诗歌发展，在这一谱系中，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动向，其意义不限于中国新诗史。年轻的穆旦在战时所提出的“新的抒情”，代表了一种新的、也许更强大的政治想象力。这种政治抱负和诗歌敏感，并非出于深思熟虑，却植根于新的历史体验，全然不同于卞之琳那一代诗人的意识。穆旦他们不再满足于“分析”的机智，而放大了早期奥登诗歌的现实冲击力和历史综合能力；激赏《西班牙》，而忽视后来奥登“对历史的保留态度”。穆旦早年的那些诗评已显示出，“健美的糅合”的诗学要求背后，有一股未定型的政治冲量。当这些青年诗人经历了战时的流动性，一种富有现实包容力而又高度自觉的诗歌语言似乎在 40年代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危机为新的一代诗人提供了转机。袁可嘉在晚年时曾这样总结他对穆旦的看法：“穆旦是站在四十年代新诗潮的前列……在抒情方式和语言艺术的‘现代化’的问题上，他比谁都做得彻底”，而这种“现代化”意味着“在思想倾向上，既坚持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主张，又保留书写个人心绪的自由；而且力求个人感受与大众心志相沟通，强调社会性与个人性……的有机统一”[90] 。这虽然是拉开了时间距离的概括说法，但仍然十分鲜明地表露出了当时那一群体的政治性的“占位”。

当然，到了内战时期，这种诗歌与政治的弹性关系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随着这类国统区背景、 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青年们在内战中迅速边缘化，穆旦所期望的那种“占位”也不复可能。穆旦从“三千里步行”就开始体验和歌唱“新生”的痛苦，但这一具体的历史过程终又打断了他们的“新的抒情”。

因此，现代主义诗歌表现为诗歌和政治的关系中的一系列危机和转机。诗歌如何在历史迷途中获得自身的有效性，是诗歌的现代性前提。这些诗歌的路线记录下了诗歌在不同语境下建立当代历史关联的意图、努力和挫折，为现代主义提供了具体的形态。

本文原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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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卞之琳：《地图在动》，原载《工作》，1938年5月1号第四期，见《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2]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7页。

[3]  奥登， “Sonnet XIV” from In Time of War: A Sonnet Sequence With a Verse Commentary， in Auden and Isherwood， Journey To A War (New York: Octagon， 1972; originally London: Random， 1939)。译文：《十四行组诗·十六》，穆旦译，《英国现代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下文讨论奥登此组诗时，如无特别说明，均使用穆旦译本）。

[4]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英文原文载于Life and Letters1946年6月号，中文见《穆旦诗集（1939-1945）》（1947），附录第3页。

[5]  《森林之歌》（1945），《穆旦诗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6]  请参见拙文《论卞之琳抗战前期的旅程与文学》，发表于《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  E. Mendelson， Early Auden (New York: Viking， 1981)， pp. 346-7.

[8]  参见Samue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London: The Bodley Head， 1976)， pp. 341-349.

[9]  Haughton， “Journeys to War: W. H. Auden， Christopher Isherwood and William Empson in China，” in Douglas Kerr et al ed.， A Century of Travels in China: Critical Essays on Travel Writings from the 1840s to the 1940s (HK: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48.

[10]  Samuel Hynes， The Auden Generation， p. 229.

[11]  Auden and Isherwood， Journey to a War (New York: Octagon， 1972)， p.17.

[12]  同上，第21页。译文见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第163页。

[13]  Haughton， “Journeys to War: W. H. Auden， Christopher Isherwood and William Empson in China，” p. 149.

[14]  奥登，《西班牙》（1937），译文见查良铮，《英国现代诗选》，第182页，有改动。

[15]  George Orwell，“Inside the Whale” (1940)， in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p.516.

[16]  Mendelson， Early Auden， p. 323.

[17]  Randall Swingler在Daily Worker上的书评（1939年3月29日），转引自Auden Generation， p. 342.

[18]  Auden Generation，，p. 343

[19]  同上书， p. 342

[20]  见Journey to A War， p.111.

[21]  Journey to A War， p.155.

[22]  Mendelson，第348页。

[23]  Journey to A War， p.300. 译文见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第144页。

[24]  Journey to A War， p.281. 译文见查良铮译，《英国现代诗选》，第125页。

[25]  请参见拙文《论卞之琳抗战前期的旅程与文学》，发表于《新诗评论》2009年第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6]  参见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214页。

[27]  卞之琳：《何其芳与〈工作〉》，《卞之琳文集》中卷，290页。

[28]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1989年版，第204页。

[29]  见卞之琳的《“客请”——文艺整风前延安生活琐忆》和《冼星海纪念附骥小识》，《卞之琳文集》中卷。

[30]  卞之琳：《〈新的食粮〉译者序》，《卞之琳译文集》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55－660页。

[31]  同上，第667页。

[32]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雕虫纪历》增订版，第8页。

[33]  同上。

[34]  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78页。

[35]  详见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第75－76页。此外，卞之琳本人曾翻译过《风灵》一诗。

[36]  见《卞之琳文集》上卷，104页。

[37]  卞之琳：《十年诗草·重印弁言》，《卞之琳文集》上卷， 5页。

[38]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第1页。

[39]  闻家驷：《评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当代评论》（昆明）第1卷15期，第223页。

[40]  同上。

[41]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书评），原载香港《大公报·综合版》，1940年4月28日，见《穆旦诗文集》第2卷，第55页。

[42]  William Empson著，John Haffenden编注，The Complete Poems （London: Allen Lane， 2000）， p.380. 

[43]  同上

[44]  同上，97、98页。斜体为引者所加。

[45]  同上，95页。

[46]  同上，380页。

[47]  《出发——三千里步行之一》，《穆旦诗文集》1卷，第205页。

[48]  《原野上走路——三千里步行之二》，《穆旦诗文集》1卷，第208页。

[49]  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穆旦诗集1939-1945》（1947），附录第1页。

[50]  同上，附录第2页。

[51]  《穆旦的由来与归宿》（1987），见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第58页。

[52]  《谈穆旦的诗》，见王佐良：《语言之间的恩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53]  《穆旦的由来与归宿》，《翻译：思考与试笔》，第59页。

[54]  《怀燕卜荪先生》，《语言之间的恩怨》，第107页。

[55]  《穆旦的由来与归宿》，《翻译：思考与试笔》，第59页。

[56]  《怀燕卜荪先生》，《语言之间的恩怨》，第108页

[57]  《从分析到综合》，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58]  同上，199页。

[59]  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穆旦诗文集》第2卷，第54页。讨论详后。

[60]  见唐湜，《搏击着穆旦》（1948），《意度集》，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页。

[61]  《穆旦诗文集》第1卷，第149页。

[62]  唐湜，《搏击着穆旦》（1948年），《意度集》，第101页。

[63]  《穆旦诗文集》第1卷，第68页

[64]  《穆旦诗文集》第1卷，第80页

[65]  杜运燮：《海城路上的求索》，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66]  同上，第23页。

[67]  一战时代的战争诗的代表是后来死在战场上的诗人阿尔弗雷德·欧文。他的作品既是亲历也是“怜悯”。

[68]  参见《穆旦诗文集》第2卷，第56、57页。

[69]  穆旦：《“他死在第二次”》（书评），《穆旦诗文集》第2卷，第48、52页。

[70]  参见《穆旦诗文集》第2卷，第49-50页。

[71]  同上，第48页。

[72]  穆旦：《“他死在第二次”》，第52页。

[73]  穆旦：《〈慰劳信集〉》，第55页。

[74]  同上。

[75]  同上，48、55页。

[76]  孙玉石：《1940年代新诗发展述略》，《中国现代诗学丛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77]  王佐良：《穆旦的由来与归宿》，第59页。

[78]  卞之琳译：《英国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页。

[79]  穆旦译：《英国现代诗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页。

[80]  《英国诗选》，第161-162页

[81]  同上，第3页。

[82]  同上，第4页。

[83]  同上，第5页。

[84]  查良铮：《谈译诗问题——并答丁一英先生》，《穆旦诗文集》第2卷，第111页。

[85]  同上，115页。

[86]  《英国诗选·序》，第5页。

[87]  转引自李方编：《穆旦（查良铮）年谱》，《穆旦诗文集》，第378页。

[88]  参见姜涛：《小大由之：卞之琳40年代的文体选择》。

[89]  Auden， “The Voyage，”。

[90]  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穆旦诗文集》第2卷附录，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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