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薛爱华：大唐盛世的外来居民和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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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盛世大唐既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长安，也是风情万种、千帆竞逐的广州，既有扬州锦绣的色彩斑斓，也有洛阳花果的雅致浪漫。近期热播的网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均有涉及。在紧张剧情的间隙，我们可以从剧中的场景和细节捕捉已经远去的大唐气象。文艺批评今日特推送《大唐盛世的外来居民和事物》，本文节选自《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美]薛爱华 著/吴玉贵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一章《大唐盛世》，特此感谢！本书以唐朝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唐代的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涉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节选部分介绍了唐朝的异邦商人和使者在唐朝的活动以及唐代各阶层生活与异邦相关的元素。唐朝街市上的汉人和异族共同构成了繁荣的盛世景观。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美] 薛爱华 著 / 吴玉贵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6-4-20

大唐盛世的

外来居民和事物（上）

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聚集着许多外国人的唐朝的城市和乡镇，看看外国人在唐朝境内四处流动时所要经行的道路。首先我们从南方地区谈起。在唐朝以前，前来中国海的航海者一般都是以东京湾，即现代河内附近地区作为停泊的港口。但是当唐朝建立之后，阿拉伯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人就纷纷将他们的商船驶向广州，或者甚至停泊在更北部的沿海港口[1]。唐代的交州是唐朝建立在东京湾地区的保护领地的统治中心所在地，这里居住着嚼槟榔的安南人，龙编是交州的出海港[2]。七世纪时，随着广州的兴起，交州的对外贸易虽然有些衰落，但是通过交州进行的海外贸易却从来没有完全绝迹。相反在八世纪中叶以后，即在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由于广州地区贪得无厌的官僚和中间代理商的敲榨勒索，外国商人宁愿在交州进行贸易，所以这时交州的对外贸易甚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3]。

唐代大食人佣

但是，南方的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anfu”，而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4]当时的广州是位于热带荒原边缘的-个边疆城镇，热带荒原里栖息着凶猛残暴的野兽，在这里随时还会受到讨厌的疾病的折磨，但是绿意葱茏的荔枝树、柑橘树、香蕉树和榕树，又将这莽莽荒原点缀得分外秀美动人。在李唐皇室统治时期，虽然广州只有二十万人口，而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南蛮，但是这时的广州已经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汉人的都市[5]。广州既是一座富庶的城市，也是一座非常容易毁损的城市，在广州城内大量密密层层的木屋周围，环绕着三层城墙[6]。广州的木屋曾反复遭到火灾的扫荡。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宪宗元和元年（806），这时一个聪明的广州都督命令广州人用瓦来装修屋顶[7]。在这座异彩纷呈但乂不堪一击的城市前面的海湾里.停泊着许许多多外国的商船，“……有婆罗门、波斯、昆仑诸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8]那些皮肤黝黑的外国人在广州出售他们带来的气味芬芳的热带木材和近乎神奇的药材，求购大捆的丝绸、成箱的瓷器和奴隶。他们从事的贸易活动使那些甘愿放弃北方的舒适生活来到南方经商营利的商人发了大财，同时也使广州城和岭南道的统治者得以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崇高地位，据记载，“（广州）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于天子”[9]。这段记载生动地表明了广州地方官吏的特殊地位。

在广州的外来游客中，有许多人居住在城内专门为外国人划定的居住区内。根据唐朝的法令，外国人居住区设置在河的南岸，以便许许多多选定在广州逗留的，各种不同种族和国籍的商人从事贸易活动，或者是等待返回故乡的顺风。外国人由一位持别指定的长者管理，而且享有某种治外法权[10]，来自文明国家的公民 (例如大食人、僧伽罗人等）与文化教养较低的商贾们 (例如白蛮、赤蛮等）都居住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往都很密切[11]。在这里，你还会发现信奉正统宗教的外国人与信仰异教的外国人之间的关系相处得也很融洽，例如印度的佛教僧侣与什叶派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印度来的佛教徒居注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寺院里，院子内的池塘中还点缀着芬芳的蓝睡莲[12]。而广州的穆斯林则是为了躲避呼罗珊的宗教迫害而来到远东的，他们在这里停留下来并建立了自己的清真寺[13]。简而言之，每当午时的鼓声敲响时，居住在广州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以及来自唐朝境内各地的汉人，都被召唤到了大市场上，他们或在店邸中密谋策划，或在商船上讨价还价，进行紧张的贸易活动；而每当日落时分的鼓声敲响时，他们又都各自散去，返回自己的居住区。有时在晚间，他们偶而也到夜市去，操着异国腔调大声地讲价钱[14]。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异邦商人

广州这座繁华的城市拥有一部色彩斑驳的历史，谋杀、海盗的抢劫以及贪官污吏的攘夺，在广州的历史上涂抹上了这些斑驳陆离的色彩。这些祸患互为因果，相互引发，一直无法根除。例如在形势安定的七世纪时，广州都督路元叡利用职务之便巧取豪夺，结果被一艘马来货船[15]的首领刺杀。这件事发生在武后嗣圣元年（684）。此后，唐朝政府又任命了一位品行优良的官员[16]代替了倒霉的路元叡[17]。以后的若干年里，许多形形色色的丝绸贸易掠夺者——这些人被流放到了广州，从而也就失去了在京师时的放荡生活——仍旧以牺牲那些倒霉的商贾的利益作为代价，利用掠夺手段来充分补偿他们在流放生活中遭受的苦难。出于给广州城带来秩序和整肃风纪的目的，为了保证宫廷能够得到广州的奢侈品，同时也为了增加政府的收入，唐朝政府在八世纪初期设立了“市舶使”这一官职[18]。市舶使的职责是管理海关。在广州这座情况复杂的城市里，设立市舶使是十分必要的。它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同时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肥差。市舶使的设立，部分也是那些因为遭受到掠夺而向唐朝皇帝抱怨的外国商人请求的结果[19]。然而广州城的灾祸并非全部都是由唐朝官吏造成的：比如在肃宗乾元元年（758），一帮大食人和波斯人驱逐了广州都督，他们抢劫店邸，焚烧住房，然后又从海上离去。这些海盗很可能就住在海南岛上[20]。这次灾难使广州作为一个港口的地位一落千丈，广州变得微不足道了，而外国商船则转而驶往河内停泊。这种局面持续了有半个世纪之久[21]。

骚扰广州这座边疆珠宝城的另一场劫难是在八世纪逐渐形成的任命来自宮廷的宦官担任“市舶使”这一关键职务的惯例。这种带来了许多恶果的惯例，在当时被委婉地称作“宫市”，而所谓的宫市，其实就是由地位显赫的宫使对贸易活动横加干预[22]。代宗广德元年（763），这帮高贵的恶棍之一[23]竟至于要起兵反对皇帝。唐朝政府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平定了这次宦官叛乱。与此同时，广州的海外贸易实际上也开始停顿。诗人杜甫在两首诗中谈到了这时从广州流入北方的奢侈品濒临中断的情况。他在其中一首诗中写道：“南海明珠久寂寥”[24]，而在另外一首诗中则有“近供生犀翡翠稀”的描述[25]。从代宗大历四年（769）开始，李勉在广州担任了三年地方长官，他没有对那些不幸的外来客商横加勒索，所以在他的管理下，广州海外贸易的数额增加了十倍之多[26]。然而即便是像李勉这样廉直的都督，也无法阻止小官吏的巧取豪夺[27]。八世纪末，王锷担任广州都督时，“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锷以两税钱上供时进及供奉外，余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称商货而出诸境”[28]。王锷这样披着官吏外衣的大强盗只是偶一有之，但是像他那样的小强盗却何止千数。正是由于这些急性的和慢性的痼疾，使得原来集中在广州港的商业贸易有些转移到了交州，而有些则进一步朝北，转向了海阳（即潮州）的港口[29]。然而不知是由于什么緣故，广州城与它的繁荣的贸易并没有被永久地摧毁。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广州地区又出现了几位正直而明智的都督[30]，广州的社会状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观。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这时唐朝开始了其灭亡前的阵痛时期。僖宗乾符六年（879），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率部掠夺了广州，他们屠杀外国人，并且摧毁了养蚕的桑园（唐朝的主要出口产品就是依靠蚕来生产的），这样就导致了广州的财富及其显赫地位的大幅度下降。尽管在九世纪末年，广州又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时期，但它以住的重要地位却再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31]。宋朝统治时期，来自南中国海的商船越来越多地转向了福建和浙江的沿海港口。虽然这时的广州仍然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港口，但是，它往昔的垄断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敦煌壁画《盛唐海船图》

当一位天竺的佛教徒，或是一名诃陵的使臣，抑或是一位林邑的商贾希望由广州前往北方，到传说的唐朝京城或其它一些大城市游历时，有两条穿越崇山峻岭,通向北方的道路可供选择。一条道路是由广州正北沿着浈氷(现在称作北江)到达韶州，然后转向东北方向，翻越“梅岭”[32]进入赣江流域。然后从赣江流域轻易地穿过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经由洪州——洪州当时住有许多波斯人[33]——进入长江流域，此后沿着长江可以直抵有名的商业城市扬州，或者是到达中国心脏地区的其它地方。翻越梅岭的这条道路的状况在当时可能无法满足唐朝初年贸易和交通大幅度增长的需要，为了促进海外贸易的繁荣，加速广州的发展，由宰相张九龄发起，修建了一条翻越梅岭的新的大道。这项伟大的工程完成于开元四年（716）[34]。张九龄本人就是一位同情中产阶级的，出生于南方的暴发户。

开元名相张九龄

另外一条道路虽然非常古老，但是却很少使用。这条道路从广州取道西北方向，溯桂江而上，通过现在广西东部地区，沿着桂江到达其源头所在地——即一片海拔低于一千英尺的高地。这块高地也是湘江的源头所在。从这里沿着湘江，可以到达湖南省的潭州（长沙)，进入中国中部潮湿的低地地区。湘江的源头又称漓江，而漓江实际上是由一条古代运河与桂江的源头连接起来的。这条古代运河现在与唐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以现在流向北方的河流与流向南方的河流的源头都已经经合而为一了。就小船而言.在唐代时很可能能够从广州一直行驶到中国中部和北部的大水道中。甚至可以一路抵达唐朝的都城[35]。九世纪的诗人李群玉在他的两行诗中曾经提到这两条道路:

曾泊桂江深岸雨.亦于梅岭阻归程[36]。

总之.不管游人选择哪一条道路，他都能够在帆篷、桨棹或者是风力的推动下，通过长江以南的众多大湖，轻易地到达目的地。从八世纪后期起，他们甚至可以借助明轮的推动到达目的地[37]。一般来说，游人大多首先是前往繁华的扬州。

八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珠。当时的人们竟至于希望能死在扬州，从而圆满地结束自己的一生[38]。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正因为如此，唐朝负责管理国家盐务专营的朝廷代理商（这是一个权势非常显赫的角色）将其衙门设在了扬州。扬州是唐朝庞大的水路运输网络的中枢，由唐朝和外国商船运来的各种货物都要在扬州换船，装入北上的运河船只[39]。所以这里也是亚洲各地商贾的聚集之所。从广州运来的盐（这是人人必需的消费品）、茶（当时北方饮茶己经相当普遍）、宝石、香料和药材，从四川沿着长江航道运来的珍贵的锦缎以及织花罩毯等，都集中在了扬州，然玎再转输到各地。作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的居民，扬州人的生活在当时也很富足[40]。而且扬州还是重要的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就扬州地区而言，金融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在商人之下。简而言之，扬州是一座钱货流畅，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的城市[41]。扬州还是一座工业城市，扬州以精美的金属制品（尤其是青铜镜）、毡帽、丝织物、刺绣、苎麻布织品、精制蔗糖、造船、精良的细木工家具等特产而著称于世。扬州的毡帽当时在长安的年轻人中曾盛行一时。著名的扬州蔗糖是在七世纪以后根据从摩揭陀传入的工艺制作的[42]。扬州是一座奢侈而放荡的城市，这里的人们衣着华丽.可以经常欣赏到最精彩的娱乐表演。扬州不仅是一座遍布庭园台榭的花园城，而且是一座地地道道的东方威尼斯城，这里水道纵横、帆樯林立，船舶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车马[43]，扬州还是一座月光融融，灯火阑珊的坡市， 一座歌舞升平，妓女云集的城市。虽然殷实繁华的四川成都素来以优雅和轻浮著称，但是在当时流行的“扬一益二”这句格言中.还是将成都的地位放在了扬州之下[44]。

唐代铜镜

扬州城如此繁荣兴旺，外国人势所必然要在这里设立他们的店铺[45]。肃宗上元元年（760)，当唐朝叛将田神功的部众掠夺扬州时，曾经在这里杀害了几千名大食和波斯商人，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断定居住在扬州的外国商人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46]。尽管扬州经历了这次巨大的灾难，但是—直到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扬州城还保持着它的富庶与显赫的地位。九世纪未年，扬州又遭受了黄巢的追随者，如毕师铎、孙儒等反叛首领的蹂躏。.十世纪初，在唐朝废墟上兴起的吴国，部分地恢复了扬州往日的繁荣。但是到了十世纪中叶，当北方的后周入侵吴国的继承国南唐时，扬州再次毁于兵燹[47]。宋朝初年的扬州呈现出一片颓败残破的景象，而新的宋王朝统治者所采取的政策，则更加速了扬州的衰败。宋初统治者鼓励在靠长江更近的扬子县发展贸易、运输和金融业。并且下令由扬子县来转输其它地方的工业品[48]。扬子县后来改称真州。洪迈在他十二世纪时撰写的著作中，对八、九世纪时期的诗人们表现出来的，对于扬州的热情感到惊诧不已。在洪迈所处的时代，扬州的境况已非复旧貌，抚今追昔，洪迈不禁感叹：“今日真可酸鼻也。” [49]

大运河的开通以及扬州的繁荣都应该归功于隋朝统治者的努力，但是大运河与扬州的兴盛时期却是在八世纪时才到来的。随着八世纪唐朝人口与物质财富的惊人增长，黄河流域的农耕地的出产已经无法满足两京以及北方其它城市的需求了，这样就不得不从长江流域将谷物运送到北方。这些新的需求使古老的运河系统承担了原来意想不到的巨大的压力。开元二十二年(734)，唐朝政府想出了一种补救的办法，这就是在从扬州到长安的途中的一些要害地区设立粮仓。每当大运河无力承担繁重的转输任务时，就可以将粮食妥善地储藏在这些粮仓中，从而避免了货物运输的延误和阻塞，杜绝粮食的腐烂和被盗，而且也使得稻、粟等谷物可以安然地换载与运河河道宽度相应的船只。由于采用了这种新的方法，就保证了粮食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但是，日益增多的来自遥远的南方的奢侈品的运输量，大大加重了运河船舶以及唐朝新的中继转运系统水道的负担，这一点是当时所始料不及的，或者说当时至少没有公开提倡这种做法[50]。象牙、龟甲、檀香木等珍贵货物在漕运船上堆积如山，而这些漕运船最初则是计划用来装载粮食口袋的。

不过当时的漕运船上的船师以及船上搭载的游客对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并不知情。如果他们不愿骑马或乘车的话，便会驾船离开扬州，顺着运河前往北方和西北地区，一路上对围着漕运船游来游去的一群群鸭、鹅大加兴叹[51]。在途中，他们可能会与盐院的船只擦肩而过——船上像雪一样洁白的盐粒在阳光的照射下晶亮闪光；也许他们会在繁华的睢阳和陈留城停留歇脚——这两个城市当时是外国人，尤其是波斯人的重要居留地；到了汴州（即开封)，他们也许会顺路去看看城里的拜火寺[52]——开封城当时有五十多万人口，但是这时它还没有具备以后将要获得的大都市的殊荣。最后，旅游者终于到达了唐朝的东都，即洛阳古城。

撒马尔罕壁画·祅教祭祀

在唐朝境内游历的外国人，或者是在唐朝定居的外国人,都愿意集中在像广州、扬州那样充满生气的南方商业城市里。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也乐于聚集在历史悠久的北方城市中。北方的大城市既是政权的中心，也是贵族的渊薮。在北方的大都市里，那些庋藏丰富的藏书家，或者是冲锋陷阵的武士的杜会地位，都要比一个成功的商人的地位重要得多。作为唐朝两大都城之一的洛阳，其地位仅仅次于长安，在全国位居第二；而就其人口而言，洛阳有一百多万人口[53]。也是唐朝的第二大城市。洛阳城拥有令人景仰的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它一点也不比长安逊色。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是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围。洛阳城还是武则天女皇的“神都”[54]——到了十一世纪时，洛阳就发展成了中国最辉煌、最美丽的城市，而唐代的洛阳则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洛阳有宫殿、亭园和大批官员。洛阳还以它特有的新鲜的水果、美丽的花卉，带有彩色图案的锦缎、精美的丝绉布以及各式各样的陶瓷制品而著称于世[55]。南市是洛阳的一个巨大的市场，南市的占地面积达两个街区（即“坊”)。在这个市场里,有一百二十个分类经营商品的集市或街，整个市场包括数千家单独的商店和货栈[56]。对于居住在洛阳的外国人来说，洛阳城里有平时奉祀外国神祇的寺院，在这些寺院中有三所是拜火寺，从而证明了波斯移民的存在[57]。

法门寺出土秘色瓷

天宝二年（743年），唐朝在西京长安以东兴建了一座人工湖，这个湖其实就是一个货物转运潭。唐朝人喜欢说的一句俗谚叫做“南舟北马'但是在这一年，以马代步的北方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船只都汇集在了这个转运潭里，船上满载着税物和各地被指派向朝廷进献的土贡——来北方"的红毡鞍鞯，来自南方的略带酸涩的红橘，来自东北用粉红色丝绸作为缘饰的毛织物，以及来自西方的深红色的绛矾。所有的货物都被换装到了小斛底船上，“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履，如吴、楚之制”[58]。这里就是那条从广州开始，通往唐朝最大的都市长安的绵绵不绝的水路的终点。长安城的纳税人口将近二百万人，数量相当于位于这条漫长的水道和运河网络另一端的广州城的纳税人口的十倍。与长安的人口数量相适应，居住在长安的外来居民的数量也相当庞大[59]。长安城的外来居民的成分也与广州港的外来居民有校大的差异。长安的外来居民主要是北方人和西方人，即突厥人、回鹘人、吐火罗人和粟特人等，而聚集在广州城里的外来居民则主要是林邑人、爪哇人和僧伽罗人。但是在长安和广州两地都有许多大食人、波斯人和天竺人。在入居唐朝的外来居民中，来自伊朗的居民占有重要的地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60]。萨宝(Sarthavak)的字面意思是“商队首领”。

长安城有东、西两个大市场，每个市场里都有许多集市[61]。东市座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62]，这里没有西市拥挤.环境比西市安静，场面也更奢华；西市则更嘈杂，更大众化，暴力事件也更多——西市是处决犯人的地方[63]，此外，西市的外国货也比东市多。每个集市都被货栈所环绕，而且都有自己独特的商品种类和一位首脑（行头）。依照唐朝法令的规定，每个集市都要陈列出写明其专营货物名称的标志。大多数外国商人都来到西市，陈列出自己带来要出售的商品。当通过西市时，你会看到一排排的屠宰市、金属器皿市、衣市、马市、丝绸市和药市[64]。八世纪中叶以后，茶叶商人特别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新的饮茶风尚并非仅仅在汉人中流行，据说，来到长安的回鹘人在办事之前，第一件事就是驱马前往经营茶叶商人的店铺[65]。这些嗜荼者的同胞——回鹘高利贷商人，在西市的胡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无数负债累累的汉族商人和挥霍无度的衣冠子弟.将他们的土地、家具、奴隶甚至祖传的纪念遗物，都当作现金担保典当给了回鹘高利贷者。在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当物价飞涨，人人都陷入债务中无法自拔时，这些放债人简直被看成了瘟疫。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回鹘人[66]的傲慢无礼也确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位回鹘人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用刀杀死了一个商人而遭到拘禁，回鹘酋长居然未经唐朝官员审理而非法将他营救了出来[67]。唐朝人对回鹘高利贷商人的反感越积越探，最后在文宗开成元年（836），唐朝政府明令规定：“自今已后，应诸色人，宜除准敕互市外，并不得与蕃客钱货交关。”[68]回鹘人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慢行为，是引发九世纪中叶排外运动和迫害外来宗教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集市场景

但是，长安城里的居民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寻求安慰，从而在寻求慰藉的过程中积累更多的债务。例如，他可能会参加在收入丰裕的佛寺中举办的各种大型的节日活动、舞会以及戏剧演出等。这样的佛寺遍布长安。佛寺举办的这些新奇的文娱活动最初可能起源于印度和突厥斯坦的佛教国家。这些活动不仅具有强烈的诱惑力，而旦还可以起到教化人心的作用[69]。如果是没有家室的市民，则他可以在位于东市与宫城之间的平康坊的妓女中寻找到另外一种慰藉。平康坊有许多娴熟音乐、舞蹈而且善解人意的妓女，只要向妓女的“鸨母”交纳一千六百文铜钱，就可以与妓女共度良宵[70]。享有父辈荣耀的贵族子弟，或者是将科场功名作为通往仕途的唯一途径的少年文士都会轻易地因这些妩媚动人的妓女而陷入爱河。如果这些风流客又兼有一些文学才能的话，他们就会用自己写的情意缠绵的诗歌或者是悱恻动人的传奇故事来取悦那些明艳照人的妓女[71]。沿着长安城东面的城墙，由“春明门”往南的一个住宅区[72]里有许多酒馆，在这些酒馆里花钱更少，但却可以感受到更浓郁的异国情调。如果有朋友要踏上向东的旅程，前往东都洛阳的话，这些酒馆就成了饯友话别的好去处。在这里，精明能干的老板娘会雇佣带有异国风韵的、面目姣好的胡姬（比如说吐火罗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杯或玛瑙杯为客人斟满名贵的美酒。而这些姑娘则使酒店的生意更加兴隆。由胡儿吹箫伴奏的甜润的歌唱表演和迷人的舞蹈，也是酒店老板增加销售量的重要手段，友好和善的服务，正是招揽顾客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73]。这些温顺可人，金发碧眼的美人儿使诗人们心荡神迷，从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我们还依稀可以看到她们绰约的风姿，大诗人李白是这样描述她们的：

琴奏龙门之绿桐，玉壶美酒清若空。

催弦拂柱与君饮，看朱成碧颜始红。

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

笑春风，舞罗衣。

君今不醉将安归？[74]

现在，让我们在这轻松愉悦的气氛中离开长安，再来看看其它那些常常有外国人滞留的城镇。当然，不管是在哪里，只要是有利可图的地方，你就会发现外国人活动的踪迹。在富庶的川中流域，或者是在洞庭湖附近湿润的低地地区，你都会发现求购丝绸锦缎的外国商人[75]。但是在那些没有水道与通都大邑连接的地区，外国人最乐意居往的还是商队经过的河西走廊地区。这条走廊是通往塔里木盆地的必经之地，沿着茫茫戈壁的边缘散布着一座座唐朝的城镇。这些城镇之间往往都相隔一定的距离，城镇里都配备有商队歇脚的客店。你会在这里发现伊朗拜火教徒和伊朗乐师。河西走廊所有的城镇都是向背无常的：今年这里还是由唐朝的官员驻守——他们引经据典，用道德规范来劝化人民；但是明年就会有突厥人挥舞弓矢，策马入侵；除了突厥人以外，这里在唐朝还常常被吐蕃贵族占领。在这些使用多种语言的边镇中，最典型的是凉州古城。凉州在唐代以前曾经被匈奴和匈奴以后的游牧统治者征服。唐朝的哥舒翰将军曾一度驻节凉州。在这期间，他的奢华的排场几乎可以与帝王相埒。哥舒翰经常大摆宴席，款待宾客，幸运的客人在宴席上不仅能欣赏到舞狮、舞刀的表演，而且还可以得到朱唇侍者的悉心侍奉[76]。因为“（凉）州之分野，上应白虎之宿，金气坚刚，人事慷慨”[77]，所以这里的居民一向以坚忍、顽强著称。八世纪时，凉州的常往人口有十万多人。凉州居民中有一部分是汉人，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的祖籍是天竺，这些人的汉姓叫“申屠”（Shindu),申屠这一姓氏就是根据他们的种族来源而起的。此外，还有许多人的种族来源可以追溯到阿姆河和锡尔河边疆地区的国家[78]。凉州是牧马的重要场所，特别是仍然保留着古代蒙古语名称的“土弥干川”河沿岸地区，更是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地。“土弥干”，鲜卑语的意思是“骨髓”，正是因为这一带的土地丰饶肥沃，它才被称为“骨髓”[79]。凉州出产优质的缎[80]、龙须席、毯、野马革，而芎藭这种治疗头疼的良药，则更是凉州著名的土产[81]。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在中世纪早期的远东，凉州音乐曾经风靡一时。

唐朝境内的外来居民

唐朝政府对待外来居民的态度和政策是很复杂的。即便是在唐朝最崇尚外来物品的时期，对于外来居民而言，最好的办法也莫过于选择唐朝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而当时许多外来居民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唐朝政府有时又偏偏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例如，代宗大历四年（769)时，“回纥（即回鹘）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针对这种情况，唐朝政府颁布诏令，规定“回纥诸胡在京师者，各服其服，不得效华人”。在诏令中还严厉禁止胡人“诱娶”汉人妇女为妻妾，或者以任何方式冒充汉人[82]。这条诏令的发布可能是由于普遍憎恶回鹘高利贷者的结果，但是唐朝还有其他一些与此类似的规定，而这些规定除了出于虔诚的地方长官维持唐朝人习俗的纯洁性的强烈愿望之外，别无任何理由。例如，文宗开成元年（836）卢钧擢任岭南节度使时，他发现广州的外来居民与唐朝人杂居在一起，不仅没有实行种族隔离，而且相互自由通婚。于是卢钧强迫他们分处而居，禁止通婚，甚至不许外国人占田和营建房舍。他自许是在整饬这座荒淫放荡的城市，认为自己是一个正直而坚持原则的人：总归一句话，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种“种族清教徒”的行为[83]。

唐朝人对外来居民的称谓中有许多俚言俗语，如“富波斯”（因为他们富有，所以他们是受人羡慕的）[84]、“黑昆仑”(因为他们肤色黑，所以他们是丑陋的）、“裸林邑”（因为他们是裸体，所以他们是淫荡的）等，这些说法只是一些形象化了的俚言俗语，对于官方政策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至少就唐朝民间而言，对于外来居民的态度总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当时的人们常常在酒宴上摆放一个头戴宽檐帽、蓝眼睛、高鼻梁的小木偶人，用它来表示喝醉的胡人。当这种滑稽的小木偶跌倒时，如果他倒的方向指向哪位宾客，则这位宾客就必须将杯中的酒喝干[85]。年轻的诗人们常常在妓院里用这种木偶人取乐。他们一方面嘲弄、取笑着这种木偶，另一方面也正是他们，在苦苦思恋着大都市酒肆中那些楚楚动人的伊朗女侍者。八世纪是中亚的琴师和舞女在唐朝的大都市中受到热情欢迎的世纪，同时也是数千名并无恶意（但却富有）的波斯、大食商人在扬州被残杀的世纪。九世纪时，外来物品价格特别昂贵，而且也很不容易得到，这样一来，一种充满着浪漫的回忆色彩，以反映外来事物作为主要特点的文学作品就开始大量流行起来。奇怪的是，同样是在九世纪，正当有关那些来自西极的乐善好施的富豪的故事到处流传之时[86]，也正是外来居民遭受猜忌和迫害之日。在这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同一个时代里，对于外来居民而言，他很可能会在唐朝政府中上升到很高的地位——特别是他本人如果与新贵结成联盟的话，这种可能性就更大（唐朝的新贵阶层是由科举制度造就的反对世袭贵族的一个社会阶层）。我们可以举一位大食人为例，在九世纪中叶，这位大食人曾经得到了 “进士”这样的殊荣。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唐朝人心目中的“理想的”外国人的形象与真正的外国人分离开了 ：随着物价的增长，唐朝人对于外来富商的憎恶与日俱增；唐朝政权的不断削弱，使政府只能听任异族对唐朝国土的入侵[87]，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唐朝人对外国人的看法。总之，对于外国人的不信任的和敌视的态度，与对外来物品的喜爱，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当七、八世纪唐朝处于朝气蓬勃的全盛时代时，这种对于外来物品的喜爱并不算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九、十世纪的文学作品中保留了七、八世纪胡风盛行时的状况，使后人得以抚今追昔，发思古之幽情。在这时的文艺作品中，恋情依依地回顾了七、八世纪那段美好的旧时光——唐朝军队的优势力量和唐朝艺术的优越地位，在当时得到了普天之下的外国人的承认。这时哪怕是普普通通的唐朝市民，也完全有可能享用到来自遥远的地方的珍稀货物。这就正如同在我们的时代，一位前德国士兵可能会追忆起他可以开怀畅饮法国酒，而不必承认法国的平等地位的日子；或者就像一位前英国的文官深深地怀恋着大英帝国统治时期野蛮的印度的财宝一样。以货比人，外国人永远也无法与外国奢侈品相提并论。

唐代琉璃杯

唐朝人对于商业的态度也有一些模棱两可的地方。唐朝的商业贸易从来没有能够从政治的羁绊中脱离出来。商品对于公众的幸福越是必需，或者说越是上层社会渴望得到的商品，国家就越是要参与这些商品的分配。对于国内产品，例如盐、铁、钱以及有时对于酒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传统的政府垄断政策，成了唐朝政府对于外来奢侈品进行控制的模型。八世纪时在广州设立的“市舶使”这种新的官职，就是以古代的“盐铁使”作为典范和原型而设立的。“市舶使”的职责是购买朝廷想要控制的所有的进口货物（特别是朝廷或者是受到朝廷宠信的集团所需要的进口货），防止走私，并且要遵循垄断国内货物的老皇历来垄断进口货[88]。根据这种态度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贸易与外交应该是不可分割、紧密相关的，从而将外国带给唐朝朝廷的礼物看作是外国向唐朝天子遍布四海的权势屈服的象征，而实际上这些通常是由大量珍贵的货物组成的礼物，应该属于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89]。称“进贡国”被迫奉献纳贡，只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假话。外国——包括与唐朝疆域相接惧怕唐朝势力的国家以及那些由于路途迢迢而真正独立于唐朝的国家——都是纯粹出于自身的利益将它们的货物送到唐朝，然后从唐朝政府那里得到它们希望得到的“礼物”，从而避免它们可能会遇到的麻烦[90]。就外国商人而言，他们对于这样一种交易制度肯定是有些犹豫的。因为这种制度要求他们首先要在唐朝都城将他们的部分商品奉献给朝廷，或者是在报关口岸将货物装进政府的货栈，而这样一来他简直就不能算是一个自由的代理商了。但是如果他想要以个人的计划行事，则他可能就会招致官方的干涉，甚至有可能带来祸患。至于地方长官，他们在解释朝廷限制贸易的政策方面宁可走得更远一些，也不愿意冒着被砍头的危险随意放宽政府的限制[91]。甚至那些允许外国人向平民自由出售的货物，也不得不在政府代理商严密监督下的大市场中交易[92]。更糟糕的是，由于政府唯恐失去其应得的一份利润，所以外国人最想带回本国的那些货物，也恰恰正是唐朝的官吏最着意加以监视的货物。通过开元二年（714)的一项诏令，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些货物的种类。诏令中规定禁止向外国人出口或出售的商品主要有锦、绫、罗、縠、绣，织成、细、绢、丝，牦牛尾、真珠、金、铁等物品[93]。相反，唐朝政府对于那些它们认为对社会风化来讲是轻佻的和有害的商品的进口和销售，也规定了一些古怪的限制条件——尽管事实证明这些商品可能是商人货船中最有利可图的货物。确实正像在广州的一位波斯僧发现的那样，甚至出售假造的奢侈品和掺假的货物也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虽然这种做法很可能会使从事进口的商人身陷囹圄[94]，但是如果碰巧不被发现的话，他还是大大有利可图的。这位波斯僧就是专门为精明世故的唐朝朝廷制作外国的“奇巧”[95]。可是正如千万个外国商人在唐朝境内的经商活动证实的那样，如果经营者是一位聪明的商人，而且他知道什么货物可以进口，什么货物能够出口，知道他所置身的环境如何的话，那么即使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商人，他也能够独自经营得非常好。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是最聪明的商人，也无力避免其他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地方长官对于唐朝官员应该具有的道德原则不管不顾的话，商人货物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就有可能在“关税”的名义下，被地方长官剥夺而去。甚至如果海关关卡的检查者碰巧是一位廉直的官员，唐朝政府所要求的东西很可能也是过分的。根据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载，当他的同胞到达唐朝时，他们的船货有三分之一都被迫交到了唐朝的货栈里[96]。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唐朝政府没有一项规定是永久性的，任何事情在这里都是不可预料的。头一年看起来还是异想天开的想法，到第二年就有可能会变成一项政策。唐朝政府以诏令的形式一次次地颁布免征税收的规定，这些规定大大改变了商人的处境，从而使他们获取更高利润的想法变得更为合情合理。太和八年（834)由唐文宗颁布的一项诏令，就是这样一个例证。这道诏令是在文宗疾病痊愈之际颁发的“德音”。在诏令中赦免了各种级别的罪犯，而且同时也特别施予了朝廷对于在岭南、福建、扬州等地经商的来自海外的“蕃客”的保护。因为这些蕃客“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所以指令地方长官允许蕃客“来往交流，自为贸易，不得重加率税”[97]。

唐代金器

但是唐朝的外来居民还面临着其他一些必须正视的困难。首先他要面对与商业贸易无关的、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没有保障的状况。如果外来商人不幸客死在了唐朝的境内，他的货物就会被封存起来，如果在短时间内找不到他的妻子或者是后嗣的话，这些货物将由政府予以没收[98]，而寻找继承人的期限是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的。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外来居民娶了汉族妇女为妻，或者是纳汉族妇女为妾的话，他就得留在唐朝境内，绝对不允许外国人携带汉族妇女一起返回其故土。这是在贞观二年（628）颁布的一道诏令中规定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汉族妇女，避免她们与外国使臣及其随从之间的临时婚姻——这些人在离家外出期间，需要利用这种露水姻缘来得到一时的满足[99]。对于下嫁游牧部落酋领的唐朝公主来说，这种规定当然是不适用的。皇室公主毫无怨言地被送往草原地区，她未来的丈夫与唐朝的关系是否友好，对唐朝的政策来说是很重要的。九世纪初期，在回鹘政权鼎盛时期嫁给回鹘可汗的唐室公主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这位公主的出嫁是为了交换（事实的确是这样）回鹘使臣献给唐朝的以使公主成行的礼物：驼褐、白锦、白练、貂鼠裘、鸭子头玉腰带等，此外还有一千匹马、五十头骆驼[100]。不管是因为遵从唐朝的法令，还是出于自愿，我们知道在九世纪时，有许多外来居民已经在唐朝境内生活了四十多年，而且他们全都有了妻室儿女[101]。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外来居民都有义务服从专横的隔离法令，只是由于另外一些较为宽松的法令，才使这种情况部分地得到了缓和——这些法令允许唐朝城市中的外国移民选举他们自己的首领，而且在移民之间可以根据其本国的法律和习俗处理诉讼案件[102]。

进  贡

一旦普通商人得到官方的允许，获准在唐朝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他就可以在同胞中住下来，从事自己的商业活动了。但是，代表外国政府来唐朝的使臣与此不同，尽管他们的主要兴趣可能是在商业方面，或者说至少是为了有利可图地交换珍贵的物品，可是至少在表面上，他们却不得不去应付那些等待着每一个进贡国代表的豪华场面，这样一来，他们所代表的国家就当然地承担了进贡国的义务——虽然这些使臣即使是在与好友私下密谈时，对此也是佯作不知。但是也有一些属于例外的事例：当萨珊王室的末代后裔卑路斯来到长安，寻求唐太宗的保护和帮助时，我们无法猜测这位逃亡的萨珊王子究竟为唐朝皇帝带来什么象征性的礼物，或者说他究竟向唐朝皇帝进献了怎样的表示臣服的象征物[103]。但就一般情形而言，使臣大多是普通政客、国王的近亲、高僧大德，或者干脆就是由商人充任的。一般来讲，这些人对于俯首称臣这种事情是不太在乎的。那些路途遥远，但又希望促进与唐朝之间的贸易的国家，往往宁愿请求其友好邻邦的使臣代表他们出使唐朝，而不是派遣本国的使团。婆利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贞观四年（630)，婆利国派了一位使者带着本国的方物，随同林邑使团一起到唐朝朝廷进贡[104]。

《步辇图》

外国使臣到达唐朝都城时，必须携带正式的国书，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合法的特权。外国君主如果想求得唐朝的帮助或保护的话，就得上表乞请，乞请的物事或是金带锦袍，或是一名作为常驻顾问的汉官，或是一部汉文经典著作，或者是乞求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在所有的乞请物事中，外国君主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一种精美的袋囊，他的使臣可以用这种袋囊盛放官方符信[105]。这种符信是一种铜制的鱼形符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只是一枚铜鱼的一半。对于每一个与唐朝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唐朝政府都给它们分发十二枚这种被分作两半的铜鱼。每枚铜鱼都按顺序编号，并且刻上了接受铜鱼的国家的国名。“雄”的一半保留在唐朝宫廷之内；“雌”的一半赠送给“进贡”国。派往唐朝的使臣将鱼符放入锦缎袋囊中，他携带鱼符的顺序号，应该与他到达长安的那一月的月份相符合[106]。如果他带来的一半鱼符与唐朝保留的另一半契合，他就会得到与唐朝政府规定提供的权利和优惠相一致的接待。例如，外国使臣的粮料供应，就是按照该使臣所在国的距离远近比例来配给的。所以天竺、波斯、大食等国的使臣可以按规定分配到六个月的食粮；来自尸利佛誓[107]、真腊和诃陵的使臣也有四个月的食粮；而来自与唐朝边界相邻的林邑的使臣则只能得到三个月的食粮[108]。即使是大国的代理商也不能轻易取得优先的待遇：例如在肃宗乾元元年五月壬申（758年6月11日），回鹘与黑衣大食的使臣携带“贡物”同时到达唐朝宫廷，他们为了优先进入宫门而相互发生了争执，为此皇帝专门发布了一道诏令，确定了他们进入宫门的礼仪，即允许双方使臣同时经由左、右门进人皇宫[109]。

长安城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设有一座城门，每个城门附近都备有客馆，当外国使臣最初到达长安时，就先在一所这样的客馆中临时安顿下来[110]。从这时起，外国使臣就在鸿胪寺官员的指导下进行活动[111]。鸿胪寺是唐朝设置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官署，它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唐朝皇室成员的丧葬事宜和接见、款待外国的客使[112]，而且鸿胪寺还起着搜集有关外国资料的情报交流机构的作用，这种职能与鸿胪寺的基本职责相去甚远，但是对于整个国家，尤其是对于军队的决策人物来说，却有巨大的价值。当外国使臣刚刚到达长安时，政府就会派一位兵部的特殊代理人来会见使臣。讯问其本国的山川、风土状况，然后再根据使臣提供的素材绘制成地图[113]。伟大的地理学家贾耽在八世纪曾经有一段时间担任鸿胪寺的长官。据说贾耽非凡的世界地理知识，就是从他本人会见来访的外交使臣时得到的[114]。

唐长安城示意图

在外国使臣滞留唐朝期间，最重大的时刻就是受到皇帝接见的那一天。在这种场合，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唐朝统治者赫赫威严的气派和凌凌逼人的权势在外国使臣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使臣官高位尊，有资格参加冬至那天为属国藩王召开的大朝会的话，他将会发现自己面对着召见大殿前的左右厢排列着十二列仪仗卫队——其中有刀手、戟兵、矛兵、弓手等。每一列仪仗卫士都披着艳丽夺目、色彩各异的大氅，而且每一列队伍都有相应的旗帜——鹦鹉或孔雀羽毛做的三角旗，或者是刺绣着野驴和豹子的旗子，或者是刺绣着其他象征勇敢的动物的旗帜。即使是官职卑微的使臣，在平时接受召见时也可以看到当番的皇室禁卫军。禁卫军的卫士分作五仗，其中有四仗身穿猩红衫，头戴东北雪雉尾羽装饰的帽子，而第五仗则穿着刺绣着野马形象的战袍。所有卫士 “皆带刀捉杖，列坐于东、西廊下”[115]。这种浩大的场面使外国使臣茫然不知所措。在按照唐朝的规矩实行了跪拜礼之后，使臣们亦步亦趋地走上前来，将贡物陈放在召见大殿前。然后使团首领走近御坐，在陪同他的唐朝官员[116]的低声指点下，向皇帝致意，说“某国蕃臣某敢献壤奠”[117]。皇帝继续庄严端坐，缄默不语，由有司官员以皇帝的名义接受礼物，并且从使团随员手中接纳作为贡物的赠礼[118]。作为对奉献纳贡的酬答，进贡国国王及其使臣将会在唐朝政府中得到一个徒具虚名但却十分荣耀的官衔。这样他就名副其实地成了唐朝天子的封臣，而唐朝政府也会赐予他们丰厚的“俸薪” [119]。当尸利佛誓国王向唐太宗贡献了象征性的贡物之后，唐玄宗随即宣布了对其特许的权力的认可，并且宣称“嘉其乃诚，宜有褒赐，可遥授左武卫大将军，赐紫袍金钿带”[120]。

唐墓壁画《客使图》

外国使臣以自己本国君主的名义接受了这些殊荣之后，就被引导出殿。这时他就可以享用比较轻松的宴飨，以洗去旅途的劳顿。八世纪初期的一位日本使臣就曾享受过这样的待遇。皇帝在召见之后下诏说：

日本国远在海外，遣使来朝，既涉沧海，兼献方物,其使真人莫问等，宜以今月十六曰于中书省宴集[121]。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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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伯希和（1904），第133页。

[2] 石田干之助（1901），第1051-1063页；白乐日（1932），第53-54页。阿拉伯地理学家（如Ibn Khordadhbeh）所记载的“Lukin”这个字可能就是“Lupin”的讹误。

[3] 中村久四郎（1917），第361页；桑原骘藏（1930），第16-17页。

[4] 中村久四郎引证了许多佛教文献，说明古时候外国人，特别是天竺人对广州使用了“Cina”（支那）这一名称，而对长安则称为“Mahacina”（摩诃支那）。“Khanfu”这个字来源于汉文“广府”，而这里正式的名称则叫作“广州”。请参见中村久四郎（1917）第247页。

[5] 白乐日（1931），第23、56页。广州虽然很富庶，但是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大城市。八世纪时，人口数量超过五十万的城市在唐朝境内就有二十五个之多。据AbuZayd（生活在九世纪）记载，居住在广州的外国商人超过了十二万人。

[6] 译按，《唐大和上东征传》云，广州有“州城三重”，即本文所称的“三层城墙”的根据。

[7] 白乐日（1932），第55页；索瓦格特（1948），第6页。译按，据《旧唐书》卷96《宋璟传》：“（璟）转广州都督，仍为五府经略使。广州旧俗，皆以竹茅为屋，屋有火灾。璟教人烧瓦，改造店肆，自是无复延之患，人皆怀惠，立颂以纪其政。”宋璟是在开元四年（716）离开广州返京的（参见《新唐书》卷124《宋璟传》；《资治通鉴》卷211，开元四年条；《全唐文》卷207宋璟《请停广州立遗爱碑奏》），则早在作者所说年代的近一百年之前，广州就已经开始了将茅屋改造为瓦舍的工程。

[8] 这是曾经在天宝七载（748）到过广州的鉴真和尚说的。参见高楠顺次郎（1928），第466-467页。

[9] 这也是鉴真说的。参见高楠顺次郎（1928），第467页。汉文原文（这一段是由我翻译成英文的）见中村久四郎（1917），第487-488页。关于中世纪的广州，见石桥五郎（1901），第1063-1074页。

[10] 白乐日（1932），第56页；索瓦格特（1948），第7页；薛爱华（1951）第407页。

[11] 中村久四郎（1917），第487-488页。

[12] 高楠顺次郎（1928），第466页。关于唐代前来中国的印度佛教徒，见师觉月（1950），第48-55页。

[13] 赫兰尼（1951），第63页。据十二世纪初期的地理学家Marwazi的著作中保留下来的一个传说中讲。这些分裂教派的成员是在749年逃走的。他们定居在大秦河中的一个岛上，对面是一个港口。这里所说的必定是指广州。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这种传说反映的必定是事实。

[14] 批发商用来存放货物的货栈或者仓库叫作“邸”，公开出售商品的零售商店叫“店”。见祝秀侠（1957），第13页。周一良的研究表明，在广州和其他大城市中，都是实行宵禁的。参见周一良（1945），第23页。但是在诗人张籍写给将去广州赴任的朋友的诗中有“蛮声喧夜市”的诗句，见《全唐诗》第6函，第6册（译按，原诗题为《送郑尚书出镇南海》）。因为日落时分的鼓声是要人们回到他们自己在城里的住所，而他们所住的“坊”的大门整夜都是关闭的，所以我们只有假设夜市是相对于大城市的中心市场而言的，是人们住宅所在地的市场。但是每逢重大节日时，大城市的市场也允许在夜间开放，而这时的市场就成了娱乐中心。例如《云仙杂记》卷7第50页记载，一位富人微服逛夜市，为了陪酒女郎（译按，原文作“秦声女”）和买酒的费用，他带了一个装满现金的大钱夹（译按，原文作“方囊”）。大都市的市场上午敲鼓三百下开放，日落前击钲三百下关闭。详见《唐六典》卷20，第136页。

[15] 译按，即“昆仑舶”。

[16] 译按，此后的广州都督是王世果。

[17] 《新唐书》卷4，第3640页；《新唐书》卷116，第3942页；《旧唐书》卷89，第3357页。

[18] 设立“市舶使”的具体时间还不清楚。参见桑原骘藏（1930），第8页；白乐日（1931），第54页。

[19] 中村久四郎（1917），第353页。

[20] 中村久四郎认为，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在肃宗至德二年（757）被哈里发派来，帮助郭子仪将军镇压安史之乱的那支心怀怨恨的大食军队。请参见中村久四郎（1917），第354页。但是这帮人里波斯人，而且他们是乘船离开广州的，根据这一事实，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由海盗大首领冯若芳控制的一批海盗。冯若芳曾经俘虏了大批的波斯人和其他外国人，并将他们安置在了海南的奴隶村落中。

[21] 王赓武（1958），第82-84页。

[22] 中村久四郎（1917），第362页。

[23] 译按，即宦官吕太一。

[24] 《诸将》，《九家集注杜诗》，第483页。

[25] 《自平》，《九家集注杜诗》，第150页。有关这次战争情况的洋细讨论，见中村久四郎（1917），第351 -352、355 -356页。

[26] 《旧唐书》卷131，第3436页；中村久四郎（1917），第356-357页。译按，据《旧唐书·代宗纪》，李勉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事在大历四年十月乙末，疑本传四年不确。又，李勉由岭南节度使拜工部尚书在大历七年十月，本传之“十年”亦误（七年十月丙子，吕崇贲已任广州都督、充岭南节度使，十一月辛卯，李勉正式出任工部尚书）。据此，则李勉在广州凡四年整。

[27] 据记载，当李勉离任，从广州返回京城时，“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诸江中”。

[28] 《旧唐书》卷151，第3482页；《新唐书》卷170，第4042页；中村久四郎（1917），第360页；白乐日（1931），第57-58页。

[29] 中村久四郎（1917），第363页。

[30] 徐申（802-806年在任）、郑絪（811-812年在任）、孔戣（817-819年在任）。他们废除了非法的税收，减少了不必要的进口税，放宽了籍没商货的规定，鼓励对“南海神”的信仰，从而成为优秀的地方官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孔戣，因为他推行的改革而著称于世，为此他还得到了当时流放在潮州的韩愈的赞许。参见中村久四郎（1917），第364-365、489-491页。

[31] 《新唐书》卷9，第3655页；中村久四郎（1917），第559-560页；烈维（1955），第114-115， 117，121页；王赓武（1958），第84-92页。浙江的泉州（即阿拉伯人笔下的“Djanfu”，很久以后，马可•波罗称之为“Zayton”）正是在这时开始了它作为国际海运港口的辉煌历程。七世纪时，泉州已经有了穆斯林传教士，但是这方面的证据还很缺乏。然而在九世纪时，泉州必定已经有了外国商人，到了十世纪时，在独立的地方军阀的统治下，福建的港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地方军阀对外国商船进入泉州和福州的港口采取了鼓励的态度。见薛爱华（1954），第78页。

[32] 因为在这一带长着许多梅树，所以叫“梅岭”，梅岭又称大庾岭。

[33] 向达（1933），第33页；薛爱华（1951），第408、413页。

[34] 中村久四郎（1917），第254页；薛爱华（1951），第407页（注36）。特别参见《全唐文》卷291，第1页，张九龄《开大庾岭记》。关于唐代的道路与集市乡镇的简要介绍，见严耕望（1954）。

[35] 中村久四郎（1920），第252 -260页。将漓江与桂江连接起来的运河是灵渠。灵渠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时由秦王朝建造的，开凿灵渠是为了便利对南方的征服和将货物转输到北方。在汉代时，为了运输马援将军的部队的给养，曾将这条重要的水道予以扩拓。到了唐宋时代，这条水道虽然不时地需要维修，但是仍然在使用。

[36] 《九子坡闻鹧鸪》，《全唐诗》第9函，第3册，卷2，第13页。

[37] 明轮船是由踏车推动，可以顶风也可以逆流行驶。大概在德宗贞元元年（785），在李皋的提倡下，这种船得以在长江以南的湖泊中运行。李皋本人是唐朝宗室成员（译按，见《旧庸书》卷131;《新唐书》卷80）。但是车船似乎都是用于战船。参见桑原骘藏（1930），第95-96页。

[38] 《容斋随笔> 卷9，第88页引唐诗（译按，原文作“人生只合扬州死”）。关于中世纪的扬州，主要参见石桥五郎（1901），第1309 -1314页。

[39] 全汉昇（1947a），第153、165-166页。

[40] 全汉昇（1947a），第154 - 157页。

[41] 全汉昇（1947a），第153页。

[42] 参见全汉昇（1947a），第161 - 163页。

[43] 全汉昇（1947a），第149 - 153页；祝秀侠（1957），第41-42页。

[44] 这条格言见《容斋随笔》卷9，第88页。

[45] 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提到过波斯人开的店铺。参见中村久四郎（1920）第244页。

[46] 《旧唐书》卷110，第3402页；《旧唐书》卷124，第3426页；《新唐书》卷141，第3988页。这时扬州的总人口数已经超过了四十五万。

[47] 《容斋随笔》卷9，第88页。

[48] 全汉昇（1947a），第166 -175页。这时长沙和桂林的金属制品工艺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而杭州的丝织业也很发达。

[49] 《容斋随笔》卷9，第88页。

[50] 蒲立本（1955），第35-36、183 - 187页。

[51] 赖世和（1955），第20页。

[52] 薛爱华（1951），第408页。

[53] 《新唐书》卷38，第3721页；白乐日（1931），第23页。洛阳城的正式名称叫“河南府”，这个名字对读者较陌生。

[54] 意思相当于英文“Godly Metropolis"。

[55] 《新唐书》卷38，第3712页。

[56] 加藤繁（1936），第48页。在这种“街”上，商人们享有共同的利益。这种街（又称“行”，意为“店肆之行列”）后来就发展成了商会，而后来的行会也继续保持了“行”的名称。

[57] 徐松（1902）第5卷，第33页；德雷克（1940），第352页。译按，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五记载，东都外郭城之修善坊有“波斯寺”，会节坊有“祆寺"，立德坊有“胡祆寺”。又，程鸿昭《唐两京城坊考补校记》补注云《朝野佥载》：“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胡祆神庙，每岁商胡酬神祈福，募一胡为祆主，有幻法术”（原文见《朝野佥载》卷三）。则洛阳祆寺当不只三处。

[58] 中村久四郎（1924），第246 -247页；赵文锐（1926），第953-954页;蒲立本（ 1955），第37页；《新唐书》卷134，第3978页；《旧唐书》卷105，第3393页。这个人工湖叫“广运潭”，是由韦坚倡建的。译按，“小斛底舟”，《新唐书》作“小斛舟”，英译文原作“lighter”（驳船），此从《旧唐书》。

[59] 据说在唐朝征服突厥之后，仅贞观七年（633）入唐，在长安定居的突厥人就有一万户，参见向达（1933），第4页。关于唐代长安，见西伦（1927）。

[60] “sarthavak”是个粟特字，它显然相当于汉文的“萨宝” （*Sat-Pau）。此据丁受博（Albert Dien）1961年2月12日的私人通信，而丁受博的说法则是根据贝利（H.W. Bailey）和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

[61] 译按，即“行”。

[62] 译按，《唐两京城坊考》卷3“东市”下云：“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东街，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

[63] 译按，《唐两京城坊考》卷2 “东市”条下注云，《唐书•蒋镇传》：斩于东市西北街。《通鉴》：隆基将捕诸韦亲党，斩韦温于东市之北。同卷同条又引《博异志》：宪宗斩马奉忠等三十余人于东市西坡资圣寺侧。今按：《旧唐书•突厥传》，唐高宗斩阿史那伏念于东市。显然东市也是行刑之所。

[64] 加藤繁（1936），第49 -51、60页。到宋代时，集市的商人及其行头就发展成了具有会长的商会。

[65] 《新唐书》卷196，第4087页。这段记载来源于《茶经》的作者陆羽的传记。陆羽的著作对于新的饮茶风尚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66] 译按，英文原作“Turks” （突厥人）。但是在本书中，并没有将“回鹘人”即“Uighurs”，泛称为“突厥人”，故汉译文仍从唐朝旧史的记载，称作“回鹘人”。

[67] 参见《资治通鉴》卷225，第4页。这件事发生在代宗大历十年（775）。

[68] 《册府元龟》卷999，第26页；又见《全唐文》卷72，第2-3页记载的唐文宗的诏令；向达（1933），第34页。虽然政府的利率是七分利，但是私人高利贷者的利率却被限制为六分。见白乐日（I960），第25页。译按，据《册府元龟》原文，本段引用的诏令发布于文宗太和五年（831）六月，此作836年（文宗开成元年），误。《册府元龟》下文在836年条下载有内容相近的一道诏令，作者大概因此而误。又，向达先生原文作“穆宗长庆二年（822）六月”，亦误。

[69] 石田干之助（1932），第67页；谢和耐（1956），第228 -232页。

[70] 岸边成雄（1955）。妓女的价格当然主要取决于普遍的经济波动和妓女本人的声望。一位高级妓女（译按，即史凤）曾经从她的崇拜者那里得到了一个装有三十万枚铜钱的袋囊。见《云仙杂记》卷1，第6页。

[71] 祝秀侠（1957），第114-115页。有关唐代长安城里的娼妓区以及长安名妓的传记，参见《唐代丛书》收录的《北里志》。关于“私妓”和“官妓”的有关情况，见王桐龄（1930）。

[72] 译按，春明门南为道政坊。

[73] 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李太白文集》卷15，第1页；参见向达（1933），第 36 页。

[74] 李白《前有樽酒行》，《李太白文集》卷3，第8页。按照通常的解释，“看朱”句的意思是指视力出现的幻觉，是说“我们已经无法看清景物的颜色了”。第一行“龙门之绿桐”似乎是指一首古典歌曲（见《周礼•春官•司乐》，译按，即指《周礼》之“龙门之琴瑟”句），这是一首古代有关制作齐特拉琴琴身的传统材料，即优质桐木的来源的歌曲。“柱”就是轴。这个字还可以恰当地用来指“瑟”或者“筝”的琴马。瑟和筝是属于其他类型的齐特拉琴，而这首诗中的“琴”是指一种没有琴马的齐特拉琴。“胡姬”是指西方或北方的很可能属于伊朗血统的风姿绰约的美丽姑娘。“姬”，原来的意思是指“周的贵妇人”，在唐代多指“高级妓女”。

[75] 中村久四郎（1930），第244 -245页。

[76] 石田干之助（1932），第56 -66页；德雷克（1940），第352页；薛爱华（1951），第 408 页。

[77] 《太平寰宇记》卷152，第4页。

[78] 《太平寰宇记》卷152，第4页。译按，作者这里是指凉州八姓中的安、曹、石等姓。

[79] 卜弼德（1935），第11页。译按，原文作“Tumigen”。《太平寰宇记》卷152凉州番和县有土弥干川，“即古今匈奴放牧之地。鲜卑语髄为吐弥干，言此川土肥美如髓，故以名之”。即此。

[80] 译按，此“优质缎”即指《新唐书》卷40之“白夌”。据标点本《新唐书》（中华书局，1986，第4册，第1049页）“校勘记”（6）云：“《通典》卷6、《元和志》卷40，凉州贡有‘白麦’，无‘白夌’，‘夌’疑为‘麦’之讹。”今按：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有“汉使黄河远，凉州白麦枯”句。钱谦益注云：“陈藏器《本草》：河渭以西，白麦面凉。关二时之气故也。梦弼曰：凉州正在河渭之西，其出白麦，盖土地所宜（《钱注杜诗》卷9）。”则此“白夌”必为“白麦”之讹文无疑。作者谓“优质缎”，误。又据《本草纲目》卷22引陈藏器文：“小麦秋种夏熟，兼有寒、热、温、凉，故麦凉、麯温、麸冷、面热，宜其然也。河渭之西，白麦面亦凉，以其春种，缺二气也。”则《钱注杜诗》“关”二气之“关”，当为“缺”之讹误。

[81] 《新唐书》卷40，第3726页。最后一种出产“芎藭”，是以藭（conioselinum univittatum）芬芳的根莲而得名的。

[82] 《全唐文》卷100，第1798页；《资治通鉴》卷225，第20页。

[83] 《新唐书》卷182，第4062页；《旧唐书》卷1T7，第3538页。

[84] 薛爱华（1951），第410页。

[85] 石田干之助（1948），第75，88页。这种木偶叫作“酒胡子”或“补醉仙”。

[86] 薛爱华（1951），第413 -422页。

[87] 赖世和（1955a），第220页。关于晚唐时期外国人在唐朝的政治、社会势力的证据（包括在这里提到的这位大食人），见张长弓（1951），第6-7页。

[88] 白乐日（1932），第54及以下诸页。

[89] 有关论证见白乐日（1932），第54页；赖世和（1955a），第40页。

[90] 法夸尔在有关明代的著作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见法夸尔（1957），第 61 页。

[91] 一位日本使臣在前往唐朝京城的途中，想要在沿途进行贸易，结果遇到了很多闲难，见赖世和（1955a），第81页。

[92] 至少有些例证表明，出售货物需要政府的允许；例如《册府元龟》卷999，第25页记载：“奚（这是东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使乞市贸易，许之。”这件事发生在开元四年（716）。这条史料还为我们提供了在长安正式申请从事贸易活动的例证。

[93] 《唐会要》卷86，第1581页。在这道诏令中还规定，“金、铁之物亦不得将度西北诸关。”这无疑是为了防止潜在的敌人得到制作武器的原料。

[94] 桑原骘藏（1930），第190页。

[95] 这位僧人一直与一位唐朝代理商狼狈为奸。见《旧唐书》卷8，第3081页。薛爱华（1951），第409页。

[96] 这件事是Abu Zayd记载的。参见赖诺德（1845），第48页。桑原骘藏确信，这种过高的关税就是《新唐书》中记载的“下碇税”，或者是《唐国史补》里说的“舶脚”。见桑原骘藏（1930），第188页。

[97] 《全唐文》卷75，第3页。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道诏令中提到了福建，而且将这里作为唐朝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地区，这是有关福建地区对外贸易的较早的一条史料。

[98] 中村久四郎（1917），第245页。正如中村久四郎所指出的，这些规定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唐代民间传说中记载，每当外国富商临死之际，总是将随身携带的财富（例如珠宝）交给那些与他情投意合的汉人。

[99] 《唐会要》卷100，第1796页；《唐律疏议》卷2，第70-71页。

[100] 《唐会要》卷97，第1748页。这件事在穆宗长庆元年（821），出嫁的公主是太和公主。译按，卷“97”，应为“98”之误。

[101] 《资治通鉴》卷232，第18页。

[102] 《唐律疏议》卷2，第40页。但是如果当事人双方的国籍不同，比如说一方是新罗人，一方是百济人（虽然他们都是朝鲜半岛人），则处理案件要按唐朝法律论定刑名。

[103] 《旧唐书》卷198，第3614页。译按，卑路斯入朝是唐高宗时，此云“太宗”，误。

[104] 《旧唐书》卷197，第3609页。

[105] 《册府元龟》卷999，第13-22页保留了请求所有这些物事的例证。这种袋囊叫“鱼袋”。

[106] 《唐会要》卷100，第1795页。关于这种符信的详尽讨论，见戴何都（1952），第 75 -78 页。

[107] 地在今苏门答腊。关于这个地名的考定，见伯希和（1904），第321页及以下诸页。

[108] 《唐会要》卷100，第1798页。在武后证圣元年（695）颁布的一道诏令中规定了这些比例。译按，“四个月”，《唐会要》原文作“五个月”。

[109] 《旧唐书》卷10，第3089页。译按，“左、右门”系据《旧唐书•肃宗纪》，《旧唐书•回纥传》作“通事舍人乃分左右，从东、西门入。”文意更为显豁。

[110] 《唐六典》卷18，第11 -18页。这些客馆是归中书省管辖的。

[111] “鸿胪”这个名称在古代的意思已经不清楚了。据说，“鸿胪”的原意是“传声”。但是虽然“胪”有时具有“宣布”或“传导”的含义，然而就“鸿”字而言（这个字通常是指野鹅〉，却很难将它解释为“声”（或者与此相近的意思）。译按，《汉书》卷19《百官公卿表》：“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应劭曰：“郊庙行礼赞九宾，鸿声胪传之也。”作者的理解似欠妥。

[112] 武后光宅元年（684）至中宗景龙元年（707）之间，“鸿胪寺”被清楚地称为“司宾寺”。有关唐朝政府接待新到来的外国使臣的礼节，参见赖世和（ 1955），第283页及以下诸页对于文宗开成五年（840）日本使臣到达长安的描述。

[113] 《旧唐书》卷46，第3741页。译按，正文所说的“兵部的特殊代理人”就是指兵部“职方郎中”。据《旧唐书》原文，“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山川、风土，为图奏之，副上于职方。殊俗入朝者，图其容状、衣服以闻。"则讯问、绘图都属鸿胪寺的职责，职方仅存其副本，而且也没有所谓“兵部的特殊代理人”，此说欠妥。

[114] 愚公谷相信贾耽本人就是一位摩尼教徒，他认为贾耽是从到唐朝来朝贡的回鹘人那里学到了摩尼教的秘密宗教仪式。详见愚公谷（1934），第8-9 页。

[115] 《新唐书》卷23上，第3677页。译按，五仗分别是供奉仗、亲仗、勋仗、翊仗和散手仗。

[116] 即“侍中”。

[117] “蕃”字的本义是“防御物、篱笆、缓冲国”。“蕃”是表示进贡国本身的作用的一个字。因为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外国都是唐朝的藩属，所以在习惯用法上，“蕃”字通常可以用来直接表示“外国”。

[118] 《新唐书》卷16，第3667页。（新唐书》本卷中叙述了蕃使奉见仪式的主要细节。

[119] 赖世和（1955a），第79 - 80页。

[120] 玄宗《褒赐尸利佛誓国制》，《全唐文》卷22，第17页。

[121] 《全唐文》卷16，第1页。这件事发生在中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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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陶令篱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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