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沛：乌托邦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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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

本文是对莫尔《乌托邦》的重读。乌托邦的建国历史印证了马基雅维里的“逆取顺守”学说，并因其宗教宽容政策而成为近代自由主义国家的雏形。然而，乌托邦的信仰自由是有底线的，这就是禁止无神论；就此而言，乌托邦是一个围绕自身意识形态之轴运转的封闭社会。作为封闭社会，乌托邦预示了后来的Panopticon（环形监狱） 式现代社会。因此，乌托邦构成了自身的反讽，即反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的诞生也就是乌托邦的死亡。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转载自公众号“外国文学评论”，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张沛

乌托邦的诞生

柏拉图《理想国》第九卷结尾处，苏格拉底告诉格老孔：哲人参与政事仅限于理想中的城邦，除非出现神迹，哲人不会参与现实的城邦政治。格老孔表示理解，但他认为世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理想城邦。对此苏格拉底回答道：

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反正他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加政治，而不能在别的任何国家里参加。[1]

苏格拉底（确切说是柏拉图） 对于在地上实现哲人的理想国没有信心，因此“退藏于密”而寄希望于“神迹”。其实，哲人“退藏于密”本属无奈之举：理想原是现实的理想，哲人的终极关切固在于现实政治。如果说“神迹”意谓现实或实践的“不可能”，那么哲人的理想究竟如何才能在地上实现呢？柏拉图的答案是：别无他途,除非哲人成为王者，或是王者因神迹成为哲人（473D）[2]。既然王者成为哲人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神迹”，那么唯一可能的途径便是哲人成为王者，即所谓“哲人王”。不过这个方案也存在着一个问题：哲人如何才能成为王者？柏拉图对此未置一词。他明智地保持了沉默。

柏拉图（Plato）

北京大学出版社

哲人如何成为王者？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鉴于柏拉图的“王者”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王者，而是人类文明的立法者，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困难了。

一千八百多年后，英国人文主义者莫尔在《乌托邦》中解答了上述“柏拉图难题”。据书中人物拉斐尔·希斯罗德（Raphael Hythlodaeus）[3]介绍：乌托邦原名阿布拉克萨（Abraxa），被乌托（Utopus） 征服后成为乌托邦[4]。乌托为他的国家制定了各项制度和法律，乌托邦由此成为繁荣富强的首善之邦。如果说，乌托邦之王乌托是《乌托邦》作者莫尔在书中的化身（莫尔曾致信伊拉斯谟,说他在幻想中看到“我的乌托邦国民选我做他们的永恒君主”云云[5]，即是明证），那么真正的乌托邦之王（立法者）不是别人，正是莫尔本人。因此，乌托成为乌托邦之王（立法者）这一虚拟事实，即代表了莫尔对“哲人如何成为王者”这个现实问题的回答。

（1478年2月7日 — 1535年7月6日）

托马斯·莫尔

（St. Thomas More）

欧洲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学者和阅历丰富的政治家，以其名著《乌托邦》而名垂史册。

那么，乌托是如何成为乌托邦之王的呢？希斯罗德告诉莫尔（或者说莫尔告诉我们）：乌托听说乌托邦（当时还叫阿布拉克萨）居民在他来到之前就一直因宗教问题而争执，又看到各个教派彼此为敌，于是乘机将其征服而创立了乌托邦[6]。原来，和历史上的许多开国之君一样（如英国的威廉一世和亨利七世），乌托正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取得政权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乌托的王者身份是否合法？当然，乌托邦的官方史书会说这是一场正义战胜邪恶的解放战争；但是换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成功的外来入侵。相对外来征服者的胜利，阿布拉克萨人实正经历了亡国的不幸；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乌托是乌托邦的王者，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阿布拉克萨的僭夺者。

乌托为他的人民带来了文明的制度和幸福的生活。希斯罗德告诉我们：乌托取得胜利后，立刻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其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这后来成为乌托邦最古老的一条法律），又下令修建了外观、语言、风俗和法律（以信仰自由、农业为本、财产公有、选举代议为其大端）都几乎完全相同的五十四座城市。[7] 作为乌托邦生活的总设计师，乌托是成功的：原先椎鲁鄙陋的阿布拉克萨人被教化为高度文明的乌托邦国民，而一千六百年后，当希斯罗德来到这里时，他发现乌托邦不仅是他见到过的“最好国家”，甚至是“唯一名副其实的国家”。[8]

1518年巴塞尔版《乌托邦》里描绘乌托邦的插图 

那么，这是否能够证明乌托征服-建国的合法性呢？伊拉斯谟（我们知道，他是莫尔的知交好友）断言：即便是最正义的战争也伴随着一系列罪恶[9]。几乎与此同时[10]，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一书中指出：

假如确实要在这种地方创建或维持共和国,那就必须把它推向奉行王道的国家,而不是奉行民治的国家。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因其骄横而难以用法律驯化的人,可以用近乎王权的方式加以降服。（1卷18章）[11]

他又说：

任何共和国或王国的创建，或抛开旧制的全盘改造,只能是一人所为，要不然它绝无可能秩序井然，即或有成,亦属凤毛麟角。确实,必须由单独一人赋予它模式，制度的建立端赖他的智慧。因此，共和国的精明的缔造者，意欲增进共同福祉而非一己私利，不计个人存废而为大家的祖国着想，就应当尽量大权独揽。……行为使他蒙羞，结果将给予宽宥，此为当然之理。如罗慕路斯之所为，只要结果为善，行动总会得到宽宥。（1卷9章） [12]

因此——

既然正常手段已非良善，故而正常手段已不足以竟其功；人必借反常手段，譬如暴力与军队，才能在城里人各行其是之前，按自己的方式加以整饬。（1卷18章） [13]

尼可罗·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我们发现,马基雅维里的教诲几乎是为乌托量身定做。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为了安邦定国的大计，统治者（立法者）可以不择手段，最好大权独揽，因为“只要结果为善，行动总会得到宽宥”。他的言论令人想起中国古人说的“逆取顺守”。“逆取顺守”一说首见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中国古人认为汤、武以下伐上，是为“逆取”；之后施行王道，是为“顺守”。事实上，正统儒家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未尝因其“逆取”而非之[14]。如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对曰：“于传有之。”又问：“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也说：

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汤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荀子·正论》)

《全相武王伐纣平话》，作者佚名

不过另一方面，儒家宣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认为武功不如文德。如孔子谓舜帝之《韶》[15] “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王之《武》[16]“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即申此意。为何说武功不如文德？首先，战争难免使用诈力[17]；其次，战争必将伤害无辜。二者均有悖仁义之道，而儒家认为“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荀子·王霸》)[18]，又称：

春秋之义，贵信而贱诈，诈人而胜之，虽有功，君子弗为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童子言羞称五伯。为其诈以成功，苟为而已也，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19]

照此，如果使用诈力以成其功，则不但“逆取”本身不可取，甚至事后的“顺守”也不足以证明先前之“逆取”为正当。手段和结果相互映射自身于对方之中：只有正义的手段，才有正义的结果；换言之，手段和结果都必须符合正义（所谓“由仁义行”） 。在这个意义上，结果不但不能证明手段，反而需要手段来证明。

现在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乌托的“逆取”即武力征服是否合法（合乎正义）？书中介绍，乌托征服前的阿布拉克萨（或者说史前乌托邦）因宗教纷争而全民内战，事实上已经陷入无政府的“自然状态”（这显然是影射内战时期的英国[20]）。根据霍布斯的意见，自然状态就是战争状态，而在自然状态中，人人彼此为敌，自顾尚且不暇，农耕、工商、文艺等等更是无从谈起(《利维坦》第13章) 。显然，自然状态是一种反文明的、非人的状态。乌托通过军事征服而结束的，正是这样一种生存状态。如司马光所说：

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资治通鉴·魏纪一·文帝黄初二年》)

描绘了自然状态的《利维坦》

阿布拉克萨人“不能自治”，而乌托通过武力征服(据说他一登陆即取得胜利[21]，几乎是不战而胜) ，“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因此虽说是“逆取”，亦可谓之“正”矣。

乌托取得胜利后，立即偃武修文与民更始，将阿布拉克萨改造成为高度文明的乌托邦。具体制度已如上述，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仰自由。鉴于阿布拉克萨的覆亡，乌托立法规定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信仰，任何人不得因其信仰受到迫害。他认为，强迫他人接受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是傲慢而愚蠢的，即便有一种宗教信仰是唯一正确的，而其他宗教信仰都是错误的，那么通过和平、理性的探讨，真理自然也会彰显于世，但是如果诉诸武力的话，则最邪恶的人往往也最冥顽不化，真的宗教反而会遭到扼杀。在这个意义上，信仰自由不仅是出于国家安定和平的考虑，同时也符合宗教自身的利益[22]。信仰自由意味着宗教宽容，而宽容正是后来开明思想的真谛所在；就此而言，乌托邦可以说是近代开明思潮的故乡和出发点了。

尽管如此，乌托邦的宗教宽容或信仰自由是有底线的。首先，宗教宽容并不适用于不宽容者: 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以过激方式宣传教义（希斯罗德讲述了一名基督徒的例子），其人将因扰乱社会而被判处流放或罚为奴隶。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信仰自由并不包括无神论: 乌托严禁乌托邦人“不顾人类尊严”而“自甘堕落”到相信灵魂会随肉体消灭或世界不受神意支配，他们必须相信人死后根据生前善恶接受赏罚，持异见者不得为乌托邦公民，甚至不被视为人类的一员[23]。柏拉图生前曾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强调指出：

我们必须始终坚信这个古老神圣的学说，它向我们宣告灵魂是不朽的，它和身体分离后将面对审判并接受最严厉的惩罚。(《书信七》335A) [24]

柏拉图的主张也正是乌托亦即莫尔本人的主张: 人必须因相信而畏惧（至于相信和畏惧的是什么倒还在其次），否则将无所顾忌而肆行妄为[25]。这可以说是乌托邦制度的核心秘密。就此而言，乌托邦并不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相反，它是一个围绕自身意识形态之轴而原地运转的封闭社会。

乌托邦（当时它还叫阿布拉克萨）原本和大陆相连，乌托建国后命人开凿运河，使之四面临海而易守难攻，如希斯罗德后来所看到的，外来者如无乌托邦人领航很难进入港湾，甚至本地人也需要参照岸上的标志物才能安全出入。[26] 不仅如此，乌托邦公民必须在某个城市定居生活，如果他们想去别的城市旅行或探望亲友，必须经过上级领导(包括三十户长Syphogrant 和三百户长Tranibor) 批准并在指定日期返回，如果擅自出境，被发现后将作为逃犯押回原籍并接受严厉的惩罚，如有再犯则将罚为奴隶而丧失公民资格[27]。由于禁止人员流通，乌托邦没有贸易往来(因此也没有货币) ，人们需要什么，就直接从市政官员那里领取[28] (这令我们想起后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配给制[29]) 。所有这些，和禁止无神论一样，都构成了封闭社会的典型特征。

四面环海而封闭的乌托邦岛，1516年第一版《乌托邦》的木刻插画

作为近代开明国家的初始原型，乌托邦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而作为一个封闭的社会，乌托邦又是相对自由的。不错，无神论者在乌托邦被视为“化外之民”而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他们不得担任公职或参加政治生活，也被禁止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但是政府不会对他们施加刑罚（例如中世纪欧洲的监禁和火刑），也不会强迫他们隐瞒自己的观点或违心地表示顺从，而是允许甚至鼓励他们私下与神职人员或政府要员交流论辩，理由是一个人信什么并不由他自己，而癫狂最终会让位于理性[30]。作为英国的大法官，莫尔曾判处异端死刑[31]；但作为《乌托邦》的作者(或者说乌托邦的立法者) ，莫尔却是开明派的先驱[32]。一百七十年后，当洛克呼吁宗教宽容——真的宗教仅和个人良心有关，而火和剑决不是使人领受真理的恰当手段，因此宽容异己是纯正宗教的标志，但反对宽容的人(指天主教徒) 和否认上帝存在的人(即无神论者) 不在此列——时，他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过是重申了莫尔的观点[33]。

呼吁宗教宽容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

自由而封闭，这就是乌托邦制度的辩证法。那么，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可欲的呢? 莫尔告诉我们：乌托邦人的生活是幸福的，事实上没有比他们更幸福的人民了；他们的生活令人羡慕，但愿所有人都能过上这样的生活！[34] 莫尔这样说无疑是真诚的，但真诚不一定代表正确。我们发现，乌托邦是一个高度齐一的社会: 在这里，人们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甚至统一着装、统一作息。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

一个城邦，执意趋向划一而达到某种程度时，将不再成为一个城邦; 或者虽然没有达到归于消亡的程度，还奄奄一息地弥留为一个城邦，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劣等而失去本来意义的城邦：这就像在音乐上和声夷落而成单调，节奏压平到只剩单拍了。（1263b） [35]

齐一保证了秩序，但也压抑甚至扼杀了个性和差异。如罗素所说：

莫尔的乌托邦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令人惊叹的自由精神。……然而必须承认，在莫尔的乌托邦中，和大多数乌托邦一样，生活令人难以忍受地沉闷。参差多样（diversity）是幸福的基本要素，但它在乌托邦几近于无。这是所有实际存在和假想存在的计划性社会制度的一个缺陷。[36]

出现于十八世纪的panopticon

个性和差异不仅是幸福生活的来源和保证，甚至也是生活本身的目标和要求。没有个性和差异，生活将成为自身的反讽，即非生活。幸福的生活必须首先是生活，为幸福而牺牲生活，这不仅愚蠢可笑，而且违反人性。违反人性的生活绝不会是可欲的生活，无论它以何种名义出现。

当然，这不是莫尔的本意。在莫尔看来（即如《乌托邦》一书副标题所示），乌托邦代表了人类最佳的、因此也是最可欲的社会制度。然而，这种最可欲的社会制度完全是理性设计的产物，其极端形式就是十八世纪的panopticon[37]；在这里，个人消失了，物化为国家机器中规格统一而可以互换的零件[38]。随之消失的，是个性的生活乃至生活本身。这时，乌托邦成为了反乌托邦。事实上，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是同时诞生的，或者说乌托邦本身就是反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的诞生同时也就是乌托邦的死亡。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

 《乌托邦》

作者: [英]托马斯·莫尔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译者: 戴镏龄
出版年: 1982-7
页数: 163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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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莫尔向彼得·贾尔斯问好的信

《乌托邦》第一部——杰出人物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的谈话，由英国名城伦敦的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知名人士托马斯·莫尔转述

《乌托邦》第二部——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某一个国家理想盛世的谈话，由伦敦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莫尔转述

关于城市，特别是亚马乌罗提城

关于官员

关于职业

关于社交生活

关于乌托邦人的旅行等等

关于奴隶等等

关于战争

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

附录一

莫尔和伊拉斯谟的书信摘录

附录二

《乌托邦》的历史意义

莫尔小传

《乌托邦》的版本和翻译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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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86页。

[2]柏拉图在致朋友的一封信中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见《书信七》326A－B。

[3]这是一个希腊文名字:“Raphael”意为“带来真理的人”(purveyor of truth) ,“Hythlodaeus”意为“擅长说谎者”(expert in trifles,well-learned in nonsense)，仿佛中国的“子虚”、“乌有先生”、“贾雨(语) 村言”。书中介绍他钟情希腊哲学，认为罗马作家除塞内加和西塞罗外一无可取(这其实是莫尔的夫子自道——他本人亦倾心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曾随Amerigo Vespucci——历史上美洲的发现者——三次出海航行，,但他“不像派林诺斯，而像尤利西斯,确切说是柏拉图”。按派林诺斯(Palinurus) 是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史诗《艾涅阿斯纪》(Aeneid) 主人公埃涅阿斯(Aeneas)的舵手，曾失事坠海。又，柏拉图曾在《理想国》末卷转述厄洛斯(Er) 还阳后讲述的阴间见闻，说灵魂根据抽签结果转世投胎,排在最后的奥德修斯(即尤利西斯) 抽到的是“一种只需关心自己事物的普通公民的生活”(620C)；而他在《斐德罗篇》(Phaedro) 中借“苏格拉底”之口宣称哲人的工作是认识自己(230A) 。“关心自己的事物”即“认识自己”，因此可以断定：苏格拉底是奥德修斯的后身，而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传人，可谓奥德修斯的再世后身。后身复有后身,如Raphael Hythlodaeus 即是。在这个意义上,Raphael Hythlodaeus 既是古希腊哲人(柏拉图) 的现代(十七世纪初) 投影化身，也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莫尔) 的形象代言。

[4]莫尔1515年出使佛兰德斯时，曾在Antwerp 停留,《乌托邦》即写作于此时。莫尔在书中告诉我们：他在Antwerp停留时结识了拉斐尔·希斯罗德，后者刚从乌托邦返回欧洲;他在5年前(即1510年) 来到乌托邦，而当时乌托邦已有1760年的历史。据此推算,乌托邦建国于公元前250年。

[5]To Erasmus(London,4 December 1516) .Frances Rogers(ed.),St.Thomas More:Selected Letters(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85.

[6]Thomas More,Utopia,edited by Edward Surtz,S.J.(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1964) 133.

[7]Thomas More,Utopia,p.133 ＆ pp.60－61.

[8]Thomas More,Utopia,p.60 ＆ p.146.

[9]伊拉斯谟:《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第11章，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2页。

[10]《论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和《乌托邦》同年出版(1615年) ,《论李维》出版虽迟(1531年) ，但创作于1513—1517年，与前两书基本同时。

[11]马基雅维里:《论李维》，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0页。

[12]马基雅维里:《论李维》，第71页。按：罗慕路斯(Romulus) 是罗马的创建者和首任国王,筑城时与孪生兄弟瑞摩斯(Remus) 发生争执而杀死后者。

[13]马基雅维里: 《论李维》，第100 页。

[14]见《易·革卦·彖传》。当然也有不同意见，如道家就认为: “汤放其主，武王杀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庄子·盗跖》) 此不具论。

[15]《尚书·大禹谟》载：禹征苗，三旬苗民逆命，舜乃诞敷文德，舞干羽于两阶，七旬而有苗格。

[16]《汉书·艺文志》: “武王作《武》……言以功定天下。”按: 此“武王”指周武王(商汤亦称“武王”) 。

[17]霍布斯(Thomas Hobbes) 有言: “战事之德，在力与诈。”(Force and fraud are in war the two cardinal virtues. )

[18]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又《中说·天地篇》: “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19]参见《孟子·梁惠王上》: “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20]莫尔想到的是15世纪内战即蔷薇战争(1455－1485)时期的英国，但后来17世纪内战时期(1642－1660) 的英国也是如此。历史总是在重复，特别是在恶的方面。

[21]Thomas More，Utopia，p.60. 

[22]Thomas More，Utopia，pp.133－134.

[23]Thomas More，Utopia，pp.132－133 ＆ pp. 134－135.

[24]John M. Cooper ＆ D. S. Hutchinson (ed. ) ，Plato: Complete Works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 1654.

[25]Thomas More，Utopia，p. 135.

[26]Thomas More，Utopia，p. 60.

[27]Thomas More，Utopia，p. 82.

[28]Thomas More，Utopia，p. 63.

[29]托克维尔在批判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的《自然法典》时指出: 中央集权与社会主义是同一土壤的产物(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199 页) 。我们发现，摩莱里所谓使人类“在此生尽可能幸福”的“最完美的政制”(Morelly，Code de la nature，Paris: Editions Sociales，1953，p. 125) ——托克维尔概括为“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99 页) ——在许多方面与莫尔的乌托邦如出一辙，堪称18 世纪的乌托邦。

[30]Thomas More，Utopia，p. 135.

[31]Russell Ames，Citizen More and His Utopia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9) 181. 莫尔残酷对待异端的事例，见Richard Marius: Thomas More: A Biography，New York: Alfred A. Knope，Inc.，1984，pp.389－406.作者认为莫尔被现实政治和信仰理想无情地割裂了(p. 391) 。

[32]二百四十多年后，卢梭鼓吹“公民宗教”而认为政府“虽然不能强迫任何人信仰它们，但是它可以把任何不信仰它们的人驱逐出境”，“如果已经有人公开承认了这些教条，而他的行为却和他不信仰这些教条一样，那就应该把他处以死刑”(《社会契约论》第8 章，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185－186 页) ，不及莫尔多矣。罗素认为希特勒是卢梭的必然结果，不为无因。

[33]参见洛克: 《论宗教宽容》，吴云贵译，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1页、4页、14页、23页、30页、40－41页等。

[34]Thomas More，Utopia，p. 55，p. 60，pp. 150－151＆p. 152.

[35]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57 页。

[36]Bertrand Russell，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Inc. ) 521－522.

[37] “Panopticon”直译“环视房”，因其主要用于监狱，又译“圆形监狱”、“环形监狱”。一般认为，它是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 的天才设计，福柯视之为现代社会的原型或现代权力的隐喻。事实上，一千年前的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742?－814) 更有资格申请这项专利。他的传记作者Eginhard (c. 770－843) 告诉我们：查理曼曾亲自设计朝中权贵的住宅，使之围绕皇宫而建，查理曼从自己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所有人的进出活动，而他们对此毫无所知; 贵族的房屋高架于地面之上，贵族的家臣、家臣的仆人及各色人等都可以在下面躲避雨雪寒暑，与此同时却躲避不了“最机警的查理曼的眼睛”(Eginhard ＆ the Monk of St. Gall，Early Lives of Charlemagne，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 J. Grant，London: Chatto ＆ Windus，pp. 96－97) 。这似乎表明现代规训制度有更早的起源，而权力之眼的监视实与人类社会同在，只是采取的技术手段不同罢了(如古代使用密探而今天使用电子监控器) 。事实上，一切理性设计方案本质上都具有“权力－ 监视”的特点，乌托邦也不例外。莫尔的乌托邦(如当年扉页插图所示) 封闭、有序、透明而全景呈现，可以说是一个放大了的panopticon。边沁把panopticon 式福利院(National Charity Company) 称为“我的乌托邦”(Janet Semple，Bentham’s Panopticon: A Study of the Panopticon Penitentiary，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3，pp. 299－300) ，也绝非偶然。在某种程度上，panopticon 就是乌托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变体(pp. 297 ＆ 303) 。

[38]普鲁塔克说：斯巴达的立法者吕库古(Lycurgus) “将自己的同胞训练成既没有独立生活的愿望，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倒像是一群蜜蜂，孜孜不倦地使自己成为整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聚集在首领的周围，怀着几乎是忘我的热情和雄心壮志，将自己的一切皆隶属于国家”(《希腊罗马名人传》，陆永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117页) 。莫尔的乌托邦正是如此。莫尔的乌托邦深受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响，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又以吕库古的斯巴达为蓝本；就此而言，斯巴达可以说是后来所有乌托邦的祖庭和原型，而从柏拉图经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到莫尔，再从莫尔到《新大西岛》(New Atlantis) 的作者培根、《大洋国》(Oceana) 的作者哈灵顿、《太阳城》(City of the Sun) 的作者康帕内拉、《基督城》(Christianopolis) 的作者安德里亚、摩莱里、边沁、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一直到马克思及其传人都是哲人王吕库古的“替补”或“幽灵”(德里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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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芥子纳须弥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