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鲁思·列维塔斯：欲望教育——重新发现威廉·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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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之概念》

编者按：

《乌托邦之概念》一书由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布里斯托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欧洲乌托邦学会创始人之一鲁思·列维塔斯所著。列维塔斯的乌托邦研究涵盖乌托邦思想史、乌托邦社会理论、乌托邦与音乐多个主题，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其代表作《乌托邦之概念》被视为当代乌托邦研究的基石。在这部颇具影响的著作中，列维塔斯阐明了乌托邦之概念的重要性，并通过对相关文学作品和社会理论的探讨，将其历史发展以及在理论分析层面的广泛用途呈现在我们眼前。为诸多学科展开乌托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并鼓舞着人们继续想象和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近日喜逢该书中译本出版，文艺批评特节选第五章推送，以飨读者！

感谢雅理译丛及译者李广益、范轶伦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欲望教育：重新发现威廉·莫里斯

文/鲁思·列维塔斯

译/李广益、范轶伦

威廉·莫里斯的著作也对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关系详加审视，其中尤为重要的是他的乌托邦小说《乌有乡消息》。最近一些重新评价莫里斯的研究对布洛赫只字不提，这让人感到惊讶；布洛赫著作的主题和问题与莫里斯的著作本身以及这些著作后来引起的论争可堪比拟。布洛赫和莫里斯都试图整合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在此过程中对二者加以改造：就布洛赫而言，这个过程发生在学院哲学的领域；而对莫里斯来说，这是对资本主义进行审美、道德和经济批判的结果，与其晚年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紧密相关。超越异化和艺术的核心地位是两人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布洛赫一样，关于莫里斯的后起论争聚焦于理性与激情或是寒流与暖流的关系，这种关系以知识与欲望之争的形式再次出现；乌托邦的定义又一次地取决于功能，这种功能兼具教育和改造两重属性。而在所有的论述中，都出现了梦想的意义这个问题。

《乌有乡消息》

当然，莫里斯著书立说的时间比布洛赫早得多。他生于1834年，1896年去世，因而和马克思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他对资本主义的拒绝始于在审美层面对极度丑陋的维多利亚时期工艺品和建筑的拒绝，但并不局限于此。深受约翰·拉斯金影响的莫里斯所做的是发展关于艺术生产与其社会基础关系的理论，并在1881年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1883年，他加入了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联盟在1884年发生分裂，莫里斯脱离该组织，和志同道合者创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Socialist League）这个新的团体。继起的政治斗争导致他在1890年离开同盟，创办哈默史密斯社会主义协会（Hammersmith Socialist Society）。这些年中，虽然政治扰攘不断，莫里斯始终活跃在这些公开亮出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团体中。他在生命最后十五年中的著作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各个方面的一些讲演、《梦见约翰·鲍尔》（A Dream of John Ball）和《乌有乡消息》。

威廉·莫里斯

《乌有乡消息》写于1890年，一直是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著作中名气最大的一部作品。它的发行量很大，并被翻译成包括德语和俄语在内的多种语言；据说列宁手头有俄译本，不过即便他读过，他也没有留下任何对这本书所思所想的记录。因此，许多人以这部小说为基础，解读和误读莫里斯的政治立场。《乌有乡消息》以“一个安宁的时代”为副标题，描述了21世纪的英国。莫里斯在梦中旅行到这个国度，漫步于他在哈默史密斯的泰晤士河滨寓所附近。小说第一部分写的是他从此处到不列颠博物馆去拜会“老哈蒙德”的旅途。第二部分是与哈蒙德（书中出人意料地暗示，他是莫里斯的孙子）的长篇对话，解释了社会的运作机制和造成改变的革命。第三部分是沿泰晤士河溯流而上，从哈默史密斯到牛津郡的凯姆斯科特（莫里斯的乡间住宅所在之处）去晒干草。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所描绘的世界是一致的，至少浮光掠影地读起来是这种感觉，并且会产生一种印象，即莫里斯用意良善，然而思想混乱，从根本上说不切实际；但就其实质而论，这与莫里斯对于革命性变革和建设、发展新社会之必要性的坚持相抵牾。

在未来英国，伦敦大部分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田地和花园：城乡差别遭到废除。村庄和公共集会场所依然存在，产品被运到市场上进行分配，但不需要货币；人们只需要开口要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学校不复存在，孩子们通过玩耍和参与社会学习实用技能。国会大厦被用来储存粪肥——“粪便并不是最腐败的东西”。工业主义的丑陋被一个主要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生态上可持续的体系取代。不过，尽管手工劳动明显占据着主导地位，可供使用的机器以及驱动交通和按需供给小作坊的动力也是有的，所以不再需要大工厂。核心主题是作为快乐的工作以及克服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莫里斯从这样的梦想中醒来，直面工业资本主义和政治斗争的现实，但书的末尾写道：“如果其他人也能像我一样看到这一点，那么，这就可以被称为一种预见，而不是一场幻梦。”

《乌有乡消息》

尽管《乌有乡消息》中有一大段讲的是“变革是如何到来的”，叙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国家衰亡，这本书的基调仍然是反工业，而莫里斯所呈现的社会高度简化，看起来并不可行。然而，写作《乌有乡消息》的特定原因、莫里斯的整个社会主义书写的广阔背景以及小说的结束语都在强调，这本书远不只是一部反动的、歌咏中世纪的传奇。事实上，它是在回应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后者出版于1888年。同样畅销一时的《回顾》，描绘了一个没有经过斗争冲突就诞生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由高效地组织起来的“工业大军”承担，这种高效率会让索雷尔为之欣然，但他对生产和消费的集中组织就不会那么热情了。虽然闲暇和消费在贝拉米笔下的未来波士顿都有了极大的增长，他所憧憬的其实是当时的郊区中产阶级的生活。莫里斯称之为伦敦人的天堂；在公开发表的评论中，他显得格外克制，但昭示了自己的立场，并对自己也要写一部乌托邦的理由予以说明。文章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反对意见，应该说这是《乌有乡消息》的根本意图：

“

  我相信，关于未来的理想所指向的，并不是尽量削减劳动从而降低人的活力，而是尽量缩小劳动中的苦痛，使它小到不再成为苦痛；人性的实现，只有在人们比贝拉米先生的乌托邦所容许的更为平等时，才能去梦想，但只有在现实中真正人人平等时，才会确凿无疑地到来……有用的和幸福的劳动背后的真正动机是并且应该是工作本身之中的快乐……

”

因此，工作的转变是社会主义的核心。而且，这种转变不是依靠大规模集中化就能完成的，它需要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到社会进步的方方面面：

“

  某些社会主义者对这一观点并不苟同：大型国家中央集权可以魔术般地解决生活组织和必要劳动的问题，没人对此感到负有责任。相反，行政管理部门有必要小到令每一个公民都有添砖加瓦的责任感，并兴致盎然；个体不能把人生大业推卸到抽象的“国家”肩膀上，而必须缔结意识联盟共同应对；生活的多元既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目标，也是其条件，唯有联合两者才能带来真正的自由：现代民族国家仅仅是为千夫所指的商业战争而设立的人工装置，它会随着这场战争的停火而消失。以及最后，从“艺术”这个词目前最广泛的意义来说，它并不只是自由快乐之人可有可无的生活附属，而是人类幸福的必要表达及必需工具。

”

《回顾》和《乌有乡消息》之间的对比俯拾皆是，因为莫里斯确实在直接回应贝拉米的小说，两本书也分别体现了两种在更广阔的层面互相竞争的社会主义模式。两本书的对比是惊人的。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写于1915年的小说《她乡》也可以和这两本书构成一个不甚明显的对比。这一对比凸显了莫里斯和贝拉米无视女性地位和照料儿童问题的败笔。在其男性乌托邦中，性别分工依然如故，并且尽管他们都声称，女性既生儿育女又操持家务，应当给予她们真正的尊重，二者却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就是女性的主要角色，且都未能对此展开讨论：女性，一如既往，基本上是隐而不见的。相反，母职是《她乡》的核心主题。如果对儿童（及其母亲）的需求被真正优先考虑，随之将会出现怎样的社会？这个由单性繁殖延续的女性乌托邦可被解读为对这一可能性的探索。相较之下，莫里斯对异化劳动的关注，则似乎仅仅局限于探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一些工作问题。

艺术、工作和异化

让工作变得愉悦，使之恰如其分地充当人类自我实现的基石，亦即克服异化劳动，只有在全面平等的状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状况，是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中讨论的核心主题。异化的其他方面也在莫里斯的考虑之中，尤其是个体间的关系。《梦见约翰·鲍尔》强调了伙伴关系（fellowship）这一主题：

 在伙伴关系中如鱼得水之人，正因伙伴关系，虽今有败相，实则不然，从今往后，其人与其事长兴不衰，泽被之辈亦奋斗不息。

这并不是说，伙伴关系像创造性工作那样，本身就是目的：“对他而言，孤身一人或身陷牢狱时会对伙伴关系梦寐以求，但他追求的是通向实践而非幻梦的伙伴关系。”与布洛赫一样，莫里斯的目标因此可被视为对异化的超越。不过，莫里斯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更像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关注改造劳动过程和废除掌控此过程的市场；莫里斯给出的替代方案包括以手工业生产为特色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结合，以及同时废除商品生产，因为没有商品买卖。《乌有乡消息》中有各种市场，但它们不过是收集和分发点；交换价值并不存在。

 和布洛赫一样，对莫里斯而言，对异化的超越涵盖了艺术领域。尽管对二者美学理论的全面探索不在此节讨论范围之内，他们对艺术作用所持的不同看法却值得我们注意；吊诡的是，莫里斯关注艺术的生产而非消费，恰恰是布洛赫赋予后者更为积极的乌托邦功能。作为一名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莫里斯聚焦艺术生产的过程；相反，当作为文化评论家的布洛赫谈论艺术的乌托邦功能并指向诸如完成时刻的体验时，他的重点却是消费，而非生产。这是一个重要同时也是危险的对比。布洛赫本人煞费苦心地划分作为资产阶级美学特征的“沉思（与……消极的享受）”和“希望（与……唤起的意愿）”的界限，后者是艺术的乌托邦功能的本质，意味着一种积极投入的回应——但仍然只是回应而已。相反，正如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指出的那样，莫里斯对“美”的想法蕴含着“甜蜜、静谧、修饰、抚慰人心”的特质，而这些恰是布洛赫自己试图远离的沉思态度。

恩斯特·布洛赫

“艺术”一词究竟意味着什么，莫里斯和布洛赫可谓意见相左。莫里斯主要关注建筑和视觉艺术，尤其是装饰艺术。他把这些和“彻底解决我们精神需求”，而非“首先针对身体使用”的“知识分子艺术”区分开来。布洛赫不会作出这样的区分，因为他把乌托邦归功于最广义上的文化；然而，他的论述中对知识分子艺术的关注远远大于装饰艺术。关于二者作为艺术之作用的差别则更为明显。

在莫里斯看来，艺术首先是产品，是“劳动……之愉悦的表达”。共产主义社会中未异化的活动将催生更多、更好的艺术，艺术生产活动本身就象征着对异化的超越。但是艺术本身对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几乎不起作用；事实上，莫里斯认为，在有益于其繁荣的条件被创造出来之前，艺术有可能会死亡一段时间，这并非不可想象。又及，这一立场不应被夸大：莫里斯也认为工业社会的丑陋阻碍了人类个性的发展，写作《乌有乡消息》的初衷，便是他相信能借此激励人们为一种值得拥有的社会主义形式而工作。他说：“重要的是，新社会的理想应该永远高扬在工人阶级的眼前，以免人民需求的连续性被打破，或被误导。”如果艺术是“人生价值的表达”，那也正是“艺术创造使（我们的）人生具有价值”。布洛赫肯定会同意，“所有更伟大的艺术都直接诉诸直观感知、感受、经验和记忆的复杂组合，这就是所谓的想象力，而一切有价值的艺术流派……（都是）人们向往生命之美丽和愉悦的成果。”不过，汤普森的评价是：“莫里斯还没有充分强调艺术的意识形态作用、改变人类的积极能动性以及在人类阶级分化历史中的能动性。”因此，莫里斯也没有赋予艺术对于实现乌托邦的积极能动性。

对布洛赫而言，艺术的乌托邦功能更为积极。它滋养了“少了点什么”的观念，是启迪社会转型的必要灵感。如果没有艺术来体现梦想，我们将无法在现实中拥有它。布洛赫很少谈及社会环境如何冲击艺术家；他是哲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或艺术家。然而，布洛赫坚持认为饥饿是人类最基本的动机，这就限制了艺术的优先性：“人必须先填饱肚子，然后才可以跳舞。”同样，莫里斯也写道：“任何声称自己认为艺术和教化问题比刀叉问题更重要的人……都无法理解艺术的真谛。”因此，尽管这一对比十分重要，却不应被过度夸大；这或许只是互补论点的不同侧重。一种恰当的辩证方法将需要涵盖所有的视角。

重新思考威廉·莫里斯

虽然这里建议把《乌有乡消息》解读为对异化的批判，但此书的诠释仍然是有争议的。这本书在大多数乌托邦（著作）汇编中都享有一席之地，但在被讨论时通常不会参考莫里斯的政治著作和活动。对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它作为乌托邦小说的形式就足以招致冷眼，即便是在不同的地方被解读。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如今对此仍不予以重视，尽管当代政治中“绿色”议题的兴起令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与现实息息相关。在出版后的几年里，此书流通广泛，再加上莫里斯传记作者和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反乌托邦态度对莫里斯政治活动及著作的刻意打压，两种关于莫里斯的迷思逐渐流传开来。在“资产阶级迷思”（bourgeois myth）中，他的社会主义观点被同时忽视和否认；在“孟什维克迷思”（Menshevik myth）中，他被描绘成温和、古怪，归根到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后者在马克思主义者中流传最广，即使命名了该迷思的罗宾·佩齐·阿诺特（Robin Page Arnot）试图在1930年代重新评价莫里斯的马克思主义，这种迷思也依然长盛不衰。

布洛赫用不到两页纸驳斥了莫里斯，他认可这一迷思：“与其说资本主义被莫里斯攻击的原因是它的不人道，不如说是它的丑陋，这是对照昔日的工匠技艺所得出的评价。”即使是革命过渡也未能令布洛赫垂青莫里斯：

莫里斯预言，革命是“非自然”工业主义的果实和自我毁灭，他对革命表示欢迎，尽管只是一种赶尽杀绝的行为。因为一旦革命偃旗息鼓，不仅是资本家，连工厂都将毁于一旦，现代文明的所有瘟疫都会被祛除。因此对这个清障工来说，革命是对历史义无反顾的逆转或拆解;一旦它的使命完成，属于工匠技艺的世界将重返人间，人们将会傲立于——当现代社会消失之后——原生哥特主义多彩的土地上，而后者只是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才被掩盖起来。

据说布洛赫并不十分精通英文，估计只能有限地阅读莫里斯的著作。他的评价只是基于对《乌有乡消息》一书的解读，忽略了其语境，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考虑到后起的争论，这样的轻视可谓讽刺：如果布洛赫和莫里斯都提出了共同的议题，那么布洛赫的著作和莫里斯的评论家近期关注的主题中就会有更惊人的相似之处。

对莫里斯的全面重新评价并非始于阿诺特的“平反”，而是1950年代出版的三本书——和《希望的原则》大体上同时问世。第一本是莫顿的《英国乌托邦》。正如我们所见，莫顿主要以英国乌托邦文学的历史为主题，并参照形式将乌托邦定义为一种文学体裁，不过他没有着手追溯这些乌托邦和其诞生环境之间的关联。探讨乌托邦的历史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毋庸置疑，莫顿的分析大体而言是正统的。不过，也许本书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对《乐土》的中世纪民间乌托邦和《乌有乡消息》的激赏。乐土物产丰富、气候温和，民风淳朴而不见争端，在那里“驯良的云雀直飞入人的口中”。除了作为诗歌特征的幻想外，莫顿强调了它作为真实的民间乌托邦的重要性，因为代表着希望的开始——就像布洛赫认为乌托邦的重要性源于一厢情愿的表达。

莫顿的论述比布洛赫更具历史性，因为他不把这一希望当作表达形式多样的本体论常量，而将其视为14世纪英国农奴制衰落的产物：“以前大家不假思索、不抱期望地忍受的东西，终于开始被感觉到是一种负担”，因此至少可以在幻想中，甚至有时可以在彻底的反抗中加以驳斥。五百多年后，莫顿视《乌有乡消息》为乌托邦传统的巅峰之作，与《乐土》中的愿景所表达的文学传统对接，因此莫里斯的“乌有乡”就是乐土 ——但是乐土转变为，并且最重要的是，表现为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成果，一如共产主义所取得的成就。莫顿说，“它不仅是一个让我们坚信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更是一个令我们希望能够栖居其中的乌托邦”—— 虽然考虑到乌有乡中无处不在的劳动力性别分工，我们中的一些可能只会给予这种情绪有限的支持。

可以说阿诺特和莫顿都在努力创造另一个迷思，将《乌有乡消息》解读为描述共产主义目标的马克思主义迷思；但是，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威廉·莫里斯：从浪漫到革命》（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ary）于1955年问世。汤普森的首要关注并不是《乌有乡消息》的解读，他主要致力于分析莫里斯从卡莱尔和拉斯金式浪漫主义传统到革命社会主义立场的转变。在汤普森看来，重要的并不是莫里斯跨出了这一步，而是在此过程中催生的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反过来使二者得到了丰富和改变。马克思主义者应受指责之处，并不是未能识别出莫里斯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而是忽视了他作品中的“道德现实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扩充。然而，汤普森和莫顿一样,断言《乌有乡消息》是“第一个不是乌托邦的乌托邦”，并称之为“科学乌托邦”——因此，他对于是否宣称这部作品既是不折不扣的乌托邦又具有重大意义，仍然犹豫不决，反而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所说，试图证明在表现“莫里斯的道德及政治想象的非凡创意”和宣称他“服务于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明显的矛盾甚至是张力”。

爱德华·汤普森

这部杰作对后世影响甚微，凸显了马克思主义者对莫里斯（实际上是整个激进浪漫主义传统）重要性的无知。这种无知被雷蒙德·威廉斯出版于1958年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打破了。该书涉及的范围要广得多，探索了1780年到1950年间文化这一概念在英国的发展历程。它的重点既不是乌托邦主义，也不是莫里斯，亦非以马克思主义视角写就。事实上，汤普森将威廉斯的著作置于和莫里斯一样的激进浪漫主义传统中：“威廉斯二十多年来的作品，已然证明了这一传统的改变是多么举步维艰，与马克思的想法又是多么一致。”正如汤普森读过莫顿，威廉斯也读过汤普森的书。在《文化和社会》中，威廉斯进一步就莫里斯作品的重要性提出了一个实质上非常相似的论点。他认为莫里斯对前后皆有参照，既从拉斯金那里就“哪种类型的劳动对人类有益，使人既有所养，又得其乐”获得了“一种正确的见解”，又将之应用于全新的情境。艺术不仅定义了一种“作为政治变革全部目的的生活质量”；在这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传统里，莫里斯的重要性在于他“寻求将其一般价值附加到一种真实而不断增长的社会力量之上，即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因此，虽然莫里斯的社会主义的确是革命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它也被整合进了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既有拒斥：“他的经济推论和政治承诺来自马克思主义；整体上的反抗却取法更早的话语。”

正是由于这一综合和前后参照，威廉斯将莫里斯视为“关键人物”。不过，这样的评价并不是因为《乌有乡消息》，相反，将之排除在外。威廉斯认为这本小说促使后人淡化了莫里斯的立场，凸显了他对机械的排斥和对非工业社会的倒退式渴望这一弱点，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长处；威廉斯也一而再地表示，任何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都势必比我们的社会更为复杂，而非更简单。因此与政治著作相比，莫里斯的乌托邦被放到了一个相对不重要的位置（虽然这一评价后来得到了认可）：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能够挽留和吸引人们阅读诸如《我们如何生活和可能如何生活》（How we Live and How we might Live）、《艺术的目的》（The Aims of Art）、《有效工作与无效劳动》（Useful Work versus Useless Toil）以及《可能的工厂》（A Factory as it might be）等较短的文章，我会甘愿失去《梦见约翰·鲍尔》、浪漫社会主义歌曲和《乌有乡消息》——因为莫里斯在诗情上的总体弱点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充分，为害甚巨。侧重点的变化会导致莫里斯的作家地位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演讲稿中的生活意趣更为丰富，你能感觉到作者是在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比写任何散文和韵文传奇都倾注更多。这些似乎很明显是一种局部意识的产物——一种莫里斯总是试图去分析的心理状态。从最广义上来说，莫里斯是一个优秀的政治作家，这也是他声名所归。至于莫里斯的其他大部分文学作品，则只是见证了他自己深刻意识到的混乱。

引用这段话的目的不是为了质疑其内容——诚如所见，任何截然不同的评价都是有可能的——而是为了说明，尽管威廉斯侧重于重新评价莫里斯，并论证莫里斯实现了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但这并不足以为乌托邦小说辩护。威廉斯和（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的）汤普森都致力于对莫里斯作品进行更广泛的考察，尤其是他的政论文章。因此，对莫里斯的平反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乌托邦这一形式的平反，即便我们通过那样的形式理解了对理想社会的虚构描述。不过，它的确意味着对乌托邦功能或超越现实的认可，而这是莫里斯政治书写的总体特征。然而，这一点直到汤普森的书1977年再版前都隐而不彰。这一版的后记梳理了从1950年代起针对莫里斯重要性的辩论，现在已广为人知。这场辩论表现出远比正确评价莫里斯作品本身更为广泛的影响，准确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布洛赫的核心议题。

 申明和反申明

汤普森注意到，第一版《威廉·莫里斯：从浪漫到革命》问世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同情声名狼藉的冷战高峰期，1970年代后期的情况则大有不同。这二十年间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先前难以获得的部分马克思作品逐渐流通；高等教育普及，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与日俱增，马克思主义研究因而发展壮大；以及马克思主义和亲苏政治观点之间假想关联的弱化。这段时间也见证了对“文化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理论日益浓厚的兴趣。究其原因，一部分可归功于这一时期流传更广的葛兰西著作，一部分则缘于政治和学术氛围的整体转变，而马克思主义者更倾向于认为思想在政治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意识形态对于维持现状至关重要，反之，替代性的常识或反文化就是社会变革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氛围之下，潜在的读者很可能比1950年代时更容易接受汤普森的想法。此外，汤普森自身思想的成熟意味着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关系的更为清晰的观点正逐渐成型。这一观点始于他与保罗·梅耶尔和米盖尔·阿邦索（Miguel Abensour）这两位法国学者的辩论，他们研究莫里斯的作品取代了汤普森的原版著作。

汤普森重申，这本书论证的是浪漫主义传统及其在莫里斯笔下的转变：莫里斯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强加于浪漫主义之上，而是以一种“构成旧传统的断裂并召唤其转型的方式”把两者结合起来。然而，“浪漫主义传统对抗资本主义常识的可能性，远比它通常对后者的贡献坚决”。莫里斯进一步深化了这种对抗的趋势：“对资本主义过程的道德批判导向与马克思批判一致的结论，正是莫里斯对这一转变的天才思考，影响了它的接合，并使之与行动密不可分”。将莫里斯的社会主义拒斥为倒退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愿面对这种接合，这会让其自身陷入危险，继而声名扫地”。另一方面，汤普森不赞成创造第三种迷思，即把莫里斯的所有批判简单粗暴地吸收进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迷思”（Marxist myth）。这种同化在阿诺特的“平反”和莫顿的讨论中都有所暗示，也被错误地理解为汤普森自己的立场；其结果不仅错误，更是“压抑……无聊、令人疏远”。

这番批评的矛头所向，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保罗·梅耶尔的长篇论著《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思想》（La Pensée Utopique de William Morris，英译本为《威廉·莫里斯：马克思主义梦想家》（William Morris: The Marxist Dreamer）。梅耶尔关注的核心是《乌有乡消息》的阐释，因而以乌托邦小说为论述重点，这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可谓咄咄怪事。这种怪异感随着梅耶尔立场的显现而消失。他认为《乌有乡消息》这个文本描述了莫里斯在政治书写中阐明的目标，继而将莫里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其预期社会的过渡和细节与马克思所暗示的相比较，声称两者实际上并无二致。他特别注意到两个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莫里斯思想的核心要素，以及《乌有乡消息》所体现的原则和《哥达纲领批判》所提出的原则具有相似性。至于梅耶尔对莫里斯的乌托邦主义的维护（这里的乌托邦主义不仅是《乌有乡消息》，也包括了其后继作品中所有的未来社会形象），则指出其目标的具体内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求是一致的：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深入探讨希望的细节，他们却给出了标记，而莫里斯的乌托邦正是以惊人的一致性建立于这些原始数据之上的。

他认为，“把威廉·莫里斯归入最后一代浪漫主义作家……是荒谬的”，因为“莫里斯乌托邦的主要灵感和出发点应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找”。

汤普森对梅耶尔的一些驳斥是证据确凿的。首先，毫无疑问，梅耶尔同时低估了浪漫主义传统对莫里斯思想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莫里斯的独特贡献。有时这会导致近乎荒谬的推测：梅耶尔猜想，由于莫里斯不可能读过《哥达纲领批判》，其内容必定是由恩格斯传达给他的，这可能是通过贝尔福特·巴克斯（Belfort Bax）的中介；也可能来自他收藏的手稿副本；莫里斯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得出类似的结论。其次，梅耶尔的研究依照接近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定义来评价莫里斯的思想；总体而言，莫里斯被认为是符合正统的，但弱在出发点。不过更重要的是，梅耶尔的方法恰恰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二元分裂，而汤普森和威廉斯认为莫里斯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最后，梅耶尔完全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莫里斯对未来的推想，尤其是涉及《乌有乡消息》时，从而误解了梦想和乌托邦的功能。

《哥达纲领批判》

在继续讨论与梅耶尔不同的方法之前，我们应注意到，梅耶尔把莫里斯划入的马克思主义与阿诺特或莫顿的不同。梅耶尔认为，虽然把莫里斯的“人文主义”归功于拉斯金的影响力、将其经济和社会思想归功于马克思很有诱惑力，但这样做“暴露了一种无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人文主义，与传统的抽象人文主义截然不同，却真实而丰富……正是这种唯物主义的人文主义，而不是推想性人文主义，奠定了莫里斯乌托邦的基础”。这与梅耶尔一书的开头和结尾一致，指向对乌托邦思想和书写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与支配文本大部分内容的文学主义非常不同。他较早地提到“期盼思维”（anficipatory thinking）（呼应布洛赫），也声称“乌托邦主要是否定”（与马尔库塞相关联），并再次引用了一大段皮萨列夫关于梦想和现实断裂的论述。事实上，除了对莫里斯乌托邦的细节一丝不苟的关注，梅耶尔也指出，莫里斯并没有提供未来社会的蓝图：

所有的著作都表明，他正在处理一个对他来说似乎是最合理，也最愉悦的假设;但他不止一次阻止自己发展出一种学说。他故意给各种问题留下模糊不清的答案，也不担心不精确甚至不连贯会时不时地悄悄混进来。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了描绘未来社会的详细蓝图，以建议一种乌托邦的价值标准为要旨。

在最后一段中，梅耶尔认为正是《乌有乡消息》中作为“可能性结构”（tissue of possibilities）的人文主义赋予它经久不衰的意义；乌托邦的功能总体而言恰恰是“支持一种价值标准”。这些主张导向的解释与梅耶尔实际所提供的相比，没有那么“文学”，而这正是汤普森倾向的、追随米盖尔·阿邦索和约翰·古德（John Goode）脚步的解读方式——一种基于其梦想状态的解读。

梦想未来

 在《希望的原则》第一部分中，布洛赫认为梦构成了期盼意识的表达，它的终极乌托邦功能是改造现实和实现非异化存在。古德对莫里斯作品中梦境形式之意义的讨论（《梦见约翰·鲍尔》尤为典型，《乌有乡消息》也是）包含着类似的观点。梦境形式的功能既不是假想一个目标，也不是构建一个补偿性幻想，而是强调愿景和意志在社会改造中扮演的角色：

“

莫里斯……发明了新世界，或者说重新唤醒了旧世界的梦想，不是因为迫切需要逃避令人沮丧的现实，而是为了坚持一种价值观和视角的整体结构，这一结构必须出现于清醒的头脑中，以维护内在于现实的真相，并让人知晓，他正在参与瓦解现实的历史进程。

”

当然，古德在这里指的是梦想作为文学手法的作用，而布洛赫谈论的则是无数个体的沉睡和梦醒。但二者的观点是相关联的。莫里斯在《梦见约翰·鲍尔》的开篇写道：“我在夜晚梦境中见到的一切都比我能强迫自己在白日之梦中见到的更加清晰。”古德如是评论：

“强迫”一词表明，尽管是一种疏离的活动，梦依然受到规训，“清晰”暗示了所寻求的释放依然对真理负责。梦被赋予了一个积极的智性角色。不过，更重要的是，这句话明确地区分了夜晚的无意识之梦和有意识的“白日之梦”：不仅不同的梦有各自特定的职责，而且，较之于有意地向心灵输送这些价值观，无意间对意识的入侵得到的适当评价反而能更好地履行这些职责。愿景的最大可能性只对超越个人意志的梦敞开。

布洛赫也区分了白日之梦和夜晚之梦，声称夜晚之梦以过去为食，是“最早的愿望流通”的地方；白日之梦则受到制约，因此多了预期，少了补偿。这一判断与古德的相反，但两者都以构成白日之梦意图的要素为基础，区分了睡梦和醒梦。古德的解释可能需要一些条件。莫里斯所指的梦都包含强烈的视觉（尤其是建筑的）图像——这些很可能来自他的童年。虽然莫里斯以夜晚之梦作为他的小说形式与内容的一个方面，他的写作真正涉及的反而是布洛赫提到的白日之梦的构建过程，而这也是莫里斯自己所偏好的，因为白日之梦服从规训，拥有对真理负责的潜力。

对布洛赫来说，这一功能不是补偿，而是展望和改造。古德最重要的观点是，梦中出现的愿景不是字面上的目标，而是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的价值观交流的载体。《乌有乡消息》的优点恰恰在于，事实上它并未着手“建立一个制度完备的社会体系，以图变得客观”，因此没有变得像贝拉米的《回顾》一样“无缘无故而又非人性”：“它着手描绘的并不是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而是一个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可能会如何构想，以便传达他坚定地从事社会主义活动的理据。”（同样，对布洛赫而言，可沟通性是区分白日之梦与夜晚之梦的关键特征）古德指出，乌托邦是“梦想的集体化”，是公共的梦想。最后，他认为《乌有乡消息》并没有发挥这一作用。尽管此书提出了革命过渡，它在莫里斯自己的时代未和政治活动发生关联。这一过渡没有得到充分解释，同时“梦的集体性没有与当下可能的集体性建立关系”，而这正是乌托邦应该做的。格特·于丁（Gert Ueding）对布洛赫立场的阐述也包含了关于文学作用的类似观点：

作为乌托邦的文学通常会侵蚀想象中的崭新现实之体验所具有的力量……此外，与之相关的时间点是未来。然而，它并没有为了用轻飘、空洞的自由来代替必要性的压迫而退出现实原则。相反，它有意地测试人类的可能性，保存人类对幸福的需求，并且游戏般地预测那些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但却充斥于人类的梦想、宗教或世俗愿望的东西。在这个定义上，文学活动成了梦想工厂的特殊形式。

古德对《乌有乡消息》的最终评价是批判性的，呼应了威廉斯有所保留的态度。过渡的弱点意味着，尽管它真切地传达了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价值观，但这些“很难说是一幅拒绝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并加以翻转之后所制定的价值构成的图景”。最后，面对看似不可克服的困难和无法实现的愿望，这本书“与其说是乌托邦，不如说是对痛苦的清醒记录”。

阿邦索认同古德的中心论点，也认为《乌有乡消息》以及所有乌托邦的重要性既非对社会安排的描述，也不是社会安排在某些情况下的模糊或缺失，而在于对价值观的探索。他反对恩格斯所宣称的科学与乌托邦的对立，而这一问题的关键依然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的批判是特定的政治判断，不一定与一般的乌托邦模式相关。莫里斯被宣称为乌托邦共产主义者，而那些试图将他的思想简化为马克思主义真理之诠释的尝试（比如梅耶尔）则被斥为闭门造车和理论打压。对阿邦索而言，莫里斯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真正问题所在，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应该批判莫里斯，而是他们是否应该批判马克思主义。

阿邦索进一步认为，从1850年代起，乌托邦书写的性质就变成了“启发性的”而不再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从构建字面意义的蓝图转变为以价值观而非制度为重点的、更具开放性和探索性的工程。《乌有乡消息》的目的，是为了“在幻想的形式中体现另一种生活方式所勾勒出的另类价值”——这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也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而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富有想象力的构建。它并非旨在提供一种社会模式或其他任何目标。重点不在于个人是否接受制度安排，而是乌托邦式的试验让现实的性质不再理所当然：

在这样的冒险中，两件事情发生了：我们的惯常价值观（资产阶级社会的“常识”）被弃之于混乱，而我们进入乌托邦特有的新发现的空间：欲望教育。这和通向既定目标的“道德教育”不同；相反，它为渴望开辟道路，“教欲望去欲望，欲望更好，欲望更多，最重要的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欲望”。

 这里声称的乌托邦之关键功能正是布洛赫同样加以强调的教育。欲望教育是让乌托邦的抽象元素逐渐被具体成分取代、让期望主导补偿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乌托邦虽不表达欲望，却使人们努力理解什么是人类自我实现之必须，一个与其日常生活相当不同的，更加广阔、深沉而高扬的愿望。因此，作为对异化的批判，《乌有乡消息》不仅要求我们思索一种替代性社会，而且邀请我们体验完全把握我们自身的人性意味着什么——一种布洛赫称之为由艺术作品的“完成时刻”给予的体验。

在1976年的后记中，汤普森大量援引了阿邦索和古德——尤其是前者——来阐明和发展他对莫里斯的解读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之间的一般关系。这一辩论远不局限于如何正确评价莫里斯，而发展为一个宏大而普遍的问题：

“

可能涉及的是……充满想象力的乌托邦禀赋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居于从属地位的整体问题：它缺乏对欲望的道德自我意识甚至是关于欲望的词汇，无法投射任何未来的图景，或甚至倾向用功利主义者的人间天堂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来取而代之……维护莫里斯的乌托邦主义可能同时也是维护乌托邦主义本身，并让它再次自由地行走于世，免于羞耻，亦免于对背信弃义的指控。

”

 布洛赫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可能涉及的是……充满想象力的乌托邦禀赋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居于从属地位的整体问题：它缺乏对欲望的道德自我意识甚至是关于欲望的词汇，无法投射任何未来的图景，或甚至倾向用功利主义者的人间天堂也就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来取而代之……维护莫里斯的乌托邦主义可能同时也是维护乌托邦主义本身，并让它再次自由地行走于世，免于羞耻，亦免于对背信弃义的指控。

汤普森的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是互补和相互必需的。这种关系的确切性质与布洛赫的假设有微妙的不同。汤普森希望将莫里斯视为乌托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且“这两个词之间没有连字符或对立感”。布洛赫认为乌托邦是一个既有的但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类别，汤普森却认为，“莫里斯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本身重新排序的过程中才能被马克思主义吸纳” ——一种远离经济主义的重新排序。当然，布洛赫的命题所需要的正是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排序。但对于汤普森来说，即使是重新排序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全吸纳，因为乌托邦和马克思主义的“运作原则”是不同的。乌托邦是欲望的领域，马克思主义则属于知识，“人不可能让知识吸纳欲望”。乌托邦和马克思主义需要辩证地关联在一起。这当然正是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暖流和寒流的评价，两者分别代表激情和分析这两种不同的走向。当汤普森写到马克思主义需要“停止分派一些分析，以治疗欲望的弊病”时，这一区别即被重申。对布洛赫来说，这一充满问题的关系位于马克思主义内部，而对于汤普森来说，它位于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之间；但问题和关系是一样的。

形式、功能和内容

纵观这些关于莫里斯意义的辩论，甚至当汤普森最终面对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关系的一般问题时，乌托邦这一术语的使用都是松散和未经定义的。将莫里斯定位为乌托邦主义者，正是因为他创作了《乌有乡消息》。对于那些视此书如珍宝的人和那些把它看作“醉酒后的多愁善感之作”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后者不仅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个蔑称来自于极端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乌托邦被认为是一种特定的形式。梅耶尔确实说过，“在某种程度上，乌托邦是一种具有特定形式的文学流派”，由此检视了这种形式对莫里斯的影响。但整体而言，这个词被相当广泛地使用，以指代贯穿莫里斯社会主义著作中的未来社会形象。汤普森也似乎将乌托邦视为未来形象的建构，但本质上更是一种欲望的投射——所以不仅提到了形式，还追溯了其本体论始源。

然而，最清晰的论点与乌托邦的功能有关，它不仅仅是欲望的表达，更是对欲望的教育。乌托邦不仅会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进行虚构的描绘，还会主张一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通过它们对整体生活方式的影响而得以间接传播，使乌托邦在经验而不仅仅是感觉层面上运作，鼓励一种不必这样、可以是那样的观念。乌托邦与资产阶级的常识相矛盾，促成了“从必然王国到想象的自由王国”的飞跃，“在这个王国中，欲望事实上可能象征着选择，或将自身规定为必需”。然而，在这些讨论中，乌托邦的终极功能并不明确。和曼海姆的著作一样，对于乌托邦在成为行动时倾向于打破当时盛行的事物秩序这一说法，并没有定论。然而，欲望教育显然对自身没有意义，如果乌托邦的功能是欲望教育，那么欲望教育的功能就是让乌托邦成为现实。和布洛赫的看法一样，乌托邦同时具有表达、教育和改造的功能。威廉斯在一篇与汤普森的后记大致同时出现的文章中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同样援引了阿邦索。威廉斯在文中主张，造就乌托邦的并不仅仅是他者的特性，而是变革的成分，需要联接并承继当下。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式变革，与科幻小说相反，是一种源自意愿的变革，而不是由技术变革或外部环境的改变引起的变革。

雷蒙·威廉斯和他的《文化与社会》

不过，马克思主义式分析对变化的特别关注又一次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一些梦也许有助于斗争过程，其他的则可能会抑制它。因此，和曼海姆一样，威廉斯认为天堂的图景和福人岛的故事并不是乌托邦，大多数科幻小说也不是，而在莫顿看来如此重要的乐土，只能勉强算在内。威廉斯认为，莫里斯的乌托邦以及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的《东欧的另一种可能》（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最有价值之处是承认了发展新的需求、条件和社会关系的长期过程。然而，威廉斯并不完全用功能定义乌托邦，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乌托邦都是变革性的，即便最好的乌托邦是如此。乌托邦既有系统性的，也有启发性的（《乌有乡消息》是后者的一个极端例子），两者各有优劣。启发性乌托邦的潜在弱点是，它“有可能沦落为孤立和感伤的‘欲望’，一种与异化并存的模式”。乌托邦或许确实具有变革和解放的功能，但它也可能只是补偿性的；是一种天马行空却不任性妄为的思考。同样，正如布洛赫对抽象和具体的乌托邦并不赋予同等价值，汤普森也坚持认为不是所有的乌托邦推想都是有用的：

为乌托邦主义辩护……当然不是说任何……乌托邦作品都和其他的一样好。 “欲望教育”没有超越对感官和感觉的批判，尽管批判的过程必然更接近于文学创作而不是政治理论的构建。有的“梦想”方式受到规训，有的则不受规训，但规训来自于想象力，而非科学。

区分乌托邦的补偿性和变革性功能的必要性，导致了一种摇摆不定甚至有时全然自相矛盾的立场。例如，威廉斯既认为变革冲动是乌托邦的特征，又认为巴罗不是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通过“条件和需求的转变过程”思考。佩里·安德森同意对巴罗的积极评价，但对他不是乌托邦主义者的论断不予苟同：

巴罗的思想可以被描述为乌托邦主义，而无须附带贬斥。一般来说，表现一种在品质上超越当下限制之未来的历史能力，在改造可以想象的状况——他者和后继解放的状况时，通常涉及超越可实现性的限制……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可能具有乌托邦倾向。

乌托邦“积极”和“消极”功能之间的区别通常回归到内容问题。乌托邦这一术语在贬斥未来图景的意义上得以保留，这样的图景因内容或未能解释过渡的可能性而不具备变革的力量。

在进行这些评价时，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倾向于把投射出的未来作为蓝图，而不是对价值观的探索，并相应地对它们展开评估，而且忽视了经验层面的欲望教育。因此，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通过重新发现莫里斯已经达成了某种和解，仍然有人担心乌托邦式的投射可能会转移和误导而非鼓励政治活动。莫里斯自己非常清楚这个问题。一方面，他认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景应被高扬在眼前，为大众需求指明方向。另一方面，他意识到，这个愿景本身可能致使抱负和政治斗争误入歧途，或者完全脱离斗争，并“被置于乌托邦主义的荒芜之地”。他很清楚，《乌有乡消息》不是对未来的计划，因为它不可能与当下有足够的想象距离：“不可能为未来社会拟定一个计划，因为没有人可以超越时代的限制。”因此，“他未来的宫殿只能由强加于他的愿望造就，这些愿望来自于他所处的环境和关于过往生活的梦想，而梦想本身或多或少都是不切实际的想象。”任何乌托邦，包括他自己的，都带有字面意义上的危险——对那些追逐它或拒绝以其为目标的人而言都是危险的。他质疑《回顾》，不仅因为其内容令他生厌，更因它被描述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标。这一观点大致如下：

这类书中有某种危险：双重危险；答案所适用的对象会有一些情绪，那我们该如何生活呢？对一些人来说是愉快和满意的，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不愉快和不满意的。前者的危险是，他们会接受它所有必然存在的错误和谬论（这种书里一定到处都是），作为事实的结论性陈述和行动的规则，这将使努力变成徒劳。对后者的危险是……他们会接受其猜测，视之为大势所趋。如果那就是社会主义，我们可不会助其一臂之力，因为它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希望。

一方面需要愿景来激发和动员，不是简单地表明欲望，而是表达和创造希望；另一方面，这种愿景表达了希望，却又没有实施变革的意志和力量，反而造成了误人子弟、堕人心志的危险。这种矛盾心态主导着马克思主义对乌托邦的回应。乌托邦是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推想，无论是用文学还是其他形式表达。它的功能最好不过协助过渡到这个未来，最坏不过是无意中阻止它。因此，我们需要区分好的和坏的乌托邦，让欲望听从规训（汤普森），或区别抽象与具体的乌托邦（布洛赫）。通过布洛赫和汤普森的著作，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乌托邦的拒斥被弱化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认为梦想是超越我们现有悲惨状态所必需的活动，这种梦想具有教育和改造的双重功能；改造的目的是超越异化；艺术可以预示这种体验（布洛赫），并且为其实现奠定基础（莫里斯）；即使没有包含在马克思主义中，这些论断至少也与其兼容，并且是必要的附属物。

马克思主义、浪漫主义和乌托邦

上述对乌托邦的正名有赖于这样的假设：欲望教育和替代性常识由此得到的发展对于社会改造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实际上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葛兰西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意味着这一观点深受同情，但这种立场显然不可能免于批评。经济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可能会认为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之辩是理想主义的废话，并偏好寒流的醒神冷水。另一些真正的问题，由佩里·安德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论争》（Arguments Within English Marxism）中提出（可能夸大了）。安德森承认，“莫里斯的乌托邦主义代表了一种道德想象的壮举，它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无迹可寻，被恩格斯无故忽视，又被晚近的马克思主义不加理会地抛弃”；但对汤普森关于欲望与知识之辨以及欲望教育的观点，他持批判态度。

佩里·安德森

安德森为莫里斯的乌托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它的嫌弃提供了历史解释。首先，莫里斯的作品不仅代表着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结，也是莫里斯个人生活特征的成果——安稳的财产、多元化的技能和创造性的工作——因此《乌有乡消息》代表着“对莫里斯个人生活状态的集体再评估（collective transvaluation）”。然而，这是通过颠覆当下，重视体力劳动甚于脑力劳动，将智性生活边缘化来运作的，尤其是用一种“持续压制资本主义历史”的方式投射未来。安德森像梅耶尔一样从文学的角度理解《乌有乡消息》，以马克思主义来加以衡量，认为它还不合格。莫里斯缺乏影响力的原因不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而在于这部作品的内容、形式和出现的时机。尤其是在1917年以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不再局限于推测性理论，而发展为实验性的实践”，同时，“19世纪乌托邦所表达的对另一种人类秩序的深切渴望，现在和‘想象力几乎同样丰富’的苏联社会紧密相连。”（因此安德森呼应了莫顿，但他意识到这一认同中的错觉）到1950年代仍然是如此，而且，因为与对技术和经济增长的普遍重视背道而驰，莫里斯作品本身就变得无关紧要。因此，是历史语境导致了对莫里斯的忽视，而不是马克思主义面对乌托邦主义本身时的无能。尽管不是非常有说服力，安德森试图论证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乌托邦主义。他给出的例子包括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但没有布洛赫），特别是巴罗，后者的作品被描述为“一种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形塑，超越了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对立”。

如果认为，正是安德森所描述的历史环境使得一种对个人价值实现的社会基础这一根本问题无动于衷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值得商榷。不过，汤普森声称，乌托邦和马克思主义的运作原理有本质区别，以至于即便马克思主义能够“重组”，二者仍会泾渭分明。这有力地支持了安德森的主张，即这是一种本体论而非历史性观点。汤普森和布洛赫的确都认为乌托邦主义始于一种本体论，尽管其表达形式受到社会制约。虽然希望和欲望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且取决于历史条件，其根源在于人性的本质特征。即使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也未必是不合理的；甚至马克思本人也曾经使用过假定某些方面与生俱来的人性模型。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乌托邦背后的基本力量并不欢迎历史解释，即便乌托邦的形式和内容无疑如此。

因此安德森批评了汤普森将欲望和知识之间的根本对立视作人类文化的必要和非历史方面的观点；他认为，汤普森在《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中以同样的方式把价值观和感觉置于理念的对立面。安德森极力反对的正是这种类型的欲望，他把那句“教欲望去欲望，欲望更多，最重要的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欲望”斥为“巴黎人的反理性主义”（但诚如所见，很难说只是巴黎人如此）。

这个仇外称呼背后的异议值得认真考量，因为虽然它可能不是不理性的（irrational），却显然是非理性的（non-rational）；问题的关键在于，知识和分析的“理性”范畴无法容纳人类经验，我们必须考虑其非理性方面。然而，非理性和不理性可能很难区分。欲望并不必然导向乌托邦，反乌托邦大军对这一点的偏执程度远甚于其观点的精确性。对于经验和感受的强调是布洛赫的完成时刻、曼海姆的千禧年狂喜、阿邦索的欲望教育和索雷尔对自我的英雄式迷恋的共性，这确实具有危险性；就索雷尔而言，他与法西斯主义的紧密关系毋庸置疑。但布洛赫和汤普森都清楚地认识到了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何乌托邦不是对欲望的简单表达和追求，而必须承担对欲望的教育；对经验和感觉重要性的强调贯穿汤普森和威廉斯的著作，但更多地呈现为需要理解和服从于理性规训的信息，而不是所要追寻的目标。正如先知所言，激情应以理性为指导。事实上，尽管我们可以想象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却很难想象（除了黑格尔之外）任何理性和不理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索雷尔

更有趣的是，安德森认为思想和情感的两极分化本身就取决于历史：因此欲望与知识在运作原则上的区别重申了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对立，这种对立在他看来体现于《乌有乡消息》，无疑也在《乌有乡消息》和《回顾》的对比中反映出来。对于安德森而言，真正的进步是取代这一对立——他在当时巴罗的《东欧的另一种可能》中看到了这一点，但从巴罗后来的学术生涯来看，这一观点很难站得住脚。无论安德森如何批评汤普森，他从根本上同样认为，这种综合是必要的——而且，由于对立是历史偶发而非与生俱来，综合也是有可能的。

正是由于莫里斯的乌托邦聚焦于经验并包含退步成分，莫里斯以及汤普森、阿邦索、古德和布洛赫都被指控为浪漫主义。但为什么会“指控”？浪漫的反资本主义不仅是莫里斯也是马克思的革命承诺的主要源泉，而异化的概念提供了经济结构分析和人类经验之间的连结。论证异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概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切断这种关联的方式去诠释异化时，它也有可能不再属于马克思主义。因此，迈克尔·洛伊（Michael Löwy）认为：

“

马克思的个人观点既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功利主义，而是在一个全新的、批判的和革命性的世界观下对二者的扬弃。既不为资产阶级文明辩解，也不会对其成就视而不见，他的目标是更高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的形式将会整合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一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文素质——以及为人类生活的发展和丰富开辟一个全新的、无限的领域。劳动作为自由、非异化和创造性活动的新概念——相对于机械性产业劳作的枯燥而狭隘的辛劳——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核心特征。

”

马克思的个人观点既不是浪漫主义，也不是功利主义，而是在一个全新的、批判的和革命性的世界观下对二者的扬弃。既不为资产阶级文明辩解，也不会对其成就视而不见，他的目标是更高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样的形式将会整合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一些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文素质——以及为人类生活的发展和丰富开辟一个全新的、无限的领域。劳动作为自由、非异化和创造性活动的新概念——相对于机械性产业劳作的枯燥而狭隘的辛劳——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核心特征。

看来，似乎只要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之间的关系存在问题，它就不会执着于我们是否应该思考未来。尽管往往以这种形式出现，但由于它是由误解导致的，也就相对容易处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未来；更具体地讲，我们应该如何思考感觉和经验。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对立表现为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知识与欲望、思想与感觉的对立。在浪漫主义与功利主义方面，洛伊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克服了这一对立，汤普森认为莫里斯做到了，安德森则以巴罗为然。在知识和欲望、寒流和暖流方面，汤普森和布洛赫都推崇其辩证关系，而对克服其间差异和张力的综合不作要求。如果某些作者设法综合二者，其成果将十分脆弱，时刻处于分崩离析的危险之中。

 本文节选自《乌托邦之概念》第五章

基本信息

《乌托邦之概念》

作者: [英]鲁思·列维塔斯 
出版社: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译者: 李广益 / 范轶伦 
丛书: 雅理译丛

目 录

学生版序言

初版致谢

导 论

第一章 理想共和国：正在形成的传统

第二章 空中楼阁：马克思、恩格斯与乌托邦社会主义

第三章 神话动人：乔治·索雷尔和卡尔·曼海姆笔下的乌托邦与社会变革

第四章 乌托邦希望：恩斯特·布洛赫与拯救未来

第五章 欲望教育：重新发现威廉·莫里斯

第六章 美国梦：赫伯特·马尔库塞与心灵改造

第七章 百花齐放：当代乌托邦研究

第八章 未来完成：乌托邦的再理论化

主要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雅理译丛》编后记

明日推送

孟繁华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乾嘉学派” ——以洪子诚、程光炜、吴俊等的研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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