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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 | 弗里德里克·杰姆逊:乌托邦的变种

2017-07-17 杰姆逊 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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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常常发现,区分乌托邦形式和乌托邦愿望是十分必要的:前者指形诸文字的书面文本或文学形式,后者指日常生活中所察觉到的乌托邦冲动及由特定的解释或说明的方式所实现的乌托邦实践。詹姆逊认为,乌托邦这一名词以不同的斗争形式又一次出现在今天的生活中:整体的社会运动已在努力实现乌托邦景象,并以乌托邦的名义建立组织,发动革命,此时亦应将政治实践也列入乌托邦冲动及解释的行列。就像恩斯特·布洛赫所指出的,乌托邦的全部意义,远远超过它所有文本的总和。乌托邦冲动支配了提前定位在生活和文化中的所有内容,并包罗一切:从游戏到专利药品,从神话到大众娱乐,从肖像画到技术,从建筑到性爱,从观光旅游到玩笑和无意识。布洛赫同时也揭示了当乌托邦冲动在未为人知的地方被隐藏或压抑的时候,其自身的运作方式。

在布洛赫思考的基础上,詹姆逊提出应该在象征的意义上思考乌托邦冲动及其解释学。他将布洛赫的成果重新组织成乌托邦内容的三个层次:身体,时间和集体性。相应地,有关乌托邦冲动实施的乌托邦讽喻文学分为以下层次:总体性(神秘解释学的)、暂时性(道德的)、身体(讽喻的)、乌托邦实施(文本)。










































































































































































我们常常发现,区分乌托邦形式和乌托邦愿望是十分必要的:前者指形诸文字的书面文本或文学形式,后者指日常生活中所察觉到的乌托邦冲动及由特定的解释或说明的方式所实现的乌托邦实践。但既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乌托邦这一名词以不同的斗争形式又一次出现在今天的生活中:整体的社会运动已在努力实现乌托邦景象,并以乌托邦的名义建立组织,发动革命,那为什么不将政治实践也列入上面的行列呢?无论如何,判断定义的无效性,可以由它们把前面目录中所提到的全部范围排除在外的方式来衡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上文提到的目录具有一个方便可行并且不可或缺的起点:这就是托马斯·莫尔最早的文本(1517)。这一文本几乎和绝大多数标志着现代性的革新(如征服新世界的力量,马基雅维里和当代政治学,阿里奥斯托和现代文学,路德和现代意识,印刷术和现代公共领域)同时出现。两个相互关联的文学形式的诞生几乎有着奇迹般的相似:以1814年出版的《威弗莱》为标志的历史小说和科幻小说[不管其开端被认为是同时期(1818)出版的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还是1895年威尔斯的《时间机器》]。

 

托马斯·莫尔


这些体裁上的起点总是以某种方式被后来的发展囊括或扬弃,至少在乌托邦小说从空间到时间,从外星旅行到参观未来世界的著名变迁中正是如此。但这种文学形式最独具一格的特点在于其显而易见的互文性:很少有其他的文学形式敢如此大胆地断言自己既是正论又是反论。也很少有其他文学形式在其每一种新变化中都如此坦率地要求互相参考和争论:谁能够不知道贝拉米就读懂莫里斯呢?或者不读莫里斯就懂贝拉米呢?所以每一个单独的文本事实上都负载了整个传统,并以加入的每一点新内容不断地重组和修改着传统本身。同时,每一个文本也都将成为这一巨大高级有机体中一个微小的代码,就像史德普顿笔下那些有感觉的外星生物所形成的有思想的集合体一样。

 

然而,恩斯特·布洛赫以其毕生的事业提醒我们,乌托邦的全部意义,远远超过它所有文本的总和。布洛赫提出,乌托邦冲动支配了提前定位在生活和文化中的所有内容,并包罗一切:从游戏到专利药品,从神话到大众娱乐,从肖像画到技术,从建筑到性爱,从观光旅游到玩笑和无意识。作为专家,韦恩·赫德森将布洛赫的作品总结如下:

 

在《希望原理》中,布洛赫对那些描述和梦想更好生活的人类愿望做了一个史无前例的调查。此书从一些琐碎的梦想开始(第一部分),接着展示了布洛赫关于期盼意识的理论(第二部分)。在第三部分,布洛赫将其对于乌托邦的解释应用到了以反映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希望图景中:即应用到无所不在的乌托邦氛围中,它涉及新服饰,广告,漂亮的面具,插图杂志,三K党徒的装束,每年节日市场和表演的过度兴旺,童话故事和低级无聊小说,神话和旅行文学,古董家具,遗迹和博物馆,舞蹈中的乌托邦想象,舞台哑剧,电影院和剧院。在第四部分,布洛赫转向了建立希望中的丰裕世界和各种各样关于“更好的世界的构想”的问题。在分析了表达期盼愿望的风景画、戏剧和诗歌之后,他花了400页来从医疗、社会、技术、建筑和地理方面分析乌托邦;然后是柏拉图、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和康德的乌托邦观点,以及暗含在要求和平和闲暇的喧嚣运动中的乌托邦主义。在最后的第五部分,布洛赫又开始关注对满足时刻的刻画,因为这一时刻表明了它和期盼意识的基本假设之间的同一性。他再一次设定了一个广阔得令人吃惊的范围,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幸福和危险的经验;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问题;青年歌德的作品,《唐璜》,《浮士德》,《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戏剧;音乐中的道德和激情;反抗死亡的希望图景,以及人们不断增长的对宗教神秘内容的关注。(见韦恩·赫德森的《恩斯特·布洛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纽约,1982年版),第107页。)


我们马上将回到布洛赫;但很明显的是,他的著作已经引起了解释学上的问题。布洛赫的说明准则十分有效,它显示出了当乌托邦冲动在未为人知的地方被隐藏或压抑的时候,其自身的运作方式。但是,在此种情况下,这种蓄意的、完全自觉的乌托邦规划将遭遇到什么呢?它还能被当成那些更深层的、更原初的东西的无意识表达吗?已经假设了不需要解码和重解的布洛赫的未来哲学和解释过程自身又会面对什么呢?不过,乌托邦的解释者常常不是乌托邦的设计者,布洛赫并没有构建出任何一个乌托邦。当弗洛伊德在释梦学上寻找先行者的时候,他也曾面临同样的解释学困境。不过,弗洛伊德最后确立了一个不明确的原始部族,对于他们而言,所有的梦都具有性含义——除了那些公然和性有关的梦,这些梦境代表了其他意义。

 

恩斯特·布洛赫


因此,对于莫尔最早的作品,我们最好提出两条不同的继承脉络:一条是希望实现乌托邦计划,另一条则是在不同的表现形态和实践中找出略显隐晦但却无所不在的乌托邦冲动。第一条脉络是系统性的,当它旨在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时,它包括了革命性的政治实践以及文学形式中的书面操练。当具有自觉意识的乌托邦从所谓的目的性群体的社会秩序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它也表现出了系统性;当试图将新的空间总体性投射到城市审美中时,情况也是一样。

 

另一条继承脉络更加晦涩也更加不同,它适合于那些可疑的、模棱两可的情况:自由改革和商业幻想,无处不在的骗人的但却诱惑十足的欺诈,所有的这些情形中,乌托邦不过是意识形态的引诱和钓饵罢了(给予希望毕竟也是最冷酷的欺诈游戏和推销艺术的基本原则)。尽管如此,还是可以鉴别出一些更加明显的形式:例如,政治和社会理论,甚至尤其是那些以现实主义为目的或试图避免一切乌托邦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粉碎社会民主和“自由的”改革,哪怕它仅仅只是隐喻式的社会总体的改革而已。并且,当我们认为城市是乌托邦映像的基本形式的时候(也当我们认为乡村的形成是宇宙的缩影时),也许我们该找个地方造个单独的建筑来纪念乌托邦的贡献。这个纪念物虽不可能是整个城市,但也代表了它。这样的例子表明,应该在象征的意义上思考乌托邦冲动及其解释学:这样,我们就可以立刻将布洛赫的成果重新组织成乌托邦内容的三个层次:身体,时间和集体性

 

《希望原理》


然而,这两条脉络之间的区别却导致了某种危机的存在,即纵然它的目的在于揭示不真实中所蕴含的深层的真实性,它还是有可能重新唤起一个陈旧的、备受争议的哲学目标:区分真实与不真实。它是不是真的不准备复兴古代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关于真实欲望与虚假欲望、真实快乐与虚假快乐、真正的幸福满足和假想的幸福满足的研究呢?在这些时候,比起真实,我们更愿意首先相信幻想。因为我更倾向于这个最新的、更加后现代的立场,并避免在修辞学上用自发自觉来反对非自发的对立面,我决定用更多空间术语来提出上面的区分。因此,正确的乌托邦计划及实现关系到封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以也关系到总体):这是不是罗兰·巴特所观察到的萨德的乌托邦主义呢,即“封闭使系统或想象的存在成为可能,它也使此处成为他处”?

 

但这个前提会导致一系列重大的结果。当然,在莫尔那里,封闭是由乌托邦的建造者们在岛屿和大陆之间所挖掘的巨大沟壑造成的,它在首要的意义上使乌托邦的存在成为可能:马基雅维里后来将其理解为乌托邦对外政策上所显示的一种根本的脱离。当然,它的对外政策还包括贿赂、暗杀、雇佣等其他真实的政治形式。这种彻底的脱离阻挡了普遍的兄弟友爱和自然律法等所有基督教观念,并以一种卡尔·施密特所谓的强制的方式在他们和我们、敌人和朋友之间设立了根本性的差异,它也成为后来一切不同于贝拉米的“世界国家”的乌托邦的某种共有特征:它见证了赫胥黎的《岛》的悲惨命运,也为像斯金纳的桃源二村社区和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那样不同的情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预防。

 

阿道司.赫胥黎


总体性正是封闭和系统的这种结合,它意味着独立自治和自给自足,并将最终导致他性或上文已经提到过的根本的、不相容的差异。我们后面将再回到这一点上。然而,也正是总体性范畴决定了乌托邦的实现形式:乌托邦城市,乌托邦革命,乌托邦公社或村庄,当然还包括乌托邦文本自身。在这一切当中所存在的根本性的、不受欢迎的差异更加合法化,也更符合审美地满足了文学形式的要求。

 

很清楚的一点是,借助于在形式多样性上有所缺乏的定义,布洛赫的乌托邦冲动被打上了总体性形式和范畴的印记。在此,我们更应该关注讽喻的作用。乌托邦形象正是通过这种作用进入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也由此,乌托邦得到了一种常常是无意识的,但却不断增长的额外的快乐,而这种快乐,与其实用价值和正式满足毫无关系。所以,解释学过程是一个分两步走的方法。第一步,经验片断背离了诸如美丽、整体、活力和完美等存在的象征形象,只有借助于这些将在后面被肯定的形式,乌托邦欲望才能从本质上被表达。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布洛赫经常使用经典的美学范畴(从根本上讲,它们本身也是神学范畴),就此而言,他的解释学也可以被理解为德国唯心主义美学的某种最终形式,它在20世纪晚期和现代主义中消亡。与卢卡奇相比,布洛赫有着更丰富也更多样的尝试,他试图将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现代主义及现实主义文本和新古典主义文本全部融合进他的乌托邦美学:但后者完全汲取了后现代主义和非欧洲的大众文化品位,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提出要用一种新的、三重分析的方式(身体、时间和集体性)来重新组织他的大量作品,这样才能更符合当代讽喻文学的层次。

 

卢卡奇


在对身体的关注中,唯物主义已经是无所不在,它希望能够矫正在这一体系中徘徊不去的唯心主义和唯灵论。然而,乌托邦的身影是四处游荡的,它甚至附身在日常生活中最无关紧要、最不惹眼的事物上,如阿司匹林、腹泻剂、除臭剂、器官移植、整形手术以及对被美化的身体所做的各种许诺。这些乌托邦的增补物们,不论是冷静而功利主义的,还是令人疯狂而上瘾的,都是我们所有按量配给的日用品中乌托邦式的多余物,它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我们的消费实践。布洛赫认为,这些增补物现在又重新加入了诺思洛普·弗莱所说的布莱克式的与天空相映成辉的永恒身体的神话中。同时,这些意象的永恒性的次要意义在于,它迫切地驱使我们向前经过一个暂时的层次,最终在永恒的共同体中成为真正的乌托邦。这些共同体或者像萧伯纳的《回到玛士撒拉》那样具有超自然的寿命,或者像伯尔曼的电影《萨杜斯》(1974)那样不朽,在随之而来的乌托邦视角的日益式微中,它们意味深长地为反乌托邦主义者提供了素材:萧伯纳的长寿的老人们最终乏味地自杀,玛士撒拉中心的居民也厌倦了无性的状态。其间,自由政治家们将这种特殊冲动的一部分融入了可以提高医疗研究和普遍健康氛围的政治平台,尽管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似乎对右派、富人或特权阶层更为有意义,他们幻想通过器官交易或可能的返老还童的技术治疗来实现。从日常生活的街道、居住工作的房屋,到古代城市所反映的物理宇宙,物质的先验性在空间领域内有着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但是短暂的肉体生命已经在乌托邦冲动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乌托邦冲动是作为哲学家的布洛赫首要关心的,他认为这个独特的维度是所有传统哲学的盲点,它抨击了一切固执地执着于过去、童年和起源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如柏拉图的回忆。他特别展开了与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争辩。相比之下,布洛赫和萨特的交锋多于他和海德格尔的,因为对于萨特来说,未来是一种实践和方案,而海德格尔则认为未来是对必死性和真正死亡的一种期盼。布洛赫和马尔库塞也迥然不同,原因是马尔库塞的乌托邦体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托柏拉图,还完全借重普鲁斯特,认为最根本的是以幸福回忆和从堕落的现实中逃离出来的方式来达到乌托邦式的满足,并为乌托邦本身提供了个人和政治动力的“长久储备”。

 

马尔库塞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一点上,对于短暂性的讨论会分化成两条有关存在经验(回忆是其中的支配力量)和历史时间的路径,它们同时深刻地质问着将来。我认为,正是在乌托邦中,这两个维度重新统一了起来,存在性的时间被置入了历史时间中。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历史时间同时也是时间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尽管(资产阶级)个体性的丧失的确是反乌托邦主义者的重大主题之一,但如果就此认为这种个人时间和集体时间的合并会使主体性黯然失色,却是没有必要的。不过,伦理上的去个人化是所有宗教和大多数哲学的目标;可个人生命的先验性在科幻小说中却有了极其不同的表现,对历史本身无比冗长的短暂节奏而言,它常常成为一种个体生物学上的调整。因此,金·斯坦利·罗宾逊的火星殖民者们的生命时间被延长了,这使得他们可以和长时段的历史进化保持更为明确的一致。正如他的架空历史小说《米盐年代》中不断转世重生的手法,也为一次又一次进入历史和发展的长河提供了可能。不过,按照罗兰·巴特提出的乌托邦表达的主要征兆,日常生活经验正是将个人时间和集体时间等同起来的第三种方法:“乌托邦的记号,存在于每日的生活中。”当个人时间和造成历史分歧的动力,以及由连续不断的瞬间组成的日复一日的生活允许存在退回到集体空间(至少是在乌托邦的世界里)的时候,死亡就被划分为世代交替,而不是生物学上个体生命的消亡。

 


同样地,史德普顿的旅行者,虽然存在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说的不确定的时间当中,却仍然将其他的个体及他们的暂时性结合成一种集体经验。对于这种集体经验,我们没有现成的语言学和比喻范畴来描述,只能以其自身来表达。它标注出了乌托邦冲动的暂时实现是怎样向其最后形式发展的,而这一最后形式即总体形象:

 

不应该假设这种奇怪的精神共同体遮蔽了个人探索者的个性。人类语言中没有准确的术语来描绘我们这种特殊的关系。如果说我们丧失了我们的个体性,或说我们的个体性消解在共同的特性中,就如同说我们一直是单独的个体一样,都是不正确的。虽然代词“我”现在可以用来指我们全体,代词“我们”也可以指一样的范畴。一方面,就意识的统一体而言,我们的确是唯一的经验个体;但同时我们也以一种重要的、令人愉快的方式,区别于其他个体。尽管只有一个唯一的、共同的“我”,但也可以说有一个多重的、不同的“我们”,这是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由分散个体组成的集体。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对整个探索事业做出独特的贡献。而当所有这些个体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了一个由微妙的个体关系构成的组织。(见奥拉夫·史德普顿《最后和最初的人/明星制造机》(纽约,1968年版),第343页。)


在这一点上,乌托邦冲动的表达已经竭尽所能地接近了现实表层,不过它并没有变成有意识的乌托邦方案,也没有忽略我们称之为乌托邦计划和乌托邦实现的另一条发展线索。乌托邦实施的早期阶段仍然受困于个体经验的局限,然而这意味着总体性范畴是没有边界的——我们已经暗示了其封闭的结构性要求,下文我们还要回到这一点上面。

 

不过,这足以让我们明白,如果没有具有自觉性的乌托邦政治,总体性掌握的只是乌托邦不同的消极表现形式,它们所带来的威胁和那些个人利己主义及特权是不一样的。自我陶醉无疑是上面两者的共同特点:但在各种各样的排外主义和种族群体的实践中,集体性的自我陶醉是最容易被发觉的。在别的文章里我将试图解释为什么说前面所提到的群体行为其实都是具有乌托邦冲动的。布洛赫的解释学不可以用来作为这些畸形的乌托邦冲动的借口,但却可以借以思考一种政治博弈。这种政治博弈的力量可以被揭露的过程所攫取,并以一种类似于弗洛伊德的治疗(或者拉康的欲望重构)的方式被意识所解放。也许这会是一个危险的、有误导性质的希望;不过,我们要先将它悬置,因为我们要再一次先忽略有自觉意识的乌托邦的建构过程。

 

因此,有关乌托邦冲动实施的乌托邦讽喻文学的层次可以表达如下:

 

总体性(神秘解释学的)

 

暂时性(道德的)

 

身体(讽喻的)

 

乌托邦实施(文本)



本文节选自《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


本书

目录

第一部分:乌托邦欲望


引论:今日的乌托邦

1乌托邦的变种

2乌托邦孤岛

3托马斯·莫尔的体裁视窗

4乌托邦科学与乌托邦意识形态

5大分裂

6如何满足愿望

7时间的屏障

8未知性的命题

9迥异的身体

10乌托邦及其对立

11综合、讽刺、中和及真理时刻

12通向恐惧之旅

13被瓦解的未来


第二部分:思维尽处


1傅立叶,或本体论和乌托邦

2科幻小说中体裁的不连续性:

布莱恩·奥尔迪斯的《星河战队》

3勒奎恩笔下的世界缩影

4进步与乌托邦:我们能想象未来吗?

5太空体裁的科幻:冯达·麦金太尔的《等待的流亡者》

6科幻小说的空间:范·沃格特的叙事

7作为阶级斗争的长生

8纪念菲利普·K.迪克

9哈米吉多顿之后:《血钱博士》中的角色体系

10菲利普·K.迪克的历史和拯救

11全球化中的恐惧和厌恶

12"如果我能找到一座善良的城市,我将宽恕整个人类":

金·斯坦利·罗宾逊"火星三部曲"中的现实主义和乌托邦


致谢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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