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齐泽克：冠状病毒是对资本主义“杀死比尔”式的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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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这是近期齐泽克对“新冠”疫情的另一篇时评。齐泽克在他上一篇时评《清晰的种族主义元素到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歇斯底里》中这样说，“需要完全无条件的团结和一种全球协同的反应，一种曾经叫做共产主义的新形式。”齐泽克在此文中继续着他的“共产主义”追求，新冠病毒的流行打击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它带来的痛苦将使人们反思现存的社会形式，同时新冠病毒也将迫使我们重新发现共产主义——它建基于信任人民与相信科学之上，齐泽克给出了他的“答案”。事实上他并不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他在与Jordan Peterson以“幸福：资本主义 vs. 马克思主义”为题的世纪辩论中明确表示，他接受“共产主义”一词只是作为一种挑衅。齐泽克在幻想乌托邦时毫不顾忌所托对象——亚马逊雨林火灾、中国雾霾以及新冠病毒爆发，所有这些生态灾难都成为他脑海里会动的实验室，指向“人类共同体普世的团结与合作”的终极真相，却看不见具象的“人”的踪影。齐泽克这样设想：“我们中的有些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偷偷地遐想身处当前的武汉，体验一种真实的后启示录电影设定。”或许，他遐想不到。

本文由宋尚诗翻译，转载自公众号“伴海耕读”，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齐泽克

冠状病毒是对资本主义“杀死比尔”式的重击，并可能导致共产主义的重现

齐泽克

宋尚诗 译

冠状病毒的持续蔓延也激活了蛰伏于我们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病毒，如假新闻，偏执的阴谋论和种族主义的爆发。

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

对“隔离”的医疗方面的刚需在另一领域发现了自己的回音，即，在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也有着同样的“隔离”：隔离那些威胁到我们身份认同的敌人，并与之划出一道清晰边界。

但也许另一种——更加有益的——意识形态病毒席卷并可能感染我们：它促使我们去思索别一种社会：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社会，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齐心协力、相互合作的框架下自我实现（actualizes itself ）的社会。

现今经常听到这样的推论：冠状病毒可能导致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communistrule）分崩瓦解，就如同（戈尔巴乔夫本人承认的那样）切尔诺贝利灾难导致苏共的落幕。但这儿出现一个悖论：冠状病毒也将迫使我们重新发现共产主义——它建基于信任人民与相信科学之上。

在昆汀·塔伦蒂诺的《杀死比尔2》的最后一幕，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用“五雷摧心掌”(FivePoint Palm Heart Technique)制服了邪恶比尔——它是所有武术招数中最致命的。用指尖对对手身体的五个部位分别击打，当对手走了五步后，其心脏爆炸，尔后摔倒在地。

这当然属于某种武术神话，真正的徒手格斗不可能做到这样。但在电影中，贝娅特丽克丝(Beatrix)施此招后，比尔平静地与她和解，走了五步后，果真死去……

赋予此攻击极大魅力的是“时间”：从被击中的那一刻到终于暴毙所间隔的时间。比如，只要我安静坐着，就仍可与你愉快交谈，但一旦我起身行动，心脏就会爆破，我就倒毙。

这与冠状病毒的流行会导致中国的共产主义统治分崩离析的想法是否相似？就像某种社会性的“五雷摧心掌”被施加在该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之上，当局仍可以坐着、监视并继续执行隔离政策，但社会秩序的任何真正变化（如信任人民）都会导致其垮台。

鄙人观点要激进得多:冠状病毒的流行实则是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击“五雷摧心掌”——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意孤行，是时候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了。

全球疫情地图（数据截止至3月3日）

可悲的事实，我们需要一场灾难

几年前，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用一些以宇宙大灾难（如威胁地球生灵的小行星，或致死的病毒）为主题的电影，引起了人们对乌托邦之可能性的关注。此类全球大灾难催生了全球团结，我们之间的微小分歧开始变得微不足道，人们均致力于寻找解决办法——这正是当下的光景。重点不是施虐般地享受广泛蔓延的痛苦——相反，重点在于要反思一个可悲的事实，即我们需要一场灾难，才能重新思考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特性。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 

这类全球协作的首个粗略模式（vague model）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人们从它那里得到的不再是往常官样文章式的呓语（gibberish），而是不带慌张的准确警告。这类组织理应获得更大的行政权力。

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因在美国倡导全民医疗而受到怀疑论者的嘲笑——难道来自冠状病毒的教训还不够让我们去着手整合起某种全球医疗网络吗?

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奇（Iraj Harirchi）出席记者招待会时，曾淡化冠状病毒的蔓延程度，声称并不需要大规模的隔离，结果第二天，他发表了简短声明，承认自己感染了冠状病毒，并进行自我隔离（在第一次出现在电视上时，他就已经有了发烧和虚弱症状）。哈里奇补充道：“这种病毒是民主的，它不区分穷人和富人，政客和平民。”

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我们的确同舟共济。很难忽视这样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将我们凝聚起来并推进全球团结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竟表现为严格的管控——以避免人际的亲密接触，以至于到了自我孤立的程度。

我们不仅仅是在应对病毒威胁——其他灾难也在虎视眈眈，或已然爆发:干旱、酷热期、大风暴等等。面对所有这些情况，答案不是恐慌，而是胼手胝足地致力于某种有效的全球协作机制。

只有在虚拟现实中才会感到安全吗？

第一个需要驱散的幻想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访问印度时的相关言论——疫情会很快消退，我们只需静待疫病的激增（spike），然后生活自然会回归正常。

特朗普接受福克斯电视台专访画面

面对这些过于简单的希望，首先要接受的是，威胁将持续存在。即使这股浪潮退去，它也会以新的、甚或更险恶的形式重新出现。

因此，可以预期，病毒的传播将影响我们与周遭人事（包括自我身体）最基本的互动——避免碰触到那些（隐形的）脏东西，不要触摸钩子，不要坐在马桶或公共长凳上，避免拥抱他人或握手。我们甚至可能对自己自发的手势都更加谨慎：不要抠鼻子，不能揉眼睛。

不止国家和其他机构会控制我们，我们也学会了自我控制和规训。也许只有虚拟现实才是安全的，就连超级富豪自由活动的开放空间也被限制在他所拥有的岛屿之内。

但即使是在虚拟现实和互联网的层面上，我们也该提醒自己，在过去数十年里，“virus” 和 “viral”（病毒）这两个词语，主要指那些感染网络空间的数字病毒，而且，至少在它们的毁灭性打击（如损毁数据或硬盘）爆发以前，我们甚至都没意识到其存在。现今之所见，是其原始语义的大规模回潮：病毒感染在现实和虚拟的双重维度齐头并进。

资本主义泛灵论（animism）的回归

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资本主义泛灵论的凯旋而归，把市场或金融资本之类的社会现象视为活的实体。如果阅读大型媒体的报道，读者会得到如下印象：真正该担心的不是成千上万的亡灵（和成千上万的将死之人），而是“市场正变得紧张”这一事实。这种冠状病毒正日益扰乱世界市场的平稳运行，据说，增长率可能会下降2%或3%。

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清楚地表明，全球经济亟需被改组，以便不再受制于市场机制吗?当然，此处谈论的不是旧式的共产主义，只是指某种能够控制和调节经济的全球性组织，以及在必要时，该组织可以限制民族国家的主权。各国在过去的战争背景下能够实现这一点，而现在，所有人都在事实上接近一种医疗战争的状态。

另外，我们也不惮于注意到该流行病的某些潜在有益的副作用。该流行病的一个症状/象征（symbol）是被大型游轮困住（隔离）的乘客——我很想说，（游客）远离这种污秽之船真是越早越好。（我们只需注意到，前往孤岛或其他高级度假胜地旅游将不再是少数富人的特权了，这一情况正如数十年前乘飞机那样。）汽车生产也受到冠状病毒的重创——这还不算太坏，因为这可能会迫使我们考虑个人交通工具的替代方案。类似例子不胜枚举。

钻石公主号

匈牙利总理维克多·奥尔本（ViktorOrban）在最近的讲话中说：“并没有所谓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一说。一个自由主义者只不过是有文凭的共产主义者罢了。”

如果情况正好相反呢？假设我们是把所有关心自由的人统称为“自由主义者”，而把那些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深陷危机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彻底变革”（radicalchanges）方可拯救自由的人称为“共产主义者”？那我们更应该说，今天，那些仍然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的人，是有文凭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认真研究为何自由价值观会受到威胁，并意识到只有通过“彻底变革”才能拯救它们。

原文链接：https://www.rt.com/op-ed/481831-coronavirus-kill-bill-capitalism-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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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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