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刘涛：吴福辉的学术个性与学术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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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

吴福辉先生（1939年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资深学者。2019年其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英译本并由王德威教授撰写序言。刘涛教授通读吴老师学术专著后发现，吴福辉老师是以讽刺艺术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吴老师生长于市民文化环境，养成了对现实的执着和世态的关注，因而对“世态小说”颇为关注和欣赏。在学术研究方面，他聚焦沙汀小说，并对张天翼、施蛰存、钱钟书等作家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吴老师的独到的艺术眼光和艺术敏感令人瞩目，从他的研究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的挚爱。面对如今文学研究逐渐职业化和技术化的状况，吴福辉老师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学人，他们对文学的热爱、丰富的阅读体验及对文本的感知能力，建立于艺术感受力之上的文本解读，那种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艺术分析，就显得尤为可贵，值得文学研究者认真学习并从中得到启示。

本文原刊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转载自“近代文学”公众号，特此感谢！

左为刘涛教授，右为吴福辉教授

吴福辉的

学术个性与学术贡献

阅读吴福辉先生系列学术专著时，始终思考着一个问题：在他那一代学人中间，他的学术个性到底体现在哪里？他与他的同学钱理群、温儒敏、赵园、凌宇等人的不同，到底在哪里？作为一代学人，他们的“同”可以举出很多，如理想主义者的气质，关注现实的忧患意识，对学术的坚守与担当，学术研究与人生体验的融合无间，等等。但我更关注的是他与他们之间的“异”。通读吴福辉后，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回到他学术研究的出发地：讽刺小说。他是以讽刺艺术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这样的学术选择颇能显示其个性。身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们这一代学人幸运地“与一个新的文学研究时代不期而遇”，大片学术研究的空白亟待填补。但吴福辉却选择讽刺小说、选择沙汀来进行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象和学术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那种倡导思想解放的时代氛围中，似乎不那么主流，甚至有点冷门。但这种选择，却恰恰凸显了他的学术个性和眼光，他与其他学人间的不同。

1981年4月28日，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78级研究生全体七位于西校门，左起吴福辉、凌宇、钱理群、赵园、陈山、张玫珊、温儒敏

讽刺小说属于典型的世态小说，吴福辉对讽刺小说的兴趣，源于市民文化环境所养成的对现世的执着、对世态的关注，及由此引发的对“世态小说”的兴趣。他生长于上海市民社会和家庭，这样的文化环境无疑对他有着重要影响。“我最初的阅读是在一个典型的市民环境里进行的。市民文化施与我的恩惠是：我择书没有大人强加的任何道德训条。我喜欢衣食住行的人的平常生活。……我有强大的英雄主义文学传统作后盾，但当我在北大第一次读到施蛰存的小说集时，立刻就觉得那种市民生活的日常气息于我是非常之亲切的。我向来不喜欢某些旧派小说，在书摊和工人俱乐部读连环画的阶段我也不喜欢武侠。我喜欢的是纯粹的市民故事。”由于处于上海那种海派的市民文化环境，他的性格“少虚幻的成分，欣赏的是一种实在、放达的风度。”对于自己的这种性格，吴福辉有着清醒的认知，他把自己对实在、现时的追求称之为“现世的生活姿态”。这种现世的生活姿态决定了他热衷于能淋漓尽致表现世态人情的文学，喜欢“三言二拍”这样的市民故事，远胜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之类的英雄传奇。正是这种现世的生活姿态，决定了他在面对现代文学时，没有如他的有些同学选择“激情、浪漫、感伤”的五四文学，而选择了“实实在在”的30年代，选择了讽刺文学，以沙汀、张天翼和老舍的世态小说作研究对象。

现世的生活姿态，对世态的关注与兴趣，决定了吴福辉研究的文体对象首先是小说，而非其他文类，尤其是诗歌。当然，作为一个成功的、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学史家，吴福辉的关注点和研究对象无疑相当广阔，不可能进行边界的自我限定。如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与《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28——1937）》，作为文学史，必然会涉及到散文、话剧与诗歌部分。在这两部文学史之外，他还写过关于梁遇春、张爱玲散文的研究文章。不过，小说研究，具体来说，初期的讽刺小说研究，之后的京派小说研究，中后期的海派小说研究，可以说代表了吴福辉的主要研究成就，体现着他的研究特色，这个论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吴福辉把学术精力，主要贯注于小说研究，与他的现世的生活姿态，对世态的关注与兴趣，是密切相关的。这是因为，在现代文学的各种文体中，就表现时代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散文、话剧和诗歌，皆无法与小说相比。而就现代小说的历史发展来说，随着长篇小说文体的发展及大量文学新人的涌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在反映社会世态的深度与广度上，又大幅超越了此前20年代小说。吴福辉选择30年代的讽刺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既是一种学术选择，又是一种生活选择。因为在他们那代学人，学术与生活其实是一体的，学术即生活，生活即学术。对讽刺小说的学术兴趣，不过是生活中对世态的关注与兴趣的自然延伸罢了。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

作者: 吴福辉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

作者:  吴福辉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3-5

最初触动吴福辉进入讽刺小说研究领地的是张天翼。张天翼小说的生活背景、气氛属沪宁杭一带，与吴福辉出生地接近，为他所熟悉。照理说，研究张天翼，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在讽刺小说研究之路上，最终吸引他，让他全身心投入而意犹未尽、欲罢不能的，却是语言和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沙汀。其中原因，值得思索。吴福辉走上学术道路的第一篇文章研究张天翼，题为《锋利·新鲜·夸张——张天翼讽刺小说的人物及其描写艺术》，刊《文学评论》1980年第5期。这是当年发表的关于张天翼研究的唯一一篇学术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吴组缃谈张天翼》，与沈承宽、黄侯兴合作编写《张天翼活动年表》。可以说，在张天翼研究上，吴福辉有开拓之功，他对张天翼讽刺艺术的研究，既是开端，又是高潮，构成对后来者的很大挑战。但吴福辉的讽刺艺术研究，最终却聚焦于沙汀，在发表《怎样暴露黑暗——沙汀小说的诗意和喜剧性》后，又感意犹未尽，继而又为他作传。沙汀吸引他的，不是乡里奇闻，而是其小说“真称得上是描写川西北乡镇的世俗画卷，里面活动着的大小人物或可憎可笑，或可怜可悲可爱，皆活鲜鲜生长在这块乡土之上，性情毕露，人间味十足。”他被沙汀对人的性格的高度敏感，和捕捉生活细节加以“复原”的艺术能力所折服，为其所勾勒的生活场景所迷醉。由对沙汀小说的沉迷可进一步看出吴福辉现世的生活姿态，以及由此姿态所决定的审美趣味、阅读偏好和学术选择。他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及“世俗之人”，他之所以沉迷沙汀，不断地去接近沙汀、研究沙汀，就是因为沙汀小说真正艺术化地呈现了世俗生活，高度形象化地塑造出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沙汀相比，张天翼同样有着“对人的性格的高度敏感”，“捕捉生活细节加以复原的艺术能力”，及“生活场景的生动呈现”。但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人物形象的表现方式上，张天翼偏于夸张，他往往采用狄更斯式的漫画手法，“这种外部的夸张，有时可以放大到惊人的幅度，以至于很难相信生活里会实有其事。”与张天翼等其他左翼讽刺作家相比，沙汀小说则绝无一丝一毫的剑拔弩张，而是充满谐趣，显示出一种“拙美”，一种精选出来的简朴之美，质地沉实，醇厚老辣，达到返朴为真之境。在对世态包括人物性格与生活场景的呈现上，沙汀比张天翼等左翼作家更接近生活的原汁原味，具有浓厚的“人间味”和世俗色彩。这，应该是吴福辉最终选择沙汀而对之进行持续探究的原因吧。

吴福辉为沙汀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所折服。这种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不仅沙汀有，在能够欣赏沙汀的吴福辉身上，同样有。作家观世以著述，读者览书以观世。而世态的中心只能是人，观世即阅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世态的兴趣，其核心和落脚点是对人的挚爱，对人性的兴趣，“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对生活的热爱与敏感，其中，尤其是对人物性格的敏感，是小说家最可宝贵的素质。没有对生活的深入体验，没有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难以成为一个成功的小说家。而没有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对人性的深入体察，对生活的丰富体验，无法与作家进行灵魂对话，无法进入作家构筑的文本世界内部，同样不可能成为优秀的文学研究者。吴福辉在进入文学研究前，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人世的深刻体验。作为一个40岁才进入文学研究的大龄研究者，不待说，有他的局限，但丰富的人生阅历，对人性的深入洞察，长期的大量阅读所积累的丰厚经验，则是他的宝贵财富，是青年研究者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丰厚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加上他的现世的生活姿态，对世态的关切，广泛的阅读，综合构成他对人物性格的敏感，对小说艺术的敏感，形成他独到的艺术眼光和非同一般的艺术感受力。“亲历过生活的磨难，已经在社会的阴暗面之前沉思起来，而又仍旧保持着活力”，那种对人生的深入体验所带来的独到艺术眼光，使他选择了如一杯浓酽的茶一般的沙汀小说。而单纯如水一般清浅的青少年，则很难领会沙汀作品、进入沙汀的艺术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吴福辉理解沙汀并选择沙汀，成为沙汀的忘年知己，与他作为大龄研究者所独具的人的成熟，及由人的成熟而带来的艺术感受的成熟，“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敏感”，是密不可分的。他选择沙汀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发现和确证的过程。诚如其导师王瑶先生所说：“可以看出作者自觉地‘寻找自己’的努力：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以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

 

沙汀（1904—1992）

 

张天翼（1906—1985）

在吴福辉学术生涯的开端，在他从事讽刺小说研究时期，那种独到的艺术眼光，那种体贴入微的艺术感受力，“他所特有的艺术敏感与创造力”，就已经成为他研究才华中最令人注目也最值得珍视的部分。他对张天翼讽刺艺术“明快、冷峭、尖刻”风格的判断，非常准确。从沙汀色彩阴暗、情调抑郁、气氛压抑的小说中却读出“诗意”和“喜剧性”。这种别具只眼的读法，得到过沙汀本人的好感和首肯，并由此开始他与沙汀多年的忘年之交。在新时期，是他最早发掘出施蛰存，并把《春阳》和《雾》、《鸥》等具有现代派和现实主义相融合倾向的作品，作为佳作进行推出，而非如后来学界一味推崇《将军底头》、《鸠摩罗什》等更为纯粹的心理分析小说。看他对钱钟书讽刺艺术的分析：“长期以来，精巧和机敏，在中国现代讽刺小说当中，只能作为批判锋刃上的润滑油，作为喜的附着物存在。正是钱钟书提高了机智的地位，他的《围城》、《猫》使一种机智讽刺得以确立。这就是钱钟书小说的独特贡献。”把钱钟书小说的讽刺艺术概括为“机智讽刺”，且把这种机智讽刺放置于整个现代讽刺小说艺术史上来进行定位，从而彰显出钱钟书的艺术独创性。这种分析和批评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既是分析的，又是概括的。精当的美学分析，能对作品做出准确的审美感知与审美判断，来源于分析者细腻的艺术感受力。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才能在相似的或相异的研究对象之间，进一步找到它们之间的历史线索与联系，进行历史的综合判断与分析。文学史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但文学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之处，就在于文学史研究必须建立于美学分析与审美判断之上。因此，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艺术感受能力和审美分析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吴福辉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的文学史家，在讽刺小说、京派特别是海派小说研究方面，做出开拓性与创造性贡献，与他体贴入微的艺术感受能力和出色的艺术分析能力，密不可分。

现代学科建制中，文学研究已高度学科化、职业化、项目化。文学研究包括现代文学研究，从学科化、职业化和项目化中，得到了许多，现代文学研究从业队伍的日益壮大，现代文学研究所获得的资金支持越来越多，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发展的蓬蓬勃勃、热闹非凡，无不得益于此。当然，有得就有失。随着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日益成熟，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专业和学科，也越来越技艺化、理论化、精细化、客观化了。对于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我们更强调与看重的是其理论素养、知识储备与知识结构，更重视从业者是否通晓多门外语、是否具有国际化的广阔视野，但恰恰忽略了文学研究的“初心”：对现实的关切，对生活的经验，对文学的热爱，对艺术的感觉，以及由此伴随而来的对文本的投入，对艺术的审美与感知。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职业化，研究文献的日益电子化、数据化，我们的文学研究者中，具有熟练操作能力的“技工”越来越多，而如吴福辉、钱理群那样，痴爱文学、献身文学的“文青”却日见稀少。随着文学研究的日益技艺化，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理论、概念的规范操作，鲜活的文学作品成为各种莫测高深理论、概念的注释和装点。在项目化生存和学术创新焦虑症中，我们已经失去了“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闲适和裕如，文学研究离文学女神本身反而渐行渐远。在这种背景下，吴福辉先生及其所代表的那一代“文青”，他们对文学的热爱及随此而来的海量阅读，他们丰富的阅读体验及对文本的感知能力，建立于艺术感受力之上的文本解读，那种既是美学的、又是历史的艺术分析，就显得尤为可贵，值得现在文学研究者，认真学习并从中得到启示。因为，现代文学研究，不管其边界向外延伸多远，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文学本身。文学文本永远是我们的关注对象，对艺术的享受与审美永远居于文学研究结构的中心，体贴入微的艺术感受力，不但现在，而且将来，依然是文学研究者进入文学殿堂的入场券，依然是研究者所必须拥有的最基本素质。

稍稍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这部于吴福辉个人意义非同寻常的著作中，他所特有的艺术感知力及灵动的文本分析能力，没有得到一以贯之体现。这部由个人撰写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出版后，好评如潮，反响很大，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充分肯定。钱理群，作为吴福辉的同学、好友，对该著作了“既是集大成、又是新的开拓”的评价。但在高度评价同时，他又谈了自己的一点遗憾，就是该书虽时有精到的文本分析，但就总体而言，长于对“文学外部”的描述，对“文学内部”的分析、叙述，则有不足。对文体的内在发展线索，对文学语言的内在发展线索，以及文学风格发展的内在发展线索，未能作更精细梳理。钱理群的此种评断，看似“苛评”，其实恰恰是畏友、诤友的知己之言，非隔靴搔痒、只唱赞歌者可比。钱理群见证了吴福辉“相当瞩目”的80年代的讽刺文学研究时期，以及随后的极富开拓性、创造性的京、海派文学研究时期，深刻认识到老同学的所长在“精到的文本分析”，长于文体、文学语言、风格这些属于“文学内部”的内在发展线索的条分缕析，而恰是这些，才使一部文学史成为真正的文学史。正是认识到此点，他才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的偏于文学外部描述，表示遗憾。当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偏于文学外部描述，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和理由。例如，作为文学史读物，为出版社的出版成本考虑，涉及对象不能过多，篇幅不宜过长；为读者学习和接受考虑，也不能内容过于庞杂。由于篇幅所限，一部文学史著作，在研究对象选择方面，就不可能面面俱到，顾此必将失彼，偏于文学外部的描述，就不可能再对文学内部诸方面进行仔细分析。例如，作为一部有个性的文学史著作，撰写者有权利对其论述对象作自我选择和调整。例如，文学史书写方法是多元的，有偏于文学内部研究的，就有偏于文学外部描述的，应该提倡百家争鸣，提倡各种写法、不同风格的现代文学史进行自由竞争，等等。不过，由于吴福辉先生所长本在文学内部的感受、分析与描述，经他之手，撰写一部真正以文学为本位的现代文学史，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钱理群先生对他著作的一点“遗憾”和批评，其实也是对他及其他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一种提醒、鞭策和期待。

1939年出生的吴福辉今年整整80岁。如果从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算起，吴福辉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超过了40年。他把自己人生的大部分时间献给这个学科。作为知识分子，吴福辉有着清明的理性与自觉，有着从鲁迅承继而来的“学术中间物”意识，知道自己这代人的得与失。他们的学术贡献与影响，以及他们的局限与缺失，其实无须别人饶舌。他们这代人，有的还活跃在学界，其学术生命还没到谢幕之时。现在就对他们的一生进行学术盘点，似乎还为时过早。不过，80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标记，80岁还在进行辛勤思考和工作，不能不令人钦敬和感动。因而，为表示对先生的敬意，在先生80岁之时，作为后学和学生，不揣浅陋，对他的学术个性和贡献，聊作一点管窥蠡测。其中若有唐突失敬之处，还望先生海涵。

本文原刊于《汉语言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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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网络

本期编辑：陶令篱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