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王德威：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英译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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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学史是现当代中国的一种独特现象，它是一项学术事业，一套教学法式，一种政治表述，甚至是一门文化工业。《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一书以四十个章节的篇幅，描述清末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文学如何参与并体现中国追求现代性的曲折历程。作者吴福辉（1939年生）是中国学界的资深学者，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富于判断力的识广受尊重。该书即将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英译本，王德威教授特意撰写序言，从历史观与方法论等诸多层面表彰该书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贡献。该序由季剑青博士译出，并经王德威教授本人审阅和修订，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5期。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论文衡史”，特此感谢。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吴福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王德威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英译本序

王德威 | 著

季剑青 | 译

文学史是现当代中国的一种独特现象，它是一项学术事业，一套教学法式，一种政治表述，甚至是一门文化工业。尤其1949年以来，文学史的出版数以百计，触及的主题无所不包。这种现象不仅显示“文史不分”的信念深植中国文明，历久弥新，也显示国家机器对古今叙事、正统意识的无上坚持。由此，文学史被体制化，用以呈现典范人物、大师、经典、事件、运动所形成的连贯叙述，甚至确保国族特色与党派路线的一以贯之。文学史是浓缩在文学形式中的“历史”。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乃是一项不同凡响的成果。该书以四十个章节的篇幅，描述清末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文学如何参与并体现中国追求现代性的曲折历程。作者吴福辉（1939年生）是中国学界的资深学者，以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和富于判断力的识广受尊重。有鉴于文学史的范式日益僵化，吴福辉多年来一直在探求更新的路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代表了他最具有启发性的尝试。

吴福辉教授

对不熟悉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来说，吴福辉的著作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首先，在中国传统中，文学指向的是远为广阔的人文实践；“文”的意义包括装饰、辞章、学问科目、文化教养，以及最重要的是，文明。十九世纪末文学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现代“文学”。然而，传统文学视“文”彰显生命、形塑世界的方式，即便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激进时代，也保留了下来。

其次，中国的“现代”不仅指涉一种应对西方刺激——从工业化到民族主义、城市化和心理化的主体性——的时间概念，更指涉面对全球进程之压力下，本土的回应与发明。这里要紧的是，中国人如何以独特的方式，从政治到审美，来构想和实践“现代”。尤其是在中国共产主义的话语中，文学发展与政治息息相关。于是，“现代”被用来指称从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这一段时期，它是对“近代”的超越，同时又预示了从1949年绵延至可以想见的无限未来的“当代”。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处理了这些复杂因素。它建议我们重新思考诸如中国“现代”文学的分期、中国“文学”的概念化以及“文学史”的可行等论题。大体而言，它大胆地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看作一个漫长且旁逸斜出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上溯至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它没有设定一个整齐划一的时间表，反而承认现代会在任何特定的历史节点到来，这些节点是诸多新的可能性的竞技场，其结果不一定反映最好的可能性，甚至不一定反映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性。

考虑到吴福辉教授写作这本书的环境，这种处理方式乃是一项壮举。吴福辉的新书可以视为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国学者所致力“重写文学史”的一部分。正如吴福辉在序言中所表明的，他受惠于学界同行提出的新模式，如严家炎教授对公共和个人层面上文学生产的“生态”的关注；陈思和教授对先锋冲动和常态向往之间的持久协商的考虑；杨义教授对现代中国“文学地图”的绘制；范伯群教授关于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比翼齐飞的主张。在这些模式的基础上，吴福辉发展出他自己的框架，突出了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物质生产和文本生产如织锦般交错勾连的特点。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由四个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主题线索。第一部分引领我们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兴起之前的时刻，此时白话文方兴未艾，开始取代文言文成为文学交流中的主导角色，而新兴的印刷文化则永久改变了文化生产的模式和文人的身份。第二部分侧重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其界定为彻底改变民国的“情感结构”并以启蒙为名、催生一种新的文学文化的“习性”（habitus）的主要力量。第三部分继而描述后“五四”文学的黄金时代，此时多种多样的主题、风格、流派和事件彼此互动，形成多音复调的场景。第四部分聚焦于抗日战争（1937-1945）和国共内战（1946-1949），这一时期见证了文学在外敌入侵、全民抗战和共产革命的环境中的毁灭与重生。

乍看上去，吴教授的著作似乎遵循了传统的叙述框架，但细心的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他打破常规的匠心。比如说，除了文本叙述外，这本书充满了大量插图、照片、图表、年表和地图。图片信息所呈现的方式，把读者引导——甚至转移——到一个别样的知识视野，在这个视野中，文本与视觉形象，流线型的叙述与似乎无穷无尽的统计报告，补充同时也重新界定了彼此可理解性的前提。结果，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的“主导叙述”发生了微妙的重构。这种重构及其重要意蕴可以从下述若干方面来描述。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中的

“‘五四’主要文学社团表”

首先，吴福辉并没有以“五四”这个官方设定的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声作为他的文学史时间线索的起点，而是将这一起点放在晚清的最后数十年间。如上所述，现代中国历史分期的三个术语——“近代”、“现代”和“当代”——内含了政治讯息。一般认为“近代”是旧的文学和政治秩序分崩离析的时刻，是一个等待“五四”爆发的颓败和过渡的时期。吴福辉对此不以为然。他在其文学史的第一部分中指出，尽管“五四”启动了一系列的范式变革，晚清数十年间文学的酝酿、生产和传播所显示的活力与多样性，很难被限定在“五四”话语规定范围内。“五四”发现的可能性也许与它遮蔽甚至消除的可能性一样多；晚清未尝不能提供另类现代性的可能，而这些可能都被压抑下来。

本书第四部分处理战时文学及其后果，也同样有引人深思的论述。标准话语强调文学走向1949年革命的单线发展，吴福辉对这样的历史的线性因素却淡然处之。他转而将重庆、延安、昆明、上海乃至香港和台湾这六处空间并置在一起，观察不同的环境、意识形态和文学如何产生众声喧哗的状态。吴福辉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才更能领会共产党胜利前，文学所显现的种种样态间的博弈、以及历史必然与偶然间的张力。

吴福辉著作的第二个特色是他对文学生产的物质面的强调。全书第一章以鸟瞰晚清上海的印刷业开篇，可谓有深意存焉。吴福辉指出，这一时代见证文学以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被概念化、实践、流播和评价。外来的印刷技术、创新的营销策略、日益提高的识字率、不断扩展的读者群、翻译和媒介形式的争奇斗艳，以及职业作家的出现，所有这一切创造了之前数百年间难以想象的文学生产和消费的场域。

通观吴福辉的文学史，我们可以了解一系列常所忽略的论题，从职业作家的经济状况到市场要求与审查制度之间的角力，从意识形态竞争到戏剧与电影的改编。在他看来，文学与其说是一种话语实践，毋宁说是一个充满了文本内外因素的文化生产场域。我们或许会认为，在社会主义论述中，对物质因素的重视理应先于“上层建筑”因素。然而身体力行者并不多见。吴福辉很可能是少数在社会主义的口惠之外，真正探讨物质状况与话语情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学者之一。例如，在他这部文学史每一部分中，都选定一个特定年份（1903；1921；1936；1948），详细说明这一年的大事年表以及相应的出版信息，由此直接呈现了这一时期文化生产的复杂性。当然，这种做法意味选择任何一个年份，我们都可以观测一幅文学与社会之关系的复杂图景。

吴福辉的第三项贡献是将中国现代文学视为一个生态场域，其中彼此间隔甚至敌对的话语、媒介领域和政治立场之间持续相互作用。换言之，他希望提供一个生态性的视角，经由这一视角，本土与外来、通俗与精英、霸权与颠覆性诸因素得以发挥作用。“五四”之后，现实主义被推举为能够暴露社会不公、调动人文关怀的神奇形式。吴福辉提醒我们，现实主义话语之外，现代中国的读者同样为“鸳鸯蝴蝶派”小说——“抚慰人心”的通俗文学——和以现代主义或社会主义形式写就的先锋作品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正如作者和读者并不总是执着于某一特定的潮流或位置一样，各种文学话语也会彼此越界。于是，吴福辉描述了南社诗人如何以保守的古典诗体形式的写作来表达他们的革命热情；上海的通俗文学和延安的群众文学如何站在赢取大众的同一条战线上来对抗“五四”的精英话语。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吴福辉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性话语与实践在全国和全球范围中流播的一部分。这种流播是通过”旅行”来实现——既是身体移动意义上的旅行，也是概念、情感和技术变迁意义上的旅行。晚清文人前往上海和其他都市谋求生计，到了“五四”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流寓北京和上海，投身启蒙事业。抗战时期，数十万文人迁徙至内地，而进步青年则踏上奔向延安的朝圣之旅，接受共产主义的洗礼。

“旅行”带来文化的穿越交融（transculturation）：各大洲、国族、社会、制度和共同体之间语言、文化和思想上的互动。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媒介是翻译。由此，中国和其他文明得以相遇，并生产出新的知识、情感和权力交换的形式。正如吴福辉指出的，整个二十世纪，从林纾听写域外文学的“翻译”活动，到郭沫若的歌德《浮士德》的左翼译本，从早期社会主义中国苏联小说的风靡，到当代精英消费现代主义文学的热潮，翻译一直都是语言重塑和思想协商的场所。福尔摩斯、茶花女和维特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当抗战时期流亡途中的朱生豪翻译出莎士比亚的全部剧作的时候，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虏获延安革命青年的心。

吴福辉所属的那一代的学者几乎完整地经历了新中国的起伏。1959年他开始担任中学教员，1978年才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此时“文革”刚结束两年。尽管学业上有所延误，他却从王瑶和严家炎这样的学者那里接受了极佳学术训练。王瑶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了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严家炎则是1980年代新时期“重写文学史”的先驱之一。换言之，吴福辉继承了他的导师们未竟的文学史事业。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987年，吴福辉与后来各有所成的钱理群、温儒敏一起编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是重写现代文学史之实践的里程碑之作。以后多年，吴福辉一直计划写一本体现他自己的批评观点的文学史。2010年《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中文版出版，他的夙愿得以实现。吴福辉在动荡的环境中进入学术界，深为不易；他得以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人物切磋合作，成为一名卓越的学者。吴福辉的成就见证了当代中国文学史起伏不定的进程和令人赞佩的结果。现在他的这部文学史的英文版即将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吴福辉教授终于可以将他对现代中国文学与历史的洞见与反思分享给全世界的读者。

本文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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