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季剑青：“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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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早期现代”概念最早由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学家提出，并随着20世纪60至70年代现代化思潮的兴起在英、德学界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学科。上世纪70年代，“早期现代”概念开始被系统地引入中国史的研究，历史学家傅礼初论文的出现奠定了此后早期现代中国研究的比较范式，在欧美中国史研究中产生广泛影响，使得80年代的一系列分析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论著均运用这一概念作为核心。“早期现代”概念一方面包含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另一方面则通过引入西方作为参照系，重新将中国纳入到跨文化的全球的视野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中心观”单纯的内部取向，发现了中国的早期现代特征。但这一概念的使用需要面对中国与欧洲发展间的巨大断裂，从而产生了对此概念的不同理解；同时，欧美中国史研究同样受到日本汉学的影响，而日本汉学脉络亦构成后来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对话对象，其时段分期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为中国“早期现代文学”设想提供可能性的借鉴，在“早期现代”与“现代”的参差对照间为探索中国文学现代性提供一个新的入口。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02期，感谢作者季剑青及“文艺理论与批评”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季剑青

“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

近40年来，欧美中国学研究界出现了一系列以“早期现代中国”（early modern China）为主题的论著。早期现代中国论述体现了从长时段和全球视野中探索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与路径的努力，在观点和方法上均代表了欧美（主要是美国）中国学研究某种新的路向，其得失利弊均有值得借鉴和参考之处。本文以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著为线索，梳理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脉络，并尝试探讨其为近现代中国史——尤其是文学史——研究提供的可能性。

一、“早期现代”概念在

欧美中国史研究中的运用

“早期现代”概念最早由二战后的德国历史学家提出，用来指称中世纪和现代之间的过渡阶段，大体涵盖自15世纪初文艺复兴至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之间约四百年的时间。[1]随着20世纪60至70年代现代化思潮的兴起，“早期现代”在英、德学界逐渐发展为独立的学科，它强调从将近四百年的长时段的历史演化进程来理解西方现代性的发生，同时注重欧洲不同区域内历史变迁节奏之间的差异与可比性。[2]上世纪70年代，“早期现代”概念开始被系统地引入中国史的研究。1973年，研究中国和内亚的历史学家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在《整体史：早期现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这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中，总结了1500-1800年间欧亚大陆出现的包括人口增长、城市化、商业阶层崛起等在内的七种平行现象，认为它们代表了早期现代世界的共同特征。傅礼初指出，这些在看似相互隔绝的不同地区（特别是欧洲和中国）发生的平行现象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interconnections）和横向连续性（horizontal continuity），它们是“某些相同、互相联系的，或至少是相似的人口的、经济的甚至是社会的力量”的产物。[3]

傅礼初（1934-1984)

傅礼初的论文为在长时段视野中探讨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提供了启示，同时也奠定了此后早期现代中国研究的比较范式。战后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处于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回应”范式的笼罩之下，以鸦片战争作为现代中国的起点，对于那些想要摆脱这一历史叙述框架的研究者来说，“早期现代”概念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运用“早期现代”概念分析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论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罗威廉（WilliamT. Rowe）对汉口的研究。作者“尝试着提供了一幅所谓‘现代早期’汉口城市社会的全景，时段是从16世纪后期远距离商业的长足发展开始，到19世纪最后10年工厂工业出现之前，并且试图把这些认识扩展到对全国城市的一般性认识。一个潜在的前提条件乃是这一时期的许多中国城市与同一阶段的西方城市一样拥有许多相同特征，这说明可以将两者看作可供比较的社会单元”[4]。在一篇访谈中，罗威廉明确表示“不赞成过分强调来自西方的影响”，认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早期现代”现象，包括人口的增长和跨地域的流动，商会、慈善机构等强大而又形式多样的地方性组织的建立等等。[5]不难看出，罗威廉一方面强调中国的现代源于其自身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他用以衡量中国早期现代性的标准仍然取自同时期的西方经验。前者使他接近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后者则让他有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危险。这种历史观与方法论之间的内在冲突，在80年代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中并不鲜见。

1998年，《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推出了一期“早期现代性”专号，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这种历史观与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和舒特尔（Shmuel N. Eisenstadt and Wolfgang Schluchter）为这个专题撰写的导论中指出，“早期现代性”理论实际上是对50至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的一种反思，现代化理论主张西方为世界各地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标准，“早期现代性”理论则认为非西方地区的现代性虽然以西方原初现代性为参照，但并非后者的翻版，而是有着各自的路径。他们由此提出复数的“早期现代性”概念（early modernities），主张在跨文化的意义上探讨早期现代性现象的丰富性。然而，当他们从欧洲的早期现代经验抽绎出若干用于比较的基准——民族国家的形成、市民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时，某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尺度已隐含其中。[6]这一期专题上魏斐德的文章，便引入“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概念探讨明清士大夫阶层的思想与政治实践，尽管他强调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国家的关系与西方的迥然不同。[7]

魏斐德（1937-2006)

事实上，早期现代中国研究惯常使用的比较方法，往往自身就包含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前提，因为比较需要标准，而这些标准的选择除了比照西方的历史经验之外似乎别无他途。柯文后来在《〈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中对这种倾向表达了担忧：“在克服了一种视中国无力自我转变而要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后，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现代化定义的发展轨迹才值得研究？”[8]杨念群也认为，“早期现代”的核心论述似乎仍难逃用西方标准考量中国历史成败得失的嫌疑。[9]

不过，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现代中国论述通过引入西方作为参照系，重新把中国纳入到跨文化的全球的视野中，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国中心观”单纯的内部取向。[10]一些早期现代中国的研究者，更强调中国自16世纪起，就已经被整合入世界体系（而不是等到鸦片战争之后），他们是在更长时段的中国与西方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中，发现了中国的早期现代特征。正如克劳森（Søren Clausen）所指出的，早期现代中国论述在全球史的框架中，打开了新的比较的视野，这也构成了早期现代中国研究最有启发的一面。[11]

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封面

例如，柯律格（Craig Clunas）在指出明末的物质文化和消费主义与早期现代欧洲的相似之处的时候，就认为明末的商品经济，正是由于当时中国日渐融入发展中的世界贸易体系而兴盛起来的。[12]有趣的是，柯律格将晚明界定为“早期现代”，并非认同欧洲经验的普遍性，反而是要挑战欧洲学者对非西方经验的无视，指出欧洲学者的盲区，破除他们惯有的那种将中国作为对立面而他者化的认知。“早期现代”并非欧洲的专利，在中国也同样可见，且表现毫不逊色。[13]在这里我们看到，在全球史的视野中，一个来自西方经验的概念，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来挑战西方知识的霸权。

二、“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

目的论难题

当研究早期现代中国的学者运用比较的方法，在1500至1800年间的中国和欧洲发现诸多平行和类似现象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为何两者最终分道扬镳？为何中国并未像欧洲那样，从早期现代发展出成熟的现代？克劳森用一种略带讽刺的口吻说道：“我们越是努力地在1500至1800年间的欧洲和中国发现平行的轨迹，我们就越是想不通该如何解释这些平行轨迹最终导向的完全不同的结果。”[14]实际上，傅礼初一开始就意识到：“我们强调了早期近代的种种连续性。19世纪，各种连续性继续存在并增多，但到了1850年，现代的巨大断裂（discontinuity）令我们惊讶不已：西方的巨大发展很快就使它在全球占据了主导地位。”[15]但傅礼初并未对这一令人惊讶的巨大断裂做出阐释。柯律格也注意到，“资本主义萌芽”在早期现代欧洲最终得以兴盛和壮大，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则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在欧洲的独特发展”，还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做出解释。[16]然而，欧洲的“独特”性与早期现代世界的平行现象之间如何协调，依然悬而未决。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另外一些学者正是由此认为，所谓早期现代中国与欧洲的相似性只是表面现象，掩盖了中西之间更深层次的差异，他们因而反对将“早期现代”的概念运用于中国研究。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高彦颐（Dorothy Ko），她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的绪论中表示：“本书探讨的许多社会趋势和制度，确实与早期现代欧洲有许多表面的相似，可以指出的明显之处有：女性文学水平的提高、女作家的出现、作为文化消费者的城市读者和观众的重要性的增加、对家庭生活和情感这样一些私领域的重新认识等。然而，这些表面的相似，却掩盖了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历史变化等方面的本质差异。”她因此“抑制住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历史作比较的冲动”，认为“用‘早期现代’并不能说明问题，而是使人更加迷惑”，从而选择“明末清初”这一更简单的指称。[17]金士杰（JackA. Goldstone）亦持大致类似的观点：“尽管我非常赞同（同时也希望能对此类研究尽一份力）在工业化之前，整个欧亚大陆经济和政治的主要发展过程有着重要的相似性，但是这种在早期现代性的大标题下的认可仅仅是废除了某些旧错误，并未解决依然困扰我们的‘西方崛起’问题”，他强调了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特殊性，进而认为“早期现代”的提法本身是一种误导。[18]有意思的是，金士杰之前亦曾用“早期现代”来概括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欧亚大陆各国共同面临的危机及其引发的动乱，他当时即已认识到，尽管承受着类似的压力，但各国应对挑战和重建秩序的方式却非常不同，并最终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19]或许正是对这种路径差异性的认识，使得他最终放弃了“早期现代”这一概念。

与金士杰相比，加州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对“早期现代”这一概念的态度更为复杂。他的名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探讨的正是18世纪以降欧洲和中国的分道扬镳。彭慕兰认为，1800年以前欧洲和中国的日常经济具有大致相似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不存在足以解释19世纪的工业化或欧洲人的巨大成就的西欧优势。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异军突起，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取决于英国特殊的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和国内外的政治形势。[20]彭慕兰认可“早期现代”的概念具有合理性，但他同时提醒“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注定会随之而来”。世界各地的早期现代化并不必然走向现代化，这一转化所依赖的种种条件“绝不是必然发生的，甚至不是可能发生的”[21]。这种诉诸“偶然性”来消解“早期现代”论述中的目的论困境的做法，似乎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大分流”说在历史学界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22]

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

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

汪晖对“早期现代”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强调，使用“早期现代”这一概念并不等同于认可现代性的目的论。在他看来，“早期现代”概念针对的主要是那种将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及其扩张作为现代性根源的叙事，因此它包含着将“现代”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单一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换言之，“早期现代”是现代资本主义之前那个包含了更丰富的脉络的“现代”，对汪晖来说，这只是个临时性的概念，因为找不到其他合适的语词来描述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之前中国已经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蕴含的可能性。因而在汪晖那里，“早期现代”观念恰恰是反目的论的，“早期现代”正因为不必走向资本主义现代性而获得了自己的价值，成为一种反思性的框架。[23]然而，当汪晖更多地把“早期现代”当作一种反思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和批判性的视角的时候，他并没有回答作为历史现象的“早期现代”的归宿及其与“现代”之关系的问题。“早期现代”中“早期”一词所暗含的线性叙事的意味，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三、概念的交错：“近世”、

“近代”与“早期现代”

美国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除了受到欧洲史学的影响，还有一条来自日本汉学的脉络，即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1922年，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并从政治、经济和文学等各个方面加以论述。[24]后来宫崎市定继承了内藤的观点，在《东洋的近世》一书中进一步深入而细致地阐述宋代作为近世社会的特征，认为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以及民族主义的勃兴，可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25]如果说在内藤湖南史学中，“中国的‘近世’归根结底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具有独自的内在整合性的时代”[26]，那么宫崎市定则自觉地在东西比较的视野中界定和描述东洋的近世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宫崎市定指出宋代的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后者反而是通过跨越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而受到前者的影响。而宋代之所以能够走向“近世”，也与大运河的开通这一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有关。大运河将横贯亚洲的南北海陆两大干线的东端贯通了起来，大运河由此成为世界循环交通路线中的一环，这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以后的商业发展，为宋代近世文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27]宫崎市定的世界史的眼光，拓展了“近世”的内涵。

不过，中国虽然比欧洲更早地进入“近世”，却从此停滞不前。而欧洲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之后，则率先从“近世”迈入“近代”。需要说明的是，日语中的“近代”即“现代”（modern）之意。宫崎市定没有详细论述欧洲取得这一飞跃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说，“个中原因，应该归结为西洋文艺复兴本身所具有的内发性的动力，而这股动力要远胜于东洋”，虽然西洋与东洋的交往始终没有断绝。宫崎市定接下来指出，构成欧洲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动力的那些养分，长远来看，最终会“渗透到整个世界”。[28]言下之意是，东洋的“近代”，仍有待于欧洲现代性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在京都学派的论述中，中国的“近世”和“近代”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中国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从“近世”走向“近代”，而只能等待欧洲的冲击。

赖肖尔

费正清

京都学派的历史分期观念，战后被美国日本研究的奠基人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引入到他与费正清合著的教科书《东亚：伟大的传统》中，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29]该书第六章《晚唐和宋：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专门列一节论述“中国的早期现代社会”，宋代以降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类似现代都市文明的特征，称其为“早期现代社会”并无不妥，同时又强调与欧洲相比，这只是一种“半途而废的发展”（atruncated development）。[30]后面又从贵族制的消失、新的“士绅”阶层的出现、社会的城市化等方面描述“中国早期现代社会”的面貌，基本上都取自京都学派。1983年，杨联陞在一封信中明言：内藤湖南“以宋代为‘近世’（Early Modern），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立论……此断代法（所谓‘时代区分’）影响颇巨。不但日本有“内藤史学’之说，欧美亦复风靡，学报且有专文论列”[31]。可见“early modern”已成为“近世”的通译。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京都学派强调“近世”（early modern）与“近代”（modern）之间的断裂，因而与费正清学派的“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图式在根本上并不冲突。在费正清和赖肖尔的论述中，“早期现代”仍然属于传统内部的变动。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欧洲史学的影响下，美国中国学界的“早期现代”论述逐渐开始形成独立的论域。[32]与“宋代近世说”不同的是，一般而言，80年代以来的早期现代中国论述更强调16世纪的断代意义，且对“早期现代”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思考包含着更强烈的紧张感。不过，无论是像罗威廉那样倾向于从“早期现代”中寻找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内在根源，还是如柯律格那般在全球史框架中定位中国的“早期现代”，均可从京都学派中寻找到其端绪，可以说，京都学派构成了后来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和对话对象。[33]

与此同时，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也开始重新思考“近世”的意义。岸本美绪注意到，日语中的“近世”（kinsei）带有从传统社会中演化出“现代性”的意味（这里主要指内藤湖南的近世观），而“近代”（kindai）一词则侧重于传统社会崩溃后面向西方的努力，后者对西方的压力更敏感，价值取向也更明显。[34]她进而从美国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获得启发，提出在“近世”与“early modern”两个概念的对译与对话中，重新激活“近世”概念的理论潜力，“不再试图给‘近世性’下实体定义，而是关注过程，即当时世界许多地区在受到大规模变动的冲击时，是怎样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摸索新秩序的”，由此构想“多种多样的‘近世化’”。[35]

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也曾广泛使用“近世”概念，但并没有明确和统一的内涵。20至30年代，“近世”与“近代”经常被混用，到了40年代，“近世”用例逐渐减少，而被“近代”所取代。[36]建国后，用作历史分期概念的“近代”，获得了明晰的界定，鸦片战争被视为“近代”的开端。尽管史学界和文学界对“近代”下限的划定并不一致（近代史以1949年为下限，近代文学则以1919年为下限），但1840年的起点地位是毫无争议的。有趣的是，美国学界在翻译中文“近代”一词时，也经常使用“early modern”[37]，尽管两者的含义并不一致。

任访秋（1909~2000）

虽然没有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意义相对明确的分期概念，但自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也存在着突破鸦片战争的分界，在更长的时段中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根源的努力。例如历史学界早就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曾经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38]在文学研究界，任访秋接续民国时期周作人的思路，将新文学的渊源上溯到晚明的文学革新运动。他的理论依据正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说。[39]思想史家朱维铮也依据有关晚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述，认为从晚明时起，“近代”即已萌芽，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了三百多年的“走出中世纪”的历史过程。他也提到“域外的若干汉学家，很早就有一种看法，认为10世纪即北宋王朝建立后，中国社会曾进入‘准近代’时期”[40]，这显然指的是京都学派的“宋代近世说”，“准近代”亦可理解为“earlymodern”的译语。饶有意味的是，柯律格亦曾引用朱维铮的观点，来为他使用“早期现代”概念辩护。[41]“近世”（kinsei）、“近代”、“early modern”三个概念之间的微妙交错，反映了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这也提醒我们，“早期现代中国”的概念并非欧美中国学的闭门造车，而是一面通过吸收欧美主流的史学观念、一面在与日本和中国学界的互动中发展起来的，虽然备受争议，但其理论潜力和活力均不可小视。

回到中国学界的历史分期观念上来，囿于已有的“近代”概念，虽然任访秋和朱维铮都认识到晚明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某种划时代意义，但并没有赋予这个从晚明开始的新阶段以新的诸如“近世”或“早期现代”这样的命名。在文学研究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近世文学”的概念，用以指称从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转变的过渡时期，其开端划在金末元初，以与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近代文学”相区别。[42]虽然在时段的划分上与“宋代近世说”不同，但“近世文学”的思路显然受到了内藤湖南的影响[43]，大体上仍着眼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内部。如果说“近世文学”概念有其天然的局限性，而固有观念的惯性使得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漫长的“近代文学”的话，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一个长时段而又跨文化的全球视野中，设想某种中国“早期现代文学”呢？

四、中国“早期现代文学”

如何可能

事实上，傅礼初《整体史：早期现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1500-1800）》一文在谈到城市新兴商业阶层的崛起这一欧亚大陆各地都发生的平行现象时，就提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化领域的兴起。有趣的是，美国中国学界最早以“早期现代中国”为题的专著正是一部研究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的著作。罗溥洛（Paul S.Ropp）1981年出版的《早期现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评》（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Ju-linwai-shih” and Ch’ing Social Criticism）[44]一书透过《儒林外史》涉及的种种社会问题以及小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来把握18世纪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学上的变动。作者的观点是，明末清初思想与文学中社会批评的广度、深度及形式，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它自身的现代时期。更重要的是，这一趋势是在不受西方影响的情况下发生的。[45]作者反复强调这一点，体现了柯文所谓的“内部取向”。然而与此同时，罗溥洛又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与同时期的英国小说相比较，认为前者表现出与伊恩·瓦特（Ian Watt）在18世纪英国小说中所发现的“形式现实主义”相类似的特征，从而在中英文学之间建立起某种平行关系。[46]显然，罗溥洛的著作中已经表现出后来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中常见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之间的矛盾。

罗溥洛《早期现代中国的异议》

密歇根大学1981年版

罗溥洛之后，美国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史领域，以文学为专题的并不多见，不少学者对中国是否存在“早期现代文学”持怀疑态度。如高彦颐虽然承认明末清初女性文学的兴起与发展代表了新的、与早期现代欧洲类似的趋势，且在某种程度上“一直长期延续到现代”[47]，但她拒绝使用“早期现代”的标签。另一位女学者罗友枝（Evelyn Rawski）在多民族帝国的建构方面承认清朝的早期现代性，但她认为“‘早期现代’这个词对探讨清代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现代意识诸因素没有什么帮助”，清代前期的文人并没有产生与过去相断裂的“现代”心态。[48]

近年来在中国“早期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用力最勤的当属密歇根大学文理学院英文系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博达伟（David Porter），2010年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并通过主编刊物专号和专题论文集的形式，推动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早期现代性”的探索。博达伟基本上沿用了比较的方法，特别关注17-18世纪的中国小说表现出来的类似英国小说的早期现代特征。他注意到两个国家都出现了白话小说的繁荣，这些小说越来越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情感主题（theme of sensibility）在两国文学中都非常突出。博达伟也意识到比较方法可能隐含着欧洲中心主义陷阱，他的建议是采取一种“更微妙的比较方法”（a morenuanced comparative methodology）。[49]在给《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撰写的专题论文中，博达伟回顾了美国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对比较方法引发的质疑做出了回应。他表示，重要的不是从比较中得出的结论是否靠得住，而是这种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做出新的发现。类比本身是临时性的，其目的是引出对被比较两方的进一步的洞见。归根结底，比较是一种产生新知识的方法。他以《儒林外史》和同时期英国小说的比较为例，展示了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之外将早期现代的“讽刺”（satire）加以理论化的可能性。[50]

2017年，博达伟为《早期现代文化研究》（Journal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杂志编辑了一期中国专号，其中数篇论文都是以明清小说为主题，采用的也是中西比较的方法。包世潭（Philippe Postel）提出了一个“比较早期现代文学”的计划，他在早期现代的中国和欧洲文学中发现了共同的“情感转向”（sentimental turn）。[51]另一位作者马宁的论文聚焦于流动性的主题，从贸易、印刷和旅行三个方面考察了明清小说中的早期现代性，并将其与18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情感文化”（cultureof sensibility）相类比。[52]不难发现，博达伟和这两位学者无论在研究方法、论题还是关注的焦点上都非常接近，可以说代表了欧美（包世潭是一位法国学者）的中国“早期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共同趋向。

曹雪芹《红楼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除了比较方法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陷阱外，博达伟及其同道的研究也无法避免早期现代中国论述中常见的目的论难题。马宁承认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本土演进并未导向西欧式的资本主义，正因为此，早期现代中国积累起来的流动性力量只扮演了潜在的颠覆性而非主导性的角色。包世潭也认为，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和后来的《红楼梦》对情感的关注，没有像欧洲那样向自我意识方向发展。中国没有经历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个人在意识形态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确认。这些论述实际上多少削弱了比较方法的有效性。在这个问题上，博达伟的态度更为灵活，在他看来，即便20世纪中国文学并非依照线性的进程从17-18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而来，将较早的时期界定为“早期现代”也仍然有助于启发我们重新思考现代与过去的关系。“早期现代”概念的价值在于其作为一个可供探讨的观念的实用性（practical utility），而不是作为历史分期的适用性（suitability）。[53]但这依然只是理论上的设想，很难在具体研究中落到实处。

如前所述，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目的论困境正是其比较方法带来的。有没有可能跳出比较研究的范式，在全球史的视野下，通过具体的历史关联来探讨中国“早期现代文学”呢？这里有两个可能的方向。一是将明清文学置于具体的社会史语境中，把握通俗小说兴起等文学变革背后的结构性的社会力量，并将这种力量与早期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与重组联系起来。例如，晚明白话小说的兴盛与当时出版市场的繁荣密不可分，而这又与白银输入带来的商品经济的发达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一系列中间环节的考察，我们或许可以辨识出文学史动向与全球贸易网络之间隐秘而微妙的关联。另一个方向是重新考察晚明以来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与接触。以前一般的观点认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有限，其影响只局限于少数士大夫，而且随着清代中期的禁教戛然而止。近年来李奭学等人的研究证明上述观点过于简单化了，耶稣会士的文学翻译已经在中国文学中埋下了“早期现代性”的种子，其用白话译《圣经》的实践更是为“五四”新文学的欧化白话文导夫先路。[54]有鉴于此，有学者提出“四百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说法[55]。我们未必需要把“现代文学”往前追溯到明代，但在一个跨文化的互动的全球视野中，建立一个上至晚明下迄清末民初的中国“早期现代文学”的概念框架，不失为有意义的尝试，或许能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打开新的天地。

余论：

重思“早期现代”与“现代”

如果我们大体承认晚明（16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日益整合到世界体系之中，从而接受“早期现代中国”这一概念的合理性，那么究竟该如何在避免目的论的叙述的情况下，理解和把握“早期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的联系呢？在这里我想初步地提出自己的一些并不成熟的看法，或者说另外一种思考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并不是“早期现代”的发展，而是在“早期现代”之外（和之后）另起的“现代”，两者并不在一条时间线上。在这里，“早期”只具有时间标记的意义，没有目的论的意义。这个另起的“现代”毋宁说是对“早期现代”的抗衡和纠正，是对后者的一种创造性的反应。

大体而言，晚明以降，伴随着中国深度卷入全球贸易网络和世界体系，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出现了诉诸情感的个体意识，传统的价值体系日益受到侵蚀和挑战。这些趋势或许可以用查尔斯·泰勒的“大脱嵌”（the Great Disembedding）概念来概括，在这些方面中国确实与同时期的欧洲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在程度上或有所不及。鸦片战争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的早期现代道路，只是标志着中国从世界体系的参与者，在暴力胁迫下变成西方主导下的这一体系的受害者。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实际上沿着“早期现代性”的轨道滑向更深的危机，传统价值体系加速崩坏。清政府和知识阶层都曾尝试按照西方的路径，努力从“早期现代”过渡到西方式的“现代”，把中国转变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从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中脱离出来的个体，被召唤为“国民”参与到国家建设中。然而，这样一种现代性方案无法提供新的价值体系。即使是在民国建立以后，价值失落和道德失范的焦虑依然挥之不去。“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之后的中国革命之所以被看作中国“现代”的起点和展开，正因为它们为现代中国确立了真正的价值基础，通过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民众运动，建立了个体之间新的联结，这种联结不只是为了完成国家建设，更是要确立中国作为新的政治体和文明体在世界上的位置。

晚清上海福州路街景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辨认出以“五四”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与晚明至民初的“早期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以小说为例，如果说明清白话小说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那么晚清小说的繁荣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并无本质不同，晚清上海的都市现代性可以说是“早期现代性”的一种更高级的形态，依托现代印刷技术和殖民资本主义，它为小说这种文化商品提供了比之前的江南更为发达的市场。简而言之，从晚明至民初，白话小说作为文化消费品的性质并未根本改变，这也是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利用小说的这一性质来启蒙民众的尝试最终失败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早期现代文学”是一种消费型的文学，与之相比，“现代文学”则是一种生产型的文学，它把阅读和写作变成一种社会性的实践，作者和读者在此过程中转变成新的相互联结的主体。1928年，鲁迅在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说过一段话，可以看作对这两种文学形态的概括：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56]

18世纪的英国小说，正是诸多研究者讨论中国小说的“早期现代性”的参照系，但由于缺少鲁迅的“现代文学”视野，他们并不能真正把握中国“早期现代文学”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论断是极有启发的。“早期现代”与“现代”的这种参差对照，将是探索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新的入口。

本文原刊于

《文艺理论与批评》2019年第0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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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olfgang Reinhard, “The Idea of Early Modern History”, in Michael Bentley ed. Companion to Historiography, Routledge, 1997, p.272.

[2]刘寅：《勒高夫与“长中世纪”》，《文汇学人》，2018年3月23日。

[3]Joseph Fletcher, Jr., “Integrative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500-1800”,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9 (1985). 中译文见傅礼初：《整体史：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 (1500—1800)》，《清史译丛》，第十一辑（2013年），第6页。

[4][美]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鲁西奇、罗杜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3页。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89年。

[5]褚国飞：《美国中国史研究模式呈现多样化：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9日。

[6]Shmuel N. Eisenstadt and Wolfgang Schluchter, “Introduction: Paths to Early Modernities: A Comparative View”, Daedalus, Vol.127, No. 3, Early Modernities (Summer, 1998).

[7]Frederic Wakeman Jr., “Boundaries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Ming and Qing China”, Daedalus, Vol. 127, No.3, Early Modernities (Summer, 1998). 关于魏斐德的论述，可参见孔诰烽：《从“早期现代性”、“多元现代性”到“儒家现代性”》，《读书》，2002年第4期。

[8][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9]杨念群：《中国人文学传统的再发现——基于当代史学现状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10]董玥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有过中肯的批评：“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以各种方式与世界交往，而在19世纪以后更是与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可以说如果我们不在全球视野下把握中国问题，便不可能对近现代中国有真正的理解。‘中国中心的历史’是不可能的，甚至会误导视线。近现代的中国，不论是在历史实践还是在思想上，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史学家所采用的研究的视角当然也应当是世界视角”，见《导言》，董玥编：《走出区域研究：西方中国近代史论集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页。

[11]Søren Clausen, “Early Modern China: A Preliminary Postmortem”, http://www.hum.au.dk/ckulturf/pages/publications/sc/china.htm。原文发表于2000年4月。

[12][英]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高昕丹、陈恒译，三联书店，2015年。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1年。

[13][英]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第148页；又见CraigClunas, Pictures and Visuality in Early Modern China , Reaktion Books, 1997,p.10.

[14]Søren Clausen, “Early Modern China: A Preliminary Postmortem”.

[15][美]傅礼初：《整体史：早期近代的平行现象与相互联系 （1500-1800）》，第35页。

[16][英]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第130页。

[17][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27页。该书英文版出版于1995年。

[18][美]金士杰：《既非帝国后期，亦非早期现代：盛期与世界历史中清的形成》，[美]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赵世瑜等译，三联书店，2009年，第309-310页。

[19]JackA.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

[20][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该书英文版出版于2000年。

[21]朱天元、彭慕兰：《“历史的终结”只是偶然的历史产物》，《经济观察报》，2018年3月26日。

[22]对彭慕兰的批评，参见裴广强：《想象的偶然——从近代早期中英煤炭业比较研究看“加州学派”的分流观》，《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3]参见汪晖：《关于“早期现代性”及其他》，《中华读书报》，2011年1月19日。又见汪晖、邹赞：《绘制思想知识的新图景——清华大学汪晖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3期。

[24][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黄约瑟译，中华书局，1992年，第10-17页。

[25][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日]砺波护编，张学锋等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3-127页。

[26][美]傅佛果：《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陶德民、何英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37页。

[27][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第120-121、25-28页。

[28]同上，第126页。

[29]参见黄宗智：《探寻中国的现代性》，《读书》，2008年第8期。

[30]Edwin O. Reischauer and John K. Fairbank, East Asia: The Great Tradi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0, p.220.

[31]杨联陞：《莲生书简》，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46页。

[32]另外，美国80年代以来的早期现代中国研究，还受到了中国大陆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的启发，参见王晴佳：《创新与求变：欧美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新潮》，载朱政惠、崔丕主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89页。

[33]例如，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在指出宋代显示出早期现代的特征之后，又强调1550-1850年间中国的发展既深化又转变了宋代的模式。见Victor Lieberman, “Transcending East-West Dichotomies: State and Culture Formation in Six Ostensibly Disparate Area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1, No. 3 (Jul.,1997), p.539.

[34][日]岸本美绪，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oncept of ‘Early Modernities’”, 方行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834-835页。

[35][日]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四卷）：再生产的近代知识》，中华书局，2010年，第97页。

[36]参见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周以量：《东亚语境中的中日近世文学》，《日语学习与研究》，2009年第2期。

[37]特别是在翻译“近代文学”概念时，如David E. Pollard, Translationand Creation: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n Early Modern China, 1840-1918,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David Der-wei Wang, “How Modern was Early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On the Origins of Jindai wenxue”,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Vol. 30(Dec., 2008).

[38]对这一讨论的学术史梳理，见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学术界》，2003年第4期。

[39]任访秋：《中国新文学渊源》，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页。有意味的是，任访秋的近代文学研究在时间范围上仍旧恪守鸦片战争的上限。

[40]朱维铮：《走出中世纪（增订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5、15页。

[41][英]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第18页。

[42]参见郑利华：《中国近世文学与“近代文学”》，《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郑利华：《论中国近世文学的开端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新著》，也采用了上古、中世和近世的分期法，并明确指出“中国的近世文学至迟在金末元初就已开始”，见《中国文学史新著》上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页。

[43]参见邵毅平：《章培恒先生学术因缘述略》，载《中国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29页。

[44]Paul S.Ropp, 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Ju-linwai-shih” and Ch’ing Social Critic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1. 有意味的是，该书英文原版的封面上有中文题名——“清代中期之社会批评：吴敬梓与其《儒林外史》”，并未使用“早期现代”一词。

[45]PaulS.Ropp, 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Ju-lin wai-shih” and Ch’ing Social Criticism, pp.224-225, 244.

[46]Paul S.Ropp, 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Ju-lin wai-shih” and Ch’ing Social Criticism, p.242.

[47][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第25页。

[48][美]罗友枝：《清的形成与早期现代》，载[美]司徒琳主编：《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中的明清变迁》下卷，第255-256页。

[49]DavidPorter, “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 The Imperatives of Historical Cosmopolitanism”,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43, no. 3 (2010), pp.301-302.

[50]DavidPorter, “Early Moder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Early Modernity”, in CarlosRojas, Andrea Bachn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312-331.

[51]Philippe Postel, “The Novel and Sentimentalism in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and China: A Modest Proposal for Comparing Early Modern Literatures”,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 Vol 17, No 2 (Spring 2017), pp.6-37.

[52]Ma Ning, “Cultural Mobility and Chinese Literary ‘Early Modernity’: Trade, Printing, and Travel in Ming-Qing Vernacular Fictions”, Journal for Early Modern Cultural Studies, Vol 17, No 2 (Spring2017), pp.38-81.

[53]David Porter, “Early Modern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Literary Early Modernity”, in Carlos Rojas, Andrea Bachn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p.314.

[54]参见李奭学《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明末耶稣会的文学翻译》《近代白话文·宗教启蒙·耶稣会传统》等文，均收入作者的《明清西学六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关于传教士对“五四”白话文的贡献，又见袁进主编：《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55]参见张治：《长达四百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汉语言文学研究》，2018年第2期。

[56]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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