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刘复生：启蒙过气了吗？ --1980年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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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当我们谈及新启蒙主义时想到的是什么？是对十七年及文革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性反思，亦或是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断裂的开始？在刘复生老师看来，1980年代启蒙主义的性质在于与1960年代革命的延续和联系之中。1980年代的启蒙当然直接起源于文革并且直接的是对于文革的批判反思，但它对于文革的否定并非与官方哲学对于文革的否定在同一意义上，它所否定的乃是以革命的名义整治异己，进行社会歧视，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状态和具体历史实践，而启蒙主义的欲望本身，回溯性地指向了六十年代本身，通过革命实现对社会理想的追逐。九十年代之后，那种反现代性和反体制精神的八十年代初的“启蒙”逐步世俗化和庸俗化，它的一部分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的“革命”意志，这和当初的启蒙主义，其实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九十年代以后的时代也不是启蒙主义者们当初所憧憬的时代，可谓“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的毁灭”。

启蒙思想的曲折反转的线索，在新时期早期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投影，它也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拖曳出清晰的脉络。大体而言，这基本上是一条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再到新写实主义的演化逻辑，就这样，八十年代的“诗化哲学”慢慢叠化到了九十年代的心灵鸡汤式犬儒主义，从瓦尔登湖畔过渡到了MBA总裁班的心灵课堂。社会性的外在解放方案和内在灵性的探索都被放弃，只剩下成功神话和对市场时代的现实秩序的认可与归顺。尽管这种历史记忆仍然依稀召唤着它的政治潜能，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特定情境中闪烁出刺目的光辉，却只能是孤立的和片段的昙花一现，它已经不可能具有远大的眼光和历史意识的自觉。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2020年01期，发表时略有删节。感谢作者刘复生教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刘复生

1980年代启蒙主义文学思想再评价

对于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以往我们过于强调了它与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实践相断裂的一面。当然，毋庸质疑，叛逆、挑战和断裂的一面是存在的，甚至在形式上极为明显。但是，在我看来，恰恰不是断裂，而是它与六十年代革命的延续和联系才真正决定了八十年代启蒙的性质，正是六十年代“革命”失败的历史前提才赋予了它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真实的精神指向。八十年代的启蒙最典型的时段是八十年代早期，事实上，在1985年之后，启蒙主义已逐渐式微，并加速蜕变，被扭转到另一个方向，从而为1990年代以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正是针对这种转变，才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它援引启蒙的话语，试图坚持和重申启蒙主义的理想，对正在变质的启蒙主义进行批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二张”即张炜、张承志现象〕。有趣的是，这种对于八十年代式的人文精神的坚守，受到了来自以“二王”〔王朔、王蒙〕为代表的所谓世俗主义者的嘲讽和阻击。“世俗主义”对“高调”的人文理想的反对，显然是敏感地意识到了所谓人文精神与革命理想的某种让人不安的内在联系。关于这一点，王蒙其实说得相当直接和明白。[1]

1990年代中期以后，针对市场时代的基本状况和新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界发生了分裂，爆发了所谓“自由主义”与所谓“新左派”之争。这种左右之争，其实只是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正式分化，是两种启蒙主义的争执，这也是为什么甘阳明确拒绝“新左派”的称谓，坚称自己是“自由左翼”的原因。[2]究其实质，关于八十年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性质，它的初心，以及它落实在社会实践上的目标，随着启蒙主义的曲折展开，终于到了一个必须进行明确判定和表态的历史时刻。事隔多年，再次重读当时的论战文章，不难发现，这些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老战友们，争执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如何界定启蒙主义的理想，以及当代社会实践和“启蒙”运动的关系。“新左派”坚持启蒙主义和革命遗产的精神血缘，从而认为启蒙主义的展开背叛了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初心，九十年代以来开始集中爆发的社会问题正是启蒙主义的变质所造就的。而“自由主义”或“新右派”则强调启蒙主义从一开始就意味着对革命的彻底否定，市场时代不过它的一个必然结局甚至终极目标，它的不完美只有通过将这种启蒙逻辑彻底贯彻下去才能解决。当然，经过论争之后，启蒙主义作为一个统一的思潮也彻底分裂并走向终结，所谓“新左派”逐渐告别了启蒙主义的话语体系和潜在的思想资源，抽身而出，开始从外部把启蒙主义作为现代性的表征来加以知识批判，重心落脚在这套知识实践和八十年代末以来的历史实践之间的关系上。与之相对，“新右派”也将“告别革命”的启蒙主义逻辑推向了极致，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全球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特征。 

 
 
 
 

图片从左到右

上两张为张承志、王朔

下两张为王蒙、张炜

九十年代末以来思想界对现代性的批判的历史贡献毋庸质疑，但是，它对八十年代早期的启蒙主义的复杂性和名实悖离也还是有所忽略。[3]对于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清理，很大程度上，简单化地把新意识形态和现代性当作是启蒙主义的全面展开，一个必然的逻辑推演，而没有细致分析这其中所隐含的启蒙辩证法的反转，也没有真正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断裂。当时的批判，有时往往是根据字面化的表述，进行单纯的哲学化的批判，而忽略了当时的启蒙主义话语在能指与所指上的悖离，在话语和实践上的扭曲。一直被忽略的是，“启蒙”词不达意，言不由衷，如果借用拉康式的表述，我们可以这样说，某种意义上，八十年代的启蒙主义只是一场能指追逐社会理想这一所指的话语实践，“主体”并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它的欲望对象，甚至它的欲望本身，都悄悄地回溯性地指向了六十年代，那个它不愿正视，刻 意回避的历史黑洞。那里隐藏着启蒙的秘密。[4]

众所周知，五十年代以后，开始出现各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异化”现象，由此产生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内部危机和矛盾，“文革”既是这种危机的结果，也是对这种危机的回应。后果当然是灾难性的，由此造成了重大的社会混乱和剧烈的社会冲突。更复杂的讨论我们不必展开，总之，在“继续革命”失败后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更加专断和压抑性的七十年代体制，它不单是原有体制的复归，更意味着旧有危机的变本加厉，同时伴随着对其反对力量、批判力量的报复性压制。当然，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压制从所谓“反右”就开始了。

所谓“文革”的后果很严重，它近乎摧毁了人们对“革命”的信心。极左的祸害很多，但是，究其实，很多时候它只不过是披着左的外衣以革命的名义整治异己，进行社会歧视，它不但重新巩固了既定政治格局，为压制群众提供了体制化的正当性，从而报复性地压缩和剥夺了社会主义原本要保证的人民的政治主体性。其实从“反右”到“文革”，这种情况都已经开始出现，但在七十年代这种格局正式被体制化，也达到了政治恐怖主义的高峰。

电视剧《知青》剧照

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和知青写作，作为向八十年代启蒙主义的过渡，表达了对这种政治文化体制的抗议。因为“文革”青年运动失败的背景，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绝望、颓废的气息和青春期的叛逆色彩，这在“白洋淀诗歌”或早期“朦胧诗”及“手抄本”小说中打下了深深的精神烙印。在本质上，当时的青年们仍然是以革命的方式质疑革命，这在“新思潮”运动中表现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社会主义理想，简而言之，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普遍自由的公共生活，所谓“自由人的联合”，它伴随着人的异化状态的消除，新的人性状态和德性的形成。在当时那些焦虑地探寻道路的人们的心目中，启蒙主义，已经被抽离了十八世纪的历史语境，承载起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它所针对的批判对象，是社会主义的异化状态和具体历史实践，而不是西欧式的封建主义和神权统治。当然，二者在隐喻的意义上获得了某种一致性。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的非官方知识群体的理论来源，其实不是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而是马克思的早期“人道主义”时期的理论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苏联东欧内部抗议社会主义异化的异端思考和文学创作。在我看来，新启蒙运动的初期，究其实质，就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的自我批判运动。但在形式上，它却表现为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和对专制性的集体生活的抗议，这在二十世纪其实是个普遍性的世界现象，正如左翼作家奥威尔创作出了《1984》和《动物农庄》，但他的思想底色却不是所谓自由主义或右翼。[5]这种底色只有在九十年代市场社会来临之时才能再度显现。[6]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当时在地下流传的“灰皮书”或“黄皮书”，就能清晰地理解所谓启蒙主义的思想资源，它并不是什么普遍意义上的欧洲启蒙思想，相当大一部分其实是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内部对社会主义运动或斯大林体制的理论批判。

因此，不难理解，七十年的地下知识界和后来的启蒙主义者通过文学研究呼唤的人性权利，是对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政治专断和压抑状态的抗议，他们对资产阶级自由的肯定，肯定的其实只是被压抑的能动的历史主体性。 

   

从左到右：芒克、多多、根子

从根本的意义上，周扬的“反异化”，试图表达的真实含义正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的丧失，他从革命者的立场上深刻体会到了革命主体性的泯灭。争取自由解放的过程反转成为歧视与压迫，社会主义式的政治平等堕落为“封建式”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深刻的对“社会主义”的内在的自我批判无疑含有对七十年代体制的冒犯和挑战意味，这或许也正是它受到官方批判的深层原因。之后的批判“文革神学”的世俗启蒙主义，当然与官方哲学具有紧密关系，但即使如此，我们仍不能无视其内在复杂构成，尽管启蒙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它仍然顽强保留了最初的诉求，或许，我们可以说，启蒙主义与官方哲学虽然在否定“文革”上达成了表面的一致，但双方所指的却并不是同一个“文革”。

这种暧昧，正是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起点。也是启蒙被扭曲的起点。“新启蒙”不是往前走，而是退回“五四”。但在最初的暧昧时刻，重回“五四”却带有直接的针对性，显得切中要害。

这种意义上的“启蒙”正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要解构的。中国式后现代运动所要针对的核心其实也正是“启蒙”的这种革命性残余。作为中国后现代哲学在美学上的投影，文学写作出现了解构革命史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它虽然名为新历史，却对中国的漫长的古代史毫无兴趣，重心是重述民国史。新写实主义小说在现实维度上和新历史小说打配合，瓦解的其实是五十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它所塑造的公共生活原则，从而为市场时代丧失政治行动性的原子化状态张本。美术中的政治波普以直观的形式表达了所谓中国式后现代的本义。中国式解构主义完全背离了西方语境中的反现代性和反体制精神。

陈忠实及其作品《白鹿原》

八十年代的“启蒙”经历过神话阶段之后，在九十年代来到了它的世俗阶段和庸俗化时期，它逐渐堕落为市场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和当初的启蒙主义，其实完全不是一个东西。九十年代以后的时代也不是启蒙主义者们当初所憧憬的时代。

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的毁灭”。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暴露了社会主义理想，“自由的联合体”的政治方案在经受六十年代的重大挫折后的巨大困境。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困境。这种困境的最深刻的表现是，“革命”被一种深刻的虚无主义所裹挟，被“革命”的历史诅咒所缠绕，它既丧失了构想未来的明确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勇气和能力，也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从而不得不借用旧世界的概念体系，或者干脆全盘拒绝一切语言。面对似乎不可战胜、无可捍动的庞然大物，“革命”既无力给出政治的路线图，也无法找到合格的政治主体，和社会动员的社会基础，甚至也不再可能呼唤和组织富于奉献精神的强有力精英先锋队。它只能把这种政治可能性投向不可名状的“诸众”。[7]它只是表现为执拗的不认账姿态，或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它可以在对现实和历史的批判中显示理论的锋芒，却无法在改变现实，构造理想未来的社会实践中落地。“革命”成为永远飞翔的无脚鸟。

从这个意义上说，七十年代，历史已经终结，不必等到九十年代由福山得意洋洋地宣布。在另一个重大的历史机运以破坏性的形式到来之前，历史似乎已经注定无法改变。人人都清楚现在的世界是个糟糕的世界，但没有人认为它可以被改变，也不敢想象还有另外的可能性。海耶克威胁说，当下世界的秩序是最合理的秩序，最自然的秩序〔“自生自发的秩序”〕，最自由的秩序〔《自由秩序原理》〕。如果还有另外的可能性，那只能更糟，它破坏了自然秩序，违反了“天道”〔人为的，以有限的人类理性构建出来的理想必然邪恶〕，必然导致那种“致命的自负”，走向“通往奴役之路”。这似乎已被失败的历史探索所证实。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

中国的启蒙主义，至少它的一部分，正是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的“革命”意志，而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主体，主要仍是“红卫兵”或知青，以及所谓“右派”知识分子〔不消说，他们大部分当年都是真正的革命青年〕。

在七十年代以后，知识界开始以康德的语言讲述马克思，以启蒙的人道主义讨伐体制化的变质的社会主义曾对人民的戕害，以人性权利呼唤原本应有的政治主体身份。彼时对美学旗帜的高扬，正是以隐喻、象征的抽象的方式，试图再度打开人的自由空间，追求消除异化的“自由联合”的世界。它潜在地呼应着马克思意义上的全面解放的梦想。它既是反思左倾冒进，回过头来对资产阶级的历史成果进行再度审视和认真吸纳，也是对旧有理想的重申，这种合理的回退使“市民社会”和世俗生活获得了合法性。

思想语言当然决不是中性的。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必然会丧失自己的思想。启蒙主义在九十年代以后的蜕变，揭示了“启蒙”所暗含的内在缺陷——其实从最初，它就隐含了中国式启蒙辩证法的结局。而这种反转又塑造了新的社会现实，“启蒙”和它的实践展开有着必然的深刻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初的启蒙主义并非纯洁无瑕。

启蒙思想的曲折反转的线索，在新时期早期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投影，它也在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拖曳出清晰的脉络。在经过七十年代末的人道主义阶段之后，文学在八十年代初对自然人性和欲望给予了神圣化的颂扬，欲望的革命性意义在美学中获得了激动人心、感人至深的表达。历史地看，这种久经压抑的世俗生活与欲望，挟带着巨大的政治激情和美学强度，和九十年代的市场时代的“欲望”断然不同。从王安忆的“三恋”到九十年代之交池莉的“不谈爱情”，从酒肉穿肠过的“受戒”〔汪曾祺〕到“冷也好热活着就好”〔池莉〕的“一地鸡毛”〔刘震云〕，再到何顿的“就那么回事”和朱文的“我爱美元”，文学写作标识出了清晰的启蒙的蜕变轨迹。

 
 
 
 

图片从左到右

上两张为：汪曾祺、王安忆

下两张为：池莉、刘震云

大体而言，这基本上是一条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再到新写实主义的演化逻辑，就这样，八十年代的“诗化哲学”慢慢叠化到了九十年代的心灵鸡汤式犬儒主义，从瓦尔登湖畔过渡到了MBA总裁班的心灵课堂。社会性的外在解放方案和内在灵性的探索都被放弃，只剩下成功神话和对市场时代的现实秩序的认可与归顺。至此，七十年代以后在最后的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的社会体制获得完胜，从那一时代开始的曾被称为“人民”的革命主体的历史位置彻底丧失和沦落，这种历史成果被体制化和固定化。市场时代是一个重新被“理性化”的社会，被科层化管理的社会，在各种意义上，市场的管理者和社会精英重新成为社会的主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五十年代确立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格架仍然在延续，并且还为八十年代以来改革的成功提供了基础，但它作为实质性的政治资源，也一直处在持续的消退过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真正维持不变的，是覆盖全社会的强有力的社会管理体系。所以，市场时代的理性规制并不是简单地走向现代性体制，而是在继承旧有社会控制技术的前提下展开的“启蒙”方案，这就使中国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甚至还达不到康德所呼唤的现代启蒙所实现的历史水平，尽管它可能只是形式上的——而这也正是八十年代初的启蒙主义的历史进步性所在，甚至这样的主题直至今日还没有过时。

社会昔日的历史主体要为自己自五十年代以来的政治不成熟付出沉重的代价，尽管这种历史记忆仍然依稀召唤着它的政治潜能，在九十年代中期的特定情境中闪烁出刺目的光辉，却只能是孤立的和片段的昙花一现，它已经不可能具有远大的眼光和历史意识的自觉。这种历史悲凉境遇在《那儿》《钢的琴》中留下了一声叹息。

本文原载于《文艺争鸣》期刊2020年01期，发表时略有删节。

参考文献

[1] 见王蒙在1993年第1期《读书》上发表的《躲避崇高》和王朔1994年在《新民晚报》发表的《王朔脱离文学界启事》。

[2] 见甘阳发表于2000年10月香港《明报》的《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

[3] 潘维 / 玛雅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 三联书店， 2010年2月〕收入的多篇论文曾指出改革时期的革命红利，隐约提示了启蒙主义的历史实践和和革命的关系，但未专门展开论述。

[4] 对于这种历史关系的研究，蔡翔的《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年: 2010年8月〕和张旭东《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给出了富于洞见的解释。

[5] 见李零《鸟儿歌唱》，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6] 关于五十年代以来至九十年代历史的演变逻辑，钱理群有一个富于自传性的观察角度，从中颇能看出一个保持初心的启蒙主义者的立场和判断。见钱理群《毛泽东的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台湾联经出版社，2012年1月。

[7] 见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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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掉了脑袋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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