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汪晖：《学人》丛刊创立前后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

《学人》在90年代初的创办体现了一部分启蒙知识分子学术化和知识化的转型，体现了80年代末年之后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如何应对时代变化。2018年12月1日汪晖教授在中间美术馆举行了一次演讲，他回溯了《学人》创办前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和面临的挑战，特别强调当年创办刊物过程中构成的一种在现在越来越少的国际主义的联系。本文基于演讲文本整理而成，作者略有修订。演讲题为：《<学人>丛刊创立前后》，是中间美术馆的“想象·主流价值”（The Longly Spirit）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主持人为中间美术馆高级策展人苏伟。该文收录于2020年卢迎华主编《中国作为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艺术与思想》第一辑。文艺批评公号推送删改了部分字句，不影响文章原意。经授权转载，特此感谢!

汪晖

《学人》丛刊创立前后

2018年12月1日，中间美术馆邀请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教授作了一场题为“《学人》丛刊创立前后”的主题演讲。图为汪晖教授（左）与中间美术馆高级策展人苏伟（右）

汪晖：今天谈《学人》丛刊的创立前后。我在二〇〇〇年《学人》停刊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当时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向我约稿, 我以《学人》和《二十一世纪》两份刊物为题反思和讨论九十年代的学术思想，重点是谈《学人》。《学人》基本上是我和陈平原、王守常三个人来编，每个人轮流做一期责任编辑，最后一期我是责任编辑，编完后我就写了这篇文章。我请苏伟先生替我念一下文章，在这之前我先讲几句。我觉得《学人》和《二十一世纪》两个刊物基本上代表了八十年代末年之后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于时代变化的回应。八十年代末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历史节点，它不仅对中国非常独特、非常重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世界也是被那个历史时刻界定的。如果没有八十年代末年，今天的中国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今天的世界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生活在后八十年代末年的人，不大容易意识到我们被什么所界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历史有时候是重要的，因为它某种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存在，人的行为和价值观被这个前提所界定却不知道这个前提是什么。八十年代末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非常特殊的转折期，我们现在讲的冷战的终结、全球化都以它为一个象征性的界标。八十年代末年这个大转折之后，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当时的情况逼迫所有人做出选择。今天我们回望，曾经是同一个群体的人，后来的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下海的下海，做学问的做学问，出走的出走，甚至有的人病死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变迁，让你不得不想到时间的意义，命运的感觉在那个历史时间之后浮现出来。在当时做选择的时候，虽然每个人有自己的意志，但是对这些选择的意义是不完全清楚的，没有人能够对自己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作出清晰的估价，这个意义不是你决定的，是后面的社会的发展、变迁，以及你和他人的各种遭遇决定的。

王守常、汪晖、陈平原

刚才我说到《学人》和《二十一世纪》的意义，我觉得《二十一世纪》更接近于思潮和理论，八十年代末年之后我们没办法在国内讨论的一些问题，文章只能到《二十一世纪》去发表，所以八十年代末年后（主要集中在九十年代）重要的政治讨论、最敏锐的话题性的文章不是在国内发生的，而是在《二十一世纪》发生的。我也是作者，后来也是参与编辑，担任编委。今天这个杂志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没有多少影响了，因为大陆有也一定的空间讨论了。《学人》看起来是非常学术性的刊物，我们经常在上面发两三万字甚至六七万字的学术文章，这个风格的形成也跟特定的历史有关系，那就是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不诉诸读者和听众。写文章当然要有人读的，但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不诉诸喧闹的反响，倒也造成了刊物的纯粹性，没有那么功利，完全是做一个学术的工作。如果我们回头看，《学人》与其它刊物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这一代人文学术最重要的学者正好处于有所积累、有所创造的关键时期，差不多都在《学人》发表文章，比如陈来、刘东、阎步克、葛兆光、陈平原、王守常、李零等等，他们的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文学、史学这些方面，尤其是中国的文史，还有少部分跟哲学有关。这样一个学术群体其实是模模糊糊的存在，他们既没有杂志社，也没有组织社团，但这些人一定程度上都把《学人》视同自己的园地。所以《学人》对九十年代后的人文学术的养成来说，有着很特殊的作用。那时候没有核心期刊的概念，大家都很真实地在《学人》上发文章，把最重要的文章给了《学人》。这样一个非常边缘的刊物，在当时的学术圈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学人》还有的另外一个特点，它是八十年代末年的政治突变中产生出来的刊物，它事实上是对八十年代末年的一个回应。但是它的回应方式和《二十一世纪》《读书》都是非常不同的，它的回应是比较曲折的。它意识到一个时代的重大变迁使得一代人必须作出关于未来的选择，它选择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是要形成学术的自主，用这种比较自主的学术态度而不是直接的方式去回应八十年代末年所遭遇的巨变。当时直接的反应是政治性的，但八十年代末年年之后面临的是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历史，很多东西正在发生变化，“历史”这个概念也由此发生裂解：在这之前，大家讲的“历史”似乎是清晰的，到今天怎么去讲历史都变得支离破碎。在这种背景下，《学人》的选择到今天看反而显示出一定的意义。《学人》是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八十年代所走过道路的回应，主要方式就是要重新让自己回到历史里面来，回到历史里面的方式是重建与历史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变成了《学人》的主要脉络，这些都是在讲我们自己与历史的关系，而且要重新批判性地理解过去我们界定自己与历史的方式。当时虽有直接的政治动机，但是它背后形成的某种文化态度还不是那么清晰，《学人》也因此受过一些批评。比如我记得李慎之先生跟我说，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学人》为什么不直接去讨论政治问题？我说第一，讨论政治就出不来了，这是客观状况。第二，我们不是因为规避政治风险做这个选择，而是从一开始就希望有一个文化的选择，希望学术和文化能够有一个相对自主的空间。

对于编撰出版此刊物，我们坚持了十年，《学人》最后的停刊是方方面面造成的，除了我们几个编者都很忙之外，其中一个压力，我觉得是跟整个学术体制发生了变化有关系。学术体制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学人》从一开始强调学术史和学术规范，是针对八十年代的某种混乱提出的，但这个口号很快被体制化了。所以它一开始的独特意思在这之后就变得模糊了，在一开始是有意义的（我认为包含了政治的意义），但是后来没有了。第二是因为今天整个的刊物、高校、研究机构等高度体制化，他们几乎把所有的学者尤其是青年才俊全部网罗在体制结构里，你不在他们指定的核心刊物上发表文章，你就没有成果。我们在《学人》晚期已经碰到这个问题，约我这代人的稿子还问题不大，因为这些学者都已经是教授，我们也希望有新人进来，可是这时候新人有了文章一定希望是能在机构内得到分数，可以计算为成果。计算成果的制度在今天已经变成压倒性的，把所有人都编织在它内部了。这时候我们觉得再继续做这个刊物会有很多困难，也想过要不要找几个年轻人让他们继续，后来讨论之后觉得与其让年轻人继续，不如让年轻人重来，年轻人有新的想法可以创造新的天地。所以它就成了在文献展里被当作文献的一个刊物了。在这方面《学人》和《二十一世纪》不一样，《二十一世纪》依托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以无论有没有影响力它可以继续出。《学人》是我所知的当时唯一没有机构支持的刊物，我们的资金来源一会儿会说到。现在请苏伟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苏伟：（念《小小十年——<二十一世纪>与<学人>》全文。）

我的桌头放着两摞刊物，一摞是《二十一世纪》，另一摞是《学人》。这两种刊物的诞生与八十年代末的风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九十年代初期，大陆的民间刊物几乎完全消失，曾经辉煌的学术刊物风光不再，即使是《读书》也难以像八十年代那样畅所欲言。《二十一世纪》在这一情境中成为大陆知识界难得的公共空间。倘若要谈论八十年代末年以降的中国思想状况，《二十一世纪》的作用不言自明。在我的记忆中，构成九十年代思想史的一些主要议题，如有关近代中国思想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论战、国家能力问题的论战、制度创新的论战，等等，都是在这份刊物上首先刊出，而后扩展到大陆其他出版物上的。最近几年来，大陆知识界很少有真正的讨论，许多有价值的命题往往成为媒体争吵和格斗的由头，互贴标签而后加以讨伐更是常见的形式。在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而又无法直接讨论政治问题的环境中，《二十一世纪》能够组织起这类重要的讨论已经极为不易了。我希望这类讨论能够继续地展开。

苏伟：策展人、写作者、北京中间美术馆高级策展人

看着这些刊物，我不免想到九十年代初期的情形。在八十年代末年之后的一段时期里，知识界面临巨大的压力，也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挫折感。但据我的记忆，当时的讨论氛围比现在要好一些。我因此愿意回顾一下那时的情景，虽然许多事情已经记忆不清楚了。关于《二十一世纪》，谈的人已经很多。在纪念这份刊物十周年的时刻，谈一谈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第一份由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学术刊物——《学人》，它也许可以显示出九十年代大陆学术环境的某一方面。在《学人》创刊之后，民间刊物不断涌现，我们三位编辑为此感到欣慰。两年多以前，一直资助《学人》出版的高筒光义先生的公司破产，日本的伊藤虎丸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窐田忍教授和高桥信幸教授从自己的工资中抽取了部分资金资助《学人》最后三辑的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考虑到三位编辑的工作情况，我们决定暂时中止《学人》的出版。去年十月，在离京赴美的前一天，我们编辑完了《学人》丛刊的最后一辑（第十五辑），并在与陈平原、王守常商量的基础上，撰写了简短的暂停出版《学人》的说明。在我七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一再拖延的《学人》第十五辑刚刚出版，历时十年的编辑工作告一段落。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民间刊物层出不穷，但大多短命，有些一、二年，有些三、五年，能够坚持到十年的刊物，并不多见。在九十年代初期，这份在大陆创刊的丛刊与在香港创刊的《二十一世纪》相互呼应，反应了在不同学术环境中的不同的取向。过去十年中，《学人》默默地做事，静静地出版，即使出现了有关的报道或者议论，我们也不作回应。这是我们三位编辑人创刊伊始就相互约定的。现在《学人》的工作告一段落，十年劳作，也许应该说点什么。对于读者、对于关心和帮助过《学人》的朋友们，这是一种交待，一种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的交代。

《学人》创刊于一九九一年，但创刊的最初动议则是在八十年代末年的秋冬。那年的十二月已经十分寒冷，几位从未谋面的日本朋友从东京来到北京：高桥信幸先生，高筒光义先生的清扫公司的一位女士。在北京和平饭店，我还见到了他们请来帮忙的、当时在复旦大学进修的法律专家黑田先生，此外，时在北京大学攻读中国哲学史专业的窪田忍先生也在座。八十年代末年夏天之后，伊藤虎丸教授、丸山升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等几位东京的中国学家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心，建议高筒和高桥（后来日本的朋友戏称他们为“双高”）帮助中国的朋友们。他们因此成立了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希望以高筒先生的公司的一些资金为初始基金，再吸引其他的公司或机构加入（这一构想似乎并未实现），支持国际学术、特别是中国学术的事业。中国学家们向高筒先生、高桥先生介绍了一些北京的朋友和学者。高桥先生一到北京，按图索骥，与多位学者取得联系。那天与林岗、孙歌两位一道去宾馆见他们，在门口见到陈平原和黄子平正从里面出来，知道他们已经与日本朋友见了面，但并不知道谈了些什么。进到屋内，寒喧之后，高桥先生便介绍他们的来意，说是八十年代末年之后，日本的一些朋友非常关心中国知识界的情况，希望能够做点事情，促进中日两国的真正的民间交往。他们打算向国家教育委员会申办一所民办的大学，所以特别请了法律方面的专家黑田先生一道来北京。在八十年代末年的灰色氛围中，这些话听起来与其说是鼓舞，莫如说像天方夜谭。我直率地说，申办大学是不可能的，又建议说，能否请他们资助出版一份学术性的刊物？即使这是个保守的建议，据我所知，北京的朋友们也是不相信能够实现的。高桥先生未置可否，但两年以后再见高桥和高筒两位先生时，他们对我说，这项建议让他们深受鼓舞。办大学的事，果然接触了有关方面之后，就不了了之了。

《学人（第14辑）》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

为什么“双高”会主动支持中国的知识分子呢？一方面是由于伊藤虎丸教授、尾崎文昭教授等日本学者的鼓励，另一方面是，八十年代末年在全世界关心中国社会命运的人们中激发起的激情。但“双高”本人的意愿是最为直接的动因。高筒先生是一家规模不大的清扫公司的董事长，高桥先生则是三鹰市政府老龄问题对策室的官员，他在三十九岁时来中国学习汉语，热心于中日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他们是在法政大学念书时的朋友和同学。他们读书时期正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全球各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他们两位积极参与了当时的学生运动，高筒还是法政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在运动中，他们分别被捕入狱。出狱之后，高筒离开大学，继承家业，成为清扫公司的董事长。高桥出狱后进入三鹰市政府工作，因为有过入狱经历，不能分配到更好的部门工作。那时的老龄对策室是许多人不愿去的。但高桥勤勉地工作，并自费调查瑞典、美国和中国的社会福利状况，仔细地设计三鹰市政府的老龄对策问题。在他长期的努力之下，三鹰市成为日本全国处理老龄社会福利的典范城市，高桥本人也因撰写了一本有关老龄福利的著作而获得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三年前，他放弃了三鹰市的工作，到九州的一所大学担任社会福利方面的教授职务。这是我所见到的两位成长于六十年代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承认运动的幼稚和失败，但在他们的内心里，从未放弃年轻时代的理想。当他们拥有了一定的条件的时候，他们愿意为他们的理想偿付代价。我记得《学人》创刊之初，高筒先生带着他的公司的几位高级职员来到北京，会面之后，他的同事们对我说，高筒先生每次从北京回到东京后总是对他们说，《学人》的工作真是“有意思”。高筒先生并不懂中文，起初，他支持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为了帮助他的朋友做事。只是在结识了我们几位之后，他才开始感到了一种“意思”。但什么意思呢？公司的同事们并不理解。高筒因此请他的同时来与我们几位编辑见面。他的同事说，现在他们明白董事长所说的“有意思”是什么意思了。我想，他所谓的“意思”是包括对我们的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对于在共同工作中产生的友谊的尊重。《学人》的实践意味着：在一个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相并而行的世界里，在一个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里，一种不谋求任何私人利益的真正的国际主义是仍然可能的。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学人》每出版一辑，高筒和高桥两位便飞来北京一次，除了支付稿费、出版费用以及讨论有关《学人》的事宜之外，我们有许多的机会在一起聊天，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那么，为什么在八十年代末年的那个冬天，我和朋友们会建议出版刊物呢？这也不是一时的想法。在这些日本朋友来北京之前的一个月，一些朋友凑了一点午饭钱，委托《读书》杂志召集了第一次知识分子聚会，希望能够重振旗鼓，做点严肃的学术工作，并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总结我们在八十年代经历的过程和失败。我记得会上两种意见较为突出：一种是消极的，觉得在政治状况没有改变之前，知识界不可能有所作为；另一种意见较为积极，觉得即使无法直接讨论我们当下的问题，也应该坚持学术研究，对我们自身进行反省。在那次会上，我引用了韦伯《作为学术的志业》中的话，试图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提供某种伦理的基础。这些想法与靳大成、陈燕谷等几位朋友的私下讨论中已经成为共识，即在最为困难的环境中，也不应该放弃学术研究，而当务之急，则是对近代思想和学术加以整理和检讨，试图以历史研究的方式来反省我们在八十年代末期遭遇的挫折，但我们没有自己的刊物。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双高”问及我的意见时，我提出了创办刊物的建议。也是因为这些原因，虽然后来《学人》由平原、守常和我具体编辑，但在我们的心目中，这份刊物是北京知识界许多朋友的共同刊物。我们三位无非是在写作之外，做些具体的编辑和联络工作罢了。

《学术作为志业》（也译为“科学作为天职”）、

《政治作为志业》德文版封面。

与日本朋友最初的见面之后，我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先是运动过后的种种的周折，而后是奉命去了秦岭深处的商洛山，一呆就是大半年。一九九〇年十月回到北京时，北京的情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大约是在这一年的五月，伊藤虎丸教授所在的东京女子大学邀请了孙玉石、黄侯兴、陈平原、王守常四位访问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出资资助这项活动的就是刚刚成立的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回京后，平原、守常和窪田忍几位曾经在孙玉石老师的家中商谈过一次出版刊物的事情。在我回到北京之后，出版刊物的事情重新启动，经过各方面的协商，由守常、平原和我三位担任编辑人。一九九一年的年初，一个寒冷的早晨，我们邀集了一些朋友在北京大学勺园聚会，议题是“学术史问题”，实际是首次向朋友们通告出版《学人》的计划。除了我们三位编辑人之外，我记得有梁治平、钱文忠、葛兆光、刘东、阎步克、陈燕谷、靳大成、雷颐、王炜、窪田忍等，庞朴先生也在座。一九九一年的三月，我和张立文、钱理群、陈来三位一道访问东京，参加由国际友谊学术基金会筹备委员会资助召开的第二次研讨会，我记得议题是“现代化与民族化——亚洲现代化过程与其民族性因素”，会议以“儒教对于近现代智识者深层精神结构之影响”为中心，分“西方近代科学与朱子学——围绕‘格致’概念”与“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两个子题。在日本期间，伊藤教授、尾崎教授和“双高”先生与我就刊物的出版问题做了讨论。

那一年，适逢尾崎教授来北京大学作访问研究一年，我们三位编辑者因此有许多机会与他共同讨论出版的工作。我们最初曾经建议尾崎先生担任编辑，负责征集日本学者的稿件。尾崎先生后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他没有列名担任编辑。在《学人》出版之前，我们主要讨论了三项议题：一是刊物的标题；二是由哪家出版社出版；三是刊物的宗旨和方向。先说刊物的标题，我们三位各自拿出了方案，但意见不统一。最后王守常说，文化书院曾经有过出版一份刊物的计划，后来搁浅了，题目就叫“学人”。据说还请启功先生题写了刊题。平原和我都觉得这个题目与刊物的宗旨有些接近，于是接受了守常的建议以此为刊题。关于刊物的出版，我们首先选择的是三联书店，平原和我曾经专门为此拜访过当时三联的总编辑和总经理沈昌文，他请我们直接与一位编辑联络此事。多次商谈后三联同意出版，但不能保证我们希望的交稿后半年内出书的要求，同时需要的出版补贴也比我们能够支付的多。一九九一年春节的时候，我回扬州探望父母，见到大学同学吴星飞，他当时刚刚出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的社长。我同他一说《学人》的计划，他立刻表示愿意承担此事，能够保证出书的时间，经费也比北京便宜一些。我回北京之后，与平原、守常通报情况，他们都觉得可以。尾崎先生说，刊物不在北京出也好，因为我们的目的是静静地做事，不多声张。这在当时也许是最好的选择。从一九九一年起，《学人》即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朱建华先生担任责任编辑，直至今年的最后一辑。

1980年代，汪晖与日本鲁迅研究学者伊藤虎丸

一个刊物是否能够做好，关键还是刊物的宗旨和目标，以及实现这些宗旨和目标的能力。在勺园聚会之前，一些朋友已经开始了学术史方面的工作，我自己的精力则更多地集中于近代思想史方面。所以，当平原建议那次讨论会以学术史、学术规范等作为议题的时候，守常和我都同意，周围的朋友也赞成，虽然我心里知道每一个人对于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进入的角度也是不一样的。

学术史研究是一个专门的领域，为什么在那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期，许多学者会对这样一个似乎远离政治问题的领域感兴趣呢？为什么各个不同领域的学者愿意就这一其实难以清晰地加以界定的领域发表各自的看法呢？回想起来，有几个原因。第一，八十年代末之后知识界对于八十年代末年社/会/运/动进行反思，其基本的趋向与《二十一世纪》正在展开的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相互呼应。许多学者认为八十年代末年的社/会/运/动在方式上不够成熟，这与八十年代社会思潮的特点有所联系。因此，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成为一种内在的要求。学术史似乎从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提供了一种讨论相关问题的空间。第二，从当时大陆的客观的条件来说，即使那些最为关心政治问题的学者也不可能发表政论性的文章，这一点与《二十一世纪》的情形是极为不同的。人们必须找到相对安全的学术空间，借以展开自己的思考。第三，在我看来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上述两个方面与知识分子的重新定位存在内在的关系。在一个政治上无所作为的时代，知识分子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并把自己的道德激情转化为一种立身处世的方式。这一际遇恰恰与学者们的反思相吻合。学术的专业化就成为这一方式的表达。在我的记忆中，如何处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是许多学者思考的问题：我们刚刚经历或者说正在经历一场社会动荡，处于极为严峻的政治氛围中，但当时我们的共识并不是直接介入政治问题，而是力求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不至于让学术研究迅速地转变为另一种政论。八十年代末年的失败使得大家意识到那种过度的政治激情会影响人们的判断力，而严谨的学术研究是我们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途径。

《学人》从一开始就以学术史和学术规范作为自己的议题是与上述思考有关的。学术与政治无法分割，但即使是讨论政治或其他急迫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严肃认真的研究。或者说，问题越是迫切，也就越是需要认真地、独立地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学人》坚持学术的内在规定性是必要的。但学术的意义并不取决于学者的自我界定，真正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学者本身的素养、视野和判断力。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就是这些素养、视野、判断力的体现。然而，在八十年代末年之后的情境中，这些想法事实上造成了一种暧昧的知识情境，即既要以学术的方式介入历史和社会，又要以“学术的”（而非“政治的”）方式来呈现自己。学术史、学术规范成为一时间的话题是隐含了某种政治性的，但恰恰在它成为话题的过程中隐含其中的那种微妙的政治思考似乎逐渐地消失了。重新反思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知识界的思想历程，这一有关学术史的讨论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学人》在这方面的实践为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契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果考虑到当初的出发点，不能不承认那时的思考存在着不清晰的方面。但仅仅依赖学术方式的转变并不能保障我们具有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思想视野，有时候所谓纯学术研究也会堕入另一种随波逐流。随着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包括中国教育制度的发展，有关学术史、学术规范的讨论为学术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过程提供了口号和示范，但通过这些讨论来重新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和实践的动机却日渐地被掩盖起来。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学人》的内容比较广阔，学术史研究仅仅是其中一项内容。除了十五卷，约八百万字的论文之外，《学人》最大的成绩是：在一个郁闷和压抑的时期里，它为许多有志于学术工作的中青年学者提供了空间，也为这一代学人的成长提供了园地。我自己没有能力估价《学人》在学术上的贡献，但有一点还是清楚的，这里的绝大部分成果与媒体中的时论形成了重要的对比。今天活跃在人文和社会科学若干领域的学者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是《学人》的作者和朋友。就我个人而言，八十年代末年后的思考和研究与《学人》的编辑出版有着密切的关系。

乔·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及麦卡锡主义海报

十年过去了，《学人》的使命也告一段落。也许有一天，我们自己，或者年轻的一代，还会重新开始《学人》的事业。这十年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转化，当年的知识界也发生了难以挽回的分化。这就是历史，是我们自己经历的历史。我偶尔想起当年的情景，心情是复杂的。在一个危机和压抑的时代里，人们可以相互之间保留着的尊重和理解、执着和坚毅是让人感动的。倡导对学术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倡导尊重基本的学术规范，曾经是大陆人文学术界的重要话题。如果对照今日的实践，对照近日“媒体学者”和“媒体知识分子”的实践，那些在一个特殊时期支撑学人们立身处世的原则既显得珍贵，又何其脆弱！将所有这一切归咎于环境的专制是容易的，但它解释不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在九十年代初期更为压抑的时期，学人们反而能够表现出更多的自律、宽容和使命感，更多的对于学术和思想事业本身的尊重。学者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是和知识实践密切相关的，它应该能够落实为一种工作的伦理，而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大话，这是《学人》创刊伊始的初衷。听说已经有人把弥漫于我们周围的谩骂、纷争、诽谤和攻击说成是民主的演练，我也相信一定会有人将这一切表述成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其他什么的，在我看来，这就好像说麦卡锡主义等同于民主实践一样的荒谬。中国社会取得了许多了不起的进步，学术的事业有了一点发展，但一种认真讨论问题的氛围，一种以学术的研究来介入社会问题的方式却并没有真正养成。我把这看作是我们自己的失败，一种深入我们学术共同体的骨髓之中的失败。没有什么堂皇的理由可以为这种失败辩护。

但是，把所谓“知识界”的纷争看作是中国大陆学术界的全部是不真实的。媒体制造的狂欢仅仅是一种幻象，几个人的表演也代表不了中国的知识界。我自己孤陋寡闻，但仍然能够看到为数不多却也不能说太少的朋友和学者的坚韧努力，看到他们在默默的研究和思考中呈现出的力量。与媒体中的各种喧嚣相比，这些沉默的努力看起来是微弱的，但是，有时候沉默是必要的，孤立地探究也是必要的。最为重要的是，即使面对误解甚至攻击也毫不动摇地进行探索，是学者的使命，也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二十一世纪》发表的一些文章曾经引发过激烈的争论，但今天有谁能够完全否定那些独立的探索者的工作？回顾过去十年的讨论，留给我们最深记忆的文章就包括了那些备受攻击的文字，这些文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显示出的历史预见性正在为许多人所理解。同样，回顾过去十年的学术成果，能够重新引起我们注意的许多作品恰恰是那些经过长期的积累和研究却未必引起轰动的研究（我并非说引起轰动的作品就不是非常好的研究），这再一次说明学术工作对于持续探索和积累的需求。所有这一切多少让我觉得《学人》做过的工作没有白费。这份刊物创刊时代的那种认真和热诚值得我和我的朋友们怀念。

我想先请汪老师介绍一下《学人》十年的工作里面几个重要的学术方向，以及在十年中有没有一些阶段性的变化。

汪晖：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要很仔细地去分出当时里面的脉络，还是要花很多功夫重读。不过有一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现在活跃在人文学术研究的我这一代的学者，比如阎步克、李零、葛兆光、陈平原、陈来等等，也包括我自己，在今天还在持续地做着这些工作。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群体感很强，但今天这个群体感已经消失了。我们都知道我们共同经历过什么，但研究者各自的取向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在《学人》丛刊里面就已经存在了，如果要做一个当代知识的考古的话，《学人》可能是一个因素。

阎步克、李零、葛兆光、陈来

我在这里想再说两句刚才文章提到的那个日本的小群体。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因为中日关系从八十年代到今天，变化非常剧烈，起起伏伏，一部分日本的政客基本上垄断了整个历史叙述，但许多日本的知识人对历史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支持《学人》的日本学者和朋友在日本社会里面也是对日本社会的历史进行批判的一代人，所以我们和他们之间能够构成一种国际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的学术和国际交往虽然比那时候多了，但是这种联系的模式似乎越来越少了，不太可能形成某一种超越国别的学术共同体。

到我们编完刊物，高筒光义的小公司也破产了。他的公司本来就是一个很小的清扫公司，他也不太会说中文。高筒光义、高桥信幸是法政大学的同学，高筒当年是学生会主席，参加了七十年代的日本学生运动，然后失败了。他们都被捕过。日本确实有这么一些人是理想主义的，东京大学的丸山升教授是日共，因为批判日共最后被开除出日共，之后又恢复。当年他是老师，由于支持学生运动，所以被抓起来了，也被关过监狱。尾崎文昭也是参加学生运动被抓起来过的。但是历史的变化有时候是一种讽刺，是个人无法主导的。我记得在《学人》差不多编完的时候，尾崎文昭面临一个选择，他是东京大学毕业的，当时东京大学要尾崎回去任教。东京大学是日本最好的大学，一个教授被东京大学聘请多少使得他的学术地位变得更高。但尾崎当时是非常犹豫的，当然最后在伊藤虎丸、丸山升他们的劝说之下还是去了。他心理抗拒的原因就是当年他们在学生运动当中，是把东大看成是一种统治的秩序，东大是他们反叛的对象。所以当他突然要回去接受教授位置的时候，内心里有一个到底怎么去摆放自己年轻时候的信念和理想的问题。

高筒和高桥也同样如此，特别是高筒，他在还是学生会主席时被捕，为了生存，不得已去接了一个他父亲的清扫公司，做了小资本家。当他做了小资本家以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个背叛者。他一直在想现在的自己跟自己年轻的时候做的事情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所以当我们提出创办刊物这个建议的时候，高筒和高桥这两人完全义务地做事。高桥是个低层的官员，他在东京三鹰市的老龄对策室做事，他就把他的一部分理念放到社会福利和老人问题的研究里面，他完全义务地帮着高筒跟我们合作的刊物做一些事。高筒作为公司老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帮助我们，虽然钱不算多，但是总要对自己的下属做个交代。下面的人总有人不太明白老板到底要干嘛，所以他有过两三次，分批地把他公司里的中层负责人带过来跟我们一块儿聊天吃饭，让他们来理解这个工作的意义。在今天的制度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大型的基金会，但它背后的运行逻辑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个小小的支持最后也没有成立基金会，只做了个筹备会，始终没有成型，实际上就是高筒自己拿一部分资金来做这件事。我讲这个背景，是为了说明刊物虽是我们自己编辑的，但是背后离不开他们的支持，这个支持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里面，反而不太容易找到，我对他们一直有一种敬意和感激。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特别把他们的事情说一说。我感觉到今天再找到这种支持已经非常困难了，这是另一个时代的遗产，是很值得珍惜的。

你们有什么问题？

观众1：九十年代以后刚开始面对国际化，您做这个刊物有没有和当时国际上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相关刊物做一种比较？您刚才说主要围绕国内的文化史和学术史展开，我想今天这种横向比较还是很多的，只是当时条件可能会不一样，当时您怎么考虑这一点？

汪晖：这个刊物一方面显得很传统，它是人文学术，回到历史。但另外一方面它提出学术规范、学术史的这套方式，多少跟国际学术的一个基础要求有关系，但与国际接轨不是我们的第一动机。客观上说，《学人》丛刊可能是当时中国学术刊物当最国际化的刊物了，不但我们创刊的过程本身有国际性，而且当时在我们刊物上发表论文的作者，除了有日本的学者之外，也包括了美国、韩国和欧洲的学者。他们投稿，我们翻译成中文，后来也直接发表英文和日文文章。当然直接用英文和日文发表对我们的读者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尽最大努力翻译发表，并且这些文章都是首发在《学人》上的。这也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中期到后期，《学人》出版几年之后，这个刊物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跟中国有关的国际学术界。比如在第一期我的一篇关于科学概念的长文，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发表在Positions上。Positions是冷战结束前后创刊的，在亚洲研究里面算是很重要的一个刊物。

《Positions》

我记得一九九三年去瑞典开会，主题是“当代中国的‘个人、社会、国家’”，云集了海内外中国研究的许多重要的学者，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以后到九十年代中期知识界的大分化到来前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学术思想的聚会。今天不同取向的人，当时还是在一起的，但不是在国内，而是在瑞典。从大陆去的人比较少，我和陈平原、王元化、朱维铮、张志扬等五个人，还有北岛、高行健、甘阳、刘小枫、李泽厚、刘再复、李陀、刘禾、高建平从欧美去的大陆学人，还有香港牛津的林道群，中文大学的金观涛、刘青峰、陈方正，还有从美国去但有早期台湾背景的余英时、林毓生、李欧梵、张灏等等，在瑞典的有罗多弼、马悦然和陈迈平，我记得还有苏绍智、严家其等流亡到海外的一批人。会议的契机是刘再复正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这些群体在海外已经有过一场讨论，而且讨论里也已经是不同的思想因素放在一块，不过那个时候大家还能够坐在一块，现在可能坐都坐不到一块了。那个时候讨论的话题，一个是对国内学术的思考，对中国社会的判断，特别是文学家们讨论流亡的意义、汉语的意义，到底汉语是不是他们的家园，人文学术如何在一个全球性的流动当中去思考我们的处境。那个时候会上已经有过讨论，饭后开始争论，有时争得很厉害。后来我们中的一部分人一起去了俄罗斯，从斯德哥尔摩坐船到彼得堡，然后在彼得堡一路走。前段时间有一个人采访我，我还提到过这件事情，中国跟俄国近代历史连在一起，怎么评价俄国发生巨变？我们去俄罗斯的时候叶利钦当政。我记得当时我很年轻也很穷，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钱，结果到了俄罗斯去换钱，一美元换一千三百卢布，用像八十年代二道贩子的小皮包，将包裹在腰上，把卢布塞在里面，那样的一个情境令我印象深刻。忽然地在这个群体里面发生很多的讨论，在当代的情境当中历史不断地被召回，我想这是一个图景。我过去写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一开始就讲了几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这一次的讨论无论是学术性的还是思想性的，跟八十年代以前不一样，八十年代以前的思想讨论基本上就是国内的知识界的讨论，但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思想讨论所参照的和直接参与讨论的人都带有国际性，这个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

观众2：汪教授您好，我是一个历史系研究思想史的研究生，我听像您这样的前辈学者说过很多次，我们要打破边界，要去追问要去思考。我们在平常也看过好多书，也去思考，可是当真正想去下笔写一些东西的时候，还是发现根本无从下手。我不知道您在当年求学的时候是否也有我们类似的困惑？您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汪晖：学术的道路或者方法都是根据每个人的志向，在他设定问题的时候产生出来的。在过去还强调它的传统，就是古典，就是我们所谓的家法，在现代差异就很大了。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你到底要问什么问题。当你提出了对你来讲特别重要的学术性的或者你自己面临的问题的时候，你想回答这些问题。一般来说一个学者的基本的套路就是，当我提出一个重大问题，我一定是要找到一个入手的地方。学术道路上会遇到许多的问题，问题也有很多方面，总要找到自己能够介入的方式。从自己的工作领域里进去，我觉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你慢慢发现自己的限制，因为如果你的问题有足够的分量的话，你会发现依靠自己已有的知识和套路没办法真正回答，所以你总是在做与学之间往返。打破边界这个事情只是一个说法，其实人的思想不可能有那么清晰的一条线，都是在顺着你对你的问题的追究当中自然产生的，专业训练的重要性在于使你有了一个入手的基础方法。即便你涉及其他领域的时候，你也会用比较专业的态度来对待，你知道这些领域不是你随意就可以进去的，你总是要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这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没有一个完全一贯的方法，都是在很长的阅读和思考里面逐渐形成的。

观众3：汪老师您好，我记得您一九九六年之后也参与到《读书》杂志的编辑当中，有这么几年您同时参与编辑《学人》和《读书》，您怎么比较这两本杂志以及您认为在今天和您之前主编那段时间《读书》有什么样的不同？

《读书》创刊号与《读书无禁区》

汪晖：最后的问题不要我回答，读者回答就行了。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编《读书》，一直编到二〇〇七年的夏天，差不多十一年半的时间。从一九九六年到二〇〇〇年前后，差不多有四年左右的时间，跟我编《学人》的时间是有重叠的。不过这两个性质上是非常不同的，原因很简单，《学人》是一个学术性的刊物，而《读书》是一个杂志，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读书》的读者群体和作者群体都要比《学人》广泛得多，因为它涉及的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共同点是它们的作者群落特别是旧的作者群落里面都是以文史为主。第三个，《读书》因为是月刊，所以它对当代生活需要做出一定的回应，跟读者之间的互动和《学人》是不一样的，《学人》就是我们熟悉的学者朋友们在做一个学术性的研究。但《读书》不同，在我们编的时候，每个月都有大量的读者来信，我们一般是每个月选一些摘出来放在后面，回应的速度是很快的。当然跟现在不一样，我编《读书》的时候正是出版印刷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是电脑化带来的变革，我开始做编辑工作的时候还都是用铅字印刷的时期，校稿也都是铅字印刷，一校二校三校的校对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工作周期比较长，一个刊物要提前一两个月把它准备好才能印制出来。但电脑化之后一两周基本上就可以做出来了。

我做过一个比较，不光是跟《读书》，那时候朱伟编《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也一块讨论过这些问题。我发现做周刊、双周刊，和做月刊也是不同的。周刊就变成时事性的，如果不是时事的话，这个刊物是支撑不下去的。《读书》是非常特别的，它既需要你有思想上的深度，也要有知识上的深度，又需要有一种回应。这个回应不必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做出的即刻回应，但是总需要有一个有一定深度的回应。如果《读书》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跟媒体一样，就没有《读书》的特点了，可《读书》如果完全不能作出回应，它就跟《学人》一样了，所以《读书》实际上是处在几者之间。《读书》这样的刊物最大的力量在于它的议题的设置能力，它并不是像媒体天天在那儿运动，但是它有抓住问题的能力。同时一个问题发生之后，比如说媒体的编辑对《读书》会做出反应，就开始把这些话题慢慢地引申到媒体上去了。《读书》与《学人》还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学人》是一个有一定的知识分子关怀的学术型的刊物；《读书》要面对非专业的更广泛的读者群，也需要从专业领域里面出发，但是要能够通过专业领域的工作提出更广泛的具有更广阔意义的问题。因此，如果《学人》是一个学者的刊物，《读书》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知识分子刊物，《读书》的作者群落是老中青的搭配，像费孝通先生、金克木先生这些老一代的，到稍微年轻一些像李慎之、王蒙，再往下就是我们这一拨，再下面有一些留学生和正在成形的学者。《读书》一定程度上也扮演文体上相对灵活的角色。《学人》在文体上是笨拙的，像我写论文就是笨拙的，基本上不大考虑读者的问题。但是当我做《读书》编辑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去考虑这个问题了。我感觉《读书》的在场也改造或者培养了一批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要给《读书》写文章就必须改变文风，必须学会用一种更可读一点的方式来说那些不见得很可读的事儿。还有一点共通的地方就是，《读书》要的是什么？虽然《读书》关怀更多的现实性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还是希望有知识积累在里面，追求知识之后还有一种思考。它不是及时性地对刚刚发生的问题做一个表态，当然每个人都有立场有态度，但是你的态度立场必须通过有根有据的知识的追求才能够呈现。《读书》的读者也似乎更喜欢这样，他如果发现你只是去表态吵架，他就不爱看这个杂志了，他希望看到的是你把那些他们不知道的问题发掘出来，放到思想空间里面来，在思想空间里面可以容忍、允许、鼓励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的人相互争论。我过去用过一个例子，我说《读书》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就像一个吃饭的圆桌，要是没有圆桌，大家一旦有不同的看法，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然后各自就走掉了。可是有一个圆桌，大家通过圆桌的存在造成了人和人之间一种距离和一种关系，既是距离又是关系，创造这么一个空间能够把问题发表出来。《读书》与政治的关系也跟媒体不一样，《读书》的政治性要比《学人》强，但是《读书》也不赞成所有的刊物都要去讨论政治，我们希望的是营造一种独立的空间。如果一个社会空间里面永远是一个声音在主导，其他的所谓空间其实都不过是它的延伸，这就很成问题，我们需要的是有一种自主空间的形成，只要形成了，它自然会产生出它的意义。我确实觉得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最需要的是这样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不同的人在关注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逐渐形成一个场，这个场本身有一定的自主性，当它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其他问题发声的时候，它不是直接的个人发声，而是在通过场域发声，这比直接去议论那些不断流动的事情更有力量也更有意义。

费孝通、金克木、李慎之、王蒙

《读书》在九十年代有政治的背景，也有商业化的背景。八十年代是没有这些商业刊物的，一个学术刊物都可以又很大的发行量，《文学评论》可能最多的时候发行到三十万册。《读书》的规模没有那么大过，但是《读书》因为有人文性，所以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这些刊物之间有一种很独特的位置。到九十年代就不一样了，出现了《女友》《时尚》这些刊物，街头报摊一下子就摆这些东西了。八十年代特别重要的学术刊物的主编和编辑队伍，在八十年代末年以后大部分都被重组了，这当然是政治的原因，重组以后，这些刊物的面貌就变了，因此大家也就不再重视这些刊物。《读书》不在这个范围，它是一个出版社的刊物，所以它的编辑队伍没有变化，因为没有变化，反而就引起很多人重视。沈昌文先生那时候是《读书》的主编，他对大众关注的问题是很敏感的，所以《读书》到九十年代的时候的销量比八十年代要多，可是九十年代遇到的是商业化的挑战，所以有一度它追求文章的可读性。到我开始编的时候，听到当时学术界对《读书》有一些意见，说它开始跟学术界脱节，文章追求可读性，而跟学术的最新的进展之间有点脱节，所以继续编《读书》是有点困难，又得跟学术界最前沿的思考衔接，又不能写成学术论文，还要追求可读性。所以我到那儿之后做的改革就是希望杂志的文章能够反映出最新的思考和问题。二十世纪最活跃的人物都是文史里面的人，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被批判的也都是人文这个领域的人。可是九十年代跟过去不一样，到九十年代活跃的人物是像厉以宁、吴敬琏这样的经济学家，这就是是全球化所带来的重大的转变，离开社会科学这个领域变得很困难。而《读书》原先是以文史为中心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抉择，需要不需要把社会科学的比例提高。比如说《读书》在九十年代末讨论三农问题，把温铁军、陆学艺、李昌平他们找来在《读书》上发文章，这在《读书》历史上是没有的。那时候我们把这些作者放进来也遇到一些问题，当时对我的批评评价就是不好读，不好读我一直是不承认的，后来想想可能也有点道理，但我自己没觉得不好读。再说金克木先生八十年代写的那些文章，他文字挺好的，你要说好读，我也不觉得好读。八十年代讨论海德格尔、尼采的文章，好读吗？不好读，可是在一个氛围里面，不好读都成时尚了，不好读也可以当成好读的。但是当你认真地去做杂志的时候，不好读就成了一个问题。回到像《学人》这样的问题，前面的同学提到的知识的问题，怎么去面对知识，我始终认为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一定的时代，比如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时代或者是文艺复兴的时代，或者是中国的某一些特殊的时代，包括我们在九十年代编《学人》时，我们大量地讨论经学和文史学，那些东西其实很不好读，可是大家都津津乐道，每次都在一块讨论。但是换了一个角度说，这些东西都会造成非常大的阅读障碍。所以在知识的难和易的问题上，如果你有志于做学术和思想的工作，有时候必须打破阅读壁垒，要是太追求好读了，就很难再做什么深入的工作了。

苏伟：刚刚观众讲到边界的问题，也讲到《读书》杂志和《学人》杂志的一个重叠时期，咱们这次展览也以九十年代的思想争论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大家在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到《学人》杂志的创立，以及之后人们精神的论争，所谓新左派和自由派的争论等等。我了解到汪晖老师的学术经历是从文学研究开始，一方面您在九十年代并没有停止这个研究，大量地参与到文学电影艺术的讨论里边；另一方面还建立像《学人》这样的杂志，使学术专业化，深入到知识领域的研究。这两方面好像是并行的，并没有说大家就统一回到了象牙塔里面，不再去接触更广泛的文艺的生动的现实。所以我想请汪老师介绍一下，当时在和文学界艺术界的交往和讨论上，比如说在二王之争、二张之争这种争论的时候，您是以怎样方式参与以及得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结论？（注：“二王二张”之争，指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几位文学领域的学者、文人在几个国内重要的文学期刊掀起大范围的论战，问题的核心是关于人文精神危机的问题。其中以王蒙、王彬彬、张颐武、张承志为论战代表。）

“二王二张”：王蒙、王朔、张炜、张承志

汪晖：二张的讨论我倒没有直接介入，因为跟张炜完全不熟悉，后来跟张承志熟悉一些。二王要多一点，王朔、王蒙，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前奏，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王朔作品开始出现，王朔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和王朔电影的出现这几个事件，是很重要的。我刚才看展览的时候，发现很多作品涉及电影。一八九五年前后，我自己也卷入到当代电影的讨论里面，八五新潮很奇怪地被找去讨论。戴锦华老师没来，要不然我们可以一块回忆，也许互相激发起一些记忆。那个时候我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念博士，我记得文学所的钱竞先生在当时电影圈一个很活跃的人，钟惦棐先生的助手，把我们拉入这个讨论中。钟惦棐大家都知道，阿城的父亲，创作了《电影的锣鼓》，五十年代电影界最大的右派，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就支持这些新的东西。钟惦棐先生也曾经在我们文学所工作过，回到电影圈的时候就带着一些人去了。后来《当代电影》的主编张建勇，原来就是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的同事，后来也被钟先生带着去了当代电影研究中心。那个时候张艺谋、陈凯歌他们的电影拍摄出来之后，在电影圈遇到许多困难和阻力，前头有第三代谢晋、谢铁骊他们，第四代也有像谢飞这样的导演，他们已经获得了一定的位置，但电影界对于如何接纳第五代还没有准备好。第五代出现以后，第四代就变得比较模糊，其实第四代的电影成就在当时是被低估的，因为它的一些东西比较成熟，可是那个时代召唤的是反叛。第五代里张艺谋说，他们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怎么拍呢？凡是教科书说不能这么拍的，我们就那么拍，所以镜头全是倒着的。凡是说光不能这么布，光偏就这么布，凡是教科书上说不行的，他就这么弄，反正就是反着来，确实造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叛效果。不是说这是艺术上的成熟，而是反叛效果背后有真实的激情，我觉得这很重要。一旦这种激情开始消解，只是为了不同而做不同，就完了。第五代的终结，在我看来首先是内涵开始没有了。原来它就有一些先天性的不足，它的内涵本来就是靠着一种对抗性的激情，这是一个时代赋予它的。所以那些电影，比如《黄土地》，你可能说会沉闷，可是它背后饱满的情感，能让你感受到土地的沉重，背后背负的历史，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里面体现，长镜头出来以后就带着一种力量，这是历史和它之间构成的关系，但等这股力量开始被承认，它的激情开始衰落的时候，这个东西大家就不爱看了。王朔电影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应该是最早的。后来导演了《轮回》，我们都去看首演，而且都做过讨论。客观上说，王朔电影对中国电影是有很大贡献的，这个贡献主要在于语言，说人话，大家觉得原来电影不说人话，第五代也不需要说话，之前电影都是背台词，他突然把那些话拿出来了。可是他的另外一面就消解了所有的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支撑着第五代的那种内在的激情和力量，用他那些台词一说就被消解了。《轮回》是黄建新的，原来拍过《黑炮事件》《错位》，都是存在主义的作品。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讨论《黑炮事件》，大家都说拍得好，印象最深的是李一鸣给他画图说你这个还是缺点荒诞，这儿缺点抽象，那儿缺点荒诞。后来《错位》就出来了，我们看的时候觉得真的“错位”了，虽然现在国外的电影评论家觉得《错位》还不错。可是等到他拍《轮回》就可以看到艺术的张力在里面，他拍的方式是第五代的方式，里面的语言是王朔电影的语言。在这么一个特定的背景下，开始了一个所谓的王朔热。到了九十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时候，王朔就成了一个问题。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他是一九八六年在《人民文学》。刘心武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找了我们，当时余华也在，有几位刚刚出现的先锋派作家在现场，也找了几个做评论的，我记得有李陀、我、陈晓明。我觉得王朔当时是非常不平的，因为他不被《人民文学》这样的正统刊物接受，他心里很不舒服，所以王朔曾经尝试写过现代主义的小说，为了换了一个笔调，表示说其实他也能弄这个，当然后来他不需要再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了。

到九十年代，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一九九三年年到一九九五年顺着南巡的思路，南方开始蔓延了第一波大规模的商业的大潮，那时候下海这些问题成为知识领域文化领域都面临的问题。而且从八十年代晚期开始到就年代知识文化领域与商业领域都是很混乱的，所以才会有人文精神对文化的讨论。九十年代以后只有经济问题可以讨论，其他问题好像不怎么能讨论，但是文化问题是借着消费文化的崛起，变成了新的问题。有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对这个东西进行批评，《读书》杂志在一九九四年左右搞了人文精神的讨论，在我看来并不是很成熟的。我对当时批评的深度和问题是有过评价的。我记得有一次王蒙托蒋原伦找我，说要跟我谈一次，问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后来在他家里面，我们两个人有过一次比较长的对谈，蒋原伦做了录音，并建议在《读书》发表。我没有同意，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对人文精神讨论里面的一些理论问题有一点疑惑，而且我也不太同意王蒙写的《躲避崇高》，他对王朔采取的是比较正面的可以说是完全欢迎的态度，但是我的态度有所不同。王蒙先生很客气，他说，你什么观点都可以发。除了我觉得自己的思考还不成熟之外，另一个原因是人文精神讨论当中有些是我很好的朋友，如果有不同意见，也不妨相互交流。

当时在《读书》杂志发生了这么一场讨论，从现在看来，第一，它对重新提出人文精神是有重要的贡献的。但理论上我多少是有一定的怀疑，当时人文精神的讨论最主要的出发点是觉得市场经济这一套资本主义的方式本身是可以的，但西方资本主义背后有新教伦理等精神价值。这是很强的韦伯的论述，但在中国的讨论中似乎预设西方资本主义，总而言之比较干净，比较有伦理性。现代化背后需要一个新的思想基础，所以他们提出了从人文精神角度介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它非常敏感地抓住了当时所谓的人文精神失落这么一个现象。所以《读书》的讨论应该是激活九十年代思想讨论的一个契机，我觉得很重要。当时王蒙、王朔的文章都发表在《读书》上，形成了一个争论的态势，这是一个逐渐形成的东西。你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王朔现象一旦成气候，也就不成气候了。道理都是一样，什么事情占了那么大的一个份额之后，它的力量也就没有了。

观众4：汪老师你好，您的那篇文章提到当初《学人》丛刊的创立是受到韦伯《作为学术的志业》那篇演讲的影响，想问一下当时这篇演讲与你和你们这个群体产生了怎样的关系？你怎样理解韦伯说到的学术工作和实践生活之间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1920）

汪晖：韦伯《作为学术的志业》这篇文章，是一个小册子。在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对我们确实是有影响的。但我只简单地说一下，韦伯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就是说德国社会卷入到一场空前的政治变动当中，这个时候学者该怎么做？一种就是卷入到战争的喧嚣里面去，一种就是卷入到关于出谋划策当中去。这是最典型的两种方式。韦伯的论述实际上是非常特殊的，如果把韦伯的“学作为志业”解释成非政治的，只是一个职业伦理的说明，其实也是一种误导。事实上，韦伯强调的是你首先需要有一个学术的伦理，这样才能产生出学术的自主。他对现实和世界各种各样的问题是经过自主的研究产生出来的。他对政治的介入，对社会的介入，都是通过自主的过程来完成的，所以背后强调的是自主的问题。在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变迁当中，人很容易被潮流卷着走，如果是被这样的东西卷着走的话，在韦伯看来是违背了学术的伦理，你没有一个自主性，他强调的是这一点。所以我当时强调这个东西也包含这个意思，我并不是说我们只做学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而是说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对我们认知这个世界，提供出通过独立研究产生出来的东西，不是潮流，不是宣传，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的蛊惑，也不是出谋划策。我不是反对现在有很多智库去出谋划策，但即便是智库也需要有独立的研究在背后，总是依照长官意志或者谁的利益是不行的。韦伯自己是直接参与政治的人，所以他的论述背后对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是有一个辩证的理解。

观众5：汪老师您好，今年是鲁迅写下《狂人日记》一百周年。不知道汪老师近年对鲁迅和“五四”这个事情有没有新的看法，和对我们当下与一百周年勾连起来有什么样新的想法？

汪晖：“五四”基本上是每隔一段时期都会被重新拿出来的一个问题。每一次拿出来都会被不同的人做不同的解释，每一次不同的解释也包含着褒和贬。在我们念书的时代，我大概在八十年代末年写过纪念“五四”的论文。一九九九年好像没有专门写，二〇〇就年我又写了，马上这又到了一个十年了，好像每隔十年就有一次这个话题的讨论。从八十年代末年到二〇一九这三十年，我觉得“五四”的形象和鲁迅的文学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或者批评是比以往更多的。在过去“五四”基本上是一个思想解放和理性启蒙的象征。同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它对中国历史的拒绝和揭露，对中国历史和传统当中包含的压抑性的揭露，是激发或者养成一代又一代新青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源头。实际的“五四”的内涵比这些都要复杂，“五四”包含了不同的立场和力量。过去三十年，应该从九十年代初开始，越来越多地带着保守主义的色彩。“五四”是第一波倡导整理国故的，整理国故最初是捉妖打鬼，这跟《狂人日记》说的是差不多意思。捉妖打鬼是说我们的传统里头有很多妖怪，导致我们民族精神有了问题，所以就要通过整理科学的研究，对它进行清理。

但是在晚清到“五四”这个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也的确是被一种强烈的失败感笼罩着，一种强烈的由于失败而产生的对别的世界的某种憧憬和幻觉。我觉得有过幻觉，但我们得承认其中的真实性的存在，失败是真实的。鲁迅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对失败的分析。鲁迅跟别人不同其实就是对失败的分析，也就是说鲁迅的所有的出发的前提都是通过失败来展开的。第一条是承认失败，他强调的是你必须承认失败，你所处的这个状况是非常真实，否则的话你都不知道你会变成什么了。失败被作为重新思考的一个起点来理解历史和过去，他是从失败里面重新分析它，展开出他自己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思想，所以他批评自己的历史毫不留情；另外一方面，承认失败也并不是意味着站到了强者一边，恰恰相反，鲁迅是反抗这个东西的。你看他讲汉唐或者《中国小说史略》里面那些对中国传统的解释中有很多批评，但用的也很多，他批评老庄批评得很厉害，可是你如果读他早期的文言论文，里面很多句子都是从老庄那来的。他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当时的背景下，他的确说过一些话，这些话到今天怎么去理解？我觉得是需要认真地做分析，不是把他这些话当教条，也不是把这些话当成一个可以不加思考就可以抛弃的东西。他对中国传统的批判，现在很多人觉得实在是太过分了，其中对中医的批评，对京剧的批评，常常有人会提起，这些说法如果你当教条来用肯定是不对的。但另一方面，他当时所以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和理由是不能够忽略的，这些是在特殊条件下所产生出来的。所以今天怎么去看待“五四”，我觉得这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五四”本身很曲折。“五四”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不是它提出的那些口号，在当时那些口号是非常重要的，但现在来看这些口号都是常识。“五四”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这跟我们今天讨论《学人》《读书》是有关的，它首先把“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提出来，强调文化，当时很多人比如章士钊写信给陈独秀，说现在是袁世凯复辟，民国快要完了，你们不去关心政治问题，你们去讨论文化怎么行。所以他办《甲寅》周刊，《甲寅》周刊到二十年代被鲁迅认为是保守的，可是《甲寅》周刊创刊的时候，可是针对袁世凯复辟的，所以《甲寅》周刊办了一段时间就被查封，这都是它直接介入政治的结果。《新青年》不同，陈独秀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人物，后来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不过陈独秀从一开始就说我们《新青年》不要讨论政治，我们就讨论文化。像这种问题就需要具体地问，他到底要讨论什么样的政治，要讨论什么样的文化。他说不讨论政治，因为当时的政治在他看来就两种政治，一种政治是政党政治，民国以后，议会里边出了那么多政党，吵得翻天覆地，整个社会民生无法顾及，都是争权夺利，所以如果你要去讨论那些，只能有利于那些玩弄政治的人。第二种政治是军阀政治，当时地方性的政治力量都是跟军事力量连接的，民国以后各个地方造成内战的局面，很多都是因为有军事力量。你要去讨论那个，第一人家不让你讨论，第二你也起不了作用。相反，《新青年》以及和它相关的这些刊物讨论了什么问题呢？他们讨论了青年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妇女的问题，婚姻自主的问题，学校的问题，白话文的问题，之后讨论劳工的问题，讨论普通农民的生活问题，也包括孔教的问题，传统的问题等等。他所说的文化是包括了所有这些问题在内的文化，他要通过这个讨论创造一个文化的范畴，通过文化的范畴介入政治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时候它的介入就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政治了。因为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能认识到性别的问题，婚姻的问题，青年的问题，语言的问题，劳工的问题就是二十世纪乃至今天二十一世纪最根本性的政治问题。换句话说，通过文化的自主的范畴的讨论，重新修订了政治的内涵和政治的边界，大大地扩展了原有的政治的含义。到今天如果你想离开这些东西，那么你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政治了，因为这些东西都在政治内部了。所以文化的意义，学术工作的意义，看起来没有那么强的直接性，但是它能形成一种自主的力量，通过它的话语的实践、文化的实践介入。后来北洋政府开始教育改革，课本的改革，家庭问题的出现，我们今天回顾一两百年来的中国的历史，我们今天生活的基本方式是被那个时代的文化所奠定的，这是最大的政治。

五四运动

你可以去批评“五四”，可是如果没有那样的一个运动，在座女性的参与者可能还得裹小脚，也不能在空间里和男同学在一块，还得分割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这是事实，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我们的其他的社会问题，比如平等的问题、劳工的问题，很难进入到政治的视野里面来。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五四”的最重要的启发性恰恰在这儿。我们今天的媒体很发达，我们碰到很多社会政治问题，然后就有几个人在媒体上说这些问题。可是你注意这些谈论都是就事论事的谈论，反而缺少一种退一步所产生的自主的空间，以至于对于这些问题本身加以重新修订的能量是没有的。而新文化运动培养了几代人，之后国共的这些主要的人物，文化领域的主要人物都是从这个浪潮里面出来的核心人物。所以我觉得对于一场文化运动可以加以反思，“五四”肯定有它的问题，有它的偏激性，但是不宜于用当前的价值观作轻率的否定，首先需要去理解他们那个时代的处境，而且那一代人在工作当中的创造力，到今天还值得我们思考。

苏伟：谢谢汪晖老师今天的分享，接着汪晖老师的话说，说到从退一步的方式、从自主空间的方式来进行文化的讨论、文化的生产，这让我联想了很多今天不在主流世界之中慢慢不被看到的一些像大学教育机构、文化机构包括美术馆正在做的工作，应该算是继承了这种精神，通过创造自主的空间和深耕的可能性参与到政治框架内。所以我想对汪老师提一个最后的小问题，作为今天的结束语，就是您对“主流价值”这个概念有什么样的看法？

汪晖：你们对主流价值进行的再界定，我觉得还是值得问一个问题的。因为在我这一代成长的时候，对主流价值都是拒斥的，一说主流价值就反对，不愿意把自己放在主流的范畴里面。我觉得什么是真正的主流这个问题，也是重新界定什么是虚假的主流这个问题。主流是什么？我理解的就是被压抑在我们的话语甚至我们意识之下，但是它是广大的深厚的，对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那些东西。主流的价值能不能浮现出来，就依赖于一些知识分子的努力。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很多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很多重大的社会变迁已经孕育在那儿了，背后有强大的力量，可是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对这些东西是麻木的，他看不到这些东西。刚才讲到“五四”，他们所以能把那些问题突然地发掘出来，是因为那些问题第一次出现吗？当然不是。那些问题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面临的问题，但是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在这个时刻这些问题将会成为主导未来的真实的问题。所以他们把这些问题拎出来了，拎出来的时候，社会文化领域对这些东西都是陌生的、不理解的。陌生和不理解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新，而是它被压抑的程度是多么地厉害。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既然是要讲主流，就是要看最广阔的那些部分。广阔的部分有时候是浮现出来的，就像一个暗流有时候上来了，可是有时候它下去了。最困难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就是把这些真正的决定未来但是我们不太能够意识到的很现实的那些东西展现出来。所谓的未来性就是它的现实性的展现，它不是什么乌托邦，它就是在我们下面的。我觉得思想艺术文化要想获得力量，就需要它为这些东西找到一定的形式，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我在想新文化运动提了那么多问题，可是要是没有白话文这个形式的话（虽然今天很多人对白话文有很多批评），新文化运动怎么能成型你就不知道。我们之后的文学，我们整个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包括艺术的语言，都由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家也注意到，晚清以来，对很多领域发生影响的人物，不一定是那个专业领域的人，比如康有为、胡适之、鲁迅，这些人都不是专业的艺术家，其实他们不会单独讨论艺术，而是要讨论整个文化变迁当中的形式问题。他们那个问题的高度和深度在于它是作为他们整个文化运动和文化思考的一部分，才能产生出的力量。因为今天是在博物馆里，所以说一点形式的问题，形式是重要的，形式是你发明你的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在这方面能显示出你的创造性。我觉得创造力的问题是在这两者交互当中产生出来的。

苏伟：谢谢汪老师，谢谢大家这么专注地听我们的演讲。

本文基于2018年12月1日在中间美术馆举行的演讲文本整理而成，选自卢迎华主编《中国作为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艺术与思想》第一辑

《中国作为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艺术与思想》第一辑目录

主编 卢迎华

前言 卢迎华

“沙龙沙龙”展新春座谈会

重提“自我批评” 洪子诚

《学人》丛刊创立前后 汪晖

为什么寻找亚洲？孙歌

隐身者的变法——从庞壔新作谈起 卢迎华

我们如何对待病毒，决定了病毒是什么 小引

或许你想看

○

本期编辑｜玉宇灵空

图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