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洪子诚：重提“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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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北京的中间美术馆举办“重提自我批评”的主题展览活动。活动由卢迎华、罗小茗、苏伟召集，包括展览和系列的演讲，并编印有《自我批评讲义》。在选入讲义中的《先从自己谈起》里，卢迎华提到当代艺术领域“日渐自满和自我隔离的趋势”，提到艺术从业者“在创作中轻浮地点评着社会现象”，“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艺术与资本的关系”，然而“面对今天的现实，仅仅具有批判性的视角是不够的”。或者说这样一个“批判性的视角”既要向外，反思社会现实，更要向内，反思我们将社会政治道德化的观点，重提“自我批评”。这也恰恰是洪子诚老师于2017年6月应北京中间美术馆卢迎华之邀，在该馆做“重提‘自我批评’”的演讲中所强调的。我们需要走出“普遍性的受害者的意识”，走出“依据道德指标对历史事件做出的二元划分”，才有可能理解历史的复杂性，从而看清复杂历史中的自己。
本文为界面新闻张之琪根据当时演讲录音编写的演讲实录，发表于2017年6月23日“界面新闻”。原题为《重提“自我批评”：是偿还80年代反思运动留下的历史债务》。后经洪子诚老师修订，收录于卢迎华主编《中国作为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艺术与思想》第一辑。经授权转载，特此感谢。
洪子诚
重提“自我批评”
2017年，北京的中间美术馆举办“重提自我批评”的主题展览活动。活动由卢迎华、罗小茗、苏伟召集，包括展览和系列的演讲。他们编印了《自我批评讲义》，选入卢迎华《先从自己谈起》、罗小茗《什么是自我批评的条件》、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张承志《三笠公园》、洪子诚《“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京特·安德斯《我们生活在没有能力恐惧的时代》、休伯特·伯特雷福斯《信息高速路上的虚无主义：当代的匿名与信责之争》等文章。这一命名为“自我批评”的展览，邀请多位艺术家、策展人、文化批评学者就这一议题展开思考。
卢迎华在《先从自己谈起》一文中交代这一主题活动发起的现实依据。她就艺术界的现状做了如下的评说：“近年来，作为当代艺术领域的一员，我目睹着这个领域日渐自满和自我隔离的趋势。艺术生产的繁荣和艺术思考的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艺术从业者的资本属性从自我认同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只是在功利层面不断地调整自己与现实的契合度，形成一种既得利益者的保守面目，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艺术与资本的关系，形成了同质化、浅薄和稀薄的经验与认识，是自身被自身所限定，却心安理得地接受了个人命运被现实和体制所制和限定的确切性，急于为可视的价值和经验作证。在创作中轻浮地点评着社会现象，却没有诚意也缺乏学理来理解我们所处的政治和历史现实，并常常以忠于艺术的名义为这种置身事外的态度辩护。面对今天的现实，仅仅具有批判性的视角是不够的。用道德的观点去看社会政治，将政治道德化，这也是影响我们许多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自我批评讲义》第5-6页）。
卢迎华主编与《中国作为问题》第一辑
2017年6月，我应北京中间美术馆卢迎华之邀，在该馆做“重提‘自我批评’”的演讲。界面新闻张之琪根据录音编写了演讲实录，发表于2017年6月23日“界面新闻”。原题为《重提“自我批评”：是偿还80年代反思运动留下的历史债务》。经界面新闻同意，将张之琪撰写的“实录”全文引在下面。个别字句有修订。
文学
今天，“自我批评”这个略显陌生，甚至因某种政治指涉而被污名化的词汇，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日常语境，甚至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传统文化和当代政治实践中，“自我批评”曾经占据过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我批评”是儒家修养工夫的基础。《论语》中有“吾日三省吾身”。反躬自身不仅是塑造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要求，也是由内而外辐射出一个理想世界的必要起点。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与权力紧密结合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一种对个体实施管控、震慑和约束的有力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将个体高效地整合为集体的方式。通过要求个体对自身进行揭露、反省和批评，达到对个体的否定，也使个体获得了在集体中生存的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说，自我批评和自我否定恰恰是为了自我确认和自我保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围绕反思与否定“文革”展开的，其目的是要回到或重建西方式的启蒙理想，而对这一启蒙理想本身，却是未经反思便全盘接纳的。
后两种形式的自我批评，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近二十年来思考研究的问题。在2016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洪子诚谈到了1957年以来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道德问题；而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他论述了八十年代集中涌现的一批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中处理历史和个人问题的三种不同立场。
《材料与注释》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日前，洪子诚在中间美术馆发表了以“自我批评”为主题的演讲，他从对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出发，结合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探讨了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遗产和现实境遇下，现当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己，诉说自己的问题。
将受难者英雄化，阻碍了我们思考自身的历史责任
洪子诚认为，当今社会自我批评缺失，而自我满足和自我隔离成为普遍趋势，这既是由当前纷繁的社会状况所造成的，同时也有着复杂的历史缘由。
在他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针对刚刚结束的“文革”的反思潮流，它既针对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时也面对个人，总的来说，这是在新启蒙的框架下进行的潮流。八十年代是张扬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时代，涌现了许多叙述“文革”浩劫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也可以算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一次自我批评的高潮。
我们该如何评价八十年代这场反思运动？洪子诚认为其意义至今也不容低估，但以今天的视角回过头去看，也必须承认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重提自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偿还八十年代反思运动所留下的历史债务。
洪子诚在八十年代末写作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书中谈到了这一时期反思运动中作家处理历史和个人问题的方式。
《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
洪子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大多数的作品，是通过虚构英雄的形象，来反思历史，指认历史发生的错谬，但不同程度也回避自我的反思。这类作品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方式上，突出了“文革”的苦难和历史幸存者的形象，把历史悲剧化。对苦难的突出和强调是当年文学创作的主流。苦难固然是历史事实，“文革”不少普通百姓、干部、知识分子命运坎坷，许多人付出了生命，这种以文学方式提供历史见证的意义重大。不过作为一种普遍性的思想倾向和美感形象，受难者的无限制突出、渲染也值得我们反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的历史反思中，“悲剧”成为主潮，却难见可能更具批判力的喜剧和荒诞成分。可是，正如昆德拉、齐泽克等思想家指出的那样，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古典悲剧了。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认识到，在无数的悲剧性事件、命运和心理中蕴涵着深刻的荒诞与悖谬元素。可是这个方面得不到有力揭示，事情仍被简单处理为正伪、善恶、美丑的“古典”式的对立格局。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
引起洪子诚对历史受难者英雄化书写问题关注的，是八十年代初读了加缪的《鼠疫》受到的启发。他认为《鼠疫》既是寓言性作品，也有强烈的现实性。它通过虚拟中世纪发生在北非的一场瘟疫，讨论人们在面对重大的、灾变性的历史事件时的态度和行动。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一书中指出，《鼠疫》是一部用第三人称写的第一人称小说。它用编年史的叙事方法记载了鼠疫发生，到封城，再到不断有人死去，最后鼠疫被战胜、控制，城市封锁解除的全过程。叙事严格采用见证式的方法。在小说将要结束的时候读者恍然发现，一直以第三人称讲述整个事件的人，就是故事的主人公——参与控制瘟疫和救助病患的医生里厄。瘟疫过去之后，大家都在庆祝胜利，而里厄医生说的一句话令洪子诚印象深刻：“要治疗一切能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未知，或者观察”——小说中的里厄（其实也是加缪）一直强调“我不知道”，当事人对灾难发生的历史根源和演变的历史逻辑并不自认透彻通晓。但加缪和里厄也绝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对“历史规律”的指认透彻通晓和受难者的英雄化美学倾向，阻碍了历史亲历者对他们现实处境的清醒意识和更深层的追问。洪子诚认为，需要走出这种普遍性的受害者的意识。正如从曾经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中的法国批评家兹维坦·托多罗夫说的：“如果说，没有人愿意成为受害者，反之，却有许多人希望他以前曾是，以后不再是受害者。”他们渴望受害者的地位，是因为受过的苦难越大，得到补偿的权力也就越大。
善恶正误的二元划分可能遮蔽了当代历史的复杂性
反思文学中还有少数的一类作品，主题是经历历史转折，主人公从英雄的幻觉里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只是普通人，摆脱堂吉诃德的幻梦。杨绛的《干校六记》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另外的反思，则是通过严肃甚至近乎苛刻的自我反省和自责，试图重建“文革”中已经遗落的文人英雄的启蒙角色，比如巴金的《随想录》。
文学界对《随想录》褒贬不一。一些批评者认为巴金的《随想录》文学性不高，巴金先生对此做过回应，他说，《随想录》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写的，而是要为历史提供证言。汪曾祺先生和小说家张洁也认为，巴金对自己有着近乎残酷的自省，《随想录》是带着血痕写就的。
《随想录》
巴金 著
作家出版社 2005年1月
在洪子诚看来，巴金是二十世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和美学风格，这种风格可以概括为：全景式、三部曲式的结构方式，发自内心真情告白的叙事方式，小说的叙事者充分介入的干预态度，以及善恶分明的道德态度。《随想录》也贯彻了这种艺术风格，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这种执着真诚的态度和写作方式，即使是今天，也是难能可贵、不可或缺的。
然而在巴金对于历史和自己的检视与反省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他对历史问题的思考，是在启蒙主义的思想框架下进行的，人道主义和人性是他评价历史最主要的尺度。启蒙在中国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而且启蒙主义本身也需要反省。另外，巴金也过分关注道德层面。道德是有力的武器，但道德的评价体系和以道德看待历史的方式有其局限和脆弱性。依据道德指标对历史事件做出二元划分，诸如善恶、正误、美丑、真伪、反叛与屈从、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对当代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当代中国是个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社会，政治深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道德评价的标准也渗透到人们的观念里。
然而，正如日本一位政治学家说的那样，“一个标榜道德高尚的社会，也是主动宽恕和依赖臣民道德败坏的社会”。在揭发被批判者的道德问题的过程中，批判者往往也采取了不道德的手段，只是政治权利赋予这种“不道德”以正义性。在当代的历次批判运动中，批判者的道德并不比被批判者的道德高出许多，甚至有时候还更加不堪。这样的现象，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仅从道德层面去划分善恶、正误、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界限，并把这一界限绝对化，那就很容易掩盖事情的复杂状况。
回溯当代的历史经验，洪子诚说：在当代，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界限并不像伤痕、反思文学所表现的那样清晰与绝对。他以自己的例子说，在政治运动中，他受过批判，也批判过别人，写文章批判过一些作家和文学观点。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的位置的关系，它们之间是如何转换的，这个转换的思想、情感依据是什么，导致怎样的心理、人格裂痕，需要给予讨论。在某些时候，批评和自我批评演化成了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仪式。他举例说，“文革”期间在北大中文系老师中揪出了一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动小集团，他们在中文系内部反复被批斗。罪行是恶毒攻击，但是恶毒攻击的内容不应扩散而必须对批判者保密，这样，批判会就好像一个荒诞剧：批判者完全不清楚导致他慷慨激昂的理由。洪子诚说，他在“五七干校”也听过这样的毛泽东思想“讲用”检讨：为着是否应该扔掉一个发霉烧饼所做的激烈思想斗争。这不禁让他想起米兰·昆德拉在谈论卡夫卡小说时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为罪行寻找惩罚，卡夫卡的主人公则是为惩罚寻找罪行。”
洪子诚写过《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一文，收入在他的《材料与注释》这本书里。他从“文革”中周扬被批判为“反革命两面派”谈起，检视历次文艺界批判运动中的“颠倒错乱”的现象。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把水搅浑，将历史视作一笔糊涂账，以为人和事没有正误、美丑、善恶之分，那被锁定在‘历史链条’上的‘零件’（历史参与者）的思想品格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而在于让我们能廓清‘当代’政治生活中权力与道德关系的实质”。在两者无法分辨的时代，或者说，在道德评价成为政治斗争重要工具的时代，“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的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
《鲁迅·革命·历史》
丸山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11月
洪子诚以日本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思想的学者丸山昇为例。出生于1931年的丸山昇选择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是基于回顾日本近代史的过程，将日本近代史同中国的现代史进行对比，从中寻求批判中国的立足点——这可以说是战后一段时期日本研究中国的初衷。丸山学生时代参加过日本的左翼民主运动。但是后来中国发生的事件，让他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思想过程。从批判胡风到反右斗争，不少他尊敬的作家受到迫害，如冯雪峰、丁玲。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让他震撼。他在《鲁迅·革命·历史》这本书里写到，六十年代他得了急性肾炎，要透析来维持生命，按照当年医学的发展情况，医师告诉他生命“可能只有两三年的时间”。得知这一情况，他“最先想到的是，我怎么能就这样连一趟中国都没有去过就死呢。其次想到的是，在中国承认‘文革’是一场错误那一天之前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死”。作为一个诚实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不回避这种挫败，也没有简单翻转过来推翻自己原来的理想。通过阅读鲁迅，清理自己的思想过程之后，有这样的总结：鲁迅是通过“抵抗”，通过转化，引起他共鸣的思想资源来建构个体与时代“洪流”的“最具主体性的结合的方式”的。而能够获得他所说的“最具主体性”的方式，不是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某种方向、立场、阵线，“不是瞄准新的可能性一口气飞跃”，“而是确认自己当前的所在的地点和自己的力量，然后一丝不苟地干该干的事，从中寻求前进的保证”。
洪子诚说，丸山昇说的“最具主体性方式”的建立，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通过“抵抗”来产生独特的“思维构造”和行为方式。这里的“抵抗”，既包含勇敢面对可能是他不愿看到的现实，也包含着自我反思的“从自己说起”的“自我批评”。“抵抗”所要面对的，大概可以归纳、想象为这样的一些内容：僵硬的思想框架，强大潮流的裹挟威力，正义感宣泄的自我满足，与潮流保持距离的孤立恐惧，对自身位置、能力的近乎事实的认定，等等。
因此，洪子诚在演讲中指出，自我批评除了要“从自己说起”，还需要思考“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在后现代，在历史和现实种种问题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里，在语言多元化的时代，如何面对自己和如何诉说自己，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要知道，光靠真诚的态度是不够的，思想资源的问题更为重要，也就是我们反思自己，寻找自己情感、思想、行为中的裂缝的参照物和凭据究竟有哪些？它们是否有能力承担？这是更让我们费心思的问题。
附记：上面是记者对这次讲话的整理。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自我批评”也可能成为一种逃避而获得心安理得的解脱方式。罗杰·加罗蒂在《无边的现实主义》这本书中谈及卡夫卡的小说《地洞》的时候说，个人能通过反省得到保护吗？比起他身后发表的，由《审判》《美国》和《城堡》这三部伟大作品构成的孤独三部曲来说，《地洞》更好地回答和表现了这一焦虑。
弗朗茨·卡夫卡
（Franz Kafka，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
地下的动物在地洞里反省它的“有”，首先具有怯懦的轻松之感，体验到事物不再压迫自己或者反对自己了：“我换了地方，离开了世界，下到我的地洞里，立刻觉得产生了效果。这是一个给人以新的力量的王国，而且上面令人厌倦的一切在这里也不再讨厌了。”它快乐地陷入了内心的幻觉，脱离了现实，在纯粹精神的、虚幻而飘渺的真空里，一切都变得或似乎变得安逸了：“要是我能平息内心的冲突，我就相信自己已经很幸福了。”
本文选自卢迎华主编《中国作为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艺术与思想》第一辑
《中国作为问题——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艺术与思想》第一辑目录
主编 卢迎华
前言 卢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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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自我批评” 洪子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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