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王坤宇：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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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随着生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终结这一观点的影响力日益加强，但这一观点的错误在于沿用了形而上学灵魂主体的思维，而忽视了身体在实践中的作用。居伊·德波、让·博德里亚等欧陆学者从批判的角度探讨被媒介异化的消费主义身体，而以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尼尔·波斯曼等为代表的北美环境媒介学派则认为人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是相互塑造，砥砺进化的。随着生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身体和后人类在媒介中不可避免地交叠。这正是后人类身体命题出现的原因。本文作者王坤宇尝试从媒介视角的身体研究这个在国内还没有被提起充分重视的领域出发，探讨后人类媒介与人体之间的交互生成性。
本文原刊于《河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感谢作者王坤宇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王坤宇
后人类时代的媒介——身体
文/王坤宇
导言：媒介-身体研究的必要性
在科幻电影《瓦力》（Wall.E， 又译《机器人总动员》）中，2085年的人类手脚退化，坐在悬浮的运动沙发里。每个人都宛如肥胖的软体动物，一旦跌下沙发就无法自己回到上面。人们通过眼前全息影像的屏幕来消费、游戏。饮食是各种口味的瓶装饮料，衣服是可以被购买的替换影像。人类不再运动，甚至性爱都被试管婴儿所取代——靠自己的身体已经无法完成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更为严重的是，人类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人，一切都在机器的掌控之中。
《瓦力》
正如吉拉德·拉森（Jerrod Lason）所描述的那样：“这个发现说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哲学家和理论家的论点是正确的：虚构作品总是被现实所捆绑，即使在预言未来时也是如此”。[1]《瓦力》中的描述和呈现正是由今天的人类现实推导出的未来的一种可能的写照。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认为在后人类时代人类坚持“自己是独立的，具体的实体”这种意识会越来越难。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则在《未来简史》中宣告了“自由人本主义”和不可再分的“个人”（in-dividual）的解体——人们在渐渐遗忘自己。此类场景和思维在今天的人工智能语境中颇有市场，其理论源泉可以上溯至福柯对于后人类的论述。而福柯、拉康、德勒兹等“尼采学派”的身体美学又可祖述十九世纪末尼采对于超人和人类身体的论述。尼采最大的贡献在于身体本体论的构建，而其后学们则分别从社会建构、个体体验等角度对身体进行了更加细化的知识考古学式地发掘。梅洛·庞蒂走了另一条道路，他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身体作为知觉世界中介的作用。舒斯特曼等当代学者从实用主义出发，探讨身体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在现实中的实践和优化。在中国，身体美学也在上个世纪末发展起来，北京大学的彭锋、山东大学的程相占、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王峰和深圳大学的王晓华等学者对舒斯特曼、布迪厄、列维纳斯等人的身体美学进行了译介和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理论专著。然而，在这些研究之外，一个在国内还没有被提起充分重视的领域是媒介视角的身体研究。
早已为学界熟知的居伊·德波、让·博德里亚等欧陆学者从批判的角度探讨了被媒介异化的消费主义身体；而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等为代表的北美环境媒介学派则更进一步，认为人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是相互塑造，笔立进化的。随着生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后人类状态成为人们探讨的重要话题，身体和后人类在媒介中不可避免地交叠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我们沉浸的媒介环境发生了巨变，从而导致了后人类身体命题的出现。因此，从媒介视角对后人类身体进行一次深入地考察是非常必要的。虽然厦门大学黄鸣奋在《科幻电影创意：后人类视野中的身体美学》（2019）、中国传媒大学郝蕊在《论人工智能电影中的身体美》（2018）等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但其探讨的问题还相对表层。华东师范大学王峰的《影像造就事实：虚拟现实中的身体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文章认为：
“身体在此其实是一个综合感知平面，与日常身体感知相比，它多了一层设备接入平面作为对接身体的中介，这一中介导致身体既是缺位的，又是在场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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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从媒介与身体相互塑造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并把这一探讨集中在后人类媒介与人体之间的交互生成性上。
一、媒介发展催生的“身体纪”
美国理论家布莱恩·特纳（Bran S. Turner）提出了“身体化的社会”这一概念（somatic society），认为身体已经成为“政治与文化领域的首要概念。”，他进而认为：“我们近来对于身体的兴趣与理解是西方工业社会深刻的、持久的转型的结果, 特别是身体的意象在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中的突出与渗透, 是身体 (特别是它的再生产能力 )与社会的经济、 政治结构分离的结果……劳动的躯体正在变成欲望的躯体。”[3]正如陶东风在《消费文化中的身体美学》中接着说的那样：“在当代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语境中, 身体的外形、身体的消费价值已然成为人们关心的中心。”[4]在19世纪的末期，当尼采祭起“我纯是肉体”的大旗时，人类无论如何都不会认为他是一个真的先知，而是将其看作一个疯子。而在21世纪的早期回望我们走过的20世纪，才发现他的伟大预见性。
20世纪是一个身体解放的世纪。在经过了数千年的被规训的命运之后，文明社会中的身体第一次得到了解放。因为当前的身体理论往往诉诸形而上传统，却很少关注社会现象，我们有必要对解放的各种现象稍作罗列：
其一是不同肤色、人种的身体在文明社会中逐渐取得法律面前的平等权，因身体划分的界限正在淡化。其二是女性身体的解放，鲸骨裙和三寸金莲都退出历史舞台。其三是对生育与否的选择权。计生技术和相应法律的变革使得女性不再是被动的生育机器。其四是同性恋和所谓的畸形恋得到社会的宽容。其五，理论家对身体的各种论述和反思。（理论家可能会倾向于认为理论的启蒙性，但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理论和社会现实是互动关系。）其六，由嬉皮士、朋克等群体（也包括福柯等高知）所进行的肉体体验实验，其中包括各种排列组合的交媾形式，吸毒所产生的迷幻，身体艺术（人体彩绘、悬挂等。）其七，由20世纪末的克隆技术开启的身体边界的拓展以及生命伦理的剧变。其八，也可能是前面所有现象的第一推动因：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身体逐渐从劳动和生产中获得解放，审美-游戏价值成为身体的核心价值。其九，身体成为消费文化和媒介时代的核心商品和商品的核心。这一切都说明，身体正在以史无前例的巨大影响力在创生和延展着我们的想象和存在。
因为上述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把由尼采先知一样的预言开启的20世纪的文化称为“身体纪”，但是这个身体纪与身体理论家们所论及的身体不尽相同。我们前面罗列的身体解放的现象能够发生在20世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图像在人群中的快速传播得以可能，消费者的需求又反作用于身体产业，使其蓬勃发展。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认为机械复制的媒介（唱片、电影）等促进了民主化的进程，是对资本主义和法西斯集权的反拨。换句话说，媒介是播撒身体图像和身体想象的最为重要的工具，只有现代媒介蓬勃发展，身体的大众时代才真正到来。在过去的数千年中，身体审美似乎是一种特权。在宗教和专制时代，虽然民众的身体被法律和意识形态规训和束缚着，僧侣和贵族们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身体的内在享受和外在展示，美丽仙女以及贵妇人的裸体画像，男性贵族和有产者的容光焕发的、充满激情的形象只有这个阶层的人才有机会把玩。而僧侣与贵族在现实中的身体放纵在薄伽丘《十日谈》和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的文学中都有具体的呈现。麦克卢汉在对媒介的看法上与本雅明有着相似的乐观态度，在《理解媒介》中将媒介当成是人类身体和神经系统的延伸。汽车被他比喻为机器新娘，摄影作品被他比喻为没有围墙的妓院，电影则被比喻为拷贝上的世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这些新技术和新媒介开启了20世纪大众的身体想象并形成了一股身体解放的潮流。
《理解媒介》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但是，与此同时，居伊·德波和让·波德里亚对这种“景观”或“拟像”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这种媒介化的身体图像和想象使得人成为“截肢的人”、“被动的人”，从而在身体图像的“没有墙的妓院”中迷失了自我。这种思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成为了知识界的重要认知，随着互联网的大发展，迅速地被很多学者所借鉴和引用。人的“单向度化”正在从意识形态角度向身体的电子化、平面化转变。当代人的身体似乎正在符号狂欢中消亡。[5]
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思考，也许最为糟糕的时刻还没有真的到来。这个时刻和后人类的身体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关联，孕育着身体的危机。
二、从身体的媒介化到媒介的身体化
正如《身体诗学》的扉页简介所说的那样：
“重点不是身体如何在诗中获得表现，而是身体怎样通过诗来表现自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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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间接道出了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人类正是通过身体的媒介化来感知、存储、传递信息的，甚至是实现美的，而媒介即讯息——这揭示了人类与身体与媒介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7]
《身体诗学》
作者: 王晓华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18-11
语言文字在过去的数千年中，提供了一种不是特别精确的符号体系，正是由于这种非精确性使得其具有了一定地模糊性和隐喻性。而它的俭省特征则使其为人类开创了一个最为经济的联想和想象的空间。活字印刷技术的出现，让这种身体不在场的交流不再止于少数识字的贵族，人们开始沉浸于这种符号体系内部排列组合所带来的快感实验，这或许类似于一种代偿的（片面地）巅峰体验。这种体验的编码和解码以及其在人群中形成的循环往复的圆环在大脑中开创了一个最为广泛却无限轻盈的虚拟空间，而这个空间的中心居住着所谓的“灵魂”。但是语言文字的这种机制同时也是它的缺陷，它无法精确地模拟身体的部位、器官、感触，所以倾向于将身体写意化。同时，由于语言文字的描写冲动使得其从一开始被创生和使用时就倾向于将以身体为核心的模仿物对象化（客体化）。正因如此，“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似的描写集中体现了这种媒介作为“冷媒介”的本质——它太依赖于读者的参与了，使得哈姆雷特一半是抽象的符号、一半是读者的想象。
人类对于电波的记录和模拟第一次打破了这种局面，让口语和声音在非在场的情况下也得以较为真实的还原。而摄影术和电影将身体的轮廓记录下来，这种影像类似于一种“在场性的非在场”。如前所述，本雅明对这种新技术是充满了乐观态度的，他认为这种机械复制的作品把艺术从“膜拜价值”的光晕中解放出来，突出了作品的“展示价值”，从而提高了接受者的参与性，并进而使得艺术更具民主性。
媒介作为人的延伸（the extension of human），无论是拐杖、弓箭、口语、文字、印刷术 ，直至当代的轮船、汽车、飞机、电报、电影、电视都可以看作是我们身体的投注——这是一个人类将身体的感官和力量以工具的方式扩展的过程，或者也可以说是身体的媒介化的过程。麦克卢汉指出，在机械时代之后，人类行将攻克的是对神经系统的模仿——一个有机化的时代即将到来。也就是如后来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在《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 1984）中艺术化地展示的那样，消弭了身体与媒介之间的界限。这种思维虽然非常超前，但是无论是在麦克卢汉活跃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威廉·吉布森以及控制论专家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等活跃的八十年代，都是不可能的。但是21世纪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使麦克卢汉的预言变为现实——不同于过去数千年的情形，这一次人类身体的延伸不再是身体的媒介化，而是媒介的身体化。
威廉·吉布森
《神经漫游者》
虚拟现实（VR）和加强现实（AR）正在将身体的各种体验以电子和机械结合的方式复制成型。这个时代叙事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由可写的、冷媒介的形式逐渐向可读的、热媒介的方向发展。（所谓的互动也不过是被程序安排好的既定路径）其信息日渐固化，信息容量加大，细节增强。全息影像的明示机制取代了文字和声音时代的暗示机制。后人类正在从一种单纯的影像商品(科幻小说、科幻电影)变成一种现实的生活状态。这种状态的高级形态中，虚拟和现实已经融为一体、水乳交融。虚拟现实和加强现实技术在军事、考古和医疗等领域有很多有益的应用。但是它同时也具有双面性，也可以使人在影视和游戏中日渐沉浸，忘记身体，使得《黑客帝国》中的“码成肉身”的比喻变成“肉身成码”。还可能让人类迷失在《盗梦空间》一样的虚拟空间中。甚至这并不是可能，而是很多沉溺于仿真游戏的青年的常态。
左：《黑客帝国》
中：《盗梦空间》
右：《黑镜：潘达斯奈基》
伊娃·易洛斯（Eva Illouz）在其新书《情感商品》（2019年2月）中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利用、加工了我们的情感。与此类似的，媒介的身体化无疑具有极为广阔的商业前景。人类对于未知和未来的好奇也完全可以被资本所用，从而成为一种商品。《黑镜·潘达斯奈基》（Black Mirror: Bandersnatch）等实验性影视的拍摄，使得电影和存在发生交叠，人类与传媒之间的即时互动不断加强。3D、4D、IMAX，互动演出等媒介形式一方面刷新着人们对于电影的认知，一方面正在逐渐成为巨大的产业。
游戏产业也是重要的后人类媒介。游戏建构起来的虚拟空间日渐成为很多人生活的一部分。根据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2018（CNNIC），手游用户已经突破4.58亿，并以每年数千万人的趋势增长。加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技术在游戏和电影中广泛应用，使得虚拟现实和现实的边界日渐模糊。这种商品的第一个典型案例是由VR、AR和HMD（Head-mounted displays）技术支撑的仿真和互动式游戏。这种游戏在过去数年中不断发展，但始终存在一个重要的技术瓶颈无法解决：带宽问题。由于这种游戏是基于大量数据的组合，对于网络传输速度具有极高的要求。随着5G技术行将落地，这一瓶颈有望得到突破。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现在目力所及的后人类时代是一个影像沉浸（Image Immersion）的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代偿性或模拟性影像，这是虚拟现实的影像）而这种沉浸的来源在于资本主义对媒介的操控和对人们生活方式的诱导。《我们如何变成了后人类》的中文版封底直言此书是“一把开启科幻小说和电影世界的钥匙”，并用超大字体写道“我们作为‘人类’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我们终将成为‘后人类’！”与此共振的是本书的译者也是来自于电影研究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也许无意中揭示了一个现实：所谓的后人类状态很可能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当代形式，这种形式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即是新媒介的商业化。正如理查德·舒斯特曼所说的那样：“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主要建立在精神与肉体的分离之上，它在经济上被挥霍无度的资本主义驱动着。”[8]媒介化的身体也仍然要诉诸对人的感觉的刺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沉浸其中的人类身体面临着一个与吸食鸦片的身体一致的症候——丧失主体性和实践能力。人类可能将会因此而进一步分化，无法自拔的媒介“瘾君子”沦为尤瓦尔·赫拉利所说的“无用阶级”。一种极端的可能是，成为《黑客帝国》中所描述的完全丧失了主体性的醉生梦死者。虽然似乎仍在工作、生活、爱恋，事实上却不过是人工智能通过刺激大脑皮层而创生出的虚拟梦境，身体只剩下了“人肉电池”的价值。
《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
作者: 凯瑟琳·海尔斯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7-06
页数: 472
这是一种被动的、单向度的、截除了的、醉生梦死的身体的失忆状态。而这种状态的获得来自于虚拟装备与影像与人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的互动。人类的感觉成了连接虚拟世界和其本体的中枢。沉浸其中的人却会慢慢地失去行动能力以及对自己身体及其所处环境的认知，劳动异化已经让位给数码影像异化的后人类，人的生存很可能只剩下对欲望和感觉的虚拟满足。完全无法再上升到主体的感知和认知层面。人将会变成一群遗忘了身体的、完全没有了实践能力、在消费、娱乐和全息影像里迷失的行尸走肉。这事实上已经远远地超越了居伊·德波和波德里亚所揭示的媒介的危害，也正是后人类时代身体处境的吊诡之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对麦克卢汉的批判中即指出，媒介不是人类身体的延伸，有其自身的独立逻辑。[9]后人类时代的媒介似乎倾向于成为人的主人、掌控人的感官和身体，使人丧失主体。更有甚者，人类也许会在这种失控中走向终结。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后人类大幕行将揭开之时，我们需要正视、审问，从而再认识我们的身体。
三、重新认识身体：从媒介异化到系统主体
卡里·沃尔夫（Cary Wolfe）在《什么是后人类主义？》（What is Posthumanism? 2010）中引述了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中的一段话：“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似乎一定程度上宣告着“人类的终结”。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理解福柯的上述话语，它也许印证着一个言说者本人也没有意识到的现实：科学主义正在替代人文主义的趋势。在人工智能的大发展中，人们正在倾向于用生化、物理和数学的视角重审人类自己。福柯们说对了问题的一半：一种对于灵魂是人类的主体的思维的习焉不察的袭用使他们无法窥知完整的真相。事实的情况很可能是：灵魂也许会被抹去，但身体长存。后人类时代的初期将是身体的时代。这是一个科学家和未来学家驰骋实践能力和想象力的场域，也是社科人文领域焦虑的热点区域。我们会发现科学家的实践集中在对身体力量的延伸和身体的使用时间（寿命）的延长以及对身体感受的虚拟上——无论是人工智能技术还是生化技术无不如此。而人文学者忧虑的是后人类状态对人类现有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冲决，而这种冲决又集中在性爱伦理、性别政治、动物伦理、创生（繁殖）伦理、人机关系等方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必须要重审身体，明确后人类身体的几个维度，才能在这个历史的进程中保持方向。
如果我们用时空观来看问题，人类文明的五千年不过一瞬。灵魂是一个有意无意的实用主义的产物，在人文主义时代其主要作用是用于构建二元对立，从而建构起人之于动物和自然的优越性，以确立人的统治地位。一个有力的逻辑链是：在人类的早期，泛神论（万物有灵）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观念。人文主义是人类的一次重要的自我觉醒，在这次觉醒中动物和自然的灵魂逐渐被剥夺了。这和中国的“朕”这一概念的遭际颇为相似。正是借着对灵魂的专有化，人类完成了对自身的神话。笛卡尔认为区分动物和人类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就是人是有灵魂的，而动物不过是“自动机”（Automata）。由于这种观念的流行使得人类直到今天还在残忍地进行着动物实验。而在动物研究领域，人类把自己和少量的与人类近似的动物称为“灵长类”，这种命名机制背后的逻辑昭然若揭。基督教的创世说支持人统治万物的优越性，因此在人文主义的冲决中并未完全败下阵来，而是跟人文主义形成了某种意义的媾和，这种现象一如教皇给人间帝王的加冕。而同样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希腊文明，由于标榜泛神论，最后成为了禁不住推敲的神话。这种隐秘的逻辑正是灵魂以和身体对立并高于身体的姿态存在了几百年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当它又和宗教、贵族的专制结合在一起之时，就更具生命力。
但是科学不会因为观念的固化而裹足不前，人们在生理学、医学、数学和机械制造等领域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灵魂的虚拟性。生理学和医学无法将智力、情感、思维和心脏建立起关联，也找不到灵魂的实体。解剖学揭示了人和很多动物身体内在的相似性。而这种身体结构又在仿生性的机械制造中得到了巨大的成功。计算机科学将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与算法联系了起来，当代的生命科学又揭示了人唯一的内在本质：DNA。这一切都不得不使人渐次建构起以下的认知：人是动物，人是机械，人是算法，人是生化系统……把这些认识综合起来我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后人类认知正是一种放弃了灵魂概念，复归科学身体的认知。这种认知将人描述为一个生化+机械+算法+程序的不完美的复杂系统。而这种认知势必将人“物化”，是反灵魂的、反人类至上论的，也就成为了对人文主义意义上的具有灵魂的“人类”的否定，难免要加上一个post的桂冠。
这种认知显然会招致很多人的反对，因为在这个系统中，人回到了身体本体，也就和动物站在了平等的位置上了。但是这些人也大可不必悲观，因为后人类的身体毕竟不同于动物的身体，它将是一个以人类的生理机能和社会机制进化的身体。根据谷歌技术总监雷·库兹维尔（Ray Kurzweil ）在《奇点临近》中的观点，随着纳米科技（材料）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的寿命将会得到延长、身体将向着半机械化进化（并有可能与媒介合二为一）、克隆等生化技术为人类身体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虽然目前还不为伦理和法律允许）。这些方向揭示着后人类的另一个维度：身体的进化。不同于自然选择的被动进化，这一次是人类的自我进化。
雅典的德尔菲神庙上铭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直到今日，这一困扰了苏格拉底等古希腊哲学家的问题依然在困扰着我们。在《理解媒介》问世五十五年之际，多数人事实上还没能真的“理解媒介”。虽然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和媒介打交道，但是不少人还是无法在当代媒介中找到自处的正确姿态。很多理论家仍然不能适应媒介的剧变，把其对人的重新塑造当成“异化”。如果这种异化说成立，那么在人类开始拿起棍棒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失去了其原初的主体性。麦克卢汉将“媒介”（medium）泛化为达致某目的的中介物，也就是一个中间（in middle）的存在。这种认识既不同于之前的“工具”思维，也不同于我们今天常见的“传播”（communication）思维，甚至也不同于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所论及的“媒介域”，[10]而是一个具有极大涵容力的概念。媒介既可以是物质性的，如棍棒、汽车，也可以是符号性的，如文字、图像。它是人的身体和意向之间的中介。人使用和创生了媒介，同时又注定要被他所应用的、经历的、共生的媒介所建构。正如北美媒介环境学派所揭示的那样，这种泛化的媒介构成了自然之外，人类存在的另一个环境。美国佛蒙特大学的阿德里安·伊瓦克耶夫（Adrian Ivakhiv）有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我们与媒介之间地这种关系：
“环绕我们的世界就是由图像构成的狂野幻象。我们所生活和活动的世界是一个不断激荡着视听图像质料之流的漩涡。照片、电影和电视节目、录像和电脑游戏——这些以及其他的运动影像和来自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全球化工具生产出来的影像搅拌、混合。从俯瞰着我们的卫星，到仰视苍穹的望远镜，到MRIs，EEGs、和悄无声息的进入我们的超声波，到个人电脑，手机、IPAD，这些（工具）已经成了我们身体和精神的延伸。所有的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充满着动能的影像世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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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后人类思维为人文主义提供了一个反身自省的时机之时，我们应该逐渐认识到人的身体与媒介之间的共生关系。
技术革新意义上的后人类状态是一种每个人都在经历着的现实。这一点是可以被描述的：后人类状态首先体现为人工智能的大发展。智能程序、同声传译机器、无人驾驶汽车、医疗机器人、性爱机器人、家庭陪护机器人等不断涌现。后人类状态还是一个生化技术对人类身体造成巨大影响的时代。基因编辑和改造、克隆工程等生化技术会对人类寿命、生活和伦理造成极大的影响和改变。如前所述，后人类状态同时体现为人与媒介之间的日渐合一的趋势。随着电子产品逐渐轻量化，未来手机、计算机等产品都将被更为轻薄的产品所取代，因此人与其媒介之间的界限会变得模糊。在媒介身体化的大趋势下，我们前面论及的系统主体内部的客体和主体关系正在合二为一。
主体性方面：自从人文主义建构起了人类的主体性，这种思维就不可能被抹去。它逐渐地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一种不证自明的存在。但事实上，这种存在与神和灵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前所述，随着神与灵魂被弃用，一些激进的后人文主义或后人类主义者已经宣告了人类的主体性将要走到尽头。但是，对主体性的保持对于每一个存在着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诱惑。换句话说，主体性正是人文主义给后人类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因为它代表着人类的一次深度觉醒。而在后人类时代，人类走向进化的过程中，一次更深层次的觉醒必须到来，这就是系统主体的认知。
后人类身体在VR、AR、MR世界中沉浸，这不再只是麦克卢汉所论的“机器新娘”、“开放的妓院”，而是将所有的隐喻都变成了诉诸视觉、听觉和触觉的全方位的立体知觉世界。随着5G技术的落地，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想见的一个情景是：佩戴HMD和S-HMD的人会出现在街头、商场和咖啡馆里，但更多地还是在自己的家中。他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沉浸在影像娱乐环境里，就像今天的人们佩戴耳机聆听音乐一样。同样是随着5G技术的落地，全息影像会将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合二为一。人们完全可以省去交通的时间和体能消耗，在家中完成所有的人与人、人与机器、人与物之间的交互。另外，人可以通过具有全息影像辅助的机器人获得所有性的满足。被马尔库塞诅咒过的技术，很可能会在虚拟环境中解放人的所有的欲求。麦克卢汉不断地强调媒介对人的塑造作用。如果我们对这一思维进行进一步的推导就可以发现，身体和媒介事实上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实践主体的关系。这种思路由来已久，王阳明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现象学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思维和所谓的现象身体实践等都可看作系统化主体的滥觞。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实践活动就像一个球的圆心，而其身体所接、目力所及、脑之所想构成了一个不断随人移动的圆。这个圆既是人的主体，也是人的客体，但它又与人一起构成了与外面世界互动的相对的系统主体——一个身体实践与其媒介之间融合的主体。这个系统的皮肤不再是传统的皮肤，而是由身体与媒介共同建构起来的实践—信息场。
四、后人类是进化了的人类身体
后人类的“后”在一些人的解读中，具有终结之意。但我们认为，这种“后”，应是一种扬弃。[12]朱国华认为，“各种终结，并不是某种类型的精神活动寿终正寝了，只不过是它到了转型的时刻”。[13]对于后人类的认知一直存在着以尤瓦尔·赫拉利等人为代表的“终结派”，认为我们很可能是最后一代智人，并用加速主义等理论做佐证。但是更能令人接受的认识应该是：我们对于“人类”本身的认识需要转型。虽然这种转型是艰难的，但是又是必须的。一方面，技术和媒介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因为失去了人类，任何人工智能或生化技术都不再有意义。必要的时候甚至应该通过国际立法等手段控制新媒介的发展，如同人类对核能和核武器的控制那样。另一方面，人也应该不断地完善对身体—媒介共生体的认知，提高自己对自身和媒介的认识力和掌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后人类的完成正是人的自我扬弃和进化的过程。
后人类焦虑源自于人类对于主体性丧失和媒介失控的焦虑和恐惧，但是这种恐惧的场景往往来自于为好莱坞赚取了大量票房的科幻影像产品。事实上，人类正在以自己的节奏完成对于新媒介（人工智能、生化技术、虚拟现实技术）[14]的系统主体化的过程。我们需要转变的正是将媒介纳入主体系统——这也正在成为事实。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出于认识能力、旧伦理依赖还是其他因素，将会不断有人无法适应新媒介的发展，从而成为被后人类时代遗弃的人。但是，从商业的角度考量，媒介的“傻瓜化”又会使更多的人加入对新媒介的使用中。无论如何，人类应该是节奏的控制者，基因编辑技术、5G技术等概莫能外。
后人类时代的重要主题将会从“认识你自己”细化到“认识你的身体”——一个与媒介交融的系统化身体。相对于核武器和核能等带给人的切身的恐惧，新媒介带给人的威胁往往是软性的，而且也正如核能一样，具有两面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众多的社会人文领域学者对于后人类时代的媒介宰制的忧虑又是情有可原的。新媒介可能带给人的负面作用在《瓦力》和《黑客帝国》等影视作品中得到了夸张的呈现。生命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存在样态，有机化的生存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后人类状态不过是一种思维形式，我们无法改变的是身体是人类生命、感知和思维的载体的事实。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认识你自己”的主题将会是“认识你的身体”。并在这种对身体的再认识中，实现对人本身的再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文主义孕育着后人类，而后人类对身体的新认知将会带领人类走向一个新的纪元。如果人类无法完成这一个跨越，即对媒介与身体的合二为一的认知和实践，的确有可能在媒介的失控中走向毁灭。但我们唯有选择乐观地面对：即我们将有能力驾驭生化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只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15]
这一过程正是一个人类与人工智能以及生化技术等新媒介笔立进化的过程。就在最近，惯常开脑洞的科学家埃隆·马斯克成立了一个名为Neuralink的公司，追求用一种叫做“neural lace”（神经织网）的技术，通过经静脉传输在大脑皮层中植入一层人工智能内壳来将人类大脑与计算机连接起来而可以上传或者下载思想。马斯克的终极目标是彻底改变大脑和机器的沟通方式，让人类与软件能够进一步融合而跟上人工智能（AI）的发展脚步。这是一个人类与人工智能笔立进化的新案例。
埃隆·马斯克
最后，如果主体性是自由选择权或一种能动性，那么它事实上一直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理想主义气息和相对性，或是一种只可无限际近的未完成态。具有真正主体性的人在人群中始终是少数。例如，个体（subject）同时又是女王陛下的臣民。相对于自己的身体他似乎是主人，但是相对于女王殿下和国家机器，他又是无可争辩的客体。而至高无上的女王在自然和身体的寿命面前也是被动的客体。同时，一个人的主体性的程度有多高，也与自己的选择有很大的关系。后人类时代资本、权力和技术对人的宰制不仅不会比过去更低，也许会更高，但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在这样的语境中，一个人的个人选择变得更加重要。不同的选择能力和意愿意味着不同的进化方向，而不同的进化方向意味着不同的物种或者聚落。人类社会显然会变得更加多元，但是一切都离不开数据、资本和权力的操控——这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所面对的现实，只是有时被人刻意遮蔽、有时被人自我蒙骗罢了。
对于人类中的绝大数来说，新技术、新媒介和身体一样，都是封闭的黑箱。只有在对这个黑箱的认识中，新的系统主体性才能逐渐建立，而不是因为无知而恐慌以致被淘汰。同时，充分认识身体的可能性（潜力）和局限性，保持身体进化的开放性，警惕虚拟感官沉浸带来的身体遗忘。保持边界意识，保持环境中的身体的实践性，从而与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介笔立成长。这就是后人类时代我们需要持有的身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获得是艰难的，我们面临一种对身体的旧有思维的痛苦的舍弃，还面临一种不得不跟进的加速化学习，同时还要建构出一种开放的系统主体（身体—媒介环境）的态度和实践方式。但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若不如此，身体将会和灵魂一起，踏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本文原刊于《河南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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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errod Lason, “Limited Imagination: Dipections Of Computers in Science Fiction Films”, Futures, 298(2008).
[2] 王峰:《影像造就事实: 虚拟现实中的身体感》, 《学术研究》, 2018年第10期第143页。
[3] [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92页。
[4] 陶东风:《消费文化与身体美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第27页。
[5] 详见王彬:《身体，符号与媒介》，《中国青年研究》，2011年第2期第45到49页。
[6] 王晓华:《身体诗学》，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
[7] 身体美学和身体理论的论家颇多，但就笔者目力所及，多数身体美学家仍然立足于形而上学体系内部语言文字上的逻辑自洽与秩序重构；媒介作为一个当代人类生存的重要环境，其与身体的关系需要得到认真的审视，本文正是基于这个理念切入身体学研究的。
[8]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著，程相占译:《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第47页。
[9] 车致新:《媒介不是人的延伸——基特勒对麦克卢汉的“后人类”批判》，《跨文化对话》，2018年第39辑。
[10] 雷吉斯·德布雷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中提出了“媒介域”（mediasphere）的概念，按照媒介学的史学观对技术与文化的关系的界定，人类文明史被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媒介域：文字（逻各斯域）、印刷（书写域）和视听（图像域）。
[11] Adrian Ivakhiv, Ecologies of the Moving Image : Cinema, Affect, Nature, Ontario: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 2013, 8.
[12] 如同“后”前缀（post）满天飞的嬉皮时代，嬉皮士们一样可以很爱国、很爱人类一样（“后”一定程度上只是一种不满现有话语或认知，试图寻找新表达符号而未寻获时的中间物。）；后人类也不是反人类，而是人类的新变化、新状态和新阶段；是人类对自己身体与精神及外部媒介关系的新理解、新认知。
[13] 朱国华:《生存危机: 人文学科如何对标当代中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4期。
[14]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有关人工智能的会议中，法律、哲学、伦理、艺术等领域的专家几乎都是持焦虑的态度，典型的文本有赵汀阳的《人工智能的“近忧”与“远虑”》（2018）等。生化技术领域则早就被很多人文学者敲响了警钟，典型的有弗朗西斯·福山的《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2017）等。虚拟现实技术我们在前文中已多有分析，此处不赘了。
[15] [美] 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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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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