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成：《信条》成为了自己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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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诺兰新片《信条》自9月4日上映后，票房累计已突破4亿元，无疑为疫情之后的电影市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可电影本身的较高观影门槛和烧脑色彩却也为这部影片带来了两极分化的口碑。一方面劲爆的实拍场景和精妙的故事结构让许多影迷大呼过瘾，另一方面电影中所涉及的熵值、熵增熵减、麦克斯韦妖、祖父悖论等物理热力学相关高端概念的诠释，再加上诺兰对影片时空、时间割裂后重新拼接的复杂结构，也使得许多人直呼看不懂，于是《信条》也成为了诺兰所有电影中评分最低的一部作品。
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关于电影《信条》的一篇评论，作者张成认为《信条》的评价之所以呈现出两极分化，是因为电影与观众的情感互动始终是缺位的，当观众不去理解它，其最有华彩之处便黯然失色；但若试图去理解它，又会造成情感游离。
本文原刊于《文汇报<文艺百家>栏目》2020年9月15日版，作者张成，特此感谢！
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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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如何成为了自己的悖论
《信条》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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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中国早期影评人、戏剧人马二先生有言“人生最大之问题，时间而已矣”。在中国电影初兴时，卜万苍、田汉等中国电影人便着力探索电影这一新兴媒介与时间、梦境的关系。自现代电影发轫以来，不管是王家卫说的“功夫就是时间”，在功夫片中探讨电影与时间的关系，还是塔尔可夫斯基赋予长镜头时间的压力，抑或是伯格曼那句“电影是梦、是音乐”的脍炙人口的名言，乃至现代派电影宗师费里尼在《八部半》中所做的电影与梦境、意识流、幻想间完美的镜像实验，电影是表现时间与梦境的最佳大众媒介，已成为现代电影的基本共识。
近日公映的电影《信条》沿着上述脉络，大玩“时间游戏”，却导致口碑两极分化，争议严重。一是《信条》导演诺兰的粉丝甘之如饴，在网上做了各种解析长文、时间线图表以及视频论文；另一种则是观众的质疑：看电影还要带本参考书作辅助吗？那看电影的意义又是什么？《信条》略显干瘪的情感戏难道不是硬伤吗？
《信条》的解读维度如同影片本身，仿佛信息交叉的小径，指向了多重文化想象和社会心理：从电影类型的角度看，《信条》是一部特工片，在麦高芬的设置和解决路径上，让人耳目一新；《信条》是一部粉丝电影，它必然带有粉丝文化的消费属性，在粉丝文化的范畴内解读这部电影，确实给人一以贯之的快感，但在A级制作中，这种玩法是否具有共享性，有待商榷；从现代电影的角度看，《信条》的美学探索的价值与得失值得总结。
理性结构工整精巧，却失之于感性和情感
类型无高下，关键是类型潜在的表达。新世纪以来，最成功的特工电影如“谍影重重”系列、“碟中谍”系列、“007”系列，从人设、到影像风格，以及对传统特工电影的反思，都对特工片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和开拓。《信条》也不例外，片中无论是反派通过时间逆行毁灭世界的方式，还是两场重头对抗戏中，用所谓的“钳形时间”来构作戏剧包袱，都让人耳目一新。
然而，诺兰在构思创作《信条》这个工整、精巧的理性结构时，失之于感性和情感。以《谍影重重》为例，第二部和第三部时间线关联紧密，动作戏、追逐戏也比较满，却不会让人觉得情感单薄，伯恩虽然像《信条》的主人公一样，也在全球奔波，可街头巷尾、地铁、市场等场景却与观众的日常经验充满亲和力，换句话说，“谍影重重”系列是在日常生活中，突然闯入一位孤胆英雄伯恩，比较符合观众的日常知觉经验，而《信条》则设定了一个高概念的世界，让观众来条分缕析，与普通观众的日常经验是反向而行。《信条》中有句台词“不要去理解它，而是去试图感受它”。这或许是诺兰对观众的期许，事实上，诺兰在叙事层面也完全按照特工片的节奏去架构剧情，对片中的高概念一头雾水的观众，只要稍微了解一点特工片的套路，也不难看懂《信条》。观众可能一时间无法迅速理解反派萨塔尔怎样通过“钳形时间”得到了“算法”，但只要知道萨塔尔得到“算法”这个剧情，就不难理解接下来，主人公就要阻止萨塔尔毁灭世界。只要知道了萨塔尔毁灭世界就在旦夕之间，即使不知道尼尔在救援中“逆时间”了几次，甚至牺牲了自己，也能理解尼尔是个英雄。
由此看来，《信条》本身就成为“悖论”：如果观众不去理解它，《信条》最有华彩的地方便黯然失色，沦落为“烂大街”的套路，除了打就是追逐；但若试图去理解分析，又会严重干扰对后续信息的接受，同时无法代入人物，情感势必是游离的。
其实，饰演尼尔的罗伯特·帕丁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即斯坦尼体系中的最高任务，尼尔的宽厚、包容、忠诚、勇敢、机智、果敢与舍生取义品质在较满的戏中，被充分展现，多刷几次影片，对这个人物的感情体味会更深，可惜现在只能淹没在繁复的故事线中。
理解与感受不该被割裂，“烧脑”应
为“走心”服务
无怪乎有人说《信条》更像游戏，而不是电影。特工片奇观的视觉吸引力与高概念，阻碍了观众通过电影这一媒介去感知时间的路径，导致全片仿佛一个能工巧匠制作的钢琴，美轮美奂，却弹不出声音。电影中所谓的“烧脑”，应该与物理学家做的事异曲同工，只不过媒介不同，电影人通过电影来认知感受世界，而不是贩卖知识点。《信条》中正、倒放的配乐和影片结构被拿来与巴赫的“螃蟹卡农”对比，将《信条》与伯格曼的电影对比，即可知现代电影应该给现代人提供通往内心世界的通途。伯格曼是巴赫的铁杆粉丝，在多部影片中使用卡萨尔斯的巴赫“大无伴”，十二平均律，晚年还致敬巴赫导演了一部与“萨拉班德舞曲”同构的电影《萨拉班德》。作为现代派电影宗师，伯格曼对电影与时间关系的探索和实验达到顶峰，在《芬妮与亚历山大》的下半部，拍摄了平行时空，与孩子想象瑰丽的主观世界同构，丝毫不违和；在《假面》中探讨了时空、意识的重叠倒置；伯格曼喜爱用音乐结构来架构剧情，如套用了复调音乐结构的《犹在镜中》，奏鸣曲结构的《秋天奏鸣曲》等等，但丝毫不会感到伯格曼高蹈地贩卖这些“梗”，因为伯格曼电影的精巧结构最终都指向精神世界与自省。
经过早年现代派电影大师的开疆拓土后，大卫·林奇、今敏等当代大师，以及更年轻的汤浅政明等人仍然在“烧脑”的路上，做出执正驭奇的新玩法，但不管怎样玩，其共同点都是通过电影打通现代人的知觉、时间与梦。无独有偶，大卫·林奇的《双峰》第三季反思了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其叙事非常烧脑，即使无法完全理解故事线，仍然能从影片中感受到丰富充盈的情感力量。相较而言，《信条》与观众的情感互动是缺位的。反观诺兰早期的《追随》《记忆碎片》，片中人物的茫然与困惑，既构成了人物动机，又与人物结局因果互成，因果与宿命论是诺兰片中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在《信条》中，诺兰试图否定因果，只保留面对宿命的乐观，但在成片中用好莱坞特工片的既定因果套路中反因果，只把“扭曲时间”当作梗来用，割裂了“理解”与“感受”。
诺兰从处女作开始就不走寻常路，尤其善于打碎故事的线性时间，重塑新的感知。而在营销前置的环境中，诺兰电影“烧脑”的特点便被放大为噱头。不少影片，尤其是推理影片，模仿这一点，“营销前置”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创作：即从电影创作开始，便把营销操作融入其中，将在营销期间可能用到的点，“埋梗”在电影中，等到上映前营销期间，再将埋的这一系列“梗”当作谜题，作为话题发布在营销平台。通过“埋梗”与“解谜”的互动，制造电影的话题和电影消费的愉悦感，形成一条消费的闭环。除了这种主打“理性”的营销，还有主打“情感”的营销，在情感社会学中，“后情感”是一种被资本掌控，来模拟资本塑造的情感的一种情感。不管是“烧脑”还是“后情感”，若看电影都不再依赖独立思考后得到快乐和情感，而被营销“绑架”，就已经荒腔走板。
学者苏·布劳尔认为，粉丝是“文化口味”的制造者，“文化口味”划定了文化区隔，如坊间流传的英剧、美剧、日剧、韩剧间的鄙视链，其文化区隔心态，亦适合用于《信条》。实际上，无论是英美还是日韩，其电视剧都各有所长也各有短板，人为制造鄙视链，则隐隐地折射出背后的文化等级观念。不管是看电影，其他文艺审美，提高独立思考能力，破除这种鄙视链，才应该是初衷吧。
本文原刊于《文汇报<文艺百家>栏目》2020年9月15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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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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