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朱羽：新中国的心理世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心理文化改造与建设资料集》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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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心理文化改造与建设资料集》是关于新中国建国后二三十年心理学发展史的资料集，对建国后的心理学的发展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讲解。文艺批评今日推送的是朱羽老师关于这本资料集的自序及前言部分，他首先追溯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心理科学起源于19世纪后期，与统计学、实验方法等重要的方法论的改变都有关系，心理学的特征是“之间性”。他通过对“心理化”等命题分析阐释，指出从心理学这一维度出发，可以更好地思考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以及在此视域下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文艺发展等问题，最后对编选目录排列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本文原载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心理文化改造与建设资料集》，转载自公众号“仁德路”，感谢作者朱羽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朱羽

新中国的心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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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心理文化改造与建设资料集》序言

文/朱羽

朱羽：这是一本难产的资料集。最初是为了撰写《社会主义与“自然”》第五章而做的准备工作，而从最后呈现的样态来看，所搜集的资料却也颇有独立成篇的意义。后幸得晓忠老师看重，便加入了“大众文化资料库”工程（当时的高原学科资助）。2016年初步将文献选编了出来，名为《1950-1960年代中国心理学话语及其批判文献选读》，若放在“资料库”里，则预备定名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心理文化改造与建设资料集》，并在当时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沙龙”上做了汇报。不过，后来因种种原因，随同我那本《社会主义喜剧文化中的“上海”》一道难产了。“编者导言”比较简单，本来还想对所有文献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梳理讲解（在当时的沙龙做了一点相关的事情），但后随着精力转移，就放下了。希望以后有时间且更有毅力的时候，再做起来吧。

从最俗常的意义上讲，人的“心理”、所谓内心世界，属于广义的“人性”/人的自然（human nature）的一部分。我所好奇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是怎么来处理“心理”这一对象的，同时提出了哪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首先，心理学所涉及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学科内部的问题，而是触及“深层”现代性的议题。这是何意呢？

我们可以写一本心理学史，追到古希腊怎么怎么样。但若稍具历史眼光来看的话，可以发现，心理科学起源于19世纪后期，与非常重要的方法论的改变很有关系。比如与统计学的关系，与实验方法的关系。而统计学的方法、实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视为中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用。这就是所谓“深层”的一个重要意涵：即某种超“立场”的方法、手段难以被反思、被取代的霸权地位，想要“现代”，就不得不走这条“路”——这种方法。心理学本身自诞生伊始就有很强的技术性面向、自然科学的面向。《剑桥科学史》第七卷，值得参考，它谈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与建制轨迹，其中有一章写的就是心理学。心理学的特征是“之间性”，一方面有一种源于生物学与生理学的方法论导向。另一方面又拓展进社会与人文科学的主题。第二、心理学对于现代生活有着很强的形塑力，这引出所谓“心理化”的问题。第三、包含着一种科学的“技治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调节人的心理、改造人的灵魂。

《剑桥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西奥多·M.波特 / 多萝西·罗斯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3月版

第二、其深层的政治意味，更可进一步展开讨论。尼古拉斯·罗斯的《发明自我》，有一点谈得不错。随着心理学的产生，现代的“治理”方案产生了调整。比如：

“

从“宏观”来看，涉及福利、安全和劳动规约的机制；从“微观”来看，个人工作场合、家庭、学校、军队、法庭、监狱、医院以及个人的管理，都具有了心理学色彩。(Nikolas Ross,1996)

”

这就是“心理化”，其要点倒不在于所谓“心理人”（构成理性自立个体“基底”的独独属于我的乃至不可沟通的“内面”）。心理化包含的是深层现代性设置，已经渗透到了所有机制里面，工作场合有“劳动心理学”，有动作的合理化。医院中有医疗心理学，家庭内部有所谓“心理问题”的形塑。这个问题无法回避：

“

对于行为的反思与管理，以及种种策略、方案、技术和装置，用福柯的话来说，即治理性或单纯谓之治理都已经“心理化”了。现代的政治权力之施行已经内在地关联于关于人之主体性的知识。……鉴于其依据某种关于某些身为主体之人的知识来执行。权威的本性同时也改变了，权威的执行成为伦理性的了。它与其说是诉诸服从与忠诚的要求、控制和命令，毋宁说是提升个人能力以施加权威于自身。……这里的权威之施行，就成了一桩诊疗的事情。(Nikolas Rose,1996)

”

权力的施行，不要求以强力的方式直接施加于人，而是通过人的自主性来调节。这也是一个心理化（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转型所带来的实效）的重要政治后果。

心理学与人的治理，与广义的生命政治之间是挂钩的。

第三、从心理学这一局部的战场，我尝试思考的是，社会主义与现代性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这一问题。前者似乎将两者并置（诸如已有的革命与现代之并置），而后者之“的”到底包含何种含义？这样一种修辞（社会主义）包含何种配置？如果我们从心理学领域来看，怎么来看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如果心理学本身指向一种深层的现代性机制的话，它究竟如何“内在于”社会主义现代性本身（就算是作为一种有待改造-克服的东西）？还是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发展出一种对于心理学的真正克服？一系列批判心理学的尝试，实际上也是对于霸权的单一的现代性的批判？这是值得思考的。罗斯亦提及的斯大林之语——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本是说作家，但用于此处或更贴切。人类灵魂，亦可读作“心灵”，心理，但为什么是“工程师”呢？工程学，这背后本身就蕴藏着一种技术性的导向。因此，内心世界、心灵领域，乃至更狭义的“心理”的技术化治理，是否本身就已经包含在社会主义现代性内部？对人的管理，是否已蕴含一种技术学的倾向。

第四、通过心理学去看改造与新人的问题。乍看下，这涉及广义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但心理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维度，心理学会告诉你，怎么样去改造，改造过程中的哪些地方是“合理”的，符合科学。比如，你这一措施是否符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啊？改造是否要考虑到“个性”的话语？所以，其实是把“改造”的问题具体化了。“新人”问题同样如此。比如社会主义心理学会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在心理问题上有没有共同规律啊。阶级性到底在心理学话语里受到哪些抵抗，又经受了哪些改造。阶级斗争问题及其表述在这里就复杂化了。心理学维度中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高于一般意义上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解。

第五、我们可以通过巴甫洛夫的学说接受来看中苏分歧与共同性在哪里。早期，即1950年代初，对巴甫洛夫的接受是比较正面且全盘化的。逐渐可以看出，到了大跃进时期开始有一些抵抗。后来心理学界批生物学化、生理学化颇有指桑骂槐的意思。60年代特别明显，这也是一条线索。

不得不提的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历史中，心理学批判有两个高峰。一个是大跃进时期。这一时期诞生了许多“新生事物”：工农兵学哲学等等，同时更是一种新生话语，一种新的表达方法。大跃进话语特别果断、决绝，把话说得特别满。其批判方式本身很值得注意。第二个高峰就是1963、1964年期间。虽然1962年就提出“千万不要忘记”，但没有整个人文社科的批判没有马上展开。毛的哲学讲话以后，讲三大革命运动，批合二而一，也影响到了心理学。但亦可发现心理学的“自发”抵抗。我们是要再一次将之解释为“资产阶级”性质呢？还是抵抗本身包含着更复杂的面向。

 [法] 米歇尔·福柯

《生命政治的诞生》， [法] 米歇尔·福柯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版

再后，从福柯那里得到启发。在《生命政治的诞生》中说，社会主义没有自己的治理术。如果要进入治理领域，一定会借鉴或挪用18世纪以来主流治理的方式。但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治理术，这关乎到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如果有，就可以正面提出、界定一种社会主义的现代性。我们不能把“治理”妖魔化，这是一个必要的环节。如何把治理解释成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东西，才是关键。而社会主义“心理学”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口。这也涉及到一个现在所处理文献的局限性问题，即主要还是一种表述，比较学科化，还没有涉及许多具体的材料，田野性的材料，比如医院里面怎么具体来处理、应对心理问题，乃至精神疾病问题。真正做到话语的“物质性”层面，话语的实践维度，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现在先把这些问题给提出来。

最后，通过“心理学”其实可以找到一条前后两个三十年之间的“连接线”。因为，一方面是因为心理学讨论、批判的参与者，很多人早期写过批判文章，改革开放以后还在写心理学文章，比如同一个学者，后来会特别关注过“管理”问题。这里面的论述，在立场方面当然有变化，但很多其实没有根本的变化，特别是一些学科化、技术性比较强的看法，这就引人思考了。这是一个延续性。再比如说“控制论”问题。“三论”在1980年代是很热的问题。但控制论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问题，首先在苏联兴起，在中国没有大规模的介绍，普及范围有限，但却也能找到不少控制论文献，作为内部读物发行。虽然当时没有引起一个全民性的对于技术、对于控制论问题的反思。但确实也算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这是可以再来讨论的。

编选、目录排列说明

一、人员组成来看，新中国心理学讨论的主力军，不是无源之水，用毛主席的话说，都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几百万知识分子中的一员。比如潘菽，芝加哥大学毕业，心理学专业，后在中央大学做过教授。丁瓒，解放前就开始研究医学心理学。陈立是伦敦大学毕业的，在解放前就做过很多关于劳动心理学的调研工作。曹日昌，剑桥大学毕业，专门研究知觉与记忆。唐钺，康奈尔大学毕业，早期译介过很多亨利·詹姆斯的著作，还有华东师大心理系的资深教授高觉敷，他翻译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等，他解放前也做了很多工作，是香港大学毕业的。看民国心理学，人员的演延续性很强，解放后必要经受一番改造。那么改造的方式是什么呢？这就进入我们文选的正题了：学习巴甫洛夫学说。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铺开，1953年便迎来了全国范围的学习巴甫洛夫运动。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精神分析引论》，[奥地利]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10月版

巴甫洛夫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家，他其实有一种心理学乌托邦性，并受到列宁的高度鼓励。列宁特别提到，要为巴甫洛夫创造研究条件，这是为全世界的劳动者提供福音的一种学说。在学习巴甫洛夫的同时，心理科学建制展开了。特别是向科学进军的语境中的“心理学十二年规划”。在潘菽《我国心理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一文中可以看到，一方面强调学科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以及专业化乃至尖端化，同时也有一个平衡，即强调要为社会主义实践服务。从服务的意义上就可以理解，新中国心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心理学、劳动心理学与医疗心理学，在这三个领域中都有很多积累。

第二部分是大跃进时期。大跃进的辐射面其实很广，技术革新，文化革命方面的烙印。在最初的烙印中有何内在的问题，可以引发我们思考。心理学批判，主要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编了两辑《心理学批判集》，对北师大编的心理学教材的批判。学生参与批判，教员自我反思。我关心的批判展开的方式。同时，不但有破，还有立，比如刘成杰的文章，文棣(Wendy)《从阿Q到雷锋》提到过这篇文章。一个正面阐述的材料。

第三部分，大跃进落潮得很快，落潮以后的中国心理学话语，恢复到它非常内在的逻辑中，不太受到外部政治话语的影响，它尝试从自己的思路去发展出一套它所理解的与社会主义实践结合的方法。这一方法就包含着社会主义治理的一些点。

第四部分，主要从1962年以后，有很大调整，冯定批判值得关注，他不是一个心理学界的人，而是写作诸如《平凡的真理》这样通俗哲学著作而闻名的，但他这部《平凡的真理》挪用了一些巴甫洛夫的心理学知识，而就是这点被抓住遭到了重点批评，批评冯定有批苏联知识话语的意思。

《平凡的真理》

作者:冯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1980-02

第五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三篇文章同样在后62年语境中产生，彼此之间形成一种论争乃至批判关系。所讨论的话题则是情感、认识与阶级性之间的关联问题，这可以为我们打开一条理解当时的“情感”范畴的路径。

第六是陈葛论争，葛就是姚文元，他以其政治嗅觉，对心理学方法论展开批评。——主要是批陈立。而陈立有很强的专业顽抗性，偏自然科学心理学那一路。

第七是阶级性、个性与教育，与社会主义改造，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些核心的表达方式有关系。

第八是跟心理学有关，但偏向于技术，也算是1960年代的一种转型。控制论为何与心理学有关？这里主要是谈人和机器的关系，这涉及一个社会主义无法回避的问题。人在机器面前有一种无法回避的被动性。这种被动性不是用自觉意识可以解决的。

最后一部分才回到文学、文艺与文化上来，涉及心理学维度来解析、把握、阐释文艺与文化活动的问题。而且搜罗了一些当时的译文（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被批判、商榷对象而引入）。

本文原载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心理文化改造与建设资料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心理文化改造与建设资料集

目录

编者前言

新中国初期心理科学建制与学习巴甫洛夫运动

丁瓒：学习战斗的巴甫洛夫学说（《科学通报》1952年5月）

[苏]柯什托扬茨：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及其著作的意义（选自《巴甫洛夫选集》、吴生林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1955年版）[苏]“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论心理学的哲学问题（选自《心理科学的几个问题》，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

丁瓒：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心理学说的批判（《科学通报》1956年6月）

潘菽：我国心理学的现状和发展方向（《人民日报》1956年7月2号第2版）

大跃进时期的心理学批判与改造

于陆琳、姜培良：对心理学的批判来看我系教育改革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陈帼眉等：必须彻底肃清心理学教学中散步的毒素

贺乐凡等：从“活动的心理分析”一章看“心理学”讲义否认革命实践的反动本质

戴乾伦、岳庭耀等：对“个性的心理特征”一章的批判

张玉英：对“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一章的批判（以上五篇选自《心理学批判集第一辑（对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研组所编心理学讲义的批判）》文献选读（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9月版）

郭福昌等：《对“怎样去了解学生的个性”的批判》（《心理学批判集第二辑（对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研组所编心理学讲义的批判）》（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张厚粲：《实验心理学自我批判》（《心理学批判集第二辑（对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研组所编心理学讲义的批判）》，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12月版）

徐联仓、曹传咏、陈大柔：《心理学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新建设》1958年12年版）

刘成杰：《先进生产者的心理特点——论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4期）

陈大柔：心理学是怎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心理学报》1959年第3期）

大跃进落潮后的新中国心理学话语

潘菽：《十年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报》1959年第4期）

曹日昌：《心理学界的论争》（《心理学报》1959年第3期）

唐钺：《略谈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心理学报》1959年第4期）

陈立：《关于心理学性质的几个问题》（《心理学报》1960年第3期）

唐钺：《批判弗洛伊德的思想》（《北京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

第二次心理学激进化运动与冯定批判

孙晔：《用革命精神改进心理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北京心理学工作者座谈会纪要》（《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1月）

朱祖祥：《试谈心理学研究中理论和实际问题》（《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3期）

郭念锋：《对冯定着“平凡的真理”一书中两个心理学问题的初步批判》（《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2期）

吴重光：《驳冯定同志的人的气质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65年第3期）

情感与认识：一个论争

王启康：《关于情感规律的几个问题》（《江汉学报》1963年第4期）

朱本：《试论情感的阶级性与实践性——与王启康同志商榷》（《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4期）

郑日昌、景令白：《情感和认识能脱节吗？——对“试论情感的阶级性与实践性”一文的一点疑问》（《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2期）

陈葛论争与心理学方法批判

陈立：《色、形爱好的差异》（《心理学报》1965年第3期）

葛铭人：《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1期）

陈立：《对心理学中实验法的估价问题》（《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1期）

李铮：《心理学的方法必须革命——与陈元晖同志商榷》（《心理学报》1966年第1期）

心理学视域中的阶级性、个性与教育问题

章志光：《怎样去了解学生的个性》[选]（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4期）

朱智贤：《关于人的心理的阶级性问题》（《心理学报》1959年第1期）

朱祖祥：《对心理和心理现象的阶级性问题的一点认识》（《心理学报》1965年第3期）

河北大学教育系1964年级学生：《人的意识活动特征阶级性和主观能动性》（《心理学报》1966年第1期）

心众：《阶级教育方面几个心理学实验研究介绍》（《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1期）

金增：《对心众着“阶级教育方面几个心理学实验研究介绍”一文的意见》（《心理科学通讯》1965年第3期）

上海市实验幼儿园：《怎样培养孩子的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2期）

心理学中的控制论问题与社会主义技术文化观

荆其诚：《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理论》（《新建设》1962第12期）

陈立：《随意运动的机制》（《心理学报》1960年第4期）

曾里：《北京举行控制论哲学问题座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2期）.

梁志学：《G.克劳斯论控制论中的哲学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3年第2期）

徐联仓：《苏联心理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两个动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1964年第1期）

心理学话语、文化教育与文艺阐释

林凤藻：学前儿童背诵古典诗文的个案观察（《心理学报》1963年第2期）

陈仲庚：《左传》中的病理心理学思想（《心理学报》1963年第2期）

[英]麦斯：心理学与美学（蒋孔阳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3年第4期）

[美]门罗：二十世纪的艺术心理研究途径（周煦良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3年第6期）

源良佐：革命英雄故事对小学生道德意识形成的作用的初步研究（《心理学报）》1966年第2期）

心兀：“革命英雄故事对小学生道德意识形成的作用的初步研究”一文的读后感（《心理学报）》1966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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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景陌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