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姜涛：1948年《新路》群体的建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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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48年5月，由“社经会”主办的《新路》周刊于北平创刊，集合了当时清华、北大的一批学院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更多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以“研究”的方式，尝试在冷战即将形成的全球背景中，在“社会主义”已成历史必然的判断下，甚至超越具体的内战情境，探讨一条“新路”。因此在申张自身观念的同时，主动采取一种灵活、开放、乃至自我辩难的态度，围绕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的走向绘制种种“蓝图”。姜涛老师认为，虽然《新路》的诸般“蓝图”设计多为纸面上的概念推演，甚至严重地缺乏在地感和现实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缺少基本的现实感，其方法与作风一定程度上可能源于各项统计资料的匮乏，以及面对现实状况的无力感。这些发生于纸面上的蓝图设计虽脱节于内战时期激烈的现实冲突，但一旦内战结束，“建国”进程启动，“蓝图”所涉及的众多方面的问题，就需要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在更宏阔的视野中，“新路”的摸索不仅是一国一地的问题，更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同时，其“蓝图逻辑”内部包含的一系列“问题结构”，都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高度相关，并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复现，为当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来源。

本文原刊于《人间思想》（第五辑）（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版），感谢姜涛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姜涛

一份自我辩难的“蓝图初稿”

1948年《新路》群体的建国思考

文 | 姜涛

01

《新路》周刊1948年5月15日创刊于北平，由“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集合了当时清华、北大的一批学院知识分子，与政界、实业界也有颇深的关联。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则是主要的幕后推手：1947年4月，宋子文辞行政院长后，国民党政府内阁改组，钱昌照连带去职，与“蒋政府”也渐行渐远，开始谋求一条个人的“新路”，“社经会”与《新路》都出自他的策划，全部经费也是由他筹措。[1]当时，内战形势逐渐明朗，“历史的路”显现为“只有一条”，《新路》似乎代表了一批自由主义教授“最后的挣扎”，[2]它“一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一面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因而不免给人以“第三条道路”的印象。因不断激烈地抨击“蒋政府”，1948年底《新路》被勒令停刊，而中共方面也组织力量进行了专门批判。周刊出版之前，香港的左翼人士已将“社经会”定位为“新第三方面”的代表、“和平阴谋”的一部分：这“阴谋”是由“美国国务院‘设计’，司徒雷登、魏德迈等‘导演’，宋子文、邵力子、钱昌照等‘帮助导演’，而‘演员’则是胡适到‘大公报’的一般大大小小的‘自由主义者’”。[3]

《新路》周刊创刊号封面

事实上，与过去所谓“第三方面”、“中间道路”有所不同的是，《新路》群体言论的重点，并不在国共两大之间的平衡、斡旋，以及相关的“和平、自由、民主”的呼吁，他们更多是基于自身的专业背景，以“研究”的方式，尝试在冷战即将形成的全球背景中，在“社会主义”已成历史必然的判断下，甚至超越具体的内战情境，探讨一条的“新路”。[4]钱昌照在“社经会”成立会上的致辞中这样说道：

中国距现代化的阶段还很远很远，若干现代化的先决问题还得彻底研讨。谁能准确的说出中国有多少人口，多少土地，多少矿藏，多少森林？谁曾精细的计算过中国的国民所得？然而这些事实都是有朝一日建设真正开始时必须知道的基本资料。此类研究工作迟早必做，而且是早应该做。

……

这新路不拘于国内已经有人走过的途径，也绝不随着国际局势的演变而轻易转移。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并与外界合作，根据全民需要，试画一幅建设新中国的蓝图。此后本会的刊物、丛书、研究报告等等，都可算做那幅蓝图的初稿。[5]

看的出，这段话出于一个“资源”专家的立场，相较于国共之间的政治构想，他更为关注的是国家的“现代化”前途，“有朝一日”、“迟早必做”、“蓝图”、“初稿”等提法，则与一种超越性、前瞻性的视角相关。在钱昌照看来，虽然内战尚未结束，但如何勾画一幅“建设新中国的蓝图”已是十分迫切的问题，“社经会”及《新路》周刊的工作，应该以此为中心展开。

作为这份蓝图的“初稿”，“社经会”成立之初也曾提出三十二条《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初步主张》，在《新路》创刊号上公布，囊括了政治、外交、经济、社会等诸方面问题，核心要点包括建立民主宪政制度，实现军队国家化；采取国家计划的经济政策，防止独占性企业，限制私人土地，推进现代化与工业化；保证公平分配，教育机会均等，注重劳工福利和社会保险等。大体上看，这三十二条“初步主张”不乏“费边社会主义”色彩，类似一个独立提出的“建国”草案。但，既然是“初稿”，《新路》同仁也申明这“三十二条”的暂时性、权宜性，发行刊物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容纳不同的“探索的方法、角度”，“并且可以不同到一个程度，可以和我们三十二条的初步主张抵触；我们自己中间也一样的可以彼此质难，互相辩驳”。[6]

简言之，自觉置身历史剧变之中，《新路》在所申张的同时，又主动采取一种灵活、开放、乃至自我辩难的态度。这直接反映在栏目设置上，除了“短评”、“时事报道”、“专论”等一般性栏目，“辩论”与“论坛”是《新路》上两个最重要的阵地，特别是“辩论”一栏，以正反驳论的方式，“把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一齐都排列出来，让读者可以根据两方面的意见，下他自己的结论”。有意味的是，“作者所发表的意见，不一定代表他个人的意见”，故均使用笔名，甚至正反双方有时以抽签方式决定。[7]这种“角色”扮演的方式，目的在于刻意将不同的观点对立化、极端化，并在往返辩驳中，不断撑开“正反”之间的问题空间，卷入更多的层次和环节。同样，“论坛”一栏的方式，也是先由一人撰写正文，然后请多人参与讨论，反驳、补充、深化，由此取得“辩论”的效果。在这样一个被不断撑开的论辩空间中，具体立场的选择变得相对次要了，对不同方案之条件、限度、可能、路径之辨析反而成了重点，这或许构成了《新路》杂志的一种特别“方法”，“蓝图的初稿”是以自我辩难的形式来呈现的。

从中共方面看，对《新路》的批判主要着眼于“新第三方面”的政治效果以及与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潜在关系，对于这份“蓝图的初稿”或许并未认真对待，对于其中的若干主张也未必全然反对。钱昌照1949年与周恩来会面时，周恩来甚至表示：“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办这样一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适宜。”[8]尽管如此，参与《新路》的经历，后来还是成为相关作者非常严重的历史污点，在一系列“运动”中作为旧案被不断翻出，萧乾就曾感叹：“足足30年（1949—1979），我一直背着《新路》的黑锅，也仅止1956年解下过几个月。”[9]与此相关的是，对于这个北方自由主义教授群体，近年来的知识分子研究也多有论及，但受制于某种“平反式”的言说惯性，论者多关注该群体成员在建国前夕的进退、选择、乃至“最后的挣扎”，以及在随后“知识分子改造”、“反右”运动中的遭遇。而且，类似讨论多少会隐含对所谓自由立场之挖掘、褒扬，但也恰好因此，如当年中共或左翼人士的批判一样，往往忽略他们围绕“蓝图的初稿”所展开的问题面向、思考路径，以及背后的历史脉络、参照视野。

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依照钱理群老师的说法，1948是“天地玄黄”的时刻：一方面，面对历史的“巨变与转折”，每一个阶级、党派、集团、每一个家庭、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开放的时刻，无论个体还是群体，除了被动的选择、顺应、拒绝，还有可能以主动的姿态，带着不同的方案，遵循各自的逻辑，投入到这个玄黄巨变、敞开向未来的进程当中。因而，在“转折与选择”之外，“开放与参与”也是把握这一时刻不可获取的认识框架。如何在“历史的路只有一条”的状况下，看待这些“新路”或“歧路”、“岔路”、乃至个人的“小路”？如何把握其内在的问题意识和历史脉络？在即将开展的“建国大业”中，它们或被淹没，或被重构，或以不断复现的方式构成持续的张力，如何在建国的进程中理解“蓝图的初稿”内部不断撑开的论辩结构，这些似乎都是可以进一步考察的问题。

02

《新路》的基本作者，主要来自清华、北大两校，尤以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三个系科的教师为主体，如清华社会学系的吴景超、潘光旦、陈达、袁方，经济学系的戴世光、徐毓枬、刘大中，北大法学院的周炳琳，政治系的钱端升、王铁崖，经济学系的蒋硕杰等，其中周炳琳、吴景超等还有入阁参政的经历。[10]与一般自由主义知识群体不尽相同，《新路》的主力是一批社会与政经领域的专家，甚至具有某种“技术官僚”的色彩，当他们各自的专业立场出发，着手进行时政的评论或制度的筹划，相对于经典的自由主义议题，如政权开放、民主选举、个体言论自由等，他们更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金融政策的实施、土地与人口及资源的关系等更为具体的经济与行政问题。在“统一”、建国的前提下，他们更希望在未来的政治结构中，发挥某种“专家治国”的作用，即如《新路》发刊词所言：“并不附属于任何政党，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表同情于那一个政党”。而这一姿态的选择也并非偶然，自有渊源。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文化界知识分子普遍“左”转，另一部分选择独立的自由立场，对推行“训政”的南京政府也多持不信任的、批评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初，在外敌入侵、国内冲突不断、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衰微、以及苏联与法西斯政权崛起的大背景中，有相当一批专家型知识分子，逐渐放弃对“蒋政权”的批评，转而选择与其合作，希望能打造某种“社会重心”，以结束内乱，在统一“建国”后强力推进“现代化”的进程，应对不断加剧的“国难”危机，“革命”、“建国”与“现代化”的关系也成为当时知识界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11]1933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之后，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认为中国只有“内乱”而没有“革命”，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当务之急是要补上“专制”这一课。一场围绕“民主与独裁”、“专制与建国”的著名论战，由此发生于胡适、蒋廷黻、吴景超、钱端升等人之间。吴景超在后续的回应中，通过对“内乱”的历史考察，将“革命”分为“打到旧政权”、“创立新政权”以及“建国”三个时期，认为当时中国正处于“群雄割据的时期”，首先要完成第二期的“政权统一”。[12]法学家钱端升则在分析国内外政经局势的基础上，提出“一盘散沙，民智落后”的中国急需“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在“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一二十年内造成沿海各省“高度的工业化”，这样才能于下次世界大战时“给敌人以相当的抵抗力”。[13]

蒋廷黻《革命与专制》，发表于《独立评论》1933年第80期

面对“内乱”与“外敌”，以武力统一建国、借“专制”推进现代化，这些主张的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危机感之中，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的独立，这是一个基本的大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无论“独裁”与“专制”，还是“革命”与“建国”，都具有很强的策略性、目的性，其多层次的政治内涵也可能被大大简化。作为论战的另一方，胡适反对“武力统一”，反对“独裁”，但在“建国”这一大前提上，他与蒋、吴、钱等并无分歧。在论战的总结性回顾中，胡适还依照自己的理解，将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描述为“一种研究院的政治”：

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弘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鲜局面……[14]

所谓“研究院的政治”，即是一种“专家政治”，区别于民主政治这一“幼稚园的政治制度”，胡适认为这种新型的政治需要大量人才，中国今日还做不到。但事实上，在政权稳定后，“蒋政府”也积极延揽各方面专业人才，尤其在30年代中期曾有一股“学人从政”的浪潮，《独立评论》群体中的历史学家蒋廷黻、地质学家翁文灏、社会学家吴景超都曾入阁参政。[15]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幕僚，钱昌照的作用不容小觑。“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向蒋介石提出创办国防设计机构的构想（即“资源委员会”的前身），而延揽国内“各界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及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到政府里来”，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16]

1948年聚合的《新路》群体，不仅得到了“资源委员会”的支持，与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群体也有相当的延续性，像出入政学两界的周炳琳、吴景超，在《新路》创办及言论的展开中，都是核心性的人物，甚至胡适的影响，也若隐若现地存在。[17]更为重要的是，在“统一建国”的框架下，实行“专家治国”的精英理念，似乎仍被延续。虽然曾被寄予希望的“蒋政权”已岌岌可危，“行宪”之后翁文灏主持的“内阁”更无力回天，但“两个中国”的决战，并没有外在于“革命与建国”的逻辑。在未来的“新政权”之下，专家知识分子仍可以“诤友”、“客卿”、“幕僚”自处，即“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表同情于那一个政党”，暂时“无枝可依”的状态，恰好便于探索一条新路。[18]

03

或许可以说，只要“建国”的使命能够完成，具体由哪一种政权形式来完成，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即便“现在国际风云谲诡，谁也不能作很远的透视”，[19]但“顺乎天而应乎人”，《新路》群体大体持一种现实主义态度，似乎意识到在天地玄黄的1948年，一次新的“建国”机遇，有可能即将来临。与此相关的是，钱昌照提到的“蓝图”一词，也反复出现《新路》作者的笔下。谈及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谷春帆就称：“我们要想研究中国问题，要想草拟一幅建设新中国的蓝图”，需要系统的整体眼光与各个专家之间的合作等。[20]在讨论“计划”与“混合”两种经济制度的选择时，陈振汉则坦言“本文只是一种可以说是蓝图逻辑（blueprint logic）上讨论，作者仅是根据这两种制度（在与事实相距不远的假定环境下，）在达到上述目的的效率差别考虑取舍。因此文中的结论，只是根据目标与蓝图的一种推论”。[21]在这里，所谓“蓝图逻辑”（blueprint logic）指向了一种假定性的推论，在某种意义上，上文提及的《新路》的特别“方法”，也可以在这个向度上理解。

一方面，《新路》上的“短评”、“辩论”、“专论”紧扣内政外交方面的现实问题，“现政府是否有改善的希望”、“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已不是经济措施所能解除的了”等标题，也强化了焦灼与紧迫之感；另一方面，更多的篇幅还是集中于“蓝图逻辑”的探讨，现实问题每每被置换为原理性的问题，被纳入学院化的知识框架之下，或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的宏观参照之中。以吴景超为例，他是《新路》上最为活跃的作者，撰写的重头文章也最多，这些文章大多在美苏比较、述评的基础上，提出经济制度的种种构想。1940年代后期，“冷战”态势逐渐形成，对于美、苏及欧洲各国政经社会状况的关注，是当时知识界的普遍潮流。在抗战爆发前，吴景超和翁文灏就曾赴欧洲长途旅行，考察各国经济制度，他们对于英国的体制兴趣不大，认为太过偏重“经常经济之标准”，不注意“紧急进行之方法”，但随后在考察德国、苏联期间大为兴奋，意识到在关注工业化与人民生活程度的关系之外，国防力量的增进更为重要，有关工业化目标的认识发生了极大转变。1943—1944年间在美国考察之后，吴景超的思路又有所变化，从计划或统制经济转向关注美国式的自由经济。[22]不同经济制度的宏观比较，尤其以美苏为参照的思考，也反映在他在《新路》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如《私有制与公有制：美苏经济述评》（1卷15期）、《资本形成的途径——美苏述评之一》（2卷2期）、《美苏的对外经济》（2卷6期）等。在吴景超周边，经常加入相关讨论的还有刘大中、蒋硕杰、徐毓枬、陈振汉、楼邦彦等，这批“较年轻的人”毕业于英美名校，更擅长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中，提出自身的理论假设，借助复杂的概念、公式，甚至以形式逻辑的方式，来提出社会经济制度的种种分析，“边际效应”、“价格指数”等经济学概念以及复杂的计量公式，也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论文中，形成一种相当繁复、艰涩的专业风格。

从某个角度看，无论立足于宏观的比较视野，还是受制于学院式的专业分析，《新路》上诸般“蓝图”设计，似乎多为纸面上的概念推演，[23]甚至严重地缺乏在地感和现实性。像吴景超在美苏比较中提出的某些区分性判断，就往往在二元之间失之抽象，[24]有些提法又因过于武断、笼统而缺少了有效性。[25]在战事频仍，经济崩溃的现实面前，这种“不在地”的论说方式，总体上让人感觉陈义过高，或书生气太重。相比之下，反倒是负责文艺的萧乾，偶尔作为一个“外行”介入讨论，发言之中表现出的现实感，构成了“蓝图逻辑”的某种矫正、以至解构。1卷13期上刘大中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双重民主”近似于《新路》群体的一种理想。在文中，刘大中完全甩脱具体的政治现实，仅从概念入手，列出两种民主互相依存的基本条件，经细致的排除、归纳，列出“双重民主”的十三条设计。萧乾在回应中坦言：“我认为这两种‘民主’不只是纸上的两个象征符号，也不能藉方程式把它们发掘或联系起来。它们不会从天掉下来的”。在两种民主不可兼得的今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一碗饭”比“一张选票”实惠多了，从“旧路”到“新路”人们不是“走”上去的，而是因逼迫而“冲”上去的。有意味的是，对于类似基于现实直感的反拨，这批学院专家们好像并不以为意。刘大中在回应萧乾时称：“萧乾先生的文字，充满了热情，不失文艺作家的本色，但是从他这篇短短的讨论中，我们看不出他对于他自己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和对我们所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具体的意见。”[26]当萧乾指出一个独立的公务员阶层，在中国不可能存在时，在欧陆法学脉络中高谈超然的公务员阶层之权利与义务的楼邦彦，则认为这种质疑“显然已超越了我所预先划定的仅仅关于行政原则的讨论范围”。[27]该怎样理解这种“回避现实”的发言姿态？《新路》同仁是否没有意识到“蓝图”的抽象性？

刘大中《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发表于《新路》周刊1948年第1卷13期

事实上，专家们并非缺少基本的现实感，深知“一条‘新路’在蓝图上是不难设计的，问题在如何能挣脱现存旧路的桎梏，走到新路上去”（刘大中），那种宏观比较的方法和观念演绎的作风，一定程度上可能源于各项统计资料的匮乏，以及面对现实状况的无力感。但不能忽略的是，发生于纸面上的蓝图设计，脱节于内战时期激烈的现实冲突，这种“不在地”特征，又带来一种特殊的开放性：即使这份“蓝图”超脱当下现实，而一旦内战结束，“建国”进程启动，“蓝图”所涉及的经济、工业、土地、人口等方面的问题，就需要提上议事日程。对此，《新路》编者也明确的觉悟：“假如有一天我国真能走上民主的大路，人民对于经济问题认识的深浅和正确与否，将是我们民主政体能否成功的一个大关键。”[28]另外，在更宏阔的视野中，“新路”的摸索不仅是一国一地的问题，在“热战”与“冷战”的交替中，更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换言之，在天地玄黄的时刻，“新路”也是对整个世界而言的。在“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讨论中，刘大中开篇就对当时美苏比较的流行方法提出质疑（近来讨论制度问题“都是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较和选择入手，并且大半以美国和苏俄来代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认为“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并不能与美国资本主义或苏俄共产主义混为一谈（二者都不理想），“其实，我们要研讨‘双重民主’的制度，本无须借重现有的主义或公式”。[29]完全从“民主”的概念和条件入手，而甩脱已有社会模板的限制，这一极端的“蓝图”设计，显然就是萧乾所批评的纸面上的“方程式”演绎，但又是出于一种方法和意图上的自觉。

如果联系“辩论”、“论坛”栏目之中角色扮演一类策略，不难看出，《新路》作者们与其说忽视了“蓝图”的抽象性，不如说正是利用了“蓝图”的抽象，所以才暂且放开现实，以宏观比较、概念推演的方式，加以正反驳论，侧面补充、细部勾画，不仅提出经济、社会、政治的种种构想，先在“蓝图逻辑”的层面，撑开各种问题层次。其中，与“建国”关联最为紧密的，或许是未来经济制度的选择问题，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在《新路》上所占篇幅最多，正反观点的展开也最为系统。

04

19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和统制，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统制经济”乃至“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经济总体的趋势。“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为了国防的需要，也着手发展重工业，试图对于国民经济实施全面统制。国防设计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就是一个从调查、统计到总体设计、实施的专门机构，功能在于“国家资本”的集中运作。[30]“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在选举中获胜，推行企业国有化与社会福利化政策，其他各国也积极跟进，加上苏联的强大影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社会主义已成为人类共同的必然“新路”。1948年3月6日，钱昌照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发表演讲，回顾自己15年来在“重工业建设”方面的工作，曾不无感慨地说：

谈起这十五年的感想来，我认为首先要建立思想基础。前途只有社会主义的路。纽约时报调查22个国家，只有两个国家仍走资本主义的路，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加拿大。[31]

钱昌照所谓“思想基础”，大致为不少《新路》同仁所分享。在有关经济制度选择的讨论中，姓“社”还是姓“资”早已不是重点，将“社会主义之路”看成是一种历史必然，这已构成了某种讨论的出发点。[32]1954年3月5日胡适在台北《自由中国》杂志社欢迎茶会上的发表演说，提及他的一位“公务员朋友”对于知识界左倾潮流的评价：

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他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33]

借这位朋友的话，胡适梳理了钱昌照等人转向社会主义的思想线索，而他的感慨是由《自由中国》连载殷海光所译海耶克（哈耶克）《到奴役之路》引起的，无意中也点破了“中国士大夫阶级”思想争议的国际背景。20世纪上半叶，当社会主义成为一股潮流，包括以投资刺激就业的凯恩斯主义在内的国家干预或统制政策被普遍采纳，理论界的反拨也自然出现，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就对计划与统制经济展开持续批评，构成了后来“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先声。最著名的当然是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就是“为了对英国的社会主义文人提出忠告而逐渐形成的”，其矛头指向了一场“旨在让国家拥有主要生产资料，并对经济生活进行严格管制的有组织的运动”。[34]《新路》上有关经济制度的讨论，与西方经济学内部的异动直接相关，凯恩斯、哈耶克、米塞斯、兰格、米德也是被不断引述的资源，吴景超、刘大中、蒋硕杰、陈振汉、徐毓枬、赵守愚等，在讨论中表现得最为积极，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由1卷16期“辩论”的标题来概括：“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否需要计划”？在“社会主义之路”已成必然的“思想基础”上，《新路》同仁讨论的重点，落在了是否选择计划经济以及计划的范围、“计划”与“自由”的关系等方面。辩论中持反方立场的“春生”就明确表态：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并无必然联系，“所以海耶克（F. A. Von Hayek）曾说过：我们可以有很少的计划，与很多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很多的计划，与很少的社会主义”。[35]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英文版封面

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相剥离，检讨“计划”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希望保留自由经济的因素，以达成所谓“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讨论中多数论者的主张。[36]具体而言，这一主张又集中显现于两个方面。其一，强调“价格机构”在合理分配“生产原素”方面不可替代的优越性，[37]其二，在计划体制之下，个体的经济自由（消费自由、择业自由）势必受到侵害。如果第一方面涉及生产原素、价格、工资、劳动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复杂联动，属于纯粹市场经济的问题，第二方面则在经济学的原理之外，同时涉及到了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吴景超在论坛《论经济自由》中，在比较美苏经济自由状况之后，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也许有人觉得世间还有别的价值，在经济自由之上，为实现此种价值，牺牲经济自由，亦所不惜。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为着祖国的独立与安全，经济自由应当牺牲。但在太平的时候，经济自由是否应当牺牲呢？苏联与美国，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有了两个不同的答案。[38]

在经济自由与民主政治之间建立联系，对于“计划”内部可能的极权倾向保持警惕，上述言论暗含了哈耶克式的逻辑。可以留意的是，当价值问题侵入经济原理的讨论，讨论本身也就不可能再封闭于“原理”之中了，“自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与不同的现实压力和政治选择相关，这也为特定时刻的立场“权变”留下了机会。

当然，依照《新路》特别的方法论，计划与价格、自由之间的矛盾，只是展开讨论的框架，由看似简单的二元对立出发，上述讨论其实深入到更为细腻的层次和具体的问题当中。譬如在计划体制与经济自由之间，多数论者持辩证的态度，明了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下，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经济自由，自由的程度也要受资源储备、生产力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而计划经济之中，“价格机构”仍能发挥一种合理配置的作用。陈振汉就提出“在理论上计划当局仍能够根据所谓价格的变数作用（parametric function）把生产资源派分到各种生产事业里去，而且也能达到与理想的价格制度媲美的效率”。针对这一说法，蒋硕杰明确点出“价格的变数作用”出自奥斯卡·兰格（OskarLange），并交代了具体内涵：“中央计划当局应该应一切收归国有的各种生产因素订出一假定的价格来，使各国营生产单位遵守‘使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原则来争购”，然后再根据供需关系来调整价格。[39]兰格的理论模式，产生于西方经济学中有关计划经济能否合理配置资源的论战中，直接回应了米塞斯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他提出中央计划当局可以通过不断的“试错法”，以建立一个人为的“准市场”，来调整供需关系，确定理想的价格体系。[40]对于这种计划经济内的“准市场”机制，蒋硕杰的提问是：“这和保留自由价格机构有什么差别呢？”

另外，有关消费自由、择业自由的维护上，这是自由主义者强调的重点所在，但“自由”也并未被笼统当作一个神话。吴景超比较美苏两国经济自由的有无，在赵守愚看来，这种比较并不合适，因为美国制度稳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苏联的制度一直在变动中，而且面临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对于美国体制下消费与择业是否真有自由，他也表示疑问，以消费而论，“有计划的推销技术如广告播音等”恰恰能强力操控需要，“待消费人自行入瓮”而已，可口可乐的推销策略就是一个实例。[41]再有，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分工”无疑会越来越细密，在机械化的流水线上工人难免会丧失完整的劳动感受，造成生产率降低，如何解决“分部制度”与工人的主体性与生产率的矛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都要面对的问题。谈及这个问题，也有论者注意到相对于资本主义“计件工资”的激励，社会主义工人心理上无比的满足感更为重要——“他们明白工作的意义，是在为连自己也包括在内的全体人民谋福利”，苏联的“史塔诺夫运动”在提供生产率方面的成功，就是可以参考的经验。[42]

总之，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非计划”的经济模式是否兼容？在中央计划制度之下，可否保持某种程度价格机制的作用和消费自由、以此形成内在的民主可能性？如何在自上而下的“计划”中也能形成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也杜绝官僚化、低效率的弊病？在分工细密的大生产中如何发挥主人翁意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如何在生存平等之外，通过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来实现机会的平等？如何解决高速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建设与社会公平分配之间的矛盾？《新路》上的相关讨论，已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了这些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多层次问题。在探讨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的关系时，刘大中坦言生产工具的公有是达到平等的必要条件，但这势必限制经济上的自由，而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条件之一，“也是我们所不能放弃的”“政治和经济学者的主要使命之一，是在这些矛盾之中，求得一个最好的折中办法”。[43]在诸多矛盾之中寻求“折中”，这其实暗示“蓝图逻辑”只能以层层展开的矛盾的方式呈现，这些矛盾不能在经济理论的内部得到圆满化解，只能看作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空间，在历史的展开之中不断被遭逢、不断被回应，而当具体的情势与关系发生扭转、重塑，“折中”的要求也往往会让位于价值的“决断”。

05

在经济制度选择的问题上，《新路》2卷5期上的“论坛”《混合制度与计划制度中间的选择》具有某种总结性的意味，作为论坛的“主讲人”，陈振汉的态度与蒋硕杰、刘大中、吴景超等“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坚持“计划”对于“建国”进程的必要性，认为“我们今日的问题，只是维持混合的现状，还是增加混合的程度以至于接近计划经济”。在讨论中，他反复提出一旦“建国”就要面对的两项紧迫工作——“高速度的真实资本建设”与“社会主义公平理想的实现”，二者应“双管齐下”，务必同时实现。但事实上，在国力衰微、资本匮乏，在战争的阴云下又不得不进行国防建设的年代，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恰恰是“蓝图逻辑”之诸多矛盾之中最为紧迫、最难以化解的一个（徐毓枬就认为“恐怕我们终究必在两个目标之中，侧重一项”），而且牵涉土地、人口、资本、消费、城乡关系等诸多环节。《新路》作者也试图在“蓝图的逻辑”的层面，将这一矛盾及连带的问题充分推演，而《新路》主笔之一吴景超的思考，最值得重视。[44]

毋庸赘言，对于后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土地、人口、城乡关系等问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如果解决不好其中的矛盾，即便工业化能够展开，也难免落入“发展陷阱”之中。自1930年代开始，吴景超对此就有持续的关注，在1937年出版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中，他提出中国是一个地少人多、农业人口比重很高的“第四类国家”，由于人均土地面积太少，加上技术、交通的落后，以及土地分配不均、苛捐杂税等原因，造成中国农村普遍破产。这个问题并非各地“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农村运动可以解决，必须有一种全局的眼光：首先完成统一“建国”，然后将农民的生计问题，“放在经济建设的大问题之下，同时再把经济建设这个大问题，看作最近的将来，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主要目标。”[45]在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曾发生“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的争论，但由于土地资源稀少、人口稠密造成的“糊口”经济以及所谓乡村“内卷化”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共识”，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理论的提出，也就针对了这种土地与人口的困局。在书中，吴景超设计了一个相当完备的改良方案，包括以减少地租、土地赎买的方式，平均地权，使佃农变为自耕农；效仿英国的“圈地”运动和苏俄的集体化农场，将小农场合成大农场，推广农业机械化，并将剩余人口转移至新兴工业，以发展工业、发展都市的方式救济农村。

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新路》时期，吴景超的这些思路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在1卷2期的论坛《论耕者有其田》中，“第四种国家”的道路构想，得到了更为具体、细致的展开，比如在生产关系的改变外（地权）又强调生产力的变动（使用大型农机械）。鉴于形势的紧迫，他调整了以前设想的需33年完成的“从佃户到自耕农”的方案，规划了一张以七年为限的时间表：将地价定为年租金的七倍，在七年之内，政府贷款给农民，赎买土地，消灭地主和佃农；然后兴办合作农场，一部分人口转移至新兴工业，同样在七年之内，又使自耕农交地权于国家。这一完整的土地改革与工业化方案，明确是以苏联“五年计划”期间的实践为参照的。虽然参加讨论的陈振汉等人，基于苏中两国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较高的人口增长率，对于这套方案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吴景超在“总答复”中还是兴奋地写道：

我在没有写这篇文章以前，脑海中原来另有一个题目，名为《三管齐下的经济建设》，说明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及节制人口，应当同时办理，才可以收到提高生活程度之效。后来觉得人口问题牵涉太广，有另外写文章说明之必要，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便没有提。[46]

在吴景超的总体构想中，农业改造（地权与机械化），工业化的推挤，和节制人口政策的实施，必须同步进行、“三管齐下”。

这篇文章虽未写出，但这“三管齐下”的说法，显然比刘大中提到的“双管齐下”更进了一步，通过土地改革，获取“工业化”的劳动力和资源支持，又通过工业反哺乡村、节制人口来化解乡村困局，这一较为完整的方案，又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的乡村建设、乡土重建的思路处于论辩之中。在后者看来，现代中国不应走城市领导乡村、将人口向城市输送的道路，而恰恰要恢复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从而达到“乡土复员”的目的，相较于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一种合作性的乡土工业（手工业）的可能性更值得重视。但在基本的分歧之外，双方的思路也不乏相近之处，比如所谓“第四类国家”的现实——地少人多导致的“匮乏经济”，在农场不能扩大和地权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农业生产不足以维持“不饥不寒”的生活水准——同样也是“乡土重建”的思路起点。为了消灭寄生的地主阶级，双方也都倾向于和平的赎买方式，希望给这个没落的阶级一条出路，这自然迥异于中共发动的暴风骤雨般的“土改”运动。但换个角度看，在吴景超等“三管齐下”的方案中，以苏联工业化、合作化的历史为参照，通过土地改革、农业机械化来提高土地生产率，从乡村不断汲取资源、人力以支持现代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构想，又和“建国”后不久实施的“总路线”高度吻合（包括地权平均后又收归国有的两步走政策）。这种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状态，恰恰说明了建国“蓝图”背后不同历史脉络的相互碰撞、交错。

实际上，以“三管齐下”来概括吴景超的“工业化”方案，或许并不完整，说成“四管齐下”或“多管齐下”会更为准确。因为在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之外，吴景超还非常关注“工业化”一个不可获缺的条件——资本问题。在1930年代，他就提出缺少资本是中国工业化面临的一大困难，而可能的资本来源包括：现有工业积累资金的再投入，政府取缔投机事业、引导游资投入生产事业，鼓励华侨投资，利用外资。1940年代末，在“和平统一”即将到来的预估下，如果要抓住机遇，在不长的时间内快速推进“工业化”，所需资本的数量以及来源的问题，也不得不首先面对。《新路》1卷7期“论坛”《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就是一场相当重要的讨论。讨论的正文由吴景超撰写，他参照美国及战前中国的经济数据、以及一些学者的估算，筛选各种方法，大致估算了中国工业化每年所需的资本数量，以及在改良税制、改进生产、增加储蓄的前提下，中国每年可以供应的资本总量。[47]

上文已提及，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和具体“工业化”目标的确认，这种资本需求、供应的估计，只能是一种纸面上的假定。参与讨论的刘大中的就指出“估计我国过去每年的资本形成数值，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且这个数值必定很小，甚至“可以假定人民可能自动供给的资本数值是零”。那么，怎样获得工业化所需资本呢？他给出了两个方法：其一，“我们就不能不用强迫的法子”，其二，“或是利用外资”。所谓“强迫的法子”，是指“除去采用极高的累进所得税以外，我们恐怕还必须直接限制消费（如定量分配等）”，而通货膨胀的方法必要时也可采用。

刘大中给出的两个方法中，“利用外资”显然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式。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也曾谈及这个问题：

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的。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纳量将是非常广大的。[48]

可以参照的是，在钱昌照主持的资源委员会所推进的重工业计划中，利用外资也是关键一项内容。1948年，钱昌照还将“抗战结束后的两三个月”视为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中国在美苏之间暂时求得了一个和睦局面，美国、加拿大、英国也先后答应借款，可惜这个“黄金时代”被错过了，对此钱昌照痛惜不已。[49]这意味着，能否利用外资，要取决于中国及世界的政治格局，取决于能否“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50]后来新中国在苏联援助中断后不得不自力更生的历史，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苏中出版社1945年版

至于刘大中提到的第一个方法“强迫的法子”，吴景超并未忽略，他也以苏联的经验为例，谈及穷国在“强迫储蓄的压力下”，也可达到较高的储蓄率，但同时又认为“假如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则已在饥饿线上徘徊的中国民众，非要再降低生活程度不可，这不是讲人道主义的人所愿意提出的主张”。[51]这多少反映了态度的犹疑：一方面，在比较美苏经济制度、特别讨论苏联工业化建设的成就时，《新路》作者对于苏联在“五年计划”期间不依靠外资，通过配给制度，来强迫储蓄、压低消费，从而集中资本进行工业建设的方式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认为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52]另一方面，又对这一路径的曲折、困难以及付出的极高的社会成本，有充分的估计。如陈振汉就指出苏联工业化的成功与资源丰富、可开垦土地的广大，原有经济水平低下有关，但类似“红利”会逐渐流失，“五年计划”的高速增长不一定能持续。对于中国而言，采用同样的方式，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因为“除了计划以外，还没有同样肥沃广袤的大地，我们只有更繁密的人口与更低的生活水准”。[53]要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建设，采用“压低人民的生活程度”的方式，他的担忧也与吴景超类似：“中国大多数人民原来的生活程度，不必用数字证明，大家都晓得已濒于饥饿线上，如我们还希望增加剩余物力人力，只有逼迫全国人民枵腹以事生产。”[54]

与上述忧惧相关的是，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工业化”的路径该朝何种方向展开？是发展消费性的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还是为了巩固国防的需要，大力发展重工业？是努力成为一个“强国”，还是先休养生息、解决温饱，并向“富国”迈进？类似的选项也包含在资本问题的讨论中，徐毓枬就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还需四五十年，他提出的又是一个“不可兼得”的问题：“如此说来，在最近四五十年内，即使没有内部纠纷，中国处境也是很艰难的。我们在军事设备以及生产设备方面都不如人家，都得要赶，而二者又不可得兼，我们将怎么办呢？”[55]

无论“双管”、“三管”、“四管”还是“多管齐下”，以“工业化”为核心主脉，土地与人口、资本与分配、城市与乡村等，则是一系列围绕主脉展开的问题面向，《新路》作者强调上述问题必须在连带中思考，但不同目标、路径之间的冲突，也造成了所谓“不可兼得”的问题一再被提出，这无疑也是“蓝图逻辑”之内在论辩结构的显现。吴景超等深知原理性的探讨即使再周密，但紧迫现实问题的回应，往往需要一种更宏观的视野、一种“超经济”的政治决断，在评述苏联计划经济的得失时，吴景超的表示意味深长：苏联计划经济具有一个超经济的目标——“便是不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为其主要工作的目标，是否可取，那是属于政治的或道德的范围，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了”。[56]类似暧昧又开放的表态，不止一次出现在《新路》上，暗示无论经济自由的保全，还是社会人道的考虑，在这批专家的心中，都并非抽象自明的立场，他们承认在特定的历史状况中，这些价值可以让渡于更紧迫的现实要求。“蓝图逻辑”可以充分考虑各种可能以及相应的矛盾，但正因是纸上的“蓝图”，它又保持了内在开放性，可因政治选择、内外形势的变动而调整方向和重心。

06

1948年4月，针对自由主义者的“第三条道路”论述，郭沫若发表《历史的路只有一条》一文，指出“照着进化的箭头所指示，整个历史只有一条路线”，而所谓“左中右”不过是“前中后”、“急中缓”的别名，“它们是在带有箭头的一条直线上，而不是在一个发足点的横线上的三个带箭头的平行线”。[57]在这样的历史理解中，“新路”肯定是一条不合时宜的路，更不能构成一个独立的方向，注定要淹没于沿“一条直线”向前的总体进程中。[58]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天地玄黄”的时刻，也是一个开放的时刻，那需要由“理性”强力辨认、把握的“只有一条”的路，本身也不是固化的，正是在多种路径碰撞、汇合中才得以显现的。如果将“建国”理解为一个持续不断的思想与实践进程，那么这个开放的时刻，又可以理解为一个收拢的时刻，会将此前不同的思路和经验卷入其中。事实上，《新路》同仁等有关经济制度和现代化道路的探讨、有关土地、人口与工业化关系的分析，早在1930年代已经展开，《新路》的创办也为这些思想资源提供了一个整合、辩难的平台。在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新中国”的建立既是全新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打造，同时奠基于20世纪中国一些基本的问题脉络之中，其中所包含的紧张、矛盾的不断反折、复现，同样可能需要审慎的对待。

郭沫若《历史的路只有一条》于1948年4月20日发表在《国讯》第456期

当然，《新路》同仁在经济制度和工业化建设方面，用心较多，但对“建国”所包含的社会全面“改造”的意涵，还缺乏内在的体知，他们草拟的“蓝图的初稿”后来并没有发生预想的作用。但1949年之后，这批专家大多选择留在国内，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对“蓝图”之主脉问题的思考也并未中断，而中共提出的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总体战略，在相当程度上也吻合于他们对“建国”路径的期待。钱昌照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就代表资源委员会表示“此次二十余万职工比较完整的投入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怀抱，其愉快难以言语形容”，并对中国重工业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59]后来，他曾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中央财经计划局副局长，并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吴景超在建国初期仍持续关注工业化、土地、人口及资本的联动关系，比如1950年初，他就撰文强调“工农联盟”的经济意义，认为该联盟“最重要的收获”是“农民帮助工人发展重工业，创立国家工业的基础”，方式包括增加粮食生产、为工业发展提供原料，向后者不断输送人口等；然后，“工人又转过来帮助农民来改良生产工具，奠定农业机械化的基础”。[60]1950年2月，中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一系列协定，其中“中苏贷款协定”承诺，苏联五年之内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得知这一消息，一直忧心工业化资本来源的他十分兴奋，比照苏联开国时期内外交困的处境，在文章中感叹：“在开国的时期，在恢复国民经济工作的时期，我们就得到这样大的协助，这是我们的幸运。”[61]应当说，在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中，吴景超是思想转变较快的一个，他在1950年代一系列著述，无不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进，且多以苏联为样板，给人处处紧跟形势的感觉，但一以贯之的还是“重工业”优先的思路。大概是建国初期百事待兴的局面，让他感到过去“多管齐下”的工业化构想，有了落实的可能。稍有不同的是，原有思考中不断反顾犹疑的内在张力，或许由于政治选择的明确，而看似被取消了。

有关《新路》群体建国后的走向、思考及多舛的命运，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但不能忽略的是，在过去与未来的衔接时刻，《新路》之“蓝图逻辑”内部包含的一系列“问题结构”，都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高度相关，而且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复现。仅就1950年代而言，1953年确立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为了增进国防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环节。但“重工业需要的资金多，盈利较少较迟，产品不能直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轻工业与重工业、积累与消费之间所谓“不可兼得”的矛盾也由此产生。[62]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其中“小仁政”与“大仁政”之别，一个考虑“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个考虑“人民的长远利益”，“所以在工业化时期不能不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但这些困难是必须克服，也是可以克服的。”[63]然而，政治的决断不能消除矛盾性的“问题结构”的存在，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大仁政”与“小仁政”的关系也要随之变化，比如重新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比例，避免苏联及东欧发展中不平衡的问题，就成为毛泽东1956年所论“十大关系”之首。[64]其他如社会主义前提之下“计划”与“自由”的关系、社会主义体制中价值规律（价格机制）的作用，以及控制人口增长等问题，也曾在1956—1957年间曾集中引发了讨论和争议。[65]

再有，上文提及，在“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讨论中，刘大中曾提出中国获取资本的途径不外“用强迫的法子”与“利用外资”两种。如果说“新中国”最初在苏联的支持下，获得了工业化起步的资本，但在外资旋即中辍之后，之所以没有陷入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逃脱的“发展陷阱”，恰恰又是因为采用“强迫的法子”，以“大规模劳动投入替代零资本”和“内向型积累”来维持工业的进程，从而走出了独特的道路，“打破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普遍存在的对宗主国/投资国的经济和政治依附”；而危机得以平稳渡过，也源于危机的成本可以依托城乡二元体制向农村转嫁。[66]这样的危机化解方式以及巨大的社会成本，吴景超、刘大中、陈振汉、徐毓枬等在《新路》上的讨论已经有所触及。从这个角度看，1948年那份以自我辩难方式展开的“蓝图逻辑”，似乎已将上述“不可兼得”的矛盾，进行了某种纸上的“推演”。如何在外来的模式之外成功解决这些层层展开的矛盾和关系，“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则意味了一条“新路”能否被创造性地走出，也预示了它可能的前途。[67]

本文原刊于《人间思想》（第五辑）

（人间出版社2016年4月版）

 注 释 

（向上滑动阅览）

[1]“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组建于1948年2月，最初的理事为王崇植、吴景超、周炳琳、孙越崎、陶孟和、楼邦彦、刘大中、潘光旦、钱昌照、钱端升、萧乾等，成员则多达50人。关于“社经会”与《新路》创办的经过，参见《钱昌照回忆录》，第100—10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

[2]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第77—7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3]参见裴仁《“新第三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时与文》2卷23期，1948年3月19日；胡光《自由主义运动的批判在香港》（香港通讯），《国讯》456期，1948年4月2日。两文后收入《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1958年。

[4]一位读者曾致信《新路》，认为所谓“第三方面”和“中间路线”口号的提出，“只是意味笼统目的的暧昧的名词，它好像是两个正在斗争集团之外的另一个准备参加斗争的集团，又像是仅仅想和缓两斗争集团的一种主张”；但《新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适合时代的中心思想，一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坚决的共同主张”。 参见《一个青年的共鸣》，《新路》1卷2期。

[5]转引自裴仁：《“新第三方面”——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第54页。

[6]《发刊词》，《新路》1卷1期。

[7]《辩论栏目》，《新路》1卷1期。《新路》上刊发的“论辩”话题，包括《苏联是否是真正的民主国家》（1卷3期）、《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1卷6期）、《目前国际局面美苏应负的责任》（1卷14期）、《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否需要计划》（1卷16期）、《美苏和平共处是否可能》（1卷18期）、《中国、交通、农民三行的商股是否应行收归国有》（1卷19期）、《美国前途之展望》（2卷2期）等。

[8]《钱昌照回忆录》，第101—102页。

[9]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第21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1年。

[10]曾被认为是《新路》主编的萧乾，主要负责“文艺”部分，在实际的讨论中参与并不很多；“文艺”栏中偶一露面的冯至、沈从文、杨振声、袁可嘉、汪曾祺等，则更只是“敲下边鼓”而已。

[11]1930年，成为知识界讨论热点的“现代化”与“建国”这两个命题，具有高度的相关性。1933年7月，《申报月刊》集中发表20多篇文章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罗荣渠看来，这是“现代化”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被广泛使用的开端。（罗荣渠：《从“西华”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胡适在《建国问题引论》（《独立评论》第77号，1933年11月19日）中回应了这场讨论，指出：“今日当前的大问题依旧是建立国家的问题：国家有了生存的能力，政府有了捍卫国家的能力，其他的社会经济问题也许有渐渐救济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提议：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

[12]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吴景超《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第84号，1934年1月7日。

[13]钱端升：《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1934年第1期。

[14]胡适：《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 ，《东方杂志》1935年第1期。

[15]1935年蒋介石接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后，邀翁文灏由北平地质调查所南下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廷黻从清华大学历史系调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吴景超任行政院秘书。胡适在1936年1月26日致信三人，表达欣喜之情，希望他们能成为“‘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以宾师自处”，将行政院变成一个“幕府”。（《胡适全集》第24卷，第289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6]钱昌照还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包括军事、外交、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各方面的专家，最后又安排王世杰、周览、徐淑希、胡适、张其昀、吴鼎昌、徐新六、杨端六、丁文江、翁文灏等人与蒋介石会面。参见《钱昌照回忆录》，第36—38页。

[17]1948年1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农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胡适全集》第33卷，第680页。）

[18]当然，并非所有《新路》成员，都对“蒋政府”采取彻底弃绝态度，一些“年轻人”还是跃跃欲试，希图在金融、经济领域有所作为。1948年8月，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国民党政府启动“币值改革”，最终改革的失败，也彻底压垮了“蒋政府”。对于这项改革，《新路》保持了高度关注，前后发表了大量文章，批评币值政策的种种失误。其中，蒋硕杰的《金圆券的善后》一文，胡适读后很是赞许，并将蒋硕杰、刘大中两位“青年经济学家”引荐给翁文灏和蒋介石，帮助应对经济崩溃、物价飞涨的乱局。在蒋介石的首肯下，吴景超、蒋硕杰、刘大中三人差一点随翁文灏南下，但因翁文灏态度的消极，最终不了了之。参见蒋硕杰:《刘大中戢亚昭伉俪逝世周年之追忆》，《刘大中先生伉俪追思录》，第84—8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3年。

[19]《经济危机已不是经济措施所能解除的了》（短评），《新路》2卷5期。

[20]谷春帆：《如何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新路》1卷2期。

[21]陈振汉：《混合制度与计划制度中间的选择》，《新路》2卷5期。

[22]参见闫书钦：《国家与经济：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论争》，第209—2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晚年的费孝通比较过自己与吴景超治学路径的差异：“他的研究是宏观的，用全世界各国的材料来做比较，去找中国社会的出路”；“我走的路子，表面上讲是一条相反的路子。我是微观的，从中国内部实际情况去理解中国社会”。参见《在纪念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吴景超文集》，第2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23]比如《新路》1卷4期“经济学常识浅谈”栏目发表刘大中《社会主义下的生产政策》一文。虽名为常识，该文的专业色彩相当浓郁，首先采用某种“理想型”的研究方法，构造了一个“有二十亩田。另外有五十个国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小模型”。以这个“小模型”为个案，文章借用各类数学公式，分析了各种社会主义生产、分配原则的实施。

[24]在《新路》1卷21期“论坛”《论经济自由》中，徐毓枬的《论美苏制度下经济自由》就指出吴景超关于“计划经济”与“消费自由”的区分过于抽象，美苏比较应考虑两国实际的经济条件。

[25]吴景超在《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新路》1卷7期）讨论中，提出可以每年需从农业转入工业的人口数来计算每年工业化所需资本，而对于“每一转业的人所需的资本”做出两种假定：“一为四千六百美元，一为四十七美元”，前者是美国资源委员会1935年计算每个就业人口所能利用资本的平均数，后者为汪馥荪估计中国目前就业人口平均资本数，两者相差近百倍，变动的范围如此宽阔，也使得这种估算最终失去了意义。

[26]刘大中等：《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新路》1卷13期。

[27]楼邦彦等：《论公务员的法律地位与政治权利》，《新路》1卷17期。

[28]“经济学识浅谈”栏目说明，《新路》1卷4期。

[29]刘大中：《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新路》1卷13期

[30]郭红娟：《资源委员会经济管理研究：以抗战时期为核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31]钱昌照：《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演》，《纪念钱昌照专辑》，第30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

[32]1卷6期的“辩论”的标题“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双方观点的差异只是在实现的“方法”上，而“对于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基本假定，总算没有歧义”。参见炳章：《答负生》，《用和平方法能否实现社会主义》（辩论），《新路》1卷6期。

[33]《从到奴役之路说起》，《胡适文集》第12卷，第8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4]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十二年之后》，《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第273—28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35]《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否需要计划》，《新路》1卷16期。

[36]蒋硕杰在《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新路》2卷5期）称他提出的所谓“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出自弥德教授（J. E. Meade）最近问世之《计划经济与价格机构》，而“本刊上卷中吴景超，刘大中，‘春生’及笔者亦先后执同样见解”。

[37]吴景超在《私有制与公有制——美苏经济述评》（《新路》1卷15期）中提出：“我个人的私见，以为苏联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原素的合理分配”，“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之下，假如每一个生产原素，都有一个根据需求状况而产生的价格，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将为一种极重要的贡献”。

[38]吴景超：《论经济自由》，《新路》1卷21期。

[39]陈振汉：《混合制度与价格制度中间的选择》，蒋硕杰：《社会主义与价格机构》，《新路》2卷5期。

[40]对于米塞斯与兰格之间有关经济计算问题的争论，参见黄雄：《经济学中的自由骑士：米塞斯及奥地利学派的思想》，第110—116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41]赵守愚：《经济自由的名与实》，《新路》1卷21期。

[42]马逢华：《社会主义下的生产效率》，《新路》1卷11期。

[43]刘大中：《经济自由、社会主义和新投资的计划》，《新路》1卷21期。

[44]在1930年代《独立评论》上，吴景超就是一个极为活跃的作者，作为“工业化派”的代表人物，他后来不仅入阁，曾任经济部部长秘书，参与政府的经济决策，在抗战之后还创办并主编《新经济》半月刊，集中探讨工业化的具体方案。他在《新路》上发表的多篇文章，延续此前一系列思路的同时，也结合40年代后期的现实状况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有关吴景超经济思想的述评，参见闫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第六章《出山作得许多声》，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45]在此书中，吴景超区分了四类国家：第一类人口密度高，农业人口百分数低，以英、德两国为代表；第二类人口密度低，农业人口百分数也低，可以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为例；第三类人口密度低，农业人口百分数高，以俄国最为典型；第四类人口稠密，农业的比重又占到70%以上，辛苦劳作也只能挣扎于温饱和饥馑之间，“人口密度和职业分派两点都需改良”，这类国家以印度、保加利亚、罗马利亚为例，中国当然更是属于这个类型。参见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第16—17页，商务印书馆，2008年。

[46]吴景超：《论耕者有其田》（论坛），《新路》1卷2期；参加讨论的有徐毓枬、戴世光、陈振汉、韩德章。

[47]在资本需求方面，吴景超选取的估算方法为：先估计每年“拟在农业中，抽出多少人来，使其转业。同时再看每一个转业的人，社会应该替他安排多少工作所需的资本。有了这两个数目以后，每年所需要的资金，便容易算得出来了”。这种计算方法的前提，还是将农业人口转移至新兴工业的构想（当时75%集中于农业，应降至25%），而转业人数两个假定：一为每年60万人，一为每年一百二十五万人，对于每人所需资本，分别参照美国与中国的经济数据，也做出两个假定，一为4600美元，一为47美元。由此他得出了相差极为悬殊的四种参考数据。

[48]《论联合政府》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时，这段文字被删去了，“删去这段话，与建国初期我们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毛主席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变化有关”。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76—37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49]钱昌照这样感慨：“假定东北机器不被拆走，假定国内没有战事，假定22亿美元都借到，假定币值稳定，经济繁荣，那是怎样一个情形呀，无奈国内打起来，因此一切都完了。”参见《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讲演》，《纪念钱昌照专辑》，第306—307页。

[50]1949年7月，钱昌照曾与毛泽东有过一次谈话，毛泽东询问了欧洲各国对新中国的看法以及马歇尔计划的执行情况，同时也谈到1945年钱昌照与宋子文的苏美之行以及借款未果的经过，“主席说：建设国家不能依靠外援，方向不对头。中国完全可以用自己力量进行建设，这是我们建设国家的唯一途径”。参见《钱昌照回忆录》，第104—105页。

[51]吴景超：《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新路》1卷7期。

[52]如陈振汉所言：“在一个工业落后需要急速工业化的国家，能够比较有效的动员人力物力，到了充分就业以后，还能压低人民的生活水准，争取人民的储蓄或转移这些储蓄的投资方向，这种作用，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尤其需要”，而对于推进工业建设，最大的功用还在“尽量转移农民收入与节约农民的消费以为工业建设的资本，或是以农业来培植工业”。陈振汉：《苏联的工业建设与计划制度》，《新路》2卷4期“苏联经济特辑”。另外，可参见吴景超：《私有制与公有制——美苏经济述评》，《新路》1卷15期；徐毓枬：《论美苏制度下经济自由》，《新路》1卷21期；吴景超：《资本形成的途径——美苏经济制度述评之一》，《新路》2卷2期。

[53]陈振汉：《苏联的工业建设与计划制度》，《新路》2卷4期“苏联经济特辑”。

[54]陈振汉：《混合制度与计划制度中间的选择》，《新路》2卷5期。

[55]徐毓枬：《强国与富国》，《新路》1卷7期。

[56]吴景超：《私有制与公有制——美苏经济述评》，《新路》1卷15期。

[57]郭沫若：《历史的路只有一条》，《国讯》第456期，1948年4月20日。

[58]这种“不合时宜”性，不仅表现在“新第三条路”，还应注意的是，《新路》同仁基于“蓝图逻辑”的讨论，较多集中于政治经济制度和工业化进程的方面，对于“革命与建国”所包含政治结构、社会关系及伦理生活的整体改造内涵，当时还缺乏全面的了解与体认。

[59]《特邀代表钱昌照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暨资料选编》，第473—475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

[60]吴景超：《工农联盟与经济建设》，《新建设》1卷10期，1950年1月15日。

[61]吴景超：《中苏贷款协定加强了我们经济建设的信心》，《新建设》2卷1期，1950年2月26日。

[62]在1951年春的“春藕斋讲话”中，刘少奇曾提出国民经济恢复之后，应以主要力量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好安排生活，积累资金”，然后在集中资金和力量建设重工业。但依照薄一波的说法，“他的这个主张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没有一定的重工业作基础，没有工业原料和机器、能源等重工业的发展，农业，轻工业就很难发展起来”。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63]《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第711—7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64]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8—26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6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96—497页。后来被称为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顾准，也是在1957年发表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

[66]对于建国后因引入“外资”导致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参见温铁军：《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3年。

[67]苏共“二十大”之后，以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为代表，中国共产党自觉以苏为鉴，总结经验，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建设路线，应对在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以及经济与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在某种意义，“十大关系”也类似于由一系列矛盾关系组合而成的总体“问题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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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玉宇灵空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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