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袁一丹：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1918—1949)
Wen Yi Pi 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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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上半叶，围绕汉字问题的种种争论，一般置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聚光灯下。汉字问题正好在这两条历史脉络的交汇之处，但目前梳理这一争论的材料之中，主要都关注于钱玄同、黎锦熙等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的倡导者或语言文字学家，但其实还有一批心理学出身的留美学者，他们不仅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而且是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汉字问题的实验者。因处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聚光灯外，心理学家与汉字问题的密切关联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仅在学科史的脉络中被提及。本文作者袁一丹就将心理学家这一脉络引入这一学术史的梳理之中，她认为心理学家将汉字问题带入实验室中，不仅扩大了汉字问题的内涵与外延，还或明或暗地质疑汉字革命的基本前提，试图把汉字存废之争拉回起点，重新理解汉字的特殊性。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不是作为学科史的子话题，而是作为一个被遮蔽的思想史命题提出的。需要追问为何心理学家对汉字问题的深入研究未能进入公众视野，进而改变汉字改革的进程。科学与主义的缝隙，及与惯习之间的张力，是理解其思想史意义的一条线索。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5期，转载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公众号，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授权转载！
袁一丹
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
(1918—1949)
文/袁一丹
在回顾20世纪围绕汉字问题的种种争议与解决方案之前，首先需要回到原点：汉字何以成为问题。文字作为一国文化之根柢，亦是国民思想情感的寄托，本不该成为问题。当近代中国遭遇从古未有之大变局时，中国文字亦面临从古未有之变数。
汉字问题发端于清末民初的汉字繁难说。汉字难学、难写、难记，亟需变革，几乎成了晚清维新派的口头禅。[1] “中国字天下第一难”的断语，出自卢戆章之口，他是中国拼音文字的首创者。[2] 在清末第一种切音字方案《一目了然初阶》序中，卢戆章称“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3] 翻检清末各类拼音化方案序可知，“文字之繁难，中国冠天下矣”， [4] 这一未经验证的判断并非个别人之偏见，乃晚清新学家众口一词之公论。
卢戆章
《一目了然初阶》
清末的汉字繁难说，往往以识字率高下为凭。[5]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称西人每百人中识字者自八十人至九十七八人，而中国不逮三十人。识字率悬殊，缘于文字特性不同：“西人之文，以声为主，故字虽多而识字易；中国之文，以形为主，字虽少而识字难。” [6] 已有研究者指出，识字率须辅以各国人口总数，方能说明问题。[7]中国为当时世界各国人口之最，拥有如此众多的识字人口，反倒说明汉字未必是“天下第一难”。并且识字率高低与“合四海为一心， 联万方为一气”的国家整合意识有关，[8] 不完全取决于文字本身的难易程度。如章太炎所言，识字率之高下“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9]
以汉字繁难说为由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只清末切音字、民初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这一脉。在拼音化的思路外，还有倡导简化字、混合文字、基本字的温和派，与主张“汉字革命”的激进派。激进派将汉字问题的争议性推到极端，聚焦于汉字存废。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月刊》上打出“汉字革 命”的旗号，誓与“骸骨迷恋者”拼个你死我活，并用六书与汉字变迁史论证改用拼音文字的可能性。[10] 在“汉字革命”宣言书中，钱玄同将傅斯年作于1919年 的《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追认为“汉字革命军”的第一篇檄文。傅斯年此文彻底打破了“汉字神圣”观，他认为文字仅是器具，只求个方便，决不承认 文字里有不可侵犯的质素：
中国文字的起源是极野蛮，形状是极奇异，认识是极不便，应用是极 不经济，真是又笨又粗、牛鬼蛇神的文字，真是天下第一不方便的器具。崇拜他以为神圣似的，是天下第一糊涂人。[11]
鲁迅曾说要上下四方寻求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反对 白话、妨害白话者。[12] 傅斯年这段话，可算是对中国文字、对汉字崇拜者最恶毒的诅咒。
一、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聚光灯外
20世纪上半叶，围绕汉字问题的种种争论，一般置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双重聚光灯下。汉字问题正好是这两条历史脉络的交汇处[13] 。目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学术史梳理，多聚焦在汉字革命军的思路与国语运动家的方案，前者以 “五四”健将钱玄同为代表，后者不出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之范围[14] 。事 实上长期关注汉字问题的，不只是文学革命、国语运动的倡导者，或语言文字学家，还有一批心理学出身的留美学者，他们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也是最早用科学方法研究汉字问题的实验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张耀翔、刘廷芳 (Lew, T. F.)、杜佐周(Tu, H. T. C.)、艾伟(Ai Joseph Wei)、沈有乾(Eugene Shen)、胡毅、蔡乐生(Tsai Loh-Seng)、周先庚(Siegen K. Chou)、王凤喈 (Wang Fung-Chiai)等。[15]
这批将现代心理学引入中国的先驱，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有较强的专业意识[16] 。他们关于汉字问题的研究，集中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主要以实验报告的形式呈现，或是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或是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上的阶段性成果。这些高度国际化的实验报告，严格遵循实验心理学的专业规范，包括先行研究回顾、问题预设、理论资源；实验对象、实验材料、仪器构造及改进；实验程序与方法、数据图表、数据分析；实验结果、理论检讨、现实意义、参考文献。[17] 这批留美学生归国任教后，有的转入教育学领域，有的继续研究汉字问题，但不限于实验室内，更注重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进而参与到乡村建设、平民教育与识字运动中。
心理学家介入汉字问题，一开始只是敲敲边鼓。如《新青年》上钱玄同拉北大心理学教授陈大齐助阵，从眼球运动与筋肉作用论证横读比直读更省力。[18]汉字革命的急先锋亦要仰仗科学的权威，在二人唱和中，科学是为主义站台、帮腔的。陈大齐之后，介入汉字问题的心理学家已独立成军，不甘附庸于文学革命。他们从阅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的理论预设出发，让数据说话，承认主义与科学之间不可弥合的缝隙。
汉字问题上，心理学家较文学革命者的长处，不在空洞的科学精神，而在精密的实验手段。“实验”是现代心理学的基本方法，也是心理学迈入现代科学门槛的标志。一门科学的诞生，须先有精确而客观的技术。现代心理学离不开实验 室，心理实验室之创设始于德国。1879年，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在莱比锡大学设立全世界第一个心理实验室，自此“一切玄学式的心理学家，神学式的心理学家，坐在太师椅里舞文弄墨的心理学家，便一个个寿终正寝”，大家都致 力于实验心理学。[19]
威廉·冯特
威廉·冯特把心理学实验化，意在使其成为一门纯粹科学。[20] 现代心理学诞生于与哲学决裂后，其性质是生理的，方法是实验的。[21]从“思辨”转向“实验”的现代心理学，要研究“普通的、正常的、人类的、成人的心”而非玄学的心。实验心理学的基本立场是心理学必须和哲学分手，而与物理学等并肩为科学之一。[22] 心理学和哲学愈接近，自身价值愈减，要捍卫其独立地位，便应极力摆脱哲学的羁绊。[23] 告别哲学的现代心理学，徘徊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心理学家在自然科学面前每每低头臣服，在社会科学面前却又自鸣得意，以“科学的、实验的”为傲。[24]
20世纪上半叶，处于学步阶段的中国现代心理学，大部分是美国的传统。最高学府的心理学教授十之八九是留美学生，“学子若非受美国式之心理训练，几不能读心理学书”。[25] 中国心理学的美国血统，体现在对实验室及实验技术的高 度重视上。美国的心理学派发源于德国，德国实验主义自成一种特殊的技术与趋势，冯特注重常人的心理机键与历程之精微的研究。冯特学派在美国甚为风行， 成为一种学校式的心理学。[26] 从美国高校移植到中国的现代心理学，自然预装了冯特学派的实验装置。
心理学家将汉字问题带入实验室中，首先扩大了汉字问题的范围，不再纠缠于汉字存废，也不限于横直读之争，把汉字问题转换为读法研究(the Psychology of Reading Chinese)。[27] 心理学家所谓的“读法”是一种心理活动，“要从印的或写的符号上取得意义”。[28] 诵读心理学着眼于生理条件(眼球跳动、停顿、回视)、心理条件(知觉作用、注意力)、排印条件(字体、字号、行距等)。[29] 基于心理实验的中文读法研究，待解决的问题有:(一)汉字学习；(二)横直排之优劣比较;(三)白话文与文言文的阅读比较；(四) 新旧标点对于阅读之影响；(五)阅读时眼动之分析；(六)一般阅读能力的调查与测验。[30]
心理学家不仅扩充了汉字问题的内涵与外延，还或明或暗地质疑汉字革命的基本前提。汉字比拼音文字难吗?清末民初的文字改革者从未怀疑过自己的判断，然而心理学家试图把汉字存废之争拉回起点，用实验检验革命的前提，重新理解汉字的特殊性。
欧洲各国对读法问题产生兴趣，以德、法两国为前驱。1855年左右，德、法知名大学多从心理方面探究阅读问题，以眼球运动与识别过程为焦点。1879年，法国巴黎大学教授Javal发现眼球运动是有停顿的，停顿与前进互间，这一发现对此后的读法研究影响甚大。1885年以后，英、美两国开始关注阅读问题，以实验室内的研究为主。1905年左右，眼球运动的摄影仪器渐趋完备，因仪器进步， 研究者对默读与朗读的区别，及阅读中的个体差异有更明确的认识。1910年以后，美国主导的读法研究不再囿于实验室内，与此互相助长的是测验方法的应用。[31]中文读法研究萌蘖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实验室，在研究范式与实验技术上深受欧美读法研究影响，同时又有自身的文化诉求，更关注汉字形体的特殊性，用力于横读与直读、白话与文言、新旧标点等五四文学 革命中产生的争端。
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汉字问题，遂诞生了“汉字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Chinese Characters)。心理学家认为汉字之难易，须从实验中探讨，非由主观判决而定。[32]心理学家用实验方法观测初学者之心理，控制其情境，以探知其学习历程。艾伟《汉字问题》一书将汉字心理学拆分为：字形研究、字量问题、 识字测量、词汇研究、音义分析、简化研究、排列问题、书法研究。[33]在心理实验室中，汉字问题的焦点不再是文学革命者或国语运动家面对文言与白话、繁体与简体、汉字与拼音文字时所秉持的思想立场与主义之争。实验心理学者所关心的是如何以更有效的方式——如何发明更精密的实验仪器，设计更合理的实验流程，来记录、测量实验对象在面对不同信息呈现方式时的生理反应。
《汉字问题》，艾伟著，上海书局出版社，1949年
20世纪关于汉字的种种争论，如汉字存废、拼音化、简化字、横直读，都视文字为工具，以效率论高下。一切汉字问题，皆以效率(efficiency)为出发点与 归结点。心理学家蔡乐生指出汉字论争中有一些未经检验的成见，如主张罗马拼音者觉得汉字是视觉文字，个个不同，学起来费时费力，不如听觉文字便利，可用二十几个字母拼出一切声音；主张简体字者以为笔画多的字难学；主张汉字横排者相信眼睛的构造适于横读，手腕的动作适于横写。但在心理学家看来，听觉 文字是否比视觉文字便利，笔画多寡是否与学习难易成正比，横读是否顺眼，横写是否顺手，都不可想当然耳，要解决这些问题，非从实验着手不可。汉字改革 派若缺乏心理学的实验根据，他们的主张不一定是天经地义的。[34]
自称有“历史癖”的胡适深信语言是极守旧的，文字变革决非一朝一夕之事。在语言文字的沿革史上，胡适发现一条通则：“往往小百姓是革新家而学者 文人却是顽固党。”由此可推出一条附则：“促进语言文字的革新，须要学者文 人明白他们的职务是观察小百姓语言的趋势，选择他们的改革案，给他们正式的 承认。”[35]胡适这两条原则与钱玄同的策略不同，汉字革命军以学者文人为先导，学者文人是革命方案的制定者与推行者；而胡适认为应尊重语言文字自身的演变规律，听从小百姓的发明创造，学者文人不该以革新家自居，反要甘做落伍者，其主要职责是审查与追认。心理学家在汉字问题上的态度，更接近胡适的保守立场，而非钱玄同的革命主张。
对于汉字将来的命运，心理学家仍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如沈有乾所说，汉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几千年未被淘汰之物似乎没有必要突然废弃。汉字革命的呼声，源于现代中国的文化突变。改革汉字的迫切要求，一是因为与异文化的接 触，二是出于普及教育的愿望。但沈有乾建议重新审视汉字革命的基本预设：汉字是否确实不如拼音文字?是否有碍教育普及?各种文字改革方案能否免除汉字的缺点，会不会引起别种困难？[36]对汉字革命前提的质疑，是留美背景的心理学 者从事相关实验研究隐含的文化动机。
清末民初的汉字繁难说，以拼音文字的优越性为不证自明的前提。西方人谈 文字演化总以拼音文字为最高阶段，称汉字还未脱离“写图”(picture-writing) 时期。卢梭《语言起源论》谓，描写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黑格尔宣称：“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Alphabetic script is in itself and for itself the most intelligent.)[37]拼音文字优越论，骨子里是文明等级论与人种中心主义。
中国人是否必须接受拼音文字优越论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观，现代心理学家先于语言文字学者提出异议。沈有乾主张根据社会情形、文化历史、阅读心理，比较拼音文字与汉字的优劣，考虑拼音文字能否在中国推行，有无流弊，是否易学。心理学家通过实验发现拼音文字未必比汉字便于阅读，既破坏历史延续性， 又不易在社会推行，短时间内无法取代汉字的地位。[38]是否有一种保持汉字个性，不破坏历史连续性，而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标音符号?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字改革者探索拼音文字的“民族形式”，即延续了心理学家对汉字未来的想象。
二、横读与直读之争
横直读之争肇端于文学革命。《新青年》通信栏有关于此问题的讨论，钱玄同是改直读为横读的倡导者，心理学家起初只是配角[39] 。“五四”以后，横直读之争的主战场转移到心理学界，留美学者尤热衷讨论此问题。
目前所见最早的横直读心理实验是1918年张耀翔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Effect of Chinese Vertical vs. Horizontal Writings on Speed of Reading”(《比较中文直写与横写对阅读速度的影响》)。[40]随后是1919年高仁山与查良钊在芝加哥大学合作的“An Observation of Eye-movements in Rea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阅读中英文时眼球运动的观察》)。[41]据陈汉标统计，1920年代至1930年代 心理学界从事中文横直读实验的有:杜佐周、沈有乾与迈尔士(W. R. Miles)、 陈礼江与卡尔(H. A. Carr)、章益、周先庚、艾伟、盛承裕、陈鹤琴等。[42] 在此无法对上述实验逐一介绍，只能就在实验方法与阅读材料上有独创性的研究略作说明。
在中文横直读比较上，首度用精密仪器代替肉眼观察的是沈有乾与迈尔士1925年合作的“Photographic Recording of Eye Movements in the Reading of Chinese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xes”(《中文横直读眼动照相记录》)。[43]1879年，法国巴黎大学教授Javal发现阅读时眼球不是持续向前运动，其间有跳跃、有停顿(by jerks and pause)。眼动时不能阅读，停顿时方可阅读。记录眼球运动的方法有三种:反视法(Mirror Method)、窥视法(Peep-Hole Method)、照相法(Photographic Method)。在记录的精确性上，照相法胜过反视法与窥视法。
用照相法记录眼球运动，借此研究阅读心理，始于美国心理学家Raymond Dodge。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均改造Dodge式照相机用于阅读心理实验。沈有乾利用斯坦福大学心理实验室的眼动照相设备，记录中文横直读之眼球跳动。被试者十一人，皆斯坦福大学中国留学生。阅读材料有直排与横排两种，直文选自《留美学生季报》，横文选自《科学杂志》。横直文皆四号铅字，横文排列较直文稀疏，标点之法亦稍有不同。被试者读时须不出声而理解大意，快慢因人而异。读毕回答相关问题，以验证是否理解文意。[44]
沈有乾的实验数据如下:
由此表可知，中文直读每次眼停时间(duration of fixation)较横读略长，但每 次停顿所读字数较多，两者合计，直读比横读快。
沈有乾的实验结论并不支持他在横直读问题上的主张。他从人眼的生理构造 及眼球运动所用肌肉推测横读比直读便利，实验后始知事实与预设正相反。实验过程中有许多干扰因素，如选取横直两种阅读材料，每行长短不同，排字疏密亦异，难度深浅不一，这些客观因素都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准确性。更麻烦的是无法 排除被试者原有的阅读习惯与训练。参与实验者均为中国留美学生，自幼养成中文直读习惯，测试时自然直读的速率较高。然而，能否单用“习惯”(habit)解 释横读与直读的差异?沈有乾认为习惯固然是中文直读快于横读的理由，但非唯 一理由，需观察诵读时之眼球运动，搜集不同生理、心理、印刷条件下的影响因子加以分析，为汉字改革寻得科学依据，方能摆脱惯习的统治。[45]
沈有乾认为直读比横读快，不足为“无可疑之定论”，他主张中文改为横行，虽无科学依据，“亦适应时势所不可缓之举”。[46]当理论预设与实验结果矛盾时，心理学家尊重事实，推翻成见；当发现科学与主义的缝隙乃至悖反时， 沈有乾承认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既不放弃自己的主义，也没让科学迁就主义。沈氏坦言心理学家对于华文行列问题的意见，未必比他人的看法更有价值，除非持较公正的态度。心理学在此问题上的贡献，一是横读与直读的速率比较，二是横读与直读的生理条件分析。在沈有乾看来，心理学在这两方面的智识都很不充足，还不能帮大众决断横直读之优劣。[47]在横直读之争中，心理学家不够强悍的立场，或许是他们的声音被公众忽视的原因之一。
汉字心理学实验中，长期存在的方法论瓶颈是如何尽可能排除被试者的阅读习惯之干扰，这是中文读法研究的终极难题。各种实验方法、阅读材料的尝试及仪器改良，都是为了克服惯习的干扰。在横读与直读的优劣比较上，心理学家采用了三种实验方法：常态诵读法、速示法、消字法。“常态诵读法”是在接近自 然诵读状态下进行眼动观察与速率比较。“速示法”又称速视法，即利用速示器 (tachistoscope)在短时间内向读者显示不同排列方式的材料，比较眼停时认知范围的差异。“消字法”是让受试者在阅读过程中消去无意义的文字、阿拉伯数字或几何图形。[48]
横直读之优劣比较，在不能完全排除习惯干扰以前，艾伟认为宜采用速示法。一般而言，速示法所含的习惯成分比常态阅读要少，无意义材料中的习惯成分比有意义材料要少。因此，横直读的心理实验，应重点关注速示法及对无意义材料的利用。[49]在中文横直读实验中率先使用速示法的是杜佐周。1923年，杜氏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Iowa)期间，曾研究横直行排列对 于阅读效率的影响。他用速示器在固定时间内，向读者展示用横直行排列的中文材料，研究阅读时眼停的认知范围，比较“识别距”(span of recognition)之大小。共有八位被试者，都是中国留美学生。阅读材料一为有意义的中文， 一为无意义的中文，均用横直两种格式排列。杜佐周发现，无论用无意义或 有意义的材料，每一轮转所认记的字，直行排列都多于横行排列。换言之，中国留学生阅读中文的识别距，直排大于横排。杜氏以为直读比横读快，或是因为留学生在国内所受教育，全用直排材料，已养成直读习惯，并非因为 直排根本上优于横排。[50]
要找到直排与横排的根本差异，须采用非中文材料，最好找没有直读习惯者为实验对象。为尽量排除阅读习惯的干扰，杜佐周用几何图形为材料，并将实验范围扩大到美国大学生及儿童。实验结果与前相反，横排胜于直 排。杜佐周的实验特点在于使用无意义的非中文材料，即几何图形，极力避免或减少习惯的影响。陈汉标对用几何图形作实验材料提出质疑：首先，我们对于一串汉字(不论横排或直排，有意义或无意义)的诵读反应，与对几何图形的反应是否一样?眼球跳动有无差别?认识与记忆机制是否相同?其次，要问读者对于几何图形的阅读经验从何而来。对当时的中文读者而言，几何图形在古籍中并不多见，一般人最初接触几何图形是在小学算学课本里，而清末民初的算学课本大半是横排的。根据多数人的阅读经验，几何图形和横行排列的联念，强于和直行排列的联念。既然几何图形本身受到横读 习惯的影响，我们看到几何图形时的反应与诵读汉字不太一样，用几何图形为材料判定中文横直读之优劣则未必可靠。陈汉标认为中文直读快于横读，几何图形横排优于直排，都是由于习惯和训练的影响。[51]
使用无意义的非中文材料，除杜佐周的“速示法”外，还有陈礼江与卡尔 (H. A. Carr)采用的“消字法”(the cancelation of certain characters)。两人于1925年在芝加哥大学合作，以六十四位中国留美学生为实验对象，阅读材料中包含无意义的中文字汇、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看被试者在一定时间内能消去多少字，消对多少字，遗漏多少字。以无意义的中文字汇为材料，直读快于横读；以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为材料，则横读快于直读。[52]用“消字法”检测中文横直读之优劣，方法论上的漏洞在于:消字反应只需粗略的字形识别，而诵读汉字则需对字形、字音、字义作细微精确的辨识。[53]
排印方式对阅读效率的影响，不单是横直排的问题，更微观的考察还注意到新旧标点的差别。心理学家中将横直排列与新旧标点同时纳入考察范围的仅有章益一人。他综合行列与标点两方面的要素，生成六种排列式样：直行无标点、直行旧标点、直行新标点，横行无标点、横行旧标点、横行新标点。章益的实验分 成人、儿童两组，成人组所用材料选自《梁任公学术演讲集》，儿童组所用材料选自商务新学制《初小国语教科书》，所有材料全用正楷手抄本。[54]
略去烦琐的数据图表，章益得出的结论多印证常识判断，他确认排列和 标点的样式会影响阅读速度，无论横排还是直排，读有标点的材料比无标点的要快，新标点略胜于旧标点。大概由于习惯的差异，直行略适于成人，横 行略适于儿童。标点有助于阅读是意料中事，章益从阅读心理的角度，引入 “停注野”的概念代替“停注点”。“停注野”的范围，最好由标点预先确定，以免读者临时试探。[55] Raymond Dodge已指出“边缘视觉”之于阅读的重 要性，读者在视野边缘的模糊地带，瞥见下文即将出现的字词，已足以使阅 读顺利推进。功能细化的标点体系可划清认知边界，减少视线的来回试探，从而提高阅读效率。
横直读是汉字心理学的热门话题，诸多学者投入其间，各显身手，唯有周先庚一人泼冷水，说不先解决其他汉字问题，就无法终结横直读之争。他认为易视性(legibility)才是汉字心理学的基本问题。[56] “易视性”对中文读法研 究而言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周先庚对“易视性”的关注，明显受欧美读法研究 新趋势的影响。[57]从“易视性”出发研究汉字排印，衍生出许多子问题：文字的个体差异与全形，字号大小，各种字体，字在行列中的位置，字间距与行间距，每行的长度，夹杂阿拉伯数字与外文之影响，标点及特殊符号，索引与检 字法之比较，手写体与印刷体等。[58] 就研究范式与核心概念而言，周先庚的汉字心理学与欧美读法研究的同步性更强，在国际社会的专业认可度更高[59] ，中文似乎只是他处理的一种特殊材料。但结合他对汉字特殊性的理论阐释，周先庚的中文读法研究在“异化”(foreignization)与“归化”(domestication)之 间采取了更复杂的翻译策略。
周先庚引入“易视性”的概念，意在开拓汉字心理学的领地，他多次提醒横直读之争只是“易视性”问题的一个侧面，心理学家不该在此投入过多精力，而忽略了汉字问题中许多未展开的面向。无论采取何种实验方法，若受试者为成 人，中国人直读快，外国人横读快，不外是惯习的结果。周先庚试图证明惯习是造成横直读差异的主要原因，字体位置(the position of characters)比诵读方向更重 要。[60]他致力于改进仪器，修正理论预设，提出比诵读方向更重要的影响因素，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横直读之争。
三、仪器背后的原理性思考
科学革命往往依赖技术革命。近年来，科学史研究受文化人类学与物质文化史影响，关注知识实践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看重历史时空中的知识，而非飘浮在 “真空”中的普世知识;强调知识的复数形态，而非唯一的科学真理。[61]较之抽象的观念，科学史家开始对科学革命中活生生的人物更感兴趣，以人物为枢纽， 把科学与历史、观念与制度、技术与环境、信仰与怀疑编织在一起。[62]
实验研究当然是科学史的保留剧目，但科学史家在剧情中加入“看不见的技术员”(invisible technicians)。[63]趋向物质文化的科学史研究，关注知识生产的场所、仪器及辅助工具；[64]科学发现的场所，如图书馆、工作坊、解剖室、实验室等；科学研究的仪器，如日晷、时钟、星盘、望远镜与显微镜，更不用说19世纪以来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新文化史取向的科学史，还注意到知识生产与传播 的辅助工具，如粉笔、墨盒、索引、读书卡片。场所、仪器、工具，构成了科学史的“形而下学”。
心理学是纯科学还是“技术学”?威廉·冯特的信徒铁钦纳(E. B. Tichener)提出这一问题。[65]纯粹心理学即冯特学派的实验心理学，当现代 心理学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便产生了“应用心理学”。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造出“心理技术学”(Psychotechnology) 一词，相对于纯粹的心理科学。1930年代，在中国鼓吹“应用心理学”的周先庚认为，应用科学当一律叫作“技术学”，因为它们并非仅仅应用一种 或多种科学的方法与结果而已，而有自身的理论、问题、方法与结果。[66]目前中国亟需的不是纯粹心理学，而是把心理学“嵌入”社会生活中的“心理 技术”。[67]周先庚对汉字问题的深入研究，既出于纯粹科学的目的，也有对 “心理技术学”的浓厚兴趣。
1928年，周先庚在斯坦福大学用“速示法”进行汉字诵读实验，随后在国际心理学期刊上相继发表四篇论文，专门讨论汉字诵读的实验技术与仪器改造。周先庚使用的实验设备，是他自主发明的新式速示器。机器的前面像一个旧式留声机的喇叭筒，里头有一圆窗，由四门合成十字形，故名为“四门速示器”
(Quadrant Tachistoscope)。每个门用一圆 筒式电磁启动，手指轻按电匙，相对二门立即张开，手指提起随即关闭。在圆窗之后，有白色硬纸片从上方一特制盒内自动坠落，纸片上贴有阅读材料。被试者用电匙控制窗 门开闭，贴着材料的纸片靠自身重量自动落 入下方盒内。这是周先庚发明的“四门速示器”的基本构造及使用原理。[68]
周先庚发明“四门速示器”
周先庚使用的诵读材料是排列整齐的七言诗句，选自商务印书馆日用百科全书的书斋对联，既非名篇名句，也不过于冷僻。他亲自到报馆排版印刷，把每句剪贴在约三寸见方的硬纸片当中。每个诵读方向(横读或直读)有三十二句材料，每种汉字位置(正置、倒置、右卧、左卧)各有八句。
周先庚使用的阅读材料
被试者十一人都是中国留学生， 每人分四次诵读，每次相隔至少五天。每组中各种汉字位置的句子顺序 随机安排。被试者按电匙打开速示器 显示窗门，出声诵读窗中显示的七言 诗句，读毕立即松手，窗门自动关闭，这种实验方法被称为“按指自示朗诵法”。实验者用停表记录速示器窗门开闭时间，即被试者完成规定诵读任务所需时间。[69]
周先庚与杜佐周的读法实验都使用速示器，但工作原理截然不同。杜佐周遵循“时间限制法”，以时间为单位，计算单位时间内被试者的诵读字数。材料显示时间通常限定在1/25秒，或1/10秒、1秒不等。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被试者的阅读状态多少是不自然的，阅读过程被机械切割开，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阅读习惯的干扰。周先庚虽也使用速示器，但他放弃了时间限制法，而以工作为 单位，看被试者用多少时间才能完成规定的记诵任务。周先庚采用的“工作限制法”，介乎常态诵读法与时间限制法之间，更尊重阅读能力的个体差异及阅读过 程的完整性。[70]
周先庚对“速示法”的修正，得益于Herbert Woodrow在注意力测量上的理论思考。Woodrow指出，效率(efficiency)不宜用规定时间内完成的工作量 来衡量。如以极短的时间为测量单位，效率低者在这种实验条件下没有机会充分展示自己。更合适的测量标准是以工作为单位，计算被试者完成指定工作所 需的时间。[71]Raymond Dodge关于注视(visual fixation)的实验研究也指出，将 速示器的显示时间降至最小值，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错误，因为从显示窗中得到的视觉认知不同于常态阅读。合乎实验需要的速示器，应允许被试者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清晰印象。在这种意义上，“速示”不应被理解为“最迅速 的刺激”(the most rapid excitation)，而是“最迅速的视野”(the most rapid vision)。[72]
周先庚将改造后的速示器，命名为“慢示器”(Bradyscope)，意在强调实验原理的改变：从时间限制法到工作限制法。“慢示器”是周先庚生造 的概念，用以代替与速示器相对的所有“记忆装置”(memory apparatus)。慢示器与速示器都用于在一定时间内向读者展示认知材料，二者的主要区别是显示时长。周先庚发明的“四门速示器”既是速示器，也是慢示器，他改变了速示器的显示时长与控制方式。显示窗的开闭掌握在被试者手上，显示时间的长短根据受试者自身能力而定，控制方式从固定不变的、机械分割的、无意识的，转变为灵活多变的、同步的、自觉的(simultaneous voluntary maintenance of exposure)。[73]
慢示器与速示器的根本区别，不在仪器的构造原理或显示时间的长短，而在功能不同。慢示器更适用于持续时间较长、相对复杂的综合认知过程。慢示器与速示器的功能差别，可用望远镜与显微镜作类比。就像在天文学上，望远镜为我们揭示了极大、极远的存在；慢示器在心理学上帮助我们认识缓慢、渐进的整体过程。速示器专用于注意力、认知、理解方面，各种短暂的、有限的比较研究，就像在生命科学中，显微镜探索的领域是关乎极微小、肉眼不可见的存在。[74]
科学史家指出，从17世纪初开始，使用望远镜和显微镜的观察者宣称揭示 了人类不借助工具的感觉限度，并暗示更多的细节和奇迹，只有等仪器改进后才能发现。[75] 以自然科学自居的现代心理学，尤其是冯特(Wundt)开创的实验心理学，更注重仪器的发明与改造。中国早期心理实验所用仪器大都粗糙笨 拙，周先庚劝有志于研究心理学者兼攻机械工程，系统改造实验仪器，把几大心理实验完全自动机械化，可极大提高实验结果的准确性。[76] 周先庚提出“慢示器”的概念，不只改变了速示法的工作原理，更基于对汉字特殊性的原理性思考。
无论速示器还是慢示器，都是以“可测量的时间”(a measurable time) 为理论前提。现代心理学力图挣脱哲学的统治，以实验为立身之本，但仍躲不开哲学家的质疑：时间是可测量的吗?柏格森(Henri Bergson)认为，“可测量的时间”是空间观念侵入时间领域的产物。在直接经验中，时间是川流不息的绵延过程，由相互渗透的瞬间构成。柏格森所谓的“具体绵延”(concrete duration)，是针对机械、空洞的抽象时间。“绵延”是不可测量的，除非转 化为空间的表征。在柏格森看来，“可测量的时间”是自相矛盾的概念，它 把“陆续出现”(succession)认作“同时发生”(simultaneity)，把“互相渗透”变为“并排列置”。[77]
现代心理学与统计学是孪生兄弟，心理实验离不开数据分析。中国心理学家多兼修统计学。沈有乾自称对统计学、论理学的兴味比心理学更浓；[78] 艾伟著有《高级统计学》作为大学教材。[79] 心理现象本是不可分割的过程，不借助空间表征就难以把它视为可测度的。若用数学上的点来表示心理动作的不可分割性，在点与点之间有一个空间间隔。不管间隔多小，数学处理的总是间隔的首尾两端。至于间隔自身，犹如柏格森所谓的“绵延”，必然不出现在方程式之内。[80]
推论式的理智为了解心理现象，只能把它切割开，并置于均一的介质中。科 学的主要目的是预知与测量，我们唯一能测量的是空间。用柏格森的说法，科学要从时间中去除“绵延”，只保留“同时发生”，才能测量它。诵读作为一种绵延的生理—心理经验，能否用科学方法测量?在测量时又去除省略了什么，这是 周先庚改造仪器后仍面临的理论难题。
四、汉字的“格式道”
周先庚在汉字诵读实验中，试图证明横读与直读没有根本区别，直读快是 因为习惯。他提出三个理论假设：(一)一行中各个字的相对位置比诵读方向 (即横直读)更重要。(二)习惯与练习是造成横直读差异的主要原因。(三) 诵读方向之所以影响效率，是因为一行中各个汉字，在诵读过程中有一定的空间 先后与时间早迟。[81] 绝大多数读法研究只关注横直读对阅读效率的影响，周先庚实验的新颖之处在于，在诵读方向外，引入另一变量：字体位置(the position of characters)，从这两种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考察汉字诵读的心理过程。
基于诵读方向与字体位置的叠加效应，周先庚提出一个理论假说，即从时空连续性上把握中文读法。周先庚的时空顺序(temporal-spatial sequence)理论，跳出横直读之争，在更接近诵读常态的实验条件下考察汉字诵读的特殊性。所谓时 空顺序，也就是一行中各个字的相对位置，一个字“跟随着”一个字。“跟随” (follows)的意义是空间的，也是时间的。两个字写在纸上，一上一下，一左一 右，只是空间上的“跟随”。当有人诵读时，毗邻的文字由空间上的跟随，转化 为时间上的跟随。这种时空连续性是在诵读过程中产生的。[82]
周先庚从人眼的生理机制上解释此种时空顺序，当诵读时，眼球跳动有一定 的空间的先后与时间的早迟，从一个字的一边滑动到另一字的相邻边。这种时空顺序对于汉字诵读极为重要。当直排占统治地位时，汉字诵读的常态是从一个字 的下部，到另一个字的上部，即“bottom-to-top”的顺序。一个字正置与否，对时空顺序影响很大。不单往下念正字比较快，就是往上念倒字，往右念左卧字， 往左念右卧字，都比别种混合诵读法要快，因为都合乎习惯的“bottom-to-top” 顺序。周先庚认为，就诵读速率而言，心理学家争执不下的横直读问题最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字体位置，诵读方向与字体位置互相影响，在诵读过程中生成的时空顺序，才是决定诵读速率的关键因素。[83]
周先庚利用半字实验(Reading Half-Characters)验证时空顺序理论及字体位 置的重要性。他将用作诵读材料的七言诗句从中劈为两半，看被试者能否从这些半字认出整字，以及诵读各种半字所需的时间。实验发现半字的识别，上半比下半易，左半较右半易。就影响因素而言，诵读方向对诵读速率的影响最小，字体位置对速率影响最大。时空顺序在半字实验中对诵读速率的影响，远不如其对默 写成绩(由半字写整字)的影响之甚。半字对诵读速率及默写两方面的影响，均大于时空顺序的影响。[84]
周先庚的半字实验
为排除惯习的干扰，周先庚找美国人做汉字心理实验，观察他们如何判断汉字位置，哪些字的准确率较高，会出现何种类型的判断失误。[85]实验发现即便颠倒位置，汉字还有一点“自然性”可以使外国人知道什么字是正置，并且这种“自然性”可以误导他们做出 恰恰相反的判断。完全不懂中文的 美国人凭什么判断汉字的倒顺?周先庚统计出准确率较高的汉字，
如“禽”“西”“爪”“赛”“十”等。位居榜首的“禽”字，准确率高达 90.7%。美国人容易判断左右倒顺的汉字，周先庚认为都具有对称性、组织性、 平衡性、稳定性。准确率最高的“禽”字，正好符合这四种特性。对称性、 组织性、平衡性、稳定性都针对一个字的“全形”(configurational structure) 而言，周先庚将这些共通性视为汉字的格式道特征(Gestalt-qualit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86]
格式塔心理学是周先庚用以阐释汉字特殊性的重要理论资源。整体不仅是部分的总和，是格式塔心理学的基本立场。正如曲调不存在于个别音符当中，只存在于整体的配合里。你欣赏一支乐曲，总是旋律的形式而非一连串跳跃的音符，是统一的整体而不仅是局部感觉的“镶嵌细工”。经验以这种整体的方式授之于 人，表现为有意义的结构形式，即格式塔。[87]德国心理学家Max Wertheimer曾用 “似动现象”实验(Phi-phenomenon)揭示格式塔的特性。以看电影为例，银幕上呈现的是一连串快速更替的静片，静片之间由黑暗间隔。当间隔时间恰到好处时，人脑对第一位置的反应通过一种“连绵”的过程，被“并吞”于对第二位置 的反应中，[88]类似于柏格森描述的“绵延”的时间。
以格式塔心理学为依据，周先庚认为汉字的好处在于它的完整性，各具个性。每个字的构造组织都像一个小小的建筑物，有平衡，有对称，有和谐。因此，字与字的辨识有一定的标准，不容易模糊。而西洋文字由多个大同小异的字母组成，又横列成一平线，文字的个性、完整性比汉字要少得多。[89]在周先庚看 来，汉字的字形演变正是格式塔心理学的最佳例证，每个字的形体在演化过程中 渐趋完整，演变成一个个圆满、和谐的“格式道”。[90]汉字的“格式道”，在完 全不识汉字的外国人眼里尤为显著。
所谓汉字的“格式道”有两个层面，不仅指单个字的“完形”(word- Gestalt)，从诵读的时空顺序上，更侧重于汉字排列成行的完整性，即整行的格 式道(line-Gestalt)。在周先庚看来，每个汉字都是一个组织完善的单位，当排列成行时，这串汉字又构成一个更大的整体，即一行的格式道。由字体位置与 诵读方向交互影响产生的时空顺序，即是由“字的格式道”跃升为“行的格式道”。善读者均以词或短句为单位，而非黏滞于单字，故周先庚强调的时空连续性应就“行的格式道”而言。[91]
“格式塔”好似一盏魔法灯，照亮了心理学上晦暗不明的角落。格式塔心理 学派反对不自然的分析，致力于对整个情境式样的综合反映，找出结构中的“缺 口”，即问题所在。这种自上而下、让整体统率部分的探索路径，是对正统实验 心理学的纠偏与补充。[92]然而，如果滥用格式塔理论，处处求助于这盏魔法灯， 则会妨碍实验心理学对现象及其条件的完整分析。周先庚反省说，“格式道”理 论的妙用，必须在对心理现象及其条件进行完整分析之后。[93]
周先庚的汉字诵读实验，并非简单套用格式塔心理学，而是从根本上质疑 晚清以降的汉字繁难说。汉字革命的理论预设是汉字比拼音文字难学，周先庚认为这一判断未经检验。读法研究早已证明我们诵读文字，并非把一个字拆解为笔画，或把一个词拆成单个字母来读，而是辨认字词的“全形”或“格式道”。19 世纪以来欧美读法研究的演进，完全推翻了从字母学起的教学法，让儿童从由字 词构成的有意义的句子学起。[94]汉字本就是整个的、完形的“格式道”，恰好切合现代实验心理学发现的认知原理。在未证实汉字的完整性无补于学习效率以前，周先庚呼吁不当废弃汉字。[95]
周先庚提倡“多做思想的工夫，少做实验的妄动”，他是极少数有思想家气质及理论抱负的心理学者。20世纪初期，心理学陷入“无政府”状态，学派间的分歧有不可收拾之势。[96]周先庚认为无论如何意见分歧，现代心理学定有 内在线索可寻，应找到一个轮廓的架子，把各种学派、各种实验研究、各种应 用的兴趣与社会意义包括在内。[97]他用拍摄电影“比拟”(analogy)心理学派的分歧[98] ，心理学各派领袖像是风格迥异的电影导演，面对同一故事脚本，有完全不同的情节编排与取景方式。[99]周先庚设想以他熟悉的斯坦福大学校园为取景地，跟踪拍摄一位女生在庭院内等候男生 同去图书馆的故事。不同的心理学派从各 自的理论预设出发，会在不同地点设置机位，从特定的角度摄取这个故事的某一片 段。基于各家视点的幕景，可凑合成一个连续、完整的故事。周先庚认为心理学家 应超越派系之争，站在更高的视点上，把整个故事和盘托出。[100]
用拍摄电影比拟心理学的不同派别与观点
陷入派系纷争的现代心理学，太看重自家乔木，而失去了对心理学整片森把林的了解。为躲避“无政府主义”的陷阱，周先庚倡导心理学的格式道主义(a Gestaltism of Psychologies)。仍以拍电影作类比，所谓心理学的格式道，即把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剪辑师、制片人及一般观众合为整体，因生活是整个的，心理学与心理学家共同构成一个格式道的格式道(a Gestalt of Gestalten, a super-Gestalt)。[101] 只有站在能俯瞰学科全景的位置上，才能把整个心理学的范围 “格式道化”。[102]
从汉字的格式道，到心理学的格式道，周先庚的理论倾向及方法论立场，透露出心理学家的心理。因处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聚光灯外，心理学家与汉字问题的密切关联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相关研究成果仅在学科史的脉络中被提及。[103]除了学科史的意义，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若置于东西方文化碰 撞的大背景中，与汉字革命军、国语运动家的方案互为参照，或有更深的思想史内涵。在汉字问题上，革命者须旗帜鲜明、斩钉截铁，运动家擅长合纵连横、借力打力，而科学家的态度，唯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受“技术严格主义”的制约，在密集的数据、公式、图表背后，留美学生对汉字问题的持续关注，不单是迎合国际学术潮流，博取学位而已，还有与国内思想界、教育界对话的意图。就汉字问题而言，既要关注心理学家的技术，更需探究心理学家的心理。
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不是作为学科史的子话题，而是作为一个被遮蔽的思想史命题提出的。需要追问，汉字问题为何会成为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为何心理学家对汉字问题的深入研究未能进入公众视野，进而改变汉字改革的进程?
从外部环境看，1930年代以后围绕汉字问题的主义之争愈加激烈，逐渐逸出学术讨论的范围，被视为政治问题。就连王力这样的语言学家也认为，汉字改革必须有整个政治思潮作后盾，才有成功的希望；若停留在学术研究领域，永远是不痛不痒的，讨论不出一个最佳方案[104]。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字改革的成就，如 简化字的推行，也证明唯有借助执政党的强力，并与教育出版体制结合，才能在 短时期内扭转一代人的读写习惯。
从内因上说，心理学家在实验中努力剥离受试者的文化背景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干扰，所以他们会改良仪器，设计不同形式的诵读材料，做各种组别的对照。但一旦他们试图对实验数据、实验结果进行分析阐释，文化传统和阅读习惯就又像幽灵一样，重新回到他们的论述当中，并在某种意义上阻止他们做出某种断然的、清晰的结论。心理实验的理论预设是尽可能逼近抽象、普遍的认知主体，而实验的设计者与参与者都是被特定历史文化传统形塑的、具体的认知主体。对于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而言，科学与惯习之间的张力是理解其思想史意义的一条线索。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5期
文艺批评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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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末的汉字繁难说，参见程巍《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四、清末的仓颉们”，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2 语出卢戆章《新字初阶》序。《新字初阶》为《一目了然初阶》节本，1893年出版。
3 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 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4 田廷俊:《数目代字诀》自叙，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上海人 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6页。
5 关于清代识字问题的系统研究，参见Evelyn S. Rawski(罗友枝)，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统计识字率需区分不 同层次的识字能力，不同的社会事务提出不同层次的识字要求，对应于复数的而非单 一的识字能力(literacies)。参见刘永华《清代民众识字问题的再认识》，《中国社会 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6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时务报》1897年第16期。
7 参见程巍《语言等级与清末民初的“汉字革命”》，刘禾主编:《世界秩序与文明等 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376~377页。
8 1898年林辂存呈请都察院代奏切音字，转引自倪海曙《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 第65页。
9 章绛(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国粹学报》1908年第41期。
10 钱玄同:《汉字革命》，《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2年第1卷第7期。
11 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
12 鲁迅:《二十四孝图》，《莽原》第1卷第10期，1926年5月25日。
13 参见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 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4 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5 参见胡延峰《留学生与中国心理学》，第二章“留学出身心理学者群体的形成”，南 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6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受“专业主义”文化(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影响，形成与士 大夫的业余精神(amateurism)完全不同的专业意识，自此走上技术性路线(technical approach)。参见叶维丽《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 1927)》，周子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5~67页。
17 实验报告讲究精确，数据最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不准用“你”“我”“他”，必 须用“实验者”“被试者”“观察者”，才合乎科学精神。但真正成熟的心理学家都 承认观察有误差，承认实验过程中的干扰因素，承认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因而真理 只可以逼近，不能抵达。再完美的实验报告，也只能说是“差不多的真理”。参见沈 有乾《差不多的真理》，《宇宙风》1936年第30期。
18 参见袁一丹《创造一种新的可读性:文学革命前后的句读论及其实践》，“三、眼的 文学革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6期。
19 26 章益:《最近二十五年来之心理学》，《国立劳动大学月刊》1929年创刊号。
20 “实验心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就方法而言，凡用实验方法研究出来的心理学，都叫作“实验心理学”;狭义则受研究对象与态度的限制，只研究普通、人
类、常态、成年的心理，又叫作“内容心理学”(content psychology)。
21 24 66 76 参见周先庚《心理学与“心理建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第2卷第2期。
22 参见黄翼《现代心理学派别及其意义》，《思想与时代》1944年第32期。
23 参见郭一岑《筹备“中央心理学研究所”之建议》，《教育杂志》1929年第21卷第3号。
25 林传鼎:《五十年来美国心理学趋势》，《辅仁生活》1941年第17期。
27 心理学家将汉字问题转换为读法研究的努力，集中体现在《教育研究》(广州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编辑)1931年2月推出的“读法专号”。专号重点回顾了欧美读法研究的发展历程及中文读法研究的经过，包括理论概要、研究综述、书目推介及术语翻译。
28 陈礼江:《读法概论》，《教育研究》1931年2月号。
29 60 69 83 周先庚:《为什么直读快?》，《清华周刊》第31卷第457期，1929年4月20日。
30 杜佐周:《中文读法研究的总述及其应待解决问题的分析》，《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1月。
31 参见徐锡龄《欧美读法研究述要》，《教育研究》读法专号，1931年2月。此篇研究综 述根据William S. Gray, “Summary of Reading Investigations”写成。
32 参见艾伟《汉字问题》，第一章第一节“汉字心理之意义及其研究之目的”，中华书 局1949年版。
33 91 艾伟:《汉字问题》，中华书局1949年版;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34 蔡乐生:《为“汉字的心理研究”答周先庚先生》，《测验》1935年第2卷第2期。
35 胡适:《卷头言》，《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1922年第1卷第7期。
36 38 沈有乾:《汉字的将来》，《教育杂志》第27卷第5号，1937年5月。
37 对拼音文字优越论的批判，参见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 版社1999年版。
39 1918年陈望道写信批评《新青年》同人缺乏“诚恳的精神”，“譬如文字当横行， 这已有实验心理学明明白白的诏告我们，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 (《横行与标点》，《新青年》第6卷第1号通信栏，1919年1月)。陈望道此信作于 东京，他当时所了解的实验心理学，应是松本亦太郎、松尾长造的相关研究。松本亦 太郎(1865—1943)是日本近代心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曾留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德国 莱比锡大学，1913年任东京帝国大学心理学教授。松本亦太郎、楢崎浅太郎合著《教 育心理学》(东京:日本学术普及会，1915年)第五篇“精神作业”已论及读书时的 眼球运动、读书之心理、成人读书与儿童读书之差异。松尾长造著《读书心理研究》 (松本亦太郎编，东京:心理学研究会出版部，1919年)第十章“关于读书迟速及读 书时间增减的诸问题”，进而用心理实验比较横读与纵读之优劣。
40 张耀翔,“Effect of Chinese Vertical vs. Horizontal Writings on Speed of Reading, ” N.Y. :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1918。
41 P. S. Kao & L. C. Cha(高仁山与查良钊)，“An Observation of Eye-movements in Reading Chinese and English,”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19.
42 70 陈汉标:《中文横直读研究的总检讨》，《教育杂志》1935年第25卷第10号。
43 W.R. Miles & Eugene Shen(沈有乾), “Photographic Recording of Eye Movements in the Reading of Chinese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xes: Method and Preliminary Resul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8, no.5(October 1925), pp.344-362. 沈有乾1922年以清华毕业 生资格赴美留学，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实验心理学、 统计学、数理逻辑学，1926年获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44 46 沈有乾:《诵读时眼球跳动之观察》，《心理》1926年第4卷第1期。
45 Eugene Shen(沈有乾), “An Analysis of Eye Movement in the Reading of Chinese,”pp.178-179.
47 沈有乾:《心理学对于华文行列问题有什么贡献?》，《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第3卷 第2号。
48 参见陈汉标《中文横直读研究的总检讨》，“四、中文横直读的实验用些什么方法”。
49 艾伟:《国文横直读之比较研究》，《教育丛刊》(国立中央大学)第1卷第1期， 1933年11月。
50 杜佐周:《横行排列与直行排列之研究》，“三、用速示机研究阅读横直行排列的中 文时的识别距”，《教育杂志》1926年第18卷第11期。
51 参见陈汉标《中文横直读研究的总检讨》，“六、关于实验材料的讨论”。
52 L. K. Chen(陈礼江) & H. A. Carr, “The Ability of Chinese Students to Read in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irec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 vol. 9, no.2(April 1926), pp.110-117.
53 陈汉标:《中文横直读研究的总检讨》，“七、关于实验方法的讨论”。
54 章益:《横直排列及新旧标点对于阅读效率之影响》，《教育学期刊》(上海复旦大 学教育学系)第2卷第2号，1934年7月。
55 M. A. Tinker，“Use and Limitations of Eye-movement Measures of Read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 40, no.4(July 1933), p.382.
56 86 90 95 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V. An Analysis of Judgments of Positions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American Subjec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18, no.3(June 1935), pp.342, 329-342, 333, 331-332. 参见周先庚《美人判断 汉字位置之分析》，《测验》1934年第2卷第1期。
57 Mils A. Tinker, “Legibility and Eye Movement in Reading,” Th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24, no.11 (November 1927), pp. 621-639.
58 81 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 Influence of Reading- direction and Character-position upon Speed,”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12, no.2(April 1929), pp.158, 160.
59 Miles A. Tinker, “Experimental Study of Read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vol.31, no2(February 1934), pp.105-110.这篇综述将关于阅读的实验研究分为三类:1.legibility of print(印刷的易视性)，2.visual apprehension(视觉理解)，3.perception and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阅读中的感知与眼球运动)。
61 参见傅扬《思想史与近代史研究:英语世界的若干新趋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台北)第99期，2018年3月，第86~91页。
62 75 参见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上海科技教育出 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4、19页。
63 Steven Shapin, A Social History of Truth: Civility and Sc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4 Peter Burke,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llectual Practices: An Overview,” Political Concepts and Time: New Approaches to Conceptual History(Santander: Cantabr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03-128.
65 E. B. Tichener, “Psychology: Science or Technology? ”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 1914.
67 周先庚:《心理学与心理技术》，《独立评论》1934年第116号。
68 Siegen K. Chou, “An Automatic Card Feeder and Catcher Mechanism,”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3,1930, pp.179-182.
71 Herbert Woodrow, The Measurement of Attention,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 17, 1914, no.76, p.13.参 见Siegen K. Chou(周先庚), “Reaction-Keys and A New Technique for Reading-Reaction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41, no.3(1929), pp.469-473。
72 Raymond Dodge,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Visual Fixation,”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8, 1907, no.35, pp.32-37.
73 74 Siegen K. Chou(周先庚)， “ ‘Tachistoscope’ vs. ‘Bradyscope’ ,”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42, no.2(1930), pp.303-304, 305-306.这篇论文曾在1929年9月4日于耶鲁大 学举办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宣读。
77 Henri Bergson, Time and Free Will: An Essay on the Immediate Data of Consciousness, trans. by F. L. Pogson, London: G. Allen, 1913. 参见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 2009年版。
78 沈有乾:《西游记》，《西风》第24期，1938年8月号。
79 艾伟:《高等统计学》(大学丛书)，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80 参见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第二章。
82 Siegen K. Chou, “Gestalt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37, no.1(January 1930), p.64.
84 Siegen K. Chou, “Reading and Legibility of Chinese Characters: II. Reading Half- Character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 vol.13, no.4(August 1930), pp.332-351.
85 美国人在判断汉字位置时容易出现:相对的错误(正倒混淆、左右不分)，类比的错 误(正右相混、倒左不分)，交叉的错误(正左相混、倒右不分)。
87 E. G.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729页。
88 92 吴伟士(Robert S. Woodworth):《现代心理学派别》，谢循初译，国立编译馆1934 年版，第105~106、128~129页。
89 周先庚:《美人判断汉字位置之分析》，《测验》1934年第2卷第1期。
93 F. Krueger, The Essence of Feeling: Outline of a Systematic Theory , 转引自Siegen K. Chou, “Gestalt in Reading Chines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Review , vol.37, no.1(January 1930), pp.69-70。
94 阅读教法从“字母法”(拼字法)到“单字法”(Word Method)的演变，参见徐锡龄 《欧美读法研究述要》，《教育研究》1931年第25期。
96 周先庚:《心理学的回顾》，《清华周刊》1931年第35卷第8、9期合刊。
97 周先庚:《现代心理学之进化史》(书评)，原刊《平明日报》(北平)1946年12月8 日;转引自《周先庚文集》卷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页。
98 周先庚认为“比拟”是抽象思想隐遁之所，高等的思想需要视觉的比拟作背景，正如 记忆意象需要时空背景才有熟见的感觉。
心理实验室中的汉字问题(1918—1949)
99 101 102 Siegen K. Chou, “Cinematography of Psychologies,” Psychological Review , vol.38, no.3(May 1931), pp.254-275, 275, 272-273.
100 周先庚:《心理学之观点》，陈汉标译，“二、活动电影比拟”，《教育杂志》1935 年第25卷第3期。
103 如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 161~164页。
104 参见王了一《汉字改革》，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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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木青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