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梁展：（上篇）普遍差异、殖民主义与未完成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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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梁展老师的《普遍差异、殖民主义与未完成的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想象》是一篇6万余字的长文。这篇文章系统考察了大英帝国殖民官员西·安德森和赫德对半殖民地中国的情感认同，以及继承父亲民族主义理想的本·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作者）从欧洲和日本殖民者的立场出发对印尼和西属美洲民族主义起源所做的阐释。在爱尔兰民族主义和印尼与南美民族主义之间，本·安德森企图建立一种同构关系，以期建构一种包含着普世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模型和范本。但是，在将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归因于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共同作用时，本·安德森显然忽略了印尼和南美地区在各自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极具地方性特质的部分，以及这些“远离中心之地”超出一般的人类学认识模型和想象模式的，更为复杂和激烈的冲突和认同方式。梁展老师认为，《想象的共同体》所提供的民族主义理论最终沦为了一个忽视东西方文化差异而一味尊奉所谓普世价值、自由主义、西式民主政体模式和人权标准的自由帝国主义的想象霸权模式，而以自由帝国主义的想象来克服殖民主义的后果只能是一种再殖民化的行径。

本文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20年第04期，感谢梁展老师授权转载！由于文章篇幅偏长，文艺批评分两次上下篇推送，今日推送文章上半部分，敬请大家关注明日推送下篇。

普遍差异、殖民主义

与未完成的共同体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想象

（上篇）

文/梁展

#01

1914年7月19日，刚刚从剑桥大学辍学的爱尔兰青年詹姆士（西姆斯）·奥戈尔曼·安德森（后文称西·安德森），也就是《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后文称本·安德森）的父亲，来到了洞庭湖边的岳阳，开启了在中国海关长达25年的职业生涯。[1]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表面上是清政府的行政机关，实际上却由英人和其他外籍关员担任领导角色，这就赋予了该机构一种为其他主权国家海关所绝无仅有的特殊性质，令它有了“国中之国”的称谓：

占据总税务司职位的是一个由国家独立机关所雇佣的助手，他并非这个机关的主人，其外国雇员也同样是由中国海关任命来协助中国上级主官工作的。对于恭亲王［在1861—1884年间担任总理事务衙门大臣的奕訢———引者注］来说，他期望这个新体制能够更加稳固地控制涉外事务和更加有效地搜集关于增加海外贸易收入的知识。[2]

海关总税务司署的职员分为闭门关员和一般关员，前者主要由英国人占多数的外籍人员组成，后者则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总税务司赫德上任之后虽然考虑到该机构外籍职员之间的平衡，有意增加了法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美国人甚至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丹麦人、瑞典人和挪威人所占的比例，但他的确更偏爱任用那些来自英国特别是其家乡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的亲友，西·安德森便是其中之一。

恭亲王奕訢

赫德

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进行沟通和交流是赫德对外籍海关职员和下属的基本要求。基于其个人与清廷的交往经验，赫德在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期间，在总税务司署设置了专门培训外籍职员汉语水平的课程，并规定，能通过不同等级的语言测试是显示关员工作能力和获得晋升的重要依据。赫德告诫已经在海关服务三年或三年以上之人“倘若尚未通过威妥玛口语系列考试，将找不到自己未来的职位”，“不能令人满意地通过各种考试，或者在不借助于译员帮助的情况下，其汉语知识不足以应对大宗业务交往之用的人不能被提升为专员”[3]。1915年4月，西·安德森同其他初到中国的同事一起来到了沈阳郊外的语言学校，开始接受为期一年的汉语培训。培训结束后，西·安德森获得了该语言学校校长的高度评价：“就全体学员而言，安德森先生的能力、工作态度和进步速度无人能及。”（“Belated”：354）相隔数月之后，西·安德森在宁波任上又通过了一次严格的汉语考试，学习汉语的习惯自此之后一直伴随着他度过了在中国的漫长岁月。

本·安德森认为，他的父亲是“一流的语言学习者，他……能够流利地掌握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由此越来越依恋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如果不是中国政府的话”[4]。然而本的弟弟、著名的英国新左派学者佩里·安德森则认为他们的父亲虽然“语言成绩足够好，乃至在海关总税务司署简报中留下了突出的印迹，但其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却很难说”，“有人说父亲能够阅读汉语古典诗词，这或许是误解”（“Belated”：359）。赫德提到的“威妥玛口语系列”是由时任英国公使的汉学家威妥玛，也就是后来被西方人广泛使用的、用来标记汉字读音的“威妥玛拼音”的创制者所编纂的汉语口语手册——《语言自迩集》，它长期被海关总税务司署当作汉语口语教材加以使用。今天只要大致翻阅一下这部由海关总税务司署上海出版部（西·安德森曾经一度担任该部门的负责人）数次刊行的两卷本（第二卷为附录）教材，便可了解被评为优等生的西·安德森当时的汉语水平究竟如何。在这部教材第一卷的末尾，我们读到了一个口语例句：“看贵国的人、学我们的汉话、都像是费事得很、却是什么难处呢。”[5]在第二卷最后一课，我们又读到这样一句话：“小价钱买米、大价钱卖、那就是赚钱。货是一两银子一斤买的、还是一两银子卖的、所以不能赚钱。”[6]显然，这个水平满足日常会话尚且勉强，更不用说能够真正阅读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文学作品了。

西·安德森作为海关职员还肩负了另外一个类似观察员的职责，那就是要将其任所当地的商业、社会特别是政治状况及时报告给上司，以便后者参考决策。在发送给海关总税务司的大量报告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张作霖在东北与日本人的较量、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屠杀、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广西的治理情况、龙云在云南的活动以及日本人在重庆的政治渗透等等，这些公文中往往夹杂着西·安德森对军阀统治的反感、对身处困境当中的中国老百姓表现出的坚韧品格的赞赏以及他对中国时局之复杂性的细腻分析和判断。由于这方面的才能，有人甚至试图招募他为英国政府的情报人员，但是却遭到了他不无嘲讽的拒绝（see “Belated”：372）。无论在何处任职，西·安德森往往寄居当地远离城市的海关关署，即使在到处弥漫着西洋风格而令其生厌的香港和上海，他也只能出入于外国人居住的社区，其交往的对象要么是来自母国的同僚和友人，要么是地方上的中国政要，而作为一个西方人，其潜意识中的傲慢和优越感也使他像周围的外籍关员一样与中国普通百姓之间始终无法消除一种反讽式的距离。因此，尽管他并非代表英女王的外交官，也无须仅仅考虑英国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与赫德一样，他也把自己看作是“服务于中国而非英国政府的仆人”（“Belated”：372），但是中国远非其内心深处的情感依存之所。在给远在英国的弟弟的最后一封信里，西·安德森写道：“我不能诋毁中国，因为我喜欢这个国家，但我还远没有达到依恋这个清新、碧绿和纯洁的‘查理王国’，乃至于让我觉得仿佛待在家乡就无法继续生活下去的程度。”（“Belated”：359－360）

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我们很难知道他的父亲西·安德森究竟在情感上有多依恋中国，他援引法国作家和外交官员保罗·克洛岱尔的一个相当文学的说法，尝试揣测父亲对其长期居住的中国的心意。这位长期旅居国外的法国作家说：

一个去国者，通常不是出于冒险的乐趣或者一种受不了束缚的性格而爆发出的激情，他之所以去国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他坐不住，仿佛要与自己一刀两断一样……假如问他何以至此，他便会答以环境逼迫使然。您永远也不会从一个侨民那里发现他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表现出一种对异国情调的迷狂，从他那里发现如同巴尔扎克小说主人公身上那种令人羡慕的言语坚定与对权力和金钱的强烈欲望。在去国者的灵魂和游动在其宽大丝袍下的躯体中，总有某种松散的、难以粘合的（malattaché）和深度冷漠的东西。[7]

作为生在槟榔屿、长在爱尔兰，成年后又常年旅居中国的英国/爱尔兰人，西·安德森对中国自然风景的喜爱单纯地体现为一种特殊的美学趣味，无法形成段义孚所说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因为后者建立在由文化和历史形塑的对环境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它是激发人们对环境产生意象或者想象乃至情感依恋（sentimentalattachment）的核心因素。[8]由于工作的需要，西·安德森擅长观察中国的地方政治和社会状况，并且撰写了大量饱含丰富细节的报告，但是他仍将自己理解为服务于中国政府的外籍职员，同时与周围的观察对象——无论是地方政要，还是老百姓——刻意保持着某种外交距离，反对像他的第一任妻子、英格兰女作家斯黛拉·本森那样介入中国的政治生活，我们可以把这种态度称为“疏淡”（indifference）。然而，这绝非从道德意义上说他不同情中国的命运和中国老百姓的困苦生活——真实的情况或许恰恰相反，而是说尽管在中国工作和生活长达25年之久，但中国终究没有给西·安德森带来任何家园的感觉。其克洛岱尔式的“出离自身”的情感经验，可以被表述为“在差异当中”（in-difference）的一种存在感，而作为其对立面——共同体——的经验则来自他的家乡爱尔兰，准确地说来自爱尔兰西南部那块狭小的地方。

关于西·安德森在海峡殖民地的童年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一定在父辈们的言传身教之下熟悉了被尊称为爱尔兰民族“无冕之王”的查尔斯·帕内尔的传奇经历。在爱尔兰的历史上，帕内尔因其民族主义言行逐渐成为一位神话般的人物。[9]西·安德森的岳父、国会议员波尔斯·奥戈尔曼上校本人就是帕内尔领导的爱尔兰自治团体的重要成员（seeLife：11）。佩里回忆父亲晚年经常给儿女们讲述帕内尔的英雄轶事。西·安德森的外公和他的弟弟则分别参加了“统一的爱尔兰”运动和奥康纳的“天主教协会”，反抗英帝国的政治和宗教压迫（seeLife：11）。1920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一次私人聚会上，来自北京的外交官夫人弗洛伦斯·哈丁（西·安德森此时的地下情人）和她带来的两位女性朋友（其中一位就是后来成为他第一任妻子的斯黛拉·本森）以及西·安德森四位英国人谈起了正在爱尔兰发生的大事：1920年1—6月，爱尔兰共和军摧毁了大量驻扎在爱尔兰的英帝国常备军军营。为了应对兵力的不足，英国政府不得不一边缩减军营的数量，一边开始招募从一战退伍的老兵，组成“黑棕警备队”。5月，“黑棕警备队”进入爱尔兰并在共和军活跃的西部和南部大开杀戒，血腥残酷的手段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站在了新芬党一边，爱尔兰民族运动由此进入了高峰。[10]第二年春夏之交，当西·安德森和本森在伦敦完婚后回到家乡沃特福德时，英爱双方已经停火，皇家爱尔兰常备军遂被解散。新芬党派出了阿瑟·格里菲斯和米歇尔·科伦斯两人与以劳埃德·乔治和温斯顿·丘吉尔为代表的帝国政府谈判。双方达成的《英爱条约》草案虽然允诺爱尔兰独立，但前提是她必须作为自治领留在帝国政治版图之内。然而，这一方案却遭到了主张爱尔兰完全独立的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于是爱尔兰共和军中支持和反对英爱条约的两派又爆发了内战。[11]

《英爱条约》缔约双方签名页

安德森夫妇回到家乡沃特福德时，发现与英国政府合作的“新国家”机构已经被共和党人控制。在领导者林奇的命令下，共和主义者的军队接连烧毁了数百处象征盎格鲁－爱尔兰土地贵族优先权的乡间别墅[12]，就连推荐西·安德森远赴中国海关谋职的叔父也要被逐出爱尔兰。我们知道，安德森家族就是被共和主义者视为侵略者的盎格鲁－爱尔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信奉新教、拥护联合的王权主义者。一贯同情新芬党的西·安德森，在危及家族利益之时仍然在为爱尔兰独立运动辩护，难怪佩里会用“爆炸性的”（“Belated”：360）这个词汇来形容当时的家庭气氛。

一个盎格鲁－爱尔兰人和土生土长的爱尔兰人组成的家庭内部，父辈和子女在族群认同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前者效忠于英帝国的主权者乔治五世[13]，后者支持新芬党主张的爱尔兰民族自决权[14]。本·安德森说：“我祖父的世系，即‘盎格鲁－爱尔兰人’，与我祖母的几乎相反，它指的是十七世纪苏格兰和英格兰侵略者的后裔，他们夺取了爱尔兰本地人的土地并作为地方上的土地贵族定居在这里，经过数代之后感觉自己就是爱尔兰人了。”（Life：11）本·安德森如此轻描淡写地掩盖了家族两代人之间在族群认同上的差异和冲突，这的确令人感到十分吃惊。西·安德森的身上似乎体现了《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提出的现代民族主义形成的核心过程，即，将爱尔兰民族想象成为一个有限的民族主权者，它摧毁了欧洲十八世纪主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即“神授的、等级制的王朝国家”[15]所奉行的君主制。本·安德森认为，一种本雅明所说的“同质的和空洞的时间”取代了中世纪源自《圣经》的“同时性”的时间观念，它促进了现代民族意识的形成，民族主义主体跨越了世代、时间和历史将民族想象成一个政治共同体（seeImagined：24）。受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Turner）启发，本·安德森试图以中世纪的宗教实践活动——朝圣——来解释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共同体观念和“同时性”意识的形成：共同的祈祷、共同的手势和共同的虔诚让他们从心底里发出了“我们都是穆斯林”（Imagined：54）的呼声，在这一宗教共同体当中，地域、文化、语言、族群的差异被瞬间克服了。然而，上述差异并没有永远消失，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受到了某种权力结构的压抑，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发生某种程度上可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被压抑者复归的过程。推动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是爱尔兰当地人对以安德森家族为代表的盎格鲁－爱尔兰土地贵族的敌意和反抗。对此，乔纳森·卡勒评论道，分清敌友这样一个被卡尔·施米特视为核心的政治议题才是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前提。[16]本文认为，与本·安德森突出民族主义形成当中的想象的、因而是被制造出来的共同性不同，一种“在差异中”的存在感才是激发民族主义想象的心理基础。然而，需要马上予以补充的是，所谓的“在差异中”之人绝非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不断被（自己）编织进由传统、文化和政治因素组成的复杂网络当中的人。

对西·安德森而言，槟榔屿/中国/爱尔兰构成的地域、历史和文化差异塑造了他与欧洲人和大英帝国公民、中国人的差异，甚至也造成了他与那些感觉上是爱尔兰人而实际上却被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视为侵略者和敌人的父辈们的不同。当西·安德森一家在1942年返回沃特福德生活时，其爱尔兰族群身份在新兴的爱尔兰国家遭到了周围邻居们的质疑，他们被认为是“势利鬼、半英国人和新教徒”，这种“宗教、阶级和种族偏见”引起的仇恨超出了学生时代的本尼迪克特的理解能力（seeLife：19）。如何思考上述差异？如何承受、克服而非压制差异，从而走向一种共同的生活？假如任凭种种差异作为符号运动存在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和外部，继而蜕变成德里达的“延异”[17]（différance）那样无限自我衍生和复制的过程，那么包括民族在内的任何层级意义上的共同体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生活均会走向瓦解。[18]

赫德出生于爱尔兰北部的阿尔斯特省阿玛郡波塘镇，与安德森的故乡沃特福德不同，这里的人们普遍信仰新教，政治态度亲英，与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对立的联合主义者大多来自这个地方。理查德·奥利瑞在研究了赫德身后留下的大量日记和书信之后认为，赫德在阿尔斯特、爱尔兰、英格兰、不列颠四重民族身份之间并行无碍、绝无冲突。在这位研究者看来，赫德赞成由大英帝国承担管理中国海关的权力，但反感其前任李泰国等英国外交官对中国人的粗鲁做法；他悉心考虑大英帝国的利益，同时又不愿伤害中国政府的尊严；他像普通爱尔兰人一样看重家庭的价值，偏爱甚至热衷于资助爱尔兰的亲友，积极在家乡谋求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又支持大英帝国加强对爱尔兰的统治，正是这种跨国家/民族的多侧面的认同方式成就了赫德在中国的事业。[19]

在1854年10月的一则日记中，赫德写道：“我是爱尔兰人——无论内心和灵魂都是爱尔兰人，然而我并不为离开祖国而哀叹。”（“Ｒobert”：590）作为典型的新教爱尔兰人，赫德对爱尔兰民族主义始终持批判的态度。在1885年威斯敏斯特选举之后，赫德在日记中说，“假如自由人士和保守人士再不一起努力将爱尔兰留在不列颠之内的话，我担心爱尔兰会迎来一个糟糕的局面”（“Ｒobert”：595）。显而易见，他主张大英帝国应当从立法层面加强对爱尔兰的控制，相信这会比谋求爱尔兰从英帝国分离出去更有益处。因此，他更看重自己的祖辈作为大英帝国殖民者的优越地位，甚至编造子虚乌有的家史，谎称其父系先祖就是十七世纪征服爱尔兰的威廉三世麾下的所谓“赫德上校”，后者在战争得胜后被赏赐了一块位于克里莫利亚特的田产，从此成为地方上的土地贵族（see“Ｒobert”：59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盎格鲁－爱尔兰人的后裔西·安德森成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相反，一个世代居住在爱尔兰的人却把自己想象和装扮成外来殖民者的后裔。

赫德从中学时期开始就酷爱阅读古希腊、罗马、英国和欧洲文学，尤其钟情于英语诗歌和爱默生的散文。1867年，也就是赫德进入中国的第13个年头，在致友人德鲁的一封信中，他抄录了朗费罗诗作《圣·奥古斯丁的阶梯》中的一节：“我们没有翅膀，/我们不能腾落/然而我们有双脚可以拾阶爬升，/慢慢地，一点点地，/接近我们时代高耸云端的巅峰。”或许出自赫德本人谦逊的性情，他把诗节的最后一句修改成“因此，学会劳作和等待”。这个修改显然是在勉励自己的同胞和乡谊（即诗中的“我们”）共同投身于在中国的事业，然而，收信者非但不知原作乃朗费罗的手笔，还把它们看作鹭宾（赫德仿照中国方式给自己起的字）对中国表达的忠诚，并试图以赫德对中国表现出的某种表面上的、值得怀疑的忠诚姿态来掩盖他作为一个大英帝国官僚内心深处的个人职业追求。[20]在亲侄女朱丽特·安格联（第四任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妻子）的眼里，赫德以谦逊的姿态、勤勉的工作和乐于助人的情怀成为“为世人尊敬和爱慕”的伟人。[21]安格联夫人将叔父辉煌的一生精心编排成了一部“罗曼司”，在这部精心结撰的伟人传末尾，她怀着一种无法按捺的心情透露了主人公获取巨大成功的秘密。与德鲁一样，她似乎误以为下面这些为赫德所崇敬的歌德的诗句出自其叔父本人之手：“假如你今天尽了自己的职责，/你就清除了明日驻足的障碍，/无论乌云如何遮挡明日的太阳，/你也不会想念那些孤独的日子。”（Ｒomance：256）赫德将摘录诗句的纸条放置在常年伏案工作的办公桌上，而亲手补写的日期——“1854—1908”——似乎表明它们可以被看作是对摘录者全部中国经历的总结。自1900年以来，赫德因未能成功说服清廷和西方列强放弃争端从而避免庚子之乱的发生而备受中外人士的共同批评；同时随着总税务司署的主管部门由外务部转为税务局，赫德及海关总税务司署在外交方面的地位也明显下降。1908年，已经步入晚年的赫德打算就此离开北京返回英国，歌德的诗句恰如其分地表露出了他此刻的失意心情，这是一种彻底摆脱了繁重的行政工作，置身于英中官员双重身份之外的孤独心境。

49年之前，也就是1859年5月，赫德接受两广总督劳崇光和李泰国的邀请进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同时辞去了英国领事馆的职务，并被告诫一旦从此离开就意味着今后不能再随意返回英国外交部（seeＲomance：52）。然而威妥玛退休之后，赫德于1885年5月意外地接到了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的邀请，拟任命他为英国驻中国和朝鲜公使。一方面，赫德为自己能够在时隔26年之后重返英国外交部而感到无上荣幸，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忧一旦去职可能会导致自己苦心经营的总税务司署的状况迅速恶化，而且失去这份肥差之后个人收入会大幅下降，总之，种种顾虑使得赫德在是否接受英国政府任命的问题上犹豫不决长达四月之久。1885年8月底，他终于做出了拒绝英国外交部任命的决定。在致英国外交部官员的公函中，他首先表示能够得到女王陛下和格兰维尔勋爵的垂青是“无上和绝无仅有的荣耀”，然后详陈了自己婉拒任命的个中理由。一方面，他确信卸任总税务司之职定会导致该机构领导权的旁落，从而严重损伤英国的商业利益和中英两国的关系，相反，如若能够继续留任现职，他就能对总税务司署的未来施加有益的影响，并使之在一个广泛的基础上更加稳固，这必将加强中英关系，促进英国在华利益的顺利实现；另一方面，即便接受任命本身的确能够为英国带来益处，那么这也将因总税务司署领导权的旁落以致解体或者由此产生的对英国的敌意而被抵消，因此“首要的问题是要把［海关的］领导权保留在英国手里”[22]，改善和提高对中国各项事业的管理。

至于这位英国殖民官员究竟在何等程度上认同中国，可以从1902年他最后一次觐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说起，赫德的侄女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幕。庚子之乱后，中外舆论不断指责赫德未能履行说客的职责，总税务司署的地位也有所削弱，此时赫德心灰意冷，请求辞去总税务司之职并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就在他准备离京归国之际，慈禧太后要求召见他。一位官员引领赫德走过紫禁城里的层层宫殿来到太后和皇帝面前。觐见大厅并不大，甚至有些逼仄和空落，“没有椅子，没有茶盘，除了房顶上美丽的绘画和大门上精致的木雕之外什么装饰也没有”（Ｒomance：241）。

慈禧太后

光绪帝

当赫德向两位主权者例行公事之后，慈禧太后谈起了他未来的伦敦之行，并略带羞愧地说自己一生中虽然仅有一次旅行（也就是1900年逃往西安的那次），但从此喜欢上了旅行和观赏新奇的东西。接着慈禧向赫德道了别，末了她对赫德说：“我们为你挑选了一个念想儿。”安格联夫人评论道，太后在此没有用官方的正式用语——“礼物”，而是选用“念想儿”一词来表达朋友间的亲密关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此刻的赫德并没有表现出丝毫欣喜，反而应之以毫无奉承之意的沉默。当陪同他的官员以略带生气的口吻催促他行叩拜谢恩之礼时，赫德方才“嗫嗫嚅嚅地吐出了毫无通常那种华丽色彩的一声‘谢谢您’”，那位官员见状赶紧屈膝跪下以便让赫德表达谢意的方式显得更为优雅一些。安格联夫人继续描述道：“觐见就此结束。皇帝和太后的表情好似佛陀般木然，任凭总税务司默默离开，仿佛他们完全忘记了他的存在。这就是中国区分朋友和主权者关系的方法。”（Ｒomance：241）虽然慈禧用“念想儿”来告别即将离去的“朋友”，但等到觐见结束表现主权国家告别“下属官员”时，皇帝和太后却不会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方式相混淆。而赫德面对慈禧太后的赏赐无动于衷，也让我们想起了他在1885年5月2日接到维多利亚女王任命时内心感受到的“无上和绝无仅有的荣耀”[23]。觐见大厅里没有安排座椅，赫德似乎只能行磕头跪拜的宫廷礼仪。然而，在得到慈禧赏赐的那一刻，表情木然的赫德也一定想起了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时遭到的冒犯和羞辱[24]，想起了17年前维多利亚女王对他的赞赏和“恩宠”。赫德之所以花费重金在家乡购置田产，甚至不惜伪造家谱，原因就在于他十分渴望进入英国的贵族阶层。英国在八国联军抢劫北京城事件中一雪百年的外交耻辱，这不仅符合赫德一贯欲以作为英帝国前哨的海关总税务司署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思想，而且更强烈地激发起他围绕维多利亚女王（肯定）和慈禧太后（否定）的“主权欲望”、“主权思考”和“主权想象”。[25]

在笔者看来，赫德的态度并非出于安格联夫人所称颂的谦恭性格，在这个特定的礼仪实践场所，它只能被解读为赫德既不愿接受一个异国主权者的赏赐，也不愿意视之为朋友间的馈赠，因为其中缺乏的是对等关系，这是相同社会阶层之间进行交往的必要前提。1877年，赫德在写给金登干的信中提到一件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远在爱尔兰的赫德夫人率先登门拜访了威妥玛和阿礼国夫人，但后者却没有报之以礼貌性的回访，在赫德看来，这是对自己社会阶层的“鄙视”（“Ｒobert”：597）和拒绝。紫禁城里觐见双方的那种漠然态度实际上表征的正是不平等的主权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两个主权间的距离。正如刘禾所说，殖民主体“不可能生活在一种暧昧或者混杂的神话状态当中，除非他拒绝或者不愿意面对那种［主权］欲望。主权欲望的世界公民主义式的升华绝不能脱离国家/民族”[26]。这个论断同样也适用于赫德和西·安德森：两者均为供职于清朝政府的爱尔兰人，都是能够用中英两种语言交流的双语者，他们无疑都拥有不同程度的国际性，然而他们对待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这个事实提醒我们，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远非对共同性的想象，而是根植于地域、历史、政治、文化、宗教、种族乃至人生境遇的差异之中，并伴随着各自不同的政治想象和主权（君主主权和人民主权）想象。

#02

本·安德森的一生也像他的父亲西·安德森一样处在不断的游历当中：1936年出生于昆明，1941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随父母前往加利福尼亚，1945年回到爱尔兰，1957年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毕业后，远赴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康奈尔大学从事印度尼西亚研究。自1961起，他先后四次亲赴印尼进行田野调查（1961—1964，1967，1968，1972）。1972年，因“康奈尔文件”[27]的意外泄露，本·安德森被苏哈托领导的印尼政府禁止入境，直至1998年后者下台后，他才有机会再次访问这个国家。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本·安德森不得不辗转于菲律宾、泰国和美国之间进行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工作。与西·安德森相比，这位《想象的共同体》作者的身份认同尤为复杂，他“出生在中国，在三个国家长大，说话带着过时的英国口音，持爱尔兰护照，居住在美国却从事东南亚研究”[28]。不断面临陌生成长环境的经历使本·安德森对身处其中的种种差异非常敏感，少年时代在家乡沃特福德遭到邻居们的讥讽和凌辱便让他真实地感受到了爱尔兰民族独立之后社会上依旧存在的宗教和种族偏见。1956年，在剑桥大学的一场由苏伊士运河危机引发的小规模抗议活动中，本·安德森目睹了出身英国上层社会的学生对来自前殖民地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同学们的鄙视、谩骂和欺侮（seeLanguage：1），由此，他将对英帝国殖民主义的道德义愤带入了日后的学术研究当中。

《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  [美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原作名: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译者: 吴叡人 
出版年: 2016-8

1990年，本·安德森在回首自己从事东南亚研究的历程时说，30年前当他第一次踏上印度尼西亚土地之时，他从“模糊”的左派立场出发由衷地赞赏苏加诺将军的民粹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便在1964年2月印尼面临严重大饥荒之际，这位印尼民族主义英雄也敢于对美国许诺的经济援助不屑一顾，甚至在公开场合对时任美国大使霍华德·琼斯说“去你的援助!”[29]。当时，尽管预感到一场席卷印尼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即将爆发，但对传统爪哇的“甘美兰音乐、民间戏剧、哇扬皮影偶戏、宫廷舞蹈、土匪传说和魔术等等”文化形式的迷恋依旧让本·安德森对这个新兴民族国家内部强劲的文化动力做出了非常乐观的判断：造就印尼当下“美好时代”的原因是其政治与文化的分离（seeLanguage：10），传统的爪哇文化一定能够帮助印尼度过“指导民主制”[30]带来的社会危机。然而，就在本·安德森结束在印尼的三年新奇而愉悦的生活途经荷兰返回康奈尔大学准备撰写博士论文之际，东南亚地区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于是一段对安德森而言的“美好岁月几乎从此逝去”（Language：6）。

1965年2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借口“东京湾事件”大举入侵越南；10月1日清晨，七位印尼军队高级将领突然在雅加达附近的哈利姆空军基地遭到杀害，尸首被投进了深井。随后，苏加诺总统卫队陆军上校翁东通过国家电视台宣布挫败了一场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暗中指使、旨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九三零运动”。数小时后，苏哈托将军的“战略预备部队”迅速接过了陆军的指挥权，并在第二天肃清了参与“九三零运动”的部队。事件发生后，苏哈托及效忠于他的军方一直宣称“九三零运动”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一场旨在推翻苏加诺总统的阴谋政变。在接下来的数月间，印尼共产党员以及同情共产党的左翼人士约五十万人纷纷遭到印尼军队和警察的血腥屠杀。1966年3月，苏加诺总统被剥夺了实权，1968年苏哈托正式就任印尼总统。[31]

印尼总统苏加诺

九三零运动”仿佛一块从天而降的巨石击碎了本·安德森对印尼民族主义道路的未来抱有的美好想象。他的导师、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专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乔治·卡辛曾在爪哇中部的日惹亲历过1948年印尼反抗荷兰殖民者的民族独立革命[32]，深刻同情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事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在东南亚地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学者，卡辛对印尼民族主义的同情缘于他有意和无意地带入了1770年代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帝国统治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验，以浪漫主义的方式将东南亚国家的近代历史按照西方近代线性历史发展的模式划分为传统社会、殖民统治、对民族主义的反应和民族独立几个阶段，并通过在这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为自己确定位置和角色的方式将自己由“偶然的参与者”转变为“积极的参与者”。[33]本·安德森接续了卡辛兼有学者和政治参与者的双重角色，在他看来，越南、印尼、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泰国和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松散地联结起来，构成了一条被称为民族主义的线条，这条长长的线条跨越欧亚大陆，一直延伸到自己的家乡爱尔兰。他认为这些国家在共同经历了漫长而残酷的斗争过程后，从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中挣脱了出来，“她有权成为自己所是的东西”（Language：7）。这种情感和心理现象可称为“跨民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情感认同”，它让本·安德森不再把印度尼西亚视为一个他者，相反，她俨然变成了这位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后裔口中念念不忘的“我们的国家”：

我的情感和政治教义进入了我的工作当中……我发现自己变成了某种类型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爪哇）民族主义者。一些富有攻击性的美国官员明显鄙视印度尼西亚人，不愿意留给苏加诺足够的时间，并且反对印尼共产党的政策，每当看到他们这样做时，我都会感到愤怒，以至于当苏加诺愤怒地喊出“去你的援助”的反美话语时，我好像感到了一丝兴奋。[34]

本·安德森的这种“跨民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情感认同”甚至使被殖民者的形象越过了与其敌对方——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平衡点，扭转了萨义德意义上的东方主义，成为一种“颠倒的东方主义”（Language：7）。

萨义德

几乎就在这场政变发生的同一时间，本·安德森和他的同事鲁斯·迈克威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在研究生助理弗里德里克·布鲁奈尔的协助下，对此展开了研究。他们翻阅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二十多种在雅加达和外省出版的报纸，并与在印尼国内的朋友们进行了频繁的交流，在很短的时间内撰写了一份临时性的分析报告。两位作者认为，本次政变是出身于爪哇中部的蒂博尼哥罗营的一小群军官对高居军队上层的七位将军的腐化生活方式不满而引发的“军队内部事件”，他们试图借削弱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产党权威的方式夺取国家领导权。在这一权力斗争背后隐藏的是印尼社会自1950年独立以来左与右、伊斯兰与共产主义、地主与无产者、伊斯兰内部诸教派以及市民与农民之间长期积累的“敌意和仇恨”。[35]与官方公开宣称印尼共产党是政变幕后主使的结论不同，本·安德森和迈克威认为艾迪领导的印尼共产党既没有动机，也没有主动参与筹划和实际卷入政变之中。[36]由于这是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得出的初步研究结论，加上印尼国内对左翼人士的屠杀尚未结束，为了保护远在那里的康奈尔大学的学生，这篇标为“保密，不得外传和复制”的报告最初仅在二十余位作者的朋友、同事和康奈尔大学研究生之间传阅。然而不幸的是，这些文件中至少有一份被复制和传播，随后通过《华盛顿邮报》泄露到外界，不仅引起了印尼政府和支持苏哈托右翼政权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不满从而导致本·安德森本人和乔治·卡辛被禁止进入印尼多年，而且还引发了处于冷战状态中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知识分子之间的左右之争，最终演变成轰动一时的所谓“康奈尔文件”事件。“康奈尔文件”挑战了奠定苏哈托“新秩序”体制的神话——苏哈托试图将自己打扮成挫败“九三零集团”（军方故意将他们定性为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和印尼共产党企图推翻苏加诺总统阴谋的民族英雄，也深刻影响了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思想生活，它所造成的政治影响是二十世纪其他事件难于比拟的。[37]

本·安德森根据自小耳濡目染的爱尔兰民族革命的悠久传统和切身经验，在其“跨民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情感认同”之下自然而然地将1945—1950年间印度尼西亚的历史简单想象为一段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在他看来，印尼与爱尔兰民族同样经历了艰苦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并最终赢得了胜利，而受到民族革命洗礼的印尼必将与自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欧洲和美洲发生的所有民族革命一样，发生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在美好的六十年代，本·安德森似乎看到了这个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尽管在苏加诺统治后期印尼社会普遍存在的政党纷争、族群冲突、经济萧条和官员腐败等等现象预示了一场深刻的政治危机的到来。本·安德森的合作者迈克威在纪念文章中说，本·安德森1957年来康奈尔大学是为了“寻找革命”[38]，当然他并非要颠覆现存的制度，而是试图寻找导致一个像大英帝国如此庞大的殖民体系最终崩溃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因素。爱尔兰在1922年宣布独立之后，支持英爱联邦和爱尔兰独立建国的两派之间也曾爆发过激烈的内战，但是当时的印尼却是一个拥有全部主权的新型民族国家，如何解释这个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残杀？“康奈尔文件”作者认定印尼政治悲剧的原因就在于军人独立于政府之外，国家权力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而两种现象均根植于爪哇的文化传统当中。本·安德森并没有采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路径，将印尼的民族革命和政治悲剧归为国内阶级利益的冲突；在他看来，激烈的政治变革恰恰体现了爪哇传统文化的连续性，革命没有打断爪哇的文化传统，相反，它以激进的方式回归了与它同质的文化传统。换言之，民族革命是保持爪哇文化统一性和连续性即印尼民族主义的工具而非相反。在拓展自己的博士论文《青年革命：1945—1946年的印度尼西亚政治》时，安德森首次发现了推动印尼革命的根本动力——民族主义。[39]人类学家西格尔观察到，在印尼1965—1966年政变之后，本·安德森为了投入民族主义的研究显然“将革命放到了一边”[40]。如果说“康奈尔文件”着重在政治层面分析了由政党、教派、军人和政府组成的国家权力网络，那么在此之后，特别是在遭到苏哈托政府“放逐”之后，本·安德森的目光逐渐下移，转而效仿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P.汤普森、乔治·卢迪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开始讲述印度尼西亚“从底层来的历史”[41]。新故事的主人公将不再是苏加诺、哈达、萨赫利尔和苏哈托等民族英雄与政治精英，而是来自爪哇社会中在政治态度上非常激进的青年阶层。在本·安德森看来，青年群体的文化选择才是印尼革命和民族主义的真正来源，用他自己的话说，“青年本身是传统爪哇社会的一个本质的范畴，爪哇文化赋予其一种风格和自身意义”（Java：2）。

根据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对爪哇传统家庭结构的研究，本·安德森将传统爪哇成年男性的人生轨迹划分为四个阶段：童年、青年、成熟期和老年。爪哇儿童从出生起就在父母和宗亲的照料下生活，他们对长辈保持着严格的敬畏和顺从，直到行割礼之后，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爪哇男人或者穆斯林。自从进入青年期，他们便纷纷走出家门，寻找能够传授自己智慧和知识的“古鲁”（教师）。本·安德森依据另一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提出的“过渡礼仪”理论，将这段“既非男孩也尚未成为人父”，即介于前后两种不同人生状态之间的青年期，命名为“过渡期或临界期”（seeJava：4）。处于过渡期的爪哇青年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分离（家庭和社会）、集中（寄宿学校）和预备（进入社会）这三个环节构成的过程。古鲁要么是巫师、拳师或是怀揣防身秘籍的高人，要么就是伊斯兰教士，他们为登门求教的学生提供衣食，并与之朝夕相处。作为回报，青年人对古鲁言听计从，并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从事农耕或者完成其他任务。位于偏僻乡村的伊斯兰寄宿学校一方面使青年人脱离了家庭和牢固的社会结构，产生了一种轻松、自由和漂浮的感觉和宗教意识；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环境也促使青年人产生了稳固的共同体意识和集体认同，逐渐形成了“单纯、互助、团结和无私的真诚”的价值观，而伊斯兰教义又恰逢其时地点燃了他们的生活热情（seeJava：5－7）。于是，由单一男性构成的、唯巫师之命是从的青年组织形式贯穿了整个爪哇岛的历史，“传统爪哇文化所包含的乌托邦的、崇尚意志的和超越性的因素通过这些组织吸引了大批热情的成员”（Java：9）。在和平时期，乌托邦的因素塑造了青年人的内心世界，“无论它体现为通过学习、禁欲和祈祷的方式去寻找绝对的东西，还是通过身体和巫术的磨炼去追求权力”；在危机时期，“乌托邦精神则呈现出某种外在的面目，这是对社会分裂和自然灾害做出的反应，它们在传统上被视为预示王朝衰落和宇宙秩序发生危机的可见信号”（Java：9）。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伊斯兰寄宿学校的学生们往往能够挺身而出成为新王朝继承人的支持者、宗教兄弟之情的宣传者，甚至成为将巫术与宗教汇于一身的劫匪。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爪哇历史上多起农民叛乱的领导者都出自这个青年群体。每当印尼社会遭到外力压迫而陷入分崩离析之时，寄宿学校这一爪哇青年的特殊组织必然会迸发出强大的生命活力。于是，“社会变成一所巨大的寄宿学校，寄宿学校的生活方式成了规范和必要”（Java：10）。在本·安德森眼里，爪哇青年是印尼社会应对危机所必需的超越性精神动力。

1942年3月，日本打败荷兰占领印尼之后，大肆掠夺当地的原材料以补充日益吃紧的军需，强迫征用印尼劳动力进行大规模工业生产，致使印尼的经济尤其是港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为了增加税收并加强与本地人的合作，日本殖民当局将印尼的乡绅和城市精英逐步吸收为高人一等的殖民官员，加剧了后者同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印尼传统的社会结构因此难以为继。日本当局还禁止任何类型的学校使用荷兰语教材和荷兰语教学，爪哇的高等教育也由此陷入停滞。失去继续接受教育机会的青年学生要么返回家乡，要么进入日本人的军政府，大多数在殖民政府的宣传部谋职，只有少数经济状况不错的人才退隐到私人领域，会见朋友、讨论自己的现实和未来，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地下抵抗组织的成员。本·安德森声称，学校教育和事业道路的中断使青年人进入了一个“撤退和自我准备的时期”，“意外爆发的战争为那些［接受西式］教育偏离传统文化领域的少数青年人创造出一种向传统文化复归的复杂体验”（Java：20）。日据时期，尽管传统爪哇青年教育机构被纷纷关闭，但是日本殖民政府在1943年10月建立的“卫国志愿军”（Peta）对印尼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即将爆发的独立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爪哇各地征召而来的青年人按行政区划组成连队，负责保卫该地区不被盟军攻占。连队的初级军官往往从中学教师、官员和伊斯兰显贵中选拔，他们必须在“青年军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武士道精神的培养，对士兵担负起道德上的引导和监督责任。“青年军校”与伊斯兰寄宿学校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但是增加了保卫祖国的现代内容，“卫国志愿军的生活经验和该机构提供的意识形态训练，创造并加强了成员们的民族主义政治意识”（Java：22）。类似的青年政治和军事组织还有1943年4月由日本军政府建立的“青年军”、1944年1月建立的爪哇圣公会以及苏加诺领导的“先锋队”（Barisan Pelopor）等等。本·安德森分析道，诸如此类的青年组织均是印尼社会危机的产物，其成员们的行为方式脱离了传统社会为其规定的人生轨迹，这些相似的创造是为了一个即将到来的历史时刻，后者的意义就是“民族的命运”（Java：30）。他继续补充说，这种经验及其意义绝非仅限于该组织内部成员，而是穿越由朋友和乡亲构成的巨大信息网络，通过帮派、足球赛和学校教育的方式传播开来：“在日本占领末期，［一种期待和准备的感觉］就像一架巨大的引擎被愈加猛烈地加速，但是尚未合上齿轮。”（Java：31）

在这里，本·安德森并没有像传统民族主义理论家那样，将印尼民族主义的产生简单地看作由西方发明的启蒙理念通过荷兰殖民教育手段传播到印尼使然，而是认为与荷兰迥然不同的日本殖民主义风格的“召唤”（see Java：32）使爪哇传统青年文化将自身转化为政治现实。日本军人强调东方人的内在精神和纪律规训高于西方的技术和物质手段，在印尼传统文化中，这种精神力量被认为是来源于宇宙的能量，后者“只有通过禁欲的洁净和精神的规训才能被集中和汇聚起来”（Java：33）。同时，强调精神力量也意味着对“西方理性算计的鄙视”和对东方文化中“顿悟”的高扬（see Java：34）。日本殖民统治激活了爪哇或者印尼的文化传统，在爪哇的青年人看来，只有放弃西方价值，回归印尼文化传统，才能使本民族重获新生：“只有哇扬皮影偶戏、武士和骑士、无私和勇气才是社会幸福和繁荣的保障。”（Java：34）

因此，本·安德森认为，印尼的民族革命与其说是一场革命，不如说是爪哇传统力量借用政治革命的手段进行的文化复辟，以激进的保守方式维护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印尼民族主义的根本特征。1944年9月，日本已经预料到战败的危险，为了不使印尼再度落入盟军和前殖民者荷兰人手中，并继续推动“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战略，内阁总理小矶国昭在帝国议会提出，“东印度地区”未来将被“给予”独立。自此之后，在殖民地后方的农民和学生抵抗运动此起彼伏，与这批人以公开的方式向日本占领军展示敌意不同，居住在雅加达的受教育青年市民选择了地下斗争的方式以防遭到日本宪兵队的迫害。从事地下抵抗运动的青年人主要来自三个阵营：其一是在苏丹·萨赫利尔的影响下形成的医学院学塾，其成员接受荷兰殖民教育，政治态度上倾向于社会民主观念，拒绝与日本殖民政府合作，主张与之进行公开的斗争；其二是在日本军政府宣传部供职的印尼人组成的“印度尼西亚新一代学塾”，其领袖人物是哈伊尔·萨勒和苏卡尼。在日本激进民族主义者清水均的教导下，这个学塾接受了高强度的民族主义教育，苏加诺和哈达等著名民族主义政治家先后在这里发表过讲演；第三个也是最富有争议的阵营就是由设在雅加达的日本海军联络办公室负责人前田精建立的“印尼独立养正塾”。1962年4月，本·安德森曾经面对面地采访过这位据说是“非常坦诚的”（Life：61）前日本海军少将。前田精回忆道，建立这个学塾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印尼缺乏强有力领导者的不足，为此，他常常邀请那些著名的民族主义政治家讲演，其中甚至还包括始终坚持不与日本殖民者合作的萨赫利尔，后者怀疑前田精筹办“印尼独立养正塾”的目的是培养渗透分子进入共产主义和亲共产主义的地下抵抗组织内部，借机将他们分化为亲斯大林派和更加倾向于民族主义的共产主义两派（see Java：45）。曾经在东南亚参加过盟军作战的卡辛认为，前田精等日本殖民官员同情和支持印尼民族主义运动是出于一种精明的政治利益计算：在二战末期，这些非常讲究现实策略的日本军官预料到无论日本还是英美盟军都会败于强大的苏联，将来日本或许只能与苏联合作，那么假如自己的国家能够以一种反西方甚至是支持共产主义的姿态在东南亚这个战略中心培养起新一代的领导者，势必会从中获益。[42]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本·安德森既否认了萨赫利尔对前田少将的指控，也反对其导师卡辛提供的上述解释，而是坚持肯定以前田精为首的日本海军官员对印尼民族主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事出真诚。在二战后期崛起的印尼领导者当中，认同前田精真诚支持印尼革命的人，既有一贯主张在日本与英美之间谋求政治平衡的哈达，又有持单纯民族主义态度的亚当·马利克，还有亲苏联的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魏卡纳，后者直到1962年受访时依然未改变这一态度（see Java：46）。卡辛在1952年出版的《印尼民族主义与革命》一书中提到，哈达认为前田精和他的海军武官府在处理自己的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问题上都秉持一种“非常进步的方式”。他继续说，与前田精等人关系密切的一些印尼知识分子吃惊地发现这些日本军官拥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相信他们都是具有“国际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者”，有迹象表明他们暗中支持了印尼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思想家谭·马拉卡。[43]

1921年，马拉卡曾经短暂地加入过印尼共产党，不久就因反对该党制定的立即发动革命的策略而退党。第二年，他在流亡荷兰期间加入荷兰共产党，计划利用议会政治平台为自己的家乡谋求独立地位。此后，马拉卡继续流亡于柏林、莫斯科、广州、新加坡、德里、马尼拉、曼谷、上海等欧亚各地。1942年4月，马拉卡结束流亡生活回到雅加达，开始召集自己的学生和年轻一代展开反对英国军队占领印尼的斗争。1922年，马拉卡曾与印度革命者M.N.罗伊、越南共产主义者胡志明等亚洲革命者共同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驻东南亚代表。在长期的流亡生涯中，马拉卡在东南亚、南亚和东亚地区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和政治影响。[44]马拉卡思想中的反西方和追求泛亚主义团结的色彩与日本试图扮演亚洲解放者的角色及其谋求“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战略从外表上看确有吻合之处，因此他极易被日本殖民当局所利用。卡辛猜测，尽管人们并不认为马拉卡会为了日本和苏联牺牲印尼的民族利益，但日军或许使他相信了日本人对印尼民族事业的支持是出于诚恳的态度。[44]本·安德森则在第一篇学术论文《日本乃亚洲之光》中得意地宣称自己比前一代印尼学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日据时期的复杂性，既看到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残酷性，同时又宣称：“如若不承认日本的贡献，那么印度尼西亚革命便不可理解。”（Life：64）

然而，本·安德森之所以如此看重日本殖民政府在印尼民族独立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源于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国际左翼政治状况的错位想象。在本·安德森眼里，马拉卡、魏卡纳、哈达和马利克等印尼民族主义者与前田精等日本海军军官的合作基于前者相信这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秉承着国际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的处事原则，双方的合作实质是（殖民地的）“温和共产主义者”、印尼独立运动的领导者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将印尼、缅甸、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重新纳入日本帝国的殖民主义体系，从而主张系统性地“解放亚洲”（Life：64）的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合作。在“康奈尔文件”中，本·安德森对印尼共产党的同情和悲悼之情溢于言表，以至于在证据显然不足的情况下首先排除了印尼共产党的主谋嫌疑，这种受制于同情的“偏袒”行为受到康奈尔大学校友、与本·安德森过从密切的另一位犹太裔印尼学家赫尔伯·菲斯的质疑。本·安德森在愤怒之余，直斥菲斯是在为苏哈托的纳粹行为辩护，这一毫无根据的指责给后者带来了极大的侮辱和伤害。[45]在这里，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直活跃在本·安德森头脑当中的“比较的幽灵”[46]再度作祟，在“跨民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情感认同”作用之下，他忽视了被殖民者和殖民地臣民/公民围绕各自主权的想象，忽视了日本殖民统治在印尼和东南亚人民心目当中的残酷形象及其带来的内心创伤。

1942年8月，在占领印尼后不久，日本南方军第16军司令部颁布命令，禁止印尼当地人组织一切政治活动。另一方面，为了缓解紧张的政治气氛，排解民众的政治热情，军政府发起了一场“三A运动”，其目的是汇聚全民力量消除西方的危险影响，保护“东方精神”不受荷兰旧殖民主义的玷污，极力灌输“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日本乃亚洲母亲”的亚洲优先观念，动员普通民众支持日本发起的太平洋战争，促使印尼在文化和精神上融入日本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并露骨地宣称“日本乃亚洲之领导者，日本乃亚洲之保护者，日本乃亚洲之光”[47]。随着太平洋战争进入紧迫阶段，日本朝野认识到必须尽快和尽可能地取得印尼本地人提供的物力和人力帮助才能维持战事不败。然而不久之后，时任内阁首相的东条英机在日本第82届国会发表讲演，在许诺给予缅甸和菲律宾独立的同时，却只允许“爪哇人参与政府”，这些内容还“被包裹上日本慷慨大方的外衣，仿佛再也没有其他迫使日出之国显示仁慈的理由了”（Japan’s：215）。然而日本人的慷慨却是有限的，在日本殖民政府看来，允许印尼人参与政府、成立顾问会议的举措已经让他们在民族独立的路线上走得太远了。1943年11月5—6日，“大东亚会议”在东京召开。印尼非但没有受到邀请，其独立的议题也根本没有被列入会议日程。会议号召日本与伪满洲国、中国、菲律宾、泰国和缅甸这些独立国家彼此承认各自的自主权、致力于消除种族差异，并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框架下展开国际合作。直到十天之后，即11月15日，日本殖民政府才迫于战争的不利局势，为了消除印尼人的失望情绪，派出了苏加诺、哈达等三人组成的“中央顾问会议”代表团前往东京。然而，东条英机既没有答应印尼代表的独立要求，也不允许他们吟唱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悬挂红白相间的印尼国旗，更没有允许苏加诺等人会见任何一位参加“大东亚会议”的其他独立国家代表。在日本占领军司令部的要求下，苏加诺一行三人代表印尼人觐见了裕仁天皇，向他表达了印尼人的谢意。回国之后，苏加诺又在日本人的授意下通过媒体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天皇陛下同意接见我们，并允许我们向他当面表达谢意。不仅如此，我们还受到了身着盛装的陛下的接待。我们无法用言辞表达对这份荣耀的感激之情。然而，我们得到的全部荣耀，在我们看来应当主要归功于爪哇的印尼人民。”（Japan’s：219）胁迫一位殖民地领袖向宗主国主权者裕仁天皇行臣子之礼，这符合日本殖民者对印尼人民进行全面“心理改造”[48]的治理风格。

所谓“大东亚会议”代表合影

日本军事和政治精英如此看重印度尼西亚群岛作为太平洋交通要道和工业原材料产地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和经济贸易地位，以至于即使在战局越来越不利于自己的危急情况下，依然不肯放弃对殖民地人的心灵“归化”。对印尼人的心理改造和精神归化策略也显现出相互矛盾的两面：日本殖民政府实施的偏重精神力量的策略，一方面有力地扫除了印尼人面对西方人或白种人的自卑心态，借助于日本人推行的爱国教育和军事训练，印尼人汲取了爪哇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和权力观念，其民族意识和独立愿望日渐高涨；但另一方面，正如亲历日本殖民统治的印尼作家曼坤神父所言：“日本提供［给印尼］为时三年又半的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教育，使当地的法西斯主义和卑贱情结被嵌入我们这一代征服者的基因当中。”（“Modern”：542）与荷兰殖民者“平静的、商业的和市民式的”（Java：31）温和治理风格不同，日本人热衷于以“粗陋和残酷”的方式灌输以亚洲价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塑造围绕大和民族展开的一种类似于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式的民族主义想象；荷兰殖民者尚能有限度地约束和容忍印尼当地的政党活动，日本则将后者视为危险的行为并加以严格控制。虽然军事化管理和军事教育措施的确促进了印尼民族意识的形成，但一旦当它“忽视了东印度人民的传统习惯，冒犯了它们，那么他们对日本的情感也就会比对前殖民者荷兰人更加充满仇恨”（“Modern”：538）。

没有得到“大东亚会议”入场券的屈辱在苏加诺的心中埋下了仇恨日本的种子。十多年后，在1955年4月于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苏加诺根本不愿提及1943年在东京举办的那次会议，他声称万隆会议[49]才是印尼这个大国发起的“世界上第一次由全体亚洲人参加的会议”（“Modern”：548－549）。尽管如此，“大东亚会议”之后的苏加诺迫于形势所需仍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以谋求民族独立，但是他的妥协策略却招致年轻一代民族主义者的不满和激烈批评。当盟军逼近印尼群岛时，日本战争内阁迫切需要加快与殖民地人民合作的步伐。1944年9月，小矶国昭在国会的讲演中明确表示未来将赋予印尼独立地位，“以确保东印度种族的永久福祉”（Japan’s：232），并组成以苏加诺为首的“筹备独立调查委员会”讨论解决与独立有关的一些难题。然而，无论是日本提出的独立方案和步骤，还是在其主导下接连召开的七届“筹备独立调查委员会”会议却始终只围绕如下主题展开，即如何消除印尼与日本之间的种族和政治地位差异、如何加强两者的融合以及如何培养共同的“民族感情”等等。因此，在东印度群岛上建立一个符合日本长远战略利益的“大东亚国家”才是隐藏在宗主国日本许诺印尼独立政策背后的真实企图，将一个独立的印尼国家纳入“大东亚共荣圈”的联邦主义方案与印尼人追求独立主权的民族主义理想相去甚远。

1945年8月7日，日本南方总军总司令寺山寿一发布命令，要求建立“独立筹备委员会”，指示设在雅加达的日本殖民当局“加快采取最后措施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印尼政府制度”（Japan’s：520）。即便距离投降之日只有短短八天时间，日本还是为印尼的独立开出了这样苛刻的前提条件，即要求发挥印尼的战争潜力，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并力争取得“大东亚战争”的胜利。为了响应上述指令，苏加诺、哈达和拉吉曼代表筹备委员会于8月9日启程赴日本南方总军司令部咨询有关印尼独立的领土范围和时间问题。当苏加诺一行三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西贡以北300公里外的一个名为达拉的地方时，他们得到的回答却是印尼的独立必须首先满足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合作并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但是，包括印尼共产党在内的左翼民族主义者早已对苏加诺在民族独立问题上与日本殖民政府的合作大为不满，以推翻日本殖民统治的革命方式争取本民族的独立已经成为共识。[50]马克思主义者谭·马拉卡在他第二次回归印尼期间（1942—1945）甚至将苏加诺与日本殖民当局的合作视为前者犯下的“主要罪责”，指责“他企图通过外来力量扼杀印尼的民族主义”[51]。苏丹·萨赫利尔站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反对通过日本发起和主持的“独立筹备委员会”宣布独立，相反，他希望印尼的独立事业应当具备反日和反法西斯精神。[52]

1945年8月15日下午，从广播中得知日本已无条件投降的多个雅加达青年组织开始集会，并选出了以“印尼独立养正塾”成员魏卡纳为首的代表团于当晚10点来到苏加诺位于雅加达柏冈散提姆尔街56号的寓所，敦促后者在“独立筹备委员会”会议召开之前立即宣布印尼独立。然而，苏加诺却以不能贸然开罪日本人为由断然拒绝了魏卡纳等人提出的要求。魏卡纳一行抱怨前者没有尽到领导的职责，威胁要立即发动流血政变，但他们没有取得苏加诺的支持，悻悻离去。当天午夜，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确切消息传到雅加达街头时，激动万分的青年们终于采取了行动。16日凌晨四点，萨勒、苏卡尼和魏卡纳等人用两辆小轿车将哈达和苏加诺夫妇及孩子劫持到雅加达以东80公里外通往万隆途中的冷卡斯登歌罗镇的“卫国军”军营，再次逼迫两位领导者立即宣布印尼独立。其实早在8月14日苏加诺和哈达从西贡返回雅加达时，他们就听到了日本投降的风声，为此二人还试图当面向日本军政监部部长山本茂一郎少将求证，可是后者并未予以会见。15日下午，二人又来到海军武官府拜见前田精，按照本·安德森的说法，这位海军少将告知二人“确信”（Java：68）日本已经战败，但尚未得到官方的消息。许多当事者和包括本·安德森在内的印尼专家均认为，苏加诺在冷卡斯登歌罗军营以和前一天晚上相同的理由回绝了绑架者的要求，因此绑架者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8月16日晚十点，在海军官员西嶋重忠、前田精等日本军人做出愿意协助印尼独立的许诺之后，供职于海军调查局的青年组织成员苏巴佐将苏加诺和哈达二人带到了前田精的办公室。凌晨三点，包括苏加诺、哈达在内的“独立筹备委员会”委员、青年组织代表萨勒、苏卡尼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穆瓦迪、迪亚等人聚集在帕拉帕坦大街10号，共同商讨宣布独立的细节。苏加诺首先宣告日本人已经同意印尼“秘密独立”（Java：82），告诫大家不必担心其后果。于是前田精、苏加诺、西嶋重忠、苏巴佐、吉住留五郎、三好俊吉朗来到前田精寓所，共同起草了印尼独立宣言。17日凌晨，苏加诺在哈达和拉蒂夫中尉的陪同下，在寓所门前宣读了这份由印度尼西亚和日本殖民政府代表合拟的独立宣言，现场升起了红白相间的印尼国旗，奏响了国歌《伟大的印度尼西亚》。

在本·安德森有关印尼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中，担当主角的不仅仅是苏加诺、哈达等民族主义英雄和爪哇青年领袖，还有同情和支持印尼民族主义事业的山本茂一郎、前田精、西嶋重忠、吉住留五郎、三好俊吉朗等一批日本海陆军军官。在1960—1970年代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对传统爪哇神话[53]和权力观念[54]所做的研究当中，本·安德森曾经明确声称印尼民族主义的兴起并非源于西方殖民者带来的启蒙理念，而是自身传统文化发展的结果；然而，眼下他所提供的则是另外一幅印尼民族主义的历史图景，在这一进程中，日本殖民者弥补了荷兰殖民者留下的缺失，承担起了印尼传统社会中的“古鲁”职责，扮演了引导印尼回归自身文化和政治传统的教师角色。

印尼的民族独立进程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日本殖民政府的同情和支持？这种同情和支持究竟是出于道德真诚、国际主义，抑或其本身就是日本殖民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战略的一部分？关于1945年8月16日凌晨雅加达青年组织绑架苏加诺的真实意图，当事人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为了防止苏加诺和哈达在雅加达发表不利于正在筹划中的政变的言论，或者是为了让两位领导人暂时避开政变的伤害以及日军的抓捕。[55]也有人认为绑架者只是为了再次提出前一晚已经提出的革命要求。本·安德森否认了上述两种说法，暗示苏加诺的态度之所以不为所动是因为他仍然对日本军官的许诺抱有一线希望（see Java：75），这与作者引述时任前田精助手和翻译的西嶋重忠的描述相互印证。8月15日晚上，当苏加诺从前田精那里第一次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说自己“感到如鲠在喉一般”，但当时在场的青年组织成员苏巴佐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质问苏加诺道：“你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已经开辟了印度尼西亚的道路，不能因为局势生变就发生动摇……日本投降与否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独立。”（Java：68）这段生动的对话截取自西嶋重忠和中谷义男（时任山本茂一郎助手）的回忆，而这一回忆则出自本·安德森个人保存的前田精《在印尼独立的前夜》一文的一份从未公开发表的英译稿附录的注释部分，前田精撰写的这篇回忆录最初发表在1950年3月12日出版的日本《朝日新闻》上。由于无法阅读大量有关二战历史的日文文献，本·安德森对前田精及其他亲印尼日本军官在日本战败前夕的所作所为的叙述只能依赖前田精本人事后所做的英文《供词》、《自述》和上述回忆录的那份粗疏的英译稿件以及本·安德森在1962年对前田精本人所做的英文访谈（see Java：68；Life：61－64）。

1946年4月，前田精被俘，盟军当局以未能保持印尼政治现状的罪名将他移交给日军军事法庭，再由后者羁押在雅加达西部的裹踱刻村和新加坡，直到1947年才将他无罪释放。前田精在法庭上的询问笔录和交代材料，即《供词》和《自述》，现被收藏于荷兰国立战争史料研究所[56]，然而笔者发现，这位前日本海军少将对其在日据时期的行为表述前后并不一致。面对法庭的讯问，为了减轻罪责，前田精曾经辩称假如日本不那么迅速地战败，那么苏加诺将会顺利地组建自己的政府；不然，“印尼人便会摆脱日本人，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假如盟军的登陆打断了这一进程，那么印尼人就会更加倾向于通过“谈判与合作”解决独立问题（qtd. In Japan’s：255）。言下之意就是印尼民族主义是印尼人的创举，无关乎外部势力的帮助或干涉。1949年日本军事法庭因前田精很少“与日据时期发展起来的独立运动的舆论变化以及与印尼日本间持续展开的政治谈判有联系”[57]为由宣判他无罪，这个判决招致重新占领印尼并急于追究日军战争责任的荷兰殖民当局的不快。1949年12月，荷兰殖民者迫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承认印尼独立，于是前田精在1950年3月出版的回忆录中，有意夸大了他本人及其领导的海军武官府与苏加诺个人的亲密关系和日本人对印尼独立事业的贡献。脱离军界后，前田精一直想重返印尼，寻找开发石油的商业机会[58]，然而自1957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起，双方就围绕战争赔款问题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尽管苏加诺总统曾在1958年2月访日时特意会见了这位老朋友，但他对前田精、西嶋重忠和三好俊吉朗三位前日本殖民官员陆续发表的回忆录非常不满，并在1959年8月17日的国庆纪念讲演中驳斥了他们所谓印尼民族独立乃日本人缔造的说法，否认了日本人对印尼民族独立的贡献。[59]

从精神和感情方面看，源自日据时期的对日本人的极度不信任构成了1950—1960年代印尼对日外交的基石，这表明两国在经济方面的密切联系并没有消除印尼人心里对日本扩张主义政策的担忧。1966年政变之后，印尼人更是把日本视为“严重的威胁”。面对日本的经济援助，1973年，与苏哈托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军事顾问曾说，日本人“既能让我们活过来也能让我们死去”；另一位军队领导人则说“我们正在经历我们所称的日本的第二次侵略……日本想要控制我们”。在普通印尼人心目当中，日本人“残酷、富于攻击性、不可理喻”，很多人认为“日本并非真想看到印尼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60]1991年秋天，日本明仁天皇对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访问，三国官方均对天皇此行表示欢迎，然而雅加达的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纸却发表了题为《伤口愈合了，但伤疤还在》的社评，深刻表达了赢得民族独立之后的印尼人在面对日本殖民政府和日本人时心头涌起的悠长的记忆、持久的创伤和无限的庆幸（see “Modern”：14）。而安德森不仅将前田精及其翻译和助手西嶋重忠这些多少倾向于左翼民族主义的日本军官，而且将今村均、山本茂一郎、西村乙嗣及其助手三好俊吉朗等一伙始终在印度尼西亚群岛顽固执行“大东亚共荣圈”军事和文化政策的军事官僚都想象成印尼民族主义的同情者和支持者，甚至将他们看作像他自己那样的“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这种对日本殖民者的政治立场不加区分的殖民想象本身对印尼人来说就是一种伤害。

让我们再次回到1945年8月15日前后印尼宣布独立的前夜。根据时任军政监部总务部长的西村乙嗣战后在军事法庭的供状，他的上司、军政监部部长山本茂一郎在8月15日上午根本就不愿接待急于得到日军投降的确切消息的苏加诺和哈达（see Japan’s：256），然而也正是这个山本茂一郎在1979年接受采访时声称日本军政当局在印尼独立运动中起到了重大作用，还不无虚伪地声称15日那天假如是他而不是西村接待苏加诺和哈达的话，他就会给这两人一个更加“灵活”的说法。山本此举不仅与西村撇清了关联，而且还将后者不支持印尼独立的原因归结为他在印尼任职时间太短（see “Sukarno-Hatta”：242－243）。16日下午，从冷卡斯登歌罗军营返回雅加达的苏加诺和哈达曾登门求见西村乙嗣，他们以青年组织有可能发动暴动为由请求日方同意他们立即宣布印尼独立，却遭到了西村的断然拒绝；不仅如此，西村在1946年的供状中承认自己当时还以“如果局势发展不尽人意,［日军］除了武力镇压之外别无选择”（“Sukarno-Hatta”：238）之语相威胁。据当日参加会见的翻译官中谷回忆，西村同样拒绝了苏加诺和哈达关于立即召集“独立筹备委员会会议”的请求，但他同时暗示假如会议采取“私人聚会”或“茶话会”的方式进行，他将不予干涉。基于西村本人的回忆，本·安德森认为他曾经“默许”苏加诺和哈达在“独立筹备委员会会议”框架之外自行宣布独立的做法“代表了［日本军方的］一种可以接受的妥协”，并进一步解释道：“也应当铭记，西村代表着［日本占领军］第16军中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现在［即1945年8月15日前后］极为同情印尼的独立追求，遵照小矶国昭宣言和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整个意识形态理念，他们感到对印度尼西亚人怀有一种强烈的道德义务。”（Java：80）然而，西村乙嗣本人却在近三十年后，即1983年的访谈中明确否认自己曾在1945年8月16日那天对苏加诺和哈达有过任何暗示，并表示此时他完全没有必要隐瞒自己那时的真实想法。虽然他承认当时的确感到印尼人有权要求独立，但同样认为日本军方根本不应在此事上置喙（see “Sukarno-Hatta”：242）。西嶋重忠并没有参与此次会见，有关西村默许苏加诺等人宣布独立的说法只是他从顶头上司，即在8月16日陪同苏加诺、哈达二人面见西村的前田精那里道听途说而来的，但是在1984年进行的一次访谈中，西嶋却一口咬定西村拒绝给印尼人提供任何帮助（see “Sukarno-Hatta”：243）。也是这位西嶋在197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承认，1951年印尼政府因敏感原因拒绝为他发放赴印尼探亲访友的签证，这促使他在回忆录中有意“提醒”印尼政府日本在印尼独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61]尽管如此，前田精、西嶋重忠、中谷义男和时任第16军作战参谋的宫本静雄的回忆录[62]出版之后，所谓西村乙嗣“暗示”和“默许”苏加诺和哈达两位印尼民族主义领袖按照自己的方式宣布独立的观点逐渐在英语历史文献中流行起来，并逐渐变成了印尼和日本双方在1950—1960年代为恢复两国经济往来有意制造出来的历史依据，这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在前日本殖民官员和日本学者中流行的一种思想、宣传和道德绑架倾向：是日本引导印尼人走向了独立，并且帮助他们制定了独立宣言，印尼的著作家们不应该出于维护民族尊严的目的而“掩盖这些历史事实”[63]。

作为一位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印度尼西亚问题专家，本·安德森不自觉地陷入了“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日本殖民主义意识形态陷阱当中，认为苏加诺与哈达在1945年8月17日正式宣布印尼独立的行为表明了他们“允许［日本］高层军事当局同时履行他们［对印尼］的道德义务和对东京负有的法律责任”（Java：80）。这种在日本和印尼之间通过“跨民族的民族主义政治情感认同”制造的文化（精神）和政治共同体，正如印度历史学家帕特拉·查特吉所言，是资本在“空洞和同质的时间”中，即西方历史“去地方化”[64]之后出现的普遍历史当中产生的乌托邦。[65]如果说在查特吉看来，这个乌托邦的源头在西欧的现代性及其制造物——经典民族主义那里，那么在“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构架中，日本的现代性及其民族主义则是一种强制性的、无法摆脱的精神控制和政治暴力。这一殖民性力量也左右了本·安德森对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的想象，套用查特吉用来批评本·安德森将反殖民民族主义视为欧美经典民族主义塑造物的话来说：“日本这个历史的真正主体立足于印度尼西亚，不仅构想出了对殖民地的启蒙和剥削，也构想出了后者反殖民主义的抵抗和后殖民的苦难。他们的想象必然永远是被殖民了的想象。”[66]这里的“他们”并非指印度尼西亚人民，而是指像本·安德森这样枉顾印尼人民真正的集体认同和主权认同的理想化和浪漫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正如亲身经历1945—1946年民族革命的印尼著名历史学家拉皮安1995年4月在东京大谷大学举办的一次讲演会上所言，“赋予印尼国家生命的独立宣言完全是印度尼西亚人的事情，除了个别的同情者之外，日本占领当局仿佛就是一位漠然视之的旁观者而已。官方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赋予印尼人政治自由的意图”[67]。1945年8月16日下午，在请求西村乙嗣同意宣布独立之前，苏加诺等印尼民族主义领导人无视日军同意与否，已经提前指派苏巴佐邀请“独立筹备委员会”成员开会。卡辛更是指出，无论爪哇青年组织发动起义与否，他们都准备冒着被日军血腥镇压的危险宣布独立（see “Sukarno-Hatta”：239）。以东南亚殖民史研究著称的日本历史学家后藤乾一认为，日本在印尼的殖民统治于1945年8月5日前后经历了180度的转向。在此之前，殖民当局不断向印尼人灌输“命运一体”的观念，并在“大东亚共荣圈框架下许诺他们独立”，以此争取印尼人的忠诚和屈服以便对西方殖民者展开“圣战”；在此之后，日本人则宣称“日本与印尼的独立毫不相干”，声称假如卷入印尼的独立就会伤害自己的民族尊严、违抗盟军要求保持其政治现状的指令，进而扰乱本国的民族政治。[68]

安东尼·里德将日本殖民风格的突然转变形象地称为“从公文包到武士剑”[69]。那么，究竟有多少在爪哇的日本人同情、支持乃至效忠于独立的印尼共和国呢？根据后藤乾一援引宫本静雄的统计，在爪哇的70,000名日本人中有98%遵守帝国的命令，“秩序井然”地返回了母国。在不同程度介入印尼独立战争的日本占领军第16军当中，拥有少校及少校以上军衔的军官中没有发现叛国者，其原因是他们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服从组织精神，并且对祖国拥有强烈的归属感。持“民族联合”态度的人在非军事人员和军事人员中所占的比例分别只有0.47%（约85人）和0.39%（约195人），前田精和西嶋重忠等人只能归于后一类别，但其“民族联合”的态度也仅止于支持印尼在“大东亚共荣圈”框架中取得“半独立地位”而已。[70]真正投身于印尼独立和解放事业的日本人其实为数极少，䝢㲳和住留五郎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代表，他们共同对日本殖民政府的转变持批评态度，并且毫无保留地认同印尼人的独立愿望。两人分别供职于卫国军宣传部和海军武官府，通过各自的工作接触到了普普通通的印尼士兵和平民，倾向于亚洲团结的意识形态，同时又被荷兰殖民政府视为与日本南进政策有关系的“不受欢迎的人”。印尼宣布独立之后，䝢㲳并没有遵守帝国的命令，反倒抛弃了自己的祖国，化名阿布杜·拉赫曼参加了抵抗荷兰侵略者的游击战直至牺牲。[71]后藤乾一这位颇富正义感的日本历史学家提醒我们，理解日本东南亚战争的后果和遗产应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其一，必须正确认识日本占领之前印尼民族主义运动30年以来的历史和已经取得的成就，正如阿尔弗雷德·麦克考伊所言，不是日本操控了东南亚精英，而是“东南亚精英操控了日本”；其二，必须铭记，日本占领东南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夺取其原材料和劳动力。即便日本解放亚洲的许诺和其他实践取得了一些积极的结果，那也只不过是为了达成其真实目标而制造的借口而已。因此，“那种认为东南亚国家赢得独立是大东亚战争理想的实现，认为日本并没有占领［她们］或者日本通过自我牺牲造福于她们的过于粗浅的观点是倒果为因的做法”（see “Modern”：550）。

（未完，敬请阅读下篇，明日推送）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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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e Perry Anderson，“A Belated Encounter : My Father's Career in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 in Perry Anderson， Spectrum : From Ｒ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London /New York : Verso，2007，p. 348.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Belated”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Hans Van de Ven，Breaking with the Past :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p. 39.

［3］Hans Van de Ven，Breaking with the Past : th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and the Global Origins of Modernity in China，

p. 98.

［4］See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A Life Beyond Boundaries，London /New York : Verso，2016，p. 1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 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Lif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Thomas Francis Wade and Walter Caine Hiller，Yü yen tzu êrh chi( 《语言自迩集》) :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vol. 1，Shanghai : The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86，p. 349．

［6］Thomas Francis Wade and Walter Caine Hiller，Yü yen tzu êrh chi( 《语言自迩集》) :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vol. 1，p. 195．

［7］Paul Claudel，Sous le signe du dragon，Paris : Gallimard，1957，p. 140．

［8］See Yi-Fu Tuan，Topophilia :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Attitudes，and Values，New York :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

［9］See F. S. L. Lyons，Charles Stewart Parnell，Dublin : Gill ＆ Macmillan，2014，pp. 660 －679．

［10］See Peter Cottrell，The Anglo-Irish War : The Troubles of 1913 －1922，Oxford : Osprey Publishing，2006，pp. 49 －53．

［11］See M. C. Ｒast，Shaping Ireland's Independence Nationalist，Unionist，and British Solutions to the Irish Question，1909 － 1925，Cham : Springer，2019，p. 245．

［12］ See Joost Augusteijn，ed. ，The Irish Ｒevolution ，1913 －1923，New York : Palgrave，2002，p. 157．

［13］1921 年的《英爱条约》 第一款第四条制定了 “效忠誓言”: “我将以爱尔兰和英帝国共同的公民身份效忠乔治五 世王及其合法继承者和继任者。”

［14］新芬党在成立之初奉行的是精神和宗教层面上的和平民族主义，1921 年后新芬党成员纷纷加入爱尔兰共和军和 爱尔兰兄弟会，转向武装斗争。在这一年的议会选举中，新芬党明确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内容 (see Michael Laffan，The Ｒesurrection of Ireland the Sinn Féin Party，1916 －1923，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p. 214 －265) 。

［15］Benedict Ｒ. O'G.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 : Ｒ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New York : Verso，2006，p. 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Imagined”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6］See Jonathan Culler，“Anderson and the Novel”， in Pheng Cheah and Jonathan Culler，eds. ，Grounds of Comparison : Around the Work of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New York / London : Ｒoutledge，2003，p. 40．

［17］ See 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Paris : Minuit ，1972，pp. 1 －30．

［18］从 198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共同体和共同生活遂成为欧洲思 想界热议的话题。1983 年，也就是在《想象的共同体》 出版的同一年，让 － 吕克 ·南希发表了《无用的共同体》 (Jean- luc Nancy，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Paris : Christian Bourgois，1983) ; 莫里斯 ·布朗肖发表了与南希进行争论的《无法确认的共同体》 (Maurice Blanchot，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Paris : Minuit ，1983) 。

［19］ See Ｒichard O'Leary，“Ｒobert Hart in China :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Irish Ｒoots”， in Modern Asian Studies，40. 3  (July，

2006) ，pp. 583 －604.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Ｒobert”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0］See Edward B. Drew，“Sir Ｒobert Hart and His Life Work in China”， in The Journal of Ｒace Development，4. 1  (July， 1913) ，p. 33．

［21］See Juliet Bredon，Sir Ｒobert Hart : A Ｒomance of a Great Career，London : Hutchinson ，1910，p. 252.  后文出自同一著 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Ｒomanc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2］John King Fairbank et al，eds. ，The I. G. in Peking : Letters of Ｒobert Hart.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868 －1907， vol. 1，Cambridge / Massachusetts :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p. 619．

［23］John King Fairbank et al ，eds. ，The I. G. in Peking : Letters of Ｒobert Hart.  Maritime Customs，1868 －1907，vol. 1，p. 618．

［24］See James L. 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 Qing Guest Ｒ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Durham /London :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See Lydia H. Liu，“The Desire for the Sovereign and the Logic of Ｒeciprocity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in Diacritics， 29. 4   (Winter，1999) ，pp. 150 －177．

［26］Lydia H. Liu，“The Desire for the Sovereign and the Logic of Ｒeciprocity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in Diacritics，29. 4 (Winter，1999) ，p. 154．

［27］关于“康奈尔文件”泄露事件的经过，详见 Douglas  Kammen，“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Ｒuth Mcvey，and the‘Cornell Paper ’”， in Indonesia，104   (October，2017) ，pp. 1 －26。

［28］Benedict Ｒ. O'G.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 Exploring Political  Cultures in Indonesia ，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p. 10.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Languag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29］Benedict Ｒ. O'G. Anderson，“Look Back”， in The Wilson Quarterly，5. 2  (Spring，1981) ，p. 124．

［30］“指导民主制” (Demokrasi Terpimpin) : 1957—1966 年在印度尼西亚实施的一种独特的政治体制。在印尼村落中 广泛存在着一种在年长者指导下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的传统制度。为了维护刚建立的印尼共和国的政治稳定，苏加 诺总统从上述政治体制中汲取灵感，创造了一种不信任西方议会制的威权主义制度，它被称为 “指导民主制”， 其特点是 不举行西方式的大选，然而其内阁却同时容纳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印尼主要政党。

［31］在英语世界，关于这场政变发生过程最为详尽的描述和分析，详见 Helen-Louise  Hunter ，Sukarno  and  the Indonesian Coup : The Untold Story，Westport / Connecticut / London :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2007。

［32］See George Kahin，Southeast Asia : A Testament，London /New York : Ｒoutledge，2003，p. 116．

［33］ See Terence Chong，“Nat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 Ｒevisiting Kahin，Ｒoff，and Anderson”，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24. 1   (April，2009) ，p. 4．

［34］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Frameworks of Comparison”， in London Ｒeview of Books，38. 2  (January，2016) ，p. 15．

［35］See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 and  Ｒuth  McVey，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1965 ，Coup in Indonesia， Interim Ｒeports Series，Ithaca : 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1971，p. 63．

［36］See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 and  Ｒuth  McVey，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October 1，1965 ，Coup in Indonesia， Interim Ｒeports Series，p. 132．

［37］See Douglas  Kammen，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 ，Ｒuth  Mcvey ，and  the ‘Cornell Paper ’”， in Indonesia，104   (October，2017) ，p. 3．

［38］Ｒuth McVey，“Ben Anderson and the Imagining of Indonesia”， in Indonesia，101  (April ，2016) ，p. 15．

［39］Benedict Ｒ. O'G. Anderson，Java  in  a  Time  of Ｒevolution : Occupation  and Ｒesistance ，1944 － 1946 ，Ithaca /London : 1972.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Java”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0］James T. Siege  “Once Again : Nationalism and Ｒevolution”， in Indonesia，101  (April，2016) ，p. 29．

［41］James T. Siege “Once Again : Nationalism and Ｒevolution”， in Indonesia，101  (April，2016) ，p. 25. “从底层来的历 史”观念源自法国革命史编纂学，它追求 “普通民众而非精英、从下看而不是从上看的历史” (see  Lucien  Febvre， “Albert Mathiez : un tempérament，une éducation”， in 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18 ［1932］，p. 576) 。

［42］See George Kahin，Nationalism and Ｒevolution in Indonesia，Ithaca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9，p. 116．

［43］See George Kahin，Nationalism and Ｒevolution in Indonesia，p. 118．

［44］关于马拉卡的生平，详见 Helen Jarvis，“Tan Malaka : Ｒevolutionary or Ｒenegade?”，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19. 1   ( 1987) ，pp. 41 －54 ; Ｒuth T. McVey，The Ｒise of Indonesian Communism，Ithaca : New York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45］See George Kahin，Nationalism and Ｒevolution in Indonesia，p. 119．

［46］ See Jemma Purdey，“Being an Apologist? The  Cornell Paper and a  Debate between  Friends”， in  Ｒobert  Cribb ，ed. ， Transmission of Academic Values in Asia Studies，Workshop Proceedings，Canberra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2009，p. 7．

［47］Benedict Ｒ. O'G. Anderson，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 : Nationalism，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London /New York : 1998，p. 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Spectr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8］See M. A. Aziz，Japan's Colonialism and Indonesia，The Hague : Matinus Nijhoff，1955，p. 209.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Japan'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9］Goto Ken'ich  “Modern Japan and Indonesia : The Dynamics and Legacy of Wartime Ｒule”， in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152. 4  (1996) ，p. 541.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Modern”和引文出处 页码，不再另注。

［50］关于苏加诺、万隆会议与战后国家秩序的研究，详见 Amitav Acharya，“Studying the Bandung Conference from a Global IＲ Perspective”，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airs，70. 4   (2016) ，pp. 342 －357。

［51］See Han  Bing  Siong，“Sukarno-Hatta  Versus  the  Pemuda  in  the  First  Months  after  the  Surrender  of Japan  ( August- November 1945) ”， in 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156. 2  (2000) ，p. 23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 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Sukarno-Hatta”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2］Ｒudolf Mrázek，“Tan  Malaka : A  Political  Personality's  Structure  of Experience ”， in Indonesia ，14   ( Oct. ，1972 ) ，p. 40．

［53］See J. D. Legge，Sukarno，A Political Biography，Singapore : Didier Millet，2003，p. 210．

［54］See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Mythology and the Tolerance of the Javanese ，Jakata : Equinox Publishing，2009．后文 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 “Mythology”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55］See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 “The Idea of Power in Javanese Culture”， in Clair Holt，ed.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Jakarta : Equinox，2007，pp. 1 －70．

［56］8 月 15 日午夜，当前田精收到日本投降的官方消息并且想要及时将之通报给苏加诺时，却发现后者和哈达一起 消失不见了。安德森推测前田精、西嶋和苏巴佐首先想到的是他们二人可能已经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see Java : 76) 。

［57］藏于荷 兰国立战争史料 研 究 所 的 档 案，详 见 “Interrogation-report  T. Maeda”， Ｒ. V. O. ( Ｒijksinstituut  voor Oorlogsdokumentatie) ，Nefis AJ/33126。

［58］Ｒobert Cribb， “Avoiding Clemency : The Trial and Transfer of Japanese War Criminals in Indonesia，1946 － 1949”， in Japanese Studies，31. 2  (September，2011) ，p. 166．

［59］See V. Liebermann ，M. C. Ｒicklefs ，eds. ，The  Encyclopedia  of  Indonesia  in  the  Pacific  War :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 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Section 3 : Southeast Asia，vol. 19，Amsterdam : Brill， 2009，p. 545．

［60］See Kevin Blackburn，“War Memory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 East Asia”， in South East Asia Ｒesearch，18. 1  (2010) ，p. 24．

［61］See Franklin B. Weinstein，Indonesi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ilemma of Independence，Jakarta /Kuala Lumpur : Equinox Publishing，2007，pp. 97 －102．

［62］Qtd. in Anthony Ｒeid，“Indonesia : from Briefcase to Samurai Sword”， in Alfred W. McCoy，ed. ，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p. 26．

［63］详见宮本静雄 『ジャワ終戦処理記』，東京: ジャワ終戦処理刊行会，1973 年。

［64］Anthony Ｒeid，“Indonesia : From Briefcase to Samurai Sword”， in Alfred W. McCoy，ed. ，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 26．

［65］西方历史 “去地方化”是指将在近代西欧特定地方 (空间) 发生的特殊历史形态抽取掉其地方性和历史性，使 其变成涵盖和适用于亚洲、非洲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普遍历史形态，笔者在这里反用了查克拉巴迪的 “地方化欧洲”概 念 ( see  Dipesh  Chakrabarty ，Provincializing  Europe :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

［66］See Partha Chatterjee，“Anderson's Utopia”， in Pheng Cheah and Jonathan Culler，eds. ，Grounds of Comparison : Around the Work of Benedict Ｒ. O'G. Anderson，pp. 161 －170．

［67］Partha Chatterjee，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New Jersey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 5．

［68］ A. B. Lapian，“Personal Ｒeflection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Indonesia”，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東南アジア 研究』) ，34. 1   ( 1996) ，p. 222．

［69］See Ken'Ichi Goto，“Caught in the Middle :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in 1945”，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Southeast Asia，27. 1   ( 1996) ，pp. 48 －49．

［70］ Anthony Ｒeid，“Indonesia : From Briefcase to Samurai Sword”， in Alfred W. McCoy，ed. ，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p. 26．

［71］See A. B. Lapian，“Personal Ｒeflections o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in Indonesia”，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東南ア ジア研究』) ，34. 1   ( 1996) ，p. 222．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20年第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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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十里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