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三栖评论” | 戴潍娜：八股，时文，与酱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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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艺批评今日继续推送“三栖评论”孙郁专题。“三栖评论”是《小说评论》杂志于2021年第1期开设的专栏，旨在讨论普遍存于当代的“多栖写作”现象，发掘其独特价值，并以此倡导一种开放、活力的大文学风气。文学本是心性之学，用孙郁老师的话说，就是“句如己出”。本文作者诗人戴潍娜敏锐地察觉孙郁心底对异端的迷恋，对历代边缘文人的亲近，这些使他能够看到不为人见的异人异路。写作者可以用自己的一支笔，将偏僻的人、风景、学问、审美变成某种未来的中心，而这需要一种独到透视的眼光和对汉文明嫡传的追问。不同年代的激进和复古，有时殊途同归，内在的精神实质都是向着当下困顿的突围，解救单一带来的惰性和惯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郁老师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在悄然拨动正统和时文的惰性，从曲幽的野径上探一番隐情原委，情志绵延背后始终有一层慨然道义。由此，他的目光触入到悬离于正史以外的自觉文学史的深处。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1年05期，转载自公众号“小说评论”，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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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辉 | 气盛言宜——孙郁文章的“内”“外”工夫

八股，时文，与酱缸

文/戴潍娜

边缘人物、边缘地区往往会在文学世界中获得补偿。写作者可以用自己的一支笔，将偏僻的人、风景、学问、审美变成某种未来的中心。中国当代学界，愿意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并不多。这实在需要一种独到透视的眼光和对汉文明嫡传的追问。“胡适那代人已经深深意识到，中国人在自我蒙骗和自娱性写作中身陷苦海，颂圣与自恋之作比比皆是，文章道弊已久。”[1]对历代文学边缘地带的留心，也是周氏兄弟的传统——去拣拾被遗漏，被过滤掉的真相和真金。

一个典雅的士，却不肯牢坐雅士的世界；身在学院，偏偏最不稀罕道学气、文人气和学院气，孙郁矛盾得如此温煦彻底，以至诸多悖立都可以在他那里化“相反”为“相成”，获得交战中的喘息——只因妥协更为博学。为人生的学问，本质上是悟道求真。他深知，求“真”，必然包括相悖的力。否则，再单一、绝对的真，都是某种至伪。就像他所领会的鲁迅特质，是将“超人与禅”[2]这无问西东，一狂飙一内视的能量混搭于一身，艺术史为之变色。

民国那几号有名有姓的大人物，大多能在孙郁散文中觅得身影；无名的，被遗漏的边缘文人亦由他补遗。难以预料，孙郁心底对异端的迷恋，对历代边缘文人的亲近；更妙的是，他总能于鼎鼎的大名下，看到不为人见的异人异路。比如他看陈独秀，做的是直觉强大的“野性的另类学问”[3]；瞧胡适那样四平八稳的派头，都能察出其“微笑的异端”。印象很深的是，他家四方客厅醒目处，端坐着一尊胡适头像的瓷瓶，我笑问孙老师是否私下里以胡适为人生楷模？以我当初学生妹的目光看来，二人的宽容通达和社会活动颇近。岂料先生大大摇头，直言不够喜欢胡适，心底慕着的还是鲁迅。

《苦路人影》，孙郁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一、“我们曾有过不同的文人传统”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人，真正飞扬起来的生命极罕见，为人为文多是憋憋屈屈的，少有鲁迅那般的风茂。丧乱之中必是未老先衰。文人们分裂的活着，骨子里还是喜欢做奴隶的。这么一对比，鲁迅愈发扎眼，因而死后被各种人物、各派势力齐齐膜拜，一味哄抬，堪称一种诋毁式的赞美。鲁迅对救世主角色一直避而远之，他一生都在逃避那些狡猾的崇拜者。世人对鲁迅的审判，远远没有达到鲁迅自己的期望。孙郁认同王富仁早在1985年对鲁迅精神结构的判断，“鲁迅的思想不是一种单向、单面、单质的东西，而是由一些相反的力组成的合力，一种由相反的侧面组成的立体物，一种由诸种相反的质构成的统一的质”[5]。在巨大的立体空间里，孙郁看到了鲁迅的荒谬和酷——他超常规的意志和逻辑。他眼中鲁迅的根本性格是个诗人，曾点评鲁迅的旧体诗，“路子很广，有民谣体，杜甫体，还常带‘超人’的竣急”[6]。他格外珍视私人语境，私人记忆里的鲁迅，而非集体创造的鲁迅，向来认为怀念鲁迅的文章里，只有萧红和徐梵澄写的最好，是真正的体己人。通过细细比较1934年鲁迅和山本初枝往来的多封信笺，发现其为人和为文的大不同，绝不仅仅是横眉冷对一副表情。

李静前些年创作的戏剧《大先生》，有一出傀儡戏的精心设置——“除了鲁迅，皆为傀儡”。排练初期，孙郁建议她倒不如结尾来个大反转——万人皆有面目，唯鲁迅一人傀儡。我当时在场，心里拍案叫绝，这是真真把鲁迅读到了骨头里。市面上有太多研究鲁迅的徒子徒孙一心唯鲁独尊，恨不能造出一个“鲁迅教”，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当上不容置疑的大护法。孙郁二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却是在一次次“私密交往”中，竭力拆掉世人贴给鲁迅的标签，把那个“真人”鲁迅从标语和鲜花堆里救出来。从《鲁迅忧思录》到《鲁迅遗风录》，他始终靠一种“情韵”来追随鲁迅的笔伐，文辞中有铄古金石之音，逸乱六朝之韵，笔下风月横飞，白雪溅洒，如四季轮回般自然而然，又如冬雷震震夏雨雪般有奇气。又因担任鲁迅博物馆馆长，他有机会摩挲海量的鲁迅藏书，书中窥人；觐见手稿，见字如面——“想见其人之美，内心的清秀一看即知”[7]。在和鲁迅的亲密“私交”中，探其生命原色，领受“浩大情思，直扑眼帘”[8]的殊圣体验。我多年认识的孙老师是彻底的唯物，不屑与巫为伍，但他对文字气韵庞大生机的领会，又不得不让我怀疑他有大巫的根性，只是他有意抗拒着，或将全部宗教体验付之于文学。

《鲁迅忧思录》，孙郁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鲁迅的字是神气非凡，周作人的字则拙如童稚。孙郁心有戚戚道，“鲁迅、周作人是敢于下地狱的”[9]。的确，他们各自下到了不同的地狱。

在不同时期的随笔里，孙郁时时感慨苦雨斋文人们后半生的凄苦飘零，抱憾同路人当初因躲闪时局竟不敢留下星星点点回忆的文字，放言“这个群落给人的启示，不亚于左翼队伍。”他们谈天、喝茶、讥世，有点竹林七贤之味……这些读书人在混乱的年代营造了自己的园地。” [10]后人何故只懂激赏竹林七贤却不能容忍苦雨斋，到底还是时过境迁了，忘记了七贤当初对司马昭当局有多危险。就那般不理乱世，一心练功，切磋技艺，苦雨斋文人们越轨地将文学渗入考古、民俗、野史、古玩等多个领域——最好可上手把玩，入眼入心。周作人身负十八般杂学，握有希腊文此等屠龙之技；黄裳精于版本学、目录学；张伯驹对文化遗产倾尽心力，“所藏的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 ，宋范仲淹《道复赞》卷，黄庭坚《草书》卷，均为国宝，都捐给了国家。”[11]当时代的风声“将旧戏，旧事，旧画，都视为废物”[12]，一群闲人对时局、时文躲得远远的，苦雨斋堪称相当反时尚。可只消翻阅《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便会惊叹他们关心的风物、民俗、旧闻、时事竟如此之多。孙郁对这帮“为往圣继绝学”的遗老们，可说是谙其道，知冷暖，评点他们胆敢在四面杀气之时“静心无为，品玩古董，笔带闲情，书斋里迂腐和聪慧都有”[13]。事实上，孙郁对民国文人们多有极熨贴的体味，比如人人只见林徽因的“美”，他却真切看到“她比别人过得要苦”[14]，五十一年芳华中数年缠绵病榻，在太太的客厅里，发着高烧仰卧沙发上和民国雅士们彻夜高论。又比如不抽烟不喝酒不旅游的周作人，以“生活的艺术”为信仰，却并不真正精通生活，孙郁留心到他不为人注意的小细节，“如雨天外出，要靠车夫背出水区，真真是自理能力很弱的一族。”[15]仅一个背影，即可知悉，实在是活在纸面上的人生！生平许多暗区遂自然得解。“当战士，他们不行；做隐士，也是笑话。就这样不温不火，不东不西，既拒绝旧的士大夫气，又反对血色的革命，除了在文字里发点牢骚，实在也做不了什么。”[16]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周作人、俞平伯著，

孙玉蓉编注，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虽于时事无补，苦雨斋的气象却贯通了古今中外多种文明，从时文中抽身而出。“我们讲文化要有一个态度，就是对稀有的存在的关注。出现一个鲁迅很难，出现‘苦雨斋’在今天也是梦中之梦。”[17] 文随世变，若有心续上文脉的香火，此梦又怎堪炎凉。

章太炎出狱后曾在大成学校办国学讲习会培训班，鲁迅等人慕名而来，央求他开小灶补课。章太炎便在民报寓所开了国学小班，当时听课的除了周氏兄弟，还有钱玄同、马裕藻、沈兼士、许寿裳、朱希祖一众才子。此后，章太炎又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公开讲学一个多月，从《小学》讲起，进而论到文学、史科、玄科。孙郁敏感的发现，陈独秀也写有《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等多部小学研究，“从章太炎到陈独秀，有革命情结的人，何以都是小学研究的大家，内中可分析的东西颇多。”[18]

吊诡的是，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古董，培养出的弟子也个顶个的“非正统”。周作人直截取了“非正轨的汉文，非正宗的古书，非正统的儒家”[19]，自称“学匪”，自拜霭理士为私淑弟子，读书专好偏门左道。鲁迅则更高明，更诡道，化一切正统于异端，拿魑魅魍魉的现代精神，熔掉了一切端正的旧丹药，熬成一股诡趣——化入了旧梨园的《故事新编》，化入山阴文人刚性的《华盖集》《而已集》《三闲集》，化入了尼采和八大山人的《野草》。他是绝不甘心古人的死去的，哪怕炼作了傀儡，也让这些悲欣交集的魂魄行走人间，只欲“将一切死的学识，变成生命意志有意味的闪光”[20]。

二、“历史给我们文化一种变调的机会”

中国古典文人，往往是在“厌世与哀凉之间”[22]，觅那桃花源。稔熟日本汉学家百年鲁迅研究的孙郁， 深明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的“被近代化”的东方，然而绝不满足于这一论断。东方的近代，不只是单向的西欧强制的结果，还含有古代的自我释放与变调，更有想象的异变。将我们与前人真正隔绝的，并非沧茫时间，而是时代语境与文化记忆。

《椿园笔记》，孙郁著，海天出版社2018年版

曹操行“通脱”之文，招安异端和外来思想。汉末魏初文章清峻，无所顾忌。五石散而来的轻裘缓带，魏晋风流，乃至扪虱而谈，从来也不是什么孤悬的浪漫。整一套风尚、仪轨、以及民间争相逐仿的派头，其实都与生存之道和日用便利息息相关，都是政权交接时期、特殊政治气候下的方便法门。说白了，是文学和政治互动的结果，也是文人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策略。然而意外成就了一番东方式的源头想象。还是鲁迅看得通透，“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过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23]

无论是行“通脱之文”的魏，还是“以痴为好”的晋，这些文气淋漓，精神万丈的文学巅峰时刻，都是各方势力忙于争权夺利不可开交之时。改朝变天频繁峻急，乱世之中，偷得了专制文化的缝隙，文人们难得自在。这怕是“国家不幸诗家幸”的真义。文章大可乱写，怪才怪鸟云集。同声共气者倾盖相交，志趣不合则一纸绝交。写作全凭一股真气，为人亦争当真人，“谈笑有丹砂”[24]。文坛风气与后来的“陋儒泛滥”大为不同，自有一番东方人文审美生活勃勃焕发。比如竹林七贤，将人生活成了一场行为艺术。从竹林七贤饮酒服药，到苦雨斋以茶代酒，自是越来越苦淡寡欢。仰面天地风尘，不复风流；俯察墨迹僵直，文脉江河日下，孙郁又何尝没有前辈学人之叹恨？

文学本是心性之学，用孙郁的话说，就是“句如己出”。绝美汉语的根性，是一种人性的灿烂，也是构成烂漫东方想象的精神本源。“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25]那个连上下古今都不承认的浪子阮籍，饮酒连醉两月，还不是借着“耍废”，来躲避政治瓜葛。几千年来，从嵇康到谭嗣同，爱发议论都是要掉脑袋的事。根据鲁迅的观察，敢发批评、敢皱眉者，相反倒是真心笃信和拥护之人，大好过惺惺作态高歌猛进之辈。同样的规律，发生在新文化运动中，毁古文立白话者，常常内里被文言熏染至极，把汉文脉真当成了宝贝对待。鲁迅自己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所著《摩罗诗力说》《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等都是谈及文章学流变的忧患之作。“（徐梵澄）发现鲁迅译介尼采，用的是《庄子》《列子》的语言，恰是其对母语的一种自觉。”[26]

《往者难追：我的阅读与记忆》，孙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古典东方审美中的“乐天”和“逃逸”的部分，遮蔽了现实不堪。失声的痛苦，自动暗哑下去，只留下了超拔的美境。这便使得中国古典思想，也如同中国画一般，是一种留白的高明，一种没有立体透视的，漫溢的平面之美。如果说后世对于“国学”的想象，很大程度来源于章太炎宣讲的国学框架[27]；那么孙郁关于鲁迅与异质文化的比较研究及其对“文章学”源头的思虑，大为升华了现代性东方想象的美学深度。潜入到那个精神极刑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一文品嚼了鲁迅如何将俄国文化掺入中国经验之中。“这些文本与佛教语录及尼采式表达纠葛在一处，加之对中国经验的重新编码，使其从流行的所谓现代性与革命性的话语中剥离开来。”[28]压抑扁平的东方，透过死囚室照出的审判灯，照出了自己的背面，悲悯获得了现代破坏性的伟力。那一部分长久哑言的东方找到了声音，从无序的、死灭的维度中解放出来，为汉语文学开辟了崭新的荒原。

在世界主义的语境下，重新打开儒释道和文言系统，于多义性中再续同一性，必有另一番新生。不论是关注雷立柏这样的汉学家，对第一个写欧洲游记的中国人樊守义，第一个留学欧洲的中国人郑玛诺兴味盎然；还是偏爱李娟浑然天成，焕发游牧民族精神本然的散文，孙郁将目光投向这些异质性的文本，皆因它们可以带来认识中国的独到眼光，以祛除汉文明里久积的邪病。最具开拓性的还是鲁迅那一批世界主义者，通过嫁接另类文明，在汉语中加入了现代独立批判精神，成就了另一番学问的审美。

“鲁迅看到的审美的方式，是已经超越了凡俗道德观的精神闪光……中国文化的灰色的因子和俄国文化里的道德的虚假性，在传统思维里不可能破译，这些只有在逆俗的批判者的思维里才能够得以被照耀……不是每个中国作家都能够意识到鲁迅表达的超前性，他的知识结构内在的爆发力，只有在释迦牟尼、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维度里，才可以得到新的解释。鲁迅美学深度的存在，是与西方近代文学精神复杂地交织在一体的。”[29]这番文明壮美的碰撞与激活，根本上还是“立人”精神在起作用。一个大写的人，大于了道德、政治、日用、专业，和惯性，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冲破了“以道德杀人，乏人间情趣”的旧八股、旧想象。那是个体生命意志与千古精神的交相辉映。“这种超逻辑的生命体验，完全撕毁了强迫性的知识与价值之维对人的挤压”[30] ，孙郁清晰的指出，中国与日本在这里出现了文化选择上的重大分野——“当日本人仅仅从本能主义这一角度去接受尼采，而鲁迅从“根柢在人”的视角来消化尼采的西方个性主义……鲁迅与日本人的不同价值走向，最终决定了两国近代文化主题日趋不同的一面。”[31]除了文学，周氏兄弟也一直致力于将人本主义渗透到可触及的各个学科领域，弥补早期人文性缺陷。仅以考古领域为例，民国从事考古的人，背景和知识结构都很多元，很难想象一线考古队里常有文学研究者和作家。孙郁曾经详尽列举鲁迅考古领域的藏书，从《考古学论丛》到《安阳发掘报告》林林总总可见一斑。

《鲁迅与俄国》，孙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近代史曲曲折折，说它是一条苦路也不无道理。”[32]五四那一代，大写的“人”被发现，此后“人”在这条苦路上又愈走愈小。孙郁尝感慨，“有趣何以变成无趣，纯真怎样流于混浊。”[33]行走文坛多年，他怕也是见了太多可爱的人变得不可爱的悲剧。在写到王小波等民间文学史托举起的人物时，孙郁怒怼“酱缸文化”，他看不上挤在一起吃文学大锅饭的知识分子，偏爱那些野径通幽。历朝历代“人”和“八股”天然坐在跷跷板两端。当人的个性萎缩，八股就加磅；八股一天天强化，文学的碗口更加内卷，碗中人恩怨情仇自是一天天纠结到没有头。孙郁忧心忡忡的写道，“对于中国的历史，倘不去找远离八股的心性之文，那是不可能取得进化与革新的。”[34]

三、“活文章与死文章”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幻觉。五四一代人对世界大同抱有幻想，如同今人迫切想要看到科幻世界在有生之年兑现。多少聪明人毕生精力投注在世界语的创造推行上，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实在是天才虚度人生的一种方式。同样的，每代人也都有自己“表达的焦虑”——不断发明这代人自己的语言，寻找语言的绿洲。钱玄同、胡适、蔡元培都看到文言文在清晰度和逻辑性上的缺陷。设想一下用文言文来翻译量子力学，断是诺贝尔物理学家都参不透。然而这份天然的晦涩，孕育了多义与诗意的空间，也恰恰是中国古典文言文的超前——它不符合现代科学精神，恰好代表工具理性的反面。当科学成为最新宗教，工具理性之斧将“人”砍伐，这种古典通灵的语言，兴许会成为一股灵性救赎的力量。“古文可以被跨越，也可以被革新。它古老的幽魂在近代的进进出出，跌跌落落，印证了我们文化的内在冲突的多样性。”[36] 比如张爱玲在孙郁的评价体系里，就是那个“使旧派小说从死胡同里走出”[37] 的人。绝对洋气，绝对的个人主义的木心，也用自己的方式返回诗经三百篇。如何以摩登的生命，在万般锤炼，精美绝伦的古文中灌注新生，接续险些断掉的文气，是横亘在当代中国文章家们心头的秘辛。

不同年代的激进和复古，有时殊途同归，内在的精神实质都是向着当下困顿的突围，解救单一带来的惰性和惯性。孙郁笔下的文字古风盎然，和煦如春风拂面，流畅若溪水潺潺，温润若和田玉暖。醇深演迤之下，几乎他所有的文章都在悄咪咪拨动正统和时文的惰性，从曲幽的野径上探一番隐情原委，情志绵延背后始终有一层慨然道义。他的目光，触入到悬离于正史以外的一个自觉文学史的深处。活在正宗文学史里的人，是看不到那些犄角旮旯的。许是跟早年间在《北京日报》的工作经历有关，这些年他留心搜求着历史中湮灭的逸闻轶事，鉴赏家般盘弄着这些早已作古的旧人旧事，以期擦出历史包浆下的本相。他欣赏晚年回归学人风骨，欲“以忧患之心穷极历史”“在不疑中生疑惑” [38]的陈独秀；喜读的汪曾祺、马一浮、谢无量、张中行等，都是大大有别于“学院派高头讲章”的“近乎野史的谈吐” [39]。那些个“负暄琐话”，为湮灭的文学脉息续命的主张，尽是自省、自得、自己的学问。

汪曾祺、张中行

官学、时文、学院论文，总是要教训人的。孙郁反感“格式化”和过度“确切”的方式，他喜欢“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雅的也玩得，俗的也耍得的文章家。做学问时，也断然没有思想改造的霸道。文辞度人度己。他自己写的也是“非典型”的论文，承接与天地共生毫不造作的魏晋文，和散淡有趣的明朝小品，作为学术文字是过分漂亮了。这多少冒犯到了剥夺文学感觉、强调大规模量产的学术八股体系。“六十年以来，中国文人的职业分割越来越细，彼此渐生隔膜，互不通气。文章呢，也越发单调。记者写的文字是一种八股，学者的文字也是八股，而作家仅仅会讲一点故事，文气则尽矣。”[40] 回顾民国学人风采，钱钟书作《七缀集》，林徽因写建筑的论文，都非一板一眼，陈独秀的论文也“不属于官学，具有立足民间的私人特色” [41]。五四那一代人没有被核心期刊钉死，背后还有对“人的解放”和“个性独立”的知行合一。孙郁感慨才子佳人们“有时把学术当成创作，在严明的理性之余，还有丰沛的情感在，后代的学人差不多没有这一特点了。”[42] 这类创作型学问需要一些才气，一点运气，总的来说是非功利的，没有指望一篇大论文就指导了谁，指明了什么方向，因而有其可爱的地方，亦有可惜之处。李泽厚说钱钟书买椟还珠，“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许多零零碎碎成果……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43] 听上去有几分道理，但还是当代人的观点。若以此评价中国古代学问家，便几乎都是玩家或道学家了，没几个得出了永照千古的结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44]，真实景况是，近代以来，做学问的根本目的和语境都变异了。学术系统竭力模仿西方量化体系，本质上是一种祛除“人”的工具异化。鲁迅好不容易“立”起来的人，又被工具理性和流量时代急速抹平。酱缸中文人身上品格的遗落，更是意味着“人”的消失。

有一种天人合一，叫做诗人合一。文学类似一种生命力，一种个体倏忽而逝，群体演化周期漫长的微生物，汇聚了无数情思才学，在不同时空里变形更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自然——我们在此间呼吸和思考的自然。为人为文诚挚，“因为不想去骗取读者什么” [45]，孙郁参悟了“体格”与“文格”的呼应，纵情领受渺远天地传来的余音，那从土地深处发出的正色一咳。用保存“文气”、“文脉” 来保养这片自然，进而呵护民族的心性，铲除麻木与荒芜，正契合了章太炎在《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中提出的通过文史来“保存国性、发扬志趣”[46] 的宏愿。使用“活着的语言”，文与心两相通气，互不隔绝，也是鲁迅要变“无声的中国”为“有声的中国”的要义。八股，是一剂哑药，拒绝八股化的文字，常常被排除在了学问的大门外。“私学不倡，乃思想界的悲哀，以陈独秀喜欢的文字学而言，历史上有许多著作 ，如南北朝吕静的《韵集》，夏侯咏的《韵略》等，就未得流传，显然以未入官学之故。官学是要维护正统的，那自然就不能滋生什么思想，也就掩埋了精神进化的另一种景观，文化之路的别种可能也就被阻隔掉了”[47] 。

《国学救亡讲演录》，章太炎著，

北京出版社2018年版

读中国文章学的变迁，有时会悲哀的发现，不同时代的文章风致，实属文人在政权之下的生存之道。五四以来，一味的鼓动斗争的艺术，革命的艺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们深夜梦回，疑窦盘桓，“那些已经沉寂的时空，对于我们没有意义么？这问题一旦细想起来，着实让人有些不安。没有声音的声音，倒仿佛与我们的生命真有关系。” 人有其命，一个时代的文字亦有其宿命。两命相搏，其中的寂寥怕也是惊人的。人生之路，走在广阔热闹的大道上；文辞记忆之途，走的却是不见人烟的绝壁。“集体性的无智源自于盲从，造成的结果是自然的荒凉与人性的荒凉”，对孙郁而言，“写作的过程便是克服这种荒凉的过程”[49] 。学问于他，如一则中断的旧梦，他提起笔，彻夜聆听那古早失传，梦中不绝回响的广陵散……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1年05期

END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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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郁：《在‘文学改良’的背后》，《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64页。

[2] 孙郁：《超人与禅》，《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65页。

[3] 孙郁：《野性文学》，《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79页。

[4] 孙郁：《尺牍之音》，《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40页。

[5] 转引自孙郁：《访谈：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椿园笔记》，深圳：海天出版社，2018，第55页。

[6] 孙郁：《旧诗词的余晖》，《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54页。

[7] 孙郁：《鲁迅的手稿》，《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0页。

[8] 同上，第13页。

[9] 孙郁：《其淡如水》，《往者难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33页。

[10] 孙郁：《苦雨斋丛书》，《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92页。

[11] 孙郁：《张伯驹的遗产》，《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02页。

[12] 同上，第104页。

[13] 孙郁：《尺牍之音》，《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37页。

[14] 孙郁：《林徽因点滴》，《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48页。

[15] 孙郁：《闲人闲笔》，《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37页。

[16] 孙郁：《苦雨斋丛书》，《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91页。

[17] 同上，第193页。

[18] 孙郁：《野性文学》，《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77页。

[19] 周作人：《我的杂学》，《古今》1944年第51期。

[20] 孙郁：《木心之旅》，《往者难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19页。

[21] 孙郁：《王小波二十年祭》，《椿园笔记》，深圳：海天出版社，2018，第27页。

[22] 废名说，“中国的好文章，多在厌世与哀凉之间”。

[23]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38页。

[24] 陈莹中为李铁拐所作长短句。

[25]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537页。

[26] 孙郁：《“多”通于“一”》，《往者难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198页。

[27] 蒙木：《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国学救亡讲演录》，章太炎著，蒙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第9页。

[28] 孙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产》，《鲁迅与俄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03，第186页。

[29] 同上，第185-191页

[30] 同上，第194页

[31] 孙郁：《‘被近代化’的文化互证》，《往者难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第39页。

[32] 孙郁：《陈独秀晚年信札》，《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4页。

[33] 孙郁：《通天之眼》，《椿园笔记》，深圳：海天出版社，2018，第106页。

[34] 孙郁：《苦雨斋丛书》，《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88页。

[35] 孙郁：《黄裳先生》，《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11页。

[36] 孙郁：《古文的路》，《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217页。

[37] 同上。

[38] 孙郁：《陈独秀晚年信札》，《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2-3页。

[39] 孙郁：《纸上烟云》，《椿园笔记》，深圳：海天出版社，2018，第107页。

[40] 孙郁：《黄裳先生》，《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11页。

[41] 孙郁：《野性文学》，《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79页。

[42] 孙郁：《林徽因点滴》，《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49页。

[43] 李泽厚：《关于中国现代诸作家》，《李泽厚散文集》，马群林选编，北京/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8.03，第321页

[44] 孙郁：《访谈：王富仁先生的鲁迅研究》，《椿园笔记》，深圳：海天出版社，2018，第69页。

[45] 孙郁：《陈独秀晚年信札》，《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2页。

[46]  蒙木：《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国学救亡讲演录》，章太炎著，蒙木编，北京：北京出版社，第12页。

[47] 孙郁：《野性学问》，《苦路人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07，第182页。

[48] 孙郁：《文学史上的问号》，《椿园笔记》，深圳：海天出版社，2018，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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