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玮：“世界之中国”的辩证——“鲁迅研究：世界视野与中国主体”学术工作坊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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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感谢李玮老师授权转载！
2021年4月24—25日，“鲁迅研究：世界视野与中国主体”学术工作坊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本次会议是基于当今世界体系的变动和21世纪中国的发 展，试图进行鲁迅研究的再出发探索。21世纪以来，亨廷顿所言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愈发成为一个众所瞩目的问题，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重新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如何经由鲁迅的独特经验，探究“世界视野”与“中国主体”的辩证关系，建构一个梁启超等先觉者所期待的“世界之中国”，成了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
正是从这一问题关怀出发，来自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社科院、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南大学、青岛大学等全国二十多个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三十多位青年新锐学者，承接之前的“政治鲁迅”系列会议，采用学术研究工作坊的形式，以“鲁迅研究：世界视野与中国主体”为主题，从“日本鲁迅与翻 译欧美”“五四鲁迅与中西之辩”“国民批判与世界视野”“中期鲁迅与苏俄资源”“认同焦虑与主体转向”“左翼鲁迅与国际主义”“主体横站与杂文批判”“世界转型与鲁迅重建”八个向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正如南京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谭桂林教授在开幕词中所言的，“青年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创新”，而与会学者的论文和发言，都充分展示了这种探寻新路的自觉。
一、日本鲁迅与翻译欧美
会议的第一个分论题，是探究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期对西方资源的翻译获取和批判重构。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不仅是译者和作者之间的对话，而且是不同文化空间、政治空间的对话，而20世纪上半叶鲁迅的翻译，更关系到世界殖民语境下政治空间的权力关系问题，从能指到所指，翻译都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王芳指出，有关物质的命名和知识方式并不“纯白无辜”，因此她在《翻译作为博物文本的凡尔纳小说——鲁迅对中国博物资源的调动和赋能》中，经由鲁迅翻译过程中对博物命名、分类和附义等主体性转换的分析，揭示出鲁迅在翻译凡尔纳科幻小说时所调动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 审美性、非功利性以及“人情”的向度，由此鲁迅改变了西方博物以拓殖为目的的知识生产，提供了一种人和世界关系的新可能性。本文在方法论层面也颇具创造力，既反思了现代文明的发生问题，也在对“物”的分类命名和语义关系的思考中，使用了知识考古的研究方法。
中央民族大学的熊权关注鲁迅翻译西方思想时的主体选择和再创造，她在《“拿来”的进化：鲁迅的进化论批判》一文中，通过对《文化偏至论》《人之历史》《破恶声论》里鲁迅翻译“进化论”的分析，指出此种翻译是对各种思想知识的“拿来”，因而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现代西方时形成自我主体性的重要案例。本文将“弱者本位”和“文学鲁迅”结合了起来，由此鲁迅文学成为以弱者 反抗精神为内核的现代文明批判，这种“弱者反抗”本位的思想，不仅重新解释了鲁迅文学的发生，也打破了当下强／弱、先进／落后、主动／被动的二元结构，可以建构出“相互主体性”的新文明模式。
海南大学的李音在《书写民族与翻译异域——从鲁迅与勃兰兑斯说起》中，试图勾连“弱小民族国家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关系，从而将学界对鲁迅乡土文学 的写作和创造的认识，上升到全球空间政治的层面。她分析了鲁迅在为乡土文学作定义时，如何调用了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流亡文学”的资源，认为鲁迅对其他民族文学的翻译属于一种历史性时刻的翻译和参与建构，他的翻译选择既对抗了帝国主义的霸权普世性，主张民族文化多元并存，又抵抗历史优先性，凸显出世界历史的“共时性”，而这正是鲁迅将西方19世纪的流亡文学纳入自己批评范畴的独特“世界视野”。
二、五四鲁迅与中西之辩
会议的第二个分论题，是重探“五四鲁迅”在“中西之辩”的时代大潮中的独立思考和主体批判。世界视野中的“五四鲁迅”研究，既不同于仅在民族内部强调“启蒙五四”的现代性意义，也不同于将五四作为一个批判现代性的起点， 而是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哲在《中西文野之辩与本位中国之确立——论“五四” 时期鲁迅文学的解殖民性》中，将鲁迅放在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论战”的背景下审视，他分析了“民族主义”话语和“文明论”话语背后的殖民性，指出论战双方都困在西方话语中，而鲁迅开启了针对“论战话语”本身的论战，对民族主义和东西文明论进行了双重批判，并通过“野蛮”这一自我定位，消解了“野蛮”背后的浪漫主义想象，进而试图瓦解西方文明论话语，为中国打开一个“现实”的界面，由此鲁迅的“临界的文学”就创造了“革命中国”的可能性。
湘潭大学的丰杰则在《“世界公民”与“虚君共和”：从鲁迅译作〈一个青年的梦〉谈开去》中，将1919年鲁迅译介武者小路《一个青年的梦》放到“一战”背景下展开分析，揭示出《一个青年的梦》的译介是一个“在地化”意义生成的过程，它通过创造“世界公民”来对外反战，对内则批驳“虚君共和”和国民劣根性，这体现了鲁迅在复杂的国际文化生态中，既能保持一种开放的世界视野，又始终聚焦于中国主体的思想进程。
吉林大学的张一帆谈的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重读〈伤逝〉》，他从鲁迅并非情愿然而无力抗拒的理性选择入手展开论述，联系其在写作《伤逝》时期由不同文本构建起来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对小说做出更深入的解读。文章强调个人的生命历程与追求真理的历程，对涓生来说始终是合一的，他追求生命却不追求生活，对他来说脱离思想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此《伤逝》通过对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记录，让涓生完成了跨进“新的生路”的自我整理。而鲁迅借助“涓生”讨论跨进“新的生路”的准备工作，就超越了浪漫主义、人道主义的限度，打开“新文学”的“新世界”面向。
三、国民批判与世界视野
会议的第三个分论题，是考察鲁迅的国民批判与其世界视野的关系，分析鲁迅是如何将一个殖民话语转化成新主体建构的。关于“国民性”的批判想象具有重要的实践功能，1990年代刘禾的研究为思考鲁迅如何想象“国民”打开了视域，而如果不局限于殖民视域，不作纯粹的“西学东渐”的单向影响的理论预 设，正视弱小民族文化创造的主体作用，那么对“国民”的认识又将有另一番图景。
华南师范大学的刘潇雨在《世界视野中的国民再造——从鲁迅论“民气”与“民力”谈起》中，关注的是五卅运动背景之下鲁迅对于“民气”“民力”的讨论，她考察了1925年鲁迅在《忽然想到》中对《顺天时报》有关国民性叙述的援引，在《杂忆》和《补白》中有关“民气”的批判以及《申报》《热血日报》中诸多关于“民气”的言说，将“民气”“民力”放置于当时的历史场域中，指出此时的鲁迅有意识地培植“民力”，并寄望于中国的青年知识阶级，试图召唤“觉悟的青年”，建构出理想的国民主体形象，以完成世界性语境下对于民族历史的超越。
南京师范大学的刘彬在《痛感的消失与恢复：〈阿Q正传〉为中心》中，通过与汪晖《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进行对话，重启对《阿Q正传》文本和精神胜利法的剖释，认为“精神的胜利”根源于“身体的失败”，并由此引出对于鲁迅“启蒙困境”的探讨。文章并未拘囿于《阿Q正传》本身，而是充分调动了鲁迅的其他文本资源，试图为其中面临的“启蒙困境”寻求出路，刘彬认为鲁迅的目的是希望中国的阿Q们能够恢复身体和精神的痛感，从麻木的沉默转向酷烈的沉默，才有从“奴隶”翻身成“人”的可能。
暨南大学孙伟的论文《以史证经：阿Q即事日用中的心性义理之辩》，打开了实证和象征之间的通道，将以阿Q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性放置于晚清士人所处的环境中，揭示阿Q是一个“经学道统的遵行者”，支撑阿Q精神胜利法的是传统经学话语，但实际上经学道统在当时已然有名无实，西方话语击溃了传统话语，但也将传统中的偏激反抗部分转化成了阿Q的革命期待。本文是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创新性阐释，让我们看到了阿Q这一指称暗含着传统话语表征系统的失语。
四、中期鲁迅与苏俄资源
会议的第四个分论题，是探究中期鲁迅转向过程中对苏俄资源的借鉴创造。“中期鲁迅”的命名携带着新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提出后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关注，它着重鲁迅的文学创造和政治行为焦灼互动的时期，由此深入思考文学如何介入政治、文学家和革命的关系问题。“中期鲁迅”的概念不是在传统的政治、革命意义上思考问题，而是研究者对“文化政治”“文学政治”的探寻，是在世界文化政治和革命思潮的背景下展开的。
中国海洋大学邱焕星的《“同路人鲁迅”与“以托洛茨基为方法”》，是给杨姿的著作《“同路人”之上：鲁迅后期思想、文学与托洛茨基研究》所写的书评，他从“同路人鲁迅”的问题出发，综合比较了长堀祐造和杨姿在鲁迅与托洛茨基关系认识上的得失，认为鲁迅研究只有让“同路人”问题摆脱与托洛茨基和1920年代中期鲁迅的历史关联，才能真正“以托洛茨基为方法”、以“同路人”为基点，建构一个“同路人鲁迅”传统，提供一条现代知识分子既参与政治又批判政治的新路径。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了如何建构新鲁迅形象的问题，认为当下鲁迅研究不应受历史实证所限，应当“以对象为方法”，而不是“以对象为本体”。
山东大学的钟诚在《再论鲁迅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接受及其转变》中，认为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中的言说正是鲁迅思考现实问题的理想型，鲁迅以此发展出“文学与政治互视”的视野，并将阶级论的冲突思维模式推进至微观层面，此种推进虽然为“永远革命”思路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持，却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社会合作何以可能”这个问题。钟诚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他实际是针对既往鲁迅研究因为“反理论”以致无法与公共思想界进行理论对话的问题，试图摆脱目前鲁迅研究的微观权力论和文学主体论，从宏观社会科学“理想型”的角度来看鲁迅对托洛茨基思想的接受和转变，具有非常好的思想史视野和现实关怀。
山东大学的国家玮在《怎么译？——“中期鲁迅”与卢那察尔斯基》中，则思考了中期鲁迅与卢那察尔斯基的问题。他指出“同路人”在苏联的实际处境和在中国的差异，导致下列问题变得不再自明：什么样的“同路人”？“同路人”与革命派关系如何？“同路人”与阶级意识越来越强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如何调和？基于此，与其说鲁迅在卢那察尔斯基身上看到了“实际指导者”，不如说选择了“文学政治”生存模式的鲁迅，在卢那察尔斯基这一颠倒的镜像中看到了另一种“政治—文学”生存模式的可能性与限度，即处于“政治家”位置而具有文学家的思维方式。
五、认同焦虑与主体
转向会议的第五个分论题，是探究鲁迅从五四时代到左翼时代的转向过程中出现的主体认同焦虑问题。参会者从具体的鲁迅创作文本出发，联系文本出现的社会语境，沟通文本内外，思考鲁迅在世界／中国、知识／行动、文学／政治之间的认同转向、思想困境及其创造突破。
首先是关于世界／中国结构中的鲁迅主体。南京财经大学的张钰在《中国的“世界作家”：鲁迅的身份认同与创作焦虑》中，从中与西、民族与世界等二元对立的矛盾出发，指出在此种结构下的阐释必然会有所遮蔽，由此她引出了“中国的‘世界作家’”这一概念，试图走出以往的对立结构，沟通“文学政治”中的“民族”与“世界”，认为鲁迅本人既生产实践着“中国的世界 作家”这一形象，也对抗质疑着这一身份。张钰试图在中国与世界的交融关系中，探讨作家的民族认同与文学认同，尤其强调了鲁迅民族立场与作家身份之间的冲突。此外，她关注到近年来学界有关“鲁迅为何没多写小说”的探讨，并将世界文学所带来的“影响接受的焦虑”这一视角引入讨论当中，为阐明相关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
其次是关于知识／行动结构中的鲁迅主体。首都师范大学的孟庆澍在《从 “差不多”到〈尝试集〉——谈〈端午节〉中的隐含对话》一文中，指出《端午节》并非过去认为的是一部流于庸俗的家庭小说，实际上文本中蕴含着鲁迅与胡适潜在的对话。他指出方玄绰提出的“差不多”说乃是鲁迅人生经验的结晶，是互为枷锁、互为傀儡、互为奴隶的困境之缩影。而鲁迅在胡适画出了“好人政府”的蓝图并引起舆论关注之际，借助方玄绰“差不多”的口头禅和手中捧读的《尝试集》，不仅是和风头上的胡适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更是在这雅谑背后，隐伏着“知”／经验型思维与“行”／理念型思维的对立和颉颃。最后是关于文学／政治结构中的鲁迅主体。
西南大学的张武军在《1927：鲁迅的演讲、风度与革命及国家之关系》中，认为既往研究为了突出1927年转向 的重要性，过于重视“清党”的重要性，他通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分析，认为清党后鲁迅仍旧有公开演讲和发表，证明他在清党后其实仍旧有国民革命的认同存在，他离开广州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反民党”的顾颉刚被南方政府接纳，这就让鲁迅觉得国民革命最终变质了。由此，颠覆了既往关于鲁迅左转的清党动因说，进而提供了一个关于易代之际的鲁迅与革命和国家的新说建构的起点。
六、左翼鲁迅与国际主义
会议的第六个分论题，是探究“左”转后的鲁迅与共产革命的国际主义的关系。不同于既往单向度的“影响／接受”考察，参会研究者更强调左翼鲁迅和世界左翼的“共时性”，主要包括左翼理论的共振和对话、左翼范本的中国化，以及共时性的“世界感”（内部的时空想象的世界化）的发生。
中央戏剧学院的谢俊在《全球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三十年代初大众文艺观的新变化》中，通过全球无产阶级文化政治如何触发一种新的文艺美学思想生成这 一视角，分析鲁迅1930年代初大众文艺观的变化，他引入了布洛赫、卢卡奇、布莱希特、本雅明在同一时期的相关思考，以此阐发鲁迅新的大众文艺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历史意义。论文恢复了中国左翼和西方知识分子经验的“互文性”，将之放到从共产国际六大到七大期间无产阶级运动遭遇挫折的世界语境中，通过“对话”思考中西左翼理论家和作家关于大众化问题的得失，由此就让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大众文艺观之于世界左翼革命的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的何旻在《制造左翼文学定本——以鲁迅编印〈毁灭〉〈铁流〉为中心》一文中，通过充分的历史化，还原了鲁迅编印《毁灭》《铁流》的 过程，他一方面夺回了作者对书籍文本的控制权力，制造了普罗文学翻译的定本；另一方面通过选择正文、附录、图像等各类文本的秩序，加入了自我对苏联普罗文学的理解，提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范本。此文跃出了文本分析和一般社会学的路径，从鲁迅与媒介生产的互动关系出发，深入探讨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作家参与革命、影响革命的路径，具有很好的方法论启发性。
中南大学的吴宝林在《左翼作家“世界感”的形成及其构造方式》一文中，将研究的视角从既往的“世界观”转向了“世界感”，从理性转向了感性，从世界化转向了在地化，因而具有重要的方法论转换意义，他既在历史层面探究了左翼作家“世界感”的形成过程，分析鲁迅、胡风等人思想生成转换的契机路径，也在结构层面探究了思维逻辑和“构造方式”，由此这种解读就上升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契合了更新的研究潮流。
七、主体横站与杂文批判
会议的第七个分论题，是探究左翼鲁迅的主体横站，以及依托杂文左右批判的问题。1930年代鲁迅的杂文近来成为研究的热点，这与学界突破“纯文学”的限度，重新思考文学性有关，不过在具体的研究中，何种文体的创造与何种主体的创造之间的关系仍存在广阔的研究空间。参会者对主体／文体的互动关系做了动态的考察，在世界视野的主体选择视域下丰富了文学生成性的思考。
重庆师范大学的杨姿在《杂文的位置：〈自由谈〉与鲁迅的都市革命观》一文中，以《自由谈》为中心，试图探究鲁迅杂文和都市革命的复杂关系，她认为鲁迅是从新的世界格局观念和党国统治现状出发，一方面发明了“拾荒”式的杂文写作批判右翼报系文人，另一方面发明了“花边文学”来抵抗左翼腔，这些写作过程证实，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决定着杂文文体的变化和发展，却是杂文的生机主导了都市革命的继续。杨姿的研究既让我们看到了鲁迅的左翼都市革命困境，也看到了鲁迅在此困境中的突破创造，而从方法论角度看，本文兼容了 “都市”视角和“革命”视角，走出了既往研究的单向度缺陷。
清华大学的殷鹏飞在《“横站”的政治：1931年被捕谣言与鲁迅的左翼批判伦理》中，试图重谈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横站”的问题，他以“鲁迅 被捕”谣言事件为契机，重点探究了何种左翼机制提供了鲁迅横站存在的可能空间，何种鲁迅特质让横站超越了西方左翼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进而生成了既 超越政治又回归政治的中国左翼。同时，本文还进行了中国左翼和全球左翼的比较，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实践对比中，让我们看到了鲁迅横站选择的世界意义和超前性。本文摆脱了旧横站解读的去政治化和孤独抗战的超越性定位，将其重新放回到左翼内部，探究其既批判否定又介入建设的政治性，这就激活了僵化的左翼政治。
四川大学的周维东在《“流转”的现代史——〈现代史〉与鲁迅的“现代” 体察》一文中，透过杂文《现代史》触及了鲁迅对于“现代”的讨论，从不同层面对“现代史”的能指和所指展开了论述。周维东认为在鲁迅的杂文中，不但存在着“变戏法”的知识谱系，他还通过“变戏法”联结着现实，譬如《现代史》 中鲁迅就以“变戏法”来隐喻现代史，由此历史就成了一种“现代症候”。不仅如此，由于“变戏法”来自游民文化，鲁迅还试图以民间视野来参与建构现代历史，这就让我们看到了游民文化进入现代主流社会的原因，以及对于现代史进程的影响。
八、世界转型与鲁迅重建
会议的第八个分论题，是探究鲁迅身后的世界体系变动以及对于鲁迅资源的征用重构问题。作为中国建构过程中主要的文化符号，“鲁迅”的符号征用不仅回应着中国内部问题，也同时应对着世界体系的转型问题，参会者试图从鲁迅话语的个案分析出发，来探究世界转型和鲁迅重建的复杂关系。
南京师范大学的李玮在《世界视野下的“消极革命”与“李长之鲁迅”》 中，将理论旅行的思维引入到“政治鲁迅”的思考，强调李长之对于西方理论的创造性转换，在暴力革命的线索之外勾连出一条反殖民的抵抗的“消极革命”的线索。她指出李长之援引康德建构的“天才鲁迅”和“诗人鲁迅”，以对 1930 年代左翼文学的抗辩姿态出场，背后的逻辑是抵抗殖民语境下从启蒙到左翼的普遍主义，李长之以此呼应着世界范围内“消极革命”的政治动向，参与建构着“中国本位论”。不过“积极革命”和“消极革命”既有冲突又有联系，批判殖民和超越殖民共同指向了“中国特殊性”，由此李长之塑造的“康德式鲁迅”以及他所设定的马克思—左翼鲁迅的“他者”，建构了整个民族政治鲁迅主体，成为革命中国的全景隐喻。
青岛大学的韩琛在《1968：世界革命与“伊藤鲁迅”》中，认为伊藤虎丸针对战后日本民族危机以及1960年代末日本全共斗运动，经由鲁迅、毛泽东以及革命中国的经验，发明了一个现代东亚的“最初之人”，并以之作为因应日本危机的思想轴心。而伊始于 1968 年的“伊藤鲁迅”研究，也无意识中印证了 1960 年 代革命的基本趋向：这是一次以左翼理论为思想资源的激进自由主义运动。
东南大学的张娟在《〈狂人日记〉与〈伤魂〉：全球化视野下的“新国民 性”批判与文明重建困境》中，以卢新华的《伤魂》为中心论述其与《狂人日 记》的关联性，认为海外华文作家试图“以鲁迅为方法”，在鲁迅身上寻找思想资源，通过“新国民性”的提出解决文明重建的问题。
最后，与会学者围绕“鲁迅研究再出发：世界体系变动与21世纪中国”这 一主题，进行了圆桌讨论。讨论由中国海洋大学邱焕星主持并作引言，他强调“问题”和“创新”是青年鲁迅研究者聚集一堂的理由，“世界视野与中国主体”不仅意味着鲁迅研究时空性的打开，而且意味着鲁迅研究不局限于鲁迅研究的内部，而应该加强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对话，以参与到21世纪的中国发展和世界进程。在圆桌会议上，参会学者就文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世界性”是什么的问题、鲁迅研究往何处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办方代表李玮做最后总结，她指出“鲁迅研究：世界视野与中国主体”学术工作坊的会议成果，既打破 了1980年代对西方现代性的全盘接受思维，也超越了1990年代的简单化的批判现代性思维，参会者希望在平等的视野下强调世界与中国的多元共存性和互补互文性，所以未来的鲁迅研究应该在“世界之中国”的大背景下反思再出发。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10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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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云波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