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邱焕星：党同伐异——鲁迅与三·一八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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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关于三·一八惨案，既往多从鲁迅的情感叙事出发，关注他的批判对象而不注意他没有批判的对象，忽视其发生是国共两党推动国民革命、动员首都民众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三·一八惨案的爆发，终结了一个革命政党/知识分子/学生民众三方联合反政府的自由狂热的街头政治阶段，它给鲁迅带来了血的洗礼，使血债血偿的暴力革命和推翻政府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但与此同时，也使得鲁迅的批判具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倾向，他在批判政府的暴力压迫和帮闲知识分子的妥协性时，回避了革命自身的暴力专制以及知识分子独立性的逐渐丧失问题，体现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2期，感谢作者邱焕星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邱焕星

党同伐异：

鲁迅与三·一八惨案

因为《记念刘和珍君》的巨大影响，以及大量三·一八惨案的资料汇编，此事似已题无剩义，譬如朱正最新的鲁迅传记《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在第十五章“刘和珍之死”里仍然是政府屠杀、群众惨死、泣血控诉的旧说法。但实际上，这些认识和价值判断都明显受到了鲁迅情感叙事的影响，它并非历史的全貌，更非真实的“历史”本身，《记念刘和珍君》其实是从结果论、被动性和弱势群体“诉苦”的角度，用无辜青年被杀来获得的道德正义性，来控诉权威政治即军阀政府和帮闲文人的压迫。因而读者也就更多注意到了鲁迅批判的对象，却没有注意到他没有批判的对象，由此忽视了群众运动利用街头政治主动革命的一面，进而忽视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其实是之前国共两党“首都革命”的一个必然后果，而鲁迅对此的参与更是早在女师大风潮时期。也正是因为鲁迅对国民革命的深度参与，最终影响了他对惨案的客观评价，而这对我们深入认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是极为重要的。

《一个人的呐喊——鲁迅1881-1936》

一、革命蜜月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首先需要交代一下前史，才能真正了解它在整个革命发展链条上的位置。

1924年底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宣布拥护中山主义，国共两党于是以孙中山的北上为契机，发起反帝反军阀的“国民会议”运动，但段祺瑞拒不接受中山的主张，坚持召开了“善后会议”，自此南北政府失去了合作的可能性。虽然目的没有达到，但是国共两党借助反直三角联盟的最初合作和冯玉祥的庇护，获得了在全国公开推行“国民革命”的合法性，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青年和民众日渐革命化，从而为之后的女师大风潮、首都革命以及三·一八惨案埋下了火种。

鲁迅最初对这些政治变动并未给予特别关注，他正忙着创办《莽原》、重启五四时期的思想革命运动，但随着他参与女师大风潮，逐渐介入到国民革命的政潮中来。女师大风潮最初只是一个校内学潮，但在李石曾、易培基等国民党人的助推下，从驱逐杨荫榆到反对章士钊再到公开对抗教育部，最终成为国共两党和北洋政府斗争的一个工具。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鲁迅逐渐从一个思想革命者，变成了反政府的激进左翼和国民革命的同路人。

女师大风潮在1925年底一度陷入僵局，在国民党的背后支持下在京帽胡同勉力维持。由于浙奉战争中奉军的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在滦州倒戈，奉系阁员纷纷逃跑，北京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国民党左派趁机利用群众运动，发动了推翻政府的“首都革命”，最终虽未成功，但它形成的反政府风潮却给女师大提供了复校的契机。而段祺瑞在首都革命后被迫起用冯玉祥系和国民党人，其中易培基成为教育总长兼女师大校长，他旋即恢复了鲁迅之前被章士钊罢免的职务，正式聘其为国文系教授。

女师大风潮剪影

首都革命之后，鲁迅开始参与国民革命的一些外围活动，他受国民党人邓飞黄的邀请，出任《国民新报副刊》的乙刊主编，该报是国民党在北方的唯一喉舌，日销一万余份，影响很大。在此之前，鲁迅就曾在孙中山行辕创办的《北京民国日报副镌》上发表过作品，他还和吴稚晖、徐谦、李石曾等国民党要人一起成为《民报》的特约撰稿人，并曾在国民党方面的要求下，介绍韦素园担任副刊编辑并多方拉稿。所以，从一般约稿到安排学生做编辑，再到自己亲自主编，反映了鲁迅与国民革命日渐密切的关系。

1926年3月12日，鲁迅在《国民新报》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特刊”中援引托洛斯基的话，赞扬中山是一个“永远的革命者”，并号召“新的革命者”继续前进。对比一年前他关于中山革命“太晚”的评价，鲁迅此时对国民革命显然有了更多期待。而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援引苏共领袖的“赤化”言论，强调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志，无疑是在向公众展示自己的革命支持者形象。而在看到双方关系日渐密切后，高长虹曾问鲁迅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他说他想骂的人不一定是国民党要骂的人，国民党要骂的人他不一定想骂，所以他不加入国民党”[1]。显然，鲁迅的自定位实际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同路人，但他并不想放弃独立性和批判性，更愿做一个“带着社会改造的理想的文明批评家”。

此时的鲁迅，看到的还是国民革命所向披靡的一面，这是一个王凡西所称的“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由于五四、五卅、首都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示范作用，“在少数的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所以，“因孙中山入京及其死后所形成的京中政治空气，虽然浓厚生动，却并不严肃深刻。这个空气里带有节日的欢乐意味，有大团圆的升平景象”[2]。其实首都革命的成功，首先是利用了冯玉祥的支持和郭松龄反戈奉系的有利时机，其次是政府太过弱势，以致政令不出都门，事实上这个胜利只是暂时性的。

二、血的洗礼

由于张作霖在日本的帮助下迅速击溃郭松龄，同时建立直奉“讨赤”联军合围国民军，导致国民革命在北方的形势逆转，为此共产国际要求国共两党“发展最广泛的政治工作，并组织群众的行动去支持国民军底斗争”[3]，中共于是制定了“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是在帮助国民军”[4]的方针，发动了反对讨赤联军的群众运动，但是国民军为求自保，发表整顿学风的通电，拥护“反赤”。

正当国民革命渐入困境时，3月12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这个意外事件带来了转机，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国民新报》发表《告民众书》，趁机掀起反帝反军阀的群众运动，逼迫国民军重新左转，“使其能因民众拥护而死战”。最后定于3月18日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会后赴执政府请愿，其中“中共北方区党委、共青团委、在北京的中共党员、青年团员除个别人（如范鸿洁同志因守区委机关）外，全体都参加了”[5]。民众“提出条件有三：一，解除国务院卫兵武装；二，交出昨日（十七日）殴辱请愿代表主使人；三，推倒段祺瑞”，由于卫兵阻拦，“众大哗，狂呼‘打倒帝国主义！’‘驱逐八国公使出境！’‘打倒段祺瑞！’等口号，同时并高唱‘国民革命歌’，呼声彻云霄。当是时，忽有人在群众后大呼‘冲锋！’‘杀进去！’于是后面群众向前猛拥，群众多执木棍，棍端嵌铁钉以为武器，卫队与群众既逼，始则互报恶声，俄而冲突愈烈，卫队向空鸣枪，群众仍奋勇向前，不稍畏缩，至是，卫队乃实弹开枪，向群众射击，而空前惨剧遂开幕矣”[6]。

学生与军队的对峙

事后，政府一方为了卸责，当天阁议“本日由徐谦以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名义，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执木棍，丛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7]，随后国务院即通电各衙门。鲁迅得知后极为愤怒，他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

鲁迅的激烈反应，表明惨案给他带来的是一场“血的洗礼”。由于五四和五卅的成功，无论是学生还是革命党，都极度痴迷于群众运动，却没意识到这些成功只是“非暴力”阶段的产物。鲁迅虽不迷信这种街头政治，但在卷入女师大风潮的现实斗争中，也开始反思思想革命的局限以及“文学家有什么用”，所以他对学生运动实际有过很多的支持，他称之为“煽动青年冒险”。但事实上，周氏兄弟自己也“只是思想王国的斗士，从未做好要投身到血腥的政治斗争中去的准备”，所以，“1926年3月18日他们的学生的死亡，迫使这两位启蒙的辩护士，不得不正视他们文化理想的政治代价。他们都为暴力所震惊，提笔撰写长文，以表达个人的内疚与悲愤”[8]。

《纪念刘和珍君》

正如王凡西所言的，三·一八惨案用“热的铅和红的血”，“结束了北京知识青年的一个特有的时代”，它宣告了政府合法性的彻底丧失，反过来证明了暴力革命的合法性，这种催化作用在鲁迅那里也得到了印证，他的文章被认为道出了青年人“普遍的心声”：“‘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是的，必须继续战斗，而且必须以别种方法来战斗，就这样，‘三·一八惨案’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要以枪杆子来代替笔杆子。[9]”自此开始，鲁迅的影响跨出了文艺界，真正成为了“青年叛徒的领袖”和“时代的战士”，而惨案也加快了他在政治上走向激进主义的步伐。

三、谁的责任

惨案发生后，各方人士一面谴责杀人者，一面追究惨剧的责任，由于天安门大会本是利用民众来维护苏俄和国共的利益，所以舆论对运动组织者的批评是非常多的：政府方面如贾德耀指出“徐谦等阴谋破坏，非伊朝夕，与真正请愿学生，显有区别，藉端生事，酿成巨变”；国家主义派批评群众领袖“当众报告，毫无危险，事类欺骗；事变既出，领袖无一人被伤，亦无一人自首者”；研究系批评“临到实际犯难时，领袖们早已不见踪迹”，实则“以救国为手段，以猎官为目的，以青年为壑”；现代评论派如陈西滢也批评领导者“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10]。

由于指责不断蔓延，国民党发表社论强调这都是卖国妖言，“以图转移民众攻击之目标”[11]。中共也发出通告，认为是“段祺瑞受了英日指使，为拥护《辛丑条约》而屠杀爱国同胞”[12]，另一方面则试图“利用这次屠杀，鼓动一个全国民众的大运动”，他们秘密要求“对国民一军勿加攻击。……只严电冯军将领速起讨段”[13]。在国共的推动下，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声援运动，但并不能阻止舆论对群众领袖和国民军的批评。而鲁迅的批判和革命党是一致的，在《“死地”》、《可惨与可笑》、《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章中，他强调该谴责的是凶残的“当局”和下劣的“流言家”，认为“倘要锻炼群众领袖的错处，只有两点：一是还以请愿为有用；二是将对手看得太好了”。

实际上，惨案之前鲁迅就听许广平讲述于右任煽动她们当女烈士的事，并知晓国民党早有安排的信息，所以当天他阻止了许广平去集会请愿[14]。惨案之后，辛岛骁曾回忆鲁迅私下里对“部分领导者的利己行为感到憎恶”，“他表演着指挥学生群众的人物的模样，说：‘他们发出‘前进！前进！’的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可是他们自己决不站在前面把胸脯朝着枪弹。只是从旁边发出号召，这就是中国的领导者的姿态。你以为这样就能救中国吗？’这时鲁迅连眼泪也流出来了，凝视着我的脸孔”[15]。荆有麟也曾回忆鲁迅在惨案后与李石曾、马叙伦等人在中央公园集会，商讨怎样应付和反对敌人的暴行[16]。从这些情况来看，鲁迅选择维护群众领袖，实际既因个人取向也有政治的考量。

当时的舆论除了批评群众领袖外，对国民军的批评也很多，学生总会公开指责“事变发生在国民军驻扎之地，而且事前曾得警察厅许可，所以这次惨案国民军应负相当的责任”[17]，甚至有人认为“杀学生之罪不在段张而在国民军”[18]。但是鲁迅对国民军也未加批评，而学生总会的批评就发表在《国民新报》上，更关键的是，鲁迅的亲朋如周作人发表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张凤举发表了《檄告国民军》，怒批为“民众之敌”，这些文章是鲁迅自然能看到的，但是他同样选择了沉默。其实国共两党私下里对国民军也极为不满，但是为了“继续作抓住国民军，建立反直奉的联合战线的工作”[19]，他们都没有公开指责。

事实上，鲁迅在《“死地”》、《记念刘和珍君》、《空谈》等文章中，含蓄地传达了他对革命党人战法的批评，他“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而在更深层面上，这实际反映了知识分子面对革命流血的矛盾心理，早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就鼓吹过英国式的“无血革命”，然而正如陈独秀发现的，“现在社会底制度和分子不良，用和平的方法改革不了”[20]，所以他率先转向了苏俄式革命，而这种革命的逻辑就是徐志摩所言的，“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21]。

四、自由终结

3月26日，《京报》突然透露政府还要通缉亲革命的知识分子，“该项通缉令所罗织之罪犯竟有五十人之多，如……周树人（即鲁迅）、许寿裳、马裕藻……等”，鲁迅于是先往莽原社后又转入山本医院避难，一直待到4月8日。4月9日，《京报》刊文指出政府内部对惨案的善后并不统一，阁员“大都不主罗织人数过多”，“最后仅留五人”，所以流传的通缉令不过是个谣传。

这个内幕最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和群众运动的宽容，正如林语堂所言的，“那时，北平的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极尊重出版和开会的自由”，他甚至觉得“我们所得的出版自由太多了，言论自由太多了”[22]。而据当时的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的回忆，惨案其实是次意外，他们事前“一再叮嘱在与学生接触的时候要万般忍耐，打不准还手，骂不准还嘴，以免发生意外不幸事件”，“布置时要求警备部队前几排的士兵不许扎腰带，以免接触时发生无理的殴打；中几排的士兵可扎皮带，但不准拿武器；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但由于“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骂士兵是‘卫队狗’、‘军阀走狗’，当时士兵曾被迫后退。当学生快要冲进执政府门口时，寿图就命令附近的士兵：‘开枪吧！’他原来的意思是想叫士兵向天鸣枪，把学生吓跑了就算了，不料东西辕门的守卫士兵就真的平射起学生队伍来了，以致酿成当天的惨案”[23]。

所以对这段时期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认识，除了要考察他们的思想倾向外，这个特殊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也是必须注意的，正是有了这个基本保障，他们才敢大胆激烈地抨击政府。事实上，名单中的许寿裳、周作人等都没有外出避难，同样被劝避难的顾颉刚也认为“予所发表文字未尝及政治，想不致牵入耳”[24]。显然，鲁迅对“通缉令”的敏感以及匆忙避难的行动，正说明了他对革命的深度介入，不过鲁迅也是半信半疑，他不但多次外出访友，还前往女师大、中大讲课甚至回家，实际还在公开活动。

但宽松的政治并未维持多久，由于奉直联军发起总攻，走投无路的国民军无奈于15日撤出北京，段祺瑞在经过短暂的复职之后，也在20日下野，北京由此为奉系军阀所控制，这些新军阀由于很少受到教育和军事训练，行事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规则，入城之后即以赤化名义枪决了邵飘萍和林白水，同时派军警包围北大，驱逐进步的教师和学生，这种恐怖统治，由此终结了这段知识分子的自由议政期。由于鲁迅不但是国民革命的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他4月10日还刚发表了《如此“讨赤”》讽刺奉直联军，所以他先后前往德国医院、法国医院和东交民巷避难。在给学生李秉中的信中，鲁迅说“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象指导青年“这些哲学式的事情，我现在不很想它了，近来想做的事，非常之小，仍然是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从中不难看出恐怖统治对他的影响。

邵飘萍（左）；林白水（右）

面对随时可至的危险，“教授中之有政治色彩者，均不自安，纷纷南下”[25]，林语堂回忆说：“当时军阀手中平时坦直批评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单上，共有五十四个人名字，……由于朋友联系，我和鲁迅，沈兼士，还有北京大学几个很杰出的人物，和厦门大学签订了聘约，我们前去教书”[26]。最终鲁迅在8月26日离京南下。

五、党同伐异

回顾这段历程不难看出，要想认清鲁迅与三·一八惨案的复杂关系，不能脱离“国民革命”这个重大的背景。随着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苏俄式政党政治和群众运动大规模兴起，而反直三角联盟的合作和北洋政府内部的派系纷争，在1925、1926年的北京营造出一个短暂的“首都革命”蜜月期。在两党的助推下，知识精英的关注对象逐渐从文化转向了政治，学生、民众则被动员起来走向十字街头，然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动，最终以鲜血终结了这个自由狂热的群众革命阶段，使血债血偿的暴力革命和推翻政府的军事行动获得了历史的合法性。

而鲁迅的经历，则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虽然鲁迅参与国民革命大有一定的偶然性和被动性，但是对社会变革的责任感不可能让他始终置身事外。正是在积极介入现实斗争的过程中，鲁迅逐渐将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不断反思知识分子及启蒙理念的局限性，最终成为了政治左翼和国民革命的同路人，而首都革命和三·一八惨案就是重要的催化剂，前者让他看到了革命政党的变革性力量，后者则促使他公开批判政府。但是鲁迅从思想革命向国民革命的转向，一定程度上是以放弃思想革命的目标和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为代价的，他逐渐表现出激烈的“党同伐异”[27]的倾向，在批判政府的暴力压迫和帮闲知识分子的妥协性时，回避了革命自身的暴力专制以及知识分子独立性的丧失问题。

还须注意的是，鲁迅对国民革命的支持，来自它的变革力量和因政府杀人而赋予的正义性，并非是无限的、绝对的。他们之间更多是一种基于共同斗争需要而形成的合作关系，鲁迅其实不太了解国民革命的具体内涵和实际操作，譬如他支持“除军阀”更甚于“打倒列强”，而且他对群众运动始终持怀疑态度。虽然鲁迅做了一些呼应甚至是配合国民革命的工作，但他自言“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甚至直到他面临政治迫害之后，他对通缉名单的解读仍然着眼于教育界的派系冲突，而非国民革命和政党政治的眼光。尤其是国民革命在北京溃败得如此迅速，显然它还不能从根本上打动鲁迅，所以他才会在北伐刚开始的时候，颇为悲观地说中国自民元以来就没有真正的革命，他对国民革命的真正期待，还要等到他南下之后、北伐节节胜利时才开始形成。

本文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2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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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长虹：《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高长虹全集》（第四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2页。

[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0页。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议决案》，《六大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13页。

[4]《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文件（1926年2月21日—24日）》，《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页。

[5]萧三：《“三·一八”烈士永垂不朽》，《光明日报》，1981年3月18日。

[6]《国务院门前浮尸遍地》，《时报》，1926年3月26日。

[7]《段祺瑞政府的通缉令》，《京报》，1926年3月20日。

[8]舒衡哲：《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刘京建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9]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

[10]参看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11]《卖国贼及其走狗之妖言》，《国民新报》，1926年3月21日。

[12]《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向导》周报第147期，1926年3月27日。

[13]《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为段政府惨杀爱国学生紧急通告（1926年3月20日）》，《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380页。

[14]许广平：《附录一》，《鲁迅回忆录（手稿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207页。

[15]辛岛骁：《回忆鲁迅》，《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4页。

[16]荆有麟：《鲁迅避难在北平》，《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

[17]《学生总会对三月十八惨案宣传大纲》，《国民新报》，1926年3月26日。

[18]“芷”：《对国民军之怀疑》，《清华周刊》第25卷第5号，1926年3月26日。

[19] 《柏经狄三、四月份工作报告》，《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13页。

[20]陈独秀：《革命与作乱》，《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

[21]徐志摩：《欧游漫录》，《徐志摩全集（第3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

[22]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1页。

[23]楚溪春：《三一八惨案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0年3月。“寿图”指卫队旅少校参谋王子江。

[24]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一卷（1913—1926）》，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740页。

[25]李璜：《我卷入了国民革命的政治漩涡中》，台湾《传记文学》，第22卷第1期。

[26]林语堂：《林语堂自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19页。

[27]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莽原》半月刊第1期，1926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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