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胡桑 ：在“准”的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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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的《送奶工》（Milkman）是一部关于政治和边界、权力和暴力、谎言与真相、束缚与自由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者——18岁的“中间姐妹”的家庭、种族、阶层、国家、时代似乎都是隐去的。不过，作为一部民族、种族、国家、宗教处于无名状态的小说，《送奶工》恰恰有着强烈而清晰的政治意识和伦理意识。
胡桑老师从边界内的恐惧、无名的状态、例外的人（出格者）、在“准”的国度、成为女孩-女人五个方面对《送奶工》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小说呈现了一个到处是边界的政治空间，边界对社区或共同体的入侵意味着政治权力的滥用——对个体权利的悬置。小说里的人物大多都处于无名状态，是被剥夺了自由存在权力的人。权力处处监控、排斥、驱逐那些法则中的例外的人，叙述者就是这样一个例外的人，在小说中被称为“出格者”（beyond-the-pale）。“准”的关系设想了一种有别于边界政治的关系，试图在创伤和黑暗之下努力实现正常状态。而个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辨认，会与世界的权力法则产生矛盾和错位。男人在这一冲突中，可以继续做一个任性的男孩。女人在这一冲突中，只能去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人。这就是一个社会本身的非理性之处。
本文选自胡桑著作《始于一次分神》（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年8月），感谢胡桑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在“准”的国度
文/ 胡桑
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1962- ）的《送奶工》（Milkman）是一部关于政治和边界、权力和暴力、谎言与真相、束缚与自由的小说。
在这部小说里，女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者——18岁的“中间姐妹”（middle sister，她既全是姐姐，又不全是妹妹，而是姐妹的中间地带，是未成年与成年的中间地带）的家庭、种族、阶层、国家、时代似乎都是隐去的。这部小说深入到了当代历史的夹缝之中，小说指涉了一个处于政治冲突中的地理空间：北爱尔兰。当然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解释，因为小说没有一处提及“北爱尔兰”这个地名。我们只知道作者安娜·伯恩斯出生于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所以，北爱尔兰在小说里被隐喻化了。尽管出现了“海对岸”（over the water），让我们很容易想到这在指涉与爱尔兰隔海相望的英国。而且，“准男友”（maybe boyfriend）获得的“超级增压机”部件就是从一辆来自“海对岸”的宾利风驰汽车上拆卸下来的，我们知道宾利是产自英国的一个汽车品牌。但是小说并未明确指明“海对岸”的国家的名字，更何况，“海”（water）还可以理解成河流或湖泊，并非必然是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海域。小说中不断出现“我们的宗教”，但没有一处提示了这到底是何种宗教，并不能锁定为爱尔兰的主体宗教天主教。叙述者属于何种民族、种族更是无从知晓。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甚至都是没有名字的。
那么，小说中的时代呢？同样是混沌不清的。不过，我们至少知道，叙述者生活在二十世纪，她在二十年后回忆自己18岁时的遭遇，此时大概已是一名作家。第五章里提到，叙述者做了一个关于普鲁斯特的噩梦，“在梦里，他（普鲁斯特）变成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作家，一个堕落的当代作家，一个冒充世纪之交的作家，据说这就是他在梦里——我想是被我——告上法庭的原因。”（第250页）那么，据此推算，叙述者在写作这部“回忆录”的时候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事实上，北爱尔兰问题（the Troubles）在1998年才平息下去。小说在第一章里密集地提及三个年代：“这块土地不属于我，这就意味着他（送奶工）能在这里跑步，就像我能在这里跑步，就像孩子们在七十年代认为自己有权在这里喝酒，就像长大一点的孩子们在后来的八十年代认为自己在这里吸食强力胶也很合理，就像他们再长大一点到了九十年代又来这里给自己注射海洛因，就像此时此刻政府机构正躲在这里偷拍反政府派。”（第7页）这么看来，年代是明确的。更大的时代景象和处境却只是小说里一场无从穿越的雾，我们只能悄悄试探。甚至可以说，时代在小说里依然是无名的。
不过，作为一部民族、种族、国家、宗教处于无名状态的小说，《送奶工》恰恰有着强烈而清晰的政治意识和伦理意识。那么，这部小说到底是如何呈现政治意识的？小说中的政治意识又催生了什么样的伦理意识？这两个问题相互缠绕在一起，是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所在。
左：[北爱尔兰]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
中：《Milkman》/英文版/Anna Burns/Graywolf Press/2018-12-4出版
右：《送奶工》/中译本/安娜·伯恩斯 著/吴洁静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一、边界内的恐惧
理解《送奶工》的前提是理解小说构筑的社区里的边界。显然，小说呈现了一个到处是边界的政治空间，小说里直接探讨了这一点：“‘政治’当然涵盖了一切和边界有关的东西、一切能够被解释成和边界有关的东西。”（中译本，第255-256页）小说里的世界充满了边界——海对岸（over the water），马路对面（over the road），“我们”和“他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我们的宗教信”。（第24页）对于叙述者来说，这个世界的混乱与恐惧就来自于“边界那边”（over the border）和边界这边的对峙与冲突。
叙述者“交往了将近一年的准男友”得到的宾利风驰“超级增压机”零件，镌印着一面旗帜，一面来自于“海对面”的旗帜，于是开始遭人非议，甚至被告密。“旗帜”正是一个边界的象征。边界揭示了权力之间的争夺和对立。边界对社区或共同体的入侵意味着政治权力的滥用——对个体权利的悬置。这种政治权力的滥用弥漫在整部小说里面。
北爱尔兰的历史就被伯恩斯熔铸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里面。这部小说显示出醒目的伦理性和政治性。不过，小说的文学特征同样醒目，它创造了一种口语化的絮絮叨叨的语调。叙述者的母亲在小说里叫做“妈”（ma），就是一个特别口语化的词。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絮絮叨叨的语调让小说产生了一种压抑，而不是日常的平易。劳拉·米勒（Laura Miller）认为，在这部小说里，“政治恐怖和性监视加剧了青少年的幽闭恐惧症。”因此，整部小说有着一种幽闭的氛围，让人在阅读时无法不产生压抑的感觉。但是，这种压抑的感觉要去开启一个东西，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看到在这个时代的人性的境况，人的处境，人与人的关系。压抑感摧毁了一切盲目的乐观，小说中的世界被安置在紧张和恐惧之中。“药丸女孩”（tablets girl）写给妹妹的信在开头就罗列了迷雾一般到处蔓延的恐惧：“我们义不容辞地为你列举你的恐惧，以免你将其遗忘：物资短缺；过分依赖；古怪；不可见；可见；羞耻；被回避；被欺骗；被欺负；被抛弃；被打；被谈论；被可怜；被嘲笑；被认为又是‘孩子’又是‘老女人’；愤怒；其他人；犯错；凭直觉知道；悲哀；孤独；失败；失去；爱，死亡。如果不是死亡，那就是活着——”（第283-284页）所以，药丸女孩在信里说：“我们害怕。”（第284页）
幽闭恐惧症无疑起源于密不透风、令人无法喘息的森严边界。这边与那边，我们与他们，这样的区别并非源于人们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差异经验，而是由外部权力所确立。此类边界将法则强行赋予生活于其中的生命个体，甚至规定了生命个体的善恶层次。比如故事一开头就出现一个人物——“某某·某某之子”（Somebody Mcsomebody），后来我们得知他就是核弹男孩（Nuclear Boy），曾在城市的中心区域实施过一场爆炸。令我们困惑的是，由于他在厕所里偷窥，并用一把枪威胁叙述者，就被指控四分之一强奸罪。在叙述者所在地区，强奸罪被花样百出地区分为不同档次：完整强奸、四分之三强奸、半强奸、四分之一强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被视为性别平等的体现，这显然荒诞的性别平等，是权力强制介入的伪装的平等。毕竟，“这是一个官方认定的‘男女有别’的国度。”（official ‘male and female’ territory）（第10页）
在权力强制介入的空间里，井然有序的生活之下到处是紧张的暴力。“核弹男孩”的行为只是对暴力的低劣模仿。那位送奶工则将叙述者推入了充满紧张与恐惧的生活。而且，他就来自于反政府派，是紧张的肇始者。整部小说就笼罩在这种紧张的恐惧气氛里。
二、无名的状态
在《送奶工》里，名字的使用被约束在边界之内。《送奶工》里的社区有一个“禁用的人名列表”，犹如一道栅栏挡住了名字的漫游。“社区的灵魂人物通过按时复审，决定哪些名字可以用，哪些名字不可以用。”“被禁用的那些名字之所以被禁用是因为它们太像‘海对岸’那个国家的名字。”（第25页）但是，负责管理名字的叫做奈杰尔（Nigel）和杰森（Jason），他是少数拥有名字的人，不过，这并非因为他拥有管理名字的权力。他们的名字其实是社区里的人赋予他们的别名。在小说接下来罗列的禁用人名里打头的就是奈杰尔（Nigel）和杰森（Jason）。两位办事人员的名字正好构成了对禁用名单的反讽。可是，这种反讽只能是加强权力对边界的粗暴划定和守持。小说接着写道：“至于女孩名字，那些来自‘海对岸’的名字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女孩名字——除非也应该是庄重威严的，那另当别论——不涉及政治争论，所以有自由的空间（leeway），不会牵扯到任何法律法规。女孩起错名字，不会和男孩起错名字一样被人们奚落嘲笑，被长期纠缠，被不断追溯，被说成‘我们不该忘记’，永远遭人唾弃。”（第26页）女孩的名字在法则里其实是缺席和空白——女性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由此，我们更能看清对强奸罪的条分缕析恰恰揭示了权力对女性的宰制和阉割。女性拥有的空白的“自由空间”（leeway）恰恰是不自由的。而男人在这套话语机制里是否更自由呢？答案是否定的。“男孩的处境和女孩不一样。对他们而言，关于‘允许什么’和‘不允许什么’的规定更加死板、更加艰难。”（第119页）在权力话语机制里，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被严苛地规训着。只不过这套话语机制是父权的，所以对男人的严苛规训呈现出奇异的悖谬，男人也的确更容易上升为权力的拥有者。
作为男性，送奶工（milkman）其实不是一个专名，但是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知道，送奶工的真名就是“送奶工”（Milkman）。我们在这里会产生一个疑惑：一个人的真名恰恰被人们认为只是一个职业身份，这是怎么回事？一个人拥有真实的姓名在小说空间里变得异常艰难，甚至不正常。小说里的人物，无论男女，大多都处于无名状态，是被剥夺了自由存在权力的人。
权力剥夺了每个人存在的自主性和可能性。名字意味着每个人属于自己的存在，但是政治权力介入到了名字的使用之中，这是权力的滥用。滥用是通过对边界的划定来呈现的。那么，对边界的重新勘探就成了对边界的扰乱和消解。卡夫卡小说《城堡》中的K就是一个对边界的扰乱者。他是土地测量员，其任务就是对土地边界的重新划定——然而城堡所管辖的村子根本不需要土地测量员，他们不需要或者说害怕一个人来扰乱已经凝固的边界。
左：[奥]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
右：《城堡》/弗兰茨·卡夫卡 著/文泽尔 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
当然，小说里的一些人物是有名字的。除了“送奶工”（Milkman）和禁用人名管理者奈杰尔（Nigel）和杰森（Jason）——后来我们得知他们是夫妻，而且，杰森很爱自己的丈夫奈杰尔。还有，药丸女孩的妹妹苏珊娜·埃莉诺·丽萨贝塔·艾菲（Susannah Eleanor Lizabetta Effie）——一个接受恐惧的姑娘，她代表药丸女孩的“另一面”。（第283页）这也许正说明了药丸女孩渴望拥有一个名字。另外，“苏珊娜”（Susannah）采用了希伯来语的拼写，意味着“百合花”，代表纯洁、优雅、高贵。丽萨贝塔（Lizabetta）则采用了意大利语的拼写。所以妹妹的名字有着强烈的异域感，大概代表了药丸女孩渴求着另一种存在可能性。叙述者的曾曾奶奶有一个名字，叫做威尼弗雷德（Winifred）——年代久远的人是有自己名字的。叙述者家的狗也是有名字的，叫莱西（Lassie）。当然作家是有名字的，比如叙述者在噩梦中梦见的普鲁斯特（Proust）。歌星、舞女、影视明星都是可以拥有名字的，而且基本都是二十世纪的，比如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西格妮·韦弗（Sigourney Weaver）凯特·布什（Kate Bush）、佛莱迪·摩克瑞（Freddie Mercury）、朱莉·寇文顿（Julie Covington）、玛塔哈利（Mata Hari）、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等等。这就让小说获得了一种虚实缠绕的氛围。
小说中有一个女人叫做佩吉（Peggy），她后来变成了圣女，就与真送奶工断绝了关系。圣女清除了身上的“男女之间激动浪漫的爱”（personal romantic and passionate love），只剩下对上帝的“无条件的圣爱”（unconditional agape，中译本为“无条件的泛泛的爱”），于是就有了名字。而真送奶工呢，因为无法忘却佩吉开始了“自我施加的流亡”（self-imposed exile）。（第359页）于是，他远离了共同体生活，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名字，成了“除了佩吉无法爱上任何人的男人”、“除了佩吉故意不爱任何人的男人”、“确立坚定方针不再爱任何人尤其是佩吉的男人”。（第273页）
三、例外的人：出格者
在《送奶工》里，权力的滥用无处不在。这部小说很容易被解读为一部关于性骚扰的小说，但是，它其实是在探讨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正是在一个不健全的权力社会，在一个权力滥用的社会，叙述者遭遇的性骚扰才会发生，更糟糕的是，性骚扰要被误解和诽谤为私通。权力，高高在上，却隐而不见，处处监控、排斥、驱逐那些法则中的例外的人。叙述者就是这样一个例外的人，在小说中被称为“出格者”（beyond-the-pale）。甚至，“出格者”是例外的人身上抹之不去、如影随形的“印戳”（stamp）（第263页）。
出格者是那些溢出界限的人，是那些与权力直接相遇的人。权力，说到底，就是一个社会滥用的强迫力量。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法兰在《现代世界的诞生》说过，现代性是一种世俗运动，旨在消除三种强迫性的力量：亲属关系、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绝对主义教会（absolute church）。在三种关系消亡后，现代世界才能诞生。在《送奶工》里，我们也许可以追问，现代世界真的到来了吗？这三种强迫性力量真的消失了吗？“边界”难道不正是这三种力量显示其作用的地方吗？
左：[英]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
右：《现代世界的诞生》/艾伦·麦克法兰 主讲/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刘北成 评议/刘东 主持/管可秾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叙述者的母亲——妈（ma），看上去只是一个日常的人，一位唠唠叨叨的亲人。但是，她已然接纳了共同体的权力和法则，时时刻刻规训着作为出格者的“中间女儿”（middle daughter）——我们的小说主人公有三个哥哥，三个妹妹，那么她正好处在边界上，既是男女的边界，也是长幼的边界。一个权力肆无忌惮运转的社会必然要求一个人成为“女人”或“男人”，不能成为一个边界上的性别——因为这个共同体强调“我是男人你是女人”（第8页）。同样，一个人必须成为一个正常的成年人，而不能是一个拒绝成年的成年人。“核弹男孩”、“药丸女孩”其实都是成年人，却被社区称为“女孩”，显然，他们是拒绝成年的成年人，于是也就成为了出格者。那个真送奶工其实也是一名出格者。在第三章里，真送奶工刚刚出场时，是从“海对岸”那个国家回来的。回来后，他在自己房子屋后挖出一堆来复枪，这是反政府派私藏在这里的武器库。他把来复枪抱到大街中央，对着邻居们大吼大叫，与每一个人吵架。他不能忍受家中的异常事物。于是，“他成为人人皆知的出格者”。（第153页）小说中的女权主义者也被称为出格者。“‘女权主义’这个词是出格的。”（第165页）因为她们反对传统，让每一个人女性，包括任何肤色、信仰、性取向、残疾、精神疾病，获得自由。
小说中的父亲是忧郁症患者，后来死于疾病，几乎缺席，而母亲在家庭中承担起了父亲的角色，她认为，“不结婚者是自私的，扰乱上帝安排的秩序。”（第49页）她三番五次告诫叙述者——“中间女儿”要信守婚姻的承诺，要去获得“女人的合法地位”，“做一个普通人，和一个普通男人结婚，履行生活中的普通职责”。（第134页）这些谆谆教诲无不渗透着社会的权力。我们可以看到，“中间女儿”这样的女性被各种各样的力量规训着。做一个普通女人，其实呈现着权力对男女边界的规定。所以在权力这部小说里已经日常化了。“实际上，你每去一个地方，每做一件事情，都在发表政治宣言，虽然你并不想这样。”（第28页）小说絮絮叨叨的日常语调恰恰就是权力在日常生活中隐幽而亲和的存在。母亲通过作为日常的“妈”（ma）而与权力取得同一。正是在母亲眼里，“中间女儿”成为了出格者。人的生存边界是被边界划定的，正常的人不能越出这些边界。在这部小说里，个体正是被暴露在这样一个到处是边界的空间里。
问题的关键是，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出格者？叙述者不能成为母亲眼里乖顺的女儿，不能成为信守婚姻承诺的女性，于是就成为了一个被社会贱逐的例外的人。这样一个例外的出格者，喜欢“走路看书”、“边走边读”。对她而言，这是一种保持自我独立的方式。但是对共同体而言，这是一种不正常的行为，等于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结果，她真的是迎来了危险，遭到送奶工尾随跟踪。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共同体并没有试图保护这样一位暴露在危险之中的人，而是制造谣言，说她与送奶工私通，“说四十一和十八搞在一起真恶心，说二十三岁的年龄差真恶心”。（第1页）可见，共同体通过谣言排除出格者，从而进一步把出格者推入难以复归的深渊。
四、在“准”的国度
在第三章，叙述者去上成人法语夜校。女教师问学生：“你们认为天空只能是蓝色的？”学生们的回答是一致的：“天空是蓝色的。”然后法语女教师就让学生们看窗外的日落，并问道：“你们现在看到了几种颜色？听清楚没有？我问的是几种颜色，是复数。”学生们的回答依然是“蓝色”。对此，叙述者议论说：“一个五颜六色的天空是不被允许的。”（第79页）也就是说，在一个法则鲜明的社会，人被规训成单向度的存在，人和世界的丰富性是不能被揭示出来的。在法语课之后，叙述者就看到了日落里的“各种色彩”：“颜色交织混合、漫延、晕染”。法语教师告诉学生们：“你们面对日落时的不安，甚至是短暂的仓皇失措，都是一种鼓励。只会意味着进步，只会意味着启发。请不要认为自己背叛了自己或者毁灭了自己。”（第83页）法语教师试图让她的学生成为多维度的丰盈生命，同时是会遭遇存在之不安与仓皇失措的生命。法语教师的教诲是让一个人拥有冷静而清醒的自由意志，以及自由意志引领下的选择和行动：“让你们的冷静、清醒再多延续一会。”（第86页）“做一个选择，然后付诸行动。”（第87页）“做一个改变，只要一个改变，其他一切也都会跟着改变。”（第109页）行动，是人存在起来的力量，是人切入他人的存在而与他人共享生活的力量，是不断开启生存的可能性的力量。正如阿伦特在《人的境况》里所说：“去行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意味着去创新、去开始，发动某件事。”
叙述者被法语教师激发出来一种思考的力量，从而获得了决定自己的存在的能力。所以，走路读书就是这种能力的体现，走路读书不是单纯对书的迷恋，而是在独立地思考——对自身存在界限的自行划定，从而让她能够辨认自己的存在，辨认爱人的形象。这样的思考让她不会对母亲百依百顺。比如，她与准男友的关系就是经过她自己选择和决定的，他们不愿意同居，而只是保持一种松散的“准”（maybe）的关系，显然有悖于母亲对女儿婚姻的期待。叙述者就“变成了一个无法沟通、游离于社会、自由散漫的女人。”（第135页）
为什么一个追求独立性和可能性的女孩/女人（她位于女孩-女人的中间地带），却被人称之为出格者，被人跟踪骚扰，招来流言蜚语（rumours）？显然，小说旨在揭示这个社区-共同体（community）的不正常状态，即，通过将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排逐出去，社区确立自身的边界和法则。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社区-共同体孤立了叙述者，没有给她一个安身之所，而是把她推向危险的深渊。流言蜚语就是这个社区-共同体的无形的暴力。
界限分明的共欧诺个题有着盲目的道德审判，所以，人的真实处境与道德境况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错位。道德审判经常会抹除一个人的真实的处境。真牛奶工为了圣女佩吉而不再爱任何人，因此也就成为了一名出格者。爱欲在他身上转化为一种过度的极端的东西，他不再爱任何人。这本来是一种对爱的忠诚，可是却为道德法则凝固不化的共同体所不能理解。
共同体看不见真相，只善于编造关乎政治和边界的谣言。真送奶工曾与叙述者有过一次长谈。他们聊到，某某·某某之子最小的孩子从楼上卧室的窗子跌落而死，原因应该有很多种，可能是出于自然原因的死亡，也可能是出于事故引发的死亡。但是在社区的谣言里，死亡必须不正常，“必须出于政治原因”，“必须关乎边界，这意味着可以被理解。”（第159页）
谎言已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母亲这样的人就是被“谎言”操控的。以至于，“她不想要真相。她想要的是对流言蜚语的确认。”（第242页）她不相信自己的女儿与牛奶工之间是清白的，因为流言已经确定了他们之间的私通关系。
因为流言蜚语，叙述者和准男友之间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因为他们的关系是由各自社区的流言蜚语建立起来的，“这些流言蜚语似乎越来越相互说得通，他的看法从‘我不想让他打电话来是因为我为他感到羞耻’变成了‘我不想让他打电话来是因为我和送奶工有私情’，我的看法从‘我不想让他打电话来是因为妈要求我结婚生子’变成了‘我不想让他打电话来是因为万一送奶工要了他的性命’。至于说出真相，我认定说出来不会有好结果。”（第304页）在流言蜚语所建构的边界之上，“真相”反而成为了一再被推延到来的缺席之物。
在一个国家、民族、种族、城市、人物的名字均隐去却边界森严的空间里，叙述者要告诉我们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叙述者和准男友的关系不是固定恋人关系，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成为“正经的情侣”（proper couple）呢？“我本来希望我们能是正经的一对，能有正式的约会。我一度对准男友这样提起，但他说不对，说这不是我的真心话，看来有件事我肯定已经忘了，他要提醒我。他说我们曾经尝试过——他做我的固定男友，我做他的固定女友。我们约会见面，安排事务，像是要共同走向——就跟那些正经的情侣一样——某种所谓生命的尽头。他说这种做法让我感觉不自在，他说也让他感觉不自在，在此之前，他从没见过我如此恐惧。”（第9页）他们保持“准”（maybe）的关系是为了不让生命的进程凝固，或者说，不被边界束缚。于是，他们退回到了“‘准’的国度”（the maybe territory）。在和准男友分手后几年，叙述者在看电视节目时突然意识到准男友有一种囤积东西的怪癖，屋子里杂乱无章。紧接着，她却说能够忍受这种状态，“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停留在‘准’的程度上，这意味着我没有正式和他住在一起，也没有正式对他作出过承诺。”显然，“准”的关系看似只是一种无承诺的松散关系，却也是一种解放的关系。因为凝固的“正经关系”已经被道德化，有着严格的道德、政治、利益边界而不能达成自由的可能的关系。尽管这种“准”的关系刚开始是准男友提出来的，叙述者却慢慢地接纳了，甚至在准男友提出要她来家里住在一起时，她却坚持停留在“准”的关系里。叙述者的逻辑慢慢地发生了颠倒，“在正经的情侣关系中没有什么是‘准’的。”（第181页）她开始以“准”（maybe）去测量“正经”（proper）的关系。因为“准”的关系就是可能性。这就像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第一首里所写的：
我们在相爱中相互解放，震颤地经受：
就像箭经受弦，以便满蓄的离弦之箭
比自身更多地存在。因为留驻毫无指望。
（林克 译）
《杜伊诺哀歌》
[奥]里尔克 著/林克 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在叙述者所生活的城市里，有一条“红灯街”。之所以叫红灯街，“是因为不想结婚或者不想按传统安定下来的年轻情侣都去那里同居。他们不愿意像大部分还没到二十岁就当上父母的人那样，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孩子，然后陷在电视机前的沙发里，一直到死。”（第45页）由此可见，“准”的关系拒绝那种按部就班的生命方式。“红灯街”建构了一个例外空间。“准”的关系建构了例外状态。这种例外状态不受边界政治束缚，而是渴望具有可能性的爱。
在小说里，“每个人都无法忍受他人。”（第122页）事实上，在到处是恐怖主义者的共同体中，蔓延着“确信不疑的他人之恐怖”（Faithful Terror Of Other People）（第287页）。“准”的关系则重构了共同体中人与人的关系，渴望与他人共存，不依附道德，不遵从边界政治，也不服从权力。“准”的关系设想了一种有别于边界政治的关系，试图“在创伤和黑暗之下努力实现正常状态。发现善良美好（niceties），而不是厌恶反感（antipathies），是共存（co-existence）的关键。”（第122页）
在共存关系里，说到底，联结人与人之间的并非恐惧，也不是界限，而是爱。别有意味的是，不断对叙述者进行道德训诫的母亲其实一直压抑着对真送奶工的爱。叙述者却一直鼓励母亲去面对这份爱，让她勇敢地与核弹男孩的母亲竞争，显然后者同样爱着真送奶工，但叙述者的母亲无法正视自己的爱欲，也就不敢迎接这种竞争。到了小说结尾，母亲也开始走向一种“准”的关系，不在教训叙述者关于婚姻的事情，也不再指责她与牛奶工私通。尽管，“没错但是”（yes-but）的修辞逻辑和思维方式总是试图将她拉回固化、保守的道德领域，而不能与他人建构起一种敞开的、生成中的伦理关系。在叙述者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她邀请大姐来增援，一起鼓励母亲去表达对真送奶工的爱。而对大姐的邀请同时成为了“姐妹情谊有了试探性的修复”。（第365页）由于大姐的到来，母亲头脑中的“没错但是”被驱逐了。一个家庭共同体在“准”的关系里得以重构。人与人的关系不再是一种束缚性的道德关系，而是一种可能性的自由关系，即伦理关系，或者就是“准”（maybe）的关系。
五、成为女孩—女人
“准”的关系在准男友的父母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呈现。他们通过艺术重构了婚姻关系，也因此重新定义了出格者。他们抛下四个儿子，离家出走，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交谊舞者。他们“最为成功地超越了暗藏杀机的政治分裂。这意味着他们也成了例外中的一员（one of those exceptions）——加入了这里的音乐家、这里的艺术家、舞台和影视演员以及运动员的行列。那些在这个社区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成功赢得全体支持的人，同时也招来那个社区的反对和死亡威胁。而这对夫妻，作为极少数的幸运儿，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他们被赋予高度的赞美和权利。他们不只在政治以及宗教领域和反歧视的阵线上被赋予权利，在正常的舞蹈领域，人们也为他们鼓掌，因为他们给所有舞蹈爱好者的内心带来欢乐和神往。”（第43-44页）
叙述者的走路读书同样呈现为一种对出格行为的重构方式。叙述者的“边走边读”，是一项让心灵获得自由的精神活动，可是在别人看来恰恰是出格的。主人公的“准男友”就认为这很“古怪”、“不正常”，“不是自我保护，而是顽固不屈，是令人困惑，在我们这种环境里，让你显得像是个固执任性的人物”。（第308页）然而叙述者不想被规训成一个乖顺的、符合边界法则的女人。叙述者在“最久的朋友”面前有过一次追问：“你是说他（核弹男孩）拿着塑料炸弹到处转悠没有问题，但我在公共场合看《简·爱》就不行？”（第216页）我们知道，简·爱，与“阁楼上的疯女人”构成了奇异的对立，这种对立恰恰是女人不服从自己命运的镜像。简·爱是有着完满爱情的恋人形象，“阁楼上的疯女人”则是有着出格情欲的、癫狂甚至邪恶的女妖形象。恋人和女妖都不是作为贤妻良母的道德化的女人形象。在《送奶工》里，阅读就是叙述者自我身份的确立，就是在自我内心世界确认了一种有别于社会权力的“爱欲”，在权力化的环境里，阅读的女人会成为一个“疯子”，叙述者又一次反问“最久的朋友”：“如果一个碰巧精神健全的人对抗一个失去理智的社会整体和种族心理，在大众意识里他可能会被认为是疯子，那说明了什么——说明那个人真就是疯子吗？”（第217页）
个体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辨认，会与世界的权力法则产生矛盾和错位。男人在这一冲突中，可以继续做一个任性的男孩。女人在这一冲突中，只能去成为一个不正常的人。这就是一个社会本身的非理性之处。女人，应该可以继续成为女孩，这是一个伦理性的时刻。伍尔夫笔下的女人——“达洛卫夫人”（Mrs.Dalloway）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伦理时刻。她沉浸在绵远的记忆里，不正是试图唤醒身上的女孩——“克拉丽莎”？
一个女人，不想成为女人，拒绝成为贤妻良母，那么她应该如何去爱？阿兰·巴迪欧在《何为真正生活》（La vraie vie）中区分了四种传统女性的形象——女仆（Domestique）、女妖精（Séductrice）、情人（Amoureuse）和圣女（Sainte）。女仆是家庭主妇-母亲的形象，充满了对家庭的爱。女妖精则是一个自由散漫的女人，甚至声名狼藉的女人，其更极端的形式就是妓女。母亲和妓女之间相互对立。女妖精如果远离了欲望则是情人-爱恋者。情人背负着爱情的梦幻。女妖精体现了不纯的爱情，是欲望的化身，情人则体现了纯洁的爱情，是爱情本身的化身，并且不用成为家庭主妇。爱如果更加纯粹，提升为崇高的爱，恋人就成为了圣女。那么，《送奶工》的叙述者并不想成为母亲那样的女人。剩下的出路就是，要么如佩吉那样去爱上帝，成为圣女，彻底不爱男人。要么成为女妖精，将爱发展到欲望、疯狂、暴烈、畸形的状态——这恰恰就是社区对她的误解。要么成为纯粹的情人，将自己交付给爱本身，而拒绝道德规训意义上的爱，也不信任放任自流的过度的爱——叙述者与准男友之间的“准”的关系中是不是将自己塑形为了“情人-爱恋者”？在共同体看来，叙述者的“走路看书”是一个出格的疯狂行为，因此她是一个女妖精。其实，她一直在试图成为拥有纯粹的爱情的人。这是女人把握自身命运的伦理时刻，这是对健全的、理性的、权力的社会的解构，女人是一个异质性的存在，她们需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展开，自己决定自己身体的使用，自己决定自己精神的安放，以期获得相互解放的爱。女孩，包括男孩，当然是自由的——不自由的恰恰是只能去服从法则甚至占有法则的中年人。年轻人则忠实于自己，从而解构着法则。女孩掌握自己的命运就是敢于成为女孩，或者，成为女孩-女人，在女人中继续保持一部分女孩的存在。而成为良家妇女是逼迫女孩成长，小说中的母亲就是这么干的。女性并非第二性，而是拥有着自己的性，它源于女孩自己的生命力量，她需要成为嵌入女人的力量，而达成女孩-女人的中间状态。
左：《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 著/黄源深 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右：《何为真正生活》/[法]阿兰·巴迪欧 著/蓝江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
一个人，尤其是女人，想要成为自己，需要去尽情释放属于自己的生命力量，而不是克制自己的生命力量——通过克制与社会的法则妥协已经不是年轻人了。对于作为“中间女儿”的叙述者来说，女孩只有一种未来吗——成为妻子和母亲，贤妻良母？一个女人，应该可以成为女人也可以继续成为女孩，活在一条开放的边界上。
进言之，在动乱、暴力、谎言弥漫其间的社会里，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应该如何生活？如何有尊严地生活？《送奶工》给我们的答案也许是：成为能够把握自己命运的女孩-女人，活在可以不断敞开、延展的可能性里，活在流动的伦理中，活在“准”的国度里。
2020年10月
本文选自胡桑著作《始于一次分神》
作者: 胡桑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副标题: 世界文学时代的阅读与写作
出版年: 2021-8-8
页数: 248
定价: 48元
装帧: 精装
ISBN: 9787532179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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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全是水，仍然把雨承受下来
——“世界文学”时代的阅读与写作（代序）
来自爱尔兰的消息
最初的自由
在“准”的国度
爱情的废墟
肺叶上的睡莲
洋葱地窖中的眼泪
夜晚的时日逝去
虚构的血液
被禁止的爱
我的名字叫城市
祖国旅店里的游荡者
“让言辞悬在空中”：航渡者洛威尔
从远方我们领来自己的血缘
在清晨醒来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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