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 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 (下)

上篇参见：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 (上)

相比于托尔斯泰的冗长拖沓，契诃夫简洁扼要得从来不曾写过长篇小说。但不要以为这个不写长篇的契诃夫像莫泊桑那样没有宏大叙事，且不说他的戏剧，即便是他那些与莫泊桑并驾齐驱的短制，也透着天际线般的辽阔。但这在以赛亚·伯林却是非常不爽的。伯林假借拉赫玛托娃的口向契诃夫发难，说是拉赫玛托娃从来不喜欢契诃夫，因为契诃夫笔下的一切东西都是低调晦涩灰色的一片污浊。且不说拉赫玛托娃的肤浅，有点像中国当代某些体制内的女作家或者女诗人，伯林之于契诃夫的这种贬损有如一个无知的街头小混混朝一代宗师身上扔垃圾。契诃夫短篇小说的别具一格在于，犀利的目光深深地隐藏在谦卑的叙事之中。倘若说莫泊桑短篇有着法国式的高傲，不是高傲在贵族身上，而是高傲在诸如市民、妓女之类普通人的勇气和骨气上；那么契诃夫短篇则有如一个名医给人间社会开出的诊断书，不仅针砭浊世，而且直抵人性深处。《变色龙》、《套中人》之类撕开的不啻是社会现象，更是人性的卑微真相。《苦闷》、《万卡》、《渴睡》那样的作品将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写到了力透纸背的地步，从而足以让托尔斯泰的聂赫留朵夫显得极其苍白。试想一下，在那个向马匹诉说苦闷的马夫、在那个寄信给乡下爷爷收的男孩、或者在那个为了睡上一小会索性掐死了摇篮里的小主人的小保姆面前，聂赫留朵夫的那点烦恼算得了什么？当然，更不算什么的是伯林的阴暗，那种根本不懂契诃夫小说却非要阴损一番的阴暗。不过，可能也是因为伯林读不懂契诃夫小说，才会假借拉赫玛托娃抹黑契诃夫。

至于契诃夫的戏剧，假若伯林还有点常识的话，那么他应该知道，那是在欧美学府的戏剧系里当作教材的经典。契诃夫的戏剧处女作《海鸥》，几乎是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尼金》的别一种写法。同样的花花公子，在普希金笔最后收获的是失落，在契诃夫戏剧里得到的是自我惩罚。契诃夫的《樱桃园》更是戏剧史上永恒的经典，直到上个世纪，还有日本影人将此作为模本拍摄影片。中国经典小说《红楼梦》揭示出来的那种没落，契诃夫以一部四幕剧呈现得干净利索。我曾经这么说过，在俄国作家当中，惟有契诃夫同时兼具《红楼梦》里的恢宏和细腻。契诃夫戏剧舞台上的景深，与契诃夫的目光一样深邃而清澈。不要以为契诃夫在小说戏剧中的冷静和理性会有碍其审美高度，恰恰相反，提升了他的审美起点。我猜想，假如康德也写小说戏剧的话，那么很可能就是契诃夫这样的。最后，结论性的说一句：契诃夫是俄国文学中的中流砥柱式人物，与陀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共同构成了俄国黄金时代文学的三棱镜。

由此反观拉赫玛托娃，不过一点小怨恨而已。其诗歌才华是有一些的，但并不如何出众。我比较看重的白银时代女诗人，是茨维塔耶娃。一个足以与伍尔芙比肩的前苏联女文学家。茨维塔耶娃在游历欧洲时交往的是才华盖世的德国诗人里尔克。纯粹就诗歌审美而言，里尔克的诗歌在他的时代首屈一指；只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更加让我感到震撼。这可能跟其所处的社会语境相近的缘故。读里尔克是有距离的审美，而读茨维塔耶娃是无法抗拒的共鸣。当然，无论是里尔克还是茨维塔耶娃，都是伯林所读不懂的。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根本不具备读懂这类诗歌的审美能力。

伯林的本事是把帕斯捷尔纳克捧上天，从而藉此攻击犹太锡安主义者们极其痛恨的索尔仁尼琴。按说，这两位前苏联作家之间，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都是因为发出了与苏联主流文学完全不同的声音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帕斯捷尔纳克于1958年获奖，索尔仁尼琴于1974年获奖；前者迫于压力，不得不拒绝领奖，后者因为被苏联当局驱逐在外流亡而得以出现在瑞典隆重的颁奖仪式上。伯林的独具只眼在于，他看中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犹太人出身，同时又看出了索尔仁尼琴的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的宗教和政治立场。于是，他一面拔高帕斯捷尔纳克作品的政治性，一面贬低索尔仁尼琴说：索尔仁尼琴不是知识阶层的一员。他的声音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声音。为了打击索尔仁尼琴的斯拉夫民族立场，伯林进一步攻讦道：我看他（索尔仁尼琴）既不是知识分子，也不属于斯拉夫派。他对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漠不关心。他是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

伯林对俄国作家最恶毒的攻击就是不是知识分子，听上去仿佛是在谈论一群野蛮人似的。陀思妥也夫斯基不是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也不是知识分子。他们被伯林踢出知识分子属性的原因又不外乎这两位作家持基督教立场，有着强烈的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伯林这种爱憎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政治的，更是犹太锡安主义的。陀思妥也夫斯也罢，索尔仁尼琴也罢，是不是知识分子根本轮不到伯林评判。更不用说这两位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根本不在乎自己有没有伯林所说的知识分子属性。倘若纯粹以作品而论的话，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虽然悲怆，但比之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无疑薄脆一些。帕斯捷尔纳克出示的是狂风中的一片落叶，而索尔仁尼琴的手笔却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但这不是伯林关注的要点。伯林在意的是，索尔仁尼琴非但不是犹太人，还有着与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坚定的东正教立场，并且还非常热爱俄罗斯民族。伯林的这种目光背后意味着的是，索尔仁尼琴在犹太锡安主义者那里很不受欢迎。而事实上，这位前苏联的流亡作家在犹太人当道的美国确实备受冷落。没有学府聘请他任教，没有好莱坞导演上门改编他的作品。与《日瓦格医生》早早地被搬上好莱坞银幕相反，《古拉格群岛》问世之后在好莱坞始终无人问津。好在这伤害不了索尔仁尼琴，这位作家就像他的前辈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坚强，在流亡期间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其中的巨制《红轮》，乃是俄罗斯文学史上最震撼的旷世史诗。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索尔仁尼琴不仅在流亡期间有如一尊巨石般如如不动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即便苏联解体之后回到故国，依然倔强如故。按理说，解体了苏联的叶里钦，理当获得这位流亡作家的敬意，不料，他竟然拒绝了叶里钦发给他的大奖。因为他不满叶里钦与一众金融寡头沆瀣一气。当初出于无奈与寡头们结盟的叶里钦自知理屈，非但不加计较，反而盛赞如斯：“索尔仁尼琴的笔是受上帝指挥的”。叶里钦亲手提拔的俄罗斯新主普京，看出了索尔仁尼琴的傲气所在，不动声色地私下登门造访。叶里钦谢世后，普京主持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东正教葬礼。这既是向叶里钦的致敬，也是向索尔仁尼琴的暗表寸心。此后，普京以惊人的勇气和魄力，逐个清除了在前苏联解体之际崛起的那七大金融寡头，其中六个是拥有犹太背景的财团。这当然让犹太锡安主义者恨之入骨，同时也佐证了伯林为何对索尔仁尼琴那么咬牙切齿的缘由所在。叶里钦、普京、索尔仁尼琴，在东正教和俄罗斯民族这两大认同上完全一致，只是当初叶里钦被迫权宜一下，普京没有那样的尴尬从而得以大刀阔斧，而这两位领袖背后站着的那个共同的精神支柱，正是索尔仁尼琴。这并非秘密，而是三位俄罗斯强者彼此间心照不宣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这种认同呈示出的，是一个被深深伤害过的民族群体的同仇敌忾。

是的。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民族曾经深受犹太锡安主义的伤害，被***主义蹂躏过、被一九一七践踏过，他们怎么会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叶里钦为什么为被布尔什维克歹徒灭门的尼古拉二世一家公开平反？普京为什么那么痛恨一九一七？索尔仁尼琴为什么要拼着老命完成《红轮》巨作的书写？因为他们内心深处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这，就是伯林为何那么贬损索尔仁尼琴秘密所在，也是由犹太财团操控的美国学府、媒体、好莱坞全都不待见索尔仁尼琴的根本原因。由此再反观美国大选之际，学府、媒体、好莱坞各色戏子们给善良的民众灌输的是些什么东西，便可一目了然。***主义，白左的政治正确，几乎全都是当年一九一七的残羹冷炙。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仅就文学作品而言，在《日瓦格医生》和《古拉格群岛》之间，并没有必要分出高低。经由大卫·里恩的执导，《日瓦格医生》在全世界家喻户晓。这部电影按照伯林的说法，应该是很知识分子的。里面充满了幽幽怨怨的小情调，小伤感，非常符合欧美学府里六、七十年代那些男女大学生的审美口味。当然，现在的欧美学府，情形不同了，被洗脑的大学生们全都转成重口味。倘若伯林要是活到现在，那么他忽悠那些傻白甜学生的腔调可能会改为故作神秘：你们仔细看看，奥巴马的老婆像不像个男人？你们有这么前卫么？

不管怎么说，犹太锡安主义者是绝对不能小看的，他们先后摧毁了世界上最大或者最强的国家，先是俄国、中国、然后是德国、意大利，最后轮到美国，轮到整个欧洲。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话题。伯林在这个大话题里只是一个小插曲。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俄罗斯，所以继续说一下犹太锡安主义者与前苏联的恩恩怨怨。

尽管整个一场一九一七是犹太锡安主义者的胜利，但也并非完全在他们的操控之下。托洛斯基当然是他们资助的，通过在纽约的财团资助，故而是他们的人；但列宁拿的是德国人的钱，弄不清是不是在德国的犹太财团的钱，也可能是德国皇帝那里的经费。好在不管怎么说吧，列宁与托洛斯基还是合作得相当愉快。当初，列宁赶到彼得堡时，暴动已然得手，全程由托洛斯基指挥。于是，彼此间有了谁做老大的问题。在那部托洛斯基的传记片里，两人僵持了一会，最后列宁提醒对方：你毕竟是个犹太人哪。托洛斯基立马清醒，一个犹太人怎么能成为整个俄罗斯民族的领袖？这就好比不管犹太财团如何牢牢地操控着美国，但要让一个犹太人当选美国总统似乎还不太可能。最后，托洛斯基让步了。老大老二的座位商定，两人配合默契。结果，他们共同发现，斯大林是个不和谐音。这家伙强盗出身，抢了钱之后投资革命。斯大林可说是俄罗斯版的东北虎，只是中国的东北虎抢钱没有投资革命的意思。由此可见，一九一七中的三个头领，三处财源。有钱才能有个性。斯大林的个性就是这么呈示出来的。用伯林的标准来衡量，斯大林显然很不知识分子。换句话说，是个根本不讲游戏规则的人。虽然一样的抢劫，但托洛斯基和列宁达成协议之后就会遵守到底，但斯大林不承担这类义务。列宁一死，斯大林便开始了老大之位的争夺战。托洛斯基在这场夺位之中败北，被杀。斯大林与犹太锡安主义者之间的梁子就是这么结下的。因此，伯林谈论起一九一七，眉飞色舞；但一说到斯大林时，马上恨恨地痛斥：铁幕！这可能也是所谓冷战背景的一个重要因素。犹太锡安主义者认同一九一七，但不认同斯大林。后来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他们拍手称快。尽管他们曾经在二战中支持过斯大林，借斯大林之手击败了希特勒，但他们始终不会忘记是斯大林除掉了托洛斯基。利害关系驱使下的政治，要说复杂很复杂，要说简单也很简单，并没那么深奥。

深奥的是对俄罗斯文化的解读。我所看到的比较有深度的解读，是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里的谈论俄国文化。他认为俄罗斯在彼得大帝之后的西风东渐，在俄国形成了一种伪型文化。他以此区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也夫斯基，前者是莫斯科城里崇尚法国文化的贵族阶层，后者是莫斯科城外那片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的人文景观（笔者按：尽管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家世也是贵族渊源）；故而，托尔斯泰呈现的是俄国接受西方影响之后的伪型文化，而陀思妥也夫斯基直接代表了俄罗斯那片辽阔的土地。大意如此。相比斯宾格勒的洞察，伯林的肤浅一目了然。无论是知识分子与否，还是刺猬和狐狸的比喻，全都是一种犹太式的小聪明小把戏。在文化与知识之间，文化是本然的，首要的，而所谓知识，只是对文化的解读。知识是一种习得一种积累，一种头脑的用功，知识本身创造不了文化。相反，因为文化的存在，才使知识成为可能。

在文化的呈示上，文学作品是最容易见出深浅的。虽然不必用高低评判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但是《日瓦格医生》里的爱情故事，并不比茨威格笔下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更富感染力。我前面说过，犹太作家最致命的短板便是，一写到爱情便生硬，不知道该拿爱情怎么办。尽管改编的影片大导使尽浑身解数渲染其中的爱情元素，但最后让人感觉到的是，那个拉娜，当初真不该爱上医生男主。就此而言，卡夫卡还真是明智，一再拒绝与未婚妻走进婚姻殿堂。那个日瓦格医生在爱情面前，与卡夫卡的不知所措可谓大同小异，只是缺少卡夫卡的明智而已。当然，相比于脏兮兮的伯林，日瓦格医生再失败也是干净的。

伯林骨子里是一个变身了的威尼斯商人。或者换句话说，倘若莎士比亚舞台上的那个威尼斯商人摇身一变成了牛津学者的话，那么应该就是伯林这样的。正如伯林读不懂俄罗斯的顶级作家，伯林同样读不懂俄罗斯的顶级思想家。伯林极力推崇的俄国思想家是赫尔岑。伯林称赞赫尔岑的自传《往事与随想》是俄国文学与心理学天才的伟大纪念碑之一，堪与屠格涅夫乃托尔斯泰的伟大小说并列。伯林在另一处又强调：赫尔岑是真正的思想家，他也许是那些最早受浪漫主义理论影响的思想家之一。

考虑到伯林的称赞就像他的贬损一样，是极其廉价的毫无参考价值的，故而不想在此多费口舌。我想说的只是，虽然赫尔岑是个在俄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痕迹的思想家，但并非是俄罗斯灵魂意义上的伟大思想家。《往事与随想》涉及到诸多名人，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俄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等等，并且又掺入自己的私人生活，颇有与历史同在的自我感觉。但假如将赫尔岑的这部被伯林捧上天的自传去掉，整个俄罗斯思想史一点不受影响。相反，对于一部俄国思想史来说，有些思想家是绝不能缺席的，比如恰达耶夫，或者别尔嘉耶夫。

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显然是任何一个俄国思想家在论说俄国思想史的时候无法绕开的名字，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曾经有说，别尔嘉耶夫的著述更是将恰达耶夫作为最重要的思想家细细品味。按说，恰达耶夫并没有留下什么煌煌巨著，其传世作品是由八封书信组成的《哲学书简》。但正是这些哲学书简之于俄国思想史，有如老子《道德经》之于中国哲学史一样的经典。因为这些书简里透出的是整个十二月党人的精神底蕴，从而构筑了俄罗斯思想史上的基石，有如南美的文明遗迹普玛彭古那般壮观。随便摘录几句，都能感受到那样的大气磅礴。

对祖国的爱，是一种美好的感情。但是，还有一种比这更美好的感情，这就是对真理的爱。对祖国的爱会造就英雄，对真理的爱会造就智者和人类的恩人。

通向天国的道路所经过的不是祖国，而是真理。

——恰达耶夫《哲学书简》

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立刻想到的是基督。是的，基督，不是基督教。因为这里的表述只消将祖国改作基督教，将真理改作基督，个中奥义，一目了然。正如恰达耶夫将祖国和真理区分得清清楚楚，基督也在他的自传里将基督和基督教划分得明明白白。英雄热爱祖国，但智者或者圣人热爱的是真理是整个人类。所谓思想的高度，其实就这么简明扼要，根本不需要连篇累牍的唠劳叨叨。

恰达耶夫能够将真理表述得如此简要，并非因为他如何的渊博，如何的贵族，如何的知识分子，而是因为他身陷与基督同样的境地，而是因为他有着与基督同样的洞若观火。恰达耶夫在其《哲学书简》中体现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基督本身的精神光泽。普希金在那首著名的《致恰达耶夫》诗作中，曾将恰达耶夫比作将俄罗斯从沉睡中唤醒的先知。其实，《哲学书简》唤醒的岂止只是俄罗斯人，这是整个人类的精神源泉。当然，由于恰达耶夫的十二月党人背景，其思想毋庸置疑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要不然普希金就不会在那首写给他的诗歌里聚焦于恰达耶夫在精神上之于专制政治的摧毁性。倘若可以作个比喻的话，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相当于美国立国者们的《联邦党人文集》。

别尔嘉耶夫

就俄国思想史而言，从恰达耶夫一下子跳到别尔嘉耶夫显然跨度太大。但从精神承继的脉胳上，却并不如何突兀。相比于恰达耶夫的纯粹，别尔嘉耶夫的涉猎相当广泛，甚至还曾经接受过***主义，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思想上的博大精深。仅就精神渊源而言，别尔嘉耶夫不仅是恰达耶夫的承继者，同时也是诸如谢林那类德国思想家的发扬光大者。须知，别尔嘉耶夫对德国古典哲学一点不陌生，十四岁就读过康德、叔本华、黑格尔。

正是如此深湛的功底，别尔嘉耶夫在流亡期间的著述，起点很高。《自由的哲学》马上会让人联想到谢林的绝对自我，《人的奴役与自由》似乎综合了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主义，《精神王国与恺撒王国》宛如恰达耶夫《哲学书简》的续作，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是《美是自由的呼吸》，一看便知是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纵深一跃！并且还表达得如此诗意盎然！康德美学旨在美的非功利和无目的，应该是相当浪漫了，浪漫得让伯林那样的混混根本看不懂是什么意思；没想到，别尔嘉耶夫的美学更上一层楼，直接将美定义为自由的呼吸。仅此一句，便足以点亮一颗颗沉睡的灵魂。祖国沉睡不沉睡其实没什么要紧，该天亮时自然就天亮了，俄国经历了七十多年的苦难终于走出黑幕；关键在于灵魂的沉睡，是很难唤醒的。而灵魂的醒悟与否，审美是至关重要的激发契机。这一句美是自由的呼吸，能让多少沉睡的灵魂感受到当头棒喝那样的激励呀！因为生命的奥秘就在于呼吸，美与生命相关，是生命的自我生长，自我扬升。正如恰达耶夫将真理置于祖国之上，别尔嘉耶夫将美交付给了自由的呼吸。俄国思想史上的两座高峰就是这样呈现的。

恰达耶夫对应于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为代表；别尔嘉耶夫对应的白银时代，以二十世纪初俄罗斯一大批诗人为代表。与白银时代对应的另外一个哲学家是舍斯托夫，跟别尔嘉耶夫一样，后来也成了流亡者。伯林用赫尔岑贬低恰达耶夫，又以褒扬舍斯托夫来诋毁别尔嘉耶夫。他在一次访谈中如此褒贬这两位俄国哲学家：

我钦佩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很聪明，他所写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起源以及俄国思想家的观点是很精明的，但是，到他写自己的神学著作时，我就不敢恭维了。我对神学没有兴趣。舍斯托夫则是个实实在在的思想家，不受哲学教条的束缚。他敏感、宽容，有深刻的哲学见解。首要的是，他不夸大其辞。——《以赛亚·伯林对话录》

伯林不提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功底，反而攻击其神学著作，这就好比别尔嘉耶棋艺精湛伯林却说他篮球打得很糟糕；伯林不说别尔嘉耶夫与恰达耶夫之间的精神承继，而是很含糊的说别尔嘉耶夫写共产主义起源之类，那无非是在暗示别尔嘉耶夫早年的***主义信仰罢了，且说得云遮雾障，还以精明加以形容。但说到舍斯托夫，伯林马上提起精神了：又是表示钦佩，又是称赞其不受教条束缚，又是敏感，又是宽容，还要加上深刻。世人根本无法从伯林的这种故作高深的赞辞中感受到他所称赞的舍斯托夫究竟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伯林非常喜欢那个人而已。这是一个犹太人对另一个犹太人的喜欢吗？还是一个牛津学者对一个俄国流亡者的同情？抑或一个犹太锡安主义者对一个俄国存在主义者的惺惺相惜？不知道。关于舍斯托夫的信息，能够从伯林那里得到的，只有这些个形容词。

平心而论，倘若说克尔凯郭尔深刻，那是成立的。因为那位丹麦哲学家将谢林的绝对自我归结为人的宗教性，亦即他认为人的存在在感性层面、理性层面之外的第三个层面。从某种意义上说，克尔凯郭尔对自我的这种认知，与中国先秦哲学家杨朱的贵己相近。当然，就西方哲学渊源而言，这是继谢林之后对康德哲学的再一次补充。

我在论说康德哲学时，特别提出己在的范畴，对应于康德的感性和理性。这其实也就是谢林所说的绝对自我。谢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德国古典哲学界碑，从谢林的绝对自我，既可以走向海德格尔的存在者、此在、存在，也可以走向克尔凯郭尔的本真的存在亦即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

但是，舍斯托夫虽然深受克尔凯郭尔影响，但他并没有弄清楚克尔凯郭尔思想的来龙去脉，从而在其著述中显得相当混乱。比如，将克尔凯郭尔与陀思妥也夫斯基比对，还算是差强人意，将克尔凯郭尔与路德相连接，就不知道算是什么样的脑回路了。因为将人从教会中解放出来，不仅仅是回到一己的个人，还必须回到基督本身才能成为可能。而回到基督本身，又恰恰是舍斯托夫想都不敢想的念想。至于他的将黑格尔与约伯放到一起，更是会让人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认真读过德国古典哲学。

舍斯托夫

总之，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告》是在《旧约》范围里的转辗反侧，从来不曾向基督走近过哪怕是半步。这是舍斯托夫的局限，也是伯林为何盛赞他的缘由所在，用伯林的说法叫做，舍斯托夫没有改宗。也就是说，舍斯托夫再流亡，也没有向基督致敬，而只是困扰于约伯的天平，叫做《在约伯的天平上》。然而，想要真正读懂约伯，必须读懂耶和华。这又是没有改宗的舍斯托夫想都不敢想的念想。基督像一盏灯，原本是照亮希伯来民族、照亮那个黑漆漆的旧约之地的，结果被扑灭了。没有基督之灯，在旷野里呼告个什么呀？没有基督之灯，又如何平衡约伯的天平？舍斯托夫再克尔凯郭尔，也无法在克尔凯郭尔的立足点上向迈前一步。因为回到一己的个人，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基督之爱，没有基督之爱的个人，不过一张枯叶而已。克尔凯郭尔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下一步，故而将人的存在从感性、理性走向宗教性。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宗教性？克尔凯郭尔并没有弄明白。这可能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尼采嚷嚷着上帝已死，并且将矛头指向基督，这给整个西方哲学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直到今天才开始为人们有所觉察。

又正是因为舍斯托夫于基督完全茫然，所以他会在提到陀斯妥也夫斯基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具有双重视力：既有天然的视力，又有天使赋予他的超天然视力。他说天然视力看到的是自然形态，自明；而超天然视力看到的是自由自在，是要让人战胜自明。舍斯托夫这番话乍看起来很精彩，仔细一品，不对呀，什么叫做天使赋予他超天然视力？哪个天使？不就是基督么？舍斯托夫极其顽固的犹太立场，使得他就是不肯道出基督之于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影响，而以天使含糊之。同样，他说到托尔斯泰时指出，托尔斯泰面对审判时领悟到：死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行尸走肉的活着。舍斯托夫察觉到了托尔斯泰的自我救赎意愿是如何的强烈，但他没有弄明白的是，世人为什么会行尸走肉地活着？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旷野呼告么？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约伯有个天平么？是因为他们没有耶和华罩着么？是因为他们没能获得上帝选民的资格么？不是的，都不是的。答案很简单，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爱。

人之为人，并非做生意如何精明，亦非懂得用什么手段控制他人甚至控制人类，而在于有没有爱的心肠。这是基督当年想要告诉他的希伯来同胞的，结果却被他的同胞送上了十字架。假如舍斯托夫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极其简单的根本不需要用煌煌巨著来写清楚的道理，那么他的旷野呼告就会转化成内心低语，他那个约伯的天平也会因为爱而获得平衡。但是，假如舍斯托夫如此这般地醒悟过来，一定不会得到伯林的半句褒扬，只会得到伯林那句恶狠狠的盖棺定论：不是个知识分子。

恰达耶夫在《哲学书简中》曾经如此感叹：“我们既没有西方的传统，也没有东方的传统。当我们站在时代之外时，我们不可能被人类的世界性教育所触动”。倘若恰达耶夫能够活到今天的话，那么他可能会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人类的世界性教育，也没有什么西方的传统或者东方的传统。无论是佛陀的慈悲、是苏格拉底的关爱还是基督的大爱无疆，都是不需要传统的，也是不需要世界性的教育来呈示的。尤其是当今的人类，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已经被所谓世界性教育弄得疲惫不堪。所谓教育，与人的存在一样，是无法普世的，只能因地而异，因人而异。这就好比人的生理发育和物理成长，通常是缺什么补什么。伯林这样的犹太锡安主义者缺的是爱，是单纯，是朴实，要是能够减少点心机，去掉些狂妄，就已经算是朝身心健康迈出一步了。不管四处风光的伯林与流亡巴黎的舍斯托夫其人生其著述有多少不同，但他们头顶上那块犹太人的天花板却是一样的：坚决不认基督。 

有关伯林之于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哲学的种种攻讦，就先说到这里。伯林虽然不是什么大角色，但他所涉及的话题，却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完的。好，谢谢大家。                                                                 

 回答听众提问

提问一：伯林这样的现象在犹太学者当中很普遍么？

回答：不算普遍。伯林跟其他犹太学者，诸如哈罗德·布鲁姆等等，完全不一样。那些犹太学者不是锡安主义者，除了自己做学问和写作，没有对其他民族抱有什么邪恶念头。所以我说伯林是像钱壮飞、郭汝槐这样的人物。当然比起潘汉年，伯林玩得转的多了。潘汉年只有上海这个小舞台，伯林玩的是国际大舞台，伦敦、巴黎、华盛顿、以色列、耶路撒冷，到处飞到处演讲，谍影重重。可悲的是国内的知识界，竟然无知到了把他捧成一个大思想家的程度。

提问二：伯林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憎恶是本能的么？

回答：应该说，既有犹太锡安主义者的立场，也有本能的反感，还有身居牛津大学的优越感。伯林不明白的是，牛津大学里一百个文学教授也抵不过一个陀思妥也夫斯基。

曾经有采访者问伯林：《白痴》里面的梅公爵和《战争与和平》里面的彼埃尔是否有相似之处？他回答说，两个人不一样。他接着就把梅公爵贬损了一通。他认为梅公爵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的，然后用反讽的口吻说是文学作品中的基督化身。你们要注意，在柏林嘴里的基督，都是讽刺的。犹太人到现在都还没有接受基督，更何况犹太锡安主义者？伯林不会对基督有好话，他骨子里对基督很反感。他在说梅公爵是基督化身之后，强调梅公爵什么都不懂。然后故作诧异道：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会活在世界上呢？这个人肯定是疯了。伯林的用词很狡猾，不直指基督，而是以怀疑基督化身的方式暗示基督那样的人不可能存在。事实上，梅公爵这样的人，且不说是否基督化身，即便在中国小说里面都有，比如贾宝玉。这类文学人物确实是作为审美的符号存在那里的。但审美难道是子虚乌有的？我本来要写一篇有关陀思妥也夫斯基的专论，一直没时间。伯林的这番攻击，反倒让我觉得有必要将梅公爵与贾宝玉作个比较。

我在《20世纪西方文化风景》里面提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托尔斯泰结束的地方开始的，虽然从两者的在世时间上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前，托尔斯泰在后。陀思妥也夫斯的写作是以《死屋手记》、《地下室手记》那样的作品填底的，他在刑场上的生死体验，几乎成了小说创作的心理前提，所以要比托尔斯泰深刻多了。这种深度是很多作家所不具备的。有几个作家经历过刑场体验？因此，是不是知识分子又有什么重要了？那个被伯林称作知识分子的屠格涅夫，虽然文笔很漂亮，但是其审美的高度与陀思妥也夫斯基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托尔斯泰没有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深度。但是，这既可以说是俄国文学里面最难谈论的人，也可以说是俄国文学最容易谈论的人，几乎什么人都在谈，研究的不研究的都在谈，大众读物一样，很多人都在谈。只是很少看到有人谈到点子上。伯林更不靠谱。此人没有写过诗歌、小说，毫无文学创作经历，文学审美能力很差。但他却能够混媒体，混大众文化，好像什么都懂，其实什么都不懂。中国学界也有不少这类混子。

就小说审美而言，同样作为犹太学者，伯林跟哈罗德·布鲁姆根本没得比。布鲁姆不是个犹太锡安主义者，所以有一些正常的审美感觉。比如他谈到乔伊斯的时候，就能读懂一半《尤里西斯》。这部小说里有两个男主角，一个是斯蒂芬，乔伊斯的自我投影；一个是波弟·布鲁姆，都柏林城里的犹太老头。哈罗德·布鲁姆没有读懂斯蒂芬，但他读懂了那个犹太老头。非常有意思。我在论乔伊斯的那部著述里专门谈论过。你们有空可以参看一下。

          （全文完）

——节选自新著《二战后欧美思潮审视》，本篇由2021年9月28日演讲整理而成 

李劼：旅美作家，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并在该系执教十多年。1998年赴美，现居纽约。80年代至今，发表大量文章，在海内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个性•自我•创造》，专著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中国文化冷风景》、《百年风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美国风景》、《木心论》等；以及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长篇小说《丽娃河》、《上海往事》、《星河流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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