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冠能否戴稳？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五问
去年12月24日，《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重磅发布，成渝两地民间的“金融中心TITLE”之争至此结束（当然，也是新一轮PK的开始）。
△ 截图自央行官网
正如官宣标题，《规划》开宗明义：支持重庆打造西部金融中心，加快推进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并提出了两个重要时间节点 ——
到2025年，西部金融中心初步建成。金融体制机制更加优化，金融机构创新活力不断增强，金融开放程度显著提高，辐射集聚能力不断增强，支撑人民币“走出去”的区域战略地位更加凸显，金融生态环境明显优化，金融营商环境居全国前列。现代金融体系更加健全，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格局初步形成。科创金融、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特色金融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基本建成中国（西部）金融科技发展高地。
到2035年，西部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基本确立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和辐射影响力的区域金融市场地位，形成支撑区域产业发展、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贸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陆金融开放服务体系，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功能更加完善，西部金融中心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
这个圣诞大礼包亮相后，各方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什么叫金融中心？按照主流学术界观点，金融中心指的是在宏观地理区域内发挥金融活动中枢作用的大中城市，在金融机构集聚、金融服务示范、金融创新先行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从数百年来全球化的步伐来看，在英国是全球工业和贸易“王者”的时候，伦敦是全球第一金融中心，后来的第一金融中心是执全球工业和贸易牛耳的美国纽约。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国和贸易国，假以时日，上海有望接棒纽约成为全球第一金融中心。
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之治”凸显了中国作为全球资本“避风港”“投资热土”的重要地位，2020-2021年全球大量投资流入中国。中国也主动顺应这一趋势，扩大对全球资本的集聚能力。同时，中国已拥有世界第二大资本市场，股票和债券被相继纳入有全球影响的金融指数中，未来中国不但将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人民币也将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
但中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仍有几个明显短板，一是服务双循环的能力有待加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仍有不足，其中突出问题是内陆地区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偏弱，内陆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对外向型经济的支撑能力明显不足，二是金融中心布局上重东轻西。头部金融中心集中在上海、北京、香港、深圳、广州，集中在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区域，内陆缺少头部金融中心的支撑，在金融业发展上出现了东部“强者恒强”而西部难以分羹的“马太效应”。三是全球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不高，在金融科技、金融产品、服务体系上离全球一流水准尚有距离。
因此，中央在成渝地区布局西部金融中心，彰显着中国将成渝地区打造成为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促进内陆金融开放和全国金融中心均衡布局的战略考量。主要意图有二：
第一，加强成渝地区的金融实力，以便更好地推动成渝地区经济建设。
第二，支持人民币 “ 走出去 ” 。
重庆社会科学院财政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万慧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特别强调：虽然西部金融中心名字里有 “ 西部 ” 二字，但其定位和作用并不局限于西部地区。
在她看来，《规划》明确指出 “ 成渝建设成为立足西部，面向东亚和东南亚、南亚，服务共建 ’ 一带一路 ’ 国家和地区的西部金融中心 ” ，还提到 “ 以内陆金融开放创新为突破口 ” 。类似表述意味着西部金融中心具有服务特定国际区域的特殊定位和作用，具有很强的国际化色彩。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教授汤继强也持相似观点：“ 西部金融中心是我国金融中心区域布局的又一次丰富和优化。由于独特的区位条件，西部金融中心在对东亚尤其是东南亚、南亚，以及 ‘ 一带一路 ’ 国家和地区开放方面，将发挥突出作用。 ”
可见，成渝作为金融中心PYQ的新生代，虽然立足中国西部，但胸怀的是 “ 一带一路 ” 大局！未来成渝将成为全国性交易所、大型金融机构乃至“一带一路”国家在西部的重要战略基地。
中央对成渝寄予厚望，成渝能不能接得住？
事实上，依托强大的金融创新和经济实力，成渝地区在古代就是无可争议的金融中心。
成渝地区虽然深居内陆，可是却有着悠久的开放史和金融史。在央视拍摄的纪录片《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就介绍了英格兰银行在后花园里种植桑树以纪念中国人发明的 “ 交子 ” 这种人类最早的纸币一事。公元1023年，北宋朝廷在成都设置了一个叫 “ 益州交子务 ” 的官方机构，以本钱36万贯为准备金，首届发行交子126万贯，准备金率为28%。成渝地区不但在全球首创了纸币，还首创了纸币发行机制。
为何当时能在成渝地区实现这种金融创新呢？这主要是政策和地理因素。成渝地区数千年的蚕桑文明提供了耐折叠的印币用纸，成渝地区翻山越岭的交通使得采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有着巨大的便利性，而北宋中央对于“交子”这种交易凭证的重视，以官方管理和背书的形式对其加以制度化，使其成为真正的纸币，国家政策的支持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资源向东南沿海倾斜，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迅速崛起。仅以“金融中心”而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档次 —— 京沪港深为第一档，广州为第二档，成渝等为三档。
第一档的京沪港深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定位，且均有全国性的证券交易所，但侧重点不同。
北京是金融决策管理中心，地位超然独特、独一无二；上海是市场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拥有货币、债券、股票、外汇、期货、黄金和金融衍生品等在内的各类市场，是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齐备的城市之一，金融实力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城市比肩；香港的定位是亚洲国际金融中心，未来仍旧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是内地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深圳整体金融实力不及京沪港，但有先行示范区、全国创新中心城市等定位，加上深交所的加持，以及港深之间的合作，未来金融地位也会相当巩固。
第二档为广州，一线城市的实力，广州期货交易所的助力，让广州有了跻身全国金融中心的可能。与京沪港深着眼于全领域的定位不同，广州存在明显的错位竞争。
根据最新发布的《广州市金融发展“十四五”规划》，广州金融中心有着 “ 三中心、一标杆、一高地 ” 的定位：打造风险管理中心、面向全球的财富管理中心和国际化金融资源配置中心；创建数字金融标杆城市；建设绿色金融创新发展高地。
第三档为成渝，相比前两档，除了全国知名金融机构偏少，特色化、优质化企业不多外，成渝地区金融业还存在着三大问题：
一是经济证券化程度仍不高。截至2021年底，成都拥有100家A股上市公司，重庆为61家，相比北京的422家、上海的381家、深圳的372家，差距非常明显。二是全球竞争力仍然较弱。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n集团发布的“第2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29）”，前十名里中国有上海、香港、北京三个城市入列，成都2017年首次入选该榜单，去年排名35名，重庆尚待入选。三是区域金融一体化亟待提升。西部金融中心是国家授予整个成渝地区的任务，成渝地区在金融中心发展上双核独大，双核之外缺少金融副中心。
但同时更应该看到，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金融业在成渝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中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作用日益凸显。成渝均为中国GDP总量前10的城市，截止2021年11月，成都资金总量（辖内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4.8万亿，重庆为4.6万亿，在全国分别排第6位、第7位。2020年成都、重庆金融业增加值分别为2114.81、2212亿，占GDP比重分别为11.9%、8.9%，与东部发达城市超过12%的水准相比差距不算太大。
在大型金融机构方面，成都和重庆各有侧重。
根据2020年统计公报，成都拥有4家证券公司、3家期货公司、3家证券投资咨询机构、62家证券分公司等，重庆则拥有1家证券公司总部，45家证券分公司，5家保险法人机构，57家营业性保险分公司。
成都是大型交易所和金融机构的西部中心所在地。上交所西部中心、深交所西部基地、全国股转系统（新三板）西部服务基地，均已落户成都，成都成为同时拥有上交所、深交所、新三板三个全国性核心机构区域基地的城市。
重庆则拥有相当多的区域性交易所。重庆不仅拥有西南证券、重庆信托等龙头金融机构，而且拿下了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金交所3个大型交易场所，且有“互联网小贷之都”的称号。
如果单打独斗，成渝无论哪家都无法与前述的第一、二档城市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联袂出击，成渝还是有机会与一、二档城市扳一下手腕的。而且，在西部布局金融中心必然将会引发的（良性）连锁反应和竞合格局，也是最高层和市场乐见其成的。这是国家层面出台此《规划》的深远战略考量，成渝一定要、也一定能把握好机会，打造中国金融 “ 第四极 ” 。
《规划》提出了28条主要任务，几乎每一条任务都匹配了相应的政策支持。有评论指出，成渝地区打造金融中心的国家层面支持力度，是除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之外最大的一个地区。
比如强化东部对成渝地区的金融帮扶。《规划》明确，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在成渝地区打造面向中西部的综合性服务窗口；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西部基地承接中西部地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证券的路演等。这些制度安排，是沿海带动内陆金融发展的体现，对于促进我国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更加均衡意义重大。
比如为成渝和西部的 “ 双创 ” 做好服务。《规划》提出，打造西部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高地，支持开展私募基金管理模式创新试点，待条件成熟时，优先支持打造西部地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服务平台；鼓励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
比如打造中国（西部）金融科技发展高地。《规划》表示，要支持成都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支持在重庆建设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探索建设重庆区域性金融科技监管信息平台，规划建设中新金融科技合作示范区等利好金融科技发展的政策。
比如提升对数据要素市场化的金融支持。《规划》要求，要探索建设西部数据资产交易场所，在健全数据资源产权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建立大数据产权交易和行业自律机制；探索将现有相关交易场所升级为成渝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交易中心。
《规划》明文列出的任务与支持，就是西部金融中心未来的发力点。今后成渝地区吸引全球资本的标签，将不止是土地、劳动力、水电气等综合要素成本较低（毕竟东南亚和印度，在综合要素成本上比成渝地区还低），更是在较低的综合要素成本基础上对各类经济要素、创新要素进行快速配置的能力，其中金融中心的建设将对要素配置的效率实现 “ 脱胎换骨 ” 的升级。
这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干货，就是《规划》明确指出的“支持全国性交易所和金融机构在成渝地区设立交易系统和数据备份中心”。这彰显了成渝地区在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还承载了国家金融安全的重任。
高位拉升成渝金融能级，在深入执行国家战略中促进自身的资源配置和风险管控能力提升，就是《规划》给予双城经济圈的最大支持！
至于之前坊间流传的 “ 预测川渝有望落地新的交易所 ” 一事，此次《规划》中并未提及，虽有提到过 “ 支持重庆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制度和业务创新 ” ，但此区域性股权市场，仅仅是可以交易央企股权的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既不是证券交易所，也不是期货交易所，更不是类似北交所的交易市场。从这点来看，成渝的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在要素市场方面与其他三个顶级区域规划仍有差距，这也是成渝地区目前经济基础还无法支撑相应的要素市场所致。
2021年，广州和北京先后揽获一个全国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北交所落地后，我国已有上交所、港交所、深交所、北交所、台交所等5大证券交易所，未来新建全国性证券交易所的可能性不大。
期交所方面，内地目前共有5大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特别是最新成立的广期所，将聚焦于绿色低碳、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互挂、具有粤港澳大湾区、 “ 一带一路 ” 沿线国家特色的大宗商品板块等新兴领域。
根据规划，未来两年，广期所计划研发16个品种，包括碳排放权期货、电力期货、工业硅、商品综合指数、咖啡期货等。这其中碳排放权期货是关键所在。在碳中和、碳达峰的时代大背景下，广期所进一步提升了广州的金融中心实力。
对于成渝来说，期货交易并非重点布局所在。毕竟期货交易所的作用，在于争夺全球大宗商品等定价权，需要与资源禀赋、产业实力以及国际化影响力相结合。
但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精髓就是要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来。证交所、期交所希望不大？换个思路有没有可能呢？
答案是有的。请注意，《规划》中特别提出， “ 在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日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框架下，研究建立资金互通机制，研究开展与新加坡、日本双向投融资，逐步扩大至共建 ‘ 一带一路 ’ 国家和地区。 ”
“ 一带一路 ” 是关乎中国未来百年国运的宏大倡议。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西部金融中心胸怀 “ 一带一路 ” 大局，发挥好服务共建 “ 一带一路 ” 的金融作用，极有可能争取一个全新的全国性金融交易所在成渝落地。
私募行业、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和贸易行业无疑是最大受益者。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暂以私募行业和金融科技为例。
《规划》明确， “ 打造西部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高地。支持开展私募基金管理模式创新试点，待条件成熟时，优先支持打造西部地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服务平台。鼓励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特别是创业投资基金，引导创业投资基金和天使投资人重点支持初创型企业和成长型企业。 ”
当前，全球大型股权的投资活动中，私募股权基金占比很大，既属于金融服务，也创造实体经济，更是支持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把《规划》落实好，对“双创”大有好处。
金融科技将是未来一条重要赛道。
打造西部金融中心，金融科技是重要突破口。比如《规划》中明确提出的 “ 探索建设西部数据资产交易场所 …… 探索将现有相关交易场所升级为成渝一体化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交易中心 ” “ 支持成都稳步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开展数字人民币研究及移动支付创新应用，拓展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 “ 支持在重庆建设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中心。探索建设重庆区域性金融科技监管信息平台 ” 等等。通篇大量的 “ 探索 ” 也就是未来的 “ 风口 ” 。
伴随着科技创新，金融的未来必将走向金融科技。要将《规划》中 “ 将成都打造为中国（西部）金融科技发展高地 ” 的发展目标变为现实，必然要加强金融科技研发、深化金融科技应用，推进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领域研究成果率先落地应用，也将有利于促进云贵川渝地区正在兴起的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和价值实现。
此外，成渝双核之间广袤的 “ 中部地带 ” 也将迎来利好。《规划》要求，依托成渝两地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加强区域协同创新和政策协调，优化区域功能布局；提升成渝两地金融融合水平，有效推动区域经济金融协同发展。这就让成渝地区的大中小城市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中找到自身定位并从区域金融产业链发展中受益，以及区域金融一体化程度强化，从顶层设计上指明了方向。
可以想见，随着今年大量双城经济圈规划建设项目的顺利落地，产业、人才、土地、投资、财政、金融等领域配套政策和综合改革措施的推进，区域间合作不断顺畅，川渝地区相关行业将持续受益，双城经济圈综合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金融中心是经济产业发展的结果，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成为金融中心，也不是每个城市都能通过政策扶持站上金融中心的高位，这是必须认清的一点。
这方面突出的前车之鉴就是天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天津曾是中国最早的金融中心。沿着海河划分的九国租界里，聚集了50余家银行、260多家银号、150余家外商和华商保险机构，铸造了天津作为“中国北方金融中心”的辉煌与梦想。
2003年，天津明确提出建设 “ 北方金融中心 ” 目标。两年后渤海银行成立，这是1997年至2006年国务院批准新设立的唯一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6年6月5日，一纸政令让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金融创新高地。当时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明确鼓励天津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提出“先行先试”原则，从此天津滨海新区走上了金改“快车道”。
政策利好对资本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各路资本纷至沓来，20多家外资银行和众多私募股权投资金融机构在天津出现，一度还争取过“港股直通车”。
2008年国务院发文支持在天津滨海新区设立全国性非上市公众公司股权交易市场。当年5月，天交所建设纳入2009年天津金融改革创新20项重点工作，之后又列入天津金改 “ 重中之重 ” 。
2010年前后，作为天津金改的副产品，各式各样的交易所纷纷设立，文化艺术品交易所、金融资产交易所、渤海商品交易所、贵金属交易所、排放权交易所 …… 天津成为金融创新的急先锋。但是，在金融创新驶入 “ 快车道 ” 的同时，监管却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了2011年交易所危机集中爆发。艺术品股票“疯涨”怪象、“交易所与会员勾结绞杀客户”、“疯狂的12.5倍杠杆”、“高过夜费催生赌性”、“13个月成交额2800亿，9成客户亏损”…… 这些触目惊心的词句构成了对天津众多交易所的画像，也让高层果断踩下了“急刹车”。
△ 第13期中国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TOP10 来源：CFCI
时至今日，天津的“北方金融中心”梦仍然在路上。在去年底发布的“第13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FCI)综合竞争力TOP10”中，天津下滑2名位居第九，而后起之秀成渝则分列第六、七。
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一手好牌打得稀碎。天津曾经的金融乱象，究其原因正是在政策大风刮来时为了创新而创新，过于急功近利导致的。正如《阿房宫赋》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 ，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参与全球金融领域的竞合，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呱呱坠地的西部金融中心，你做好了勇毅前行的准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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