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 节后第一天上班 给大家“添点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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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太大了，雾霾大，噪音高，地广人稠。

 在北京的街头根本听不到自己的电话响，每次领导来电话，我都不是装听不见，而是真听不见。在地铁里倒是能听见电话，但是手机在兜里揣着，胳膊被挤得快脱臼了，动弹不了，这时候，我与电话的关系就是——最近的距离，最远的你。

北京的路挺宽的，车却塞得紧紧的，透着超级大都市才有的忙碌劲儿。北京的人更忙，吃着路边摊儿的煎饼，嘴里吐的是上亿的买卖，让不求上进的我感觉到生活的炙热煎烤，觉得自己不如在刚出锅煎饼的那一缕白烟中升天算了。

 北京没有雾霾的时候，在京广桥上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拔地而起的国贸三期，就跟近在眼前似的，跟伸手就能摸到似的，可你坐在公共汽车上却寸步不移，这时候，我与京城第一高楼的关系则像那句谚语：“望山跑死马”，但是，马在北京不会跑死，会被急死。

1998年的时候，我刚参加工作，在位于王府井附近的单位上班，下班的时候，我在长安街上，看着一辆辆1路公共汽车从我眼前开过，但我就是挤不上去，连车门都挨不着，那一刻，我在北京的街头很恐慌，也从此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做一名不用坐班的记者。姐立志要成为北京城里一名散淡的人，决不能在业风吹拂的红尘里当朝九晚五的打卡族。

但是，去电视台当了记者以后，我才发现自己荣幸地成为了与时间赛跑的人，哪儿出个状况，我们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不能及时赶到，就会被缺人味儿的领导劈头盖脸一通臭骂，他才不管你堵不堵车呢。为此，我不得不辞职了，在北京与时间赛跑，不用掐指一算也能知道，那是找死。

我进了一家报社，报社好啊，报社的人心平气和多了，但是，报纸记者一样会败给时间。我早上9点从朝阳大悦城附近出门，赶去望京参加10点的发布会，结果10点45了，我还在酒仙桥路口堵着呢，跟故意起晚了似的。有时候晚上7点在五棵松的采访，我5点半从团结湖出门，30分钟了，还在长虹桥底下等着掉头呢。气的我打电话放了主办方的鸽子——老子不去了，我怕开到五棵松得后半夜了。

从小到大，我都是一个怵窝子的听话孩子，得一朵小红花能美俩礼拜，但是在北京活了小40年，不知道怎么就从一个怂孩子堕落成了一个不守时、不靠谱的人，迟到半小时还能够脸不改色、心不跳。临时爽约、随时变卦更是理直气壮，不惑之年却活出了一股脾气，我觉得我的叛逆期来得好像有点晚。

其实，不光是我迟到，北京很多人都在迟到。参加新闻发布会，经常是两点去的，三点才开始，因为嘉宾堵车。如果哪天赶上准点举行的发布会，那得出门去买张彩票。现在的北京雾霾日趋严重，嘉宾从堵车变成了堵飞机，要么停飞，要么迫降到外地，好几次了，发布会临时改期，从中午一点，挪到了黄昏时分。

 前几天雾霾最严重的时候，徐静蕾就特别善解人意，她执导的《绑架者》搞了一场微信线上发布会——建一个媒体微信群，记者们在群里采访她。记者们省却了奔波的时间，省却了听一堆嘉宾说片儿汤话的时间，直奔主题，想问什么只管提；徐静蕾自己也省事，不用化妆，不用考虑衣服搭配，不用在人前假笑，说言不由衷的话。大家都解脱了。我喜欢徐静蕾！

在北京活着，时间成本太高了，一天也就能办好一件事，出个门，一来一回，天就黑了；用公交卡上车刷一次，下车再刷一次，一天就过去了。我有个朋友的公司在年底评出了一位“先进个人”，说这个人每天效率高、积极跑业务，最多的一天拜见了16个客户。我那朋友说了，领导的脑袋估计被门挤了吧，在北京见一个客户脚不沾地也得2个小时，见16个客户？半夜三更梦里见的？

我有一天早上去看电影的首映场，天津来的记者也就一个小时就从天津到了朝阳门悠唐，我开车五十分钟了还堵在朝阳北路的某个红灯处。首映采访结束后，人家天津记者已经坐城际特快到家喝上热乎乎的粥了，我还在京广桥上盯着央视的大裤衩发呆呢，唯一的排解方式是猜测着昔日的电视台同僚此刻正在央视大楼的臀部或者大腿的哪个部位上忙活着。

北京，堵得像便秘一样的城市，条条大路都不顺，唯有地铁还算能有保障，所以，我的车有时候就跟废铁一坨似的，一连几个星期我都懒得开，有时候是为了开而开，像是遛狗，总得让它跑跑，否则会憋出毛病来。要不是北京车牌金贵，得运气非凡才能摇到号，我才不买车呢，纯属给自己填堵。坐地铁加上打车，溜溜达达的才真是个散淡的人，现在因为车，我已经在形骸之外多了一份牵挂，多一份负累。

去没有地铁的地方采访，心理负担会特别重，就跟学生时代知道当天要有数学测验似的，百般不情愿地拖着自己出门，比如奔赴电影博物馆，或者恒通国际创新园里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记得第一次去导演协会采访，路上接到了记者周同学的电话，话音儿里带着哭腔：“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到底在哪儿啊？出租车司机围着大山子路口都转三圈了，马上要带我奔首都机场走了。”周同学的焦虑让正在大太阳底下狂奔的我释然了——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找路！

 如果豆瓣或者猫眼有电影发布会地点的评分，那么，很多采访地点也会面临着贺岁档影片那样的一星差评。比如，我们最怕的就是去人民大会堂采访，出了地铁得绕多大圈才能千里迢迢地走到大会堂东侧啊，眼见着离大会堂只有一路之隔了，您得跟游客一起排队过安检门，那叫一个着急，但你还不能表情太激愤，这是什么地界儿啊，你敢呲个牙试试？

有一天在报社食堂吃饭，同事们眼见着我两碗米饭就着炖肉吃得倍儿香，羡慕我作为中年妇女却还保持着20岁小青年一般的好胃口，我说出了保养秘诀：“等会儿我要去东直门MOMA采访。”东直门MOMA位于北京三环的三元桥和二环的东直门之间，哪儿都不挨着，出了东直门地铁，走两公里才到，来回往返那就是4公里，我能不多吃点儿补补吗？

 同事说了，你打车啊，去MOMA打车快。我说我不爱打车，不是省钱，是北京出租车司机负能量太大，遇个红灯就唉声叹气，跟我拖累他水逆似的；遇到个急脾气的，那油门和刹车弄得我心脏直抽抽；碰到爱聊天的，跟我说国家大事，结尾总是捎上一句：“这老百姓没法活了”，我打个车换来一个生无可恋，我怕我抑郁了。

在北京的时间成本真的是挺大的，比如去五棵松的耀莱影院采访，国贸一路向西坐14站地铁，出了地铁再走1公里，来回两个小时铁定就没了，这还只是从国贸计算，要是住通州呢，小半天儿没了。一天才24小时，结果啥事没干呢，光路上就两小时给浪费了，想想就心慌。

 有一回路上开车，趴在北三环不动弹了，我拧开交通广播，放的是《北京的桥》，就听蔡国庆捏着嗓子一唱三哆嗦：“北京的桥啊千姿百态，北京的桥啊瑰丽多彩……三元桥蝴蝶那个飞呀飞天外……安贞桥明珠绕呀花台……”我特想把作词作曲的揪在我车里看看，北京的桥哪座堵得不跟脐带绕颈三周半似的，还蝴蝶、明珠？我要给你搁西直门桥上你能转得晕死。

  但是在北京着急也没用，再急也生不出翅膀来，只能路边捡一辆摩拜单车解解恨，骑上车，超过一串串的汽车，心生豪迈，得意之际哼起了羽泉的《奔跑》，“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这个好啊，瘦腹健身，绿色环保，噌噌地七十迈，顺便帮北京吸走好几吨霾。

（本文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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