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最具重量级的五大发明（之四）——第三名：福利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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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福利国家，大家可能就会想到瑞典、芬兰、挪威这些北欧国家。而且，一般认为，福利国家的概念，是西方人发明的。其实，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是我们中国。福利国家是古代中国在社会性知识上的一大发明和创造。
当然，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古代中国不可能达到现代福利国家“从摇篮到坟墓”的水平，但福利国家这个概念的核心，并不在于某种特定的福利水平，而在于国家对民众的生活是否有救助和帮扶的责任。
以这标准去衡量，就会发现，中国在古代就已经把救助和帮扶民众的责任作为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并在最根本的哲学底层做出了规定。
和有神论国家不同，中国文化中并没有“上帝”“耶和华”那种人格化的神——很多人把这种神想象成白胡子老头儿，这就是人格化。中国文化中有“天”的概念。皇帝自称“天子”。但“天”并没有清晰的形象，更没有人格化，非常抽象。既然如此，有没有“天”，又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问题，中国古人早就解决了。在中国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典籍《尚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解释一下这句话就是：“天”有眼睛有耳朵，能看能听，能时时刻刻监督统治者。但“天”不是像“上帝”那样直接看直接听，而是通过“民”的眼睛、耳朵来看来听。也就是说，民众对统治者的看法，就是“天”对统治者的看法。
通过这个转换，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民”成为核心概念。为民、爱民、民为邦本成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为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古老传统的现代表达。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历史上，对付游牧民族入侵和治水是两大难题，也是两件核心大事。甚至可以说，中国大一统的政府，就是对这两大难题的解决方案。而这两大难题的解决，最终都要落实到普通民众能继续正常地生活下去，也就是国泰民安。
因此，中国的政治传统，要求统治者必须对民众生活承担无限责任。不管什么原因导致民众生活出了问题，过不下去，即使这个原因和统治者无关，比如纯粹的天灾，统治者也有救助和帮扶民众的责任——不容推卸。
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强力有为的政府，对民众生活进行“兜底”式的安全保障。战国时期的《礼记》中就说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思想。
当然，在古代的技术条件和生产力水平下，仍然会有很多人难逃各种灾害，但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古代政府很早建立起了一整套福利保障制度和设施。这在全世界是遥遥领先的。
相比之下，古代欧洲国家的形态非常粗糙，甚至没有起码的税收体系。一直到近代以前，欧洲只有教会才有“什一税”这种体系性的税收制度，世俗国家则处于落后的封建状态。国王的个人开支和国家财政彼此不分、混为一体。贵族都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国王和贵族之间，经常要讨价还价争夺财富——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讨价还价谈崩了而爆发的。在欧洲，完整的税收体系要等到近代才出现。
国家没有完整的税收体系，当然也就不可能花钱为民众的生活“兜底”。民众生活无着，主要依靠教会。有人羡慕赞颂欧洲教会的这种慈善活动，殊不知，这种非正式的慈善，比起中国古代国家对民众的“兜底”，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聊胜于无而已。
古代中国这种强力有为的“兜底”式政府，相应地提出了对官员的要求，那就是“父母官”。为官的最高境界，就是爱民如子。
“父母官”这个概念，现在很多人肯定不喜欢甚至反感，可能还会扯出一堆“文化反思”什么的，批评中国人的“奴性”。不过，先别忙着批评，“独立自主”的西方人，其实也有“父母”的观念，只不过，他们的“父母”在教会。
各种西方语言里，“教皇”就是大写的“爸爸”。神职人员“教父”（Godfather）中也有“父亲”的词根。可见，大家都需要“父母”，区别只在于，中国人的“父母”在政府，西方人的“父母”在教会。
“父母”是什么意思呢？父母就是对人承担全部、整体责任的人。对子女，父母当然是爱的，但爱并不等于一直笑嘻嘻，爱也包括惩罚责骂，甚至是严厉的惩罚责骂，但动机就是那句很多人不爱听的话：我这是为你好。
人性是有弱点的。事实上，人类结成群体，作用之一就在于，在群体中，在互相的监督和支持下，人才能克服很多弱点，才能活得更好。那么，到底是政府扮演“父母”这个角色好，还是教会扮演好，这就见仁见智了。不过，既然中国是由政府来扮演“父母”，那么，福利国家的“发明权”就要归于中国了。
重要的是，西方人后来造他们“父母”的反，“杀死了上帝”。结果就是，虽然口头上不承认，他们实际上也接受了中国这种由政府扮演“父母”的制度安排，先后搞起了福利国家。福利国家这项中国的大发明，就这样成了世界主流。
当西方人的政府也开始扮演“父母”的角色时，他们往中国一看，就看到一大堆值得学的好东西，比如常平仓。
常平仓是中国很古老的制度，周朝时就很完备。政府在各地设立粮仓，丰收年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灾年，平价放出或者直接发放。
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常平仓制度稀松平常。政府，可不就是干这些事情的。这都不干，要你们政府干嘛。但西方居然一直没有类似制度——西方的老百姓真好糊弄。而他们最终建立常平仓制度，就是从中国学去的。
1947年，毛泽东在一次会议讲话中提到一个美国人：“对于外国人，像华莱士之类的，我们还是需要的”“对华莱士及其一派应采联合态度”。
这个华莱士是当时的美国副总统。他是个农业专家。就是他发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常平仓制度，大加赞赏并大力引进美国。
1910年，华莱士读到一本书，是中国留美学生陈焕章的英文著作《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这书现在有翻译版，书名是《孔门理财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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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影响很大。华莱士读到以后，对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常平仓制度大为赞赏。随后，他对常平仓制度做了深入研究，并在他编辑的农业刊物上大力介绍。
后来，华莱士出任美国农业部长，适逢1929年经济大萧条。华莱士就利用罗斯福新政的机会，在美国实行常平仓制度，英语是 The Ever Normal Granary。美国《1938年农业调整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常平仓制度。
除了常平仓制度以外，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也被华莱士发现并引入美国，是美国各种农业信贷法案的源头。
现在想来，王安石变法其实是中国福利国家传统的一大拓展。可惜，由于当时的金融、信息等条件不具备，这个太过超前的变法归于失败。到了现代社会，各种条件已经具备，国家对农民在仓储、信贷等方面提供支持，帮助农民克服农业的自然波动，保持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王安石如果地下有知，当深感欣慰。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人学习一项或几项中国具体制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你如此吹嘘。其实不然。
华莱士1910年就了解到常平仓制度，随后多年在美国社会鼓与呼，向美国农场主和美国政府推荐，但遭到很大阻力。
最主要的阻力就是美国人的传统政治观念，也就是认为国家不应干涉市场的运转，更不能实行类似常平仓这种“买进卖出”的经营性行为。他们认为，农业市场无需国家干涉，自然能保持稳定，就算有波动，政府放任不管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显然，那时的美国人还不接受政府这个“父母”的角色。他们坚持并自豪于自己个人主义的立场，相信市场的自发调节能解决所有问题。结果，美国农业积累了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这实际上成为1929年经济大萧条爆发的原因之一。
大萧条中，在现实的压力下，美国人只好接受了华莱士的主张，建立起了常平仓和农业信贷制度，并延续至今。到今天，美国农业是政府干预最多的领域之一，同时，农业也是美国最强大最成功的产业之一。
中西之间政治传统和观念的差异显而易见。中国政府很早就开始扮演“父母”的角色，也就是以民为本，承担无限责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福利国家甚至不必成为一个单独概念——政府为民众谋福利，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正是因为这个政治传统，社会主义虽然起源于西方，但是进入中国以后，却成功地和中国相结合。社会主义完全符合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社会主义在中国，实际上成为中国民本政治传统的新形态，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融为一体，互相促进。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天然有亲近感和熟悉感。
在西方，当宗教这个“父母”被打倒以后，政治主要表现为不同阶级的角力场。虽然社会主义起源于西方，但在西方，社会主义也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所以，西方建立的福利国家，最好的状态也就是缓解阶级矛盾、安抚社会底层的工具，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以民为本。
因此，在常平仓、青苗法、福利国家等一系列表象之下，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文化，一种是国家和社会的携手共进，一种是国家框架内各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
到今天，不仅是北欧国家，世界各国都或多或少地建立起福利制度。国家对民众生活有救助帮扶的“兜底”责任，而不是袖手旁观，当个“守夜人”，这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而这个普世价值，是中国最早发明创造出来的。
所以，我把福利国家列为中国古代五大发明的第三名。我们又有了一个关键词：民本。至此，我们有了三个关键词：开放、文治、民本。
下一篇我们说五大发明的第二名。
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最具重量级的五大发明（之三）——第四名：文官政府
聊一聊中国历史上最具重量级的五大发明（之二）——第五名：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