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上就错了的书——评《公天下——中国历代治理之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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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的国家治理问题，我一直很有兴趣，看到《公天下——中国历代治理之得失》这本书，书名很吸引人，赶紧下单买了。翻开一读，内容还不错，整理论述了中国历史上关于治理国家的几条线索，很有大视野。
书中精彩的、对人有启发的论点不少，我摘录几条如下：
把自利与自卫分开，正是政治人与经济人不同的地方，因为安全与对伤害的防范，不是经济活动可以提供的。
在规模压力下，国家会产生四大偏好：个人崇拜偏好；资源动员偏好；稳定偏好；一元化与凝聚偏好。
权威的大小，与政治体规模的大小成正比例关系。
对外，华夏国家的权力不是实力型权力，而是魅力型权力——靠吸引，不靠强制。对外人，比对自己人好；越是身边的人，膝盖越要软，因为权威更硬。
从列国之乱到重新统一，代价是数百万人头落地、数千万人身奴役，但收益是华夏文明开始第二次大聚变。
郡县制，是华夏政治史上反封建制的伟大国体创制。
政经分离、军民分离、将兵分离这三大分离，使秦帝国开创的中央集权进一步体制化和精细化，可以称为两宋“制度化集权”。
这些观点揭示得很到位，点出了中国历史一些内在和深层的规律，而作者根据中国历史归纳总结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写法，也很见功力。但是，这本书却越读越不是味儿，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
读完全书以后，这个感觉还在。我又翻回去重新，在作者写的增订再版序言里看到一句话。看到这句话，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这书越读越不是味儿。
这句话是：（本书）所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国家的治理困境及其救济方法。
看到了吧，这本书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残疾青年励志成才”。中国国家的超大规模，是像残疾一样的重大劣势。这个重大劣势，给中国造成了无穷无尽的“治理困境”。本书要说的，就是这个治理困境是什么，以及怎么办——救济方法。
所以，虽然这本书对中国历史中的很多人和事以及制度，有很多赞许式的介绍，但这本书从根子上就错了。
按照作者的逻辑，中国是个超大规模国家。这件事很不好很不幸很糟糕。最好中国不是个超大规模国家，这样一来，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治理困境”了，当然也就不必费心费力想方设法地去“救济”了。看来，古希腊式的微小城邦，才是理想的政治状态。中国里这种理想状态太远，弄出个超大规模国家，结果造成一大堆待解难题。这不是自寻烦恼作茧自缚么。
这个逻辑很熟悉，曾经也很常见。1980年代以来，中国就流行对历史的“反思”。反思本身并没有错，但带着既定结论的“反思”，就很有问题了。这个既定结论就是：中国处处都不对，都不行。
带着这个既定结论，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做出“反思”。这些反思，说穿了，无非是从中国历史中寻找各种错误点，以证明中国现实中的贫穷落后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言外之意就是，中国只有和这种“充满错误的历史”彻底划清界限，才能摆脱贫穷落后。
那么，中国是个超大规模国家，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之所以说作者错在根子上，就是因为这里涉及一个核心性问题，那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到底指的是什么？
现在人们往往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如果经济不增长，就意味着社会发展停滞。这个指标很有用，但也有其局限性。
这个局限性就是，根据经济增长这个指标，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停滞”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工业社会的特征。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才有经济年年增长这是。在农业社会和更早的社会中，经济很少增长。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大家就很满足了。“为万世开太平”嘛，可没人想要“让万世都增长”。
但是，如果因此说工业社会以前的社会，就没有发展这一说，也太离谱。比如，难道能说从夏商周到明清，中国社会没有什么发展么？
或许有人就是这么想的。但这当然很荒谬，实际上，从夏商周到清明，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社会形态，中国社会都有非常大的发展变化。如果没有经济增长的话，那么，所谓发展变化的，到底是什么呢？
发展变化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整合程度和范围。
大思想家荀子说过：人啊，力气没有牛大，跑得不如马快，可牛马偏偏都为人所用。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啊，人能结成人群，牛马则不能。
人结成人群，就有了互相协作和互助，就能拥有比单个人大得多的力量，从而在生存竞争中胜出。除了和动物竞争以外，人群之间也有残酷的竞争。而决定竞争胜负的，或者说，决定哪个人群存活下来的，就是各自不同水平的整合。
整合范围越大、水平越高的人群，在竞争中的优势越大，生存下来的机会也就越大。在这种竞争中最成功的的人群，就是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
当然，这种整合不是一帆风顺的，相反，其中充满了艰难困苦，要流很多血和很多汗。正因为如此艰难，世界上的大部分人群，整合程度都达不到“超大规模国家”这个水平，比如古希腊人，就只能止步于几千几万人的小城邦。一旦遭遇到外部大的攻击，文明就有性命之忧。
中国之所以是几大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一脉相承的文明，和中国是个“超大规模国家”有直接关系。正因为规模大、人口多，文明才能经受住一次次内部外部的冲击，顽强地生存延续下来。超大规模，是中国独有的、值得高度自豪的成功，而绝不是错误或遗憾。
中国作为一种文明的成功，给世界提供的重大启示就是：人类社会整合的范围和水平的提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中国从黄河流域的一个部落群，几千年中持续地扩展整合范围，提升整合水平，到今日成为大陆级别的“广土巨族”，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相比之下，经济增长这个指标虽然也很有用，但在解释和描述人类社会发展上，局限性显而易见。
《公天下》这本书的最大理论盲区，就在于没有认识到成为“超大规模国家”本身就是中国最大的成就，而不是需要克服的困难。为了实现这个成就，当然要付出很多代价，但如果因此本末倒置，因为有很多代价，就无视这个最大的的成就，这可不就是理论盲区么。
当我看到作者介绍以后，就更加确信本书的理论盲区的存在。作者那一两代人，由于时代局限性，对中国历史的整体认识是负面的。但现实中国的巨大成就，又让他们无法坚持负面认识不变——没法解释、说不通的地方越来越多，或者说，发生了范式危机。
作者解决范式危机的办法，就是在承认中国历史种种先进性、优越性的同时，把所有这些归结为对“超大规模国家”这个根本错误、遗憾的补救。这仍然是在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历史的意义。
作者其实是在根上刨中国历史，但他恰恰因此从根上就错了。
范式危机确实发生了。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范式颠覆和思想解放。就看谁能跟上谁跟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