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重新塑造了中国的国民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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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一个让人深感无奈之处，那就是当时当事人的真实感受，很难流传下来。后人通过史料理解历史，即使史料足够丰富，往往也只能浮于表面，并且禁不住加上自己的穿凿附会。如果古人地下有知，看到今日被描述出来的历史，大概率会哑然失笑甚至哭笑不得。
抗日战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之一。
在今天国家富强的背景下回望抗日战争，很多人或者把抗日想象得太简单太轻松，或者把当时中国的政府和军队想象得太笨拙太低能。这两种倾向的共同结果是，看不到当时国家和民众在艰苦抗战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气质。而正是因为有这种独特的气质，现代中国才涅槃而生。
这种独特的“抗战气质”，我非常希望能有文艺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来，可惜，至今还没看到。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国力的衰弱，往往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不仅国家的经济、工业水平很低，更重要的，现代国家所必需的国民意识，中国极度匮乏。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外国军队入侵中国时，广大民众基本袖手旁观，认为这是皇上家的事情，和自己无关。
民国建立以后，虽然国家有了框架，但各地军阀混战不休，内忧外患不断。国民则仍然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严厉批判，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不可谓不深刻。
但是，怎么办呢？批判毕竟不能代替建设。怎么让几万万中国人凝聚起来，像同一个国家的国民那样结成整体呢？
当时的人们，对此基本是绝望的。汪精卫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汪精卫在历史上的定位就是卖国贼。但如果你因此认为汪精卫一直就是个阴险小人，那也冤枉了他。参加革命时，汪精卫是个热血青年。掌权后，汪精卫对国家也尽心尽力。
1931年918事变。几个月后转过年来，1932年128事变。1月29日，国家危难关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这时的汪精卫，是坚决主张抗日的。对不抵抗放弃东北的张学良，汪发电报严词斥责。
可是，虽然汪精卫身居要职，却并不掌握兵权。张学良根本就不拿他当回事。不但回电辩解，反而继续向政府索要经费。汪精卫大怒，要求蒋介石制裁张学良。蒋只是和稀泥。汪精卫气得撂了挑子，辞职去欧洲了。
正是在和张学良这样的军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汪精卫渐渐感到绝望，感到中国的军队不但武力不如日本，斗志更是一塌糊涂，状同匪类。汪觉得，依靠这样腐败不堪的军队，根本不可能和日本人作战。这是汪精卫后来失去抵抗意志，甘心投敌的主要原因。
军队如此不堪。民众是否支持政府抗战呢？
1933年汪精卫从欧洲返回中国，到1935年他遇刺险些丧命再次出国。这期间，汪精卫主要负责外交工作，1933年，他主持和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在这几年中，汪精卫感到的，只是越来越浓的绝望感和无力感。对于类似《塘沽协定》这样的外交事件，国内几乎无人关心。民众依然是散沙一片。总之，汪精卫看到的，就是晚清民国以来一以贯之的民众涣散和军队腐败。
但是，实际上，进入193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和国民的气质，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汪作为国家级的政治领导人，没有及时地捕捉和感觉到这种急剧变化。这是汪最大的失误和失败。相比之下，蒋介石在这方面就要高明很多。
对1930年代以来中国人气质的急剧变化，我还没看到有深入的介绍和分析，所以，其中的过程并不清晰，但明白无误的事实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相比1933年《塘沽协定》时，相比1932年128事变时，相比1931年918事变时，以及相比之前的整个晚清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国家情感、爱国精神变得空前的强烈和饱满。
有意思的是，现在回头去看，日本人应该是感受到了这一点。由此他们意识到，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他们不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侵犯中国，以后，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增长，尤其是中国国民国家观念、爱国精神的高涨，日本将永远不再有机会进犯大陆。
蒋介石充分感受到了社会和国民的变化，所以，虽然由于国家实力还很弱小，他很希望能避免对日开战，希望能多争取几年和平建设的时间，但当七七事变爆发以后，蒋介石知道，和平已经不可能了。
在庐山讲话中，蒋介石明确表示：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报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有人可能以为蒋介石这是在唱高调。其实，当时，认为蒋是在唱高调的人，更多。周佛海等人就组织了“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包括周佛海、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胡适、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高官大员，汪精卫当然是低调俱乐部的精神领袖。这些人对中日战争非常悲观，认为“战必大败”。对蒋介石带领下全国迅速高涨的抗日热情不以为然，认为是在唱高调。
其实，蒋介石当时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中说的话更重要。那些话的大意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对日妥协了。中国民众已经不接受了。如果我今天对日妥协，我明天就会下台。
作为政治领导人，这就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对国家的弱小和力量不足，对日本军队的强悍和野心，蒋介石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同样对中国国民的觉醒和国家意识的高涨，有充分的认识。这或许和他之前在西安的经历有关，但不管原因是什么，蒋介石意识到了国家和国民气质的变化。
随后爆发了惨烈的淞沪会战。很多人从军事战略的角度分析淞沪会战。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度，那就是，当日军在华北发动侵略步步深入时，国民政府没有把抵抗局限在华北，而是主动在淞沪对日军发起攻击，这表明，中国已经是一个整体。不会再有《塘沽协定》之类的地方性外交了，从此，中国将以一个国家的整体形式和日本血战到底。
政府的这种坚决态度带动了民众。民众的国家观念和爱国精神本已高涨，加之政府的抵抗决心，曾经一盘散沙、涣散软弱的中国人，转而变成了顽强的战士和热烈的爱国民众。
这个转变过程，最迷人，也是最让人困惑之处就在于，鲁迅先生笔下那些麻木、愚昧的国民，是怎么在短短十几年间气质发生如此转折性变化的？这期间中国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
更让人慨叹和赞叹之处在于，不畏牺牲、英勇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军队和民众，其表现并不像后世某些文艺作品表现的那样咋咋呼呼、大喊大叫、感情丰富。他们依然保持着以往的木讷和淡定，或者说是麻木。比如图片中这个孩子一样的士兵。他似乎在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而不是身绑手榴弹即将赴死。
他们并不自诩是在做伟大壮烈之事，他们只是老老实实地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各种具体琐碎之事，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分明是最勇敢、最无畏、最有牺牲精神的壮举。面对有着压倒优势的日本军队，他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敢死队员，都绝少幸存的可能。到底是什么心理在支撑他们如此无畏呢？
平凡中的伟大，琐碎中的壮烈，这就是中国人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出来“抗战气质”。
实际上，中国现代国家，就是在抗战中成形的。没有什么比并肩作战、共赴国难更能把人们锻造成一个坚强整体了。
遗憾的是，大量表现抗战的文艺作品，并没有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抗战气质”。他们表现出来的抗战，太有文艺范、太刻意、太轻松或者太笨拙了。一言以蔽之，不严肃。抗战当时当事人的感受和表现，没有被后人感知和理解。
我总觉得，这种“抗战气质”正包含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积极乐观、百折不挠的文明密码。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描述的水的特质，看似柔弱不争的水，实际上却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中国文明也正因此源远流长连绵不断。
抗战已经胜利多年。如果今天我们仍然从党派之争或某些军事角度对抗战争论不休，那其实是没有理解抗战的精神核心和历史意义。时间距离已经足够长，作为后人，我们应该像司马迁说的那样“通古今之变”，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找到内在的一致性和共同性，找到和认知我们中国人的精气神。
从这个角度来说，抗战永不结束。